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总理还兑现了他在延安时许给马的承诺。他亲自在马的中国国籍证明上签了字，马成为了第一位正式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进北京城不久，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主席的秘书打来电话，约我们全家去中南海吃晚饭，到时候有车来接。这是入城后主席第一次见我们，看到小幼马也长大了，主席高兴地说：“小驹子小娃儿让我抱抱”，当时的情景真是亲如一家。
饭后稍事休息，大厅的舞会就开始了，我正好坐在主席身旁，以往跳舞时马大夫都会按洋规矩夫妇俩先跳第一曲，然后再分别与其他人跳。舞曲响起，马大夫起身找别人跳舞去了，他可能想，我坐在主席身旁，主席会邀我跳舞，可正在这时毛岸英跑过来向我一鞠躬，请我跳舞，我说：“叫我阿姨，就和你跳”，在延安时我们很熟悉，他总叫我名字，我就不答应，我说：“李讷叫我阿姨，你也得叫我阿姨。”岸英他人比我小四五岁，个子很高，长得很像杨开慧，眼睛细细的。他从苏联回来，刚到延安的时候，虽然俄语特别好，但汉语却不是太好，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便常到我们家里看书，一来二去就跟我成了朋友。他一直叫我苏菲，我那时就常开他的玩笑：“你叫我阿姨，我就借你书看。可能因为我实在比他大不了几岁的缘故吧！他总不肯叫，这时我又提起叫阿姨的话茬儿，他不叫，我就不跳，引起了僵局，岸英显得窘迫。没想到坐在旁边的主席听到了，他站起来，对我一鞠躬说：“好啦！我叫你阿姨，跟我跳吧！”看着主席亲切而略带揶揄的笑，我反而有些发窘，只好应邀起舞。
主席的舞姿如同他的字，大手笔，大动作，我一边跳脑海里一边闪烁着延安的舞会，当年，我们几个女同志私下里给舞姿起了个颇具时代特点的名字叫“按节拍开荒”，想到这里，我不禁地笑了起来，主席微笑着问我：“现在跳舞和延安时是不是有些不同？”我说：“好多了，有这么好的乐队伴奏，就是不跳舞，听听音乐也是顶舒心的。”
由于主席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和他在一起时往往会忘掉他是领袖，而常把他当成一位可亲近的长者。事隔几十年，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仍然暖烘烘的。
1949年11月的一天，马和我说：“今天晚上有任务，不用等我。”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去，一整晚都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在院子里的二道门就能听见他的喊声：“妹子，我回来了。”他显然是工作了一夜，一脸倦容地对我说：“昨晚军管会在全市范围内封闭妓院。著名的八大胡同，现在也安静了。”
后来，我从马那里知道，这次行动军管会把那些妓女们都集中起来，在妇女生产教养院学习改造，并为她们检查身体，治疗急症。许多妓女一开始都不理解，又哭又闹，又喊又叫，所以需要由部队押着。对于老鸨、大茶壶则需要另行立案审查。
经过马和其他医疗部门的同志们检查，发现在这一千多名妓女中，有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患有梅毒、淋病、第四号性病，其中还有不少人吸食鸦片。针对这种情况，马和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以及其他皮肤病、性病专家，在反复研究了多次之后，拟定了一个名为“盘尼西林十日疗法”的治疗方案，进行集中突击治疗。医疗队的十三位护士在十天内给这些患有性病的妓女，一共注射了一万三千支油剂盘尼西林。有的护士甚至手都被针管磨出了水泡。结果，马他们想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案，效果出奇的好。半年后，当北京“妇女生产教养所”结束时，这些妓女们身上的性病全都被治好了，后来她们中的很多人不但成了家，还生了孩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他坚持每周都到协和医院去出门诊或参加会诊。他告诉我，自己有一天突然在办公室里想到：“像现在这样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是不对的，一个医生脱离了临床，还叫什么医生啊？”于是坚持重回临床。他找到当时卫生部的崔部长商量，提出他想一周出三次门诊。崔部长表示出门诊可以，但只能一周一次，两人反复协商之后，最终决定一周出两次门诊。那时病人特别重视外国医生，而且特别重视像马这样有经验的医生。所以马出门诊结束的时间，一般都很晚。差不多每次结束都要到下午一点多了。当时马每周出门诊前，还会让我准备些小玩具，放在他医院的办公桌上。因为有很多孩子，看见马的大鼻子就哭，这时马就会给他一个小玩具玩。用这招哄孩子很灵。马看完病后，一般就把玩具送给了孩子，所以弄得我当时老要出去给他买小玩具。
马还跟我说过，当这个顾问还是有好处的，离部长近，办起事来相对容易，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解决起来也比较容易。在出门诊时，每当病人问马是哪国人时，他总会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啊。”虽然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是每当别人看见他的高鼻子、深眼睛，就会觉得他一定是个外国人。尤其当他出差的时候，火车上总有很多人会问他是哪国人。马被他们搞烦了，为了应付他们，便干脆买了一顶新疆绣花小帽，以后再坐火车时，他便戴上这顶新疆小帽，碰到再有人问他是哪国人时，马便对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新疆的。”甭说，马的这个办法还真灵。
马当时除了在卫生部当顾问和偶尔到医院出诊外，还经常会有接待各国外宾的任务。后来，卫生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提出，给外国专家适当增加一点儿补贴。当时卫生部也把马归为外国专家来对待，给了他一份补贴。马知道此事后特别不高兴。他找到有关领导对他们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要。”平日里，马也经常对自己身边的同志们说：“不要因为我鼻子高，就对我特殊照顾，我也是中国人！”汉斯·米勒、奥地利人弗莱也进了医科院情报所，马和他们俩都是从延安来的，组织上认为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好方便管理。结果方案出来后，他们三个一开始都不要，后来弗莱又同意了，但是汉斯·米勒和马都还是坚持不要。
建国后的第一次评级，马就被评为了一等一级。回家后，他还故意逗我说：“哎哟，妹子，这次我可再也升不上去了，我的级别已经顶死了”
马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对钱的方面也不是很在乎。当时卫生部，工资在部长那一级的同志，临时有一个互助组，每人每月都拿出二十块钱来。如果这中间有谁病了，谁就先用这笔钱。如果一年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事，组里就会把这二百四十块退还给每个人。马拿到这笔钱以后交给了我。我对他说：“你每月都交钱，这钱你就自己留着花吧。”因为当时马很喜欢和路易·艾黎去买古董，大的古董他买不起，他就经常买一些小玩意儿回来。一般情况下，马就会拿着这笔钱全都去买了古董。他曾经买过一个茶色的鼻烟壶，爱不释手地整天把玩它。后来我不小心将这个鼻烟壶打碎了，马简直心疼坏了。我见他难受就用万能胶将鼻烟壶的碎片一点点粘好，看着我粘好的鼻烟壶，马才又高兴了起来。马每月生活上开支不多，一天一包双喜烟，一个月抽三条，每一条烟五块。然后我再给他三十块钱，一天一块钱当作零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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