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谭汝谦

    只有真正爱自己祖国的人，才可能爱其邻邦。这一心情，打从战时开始，直至战后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争议，都频频在实藤惠秀的身上显现。实藤氏是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实藤惠秀（1896—1985）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一个生活在“脱亚论”“暴支惩膺”“政冷经热”风行的日本，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他在近百年来中日关系极度恶劣的语境中，埋首浩瀚的故纸堆中，同时不断与中国人、留日学生和中国白话文学亲密接触，带头爬梳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检视中日两国的文字改革、国民教育、翻译、留学、出版、革命思想等具体而微的点与线，勾画在杀戮战争或“非友好”的环境中中日人民交流互助的实情，揭示未来中日和睦友好的光明前景。不过，他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华期间（1931—1945）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虽然从心底里反对军国主义，但长期受到战时环境影响，实藤的对华思想也曾一度紊乱，执笔粉饰日本侵华政策使他后悔不已。因此，他在战后深刻反省，多次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自动返还在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积极推动中日友好，成为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亦诚心诚意协助中国人研习中日关系史实，备受国际学术界尊崇。本文旨在简要介绍实藤惠秀成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拓荒者的心路历程，并借此从侧面反映近代日本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中国观。因篇幅所限，本文对实藤众多的学术著作，只能摘要评述。

    弁言

    我与实藤惠秀先生初次见面是1969年春季的事了。1968年夏天，承蒙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阪仓笃义先生推荐，我去京大留学，攻读日本文学和日本历史。课余之暇阅读一些中日关系的日文著作；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实藤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1960年）（以下简称《留日史》）。读完这部近600页的学术著作后，深感它不但是一部甲午战争（1894—1895）至抗日战争（1931—1945）的中日文化关系史，同时填补了中国和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空白，于是我着手翻译。翻译了一些章节后，由于无法找到若干引用的原文，也发现原著一些汉语解读上的问题，很想认识作者，以便当面请教求证，可惜苦无机缘。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把心事告诉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岛田虔次教授。承岛田教授介绍，1968秋开始与实藤先生通信论学。那时他刚从早稻田大学荣休，可能是比较清闲，我每次去信，一两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先生总是有问必答，答必详尽，有的复函洋洋数千言。最初我用日语去信，他用汉语回信，大家都使用“敬语”，非常客气。不久，先生提议两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写信，以便更能畅所欲言，坦诚相见。他还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为数甚多，但是专注于日本文化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华裔人士并不多见，因此虽然比我年长四十多岁，却乐意与我结为忘年之交。当时我才20多岁，一个在学研究生，能与日本著名学者结忘年之交，当然喜出望外。1969年6月，我首次去东京拜会实藤先生，相见甚欢。令我特别惊讶的是，见面时他双手给我送上一份礼品：一支Pilot牌墨水笔，在笔杆刻上“谭汝谦先生东游纪念”字样，又在礼品纸上用毛笔写下“东游纪念”四个大字，并用日本假名签署自己的名字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

    接过这份礼品后，万千思愫涌上心头，使我茫然一阵子，竟然连“谢谢”都说不出来。首先，我被称为“先生”，在十分讲究礼仪的日本是头一遭，而且是来自一位学术界的大先辈，真使我受宠若惊。对我来说，“东游”二字更有当头棒喝的作用。这两个字经常在实藤先生的著作中出现，立马提醒我一些熟悉的“东游”例子，打从1898年康梁亡命东瀛起，乃至后来赴日逃难的孙中山和章太炎、留学日本的陈独秀、鲁迅、秋瑾、蒋介石、李大钊、周恩来等，不管旅日时辛酸还是甜蜜，都被史家称作“东游”。他们“东游”回国之后，就为中国、为他们的信念鞠躬尽瘁，功载史册。想到此情此景，“东游”二字的含义就非同小可。先生无声的期待，让我惊呆了。先生还送了不少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连孤本《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惠秀文库目录》（精装）都送了给我。先生谦恭诚敬，令人感动。此后，我们鱼雁常通。那时候还未使用文字处理机或计算机邮件，信函必须手写。直到1985年1月先生逝世前两三个月，我们的通信论学都没有中断。现在保存下来的大小信函估计近千封。

    实藤先生广交中国朋友。我从很多方面得知，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已故“中国民俗学之父”北师大钟敬文教授、已故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汪向荣先生、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先生、广东省梅州市黄遵宪纪念馆的梁通先生、中日关系研究者郑海麟先生、《留日史》共同译者香港浸会大学林启彦教授等，都与实藤先生鱼雁常通，交流不断。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张实藤先生在1983年手书的“中国朋友”通讯录[19]，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通讯地址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还包括黑龙江、新疆、广东等地，遍布大江南北。我相信即使在中日邦交最恶劣、学术语境最艰难的时刻，实藤都与中国朋友保持着联系。难怪他多次告诉我，在写作《留日史》期间，他那颗炽热的“中国心”不停地活跃、跳动。

    实藤一生笔耕勤奋，出版著译专书80多种，发表大小论文800余篇。作为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他很少议论时政，却积极对日本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探讨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互动，尤其专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其《留日史》影响特别深远；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日裔学者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等人，都给《留日史》很高评价，认为这本书乃“资料及例证极为丰富之作”，嘉誉著者视野宽广，做了大量先驱性的拓荒工作。

    近年，中国学者也纷纷评价实藤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大学出版社《留学史丛书》主编叶隽先生，指出自舒新城1928年出版《近代中国留学史》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对留学史的研究不断进步，也察觉国内的研究“往往更多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叶先生认为这样做并无不妥，但是做得不够。他主张“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无以呈现。而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的角色的呈现又是如何与其留学背景（兼及学术与整体）产生深层的思想关联，更是值得具体探讨、很可能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的最佳命题之一。”[20]叶先生进而列举实藤的《留日史》为例，说“可喜的是，外国学术语境里对中国留学史的兴趣与贡献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北京大学历系王奇生教授更直截了当地说：“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留学，其实不大可能有颠覆性的方法与视角之创新，仍在脚踏实地的资料积累与实证研究。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问题不在视角方法创新不够，恰是实证功夫没有做到位。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21]

