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斯诺又曾三次来到中国，每次他总要到我们家来做客，并和我丈夫聊很长时间的天。他问了马许多问题，他也因此从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美国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斯诺全家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1960年，斯诺非常艰难地拿到了美国国务院批准他来中国的护照，当时中央提出要给他提供全程所有的费用，他态度很坚决地拒绝了。斯诺作为一名记者是很有职业精神的，他觉得作为一名记者他不能拿被采访对象的钱。于是他自己筹钱从瑞士飞到中国，在中国境内参观采访时，他也坚持自己支付所有相关费用。其实他当时跟他家人的生活并不好。他每次来中国都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北京饭店是接待外宾规格最高的饭店了，所以住房的价钱也比较高。我曾不止一次地劝他，房钱就不必自己付了。他总是回答说，要是中国政府替他付房费，外界会怎么猜想，他的新闻报道价值，谁能相信呢？

    斯诺到达北京那天，马和路易·艾黎、黄华等人，都去首都机场迎接了他。他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住在北京饭店。在等待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托他给我带来了礼物，所以他一定要来我家看我们。不巧他这天来的时候，马恰好出差去了外地，家里的老保姆阿婶给他做了可口的饭菜，我又请他喝了些葡萄酒。谁知道当他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告辞的时候，脚下一滑，摔了一个跟头，把头给磕破了。我儿子带着他到我们家后面的皮研所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包扎后他的样子很狼狈，心情也有点不好，便匆匆地告辞了。结果第二天，他接到通知，毛主席准备当天接待他。

    毛主席发现他脑门的伤口贴，问起了究竟，斯诺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听完以后哈哈大笑着说：“你啊，你啊，人家丈夫不在家，你去干什么呀。”

    1970年8月初，斯诺最后一次来北京时，他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一起到我们家做客。那天我用抹有西山蜂蜜的松饼招待了他俩。马则亲自动手调制了他们喜爱的鸡尾酒。我们两家人坐在园中爬满了葡萄藤的木架下，谈笑风生，真是高兴极了。

    1972年，斯诺身上的胰腺癌细胞扩散了。斯诺的夫人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讲了斯诺的病情。中央立刻做出反应，派我的丈夫在四十八小时后，带领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去瑞士。

    马他们这个医疗小组，原计划是把斯诺接到北京治疗的，去之前已经在天坛医院里给斯诺准备了一个套间。可是在1月24日，马见到斯诺时，他跟有关专家一致认为，斯诺当时病得太重了，用飞机运到北京去，肯定是没有可能了。马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只好决定就近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医疗队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赶赴日内瓦，协同马率领的北京医疗小组到斯诺寓所开设了一个家庭病房。

    1972年1月24日，马带着医疗队全体成员住进了斯诺的家。马对斯诺的夫人说：“我们本想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你们的家，现在我们要留在这里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了。”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丈夫陪伴着斯诺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

    期间斯诺醒着的时候，常询问马他的身体状况，问他什么时候才可以继续完成他还没有写完的作品《漫长的革命》。马不断地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他的体力就会恢复了，到时候他也就可以继续自己的创作了。

    斯诺临终前的一个星期，黄华来了。黄华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本要去纽约，知道斯诺报了病危，便在组织批准之后，特意绕道来了日内瓦。马陪着黄华上了楼，两人默默地站在斯诺的床前。斯诺一眼就认出了马和黄华，虚弱的他竟然一下子惊喜地坐了起来说：“好啊，咱们三个赤匪又碰在一起了。”他们三个人忍不住一起笑了起来。说完这句话，斯诺则意味深长地对马说道：“乔治，我羡慕你选择的道路……”

    一个星期之后，1972年2月15日，我们一家人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停止了呼吸。我丈夫事后告诉我：“斯诺临终前，用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力气讲出的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