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在华东战场、在晋察鲁豫战场、在晋察冀战场、在东北战场发动全面内战，其结果却大大地出乎蒋介石本人的预料。由于蒋介石将整个战线拉得太长，也导致了国民党军在许多战场上都存在着兵力不足的情况，国民党军队中大批有生力量遭到重创。这一切最终迫使蒋介石本人放弃了“全面进攻”的作战方针，而将作战方针改变成了“重点进攻”。
在以“重点进攻”作为整体作战方针之后，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被蒋介石首当其冲地当作了重点进攻地区。当时濒临军事上惨败、财政上破产、人心上尽失的蒋介石，希望用直接进攻延安这一招，来挽救他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濒临灭亡的命运。
1947年3月11日，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撤离的飞机刚离开延安上空，当日下午，国民党的美制轰炸机就已经开始在延安上空狂轰滥炸。3月13日，蒋介石集中了三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兵力，开始从南北西三面一齐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进攻。其中由胡宗南指挥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的兵力，更是气势汹汹地沿着洛川、宜川一线，直扑延安﹙1947年8月蒋介石曾为此亲临西安，以便更妥善地安排国民党军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战略计划﹚。
胡宗南率领的部队全部都是国民党的战略预备队，不但武器装备精良，而且受过长期系统化的军事训练，有着超过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超强战斗力。
中共中央在研究后认为，胡宗南率领这支部队来进攻延安，正好是把这支部队牵制在西北战场的良机。如果能将这只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拖在西北战场，必将对我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的战斗形势十分有利。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延安的各党政机关和学校及军民全部撤出延安，放胡宗南进去，然后再和他们在延安一带进行长期周旋。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在枣林沟开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各战场，以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起中央委派的其他重要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同志则到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在安排好一切后，整个延安地区的全体军民便开始按照有关安排有条不紊地在坚壁清野之后轻装撤出。
在坚壁清野的过程中，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草一木，特意给了后勤部门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不仅要把干部战士全部动员起来，还需要成功地动员延安当地的老百姓。
当时我们的儿子幼马只有三岁多，为了行军方便，我家在撤离时只留下了他的小被褥和几副碗筷。我们一家人撤退时的全部家当只有一架相机和包括幼马相册在内的一些珍贵照片，我将上述这些东西收拾好，在我们一家人准备吃饭的时候，却发现家里碗筷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我问幼马：“儿子，咱们家的碗筷都到哪里去了？”幼马说：“妈妈，我已经把碗筷都给埋了。”儿子带着我和马来到院子里，我们看着儿子从小坑里把碗筷挖出来，真是哭笑不得。
开始动员大家撤离的时候，我们队伍中还有不少同志对放弃延安这个问题有些想不通。我们家的警卫员和王德牛就是其中的两位，在撤离的命令宣布后，他们特别不服气地找马聊天说：“蒋介石那两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凭什么把延安白白留给他呀！”马很耐心地跟他解释：“王德牛同志，你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嘛！我们现在给他蒋介石留下一个空壳，有什么了不起？当我们成功地把他的注意力和主力部队都拴在延安地区，就会使我们的部队在其他战场上进行的战斗，打起来轻松许多。王德牛同志啊，你一定要学会从全局想这个问题。”王德牛在听了马这番话后，气还是气的，不过却不再像一开始那么哼哼唧唧了。
当时在延安，像警卫员和王德牛这样对撤离延安想不通的同志大有人在，直到在周恩来反复动员、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详细说明后，他们才渐渐地认可了“撤出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正是为了将来永远不走”的道理。
撤离延安过程中，马被授命为中央后勤部门撤离队伍的指挥员之一。
在帮助全体伤员都安全转移之后，我们一家人才带领着延安城中最后一批后勤队伍开始撤离。在我们一家人和后勤队的同志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延安城中只剩下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及中央领导机关的部分人员还没有走。
