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冈本隆司

    翻译：黎又嘉

    前言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前期，日清韩之间一直关系安定，东亚保持区域和平。究其原因，除三国政权各自都较安定之外，与日清、清韩、日朝的关系两两独立，相互分离，关系颇大。

    当时的日清关系，并不是政治上的正式邦交，只是华商往来长崎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而清韩之间，是所谓的朝贡、册封的关系，在此不加赘述。日朝之间则是通过对马进行日常的交通和通商，同时不定期有朝鲜通信使被派遣到江户幕府。朝鲜国王与德川将军之间是“敌礼”，即对等的关系。

    然而19世纪后半以降，西洋列强将近代国际关系强加于东亚之上，迫使东亚改变了从前传统的国际关系。这也相应引发了日本的幕末维新和西洋化。

    随着日本的主政者和政权的更迭，国内体制的变革，日本开始寻求改变日清和日朝的关系。于是，原本持续安定的三国关系开始动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首先，清朝对日本一直抱有极强的戒心。从倭寇时代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起，国力变强的日本若对朝鲜半岛行使武力，就会使东三省陷入危机，从而威胁北京。清朝对此早有所察，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廷朝中就意识到，日本出兵之后，一定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其二，是日本的举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马上同邻国，即朝鲜和清朝缔结条约，开始在构筑近代国际关系的道路上摸索。由此，就与想要维持旧体制的清、朝两国发生了摩擦。朝鲜担忧传统的对等关系遭到威胁，因此连交涉都难以进行，而同清朝缔结的日清修好条约由于对条款的解释不同，也遗留下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台湾出兵、江华岛事件中显现出来，两起事件都是由于对条约的认识相左而导致日清韩之间产生对立。虽然彼时日清通过《北京专约》、日朝通过缔结《江华岛条约》暂时解决了问题，然而却愈加激化了其间摩擦。

    清朝便着手推进朝鲜政府与西洋列强和美国，缔结条约，意欲以一石击二鸟。其一，是想通过欧美牵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其二，是想将传统的清韩关系写进条约中，以博得西洋诸国的正式承认。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条约中白纸黑字地写下“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向来均由国王自主”这句话。下文略称之“属国自主”。

    壬午军乱

    1882年春，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于天津开始进行条约交涉。谈判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上述清廷的第二个目的。美国维持一贯态度，认为清韩这种传统关系与条约精神不符，独立国家之间的条约中，不应有“中国属邦”这样的表述，所以拒绝在条约中明记“属国自主”的字眼。

    对此，清廷也并未忍气吞声。虽然放弃在条约正文中记入“属国自主”这一表述，但仍以朝鲜国王写给美国总统的亲笔文书的形式，将“属国自主”的宗旨明文化。这样1882年5月下旬，《美朝条约》正式缔结。不久英国、德国也仿效此行，与朝鲜建立条约。

    促成这一切的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他斡旋于朝鲜当局者之中，看穿了他们轻视清廷的态度，于是制定了以名为“自主”、实为“属国”的策略来维持“属国自主”这一原则。然而接下来，于首尔勃发的壬午军乱，却对这一原则发起了挑战。

    壬午军乱是同年7月末发生的朝鲜军队政变事件。由于国王生父、主张排外的兴宣大院君掌握了政权，而日本公使馆又遭到实质袭击，原本的朝鲜内乱导致了日本的出兵和外交干预。

    清廷对这一事态履霜坚冰。事已至此，朝鲜恐怕被日本压制，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廷头悬之剑很可能要落下。因此清廷也马上出兵对抗，而在其阵中，就有正值壮年的袁世凯。

    在平息壬午军乱中功绩显赫的是担任折冲的马建忠。他一方面先行于清军潜入朝鲜，把握情势，力阻日军诉诸武力，又与朝鲜政府内的要人连横，排挤已经掌控政权的大院君，并协助清军击灭作为大院君后盾的“乱军”。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方面联络，将日朝两方拉到谈判桌来。这样，1882年8月30日，《济物浦条约》缔结，平息了壬午军乱。

    这一过程正是马建忠自己定义的“属国自主”方针的最好体现。清朝把朝鲜当作实质上的从属国，排挤大院君，又出兵讨伐，但同时朝鲜又以“自主国”的身份与日本谈判并缔结条约。在这之后不久，马建忠落马，但他制定的对朝方针并未改变。清廷这一方针的最佳证据，就是壬午军乱中被派来镇压朝鲜“乱军”的三千清军仍留在首尔。而其中，袁世凯也作为驻军参谋留了下来。