    实藤树立标杆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生经历日本近代史三个重要的时代：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不幸的是，他89年人生大部分都是在中日关系极端恶劣的日子中度过的。特别是19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期间，实藤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被认定为亲华分子，身陷险境，从相熟的街坊邻里到经常帮衬的理发店，乃至自己任教的校园和课堂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周围都是敌人”。他几乎每天都得参加欢送参军人士的出征仪式，跟随大伙三呼“天皇万岁”，高唱军歌，歌颂他们“替天行道”，崇拜他们为“忠勇无比的军队”。但是，他回家后便在日记写下当时的心境：“虽然也张着嘴，念念有词地跟着唱，可是，怎么也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情。要是要他一个人唱，一定是哭泣之声。”实藤因为经常与中国人来往，曾被“特高”（战前从事特务或情报工作的“特别高等警察”）监视和盘问。不过，他还是冒着“里通敌国”的危险，继续和中国人来往，并且出手协助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

    此外，他积极参加由日本进步人士竹内好等人组织的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憧憬中国新生和美好的未来。不过，实藤未能完全摆脱日本军国主义的操控，曾经对中国人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后悔莫及的事，但骨子里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诚敬，因此不时自言自语“我为生在日本而感到痛苦！”[22]战后，他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参与社会活动，推动中日友好，重写《留日史》等学术著作，矫正战时的错误观点。

    困乏中成长

    1896年5月13日，实藤惠秀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幼名“嘉一”。就在嘉一出生这一年，亦即中国甲午惨败翌年，清廷派遣13名学生赴日留学，这是破天荒的行动，因为绵连二千年的中日文化关系史开始逆转。自汉唐以来，都是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历尽千辛万苦乃至冒生命的危险，来华留学。华夏文明在日本被奉为至宝。如今，甲午一役使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二千年老大帝国的身段，愿意派遣留学生赴日取经，寻找现代化的奥秘。大清帝国的学子前来日本留学这件事，使日本朝野上下惊喜不已、自豪不已、欢乐不已！但是，中日关系的逆转，尚未引起嘉一家族的注意，因为他的祖父是佛教净土真宗的和尚[23]，在贫瘠的岛根县传道[24]，备受当地民众尊崇。实藤家族诚心礼佛和务农，没有关注彼岸中国的事情。小小年纪的嘉一，亦以实藤家族出现知书识礼的佛教僧侣为荣，经常要求比他年长十岁的大哥及其他长辈一起玩“我是和尚”的游戏，由他向他们循循讲经说教；很明显，这个小孩子的智商有点早熟。其实，嘉一很早便成为家乡广岛县本愿寺派长善寺的信徒，经常独自前往长善寺诵读佛经，向往极乐净土的佛教世界，希望摆脱贫困郁闷的山村生活。小学毕业后，嘉一没有升读普通国民中学，毅然前往长善寺受戒为僧，接受僧侣的教育，取法号为“惠秀”，而该寺对聪敏的惠秀寄予厚望[25]。

    在长善寺经过几年的僧侣修行，思想早熟的实藤惠秀还是忘怀不了寺外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民主思潮澎湃，政党政治兴起，明治时代的藩阀专制开始式微，“大正德莫克拉西”活跃起来，全国各地兴建铁路、学校、公共图书馆，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反观邻邦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社会则异常动乱，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摸索前路，为建设新的中国而努力。中日两国的情势变幻，引起了惠秀的兴趣，于是他决定破戒还俗。当时，实藤惠秀领悟到学海无涯，佛法无边，但是面临人生哲学的一大问题：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确立事业基础，就只能沿门托砵，俯仰由人，在世上就不能安心立命，这个人拿什么对人说教传道呢？[26]于是，1919年实藤毅然离开广岛县长善寺，前去数百里外的东京，入读高轮中学初中三年级，那时实藤已经二十三岁，比同班同学年长约七八岁。1921年实藤入读刚成立的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一高等学院（以下简称早大一高），接受高级中学和大学预科的教育。在早大一高读书时，实藤原本打算主修日本文学。一位老师告诉他，“要学好日本文学，首先要学好支那语（汉语）。不懂支那语，无论如何也学不好江户文学的。”因此，除英语之外，实藤选修“支那语”为第二外国语，开始学习汉语。

    1923年实藤在早大一高毕业，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刚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支那文学专攻”），成为早大中文系最初的学生之一。当时日本国势如日中天，而中国苦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弱，中国文学在日本的高等院校成为冷门学科；早大也不例外，与实藤同系毕业的同学只有一人。1926年，实藤毕业后，早大当局感到中国研究学系生源奇缺，索性撤销该系，不再招生。早大的决定使重视学统的实藤感到失落，因为在早大中国研究的学统中，他既是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最后一届的毕业生，在“二战”前处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境地，失落之情可以想见。但是，实藤并不感到难过和失望。他说：“在大学的三年间，我虽然学习了中国文学，但和我起初的愿望多少有些不一致。除了音读部分是青柳先生担任的《红楼梦》以外，其他则全是古代作品的训读了。”他回忆说：“我的毕业论文题为《支那志怪小说所表现的命运观》，看上去范围很广，其实不过是以《聊斋志异》为中心，旁及六朝神仙小说而已，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

    在早大中文系三年里，实藤还是获益匪浅的。他“起初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不但认识传统的中国，也要认识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人的苦难、奋斗，以及中日友谊互动的实况。三年下来，虽然艰辛，但得到名师的课外特别指导，这些愿望多少还是达到了。实藤在回忆“两三件难以忘怀”的事时，第一件是片上伸[27]教授让他读到《语丝》—一本来自中国的、刚出版的白话文杂志。

    当时日本的主流社会，若是喜好中国文学的，就必然偏重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的诗词歌赋和文言文；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不值一顾的。但是，实藤的想法完全相反。他十分看重《语丝》这本杂志，认为这本杂志启发了他对中国的新思维。他说：“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读到《语丝》虽然是件小事，然而对我以后前进道路影响却是巨大的。”从此，实藤不但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渠道认识中国，而且通过白话新文学去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文化。第二件是片上教授送给他很多中国新文学的译著。他回忆说：“其中有：鲁迅译的《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周作人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点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第一集，此外还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等。在这些书封面上，大部分都署有‘片上先生惠存’字样。我当时虽然年轻，但要搬这么多书也着实费了很大的力气。”这些白话文的读物，在当时的日本是不容易得见的。实藤认为这些读物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渠道，可以更确切了解中国实况，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第三件使实藤难以忘怀的事，就是早大一高校长中岛半次郎的一席话。这位中岛校长，曾在1906年到1909年任教于天津北洋师范学堂，由于与中国人多有交往，同情中国当前的困境，以及了解中日关系的危机。中岛校长对实藤说：“听说你在学习支那文学，不过请不要只是研究，还要创造出以支那为题材，特别要创造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登场的文学。”实藤承认“这句话对我以后的成长也是很有启发的……在我以后研究留学史的过程中，逐渐有所领悟”。实藤知道自己没有小说家或诗人的才情，但作为学术研究者，编写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不就是中岛校长所指“创造有日本人和中国人登场的（广义上的）文学”吗？

