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解玺璋

    1919年秋的一个傍晚，从前门火车站走出一个身穿长衫，一脸茫然的青年。许多年后他忆及此时依然还记得：“当民国八年（1919）秋季到北平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这个青年就是十年后红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小说家张恨水。这一天，是他“北漂”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与北京一生一世之情义的开始。

    张恨水是在一个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动下来闯北京的，刚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先去找王夫三。王夫三，又名王尊庸、王慰三，安徽歙县人氏，曾任《皖江报》、《工商日报》驻北京特派员。1933年，在任《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时被人暗杀。当时，张恨水写了《哀老友王慰三君》一文，透露了王氏鼓励他到北京求学、发展的一些细节：

    民八在芜湖，与恨水会于某报社（《皖江报》）。时恨水方二十许，好谈革命。王笑曰：“君傻子也，然君文笔尚可，加以造就，未可限量。何株守于此？”既而君北上，供职参战军督练公所，招恨水北上。恨水质衣被入京，拟入北京大学。然一身之外无长物，何以言读书？君原住歙县馆，以其居居我。恨水无衣，君曰：“我入军需学校，有制服，敞裘一袭，可赠君。”恨水无被褥，君曰：“军需学校有公用军毯，被褥二事，亦可赠君。”恨水感泣，至无可言喻。古人谓推衣衣我，不是过也。旋以君之介，为老友名记者秦墨哂君助理笔墨，稍可自活，而读书终无望，君乃为之叹息不置。时恨水穷，君亦仅足自给，非在学校。早起，仅苦茗一壶，烧饼油条一套。或至黄寺督练处，或至学校，来回数十里，风雪交加，无不步行。其勤苦又如此。

    张恨水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他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社会上流传的怀宁会馆，而是歙县会馆，不久则迁往潜山会馆。歙县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路西的达智桥（今宣外大街51号），潜山会馆离此亦不远，就在路东偏南的西草场胡同山西街。他来北京的最初几年，住在这里的时候比较多，有时也住报馆或通讯社。直到1923年秋，与胡秋霞成婚后，他的“北漂”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转年初春，他租下宣武门外铁门胡同一所住宅，安了个家。老朋友、芜湖《工商日报》副刊编辑张香谷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他在《复香谷电》中特别提到：“水于真日迁入铁门七十三号丁宅。”他的复电发表于三月十六日芜湖《工商日报》副刊《工商余兴》，这里提到的真日，即十一日。十天后，他的《春明絮语（续）》在该报刊发，对其新宅有更为详细地介绍：“予近迁居铁门七十三号，为青衣票友蒋君稼故宅。友人张香谷作函贺之，并谓蒋善歌，必有绕梁余音可闻。其事甚韵，予因作骈体文复之。”

    铁门胡同地处宣武门外，北京外二区之西南，北起西草场街，南至骡马市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距离这些年他住过的歙县会馆、潜山会馆，都不是很远。近代著名作家、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圣手的包天笑，晚年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下了曾与张恨水在铁门胡同做邻居的只言片语：“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有许多朋友知道了，时来见访。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

    在包天笑的记忆中，“铁门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西屋各两间，门口还有一个小门房”。而且，屋子里“既装有电灯线，又有了自来水管子，并且是新造的，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吧，与北京老房子比较，也算是高价了”。前院既如此，后院的格局也就可以想象。张恨水数月前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夫妻二人租住这样一个小院，在北京城里，虽非豪门大宅，也算是相当舒适的了。那时，他兼了几份工作，给北京、天津、上海的几家报馆写新闻通讯，“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足以支持他们婚后幸福、温馨的日子。

    1924年农历九月初一日，张恨水与胡秋霞的长女大宝（张恨水在文章中称她慰儿）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这个二人世界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乐趣。不料，这个女儿只活了八岁，1932年初夏，北平流行猩红热，先是小女康儿，染上此病，医药均不见效，九日而夭；继而大女慰儿，亦染此病，不及二十日，不幸夭折。两个女儿，一先一后，离开了人世，让他深感人生之不可捉摸。他在《＜金粉世家＞自序》中追诉了女儿的音容笑貌：“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

