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签订了和平协议。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这些文工团员便作为先遣队进入了北平城。入城前，中央命令我们文工团先住在石景山的钢铁厂。这个钢铁厂中的工人已经全都跑光了，凝结在钢水池里的钢铁，让人觉得很凄凉。组织上命令我们文工团全体演员化装进入北平开展宣传活动，那一夜我们兴奋极了。后来我们又搬到了孔德中学的教室里住下，当时的孔德中学很脏，各种垃圾堆积成山，厕所里更是积满了粪便和人们当作擦屁股纸使用的金圆券。由于我们当时都睡在地上，半夜里会越睡越冷，所以大家更愿意早点出去。一大早，我们坐上卡车，敲锣打鼓地跟老百姓做宣传，毕竟人动动也就暖和了。不过由于我们醒的时候天还很凉，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化妆品都不容易化开。
我们有三辆卡车，分别从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门出发前往目的地。那个季节北京的清晨天气还是很冷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但是我们仍然沿途一路敲打，首先探头出来的是孩子，然后是小伙计、男人们。到第三天铺子的门也开了，街道上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就这样在街头巷尾连拉带唱宣传了十天左右，显然我们的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看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十分高兴。
1949年2月底，马随叶剑英等同志来到北平，住在西郊颐和园内。在叶剑英与傅作义等人磋商部队改编等具体问题的同时，马和苏井观等人在颐和园里开始研究有关北平城内大量医院的接收安置工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到达了北平，他们当时也被安排住在了颐和园内。同日下午五点，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他们浩浩荡荡地从西直门进了城。马本人也参加了入城式。在入城式结束后，中共中央各个部门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陆续进入北平。马带着孩子在此期间被安排住在崇文门附近，一个德国人开的哈德门饭店。
一开始，我只知道马带着孩子进了城，却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后来也不知道马从哪打听到我的消息。他有一天带着孩子来看我，可是我却随文工团上街宣传去了。我们留守的同志在我回来后，告诉我马曾经来找过我，并给我留下话，说他和孩子住在哈德门饭店。
知道了他们的消息，我很想去看看他们，可是一直都没有这种机会。后来有一天，领导放了我们一天假，我一大早连饭都没有吃，立刻就坐上叮叮当当响着的有轨电车，到哈德门饭店看他们去了。
马当时带着孩子住在哈德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王德牛和小翟住在另一个房间。我不知道马具体住在哪个房间。到了旅馆二楼打听到了，我特别高兴，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门，过了好一会儿开门的却是王德牛和小翟，我进门一看，原来两人都在打地铺，他们把床上的软垫搬了下来，堵住了门。我问老王：“你们怎么这样睡。”老王说：“睡在这上面脚比头还高，哪里能睡人啊！”因为席梦思钢丝庆太软，他们睡不惯。
我到了马他们的房间，发现他和孩子都还没有起床。马见我来了特别高兴，他问我：“你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说：“我三个月没有洗澡了，我特别想洗个澡。”马听完我的话，便立刻走进浴室，往浴室的那个大白澡盆里放了大半盆水。我马上脱衣服跳了进去，儿子看见，也脱光了衣服跟着跳进来。三个多月没见面了，儿子紧紧地抱着我问：“妈妈，你是不是就不走了？”听到这里我心里酸溜溜的。马站在浴盆前看我们娘俩如此亲热，他也很高兴。我在澡盆里躺了一会儿，只觉得心里发慌、想吐、头晕。马立即把我抱出浴室，帮我把身上擦干。那天的情景，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我第二次来看马和儿子的那天，正好是我们文工团第一次给我们发补贴的日子。在延安时我们是供给制，中央领导每月五元的边区票，我们是三元的边区票，不过当时我们基本上都是不用钱的。现在发了钱大家都很高兴，也记不清发了多少钱，总之都是厚厚的一沓钱装在自己的军装口袋里，又不知该怎么花。
那时候已经有了文化部的雏形，大概位于东四北边北大红楼附近。沙可夫的夫人岳慎，那天要去文化部，正好与我同路。我们两个人便一起走。坐上叮当响的有轨电车时，岳慎非要和我争抢着买票，我也拗不过她，结果将一卷钱都拿出来了。途中，我们经过北京饭店的门口，当时北京饭店前都是地摊，卖的都是美军留下的物资，比如巧克力的糖、克林姆的奶粉，地摊上摆着西餐刀叉、杯子什么的，觉得特别新鲜，我们在电车上只顾着往外看了，高高兴兴的有说有笑，好像乡下人进城一样。结果在我们下车后，岳慎一摸兜发现自己的钱没了。虽然岳慎怎么也不要，我还是立刻将我的一卷钱分给了她一点。那时候我们对钱的概念，真的是很无所谓。我们当时过的都是军事化生活，衣服什么的都是部队上发的，吹哨就去食堂吃饭，有钱没有钱根本无所谓。