    甲申政变

    然而这并没有保证军变之后朝鲜政情的安定。打倒大院君的政变政权之后，虽然朝鲜政府恢复了闵氏当权的旧局，但政界分开为两派。随着以首尔驻军为代表的清廷势力的急剧扩大，朝鲜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朝鲜对于清廷派军帮助镇压内乱，自然应是多加感激的。然而清廷迫使大院君下台，对朝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干涉，这绝不是朝鲜希望看到的。许多朝鲜人士都有此矛盾，国王高宗也不例外。

    但对此朝鲜政府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朝中有倾向依附清朝的声音，也有强烈反弹的声音。最终政局终于走向党派对立。但党派的划分刚开始也并非黑白分明，毕竟壬午军乱结束后不久，恐怕谁都对清军都是好恶参杂的。

    由于在货币发行和大规模借款等改革事业上受挫，朝鲜的少壮政治家愈加焦虑了起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属于急进改革派。他们认为妨碍改革的正是消极保守的亲清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清朝势力。这样，党派对立的局面愈加不可收拾。最终，金玉均等人恃仗日本势力，鼓吹要夺取实权，这就是1884年末的甲申政变。

    在这一时机策动政变其实与中国周边的军事情势大有关联。此时正值中国和法国在越南北圻发生势力争端，双方在河内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最终引发战争状态。此即清法战争。

    先是1884年4月末，清朝加强在北京周边的防备，并将壬午军乱以来驻扎在首尔的部队召回本国。对于朝鲜的改革派来说，这时正是减弱清廷军事压力的千载良机。

    更何况清法战争中，法国海军在南方连连取胜，清朝的军事情势不断恶化。不难想象金玉均等人会认为不可错失良机，应当机立断实行政变。

    袁世凯的登场

    然而清军并非全数从首尔撤军。有一半约1500兵力仍留在现地，而且还要训练和指挥在地的朝鲜军。而其中一人便是时任参谋的袁世凯。

    1884年12月4日，在洪英植任总办的邮政君开局祝贺晚会上，拉开了政变的帷幕。改革派利用日本公使馆一个中队的兵力近水楼台，先将国王移至景祐宫，并杀伤守旧派的政府要人，宣称成立新政权。

    到此为止，局势与金玉均等改革派以及支持他们的日本方面的想法应是并无二致的。然而密切注视这一形势的袁世凯并没有袖手旁观。他拒绝简单妥协，决然要与日军作战。

    袁世凯收集四方情报，确认朝鲜国王的安泰，接受政府的出军请求，说服上官吴兆有，亲自率领1500名部队攻向王宫，与150名日本军对阵枪击战。清军在宫中保住了国王，又袭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往日本国使馆的40多名日本人。

    这一敏速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政变方的恐慌和混乱，这一政权未到三日便崩溃了。12月7日，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主谋者乘坐汽船逃出仁川，与一把火烧掉日本公使馆逃亡长崎的竹添进一郎公使同行，亡命日本。洪英植被杀，他的同党也遭禁闭。这样，清廷的势力在朝鲜半岛独步一时，而袁世凯对此功不可没。

    英俄

    甲申政变实质上是清朝与日本的武力冲突，因此善后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也都要在中日两国之间讲和解决。于是1885年4月18日，清朝全权代表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缔结了《天津条约》。

    这一条约中定下的只有三条。首先，日清双方在朝鲜的军队“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其次，朝鲜的军事教官要从日清以外的国家派遣；最后，如果朝鲜发生内乱，“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

    这样简单的条款，被称之为“条约”，可能都有言过其实之嫌。然而双方从4月3日开始在天津前后开了七次会议才最终达成共识。造成这种交涉难局的原因，是清朝希望保留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而日本却坚持“相互主义”不愿让步，两者之间难以调和。

    无论如何，甲申政变还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解决。清朝虽看似占了优势，但其实却和日本在条件上变成了大致对等的地位，可谓让步不少。负责谈判的李鸿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对甲申政变进行善后。中国国内的舆论虽然一贯强硬，但是鉴于中国仍与法国胶着对战，是不可冒两边作战的危险的，也因此要避免与日本完全决裂。再加上就朝鲜半岛本身而言，事态也已极其严峻。在天津日清谈判过程中，朝鲜政府内部已出现向俄罗斯靠拢的动向。暗中策动的是朝鲜政府的外国人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他计划从俄罗斯招募军事教官，并秘密与俄罗斯接触，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他的目标并非仅在招募军事教官，而是要将朝鲜纳入俄罗斯的保护之下，以俄之力与清朝势力对抗。