    就在慰儿刚刚学步的时候，张恨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要把全家从安庆迁居北京。起因是这一年大妹张其范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张恨水不想让母亲挂念女儿，索性把全家都搬到北京来了。他在京漂泊数年，眼下虽已娶妻生子，有了温馨的小家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弟妹，仍不免于天涯游子的孤寂之感。某年除夕，他结束了手头的工作，从报馆出来，走到宣外粉房琉璃街口，看着熙熙攘攘往来采办年货的人们，就曾口占一绝：“宣南车马逐京尘，除夕无家著此身；行近通衢时小立，独含烟草看忙人。”这首诗真切地表达了一个游子“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现在好了，大妹来京读书，仿佛天赐良机，全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张家此时已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张恨水兄弟六人，他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妹妹尚未出嫁，弟弟中二弟啸空、三弟仆野都已婚配。他则在原配徐文淑之外，又娶了二房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这样一来，铁门胡同的小四合院就显得非常局促了。为了能让全家住在一起，妥善地安置两个有家室的兄弟，以及他的两房妻子，张恨水不得不设法承租一所更大的院子。那会儿，在北京租房，尚属买方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因此，没费什么事，就在未英胡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住所。多年后，他还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中描述了这座宅院令人神往的概貌：

    未英胡同三十号门，以旷达胜。前后五个大院子，最大的后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我的书房，三间小小的北屋子，像一只大船，面临着一个长五丈、宽三丈的院落，院里并无其他庭树，只有一棵二百岁高龄的老槐，绿树成荫时，把我的邻居都罩在下面。

    这种超大规模的四合院，简直就是为张家这种兄弟、妯娌、姑嫂、妻室关系较为复杂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张其范也曾忆及当初在未英胡同三十号时的生活情景，她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一文中写道：

    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

    他还记得：“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未英胡同在西长安街南侧。这条南北向的胡同，北迄西绒线胡同，南抵宣武门东大街，明代为府卫军驻扎地，由此得名卫营胡同；清代或称纬缨胡同，俗讹为未英胡同，也有叫喂鹰胡同的，不知何所本。然而巧的是，张恨水所居三十号院右邻，是一旗籍旧家，尝自夸为黄带子，意为皇亲国戚。他曾在张恨水面前吹牛，说：“少年富贵无所事，弹歌走马，栽花养鱼，驾鹰逐犬，无所不能。不料今沦居陋巷，寒酸增人谈笑也。”不过，张恨水的确看到过这家人处理所养老鹰时的情景：

    其家有老仆，以衰病谋去未能。一日于院中树下缚老鹰，将割之。予曰：噫！其肉可食乎？仆曰：当吾主人坐高车，住华屋时，是曾捕杀多禽，深得主人欢者。吾不彼若也。今主人贫，当谋自立。不复以杀生为乐，是物留之无用，嘱吾释郊外。然吾殊不耐，有斗酒，将烹之以谋一醉也。言时，鹰目灼灼视予，若欲为之乞命。予怜之，以二角钱向老仆购取，纵之去。鹰受伤不能高飞，纵翼复落予院中。小儿辈喜其驯，以厨中腊肉喂之。三日，为狸奴所创，死焉。

    不知这个插曲能否成为此地曾经“喂鹰”的佐证。但它毕竟是张恨水笔下不多见的对未英胡同那段生活的记述。其实，关于这所宅院，张恨水之前，谁曾在此住过？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查清代王府地址简表，以及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名单和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及王府名单，不仅没有三十号院，甚至没有未英胡同。可知这所院子虽大，却未必是王府或名居，不然他的右邻也不会说“沦居陋巷”。然而，这所院子的月租却只有三十元，张恨水曾得意地说，“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租一所这样的院子住住，并不特别的为难。或者你以为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但他告诉你：“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

    尽管如此，以张恨水的实际收入而论，每月三十元的房租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加盟《世界日报》之前，张恨水兼职较多，收入也很可观，“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然而，自从与成舍我一起创办《世界晚报》以来，他把所有的兼职都辞了，为的就是专心做好这件事。另一位创办人，后与成舍我因身份问题发生争议的龚德柏，就曾在《回忆录》写道：“在办报之先，成舍我同我两人，只言合作，绝未谈及谁主谁从？故两人都吃自己的饭，不由报社拿一分钱薪水，只共同努力，把报纸办好而已。”对此，张恨水也曾有过表示。“我们决不以伙计自视”，他说，“我和龚君，都是为兴趣合作而来，对于前途，有个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没谈什么待遇。后来吴范寰君加入，也是如此”。不过，与龚德柏不同的是，他还支“三十元月薪”。

