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交后，马把杨小二交给了他的爸爸杨尚昆和妈妈李伯钊。杨尚昆一家人跟自己小儿子久别重逢，自然是非常高兴，同时对我和马也是非常感谢。当时李伯钊正在农村搞土改，不久，我也被组织安排去跟她一起进行土改工作。
马此时还在继续搞他的外事工作，如果有了病人他也会去给人看看病，儿子幼马则基本交给王德牛去帮助照顾了。星期天休息的时候，马常和外事组的同志一起打桥牌。当时我们家和其他三家外事组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外事组就在这个地方，家里既是窑洞，也是办公室。这三家人一家是徐大年和她的夫人张淑仪，还有他们的儿子冬冬，一家是柯柏年夫妇，一家是王炳南和夫人王子环。马当时常和徐大年、柯柏年、王子环几个人打桥牌。
有一天，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一个馊主意，他们几个人约定，在星期天起床后，要追赶着太阳打上一天的牌。只要太阳移动，他们的牌桌就跟着动，而且除了上厕所之外，别的事情都是在牌桌上解决的。太阳出来后，马感到有些热，就干脆脱光了膀子继续在牌桌旁奋战。
当时土改工作队没有星期天，偏巧那天土改工作队给我放了一天假，让我回来看看丈夫和孩子。我刚走进院子，就看见了他们几个人打牌的样子，我喊了一声：“马，我回来了。”马随便地答应了我一声，便继续打牌。我见他这个样子很不高兴，王德牛小声跟我说：“早饭都是在牌桌上吃的。”
中午饭做好后，王德牛喊马回家吃饭，马头都不抬地说：“把我的碗端到这儿来吧！”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马还没有回来，王德牛见此情形不由又嘀咕了一句：“打了一天了，还让把饭端出去。”
当天直到太阳被他们“赶”下了山，马才兴高采烈地捏着打桥牌用的两幅好扑克进了我们的砖窑。我一看马美滋滋的样子，憋了一天的火气一下子就炸了，伸手就把马手中的两副牌抢了过来，丢进了旁边的火炕里。马这下子急坏了，赶紧用手到火里去抢。我不让他抢，谁知马竟然抱起我，把我扔到了炕上。我在炕上还想跟马折腾，马却紧紧地抱着我不放。我力气没有马大，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外事组支部书记柯柏年，我对他说：“你们外事组怎么搞的？”柯柏年由于自己带头打牌，只好讪讪地对我笑着说：“以后一定煞住这股风，不过昨天是星期天，也没有什么紧急任务嘛！”后来，我才知道头一天晚上院子里的四家人都发生了和我们家一样的小规模“战争”。王炳南那天晚上，气得就是不给王子环开门！
从1948年初开始，国共之战已经明显地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在此期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建立起了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也陆续收复和解放了不少城市。
此时后方工作委员会全体人员，也在叶剑英、杨尚昆的带领下从三交镇转移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并在这里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我们一家人也都随队到了西柏坡。
在中共中央搬到这里之前，这两个村一共只有百多户人家。自从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从陕北来到西柏坡之后，西柏坡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办公地。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讨论，并决定了全国胜利后的工作方针和政策。
我们家当时住在东柏坡村。党中央到西柏坡后，原来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都先后撤销。马本人仍留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当时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中央决定要开办一个英语培训班，好培养一批掌握英语的高级人才。马当时除了要处理日常工作外，还经常要到这个英语培训班来授课。
1948年夏天，石家庄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在该地成立中国解放区救济总署，并任命伍云甫为首任主任长，同时委派马以医疗顾问的身份来协助伍云甫开展工作。
接到这项任务后，我们一家人打点好行装，随时准备出发。不久，一辆汽车来到我家门口。当天下午，我们到了石家庄。组织安排我们暂时居住在救济总会二楼的一个房间。下车后，马忙着跟伍云甫同志谈工作去了。
幼马在来石家庄前，从来没有见过电灯，那天晚上，当幼马看见电灯开始发光的时候，便高兴得欢呼雀跃，在床上又蹦又跳，又唱又笑。夜里，幼马这孩子实在是太兴奋了，甭管对他说什么，他都不肯睡觉，而且只要我一关灯，他就开始哭，一开灯，他便又“疯”起来。我们怕孩子吵得住在同楼的其他医生休息不好，便只好对他说：“你再不睡觉，灯里的油烧光了，管理员批评我们浪费，以后不给我们发油了，我们就要永远摸黑过了。”听完这话他便乖乖地躺在了我的身边，不一会儿就甜甜地睡着了。
到石家庄不久，组织上调我到正定华北革命大学任戏剧研究员。从此马便挑起了工作和照顾我们宝贝儿子的两副担子。组织上为了减轻马的负担，又给我们配了一名叫翟润生的小战士，来帮我们照看孩子。
马当时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去调查难民情况，搜集整理大量资料，以便作为解放区救济总会领导游说国际慈爱组织时的证据。在马和解放区救济总会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难民不仅得到了来自联合国的救助物资，而且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向解放区派来了一批外国医生，马和这些外国同行们相处得都很不错。一天，马出门搜集资料，王德牛也有事出去了。家中只剩下小战士翟润生和幼马。突然之间，敌机的轰鸣声在空中响起，紧接着炸弹就随着一阵阵疯狂的扫射，从天而降。小战士翟润生急忙抱起幼马就往防空壕跑去，敌机丢下的炸弹就在他们背后不远的地方，一颗接一颗地炸开了，小翟头也不回抱着幼马一口气跑进防空壕，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幼马。
敌机在一通狂轰滥炸之后飞走了。石家庄城内此刻到处都是弹片和弹壳。救济总署房顶上飘扬的鲜红旗帜，成为了敌机眼中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在刚才的空袭中，敌机将大量的火力都集中于此，使得整个救济会在瞬间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马在外面发现有敌机来袭时，立刻心急如焚地向救济总部跑去。一进院，便看见自家的屋顶上有一个被敌机炸开的巨大窟窿。“糟了，我的儿子……”马忐忑不安地跑上楼去。他推开房门，发现屋子里面空空荡荡的，满地都是砖、瓦、石块。下楼来到防空壕边上，只看见几位援华的外国医生正在慌乱中，马赶紧找人把这些医生安顿好，随后才找到用身体护着孩子的小翟，马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他拉起小翟，抱起幼马，朝我们几乎已成了一片残垣断壁的家走去。一路上幼马用小手捂着自己的耳朵。马问他：“幼马，你怎么了？”他回答说：“爸爸，我的耳朵里难受极啦！”马是医生，当然明白这一定是被炸弹的声浪震伤了耳膜。幼马现在之所以耳朵不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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