    话说穆麟德本是受雇于清朝的德国人，是李鸿章为了防止日本的势力扩大特别任命并派驻首尔的。他与金玉均等人敌对，在甲申政变中也依照李鸿章的意思极力打压金等人的党派。

    然而穆麟德本人却并不赞同清廷的做法。他对清朝过度干预朝鲜而深感不快。他认为把朝鲜从清朝势力中解脱出来才是正当且有利的举动，因此策划与俄罗斯密约。这对提拔他的李鸿章来说，颇具讽刺意味。

    1885年7月，清朝发现了俄罗斯军事教官招请计划并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震怒于穆麟德背信弃义之行，穆麟德下台。这是所谓俄朝密约事件。在此之前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情势实质上还只是日清两国之间利害关系，俄罗斯的登场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但问题所在并不止步于俄罗斯。英国在中亚问题上与俄罗斯水火不容，也一直警惕着东亚的动向，所以他们先发制人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这件事自然是没有跟朝鲜政府联络的，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下。这就是巨文岛事件。这样看来，朝鲜半岛事态已不仅是日清对立了。

    至此，虽说清朝还占整体优势，但已绝不是可以袖手不管的乐观事态了。首先，安定朝鲜政局至关重要。要知道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都是政府内部党派纷争导致的，而且又与外国武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必须要施加外部压力。而客观具体的来看，除了清朝没有别人能施加这种压力。

    提拔

    在此情形下天降大任的正是袁世凯。他是甲申政变中不可争辩的功臣。作为时年才二十出头的年轻参谋，他采取果敢卓绝的行动，决定了对清朝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的走向。在李鸿章看来，他也是毫无疑问备受瞩目的人物。

    李鸿章决定把壬午之变时绑架来华、暂居天津的大院君送还首尔。大院君是国王高宗的生父，清廷希望把他当作筹码来遏制朝鲜政府的蠢动妄为。这一归还计划其实原本就是袁世凯的提案。1885年9月22日清廷正式做出了归还大院君的决定。

    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后不久，就从首尔回国归乡。粉碎政变并挫败日本野心大抵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也正因如此，同僚的嫉视和来自日本的非难也一时集于他一人身上。李鸿章深谙此理，表面上也并未回避对他的斥责。在周围的人看来，他如果此时失意隐退也并非怪事。

    但李鸿章对的他信心并未改变。现在日清之间暂且达成了谅解，归送大院君的决策一经做出，李鸿章就将护送的重任交给袁世凯，提拔并派遣他再度前往朝鲜。这位第二次来到首尔的27岁青年，已经不再只是派遣驻军的一名参谋了，他已经成了“上国”清朝的代表。

    袁世凯于1885年10月3日抵达朝鲜，三日后谒见国王高宗。被护送回国的大院君先在故居安顿下来。但是朝鲜政府的首脑对这位曾经发起政变的政敌依旧心有余悸。大院君的党羽的人身受到限制，大院君自身也被软禁起来。

    大院君本人回国后，到底有多少政治意愿，是很难说的。但不管怎样，他已无法扩张和施展自身的影响力了，所以清朝意图利用他来抑制朝鲜政府轻举妄动的期待也落空了。

    看清这一切的袁世凯选择了暂时回国复命。这样的结果对提拔自己的贵人来说想必是有些许不快的。小至其个人，大至整个清廷的面子都有所损。

    送还大院君一举对于清廷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像李鸿章这样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做成此事的把握能有多大。这一举措的深意还在于，特意将这一难以成功的任务委任于这一策略的提案者，年轻有为的袁世凯，好让他积攒实地的经验。而完成任务之后不久、回国复命之后的袁世凯马上又被委以重任。

    领命

    袁世凯于1885年10月30日被委命于“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这自然是有赖于李鸿章的推举。在李鸿章的推荐信中，首先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等字眼称赞其能力与资质，接着阐明当时情势并略述对他的职能安排，称“今则口岸渐增，贸易日盛，各国公使麏集汉城，一切相机因应，尤赖该员从旁赞划，似宜优事权”，“略示与闻外交之意”，最后将他的派遣比作“泰西派员出驻属国”。

    于是，袁世凯领命赴任朝鲜，而他名片上的头衔是用英语标明的“Resident”。这相当于英属印度权限最大的“驻留官”。

    清廷委任袁世凯赴命朝鲜从一开始就有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意图。袁世凯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从上任开始贯彻实行这一方针。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岗得其人、人尽其用。

