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生长在美国，求学在欧洲，所以很喜欢吃西餐，偶尔也会喝点洋酒。但是他也同样爱吃面条、饺子、馄饨之类的中国式家常便饭。建国后，马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咱们现在每天都能吃上大米白面，真是比当年在延安时好太多了。”
在穿着方面，马比较注重干净得体，而不太注重奢华。平日里他爱穿一身已经洗得发白的灰布衣裤和一双中国的圆口布鞋。只有在出席重要场合或接待外宾时，他才会穿上美国弟弟妹妹们给他置办的西服，然后再从他仅有的两双皮鞋中选出一双。马的人缘好极了，那时候他常穿着便服在我家门外遛弯，路上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亲切地跟他打招呼。
我们家的孩子和王德牛、还有阿婶以及在我家寄住过的孩子，都耳濡目染地继承了我丈夫身上这种朴实健康的生活观。在马的言传身教下，甚至在我们小孙子马骏刚会说话的时候，一见到有人不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拣起吃了，他便会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地说道：“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然后便把小脸转向马问道：“对吧？爷爷！”马立即笑着表态说：“对，太对了！”
我丈夫习惯把外地寄来的书刊包装纸保存好，等到有空闲的时候就领着孙子、孙女把它们一张张铺平，剪齐，以便继续使用。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常会把我们家搞得很乱，所以有一次我就对他说：“马，那些烂纸头你费那么大劲儿干什么？还不够工钱呢！”他朝我挤挤眼睛说：“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咱家缺这点纸用！而是想让咱们家的小孩们，从小就懂得节约！”
为了筹集麻风防治基金，马在“文革”后常年都要出差，近的去祖国各地，远的要周游世界各国。“文革”后马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但是工作却越来越忙。马后来给自己找了一个英文秘书，让他协助自己跟当时已达四百多个单位和个人用英文联系。我们一家人都亲切地称这位英文秘书为孙爷爷。刚开始的时候，孙老每周只来两个半天，负责将每封信过目、摘要、登记再进行简单的处理，其中不少需要配合马一起写回信。后来，随着马的英文联系对象很快增加到了两千多个，孙老的工作时间也从两个半天增加到了四个半天。通常孙老走后，马自己还要工作到很晚。
有一次，孙老跟我们一起吃饭。当他眼见着马一顿饭的工夫，就出去接了三次电话后，便找到我，要求把自己的半天工作改成全天工作。
马其实是一个挺喜欢跟朋友们聚会、聊天的人，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当朋友来访时便难免有些招待不周的地方。一次朋友见他在家里忙得团团转，就说：“老马，你歇一会儿嘛！那么忙干什么呀？”马开玩笑地回答他道：“歇不得呀！忙着挣大钱哩！”说完便又继续忙他的事情去了。我只好连忙替他解释：“我们家老马，他现在天天这样。他这是在拼命抢时间呐！他就这样，想把一切都安排好。一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只好依着他啦，免得让他不高兴。”
在当年国外运往我国的众多援助物资中，对汽车的需求可谓是尤为迫切。由于大部分麻风病院都建在一些大山深处，交通十分不便，如果没有汽车向这些麻风病院及时运送物资，不但对麻风病人们的医疗救治无从保证，就连这些麻风病人的基本生活必须品也会偶尔出现短缺的情形。
青海玉树和同心县就有两个麻风病院，这两个麻风病院，每年只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能跟外面保持交通联系，剩下的时间一直都大雪封山。如果没有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在通路期就不能保证将物资及时运往山上，有些时候这两家麻风病院甚至可能出现断粮的情形。
为了能迅速解决这种情况，马曾不止一次在争取援助的谈判中，向对方提出药品和其他用品要求的同时，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麻风病院由于地处偏僻急需汽车的情况。
终于，在马和基金会的努力下，国外援助了我们一批汽车，各地的麻风机构都盯着这些汽车。马这人平常挺好说话，但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却绝不含糊。有一次，某县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一辆捐赠给麻风防治站的汽车给扣下了。马在知道此事后，立刻毫不客气地把车要了回来。
地方上有些人，对这批汽车很眼热，便带着礼物跑到北京，以汇报麻风防治工作为借口找马要车。马看着来人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沉着脸很严肃地表态道：“该给你们的汽车，不送礼也会分给你们；不该给的，你送再多的礼物也没有用。”说完马就打发对方走人，并亲自盯着对方带礼物走出我们家大门。在确认他们走远后，马才折返家中。我问他说：“马，干什么要亲自送这些人出去呢？”他便对我说：“我怕他们把东西留在大门里边一走了之，看着他们走远了我才放心。”
在广东建立麻风病院时，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办起什么事都相对方便一些。在我们开始改善麻风病院环境时，叶选平正时任广东省省长，在他的支持下我们的工作也开展得很顺利。就说解决麻风病人户口这事，将二百多名麻风病防治医务人员转成广州市户口，这是件多么难办的事情啊！但是在他们的帮忙下，马终于办成了此事。
