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克里斯汀·卡里尔（Christian Caryl）

    翻译：林添贵

    1979年释放出来的力量象征着笼罩20世纪大半时间的伟大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伊朗革命、阿富汗圣战开始、撒切尔当选首相、教宗第一次回波兰访问，以及中国展开经济改革——把历史的进程转向到极其不同的新方向。1979年，已经压抑了许久的市场和宗教这两股力量终于释放反作用力，猛烈地回来复仇了。

    历史总是有办法开玩笑。当事件在我们周遭发展时，我们透过从前先例的棱镜来诠释我们所见到的东西，然后再惊诧我们的行动绝不会重演。我们信心十足地大谈“过去的教训”，仿佛人间事的混沌可以化约为教室里的秩序。

    很少有任何一年比20世纪的70年代更能产生对未来的误导效应。如果你喜于见到专家狼狈、名嘴惊慌，那1979年肯定会是你感兴趣的一年。

    1979年1月，伊朗的巴列维国王乘机离国，自此不再回国，巴勒维在位长达三十七年。他是被数百万名走上伊朗街头的抗争者所推翻的。这一由群众组成的抗争浪潮号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可是，仅仅几年前，观察家还在称赞伊朗是现代化的奇迹，并推崇巴勒维国王的经济改革做得漂亮绝伦。巴勒维对伊朗社会的管控几乎无法被撼动，毕竟他主宰着一支世界最大的军队，还拥有残暴秘密警察。但现在他的国民却蜂拥上街头，宣告他们的渴望，希望能为流亡巴黎的年迈什叶派法律学者赴汤蹈火，并以此为荣。

    大多数的外界人士无法彻底明白伊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十年前，德国哲学家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曾经向她的读者保证，革命——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就定义而言，是世俗（secular）现代化的产物。那我们要怎么理解高喊着宗教口号的伊朗抗争群众呢？当然，“伊斯兰革命”这个名词就是个矛盾的词汇。许多西方人和伊朗人都有一样的反应，他们都完全否认有此现象，认为那全是左翼势力为策划“真实”的革命所制造的烟幕弹，他们必须利用宗教来掩饰其真正的用心。也有人拿霍梅尼（Khomeini）来类比甘地（Gandhi）——另一位用信仰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袖。但事件的发展很快地就证实了这项模拟的不当。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有相当简单的分析。他说，霍梅尼根本就是“疯子”。[66]这是个令人极端失望的评语，但充分反映了外界想要了解伊朗事务的困难重重。霍梅尼并没有疯。（虽然他可能愿意自称有时候会“在真主面前醉了”，因为他是沉浸在“苏菲主义”（Sufism）诗学传统中的人。）[67]事实上他是个精明、有条不紊的人，在处理政治事务上一再展现敏锐的务实精神。

    霍梅尼不是那种即兴行事的人。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打造对伊朗未来与前途的观点，并相信什叶派的神职人员将主理政事，实际上却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严密的监管。但是他迈向此一目标的道路却相当曲折。虽然可兰经对社会有十分详尽的伦理与政治蓝图，但它对于治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眉角细节却着墨不多。虽然哲理上、诗学上可兰经的蕴涵非常丰富，但这本伊斯兰圣经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或农业补贴却没有多说些什么。因此，伊朗革命的路途颠簸于深奥的经文辩论、掺杂暴力迸发，并让可能性受到局限——这个历史遗赠给新伊斯兰共和国相当怪异的政治安排，使它到今天仍是个十分难以预料的地方。我们不必太惊讶霍梅尼会觉得这条路十分艰巨。就这方面来讲，“伊斯兰革命”不仅对外界人士，就连对其创始人而言，也都是前人未走过的地域。

    伊朗的动荡对其余的伊斯兰世界产生爆炸性的效应，这在它的东邻阿富汗最为明显。华府和莫斯科的决策者起初也忽视了宗教在阿富汗的影响。当老态龙钟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及其政治局同僚决定一九七九年圣诞节派兵入侵，以对付当地人民针对阿富汗新成立的共产政府之反叛时，西方观察家本能地记起过去冷战的情节。他们说，莫斯科夺占喀布尔（Kabul）只是重演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干预捷克的故事。苏联坦克镇压了反共的动乱，华府的当家者立刻认定是俄国人抓住机会要积极抢入战略地位重要的波斯湾地区。但其实克里姆林宫的老人动机很温和：他们急着要力挺摇摇欲坠、只有二十个月之久的共产政权——它在短短时间几乎已把阿富汗全国上下都得罪光了。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甚至怀疑由莫斯科一手扶植起来的阿富汗共产党党魁有交好西方的秘密计划。