    当然，实藤对苦难中的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不顾恶劣的语境，逆流而上，除了恩师的开导之外，还有自身因素。他解释说，“其所以被中文的魅力所吸引，除了从内心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之外，可能和我在高小毕业之前就常去寺庙照本宣科地念经书有关。”也就是说，血气方刚的实藤一旦立定认识中国的决心后，就像一个入定禅僧，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还是迈步向前，永不言退，亦永不言悔。

    1926年早大毕业后，实藤受聘为母校高轮中学的教员，立马趁暑假之便赴中国游学。他到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青州、青岛等地，拜会一些老师宿儒，更重要的是亲自选购了一些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例如鲁迅的《呐喊》（第四版）、张资平的《飞絮》、徐祖正的《兰生弟的日记》等，都是1926年刚出版发行的。实藤是个非常勤奋、实事求是的人，因而对他自己的汉语水平，要求甚高。他坦言，“在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讲中国话就能使人听懂，感到十分高兴。不过，觉得中国人讲话很快，我还是听不懂。”于是，在北京旅游的三个星期里，聘请了两位中国老师给他补习汉语，同时学会了汉语注音。由此可见，身为早大“支那文学专攻”毕业生的实藤，不再沉迷于四书五经和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开始研读中国的白话文学，要求自己能够与当代的中国人沟通交流，立志从全方位角度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28]。这些行径和思想取向，在当时的日本是个异数。

    从中国旅游回国后，实藤继续在高轮中学任教，每周上课41节，忙得不可开交，依然抽闲自修汉语，研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并开始收集中国留日学生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料，计划起草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28年实藤受聘为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二高等学院讲师，授课时间减少，每天下午三时后便可放学回家。于是，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夜校，专攻“支那语”，1930年毕业。那时，实藤已经33岁，而且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35年晋升早大附属第二高等学院教授，1949年改任早大法学院和教育学院教授，直到1967年依例从早大荣休，他与早大的关系，如果连五年的学生时期也计算在内的话，长达46年之久。

    战时思维紊乱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史学、史家与时代，都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脱离时代。”[29]实藤惠秀在他三四十岁青壮年期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华时期（1931—1945），虽然怀有一颗善良的心，保持对华友好的态度，但也未能完全逃脱军国主义的荼毒和控制，更不能超越时代的影响，其思路变得紊乱起来。

    在谈论实藤紊乱的思路之前，让我们了解他原来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的。在1931年日本大举侵华之前，他一直认为学术研究是一门科学，而他自己向往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日记记录了如下的信念：

    “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自己的中国研究，首先是为了日本，同时也是为了世界。对日本有利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从出发点开始就考虑‘为了日本’才产生的。即使是两国间的事，倘若不是用极冷静而科学的立场来对待的话，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知识；若不是真实的知识，就不能对自己的国家有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展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事件都应该是研究的对象，而不应该有好恶的感觉。”[30]

    我们检视实藤的著作，即使有关中日两国比较敏感的课题，也大都显示了这种学术态度。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略中国东北，此事给实藤带来十分重大的冲击，日本政府和媒体发动的宣传也铺天盖地而来，极尽颠倒是非黑白之能事。对此，实藤这样慨叹：

    “数十年来，人们总是说‘日支亲善’‘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等，然而事变一发生，却又突然改变说‘贪婪暴戾’‘鬼畜支那’了。……令人感到过去几十年讲的尽是骗人的大话。称之为‘敌’，却不发布‘宣战公告’，又说以‘军阀’‘共产势力’为敌，不以百姓为敌——这是战争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武士道又是进步还是退步呢？……从这次事变看来，不能不感到武士道精神被糟蹋了，甚至也不能不怀疑古时武士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糟糕）。”[31]

    实藤不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敢于直斥他们糟蹋了武士道精神，这是战时日本十分罕见的事。但是，在强大的国家机制面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决定封笔。“这段时期，有些杂志请他（实藤）写点东西。但有关事变的，他一概都不想写。”不过，有些由军国主义政府摊派下来的任务，还是不得不做的，例如带领学生充当“勤劳仕奉”志愿工作者，为政府的工程无偿劳动，表示“忠君爱国”。

    1937年夏天，实藤最终还是顶不住来自上头的威逼利诱，经不起早大出版部门的催劝，他写了《支那与教育》一文，刊登于《早稻田春秋》第9卷第4号（1937年8月）。他在这篇文章中检讨中国当代教育状况，对于过分热衷西化而不普及爱国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

    “从整体教育来说，不能不说是变态的、病态的和不健全的。看来，国家的强弱大体上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北支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声明中，有四次提到‘我们是弱国’，这是很自然的。在这点认识上，我认为日本国民应该感激我国的普及教育，今后也必须努力使其永不衰退。”[32]

    实藤的逻辑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一味追求西化，淡化爱国教育。于是中国人变得不爱国，结果使中国沦为“弱国”。言下之意，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从发表上述文章开始，随着时局变迁，特别是用糖衣包装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新秩序”等政策出台后，实藤也就结束自我封笔的行动，发表时论文章，反映出其对华的思路越来越紊乱。引用他自己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慢慢地、逐渐地掉进了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说服自己的泥淖中。”最后，他不得不坦诚忏悔“我自问曾做过一些对不起中国朋友的污秽事，为此我必须向中国人诚心道歉。”

    实藤所做第一件污秽事、必须向中国人诚心道歉的事，缘于1938年9月接受庚子赔款的资助，成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别研究员”，到中国沦陷区调研，为期一整年。他以北京为基地，先后前往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南京、上海、厦门、汕头、广州和香港等地考察，目的是收集有关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史料，以便完成其《留日史》一书。在这一年内，他搜购了四五千册图书，运回日本。不过，除了收集学术研究资料之外，他奉命以日本政府“特别研究员”身份，整理汉奸组织“新民塾”图书馆内的“危险书刊”。这一大批中文期刊和洋装书籍，都是日军联同伪军从各大学图书馆查禁得来的。按照当年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的管理条例，凡是有反日言论或共产主义思想的书刊，一律被列为禁书。实藤没有详细交代如何“整理”这些“禁书”，这些“禁书”的最后命运，大概也不是实藤一人说了算的。值得一提的是，实藤却因利成便，完成了《中国杂志年表（1）》（斋藤秋男合编）[33]及《中译日文书目录》[34]。据实藤的回忆，“对我来说，我只是为了编写中国杂志创刊目录而做整理和摘录而已。不过，自己越想越觉得做了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还有许许多多使我感到内疚的事。”