1981年，马乘飞机到杭州出差。到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省里同志便请他到招待所先休息，表示工作可以在第二天再谈。马却回答人家说：“我又不是骑毛驴来的，哪有那么累？今晚就谈，明天我要到下边去。”结果当晚，他便跟杭州的卫生厅长谈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马吃过早点之后，就又开始紧张地工作起来。在这一天中，他先给学员们上课，然后又到了县皮肤病防治站检查工作，最后跑去乡卫生院、门诊部看麻风病人。当地同志都建议他说：“马大夫，你既然来了杭州，怎样也要留出点时间到西湖边上走一走啊。”但马却没有这个闲情逸致。
当听说浙江省主要麻风病发病区都设立了兼职的麻风防治人员时，马很高兴，便坚持要去看看。在桐乡一个卫生院里，他听取了兼职防治人员的汇报，在看过病历和资料后，又亲自检查了几个病人，马特别高兴地说：“很好，我们就是要转变那种单靠专业人员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孤军奋战的状况，更广泛地吸引其他医务人员共同工作。这也是在麻风防治工作上打一场人民战争嘛！”
“对于好的，一定要表扬。对于不好的，一定要批评。”这是我的丈夫在做事时所秉承的一贯态度。
他曾在不同场合说过下面的话：“麻风病是世界性的‘恶疾’，第三世界国家的发病率比较高。我们要消灭麻风病，也必须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5年，马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学术交流会。来自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麻风病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马和同志们提供的大量数据，让他们对我国将在2000年前基本消灭麻风病这一结论，感到既惊讶又信服。大会期间，不少专家都在私下找到我的丈夫，表示他们很愿意在中国消灭麻风病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马见形势如此，便决定趁热打铁，立即动手先后成立了“中国麻风协会”和“中国麻风防治基金会”，以方便开展国际交流、接受外援，从而更加科学地管理和合理使用外援。马本人也先后担任过这两个组织的两任会长。
为了进一步落实外援，马在几年的时间里，陆续走访了十几个国家。与此同时，为了能把外援都真正用到麻风病防治上去，他还将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了外援方面。在马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下，日本、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德国、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分别与我国麻风病的多发省建立了对口联系。然后长年实行承包支援，对这些省麻风防治所需的药品、交通工具、各种仪器、宣传资料、人员培训等实施全面援助，从而使我国消灭麻风病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在争取外援时，马也一直努力希望做到不卑不亢，他习惯坦诚地对外国朋友讲话，在谈援助时他一般都会说：“我们中国要在200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麻风病。你们是否愿意参加同我们合作？将来消灭了麻风病，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国际上也会承认你们。”虽然马筹集到了上千万美元的援助，但他从来不把援助者当作救世主。
1986年，马再次来到浙江。在武康疗养院的实验室里，他发现显微镜不干净，于是就问陪在身边的院长说：“你满意吗？”院长的脸一下子红了，笑了笑没有说话。结果马却不依不饶地反复追问这件事，见逃不过去，院长只好尴尬地说道：“没保养好。”马觉得这名院长说话的时候，有点避重就轻，就严肃地对他说：“医疗器械的保养和工作环境，对工作的质量有直接影响。”过了一会儿，马去查房，同时准备看看这间疗养院中的病历，发现该院的病例资料出奇地干净，就问道：“是本来就这么整洁，还是听说我们要来，临时突击整理的？”院长说：“这是按省里统一要求整理的。”马立刻满意地点了点头道：“那很好。”
1986年，马已经七十六岁了。那年冬天，他去四川成都主持召开全国麻风防治协会理事扩大会和联合化疗工作座谈会。他在大会的发言中，反复要求全体麻风防治人员要坚定地树立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的思想，把治疗麻风病当作精神文明来抓。说到动情之处，他还不止一次跟同志们强调说：“我们搞麻风防治工作，就是要讲为人民服务，要讲献身精神，千万不能向钱看啊！”这次会议之后，马又到大凉山区去看望麻风病人。在西昌市川兴乡，他见到了一位他的老病人——时年五十七岁的麻风患者杨兴元。当马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候他时，杨兴元一眼就认出了他，情绪很激动地说：“好，好！马大夫，要不是你的关心，要不是在这个国家，我早就死了。”马说：“麻风病过去治疗比较困难，现在用联合化疗，吃三天药就能杀灭病体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麻风菌，麻风病完全能治好，要有信心。”杨兴元笑呵呵地说：“有，有，马大夫，我有信心。”
在探望麻风病患者的过程中，马发现病人徐才的手指红肿不灵活，就拉起病人的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伤损情况。然后对陪在他身边的医生道：“这样的病人，从现在起就要做康复工作。”当他见到一位脚底溃疡的晚期病人时，还把病人的脚板托起来仔细检查，查完还弯下腰去帮病人穿上袜子。
有个叫陈育成的妇女，在怀孕后查出自己患有麻风病，夫妇俩怕麻风病遗传，便找到有关部门要求做引产。马在给她做过检查后，亲切地对她说道：“麻风病不遗传，你们好不容易怀上个孩子，还是不要引产的好！你从明天就开始来吃药吧，希望你们生个胖娃娃。”听了马的话，陈育成小两口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乐滋滋地回家去了。
