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写这样题材的作品，然而一个特殊的机缘，这个任务也是被动地落到我头上的。
就这样，我接受了为江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写回忆录的特殊任务。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回忆录大都是第一人称，作者以自己名字出现的。为此事，我确实纠结了很长时间，像韩培信这样德高望重，在江苏有影响的人物，2000年，阮波同志曾经写过一本14万字《从孤儿到省委书记》一书；起初，我想推托，理由是，我是写小说的，不适合写回忆录这类题材。半年多后，那个同志再次找到我，我方知为韩培信写书的人还没有落实。我自感盛情难却，便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是感到压力很大。当然，我既然接受写这样一本书的任务，我就警告自己，要发挥我的专长，努力把这部书写好，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要让韩培信以及他的家人满意，而且要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达到一定的水准和高度。
我接受任务后，首先是书名问题，这是我写作习惯。经过慎重斟酌和思考，我将这本书定名为《百年跨越》，这个书名得到了韩培信本人和他身边同志的认可，我把原先所有的创作计划都搁置起来，把所有的“文债”都往后推，把家庭、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抛开，全力以赴《百年跨越》的耕耘。
接着，我必须研究回忆录和传记的区别。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叙述角度，回忆录相对来说比较主观，主要依据主人公自己的记忆，观点，角度；传记就不一定是主人公自己的口述，可能是作者自己搜集资料，也可能有主人公的参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
这样，我基本把这本书定位为纪实文学。纪实文学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以达到对人物特征和深层精神的表达和反映。人物传记是后人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是第一位史传作家，他的《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几乎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此外，像鲁迅的自叙性散文《朝花夕拾》、郭沫若的长篇自传《反正前后》、《创造十年》、《革命春秋》等，也可以看作是传记文学作品。建国后，随着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等文体的繁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传记文学出现兴盛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比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等，成为流传很广的青年读物。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揭开了新时期纪实文学的第一页。
我把《百年跨越》定义在纪实文学的范畴里，是从文学的角度写纪实。
正如李辉在《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撰文说：“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
纪实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以文学手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
茅盾对纪实文学的解释是：纪实文学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导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因为它必须充分地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出来。
这就是我写《百年跨越》的动机和理论依据。
当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同志看到我写的写作大纲时，给韩培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要成为一篇传世的回忆录，需要科学的史实性和悦目的可读性。彭冲同志曾对我说过，此类文章，不能说教讲大道理，而要发掘每个时期的小故事、细节，以细节打动人、教育人，要有生活细节。”
吴同志的这一想法和建议，和我不谋而合，我相信，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的。
本着这样的宗旨，我按照韩培信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大纲，韩培信同志反复修改了这个大纲，直到他认可了这个《写作大纲》时，我才决定开始采访。
记实文学的生命在于奔跑，最难写的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先动感情后动笔。动笔前，我开始和韩培信本人接触，以聊天形式进行采访，请他从童年开始慢慢回忆，我渐渐走进他的生活。有时说到许多封存在他心中几十年的往事，他常常激动得哽咽着，显然是我的采访唤起了他长期无法言表的激情。有许多细节更深深地打动了我，也给了我许多动力，一本真正的有价值的纪实文学，要能够感动广大读者。
比如韩培信出生三个月后父亲去世，6岁时失去母亲，成为一个孤儿，过年时他和13岁的姐姐，无依无靠，别人家过年，他和姐姐抱头痛哭，采访中，他不只一次反复诉说到他孤儿的苦难童年；还有在老区人民和国民党、日本鬼子的斗争艰苦环境下，韩培信的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同时得了黑热病，可是只有一支药，而一支药只能救活一个人，这样让韩培信如何抉择？我把这个细节写好后，让一位年轻女同志看，她在办公室里看着看着，居然忘记了所在环境，不禁抽泣哽咽起来。对这样情节的挖掘，感染力强，且有故事性。这样的细节，得靠作者在采访时捕捉、发现、刨根问底，穷追不舍。但是在实际写作中，往往遇到想象不到的具体细节问题，我常常为一点点小事，一次又一次登门、寻找依据，同时还采访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的家人，甚至还专程去了他的家乡响水镇、他曾经工作过的滨海县八滩镇等地。其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写作过程中，我边写边把稿子给韩培信同志修改。全稿形成后，再让他审读、修改、最后定稿。直到他满意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在我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并不觉得有多艰辛，有时甚至觉得是一种愉悦、消遣，但是，这次不同与以往，我不仅觉得身上有压力，而且感到写纪实文学艰辛和困难，虚构文学可以任凭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但纪实文学受到真实事件、真实场景的限制，我“俱是按迹追踪，不敢稍加穿凿”，力求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