    还有一件涉及私德问题的污秽事，更令实藤惠秀内疚不已，二三十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立意向中国人诚心道歉。事缘1939年至1940年间，实藤特派员趁在中国沦陷地区的“新民塾”图书馆调研时，为撰写《留日史》和其他有关研究之用，取出不少书刊，包括：

    1.中国人的日本游记；

    2.中国人学习日本语的课本；

    3.日文书的中文译本；

    4.西方人用汉语编著的图书；

    5.其他有关中国现代文化的书刊，特别是中国的期刊杂志。

    这些借书，实藤用后大都归还。但是，其中有29册，他私自带回日本，据为己有；后来这些书刊成为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实藤文库”的藏书。连同实藤从中国购买的四五千册图书，使“实藤文库”成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的宝库[35]。但是，实藤一直没有宽恕自己偷窃的失德行为。

    最令实藤惠秀难过和后悔的是：他在战时发表了一些中日关系的言论，间接直接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些言论收集在下列三书：1.《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东京：莹雪书院，1940年）；张铭三译《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上海：新申报馆，1944年）；2.《近代日支文化论》（东京：大东出版社，1941年）；3.《明治日支文化交涉》（东京：光风馆，1943年）。

    实藤的时论被认为是对中国人所做的“文化工作”，其论据大都十分浅薄，没有说服力。例如，他曾站在专家学者的高度，说：“现在我们日本的总文化，处在中国的上位，唯其如此，所以自明治二十九（1896）年以来，中国不断派遣多数留学生渡日。”[36]至于所谓“日本的总文化”是什么，他含糊其词。还有，中国留日学生大都具有留学救国情怀，他们忍辱负重，身处恶劣语境中努力学习，实藤是最清楚不过的。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实藤也是明白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客观地说清楚。

    战时的实藤认为他的对华主张是温和的、科学的，并非拥护日本赤裸裸的军国主义。他虽然没有刻意炮制和发表侵华辱华的言论，却在日记中流露出自己十分紊乱的思路：

    “（中国国内）有热爱这块土地的民族，也有破坏这块土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如何对待这块土地的呢？很遗憾，不能说是爱护。他们讲‘锦绣河山’；其实，‘荒野’若能耕耘好，应可算是锦绣吧！但中国的‘山’，很可惜多是秃山；‘河’也因此时时泛滥。这样子是自然造成还是人为的呢？现在，只要凭人类的努力，秃山也可以绿化成林，这难道不是科学带来的进步吗？因此，从弥补不足、帮助后进的意义出发，日本向大陆的‘进入’，应可认为是‘天意’吧？”[37]

    实藤确实不满有些中国人暴殄天物、肆意破坏生态环境。他恨铁不成钢，以为这种开骂调侃是出于对中国锦绣河山的爱护；更误以为由日本对中国环保事业给与‘帮助’或‘补其不足’，就是一番好意。他进而主张“日本向大陆的‘进入’，应可认为是‘天意’”。如此罔顾中国的国家主权，这不是强盗的逻辑，又是什么？

    实藤还妄想通过“辩而明”的方法说服中国人认同他那似是而非的歪理：

    “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从几万年前起就这样地流着，称它们为黄河、长江，也是几千年前的事了。但江、河本身却和这些称呼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几万年来就是这样流着的。这些（河流）并不是专为哪个民族（而存在）的……平心而论，这些江河既可称为‘富士川’，也可称为‘Long River’，还可以用其他名称来称谓。也许以前就有过江河以外的叫法。……然而，这并不是说以前已经划分好了的地方，现在就可以随便地夺取过来。人类应该像‘辩而明’那样求得进步；（过去）靠武力来夺取，正是因为人类尚处于进步的过程中。”[38]

    上述自说自话，实藤假科学之名，为日本侵略中国而辩护。实藤进而推销他的“世界经济学”：

    地球上的人类应当平等地利用地球上的一切资源。人与物的关系应该科学地进行探测，并且经过理论上的争辩来加以界定。要发展经济学的政治理论，便必要创立“世界经济学”。因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说从哪里到哪里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国土，这只不过是被地图上的颜色所迷惑的近视观点而已。地球上的“动产”（如都市、道路、运河、万里长城等），可以算是属于从事建设的民族，可是土地本身则不然，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越往下挖，这一道理就越清楚。[39]

    其实，对于实藤的“世界经济学”，越是向下挖，读者就变得越来越糊涂。不知道当时实藤是否同意把“富士山”改名为“中华山”或“Mt.Korea”，又是否容许外国人打着地球资源共享的旗帜，到东京市中心挖地道、兴建行步行街、无偿经营商铺呢？

    对于自己战时的荒谬的言论，实藤在战后感到十分惭愧。他不断认真自我批判，承认“（作为）研究现代中国的人，却不自觉被（当时的）政治口号所迷惑！竟至如此无知！（一心想）成为一个现代中国研究专家的我，结果却和一般日本人的见识一样”！[40]

    参加亲华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

    话得说回来，战时思路变得紊乱的实藤惠秀并非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般见识。他参加了日本青年进步人士竹内好、武田泰淳、增田涉、千田九一、冈崎俊夫等人在1934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本土以外第一批热爱中国新文学的中坚分子。研究会成立时，竹内（1910—1977）和武田（1912—1976）等人还是东京帝大文学院“支那文学系”的学生，实藤比他们年长十多岁，而且已经是早稻田大学系统内的教授；日本社会重视辈分，因此在这个团体内实藤备受尊崇。竹内好对实藤的评价甚高，在其日记中曾这样记述：每次研究会的例会上，实藤总是谈论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即使是鸡毛蒜皮的事，他都津津乐道。事无大小他都知得一清二楚，每每动人心弦，教人感动。”[41]

    除在特殊情况下，实藤和这批年青的日本文化人都拒绝跟随日本主流社会称中国为“支那”，坚持使用“中国”这个称谓，表示对中国的尊敬。在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并加大力度全盘妖魔化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实藤和他的朋友积极论述和译介中国新文学，给日本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正面的、有建设性的、充满希望和温情的讯息。例如，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实藤发表《鲁迅与转变》一文，简介鲁迅的文学思想及其反战的决心。事变后中国展开全面抗日战争，实藤开始翻译谢冰莹（冰心）的《从军日记》，打算分期刊登。正如冈崎俊夫所说，他们希望通过正在成长中的白话文学“去接触新中国的气息”，同时坦言已经实实在在“嗅得了新中国的体臭”。因此，当时在中国本土还是毁誉参半的新文学作家，却备受他们的尊崇，“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了我们的歌德、我们的陀思妥耶夫”。[42]