    李鸿章特别提拔袁世凯并赋予他这样的使命，是因为他的危机感已达顶峰。收紧他最后一根弦的正是俄朝密约事件。他对俄罗斯一直抱有很强的戒心。这种戒心针对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而是反映清朝对韩政策的最根本的症结。

    袁世凯将大院君送抵首尔时，曾写给朝鲜国王高宗一份意见书。这篇题为“摘奸论”的文章，主张要将奸恶人物揭发并驱逐，这不仅是袁世凯个人政见的体现，也直言了清朝的立场。

    首先，文章称“夫保护之权，唯上国有之。壬午、甲申两次战乱，是其明征”，主张朝鲜的“保护之权”应由“上国”的清朝独占。他又进一步论述道，“中国之待属邦，内政、外交由其自主，泰西无之，唯岁给廪俸而已，内政、外交不得自主，征收财赋，归诸上国。名曰国君，甚于守府”，罗列清朝的“属国”与西洋的属国之间的不同，质问朝鲜究竟想选择哪条道路。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和“属国自主”之间的关联。自称“上国”的清朝理应“保护”作为“属国”的朝鲜。然而，这并不是朝鲜“自主”寻求的关系，不要说朝鲜自己，其他国家也未必对此心悦诚服。

    但是当时的清朝危机感已愈加严重。袁世凯的“摘奸论”虽然剑指俄罗斯，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甲申事变中，朝鲜就已有依赖日本的倾向，不久，又有美国登场。也就是说除了清朝之外，这一“属国”已有异心要请其他国家作为对其施加“保护”的“上国”。事已至此，清朝决不能听之任之。

    在这种情况下被委降大任的是袁世凯。他作为青壮军人，深谙事态，不论思考还是行动都直接彻底。以他的能力气魄处理通常的外交事务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障碍。这对于当时清朝和李鸿章的对朝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们便选中了袁世凯。

    摩擦

    袁世凯位居此职，直到日清战争爆发的这十年来，都并无变动，这是清廷和李鸿章这一策略奏效的最有力证明。

    在这期间，袁世凯积极推动对朝鲜的高压政策，这也表现在他日常态度和行为举止上。他目无国王，在王宫中乘轿而行，对韩国朝廷百官施以威压，又与外国使节划清界限，社交态度常常很强硬，在各种外交仪式上屡屡与他人对立。他的言行招致内外非难之声甚嚣尘上。

    一言概之，这是要向朝鲜和外国展现所谓“上国”的权威。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日常社交以及惯例外交场合中，也展露在重要政治外交事件上。其中一例就是与朝鲜政府的外国人顾问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之间的冲突。

    德尼是美国法律家，曾在上海出任过总领事一职。李鸿章为了配合袁世凯的赴任，选择德尼作为穆麟德的后继者派往朝鲜。

    德尼（Owen N.Denny）

    李鸿章的计划是让德尼与袁世凯合作，推动清朝的对韩政策。他选择德尼这位法学家兼外交官，就是看中他与西洋列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丰富的国际法知识。

    然而事与愿违，德尼不久就开始严厉批判袁世凯的言行。和他的前任穆麟德一样，德尼背叛了他的使命。

    德尼与袁世凯两人完全对立的决定性事件是1887年国王的废立计划和翌年的汉城教案事件。前者策划废除国王高宗，改立新王，并让大院君摄政，后者是首尔的基督教徒和教会受袭事件。这两个事件中都没有决定性证据证明袁世凯直接参与，因而不了了之。但是德尼却深信袁世凯是幕后黑手。客观来看，他这样想也并非空穴来风。

    德尼盛怒。他认为这些做法是否定自己效忠的君主，也是在威胁包括自己在内的首尔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将这一观点公之于众，用英文写了一个题为“清韩论”（China and Korea）的小册子，同时也剑指李鸿章的朝鲜政策本身。他在文中论述道，朝鲜在国际法上是实质上的独立国家，而清朝和袁世凯是明目张胆地弃这一原则而不顾，蹂躏朝鲜的独立地位，干涉其内政外交。

    《清韩论》（China and Korea）就算德尼对清朝朝鲜政策的解读和主张可能有失偏颇，他的主张在朝鲜和其他外国人之中还是多少有共鸣的。朝鲜在德尼发出这样的声音之前，就已经向欧美国家派遣过常驻的外交使节。袁世凯对此曾执拗地多次抗议，后来又强加了这样那样的条件对派遣使节一事多加干预，朝鲜政府和美国当局都对此有过激烈反弹。

