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更多的麻风病患者得到急需的药品，马长期以来总是不断地在各个场合说：防治麻风病必须让全世界都动员起来，寻求多方合作。以这一工作思想为指导，我们开始将沿海一带的麻风病防治工作，以包片包干的方式寻找外援。比如我们将浙江、江苏、山东沿海的八个省包给了日本。
日本主要向我们提供援助的是一家叫笹川保健纪念基金会的组织。这家组织决定做善事。有一次笹川保健纪念基金会的领导表达了他们愿意资助我们防治麻风病的意向。
考虑到这家组织在日本名声不是很好，谁也不敢说能不能接受他们的资助。为了开展工作，马专程请示中央领导。领导同志听后对马说：如果现在是你马海德有一个基金会或协会，你以个人的名义跟他联合治疗当然可以，但是以国家的名义去接纳资助就不太合适。马回答道：那你们不要我就要了，这件事就由我出面好了。领导同志说：那好呀，你可以成立一个协会，用协会跟他们联系。
可是后来我们在办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这事还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成立的是协会，按照相关制度我们不可以拿钱。协会多少还是有一点政府性质，比如说我们麻风病协会就有政府卫生部的编制。我们后来找人一起研究了一下，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麻风病福利基金会。万事开头难，为了开办这个基金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先后办理了很多手续，并且还专门为此开设了一个美元账户。我们把一切都办妥之后，通知日方先把日元兑换成美元，再将美元打入这个账户。就这样新中国的第一个基金会在马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正式开始运转了。
马海德是新中国第一个创办基金会的人，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成立于1982年至1983年间。有了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这个平台后，我们在开展跟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防治麻风病合作时，比以前方便、灵活了很多。
马在代表基金会跟外方谈判、争取援助的过程中，不管对方提供多少援助，他都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的风度。在洽谈如何联合开展防治麻风病的活动过程中，他一般会向有意向的援助者说，我们在某省份中有多少座麻风病院，其中住了多少名麻风病人，我们准备在几年之内要把他们都治愈。然后便会很直接地问对方，你们愿不愿意为此目标跟我们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起合作，而不是你们援助我们，救助我们。我们会出相应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技术，你们则需要根据我们的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一起把消灭麻风病这件事情做好！
根据国际上慈善组织的能力和我国各省的具体情况，精心安排国际慈善机构分别承包我国有关省份麻风病人的组织、药物、技术设备、交通工具、出国培训等为我国全面开展麻风联合化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76年到1984年，马陆续做了八次较大的手术。好几次情况都非常不乐观，为此我们也为他安排了好几回后事，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1983年我的丈夫来到中国已经整整五十个年头了，中央特意在人民大会堂为纪念马来华五十年，搞了一个隆重的招待会，出席的有：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李先念。邓小平握着我丈夫的手说：“五十年，不容易呀。”
在去世前半年，马就被癌症折磨得体重掉了三十公斤。直到1988年，他最终因带病工作，晕倒在北戴河的三省会议的会场上。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马去世前，经过三十多年的积极防治，中国基本上控制了麻风病，麻风病人从近五十万下降到发现现症病人每年不足两千，治愈的病人还有二十一万人，我丈夫把他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为我国消灭性病和防治麻风病的工作上。
马临终之前住在协和医院。按照他的要求，我们每天探视时，会把寄来的报纸和信带给他，方便他继续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马当时头脑仍十分清楚，他躺在病床上口述，孙秘书就坐在他的病床前作速记，一两个小时中，他就能口述十几封、甚至二十封信。后来他还索性让我们把打字机也搬到病房来了，以便他能自己打一些简单的复信。
在这些信中有一封麻风病患者从广州那边寄来的信。这封从山沟寄来的麻风病患者的联名信上说：他们现在生活待遇很差，每天没有菜吃，只能以盐水泡饭为生。我在医院替他拆开这封信后，本不想将内容告诉他，但是他非让我念，我便只好给他念了。在我念完这封信后，马哭了。他对我说：“妹子，你立刻给我写封信寄给叶选平，这封信以我的口气写，你来记录。同时，将这封来信复印一份一起寄给他。”没想到这封信竟然是马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交代完这件事情后不久，马开始高烧不退，体温到了摄氏三十九度。
有一天，他在美国的侄子寄来了一张汇票，当他用自己颤颤巍巍的手，将汇票拿到手中时，他的话成了他对我今生最后的托付：“妹子，这是给麻风病人治病的钱，来得不容易，一定要管好基金会的钱。”我轻轻地点着头，从他手中接过这张汇票。我们共同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岁月，我们夫妻之间早已有某种心灵的默契。我想马在失去意识前，没有跟我再说什么，一定是因为他知道我是懂他的，所以他才觉得不用再跟我交代什么。
从那天下午开始，马整个人陷入了昏迷状态。
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光荣称号，为表彰马海德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一幅写着“无私无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评语的奖状，由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亲自捧到马的病床前。
9月2日，去海牙出席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议的代表们出发前，当他们一起来到医院看望马时，马还曾叮嘱大家到会上要努力多交朋友，认真学习人家的会议组织工作……可是等代表开完会回来时，他却已经处于弥留状态。
9月26日，我丈夫马海德在病床上度过了他七十八岁的生日。就在这天，他忽然醒了，睁开眼睛费了很大力气问我：“去海牙的人回来了吗？”我的泪到底还是流了下来：“他们回来了。”马听完我的回答，又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1988年10月3日，我的丈夫马海德作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第七届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会长、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研究中心主任、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卓越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的第二故乡——中国，含笑结束了他那壮丽而无悔的一生。
在马去世之后，我第三次回到了延安。这次我们回延安是为了遵照马的遗嘱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延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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