    郁达夫欢迎会

    “中国文学研究会中，没有一个人是为这场（侵略）战争感到高兴的；有些人对兴致勃勃地谈论战争的人表现出无法掩饰的憎恨。”

    实藤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不但对苦难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更敢于集体抗拒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战和笼络。他们拒绝与日本军部情报局指导和监督的“大日本文学报国会”合作，不参加该会召开的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因为主办者“意图建构以日本‘道义文化’和‘皇道精神’为中心的‘大东亚文化’，塑造‘大东亚’认同，强制规范（沦陷区）各地文学的发展以服务战争。”[43]故此，生活在军国主义的铁蹄下，身陷险境，实藤等研究会同仁虽然走了一些弯路，思想一度陷入紊乱，还是能够坚持公义，并且巧妙地进行公民抗命，拒绝与军国主义政府合作，从侧面揭穿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

    中日友好的拓荒工作

    如前所述，实藤惠秀在战后不断反省自己战时错误的行为和紊乱的言论。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具体行动显示痛改前非，带头推动中日关系史的反思和重估工作，对日本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下略举数例，说明他的拓荒工作。

    首先，1960年3月，实藤参加由日本著名诗人、语言学家和日本艺术院院士土岐善（1885—1980）为首的“中国文字改革视察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语言学界，特别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楚图南会长、中国的“日本通”孙平化、萧向前等代表中国政府热诚接待。出发之前，实藤说服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土岐善麿兼任馆长），从“实藤文库”取出前述29册从中国掠夺的书刊，加上20多册从中国非法得来的图书，一共四五十册，分由64岁的实藤和75岁的土岐二人，从东京拉到北京，终于隆而重之、诚诚敬敬地归还这批掠夺得来的文化财产。在交还仪式中，实藤“两手发抖，全身冒出冷汗”，使中国政府代表（包括北京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和在场观礼的中日人士为之动容[44]。回国之后，实藤发表文章呼吁日本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包括图书、美术品、考古材料等，也呼吁日本送还战时被日本强虏而在日本死难的中国劳工的遗骨，并强调做好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迈向“中日友好的第一步”[45]。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共同声明之后，实藤和小岛晋治（横滨市立大学）、加藤祐三（东京大学）等日本学者在同年12月，公开要求日本最高学术组织“日本学术会议”（日学会）[46]，必须研议日本学术界承担侵略战争责任事宜。他们的具体要求有两大项。

    一、更正日学会1972年4月第61届全体会议关于中日学术交流的决议：他们要求日本学术界必须正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去除“两个中国”的任何联想，以符合中日共同声明的精神。

    二、重视学术界的战争责任，包括：（甲）澄清日学会“南极特别委员会”的“南极考察事业”与“（旧）满州医科大学”用活人做实验品事件的关系，并中止使用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作南极考察研究之用。（乙）处理从中国掠夺的研究资料问题。

    在第一项，实藤等学者指出：日学会有关国际学术交流的决议和一些文件使用“与台湾及中国的交流”之类的表述欠妥，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他们主张日学会这种表述，必须从速改正过来，因为它违背中日共同声明中强调的“一个中国”的精神。

    在第二项甲条，他们揭露“南极特别委员会”（南特会）的军事成分增加，违背设立该会时初衷。原因有二：南特会属下“医学部门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北野正次的背景有问题。从1956年起，北野被委任为委员，官方介绍北野的头衔是“东京血液研究所所长”。其实，北野在二战时是沈阳“满州医科大学”教授，1944年8月至1945年3月继石井四郎中将出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转赴哈尔滨的731部队总部工作，并晋升“关东军军医中将”。即使在满州医科大学任教时，此人已秘密从事以活人为生化实验的不人道勾当。继续容忍此人参与南极特别委员会工作的话，日学会实际上就是利用以中国活人实验得来的“成果”去推进“寒冷地带医学”和“南极观测”的研究。此外，1963年起，南特会罔顾部分研究者的反对，决定使用日本自卫队军舰进行研究。以上两事都大大增加“南极观测”的军事成分。因此，实藤他们提醒日学会，1955年设置南特会时，曾向公众承诺不带任何军事成分。他们呼吁该会必须带领日本学术界肩负侵略战争的责任，不容重蹈前人覆辙。

    在第二项乙条，实藤他们建议扩大返还中国文化财产的范围，包括：

    1.立刻没收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所有公私机关的文物和图书，以便悉数回归中国。

    2.要求日本人立刻返还从中国掠夺而且带回日本的文物。

    3.有些中国的损失今天已无法抵偿时，就必须敦请中国派遣评估委员会去日本，决定掠夺中国文物时的价值，由日本予以赔偿。[47]

    上述建议，使返还运动又再迈进一步。另外，实藤先生个人又倡议设立“文化财产返还发起人联谊会”，希望群策群力，在日本全国展开返还运动。他确信即使返还运动使日本一些图书馆空荡清仓、一无所有，也是好事，因为道义至上，更何况“利用从别人偷抢得来的材料去研究别人，该是何等荒唐的事！”

    可惜的是，尽管实藤等学者从1960年代开始奔走呼号，高举道义旗帜，努力推进返还文化财产运动，可是日本社会反应极为冷淡。据实藤在1980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透露，全日本只有一人（大妻女子大学某教授）公开响应。但是，这位志愿者的身份经过新闻报道曝光后，右翼分子不断打电话骚扰他、威胁他，最后这位有心人只好打消对中国返还文化财产的念头。[48]

    帮理不帮亲

    实藤对于中日两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抱着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态度。在这里我必须报告我和实藤共同合作的一些往事。1970年年末，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曾与普大中国同学沈平、李德裕等率先发起保卫钓鱼台列岛主权运动，成为全球保钓运动的急先锋。在这几个急先锋之中，我是唯一攻读日本历史的学生，于是由我负责收集和分析日本方面言论和历史资料。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美国各大图书馆很少收藏这类文献，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图书和论文值得参考，加上当时留美的华裔师友绝大多数都是学理工的，很少人攻读人文学科，更少人研习日本历史文化。我感到孤独无助，只得向日本师友求助。实藤反应最快，也最热烈。他先后多次寄来大批日文资料，包括冲绳县编印的内部参考文献，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很难入手。