    除了俄罗斯，袁世凯本就对美国有所戒备。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曾通过派遣军事教官的形式，意图威胁“上国”清朝的“保护”地位。现在，又加上朝鲜向欧美派遣使节一事以及德尼事件的爆发，这种对立愈加尖锐化。而外国列强在这些事件中，把对袁世凯行为的不满扩大到清朝当局身上，朝鲜政府也忍无可忍，要求清廷将袁世凯召回。

    成果

    然而李鸿章的信念并未因此动摇。这是因为袁世凯忠实地落实了他的计划。

    韩事日就败坏，不易挽回。执事在彼三年，苦心调剂，随宜补救，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岂不洞察。所以迭奉箴规者，特虑神锋太隽，亦吕侯戒元逊十思之义也。近读来示，深稳有识度，进而益邃，至为快忭。

    以上是1888年8月李鸿章写给袁世凯书函中的一节。在同一文书中，李鸿章斥责德尼为“区区小竖”，更批判他的“诬罔之词”“邪说”根本说不通，还鼓励袁世凯“于执事持大体，得众心处，自不能掩”。

    四年之后，李鸿章在进一步推荐袁世凯的奏章中写道：

    袁世凯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预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

    虽尽是溢美之词，也言未过之。当时袁世凯年仅34岁，就已显得大有所为，李鸿章对此应是心满意足的。

    然而，袁世凯自身仍深陷泥沼。他越忠实于完成自己的任务，与朝鲜政府和外国当局的关系就愈加恶化。但是袁世凯并未因此打退堂鼓。在政府交涉这边无法打开局面，他就从王室礼仪、通商、金融等方面入手，力证朝鲜是清朝“属国”的地位。

    凭着这股劲儿，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情势开始向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朝鲜政府的反弹之势减弱，也形成了与袁世凯之间的交流渠道。他孜孜不倦的奔走活动，终于开始结成果实。

    优势

    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防谷令事件。防谷令是由朝鲜地方官发布的暂时禁止谷物出口的命令。这一命令常常颁布于凶年之时。而1889年10月咸镜道的防谷令就是沿袭这一惯例颁布的。

    但是日朝之间的通商条款中规定，若要实行防谷令，需要提前一个月通告日本当局。这是因为日本的主要输入品就是米谷。而这次，朝鲜事出紧急并没有提前一个月通告日本，所以遭到了日本方面的正式抗议。

    1890年1月，防谷令被撤回。然而在施行禁令期间，从事大豆输出生意的日本贸易商因利益受到损害，要求朝方赔偿。由此，日朝之间就需要进行外交谈判。这件事情原本与清朝和袁世凯并无关联。

    1893年，日本政府派遣大石正己为驻首尔公使。这次任命暗示着事态已扩大化。大石在自己的著述中常常主张要在国际会议中把朝鲜“保护国”化，并坚定反对清朝“属国”论，对清朝和袁世凯都抱有极强的戒心。

    日本和西洋诸国联合起来支持朝鲜的“自主”和独立，但最可怕的是，朝鲜自己也对此深有共鸣。大石一人不足为惧，但是除他之外仍然有人会积极策动事态向此发展。在防谷令的赔偿交涉中，袁世凯为朝鲜当局者帮腔，并利用这样的机会介入交涉当中，意图反间日朝，使之对立。

    大石也粗暴地无视外交惯例，一直采用恫吓等无礼的谈判态度，朝鲜政府对之也日益生厌。于是，袁世凯不费一兵一卒就使日朝对立激化，最终大石进言要诉诸武力，对朝鲜提出最后通牒。

    最终规避这一危机的是日清两国政府，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联络协调，达成共识。基于李鸿章的劝告，朝鲜政府支付了赔偿，防谷令事件也得到了解决。

    对于凡事都要做得彻底的袁世凯来说，本国上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妥协，可能并不能让他心悦诚服。但即便如此，日本在这一事件上算是失败的。事件解决之后不久，大石卸任，由驻北京公使大鸟圭介兼任，就是一个旁证。而日本的失败意味着袁世凯的成功。他的成功不仅在于大石的退场，也在于他与赴任以来关系交恶的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好转，朝鲜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清朝的依存。

    东学

    但随着东学运动激化，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东学这一名号与西学（基督教）对立，是整合儒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朝鲜新型宗教。教祖崔济愚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开始传教，但很快就被镇压并处以正法。之后东学通过秘密结社继续扩大影响力，并持续开展各种运动，力图恢复教祖名誉并争取政府认可教团。