三月的陕北，天气依旧阴冷。在我们这支队伍过延河的时，还能看见有大块的冰碴在河水里漂。虽然此时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主席让大家撤离延安的战略意图，是为了在陕北地区形成一个口袋，好让胡宗南军队自己往里钻，然后再由解放军扎紧袋口，寻机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可撤离延安到底还是让我们大家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在队伍渡过延河之后，我们队伍中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恋恋不舍地向延安作最后的告别。整个队伍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人们前行的脚步也放慢了不少。我忍不住默默地哭了起来。
马指挥的这支撤离队伍中的成员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部分人都是一家一户，临时按连队建制组编的。这支队伍除由马负责指挥外，还有一名连长带队，另外配备了一队警卫人员。队伍里有三十四个装孩子的箩筐，毛驴呀马呀，反正能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此外还有一些不愿意被蒋介石统治的老百姓跟着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只身为战俘的狗。这只狗叫弗里茨，他的名字应该来自某位身为德国战犯的军官。弗里茨是一只狼狗，它在战场上被子弹射中口腔，击下了两颗门牙。由于谁都不要它，最后它便跟了我们。后来我们进城后，很多同事的孩子都被他们的父母托付给我们照顾，加上弗里茨吃得比较多，我们再养着它就不太方便了，便把弗里茨送进了动物园。
在整个行进过程中，马一般都会走在队伍的前头，连长压后。我和幼马也都在这支队伍里。我骑的毛驴背上架着两只筐，一只筐里坐着我们的儿子幼马，另一只筐里坐的是杨尚昆和李伯钊的儿子杨小二（杨小二虽然比幼马大一岁，但是个头却比幼马要小上一号。我儿子幼马是当时延安城中最漂亮的孩子之一。杨尚昆此时仍跟随毛泽东主席留在延安，以便牵制胡宗南的大军。李伯钊同志当时已随另一支部队提前撤离了延安）。当时的罐头是稀罕品，我们攒了两个罐头盒，分别放在两个孩子的箩筐里，让他们当尿罐用。
我们在离开延安之初，还很顺利，整个队伍白天行军晚上住兵站。我们前面有打前站的同志。过了黄河之后，国民党飞机便常在白天轰炸、扫射。那时候我们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飞机，也没有高射炮，飞机一来，我们就找地方躲。
有一次行军中遇到空袭，我刚隐蔽好，就看见不远处有一点红色。细一看原来是叶剑英总参谋长的女儿（叶参谋长的女儿小名叫妞妞，大名叫叶向真）戴着一个小红帽，在不远处趴着，我赶紧上去一把将她的小红帽揪了下来。我刚摘下她的红帽子，飞机就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也许是帽子摘得比较及时，我和妞妞都没有在这次空袭中受伤。
一天傍晚，又有好几架敌机追着我们这支队伍轰炸。马见此情况便立即指挥大家疏散，并下命令让队伍中的大人赶快把孩子们隐蔽好。当敌机飞走之后，马开始和连长清点人数，检查轰炸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卫员谭克新此时让马先去看看我和儿子，马思考了一下说道：“谭克新同志，你就多帮助一下苏菲，照管好幼马和杨小二吧！”事后谭克新告诉我，我对谭克新说：“让马大夫去照顾大家吧，我们这里没事儿的。”在得知这次轰炸并没有造成我们队伍中的人员伤亡时，我也松了一口气。后来，队伍改成了白天休息，晚上行军。
夜晚行军对我们这支全是老弱妇孺组成的队伍来说无疑困难更大。为了能让队伍中的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多少能得到点照顾，马把自己骑的马也让了出来，开始步行。
行军过程极其艰苦，我当时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了，马也苍老了不少。一日队伍行到某村，我想借老乡家的灶给孩子们做点儿吃的。老乡家的女主人很喜欢我，我们俩就瞎聊了起来，马在安顿好队伍后便过来看儿子幼马。看着马和幼马父子俩抱在一起兴高采烈的样子，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便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问道：“那老汉是谁？”我说：“他是我男人。”女主人听了不由一惊，然后接着问：“你是自由的，还是包办的？”我说：“是我自由的！”老乡听到我这么说，也就没话说了。
在行军的日子里，马作为整个队伍的指挥，需要把精力全部放到队伍的行军安全上，因此很少有时间陪我和儿子。白天是大家休整的时候，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们所有人只好在老乡家睡大觉。马也终于可以抽出空，回来陪陪我们。我看着马因焦虑而更加深陷的眼窝，心疼地对他说：“马，外边下大雨，同志们都睡觉了，没什么大事儿，你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马看杨小二已经睡着了，便抱着儿子幼马躺在了炕上。幼马昨夜在筐里睡足了觉，又好不容易才见着马，正精神得很。马刚抱他躺下，小家伙就翻身爬到马身边：“爸爸，幼马不困，你给我讲个故事吧！”马只能强打起精神说：“对，爸爸好久没给儿子讲故事了。现在讲个故事咱们再睡。”幼马点了点头：“那，我想听你讲曹操。”“好！就讲曹操。”马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话说那个曹操啊……”
“爸爸，曹操怎么啦？你倒是说呀！”
“那个曹操啊，就打仗去啦……粮食不够啊……”
后来，我告诉马，就在他这样昏昏睡去之后，还曾经醒来过一次，是被小幼马捏着他的鼻子给弄醒的。
昼伏夜出地走了一个多月，直到1948年5月，我们才终于到达了中央后方委员会所在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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