    事实上，1927年以前，张恨水的居京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的收入离全家的实际生活需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张其范回忆：“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生存压力之大，由此亦可想见。在重庆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做长子难》，就谈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苦衷：

    “上要供养寡母，下要抚育诸弟妹，对内对外，还要负担着经济上的责任。”为了肩上的这点责任，他必须想办法多赚钱。但他是个文人，所能做的，只有卖文。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写作“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而作文字，消遣是为兴趣而作文字”。

    有个朋友很赞赏他的毅力，说：“我看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天天看见阁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又在其他的报上，日日看见你的文字。在这五年之中，我曾离开北京四五次，而每次回来之后，总不见你离开了本职。这种恒心，实在难得了。”对于朋友的恭维，他只能报以一笑，然后说：“我们干的这个职业，是做一天的事，才能拿一天的钱。一天不干，一天不吃饭。他见我天天发表文字，却没见我天天吃饭用钱。”

    大约从1926年起，张恨水开始给外报写小说。先是写了长篇小说《京尘幻影录》，逐日在北京《益世报》连载。“这部书，完全是写北京官场情形的”，“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多，总有五十万字以上”。不久，北京《晨报》亦约他写个长篇，于是，他便写了《天上人间》。民国十七年（1928），蒋冯阎的军队进驻北京，《晨报》被迫于六月五日停刊，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完。直到《上海画报》、沈阳《新民晚报》、无锡《锡报》先后转载，才把它补齐了。在为外报写作时，张恨水似乎也考虑到成舍我的态度，但是他说：“既然《世界日报》欠着我薪水，我在编余时间为外报写小说，他们也不便干涉。”

    这时，由于《春明外史》的影响，他的稿约多起来，在随后几年里，他写了《春明新史》，给《上海画报》连载，未能载完，后由沈阳《新民晚报》连载收尾；《京尘幻影录》之后，他又为北平《益世报》写了一部《青春之花》，也未完成；继而又在北平《朝报》上连载《鸡犬神仙》，这张报纸创办于《晨报》停刊之后，后台老板是冯玉祥，故它也是短命的，随着冯玉祥的势力退出北平，报纸很快也就关张了。这期间，张恨水还曾兼任该报总编辑，约有半年之久，由此也能想象他与西北军不一般的关系，几年后他赴西北考察，这种关系帮了他的大忙。有意思的是，停刊后的《晨报》很快便与新贵阎锡山搭上了关系，两个月后，《晨报》更名为《新晨报》恢复出版，张恨水随即为之作了《剑胆琴心》。民国十九年夏天，他还为沈阳《新民晚报》写了长篇连载小说《黄金时代》（后名《似水流年》）。

    这样看来，在1926年到1930年这四五年里，张恨水除了完成世界日晚报的编辑工作，写两报的连载，通常还有两三部长篇同时进行。他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还要编新闻，看大样，极度劳累却不能按时领取全额薪水，而一家人的吃喝总要他来打发，闷时，他也只是“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当然也有牢骚，心绪不佳，无以排遣，他便作《也是离骚》自娱，其中写道：“嗟予生之不辰兮，幼不习工商。挥秃笔之兔颖兮，绞脑汁以养娘。每鸡鸣之昧旦兮，茫茫然而起床。乃昏灯之既掌兮，而犹差稿之数行。”有人批评他“无病呻吟，非近时所许”。但这回他真的是病了，他在病倒五天后勉强坐起写了一篇《由病榻上写来》，他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无病呻吟的这四个字，那是新文豪批评旧式文人的一个铁案。其实，无病呻吟，照目下看来，倒不论什么新旧。有些人无病固然不呻，可是矫枉过正，几乎有病也不敢呻，那又何必？昔人说：时非南唐，人非重光，何必为悲天悯人之句，太平之时，可以这样说。以言今日，我们哪个不是岁月干戈里，家山涕泪中。不必有病，也就可呻，何况是有病呢。