    东学的教徒们于1893年5月在忠清道报恩郡召集大会，批判政府，主张排外，并无视当局的解散命令。朝鲜政府害怕的是东学将排外行动付诸实践，因此即使动武也要阻止事态恶化。朝鲜兵力原本不足，光靠自身力量可能无法有效辗压东学党，因此有人提出向外国军队求援，并试探袁世凯的态度。

    对袁世凯来说，派遣援军求之不得。因为这正是保护朝鲜的“属国”地位的力证。于是他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军队。

    东学的运动并不止步于报恩郡的集会。全琫准率领的教徒于翌年三月在全罗道起义，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叛乱。被派去的镇压军根本不是对手。5月31日接到全州陷落的通报之后，已无法坐视不理的朝鲜政府因循“壬午、甲申”的先例，向清朝请求援军。

    袁世凯驻守首尔的十年间，来自朝鲜的援军请求与清朝期望给予的援军保护之间从未有过天衣无缝的契合。所以他赴任以来，也一直在与这种矛盾做斗争。而现在，这一矛盾总算得到了解决，能对“属国”施予军事保护的，依名依实都要回归到身为“上国”的清朝身上。清朝向朝鲜派遣援军的名义是“保护属邦”，终于名正言顺了。而为此奋斗良久的袁世凯似乎品尝到了极大的成就感。

    接到联络的李鸿章马上派遣两艘巡洋舰前往仁川。6月8日到12日，又派2400名陆军在牙山登岸，同月25日又增援400人。

    然而还未等清军调整好布局，朝鲜的内乱就已平息了。东学和政府于6月10日缔结合约，政府大体上接受了叛乱方的要求。

    若照此发展下去，清朝的撤兵可能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了。然而6月10日当天，事态却迎来了出乎意料的变化——日军也入驻了首尔。袁世凯的处境立转，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出兵

    1885年日清之间缔结的天津条约只包含三条简单的条文。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第三条，“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这意味着日清不管哪方出兵，另一方都会自动派兵。而出兵若不相互照会就很有可能造成武力冲突。一手打造北洋军队的李鸿章，虽然手握军事实力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因此也一直克制着不对朝鲜行使武力。

    袁世凯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内情的。但在1894年，他做出判断，认为日本因为政府与议会的长期对立疲于内政，应没有余力向朝鲜出兵，所以他策划清朝出兵。但这却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误断。日本的出兵之迅速远在预想之上。

    当时在日本公使馆中代替获假归国的大鸟圭介公使的是一等书记官杉村，他察知了朝鲜政府对袁世凯的出兵请求，马上向日本发出急报。

    日本政府接到电报后，于1894年6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如果清朝出兵，就派遣一个混成旅团赴朝。6月5日，日本成立大本营，大鸟公使也出发前往朝鲜，10日抵达首尔归任。同日，430名海军陆战队也紧随其后进入首尔。陆军动员准备就绪，6月16日约四千名混成旅团登陆仁川。这距离清军进入朝鲜仅是四天之后。

    双方履行天津条约中的“行文知照”是在6月7日。正是此时，清朝宣称自己出兵是遵照“保护属邦之旧例”。而日本称自己出兵根据是济物浦条约中派兵保护在外使馆安全的条款。

    很快内乱平息，日清双方从理论上都丧失了出兵的依据。于是袁世凯与大鸟交涉，达成暂时共同撤兵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却成泡影。

    开战

    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话来说，日本出兵的本来目的是要维持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均衡”。这次尤其要防止因为清朝出兵，使得局势向有利清朝而不利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当局担心，若日清的同时撤兵，仍会使清朝势力增大而不利于己。这种判断并非全无道理。清朝在这之后一直坚持要以同时共同撤兵为先决条件而绝不让步，这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日本以今后要杜绝会引发外国出兵的内乱为由，向朝鲜提出内政改革的方案。而清朝坚持共同撤兵才是当务之急。陆奥外相断然拒绝撤兵，并在6月22日通告了这一决定。

    在朝鲜政府内赞成内政改革的势力很微弱，而支持清朝、袁世凯的势力则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依靠驻扎的清军，所以日方必须使日军留在首尔而拒绝清军驻扎，才能扩张日本势力而进行内政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大鸟公使采纳了杉村书记官等人关于清韩宗属关系的进言。他们宣称，以“保护属邦”为由进驻朝鲜的清军，实际上违反了20年前日朝江华岛条约中第一条，即规定朝鲜“自主”的条款。因此他们反过来拒绝共同撤兵，并意图制造冲突挑起战争。