马是一个思想正统、极其热爱新中国的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一定要住四合院的平房，因为四合院是有中国特点的建筑嘛！这样接待外宾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认识什么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房子了。”后来，组织上按照级别给他分配了一辆轿车。卫生部的干部用车，当时最流行的是坐苏联产的轿车，比如伏尔加、拉达什么的，在当时都是最时髦的，所以组织上决定给他一辆崭新的苏联车作为专车，但是马却表示他不坐苏联车，他就要一个国产的红旗轿车。组织上对他说，现在已经没有新的红旗了，只有旧的了。马表示：“只要是红旗，旧的也行，因为它代表中国。我不坐外国车，我要坐中国车，以后我用这辆车去接外宾时，向外宾一介绍这辆轿车是中国造的，它叫红旗，这是一件多么给新中国长脸的事啊！”
解放进城后，我和马曾经有过一段因工作而分开的经历。我当时被分配到了北平电影制片厂。1948年北平解放，中国共产党接收了原国民党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并从延安及东北抽调一批文艺工作骨干，于1949年4月20日成立了北平电影制片厂。 同年10月1日改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我跟几名同志负责接收演员组，当时我们这些从延安过来的干部都穿着军装，作风也比较朴实严谨。而中电三厂的演职人员们，一个个很随意，有的穿着拖鞋、有的拿着扇子，还有的人手里端着一把紫砂壶，开会时还偶尔喝上一口。两拨人从作风上可谓是泾渭分明，我们当时很看不惯他们。
为了尽快做好接收工作，我们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干部被分到了不同的小组里当组长。当时我们演员组的总领队是赵子岳，剩下几个组长都是和我一样从延安来的女同志。
我们天天学习文件，读报纸，大家心里都有些不耐烦了，而又不敢表现出来，后来有一天我们开小组会时，不知道谁忽然提出来我们演员该体验生活，应该多出去。小组里原中电三厂的演员们听到这个提议后，都特别高兴，纷纷“好啊、好啊”地起哄。稍微讨论了一下，决定第二天全体一起去趟天桥。当时每个组都得选出人带队，在我们组，我提议了谢添，当时他是我们的主要改造对象之一。
到了天桥，我们一组人便跟着谢添东看看西看看。天桥当时到处都是表演杂耍、卖小吃、撂地摊的人。其中一个杂耍是用竹竿上面搭了个架子，将一个小女孩的辫子吊在上面不停地转。我当时看了，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便对组员们说，这个表演不人道，咱们不看这个。看了好一会儿后，谢添跟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去吃午饭吧！”
那天中午，我、岳慎和谢添一起吃饭，谢添要了爆肚和豆汁。爆肚端上来后，我咬了一口，真是硬极了，而且膻味特别重。但是为了不给解放区来的干部们丢人，我便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装作很不在乎地楞塞了下去。等豆汁上来后，我当然更是喝不了，好在旁边当时有要饭的，便顺手推舟送给他们做了人情。
我刚到北平电影制片厂报到没多久，马就带着幼马住进了由卫生部安排的住所。考虑到我们一家人的具体生活情况，组织上将位于弓弦胡同的前国民党大将杜聿明的旧宅分给了我们，那是个日本式的建筑，院子也很大，可马并不喜欢这座洋房。
后来，恰好我们现在住的这处房子当时正空着，房子的主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只留下一个人代管，国家便花钱将这处房子买了下来。
组织上安排我俩来看房时，这处房子已经买好了。初看我真是特别失望，虽然是中国式建筑，但整个小四合院子又脏又破又烂，地上的脏东西足足有一寸厚。可马一看就满意，他说：“这里离卫生部近，上下班方便。”我心想，这房子要想住，得收拾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弄好啊！组织上派来带我们看房的同志，可能看出了我的顾虑，对我说：“没关系，你们可以等这房子收拾好了再搬进来。”再后来，组织上将这处房子翻新后，我发现这房子竟然被收拾得很不错。
当年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每周末都会组织舞会，马和我是这个舞会上的常客，周总理、叶总参等人也会经常去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玩。叶老本人不喜欢跳舞而喜欢演奏乐器，他除了演奏乐器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台球，他的台球打得特别好。
有一天，我们在舞会上碰见周总理，就向周总理打了个招呼。由于周总理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跳完舞后大家便聚在一起聊天。周总理问我们入城后生活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有没有事情需要他帮忙？我们就对周总理说：“我们的房子有些问题。”其实我们当时只是随便一说，没想到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了心里。
几个月以后，我们和周总理又在舞会上碰到了，没想到在跳华尔兹时，周总理竟然主动在舞会上回过头来问马说：“喂！老马，你们的房子怎么样了？解决了吗？”马忙回答：“解决了，解决了！” 回家之后，马特别地感动，他对我说：“妹子，你看看周总理这么忙，国家大事那么多，我们的房子解决没有？这样小的事情他都能记住！”在马的思想深处，他从来都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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