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马海德-延续丈夫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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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爱的丈夫忽然离去了,我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伴随着我,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想起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充满希望,那么的热爱生活。我觉得自己作为他的妻子,应该完成他的未竟他的精神延续下去。我跟儿子说:“幼马,我们不能总是悲恸。你爸爸的在天之灵,肯定不希望我们像现在这样悲痛下去,他一定希望我们振作起来,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他生前曾多次对我说:‘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医护人员非常苦,应当有一笔钱,奖励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可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人就走了。我觉得咱们可以自己出钱,成立一个马海德基金会,了却你爸爸的这桩心事。”

    儿子很支持我的这个提议,我们母子俩商定了一些有关细节之后,便到科技发展基金会去咨询,向他们打听需要多少钱才能注册成立马海德基金会。对方回答说:成立基金会至少要十万元人民币。

    回到家,我把马留给我的三万多美元养老金全部拿出来,兑换成人民币后,立刻就此事请示了卫生部的有关领导。在得到批准后,我们一家人在马去世的第二年完成了他的心愿,正式成立了中国唯一一个出资奖励麻风病防治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的基金会——马海德基金会。

    马海德基金会成立后,我这位当了多半辈子电影编导、已经离休的七十高龄的老文艺工作者,又拿出我当年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那股劲头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我丈夫未完成的麻风病防治事业,当上了马海德基金会的理事长。我上任后,在处理解决很多事情时,总会觉得马并没有离开我,他一直都在我的身旁,给我力量。多年来,无论是去偏僻地区的麻风病防治站、麻风病医院或麻风村,看望麻风病人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人员,还想方设法解决一些地区,在防治麻风病时的实际困难,或者代表基金会出席一些活动,为中国的防治麻风病事业争取更好的环境,我一直感觉:我的丈夫始终都在我身边支持着我、鼓励着我、用他的精神引导着我。

    多年来,我走遍了中国麻风病多发的省份。1993年,我动过一回手术,这一年我七十四岁。当时很多同志和朋友,都劝我以后不要再这么跑了。我笑着回答他们说:“我和马大夫比还差得远呢。”

    在我和基金会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海德基金会每年都要拿出钱来,奖励二十名对麻风病防治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医护、科研、管理人员。到2010年已有几百名防治、科研、管理人员获得马海德奖,极大地鼓舞了麻风病战线广大的工作者,并且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和医务工作者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

    在我的倡议下,马海德基金会每年拨给基层一笔钱,开展报病奖。此外,马海德基金会还拨专款支持中国麻风病杂志的出版发行,开展麻风病专业技术培训和各种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

    1990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去讲“马海德和中国的麻风病防治工作”。在澳大利亚,我从南到北走了十几个城市,作了十几次演讲,受到澳大利亚朋友的热烈欢迎,大家主动给马海德基金会捐款达二十万元。澳大利亚麻风病院还主动送给中国一辆新的救护车,我把这辆车分配给山东省平度麻风病医院。在接汽车的那天,平度麻风病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像过节一样高兴。

    1993年我去美国布法罗市安葬马海德的三分之一骨灰(遵照马海德的遗嘱,另三分之二骨灰已分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延安),纽约州州长和布法罗市市长都出席了安葬仪式。听了我关于马海德生平的介绍,马海德家乡的人们感到莫大的荣耀,并为马海德基金会捐款数万元。

    1995年11月,应黎巴嫩哈麦那市邀请,我和吴蔚然院长、儿子幼马前去访问,黎巴嫩卫生部长、哈麦那市长等八位高级官员,都多次会见并招待了我们,每次会见,中国驻黎巴嫩大使朱培庆,参赞李秀连都在场陪同。在我逗留期间,哈麦那市特命名市内公园为“马海德公园”。李秀连后来写信跟我说:“你们的来访获得了极大成功,为增进中黎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总结时,使馆同志均有此看法。”

    从1991年到1995年,我曾先后五次在春节期间自带礼品到河北省望都县皮肤病院对职工和病人进行慰问,从而和病人、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6年春节时,我因在京开会未去望都皮肤病院,收到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信,其中写到:“如果说1982年春节马老的到来,震撼了全国麻风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心灵,我们和马老建立了特殊的感情。那么近五年,您对病人和工作人员的一片爱心,更使我们对马老和您的感情得到加深与升华,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为完成马老未竟事业而努力奋斗。”

    1996年1月底,纪念国际麻风节时,在我的提议下,马海德基金会特别从已经达到消灭麻风病指标的山东省邀请五名治愈的麻风病人来京参加纪念会,他们在会上现身说法,有力地证实了马海德的论点:“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代表们在发言中深切地感谢党和政府对麻风病人的关怀。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以及雷洁琼、吴阶平等都出席了纪念会,会后,我们马海德基金会还请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参观了北京的一些旅游景点。临走时,马海德基金会不仅给他们发了小礼品,还给没来的病人和工作人员带去了糖果、果脯。代表们回去后给我写信说:“我们终生也没想到,政府对我们这些旧社会受歧视的病人,给予这么高的待遇,登上天安门,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您对我们太关心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996年6月,我的孙女马岚放暑假从美国回来休假。我在想了一下后,便决定为了发扬老马的精神,必须带孙女马岚到麻风病院走一趟,让她记住爷爷的事业和爷爷一生的奋斗精神。于是我便带领儿媳、孙女到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泊镇幸福院去看望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当马岚看到有的患者治愈后已经成了养鱼专业户,有的成了果林专业户后,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爷爷如果能看到他们成了正常人,并且对社会有所贡献,一定十分高兴。爷爷的事业真了不起呀!我一定要学习爷爷的精神。”

    看到我们马家后继有人了,我忽然开始很想念他。想起他本人在六十多年前,从美国来到中国,开始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然后把他的爱、他的生命都留在了这里。

    1998年,卫生部授予我“全国麻风病防治先进工作者”的个人奖。我参加了2006年广电总局先进事迹报告会,表彰我为防治麻风病工作作的贡献。儿子幼马现在是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马海德基金会会长,也是著名的摄影家。幼马不但长得越来越像他父亲,就连他的事业心敬业精神都是父亲精神的延续。我们家四世同堂,有了重孙、重外孙女,一家人其乐融融。我们还是按照老习惯,每到春节,幼马带着家里人,去看望麻风病人和医护工作者。

    马走后这么多年,马住过的房间,我始终保持着原样,就像他在家一样,我就觉得他是出差了,不久就会回来的。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忽然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当年还是一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青年(马海德),正站在古老雄壮的保安城外跟好友埃德加·斯诺告别。临别之际,斯诺看着马,终于鼓起勇气提出了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乔治,你为什么要留下?”马毫不犹疑语气坚定地回答说:“因为我觉得这支队伍会有出息!同时,我觉得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马海德大夫在中国奋斗了五十五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时说:“马海德是在根据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损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1983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大会时说:“革命五十年不容易呀!”

    1988年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无私无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马海德被评为“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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