    这场大病之后，张恨水第一次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成舍我当然舍不得张恨水离开，说了许多挽留他的好话，张恨水碍于情面，只好收回辞呈。没过多久，大约在1928年六月，北京城挂起青天白日旗的时候，成舍我由南京回到北京，于是发生了“欠薪”风波，张恨水再次愤然提出辞职，成舍我依然是好言相劝，不肯放他走。无奈之中，张恨水没有坚持非走不可，而是勉强留了下来。他曾说过：“只要人家不来砸我的饭碗我是顺来顺受，逆来也顺受。一天两足一伸不吃饭了，也就不必拿笔了。等我进了棺材，有人把明珠当金科玉律，我也捞不着一文好处。有人把《春明外史》换洋取灯，我也不皮上痒一痒。”这话听上去总让人感到有一些辛酸和悲痛。过了不久，他再次病倒。病稍愈，他马上提笔工作，并在“小月旦”中针对“停了药罐就提起笔杆”的生活，发了一通感慨：“躺着不能吃喝，要吃喝也没钱买。不躺着有吃喝，又不能不心力交瘁。倘是能躺着吃喝，又不浑身难受，岂不大妙！然而不能也，于是乎耗你的心力，去补充你的心力，就这样一耗一补，葬送三千世界恒河沙人数。呜呼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1929年春夏之交，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转过年来的春天，便有了《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连载。这时，他第三次提出要辞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所有职务，成舍我不好再强留，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四月二十四日，张恨水作《告别朋友们》一文，在与他相伴七年之久的《夜光》《明珠》两副刊同时发表：

    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所以我对《明珠》《夜光》的编辑，虽然已卸责两月之久，我并没有登什么启事。但是为了省这一点事，倒惹了不少的麻烦。外间投稿的诸位先生，有所不知，由文字更牵涉到事务上，不断的和在下通函。因此我只好来作这一篇告别书。

    在《世界晚报》未产生以前，更不论《世界日报》了。在那联合通讯社里，我便是一分子，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一个被雇佣者，我与本报，是有这样久长的日子，一旦云别，能毋黯然。而诸位投稿先生、读者先生，在文字上也早已作了神交，我也不愿突然的叫声再见，所以只得含糊着直到不能含糊的今天。

    我为什么辞了编辑？本来无报告之必要，然而也不妨告诉诸位朋友的，就是人情好逸而恶劳。我一支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我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小人有母，我不敢步毕倚虹的后尘，不及颜回短命的岁数便死了，因之钱我所欲也，命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钱而取命者也，于是决定了节劳。这节字从那里下手哩？我除了本报编辑而外，还有六篇长篇小说，本市三篇，上海两篇，沈阳一篇，都是早有契约，不能中断的。其间可以节省下来的，只有编稿了，所以我决定了辞掉编辑。交代已过，请诸位朋友，以后不必以编辑事务来有所询函了。

    在一个读书不多而思想腐化的我，和诸位相见许多年。虽然打通的也有，而喝彩的也不少。兄弟这里给诸位鞠躬，多谢捧场。下场来不及抓诗，填阕《满江红》吧，那词是：

    弹指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疑为钱）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怱怱、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张恨水的性格是温厚而隐忍的，不像以“大炮”闻名的龚德柏，既不认可“被雇佣者”的身份，马上与成舍我闹翻，拉起一哨人马，自立门户。他却不能不顾及朋友的情面，撕破脸皮的事他是做不来的，连辞职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拖泥带水，久议不决。这一次，他的不满情绪虽稍有流露，却也还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算得上深得“温柔敦厚”之旨。不过，无论如何，他总算了结了与世界日晚报的这段情缘，虽说还有小说在两报连载，他也时常为报纸写些短文，但他的精神是大大地放松了，情绪也得到了疏解和释放，心情好了，生活则平添了许多乐趣。

    这期间，他与胡秋霞又添了一双儿女。儿子小水1928年一月出生，1930年，小女儿康儿也降生了。添人进口，喜气盈门，张恨水也感受到一种春风得意的满足和幸福。尤其是仰仗着《啼笑因缘》带来的声誉，他竟成了南北报馆和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不仅新的稿约应接不暇，许多旧作也被翻了出来，除了在报纸上连载、转载，还有人结集出版，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十一月间，他应邀赴沪，在赵苕狂先生的撮合下，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以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并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这样，待他回到北平时，手上便有了六七千元。十八年后，他忆及此事说：

    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俱，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他这里所说的房子，即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这条胡同也是南北走向，南临西长安街，北接力学胡同，由于它的东侧五十年代建起一座电报大楼，遂更名为钟声胡同。在未英胡同三十号住了五年之后，民国二十年（1931）一月，张恨水将全家迁到这里。他在随后给钱芥尘的信中提到：“弟十二日迁寓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此‘大栅栏’三字，读‘大扎啦’，别于前门外之‘大珊滥’（大栅栏）也。”关于这所宅院，他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也有生动的描述：