    但是华府和莫斯科都没有预料到此次入侵释放出来的力量。阿富汗伊斯兰复兴主义叛军的强悍让观察家大吃一惊。有些评论家想起阿富汗反抗外国入侵者的历史，猜测穆斯林会和俄国人缠斗不休，但是他们脑子里出现的图像是很浪漫的，也就是十九世纪让大英帝国吃尽苦头的部落战士。但是没有人预见到伊斯兰教和二十世纪末期革命政治的怪异融和——在阿富汗最具逊尼派色彩的论述和霍梅尼什叶派追随者所激起的狂热，两者的共同点极大——会燃烧成一种奇异、新型的全球宗教冲突。没错，阿富汗人反共产主义统治的叛变起先是出于传统部落抗争的形式，但事件很快就展现出“伊斯兰主义”（Islamism）此一奇特新现象的力量。仅仅几年之内，这个宗教性的叛变将取代马克思主义和世俗的民族主义，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反对派意识形态。

    这种复兴主义精神并不只局限在伊斯兰世界。也有些西方人士相信宗教该挺身出来对抗世俗化的歪风。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罗马集会以推举教宗的枢机主教团撼动了全世界，选出波兰人克拉考大主教卡罗·沃伊蒂瓦（Karol Wojty a）为新任教宗。新教宗圣名“若望保禄二世”，但即使在那些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等候选举结果揭晓的信徒中，这位主教也没有任何名气，新闻评论员和梵蒂冈官员也念不出他的姓名。大家之所以会如此混乱，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四百五十七年前荷兰人爱德邻六世（Adrian VI）出任教宗以来，第一个被选为罗马主教的非意大利人。

    但是真正让沃伊蒂瓦当选教宗意义非凡的是冷战政治。他当选教宗之后的七个月，即1979年6月，新教宗展现出他的改造潜力，回到波兰祖国进行访问，彻底震撼了东、中欧。没错，这件事的影响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教宗本人也预想不到，他的努力会在有生之年加速苏联帝国的崩溃。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一九七九年五月当选英国首相，象征着另一个激烈的中间休止符（caesura）。并不是说她是第一个跃居英国最高民选公职的女性，她出任首相的重大意义远超过性别这个凡俗的事实。如果说教宗和伊斯兰主义者代表宗教意识的上扬，撒切尔的崛起则象征着同样深远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变革：她是市场的鼓吹者，热切地决心拆卸社会主义，要恢复英国人的企业创新和自立价值。[68]上任之初，她对经济政策的观点十分背离传统，以致她在自己的内阁中都居于少数派。没错，撒切尔必须和自己的保守党同志作战，也得和左翼的在野力量斗争，才打造出利伯维尔场的政治议程，并旋即改变了英国及世界的面貌。

    当时英国政坛上若是要打赌谁最被看好、谁最可能是二十世纪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来最有影响力的首相，撒切尔铁定排名最后。但是要怪大家无识人之明，恐怕也不尽公平。一九七九年，撒切尔本人也还不敢端出“私有化”（privatization）这个新字词，但是不到几年的光景，这个单字却是她所协助发动的全球市场革命中最响亮的名词。

    同一时期，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在进行一场不是那么显著的改变，而市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8年底，年逾古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上升到领导的高阶地位，往后几个月他和他的同志们推出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最后把中国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中共领导人仿效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成功的故事，并为邀请外国资本及技术进入“经济特区”做足准备工作。他们允许民间创业者开办小型企业，也打开门户允许外界信息汇流进入中国。在极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居住的农村地区，邓小平及其同僚开始允许解散毛泽东所设置的集体农场，准许农民恢复他们家庭农作的旧制度。

    没有人真正看过邓小平心中构想的整幅蓝图，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共产政权曾经成功地改革自己。因为邓小平依然衷心相信共产党的统治方针，且他也小心地引用毛泽东的口号来支持其改造方案。这一切都将人笼罩在雾里，没法看清这个即将给中国及世界留下深刻印记的宏伟政治经济实验。