    实藤给我的信函每每强调，他爱他的祖国日本，也爱真理。他认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应该由中日两国人民理智地协商解决；互相理解对方的理据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完全没有必要向对方隐瞒资料。纽约国是研究社社长黄养志先生和我利用实藤寄来的材料，写成几篇长文，交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例如《钓鱼台千万掉不得！》一文，有些老保钓认为是“一篇读来令人动容的论述研究”。我们几个人共撰的《日本人为谋夺我钓鱼台做了些什么手脚？》一文，被香港明报出版社和纽约国是研究社多次重印，以单行本方式免费发行，该文成为海内外第一波保钓运动的重要参考文献。

    后来，为了更直接地向日本传送我们保钓的理据，纽约国是研究社指示我用日文起草一封公开信，发给全体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政府高层官员和日本主要媒体，陈述中方维权理据，并反驳日方谋夺钓鱼台列岛的主张。遇有日本人姓名或地址不详的时候，我便拜托实藤在东京查明后转发。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没有能力给他汇钱偿还邮费交通杂费，他不介怀。实藤对我们的请求，总是欣然同意，悉力以赴。实藤如此见义勇为，帮理不帮亲，使与我一起工作而反日情绪高涨的保钓朋友惊奇不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实藤又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继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同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成为事实。眼见夙愿已尝，实藤庆贺之余，却担心日本人善忘历史，于是赶忙整理材料，编写《日中非友好史》，1973年1月由东京朝日新闻社隆重出版。

    这本400多页的大书，综述近百年日本侵华和辱华的事实，又从早年留日学生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中，抄录留日学生在日本受欺凌压迫的辛酸事迹。最后从数十种日本报章、期刊、专著中，抄录当时著名的“支那通”如市村瓒次郎、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人的言论，揭露他们是如何误解中国，如何误导日本民众的。实藤编写这部大书，并非存心对中日复交唱反调，而是强调“如果不认清非友好的历史，如果不彻底铲除非友好的根源，真正的友好不会来临。”为了警示世人不要得意忘形，不要满足于田中访华带来短暂的喜悦，实藤如此这般铺陈日本对中国的非友好史实，强调今天的中日友好得来不易，也算是拓荒的工作。

    实藤惠秀最为人称道的拓荒业绩是撰写《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

    这本大书由东京黑潮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这是实藤呈交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林启彦先生和我共撰的《译序》这样评介这本书：“《留日史》使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留日学生的日记、书信、著译书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档案文牍等，详述1896年至1937年间留学日本运动的缘起和演变、留日学生就读学校种类及课程，亦论及清末以来留日学界的种种政治组织和活动，又另立专章详细探讨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此书不但取材广博，立论亦颇平实客观，故面世以来，备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叶中日关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且被认为对开拓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具启发作用。”[49]直到今天，我相信上述评介还是公允中肯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部大著是实藤用了至少24年写成的。早在1936年11月，实藤便在《日华学报》发表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首章，接着从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分11期在《日华学报》连载。1939年3月，由《日华学报》在东京结集出版《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不过，这是“非卖品”，不公开发行。

    这本“非卖品”的学术书虽然在战时出版，也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前北京大学张铭三教授曾选译本书一些章节，分两期在《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发表。张铭三教授又翻译了实藤战时发表的连载长文“留日学生史谈”，以“留日学生史话”为题，刊载北京《日本研究》月刊。此外，实藤关于留日史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评介，也被其他中国学者争相翻译出版[50]。

    值得注意的是实藤在1939年出版《史稿》后，不断加以修订和增补。1960年出版的《留日史》增订版，“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缩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

    《留日史》出版后，实藤先生还继续修订和增补；1970年出版该书的“增补版”，使内容更加充实丰富。1984年6月下旬，我去东京探望实藤，当时他的健康大不如前，因而对我提出两项要求：希望我继续他两项未完的工作：整理《大河内文书》和继续增补《留日史》。几个月后，实藤因病辞世。我很惭愧，迄今我还未能达成他的愿望。我不厌其详追踪《留日史》的撰述经历，就是为了反映“作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实藤用三四十年修订和增补《留日史》，其实亦可视为从侧面反映这段时期变幻无常的中日关系。

    实藤惠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拓荒工作就是发现和整理“大河内文书”—一座研究清末时期中日文人交往的宝库。在1930年代末期，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实藤在日本埼玉县的平林寺发现了大河内辉声（1848—1882）与清朝驻日公使及其随员的笔谈遗稿。大河内是江户时代上野国高崎藩最后藩主，一位既积极吸收西洋文明又陶醉于儒家思想、崇尚中华文明、通晓汉诗汉文的日本贵族，他经常与在日中国文人和清廷派驻日本的外交官员如何如璋、黄遵宪等人诗酒唱酬。他们虽然不能用口语交谈，兴之所至，大家挥毫笔谈不绝。笔谈内容从日常饮食到女色、文学、哲理、时政等，无所不谈，话语有时放荡不羁，大家畅所欲言，不拘一格。因此，字里行间透露出大时代转型期中日文人内心世界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每次雅聚之后，大河内都把笔谈记录珍而重之，并托人装裱，加以保存，后来交平林寺僧人托管。这些笔谈遗稿的装裱和保存，大河内的中国客人是毫不知情的。这批笔谈遗稿对于研究清末黄遵宪等文化人面临中日关系逆转的心路历程，以及明治初年大河内辉声等权贵对旧时代弥留眷恋之情，极具参考价值。

    “大河内文书”由于是即兴的笔谈记录，内容丰富，但是杂乱无章，分量庞大，向来缺乏整理。1964年实藤在“大河内文书”中选择一些笔谈记录，加上日语翻译和注释，出版了《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游》一书，立马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不久，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应邀去早稻田大学访问，与实藤合作编校部分大河内文书，1968年由早大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提供难能可贵的参考材料。最近喜闻由于浙江工商大学王勇教授等人的努力，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已复印全套“大河内文书”，纳入“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工作范围，成为国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王教授汇集国内多位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51]。对于这一喜讯，实藤在天之灵定必莞尔而笑。

    心灵感应

    对于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心”，与他交往的中国朋友都有不寻常的心灵感应。1934年至1936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钟敬文先生（1903—2001），认为实藤（时任早稻田高等学院教授）是他最亲密的日本朋友。在留日前，钟氏是浙江大学专任讲师。1930年，他曾与顾颉刚、董作宾等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并主编《民间文艺》期刊，发表好几篇民俗学的论文，引起实藤的注意。钟氏抵达东京后不久，实藤便登门拜访，请教民俗学的事情。