    大栅栏十二号，以曲折胜。前后左右，大小七个院子，进大门第一院，有两棵五六十岁的老槐，向南是跨院，住着我上大学的弟弟，向北进一座绿屏门，是正院，是我的家，不去说它。向东穿过一个短廊，走进一个小门，路斜着向北，有个不等边三角形的院子，有两棵老龄枣树，一棵樱桃，一棵紫丁香，就是我的客室。客室东角，是我的书房，书房像游览车厢，东边是我手辟的花圃，长方形有紫藤架，有丁香，有山桃。向西也是个长院，有葡萄架，有两棵小柳，有一丛毛竹，毛竹却是靠了客室的后墙，算由东折而转西了，对了竹子是一排雕格窗户，两间屋子，一间是我的书库，一间是我的卧室。再向东，穿进一道月亮门，却又回到了我的家。卧室后面，还有个大院子，一棵大的红刺果树，与半亩青苔。我依此路线引朋友到我工作室来，我们常会迷了方向。

    这样一所宅院，月租金只有四十元。大约这是张恨水居京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虽然很忙，“约有六七处约稿，要先后或同时写起来”，但他并不感到紧张和压力，反而“心广体胖”，神清气爽。他曾颇有些得意地回想起民国二十年（1931）居住在大栅栏十二号的情景：

    我坐在一间特别的工作室里，两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围着。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加油的工作不错，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十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余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他不再为钱而苦恼，他说：“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这是他新的苦恼，虽然他已如老母亲所言，“成了文字机器”，很想减少些工作，但稿约还是接踵不断，他无奈奈何地说：“殊不知这已得罪了很多人，约不着我写稿的‘南方小报’，骂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这一年秋天，他把第三个妻子娶进了门。这个在婚后被张恨水改名为“周南”的女人，几乎小他二十岁。然而，他们的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张恨水对这次婚姻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相信，这正是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爱情之果。这时，虽说全家都在大栅栏十二号的深宅大院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他还是另租了铁门胡同一所小院，与周南共建了一个小小的爱巢。转过年的八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张恨水的次子二水，得子之乐总算给两月前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张恨水带来一些安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躲避越来越迫近的战乱，张恨水有了举家南迁的打算。他先把母亲和妻儿送回故乡安庆，自己到上海另找生活出路。上海的出版商自然是翘盼着他的到来，他们像包围一个巨大商机一样包围着张恨水，让他很不适应。他后来谈到上海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我以为上海几百万人，大多数是下面三部曲：想一切办法挣钱，享受，唱高调。因之，上海虽是可以找钱的地方，我却住不下去。”于是，他很快就以平津暂时恢复平静为由，离开上海，回到北平。先前所租大栅栏十二号既不能续，他便新租了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一所宅院，他形容这所宅院，“以壮丽胜。系原国子监某状元公府第的一部分，说不尽的雕梁画栋，自来水龙头就有三个。单是正院四方走廊，就可以盖重庆房子十间，我一个人曾拥有书房客室五间之多。可惜树木荒芜了，未及我亲自栽种添补，华北已无法住下去”。

    1936年初，他把全家迁到南京，在旧南京城北的唱经楼附近安下了家。这一别，就是十年。1946年三月，他回到刚从日寇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北平，心情很难平静。走在东西长安街上，“在嫩绿色的槐树荫下，被黄瓦红墙围着，”感觉自己仿佛“置身画图里”。走进中山公园，“在来今雨轩看牡丹花”，旁边“紫藤花像绣球一般开着，可以坐在藤萝架下吃藤萝饼”。院子里的枣树也引起他的兴趣，“亭午在枣花帘底，隔了浓荫，看树外的阳光”，便动了他的诗兴，于是，“短吟一绝曰”：

    小坐抛书着古茶，绿荫如梦暗窗纱；

    苔痕三日无人迹，开遍庭前枣子花。

    战前，张恨水曾在这座古城住过十六年。他既爱这座城市，也享受这里的一切。这次久别重逢，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有一天，他路过北海，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火药熏人未尽消，丹黄宫殿望中遥，