    7月20日，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下了最后通牒，以朝鲜“自主独立受侵害”为由要求清军撤兵，如果朝鲜方面无法做到，那么日军将代替朝鲜驱逐清军。在仁川首尔间驻扎的日军南下，7月25日爆发了丰岛冲海战，29日爆发了成欢、牙山战役。

    战争、讲和、干涉

    日清两国于8月1日宣战。胜战连连的日军北上。不论是9月16日陆上的平壤战役，还是17日海上的黄海海战，日军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清军在平壤溃走，渡过鸭绿江后撤退，海上则连失5艘军舰。

    日军追击败走的清军，10月24日，跨过鸭绿江进入清朝内，11月21日，占领北洋海军的根据地旅顺军港。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占领北洋海军第二军港、威海卫的炮台。2月11日，北洋舰队领军丁汝昌提督自决，舰队在翌日投降。担任清朝内外防卫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就这样溃灭了。

    从军事上来看，日军因以为跟清军势均力敌而强行制造战争，而一旦战争开局清军又太过脆弱。日军出乎意料的大胜，彻底改变了日清韩的整体关系。

    中日战争在美国的斡旋下进入调停阶段，休战讲和的谈判于1895年3月20日在下关进行。清朝方面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日本方面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3月30日，双方首先达成了休战的共识，4月17日，双方在讲和条约上盖章。

    条约的第一个条款，就是要承认作为中日战争发端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是“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否定清朝将朝鲜纳入“属国”以及朝贡关系。第二条是要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第四条规定清朝“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而第六条是日本获得最惠国待遇，开放沙市、重庆等新口岸，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这些条款，使中国成了列强的建设工程以及资本输出之宝地。

    列强的态度也在战争当中起了变化。英国本寄希望于清朝和李鸿章作为俄罗斯南下的屏障，但在这之后开始向日本靠拢。而俄罗斯因忌惮清朝和李鸿章而迟迟未行的南下政策终于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条约签订的6天后，俄罗斯、法国、德国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威胁到了清朝首都，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从前“极东的和平”会遭到威胁。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当然在其中主导的是有深切利害关系的俄罗斯。这三国并未克制使用武力，他们在下关条约预定的批准交换地点烟台集结了三国军舰。于是日本只能屈服，以3000万两赔偿金为条件，还付了辽东半岛。

    中国的“瓜分”

    中日战争中完败的李鸿章为了牵制日本势力不向朝鲜和东三省扩张，决定拉拢俄罗斯。三国干涉就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而他在翌年1896年6月签订的中俄密约也是出于这一明确的目的。这一密约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攻守同盟，东三省自不用说，其适用范围也包括朝鲜半岛，同时允许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东三省。根据这一条款俄罗斯得以建造中东铁路。这最终造成了俄罗斯的势力急速向东三省渗透。

    列强此时已处于帝国主义阶段，侵略弱小国家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扩大通商和市场，还在于资本的输出。中国并非例外。1895年到1898年之间，中国已经累计交出了3亿两借款。此外，列强直接投入资本发起制造业，还铺设了铁道和开发矿山。俄罗斯的中东铁路就为一例，其他列强也在竞相争夺利权。

    1897年11月，以山东巨野县德国传教士被杀为由，德国派遣军舰占领了胶州湾。翌年3月，更将此地变为了租界。就是理应是清朝同盟国的俄罗斯也于1898年3月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为与此抗衡，将其对岸的山东省威海卫、以及香港的新界纳为租界。就这样列强以租界为中心，在中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境地。

    日本的挫折

    另一方面，取得战争胜利的日本，在战争当中就开始在首尔扶植亲日政权，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改革。但三国干涉还辽却迫使这一计划踩下了急刹车。

    屈服于三国的日本威信尽失。原本强行进行的改革也垮台了，朝鲜政府中一直心怀不满的一派又集结在闵妃一侧，仗着俄罗斯的势力意图收复失地。朝鲜政府内的亲俄派抬头，而日本方面的政策又处处被俄罗斯当局掣肘，已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

    1895年9月1日，陆军中将三浦梧楼赴任驻首尔公使。一个月后，他采取了难以想象的蛮行。10月7日晚上到8日黎明，日本使馆职员、守备队、顾问官等人侵入景福宫，袭击闵妃寝室，将其杀害，并将遗体付之一炬。闵妃暗杀事件又称作乙未事变。随着这次暗杀，日本马上着手改造朝鲜政府，扫除亲俄派，再次扶植亲日派政权。