追求美是人的本性，纪实文学也一样，只要是文学，就必须要有美。我相信人们本能地而非理智地向往纯美纯情的意境，美不必强迫人接受。不然，“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名句就不会传之久远，深入人心。当然不是人间到处都有这样的意境，所以人们才更需要这样的意境。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他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年跨越》中，除了韩培信本人，他的妻子王浩，还有他身边的许多人，在我的笔下，都有他们美的一面，我写这些真实的人物，对我，对广大读者，都是接受教育、冶炼心灵的过程。
在这本纪实文学里，作品该如何写，只是把采访来的大量资料按照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把他希望我表现出来的情感试图淋漓致尽地流在纸上，我没有在书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之类，我只记住历史是不能随便涂抹、不能任意玷污的，我必须尊重科学，还原历史，谁也不能改变历史、伪造历史。
今年夏天，南京又是百年不遇的高温季节，我的右脚骨折，走路不方便，也给写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这个人个性倔强，一旦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就放不下，就要克服一切障碍，不怕困难，去做好它。在南京这个高温季节里，我记不清是怎样全心全意投入写作的，有几次，大概是精力过于集中，也过于疲惫，我出现心慌、早搏现象，有时疲惫不堪，支持不下去时，中午休息一会儿，可是一想到我的写作任务，我就忘记了所有疲劳，继续坚持写作。我好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了长达九十多年的长途跋涉。我常常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整个身心都在伴随着韩培信的人生、以及和他共同战斗的同志、他的家人，哪怕是高温季节，而当我写着书中的数九寒冬时，我照样不寒而栗，浑身打颤。
“孕育生命”的过程是相当漫长而又充满艰辛和苦涩的，同时又有难以言说的喜悦和憧憬。我并不是一个工作没有秩序的人，可是自从我接受了写这本书记的任务后，我突然间变的十分杂乱、没有秩序起来，我的写字台、书房、客厅，到处都摆着各种有关韩培信任职期间的文件、书籍、资料，以及我的采访记录、各种打印稿。
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终于完成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完成这样一部作品，得到很多同志的支持，在此：
感谢江苏省档案局的同志，他们为这本书查找、复印大量有关韩培信在任时的重要资料、文件，复印件满满1纸箱，重达几十斤，其内容浩如大烟海。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本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创作依据；
感谢阮波同志的《从孤儿到省委书记》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也要感谢原江苏省工商管理局巡视员朱耀华同志，是他动员、说服我接受这个艰难任务的，在今年夏天的高温季节里，他曾经陪同我采访，并对初稿提出过一些参考意见。
感谢韩培信的现任秘书刘东辉同志，他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的采访安排计划，并落实采访相关事宜。从而保证这本书的顺利完成；
感谢关心和支持本书，并为本书提供大量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同志，他们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主任、韩培信曾经的秘书邵军同志的；原江苏省委副秘书长、《江苏革命史词典》的主编叶绪昌同志；原江苏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的作者、朱通华同志。
感谢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乐斋闲话》的作者、《江苏省志》副总纂吴同志亲自给韩培信写信，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
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感谢我的大女儿樊非雨，她是文学硕士，她的工作十分繁忙，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可她利用一切时间，阅读、修改初稿，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远在大洋彼岸的小女儿樊一昕，她毕业于美国常春藤盟校MBA专业，她一直能以崇德尚行，学贯中西为励志铭，曾著过近50部英语系列丛书，皆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她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本来，她早就希望我去看她，听说我在写这样一本十分重要的作品，她常常在越洋电话里为我鼓劲。
书稿还得力于我的夫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市县指导处处长、《江苏省人物志》执行副主编，《江苏省大事记》、《江苏省法制志》等志书的责任协纂于砚云同志的通审、修改和协纂。她从方志学和史学的角度，进一步优化了篇目结构；从语法，逻辑，遣词造句等方面对书稿作了进一步斟酌。
值此，一并表示感谢。
大木（樊素科）
2013年10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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