    此后，两人过从甚密，经常谈论中日关系及日本的事情。比钟氏年长7岁的实藤虚怀若谷，对这位中国青年学者十分器重，曾嘉许其对日本事情的理解比日本人来得深刻。那时候，虽然中日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日本的“特高”加紧监视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实藤还是与钟氏往来不绝。1935年春，经实藤安排，“中国文学研究会”邀请钟氏作专题演讲，探讨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为逃避特高的干扰，这场演讲会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喫茶店举行，出席者除实藤之外，有增田涉、竹内好等十余人。实藤曾执笔报道此事，交《中国文学月报》发表[52]。钟氏记得实藤曾批评很多日本学者，因为他们战时跑去中国购买大量图书和研究资料。实藤提议他们战后必须归还这些文化财产给中国，道理很简单，趁中国战乱而去搜购，就是趁火打劫，等同掠夺。最令钟氏感动的是：实藤不但动嘴说了，还真的带头动手干起来了。在钟氏心目中，实藤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日本人、没有民族偏见的日本人”。[53]

    1940年至1944年留学日本的汪向荣先生（1920—2006）与实藤先生的交往，更具体地反映了类似的心灵感应。汪氏是通过其日语老师松本龟次郎（1866—1945）引荐而认识实藤的。松本是个德高望重的日语教育家，1903年起便投身对留日中国人的教育事业，不但编写日语教科书和教材，而且亲自执教，在留日学生心目中成为最受尊敬的师长，经他亲自教导的中国留日学生逾万人，包括鲁迅兄弟、秋瑾、周恩来等，人称“中国留日学生教育之父”。即使在1990年代，亦即与实藤结缘50多年后，汪氏已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离休资深研究员、创办“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推手之一，著作等身，并被公认为中日关系研究成果最丰硕的学者，当他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认为松本介绍他认识实藤，实在是他一生的大事。

    根据汪氏的回忆，实藤虽然年长24岁，但总是谦恭诚敬，不耻下问，两人很快便推心置腹，成为莫逆之交。1940年秋，当实藤赠送自著新书《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东京：日华学会，1939年）时，按照一般礼数请汪氏指正，并且自谦地说，这本书是站在日本人立场写成的，希望聆听汪氏从中国人的视野做出的评价。由于汪氏已经读过此书，立刻毫不客气地回应，说从中国人的视野来看，这本书没有交代留学的社会背景，不无遗憾。实藤回应说，既然如此，就请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另写一本留日史也是件好事。后来实藤和汪氏一起去拜候松本先生时，实藤又再提及此事，松本也鼓励汪氏接受此挑战；于是刚20出头的汪氏就立志以研究中日关系史为终身事业。汪氏回忆说：

    “我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道路不平坦（日本侵华战争、长期被打成右派），但毕竟还是走过来了，而且还将走下去。其所以能如此，主要当然是在于我自己的意志和决心，从我年轻时代立志以探讨中日关系史作为我终身事业之后，无论经历怎样坎坷，也没有灰心，没有中辍我的事业；但也不能不感谢师友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其中最应该一提的是实藤惠秀先生。”[54]

    最令汪氏感动的是三件事：第一，实藤凭自己是早稻田大学附属第二高等学院教授身份，阻止“特高”干扰汪氏在东京从事中日关系研究。第二，为了协助汪氏搜罗清末以来在华日本教习及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实藤陪伴汪氏在东京钻图书馆、逛旧书店、走访不少日本教习及知情者。两人亦经常讨论问题，各抒己见，求同存异。1944年汪氏回国之后，只要向实藤提出要求，必定获得所要的研究资料。对此，汪氏在其学术专著《日本教习》的“前言”中，再三感激实藤的友谊和帮助：

    “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实藤和汪氏）访求书刊资料，一同讨论研习；在我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勉励我，要我知道：需要我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要我千万不要气馁；在我书刊、资料（在“文革”被抄家）丧失尽殆的时候，他尽快把我们共同制作的资料、照片复制后送来，还提供我不少其他便利。尽管在战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他也看不到（实藤已在1995年逝世）他所待望的有关日本教习专书的出版（文章，他是见到了的），但在这本专集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纪念，也表示感谢。我没有辜负他的好意，也没有违背他的意愿，尽我的可能把有关日本教习的情况、资料介绍给学术界，希望能作为二十世纪初两国文化交流史中一段重要历史，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让这一段重要的史实湮没。”[55]

    第三件令汪氏感激的事，就是实藤善用他的“好意”和“意愿”，主动与汪氏分工，以便分头完成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问题的研究。以下两段话，就是汪氏对与实藤既合作又分工的回忆。

    “（1944年）回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可能发表我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研究的成果，当然更不必说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日本教习那样比较敏感的专题有所讨论了……1956年，我希望实藤先生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所以曾把一些在回国后搜罗到的资料，抄了一份给他，其中包括对日本教习名单的补充。当时他正在修订《留日学生史稿》，回信要我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下些功夫；他表示，在新的《留学生史》中，不想再详述日本教习的事，这大概就是我和他在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大重要问题上的分工。”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重新恢复学者生涯，得到实藤先生的信后，才了解到这二十多年来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虽然在留日学生的研究上，有不少进展，可是在日本教习这问题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实藤先生重提旧话，要我在日本教习的研究上做些努力，发表文章，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环。他并且说，因为有前约，所以在他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对日本教习提得很简单，不像过去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那样，希望我补充（日本教习这个课题）。”[56]

    直到1978年后，实藤不但对汪氏重提四十多年前的旧话，还继续给汪氏提供研究资料，又促请正在从事日本教习研究的日本文部省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阿部洋氏，向汪氏提供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此外，实藤读过汪氏在国内和香港发表的有关日本教习的文章后，一如往昔，向汪氏“很认真地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经过上述四十多年的验证，难怪在汪氏心目中，实藤惠秀就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实藤惠秀的中国心，连与他素未谋面的中国人也能触摸。《音乐小杂志》重返故国的故事或可说明这一点。

    事缘1984年4月，我收到山东济南大学音乐系孙继南教授的信，说从我和林启彦君翻译的《留日史》得知《音乐小杂志》是在日本刊行的事实，要求我向实藤氏查询，设法找到这本杂志。据孙教授介绍，这是李叔同编刊、中国最早的音乐期刊，“由于它的历史价值所系，多少年来，（在中国）……都无法寻觅它的踪影。……这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情”。[57]其实，在孙教授来信前不久，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丰一吟女士（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女儿）已经向我查询该杂志下落，说“这个刊物，在我国已无法找到”，如果把这本杂志请回中国，“我国音乐界同人必将十分高兴。”[58]我见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于是去函实藤求助。