有一天，马在诊疗时遇到了一个叫马联芬的女同志，她一见到马，眼圈就红了。他在问明了她的基本情况后，便打趣道：“咱们还是一家子哩！”马联芬听完这话后一下子笑了，神态轻松了不少。在检查过她的病情后，马先是嘱咐了她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充满信心地告诉她，只要她坚持按时吃药就一定能好。“真感谢您，马大夫。”马联芬对马动情地说。
马则说：“你别感谢我，应该感谢共产党。”就在给马联芬看病的这一天中，他在露天席地的场院里，一口气就看了十六个麻风病人。
1986年11月，马荣获了当年美国纽约的“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美国艾伯特·拉斯克基金会，主要从事促进医学发展工作和表彰那些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杰出贡献的医生、学者。从1944年起，这个基金会每年都向全世界成绩卓著的医学研究工作者授奖。艾伯特·拉斯克基金会授予马医学研究奖，是表彰他“在征服中国花柳病和根除麻风病所作出的传奇般的贡献”以及“他为改善中国人民卫生和福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马在授奖仪式上表示，获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且也表明中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1987年，马的身体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但是他却仍坚持到云南大理去开会和访问麻风病人。在这个座谈会上，当马听到有的麻风病患者在痊愈后，积极参加生产，其中有的人当上了专业户，还有的人甚至成了万元户时，马的眼圈红了，他说：“我能亲眼看到过去的麻风病人，今天当上了专业户和万元户，我就放心了。”
1988年3月，马当时刚从北京医院出院三天，就飞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了“世界医生反抗核战争会议”。孙秘书和我们一家人觉得他身体太弱，就劝他不要去了。马却说：“不行，加拿大负责资助我们培训麻风防治技术力量的基金还落实得不扎实。两个资助单位都在蒙特利尔，我正好利用开会的机会，找他们当面说明情况，把两笔教育基金落实下来。”当年6月，他又去了一趟美国，也是为了落实美国麻风防治基金会援助中国的经费。当我的丈夫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已经病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可没过几天，他又让我陪他赶到北戴河去主持召开了一个三省麻风防治工作会议，为我国派代表出席在海牙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议做准备。马对这次国际麻风会议抱着很大希望。为准备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他做了不少工作，先后组织了三十多篇医学论文，打算拿到大会去宣读；除此之外，马还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成就和经验，准备带到大会上去介绍。他除了给自己准备了一篇很生动的讲话稿外，还给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同志准备了一篇重要讲稿。
为了节省外汇，马曾多次利用外国有关组织邀请他出席各种国际性会议的机会，在会议期间“假私济公”地为麻风防治事业办上一些事情。1988年1月，印度邀请马去接受国际甘地奖，并表示马去印度领奖所花全部费用都将由印方提供。组织上考虑我的丈夫当时已经七十八岁了，而且身体也很虚弱，便想派我陪他一起去，马却不同意，最后还是在组织上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让我陪他前往。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会见了马海德。当时甘地夫人问马海德：马大夫你能告诉我，我国防治麻风工作的实况吗，马大夫说你愿意听实话，还是听好听的话，甘地夫人说当然要听实话。马大夫说很糟，印度的防治麻风的医疗队伍很棒，他们很有经验，学历也很高，可是病人太穷了，一年买不起一块洗衣肥皂，营养不良，病人不能光吃药，不吃饭。
当时印度有一百万麻风病人，马在印度考察了当地的麻风病防治情况后，问他的印度同行：“印度计划什么时候消灭麻风病？”这名印度同行回答他说：“要一百年。”马则很坦诚地向他说：“你们要一百年，那我们中国可要领先了。”
1987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马代表中国与其他麻风病盛行的国家共同倡议，把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麻风病这一目标，作为到2000年每个人类应享有卫生保健的一部分，并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走向消灭麻风》的决议。
在这个决议的鼓舞下，1988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麻风联合化疗协调会议上，日本一个基金会提出了要在五年内，使亚洲地区麻风联合治疗的覆盖面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十年内达到百分之百的目标。
1988年9月，在海牙召开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议时，马的身体已经彻底不行了，所以他本人并没能够参加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根据《走向消灭麻风》的决议精神提出：到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麻风联合化疗覆盖面要达到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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