    犹疑重庆山窗梦，又过金鳌玉蝀桥。

    打浆湖心唱采莲，四川苦忆一年年，

    碧波荡漾浑如旧，一照须眉转黯然。

    重庆八年，南温泉桃子沟的那所茅屋，他命名为“北望斋”，就有以北平为第二故乡，无法云天北望之意。在这里，他做了许多关于北平的“梦”，一部分就记载于《山窗小品》这本散文集中。他的《两都赋》，多一半是回忆故都北平的，也是“梦”境形诸笔墨的结果。在长篇小说《巴山夜雨》中，他多次让主人公李南泉“梦”回北平，其实，那应该是他的寄托，由李南泉代劳而已。毫不夸张地说，北平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一旦重归，他的得意想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回到北平不久，张恨水便托邓季惺在内四区的北沟沿（今赵登禹路）购买了一所四进院落的大宅子，门牌甲二十三号，位于砖塔胡同西口。砖塔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西起北沟沿，东临西四南大街，因胡同东口有一座著名的元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是元大都时代留下的遗迹之一。张恨水买下的这所宅院，共有三十多间房，张伍回忆当时的情形：

    为了使父亲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母亲便带着我和妹妹住在后院，中院是父亲的书房和会客厅，哥哥们也住在中院，让他们也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使父亲满意的是，这个院子的树木多，每进院子都有树。前院是汽车房和门房，中间有个浅绿色的四扇门，转过门便是中院。这里有两株槐树、两株枣树、一株白丁香树、一株榆树。三进院里有一株开粉红色花的桃树和一株洋槐，房后的狭长小院里，还有两株桑树。父亲的书房前是一片牡丹花圃，书房的门前，有两株盆栽的石榴树，还有两个很大的金鱼缸，里面种着荷花，并没有养金鱼。父亲在中院的甬路旁又种满了“死不了”，这种花五颜六色，栽下就活，因而北京人才这样称呼它，其实学名是羊齿苋。前院本有一株巨大的椿树，父亲因为喜欢花，便又在白塔寺买了许许多多的草花，种满了院子里的各个角落。父亲的老友，著名老报人张万里叔，还送来了一株藤萝，并带来花把式，和父亲一起把藤萝种在前院，并支起了架子。

    张明明也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她说：“报社有一辆汽车供父亲使用，司机朱某住在西院。隔一道门，便是前院。”张恨水把他的书房题为“南庐”，陈铭德、邓季惺伉俪送了一套很漂亮的西式家具给他，他又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包括书橱、大写字台、转椅、多宝格、大圆饭桌、小茶几等，“配合着大厅里的木装修，红漆的柱子，绿窗格，雪白的窗纸，明净的大玻璃窗，很豁亮”。书房里四个红木玻璃书橱，摆放着他回北平后新买的二千余册《四部备要》，几件“假古董”，还有他亲手制作的小盆景，点缀在多宝格上，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和书香，在经历了抗战八年，住茅草屋，吃平价米，出门爬山，跑防空洞的辛苦之后，他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

    不过，张恨水一家在这里仅仅生活了四年多。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正给读初中的二水、张全补习外语，突然感到说话困难，口齿不清。两个儿子刚扶他在睡榻上躺下，他便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家人立刻请来他的好友张大夫，诊断为脑溢血，遂将他送进中和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他在昏迷数日后苏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极大损伤，不仅说话相当困难，除了周南，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不认识了。

    张恨水这场大病，使张家财政很快陷入了危机。家里人口多，八个孩子，只有长子小水考上大学，不靠家里供养了，剩下的，五个读中小学，张正两岁，张同还在襁褓之中，都要家里负担。张恨水养病吃药，补充营养，也要花钱。但他既不能写作，也就断了财路，过去的一些版税也拿不到了，又没有积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又以一百四十五匹二厂五福布的价格，买下砖塔胡同东口四十三号（后改为九十五号）一个小四合院住了下来。这里距原来那个院子的后门只有百余米，张明明曾经写道：

    小院有三分地，院中有方砖铺的小径，比土地略高，下雨天，院里略有存水的时候，在小径上走路不会湿鞋。北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是客厅兼饭厅，靠西的一间是卧室，靠东一间是父亲的书房兼卧室。南屋及东西厢房都是家中其他任住用。

    在这里，张恨水度过了他的余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离家两年半的张明明回家结婚。张恨水欣喜地给爱女操办了一个简陋却很体面的婚礼，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快乐。婚假结束后，张明明要回四川去了，分别的时候，张明明写道：“父亲蹒跚的追到院中，老泪纵横，斜倚在哥哥的身上，向我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这句话真成了一句谶语，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而致命的，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多难而辉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岁。然而，在这个“我亦潜山人”的一生中，倒有三十七年是在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度过的，可以看出他对北京的爱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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