    然而这一政权很快就崩溃了。翌年，趁军队离开首尔的间隙，亲俄派发动了政变。他们在入京俄国水兵的帮助下，把国王高宗父子从景福宫中转移到贞洞街上的俄国使馆里，成立了新政府。这是2月11日，也就是所谓的俄馆播迁事件。

    这一事件意味着日清开战以来，势力肆意扩大的日本遭受了重创。仅就朝鲜事宜而言，在日清战争中取得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1896年5月在首尔签订的《小村—韦贝备忘录》，6月在莫斯科签订的《山县—罗拔诺甫协定》正是这一事态的证明。前者是关于维持朝鲜政府现状以及日俄军力配置的条约，后者规定了日俄在朝鲜的利益和权利，日本被俄罗斯步步紧逼、处处牵制的形势一目了然。

    从势力均衡到日俄对立

    俄馆播迁一年后的1897年2月20日，朝鲜国王高宗离开俄国使馆，回到了王宫里。8月，宣布了新的年号“光武”，10月12日，皇帝即位，国号改为“大韩帝国”。

    大韩帝国标榜“独立自主”。朝鲜通过日清战争摆脱了清朝的“属国”地位，战后日本的势力也逐渐减退。此时，俄罗斯又忙于经营新修建的铁道和刚刚到手的东三省租界，也无暇认真顾及朝鲜半岛事务，更不会派军进驻与之接壤的东三省。于是此时的状态是，日本在政治上撤出朝鲜半岛，俄罗斯也不会对东三省进行实质上的军事进出。支撑大韩帝国的“独立自主”的，正是从朝鲜半岛到东三省范围内的军事空白和国际势力均衡。

    但是到了1900年，这一局势又分崩离析了。义和团事变爆发，俄罗斯趁机占领了东三省。俄罗斯之前就通过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租界掌握了许多利权。但是这次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已从本质上改变了事态。占领之后，俄罗斯对东三省寻求自由支配的权利，并向清朝施压，还将朝鲜半岛也纳入自己的野心之下。这与之前清朝为了确保东三省安全而必须将朝鲜半岛纳入从属国家的思路是大同小异的。

    自从在俄馆播迁事件中受挫以来，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积极态度已渐冷却。对日本来说，如果势力均衡的状态得以持续也未尝不可。然而，俄罗斯占领东三省使得这种均势状态被打破，此一时已非彼一时。

    如果朝鲜半岛上的敌对势力被俄罗斯握在手中的话，对日本列岛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威胁。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共识。1900年以后，日本愈加关注朝鲜半岛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也已经在对俄作战的前提下开始军备扩张，开始走向第二次战争。而在这前方，便是合并韩国、侵略中国的道路。

    结语：历史的宿缘

    就这样，因争夺朝鲜半岛势力而勃发的日清战争一步一步引发了东亚势力地图和秩序体系的重大转变。而这一切的发端，就是1894年驻守首尔的袁世凯。那么，彼时他本人是怎样的情况呢？

    袁世凯在日军出现在首尔之后就极力回避局面破裂，一直在与日本当局谈判，做朝鲜政府的工作。但他对时局的判断也是十分准确的。早在1894年6月末，他就向清朝上书，称朝鲜政府已不再认为清朝是他们的“上国”，因此清军也就失去了驻守首尔的理由，他请求清朝将自己召回，最终于7月19日踏上回程，把朝鲜留在身后。而大鸟圭介公使对朝鲜政府下最后通牒正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天。

    袁世凯之后再也没有踏上过朝鲜的土地。自赴任首尔以来，他在朝鲜苦心经营的十年的果实，也随着日清战争的溃败而所剩无几。

    但是对他来说，充满挫折的年轻时代的经历没有白费。驻首尔期间，他与列强屡屡交手，积攒下来的权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他自己重视的军事力和外交力的积累，都会让他在将来大有所为。

    袁世凯把在小站上的新陆军建设作为出发点，在义和团的时候又卷土重来，被委命为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不久又凌驾其上，把握了辛亥革命的主导权，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最终登上了中国政治的最顶峰。

    然而，等待他的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东三省利权、积极策划侵略大陆的日本之间的新一轮的对决。1915年1月签订“二十一条”。在这之后日中关系急速恶化，走向了众所周知的决裂局面。

    就袁世凯个人来说，中日战争之后时隔20年，第二次与日本对决，是绝不会再次屈服的。话说起来，袁世凯与日本的之间的每次的恩怨，都将会引发改变东亚秩序体系的大事件，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宿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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