    今天，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就会拿中国的成就和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做比较。然而，当改革在一九七九年开始起步时，大部分的观察家要做国家比较时，都拿南斯拉夫、匈牙利甚至东德来做范例（东德依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典范）。一九七八年前往东京正式访问时，邓小平对双方同意搁置的领土纷争不经意地讲了一句话，让日本的东道主迷惑不已。他说：“过了十几二十年，谁晓得中国会有什么制度呢？”[69]当时日本人认为他一定是在开玩笑。今天我们总算清楚，他并没有在说笑。

    这几个故事都非常精彩，各自都值得单独表述。但是它们真的彼此互相关联吗？当然，英国的第一位女性首相和伊朗激进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似乎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罗马主教、阿富汗萌芽中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彼此之间又可能有什么联结呢？你或许会说，他们都活在同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故事就彼此相关。巧合不等于因果。

    事实上，它们的共同点比第一印象看到的还要多。一九七九年释放出来的力量象征着笼罩二十世纪大半时间的伟大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五件故事——伊朗革命、阿富汗圣战开始、撒切尔当选首相、教宗第一次回波兰访问，以及中国展开经济改革—把历史的进程转向到极其不同的新方向。一九七九年，已经压抑了许久的市场和宗教这两股力量终于释放反作用力，猛烈地回来复仇了。

    并不是命运在那一年交集的所有历史人物都必然认为自己是保守派，他们也没有试图倒转时钟以回到神圣的原状。这正是因为他们全都以自己的方式响应从社会民主到毛泽东主义所展现出来的革命狂热。而且很惊奇的是，他们全被左翼敌人抨击为“反动派”“反启蒙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反革命”或“走资派”，其最高目标就是抗拒进步。

    这些指控也不无几分道理。一九七九年的这些主角人物以自己的方式针对革命进行大反弹。邓小平排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失当，改为务实的经济发展——他的动作让市场经济逐渐回归。霍梅尼对伊斯兰国家的前景设定是因为他坚决排斥巴列维国王以国家机关领导的现代化方案（即所谓“白色革命”），以及反对主宰着伊朗左翼反对运动的强大马克思主义。（伊朗国王的确谴责这位什叶派教士为“黑色反动”，以有别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红色反动”。）阿富汗的伊斯兰叛军揭竿而起反抗莫斯科支持的喀布尔政府。若望保禄二世运用基督教信仰作为道德十字军之基础，对抗苏联体系中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玛格丽特·撒切尔想要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共识。

    同时，我们很容易低估这些领导人实际上从他们乌托邦式的左派敌人那里吸收到了什么。我们可以把保守派界定为想要保卫或恢复旧秩序的人，反之，反革命分子则是从革命中学到教训的保守派。若望保禄二世大半辈子都活在共产主义的制度底下，十分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也积极以知识和教会组织去对抗其论据——知识有助于打造他的道德和文化抗拒的计划。（它也使教宗对劳工阶级的政治产生强烈兴趣，使他支持团结工联运动——也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产生深刻怀疑。）霍梅尼和他的教士盟友占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词和思想，打造出反抗殖民主义及贫富不均的宗教激进主义新品牌，社会主义者的国有化及国家管理的概念，后来在伊斯兰政府后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有位历史学家形容因之而生的综合效应是“革命的传统主义”[70]。）阿富汗圣战者从共产党的剧本中抄袭，建立革命政党和完整的意识形态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牛津大学念书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风靡一时，她以对运动的论述、意识形态的侵略性及实用主义等最不保守的倾向，打造出保守派的本质。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九七九年协助她入主政府的许多保守党战友质疑她究竟有多强烈的“保守派”色彩。至于邓小平，即使他已描绘出远离中央计划、走向市场经济的路线，他仍坚持维护共产党在体制上的最高地位。冷战历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形容邓小平的改革计划是“经济和政治方向的逆袭，也是世界前所未见的大改造。”[71]

    一九七九年四月，撒切尔在保守党的一次集会上骄傲地报告说，她的政敌称她为反动派正完全吻合此一精神。她宣称：“是啊！是有许多东西要针对它们而反动！”[72]正是这种特殊的反叛精神赋予这一年巨大的改造力量。这些领导人果敢地界定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是某些思想消退、市场主宰经济思想以及政治化的宗教势力大盛的世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今天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仍活在一九七九年的阴影之下。

    本文选自《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前言“大反弹”，克里斯汀·卡里尔（Chriatian Cary）著、林添贵译，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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