中央对日本投降一事则表现得比较冷静，中央早就预料到日本快要投降了，已开始着手下一阶段的革命工作计划。
在这一年我们搬了一次家，从卫生部所在地大砭沟搬到了延安的王家坪，跟毛泽东、杨尚昆等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
就在中国举国上下欢庆抗日战争胜利、渴望永久和平到来之时，国共内战的阴云却渐渐地笼罩在了神州大地上。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毛泽东亲自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和平协定，开始调遣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解放区军民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击，至此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与此同时，在国统区各界民主党派人士、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学生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运动。迫于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的巨大压力，加上美国政府本身也发现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的确不得人心，美国政府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对华政策声明”。美国政府在这份“对华政策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赞成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早日再开和谈，以便尽快解决目前中国国内的内战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派出了以“二战”名将马歇尔将军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调停国共内战。蒋介石本人鉴于在内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便想利用谈判之机拖延时间，好让国民党军队有喘息的时间，来完成他本人的战略部署，也就同意了与共产党再开和谈。
为了便于国共双方进行和谈，1946年1月，由美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式在北京成立。当时在军调部中，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马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随代表团来到了北平。
这期间，马每两个礼拜回家住上一夜。我和马自从结婚以来就从来没有分开过，像这样分居两地生活，还是第一次。
当时和马一起在军调部工作的，还有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罗瑞卿、宋时轮、李克农、黄华、柯柏年、荣高棠等人。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在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南院。从军调部出门往西就是王府井大街，往东是东单牌楼。
这是马到中国十三年后，头一次走进北平城。马事后跟我讲，他行走在北平街头，发现大街上有着与解放区截然不同的一种氛围。当时的北平城里很乱，在被日本人占领了多年后，大街上有很多衣不遮体的老人和孩子在沿街乞讨，国民党的大兵和警察气势汹汹地对普通百姓呼来喝去。街道两边的商店里冷冷清清，来往行人的脸上写满了压抑与紧张，连沿街叫卖的小贩都总是不安地向四处探望，时刻都在防备着什么。眼前的景象，让马的心情多少有点沉郁。
在北平军调部，马作为一名从美国来华的医生，在和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进行接触的时候，自然远比其他人方便。每当马有机会和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一起时，马便会对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难，蒋介石当年不抵抗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告诉他们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现在是多么渴望和平以及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最后他还会跟他们讲到，蒋介石是如何撕毁停战协议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到战争中去的，以及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坚决地反对内战等等。
在军调部工作期间，马和中共代表团同志一起接待了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此期间，马还曾奉命陪同斯特朗女士飞往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就是在斯特朗这次访问中，毛主席对斯特朗女士作了那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斯特朗在延安一直待到中央暂时撤离延安之前才离开，事后她曾写道：“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
1958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真的回到了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中国首都北京定居。她定居中国后，马成为了她耐心的顾问和特殊的朋友。后来，马还曾多次陪斯特朗到广东去疗养。
马在军调部工作期间还和加拿大医生夏礼逊、美国朋友詹姆斯·格兰特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使他们对中国的革命产生了真挚的同情，进而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夏礼逊大夫后来在向解放区运送医疗物资途中，因冻疮溃烂而病倒在敞篷车厢内，到他已经不能行动的时候，他却还说着：“我就是死在解放区，也是幸福的。”
虽然马在军调部的工作十分忙碌，可是每次只要有人回延安，他都会给我和孩子带些礼物回来。
还有一次，马为了给我惊喜，竟然跑去买了一个暖水瓶，然后在暖水瓶中装满了冰激凌带给我和幼马。当我和幼马打开暖水瓶看到已经化的不成样子的冰激凌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是孩子第一次吃到冰激凌。
1946年，国共之间的矛盾已激化至再无调解的可能，北平军调部本身也再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军调部中工作的中共代表团于1947年2月撤离北平，马也随代表团返回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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