    本来，国际友人之间互相帮助、交流研究资料是常见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寻找《音乐小杂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本杂志原来是李叔同在留日期间凭其个人力量编辑而成，1906年在东京印刷，印行量大概不大，而且只出版了创刊号便无力为继，因此中日两国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难怪后来的学者难以寻觅。此外，实藤不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人，他只是在几十年前撰辑“清末在日本刊行的杂志目录”时，在东京文求堂书店见过《音乐小杂志》等中文杂志的创刊号。不过，几十年来他还是惦记这批文物，知道战时为了逃避盟军空袭和保存文物，文求堂把几经辛苦搜罗得来的这批文物，廉价转让给设在日本中部的滋贺县的“日本民族研究所”，因为那里远离东京，很少空袭，比较安全。战后不久，该研究所解散，这一千种中文期刊创刊号又再转让，“凡直排的由天理大学收藏，横排的归京都大学。”实藤记得《音乐小杂志》是横排的，因此推测可以在京都大学见到它。为此，他拜托京大的清水茂教授复印该杂志。清水教授果然不负所托，1984年8月中旬向实藤复命。同年8月下旬，实藤从东京以空邮分别寄给济南的孙继南教授和上海的丰一吟女士。收到杂志复印本后，孙教授如获至宝，非常兴奋，撰写《漂泊异乡魂归故土——〈音乐小杂志〉寻访始末及初探》一文，记述该杂志回归经过，鸣谢实藤的帮忙，并探讨该杂志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贡献。与此同时，实藤撰写《＜音乐小杂志＞和我》一文，寄给汪向荣氏，汪氏翻译成中文之后，交《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三辑（1987年9月）发表。1984年10月，孙教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会上，报告该杂志回归经过及其学术价值，《寻访始末及初探》一文先后在《山东歌声》（1984年第12期）全文发表和《人民音乐》（1985年第3期）摘要刊载。孙教授对实藤由衷感激，到处表扬，称赞实藤“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与尊敬的中日友好的学者”。是故，实藤协助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归国的事，一时成为中国音乐界美谈。实藤自己对此事淡然处之，自谦地说：“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人来说，为中国做出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值不得夸赞。”

    上述故事的尾声，更令孙继南教授感动。事缘1984年9月收到杂志复印本之后，孙教授又向实藤查询杂志涉及的几位日本音乐家及刊物尺寸大小、封面彩色等细节。同年11月2日，实藤回复：“自8月以来，我因脚病一直卧床不起，所提问题，已向两个朋友询问，还未接到回信。此信是仰面朝天写的，很乱，请原谅。”“两天后便又来信，告知朋友回答内容，并附来鸟居忠五郎教授代笔的几位明治时代音乐家传略，信尾仍写‘病卧床上、仰面朝天，字不清楚，请你原谅’”。知道实情后，孙教授不由得感叹“老人如此高尚品德与举止，令笔者感动不已”。并感无限唏嘘：“无以回报，遂将珍藏书法家朱孔阳朱砂《寿》字一帧馈赠，未料此后仅58天，噩耗传来，老人于1985年1月2日在日本病逝。”[59]

    实藤对于中国朋友，可以说感悟深厚，终生未渝。汪向荣回忆以下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直到（1984年）12月15日左右，还收到他（实藤）在病床上写的信，谈的还是文稿上的事，讨论一些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的问题；那时我收到（广东省梅州市）黄遵宪纪念馆梁通同志的信，说实藤先生把珍藏的《日本杂事诗》稿冢题字初拓本送给了纪念馆。我想，他可真一辈子把精力付诸中日文化交流工作了，病得这样重，还没有忘记。”[60]

    汪氏话说得好，12月15日左右，距离实藤与世长辞只不过两周！我要补充的是，在实藤看来，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帮助中国朋友做些事，是责无旁贷的。实藤自己就曾这样说：“这些，在我看来是一个日本人应尽的责任。”实藤惠秀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本人，他的中国心就是这样的。

    结语

    实藤惠秀胸怀日本，面向中国，以促进中日友谊和文化交流为己任。这种亲华思想和行为，不管是在战前或战后，经常与日本国策背道而驰，被视作异见分子，也被迫游离于日本上流社会，因而经常感到寂寞、无奈。其实，实藤并不孤独，因为具备良知良能的人毕竟是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不过他们是未能掌握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情况一如中国“文革”期间，是非黑白颠倒紊乱。日本侵华时期，在大部分的日子里实藤和竹内好等人被指为日本国内的牛鬼蛇神。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历史自有公论。

    实藤在推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日本文字改革及中日文学翻译和比较方面，都是备受尊崇的先行者。他在促进中日友好、要求日本承担侵略战争责任、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返还从中国掠夺的文化财产等方面，都有非常独特的贡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中日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实藤依然关怀中国，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寄予无限温情，憧憬新中国光明的前途。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一度思维紊乱，可是很快清醒过来，并作深刻反省，以多种实际行动倡导中日友好。汪向荣氏为实藤的一生作了总结：“只有真正爱自己祖国的人，才可能爱其邻邦。这一心情，打从战时开始，直至战后钓鱼岛（尖阁列岛）主权争议，都频频在他身上显现。实藤氏是个真正的日本人，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61]这番话，我深有同感。

    实藤为他的祖国从落后弱小的封建社会转化成政经大国、从文化输入国变成输出国，感到无比骄傲，又为其祖国沦为侵略国加害邻邦而感到惭愧和悲愤。这种骄傲而又惭愧和悲愤的心情，沉淀之后，虽然长期处于恶劣的语境，终于被转化为强大动力，使他成为出色的中日文化关系研究和中日友好的先行者。他为我们后辈披荆斩棘，从社会文化多方面切入，开辟了中日关系研究的新天地。他的《留日史》并非十全十美，还有修正增补的空间和必要，可喜的是继实藤先生之后，一些学者已经开展了细密的研究工作[62]，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岁月，将有更多学术硕果陆续面世。

    实藤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弗视的。西方日本史权威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先行者Marius B.Jansen教授（《日本人与孙中山关系研究》等书著者），与实藤相交甚笃，经常就中日关系史问题交换史料和意见。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Jansen教授坦言受实藤的启发与影响[63]。

    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和Carol T.Reynolds都称誉实藤为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先行者，他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和后来的合著中都深受实藤的影响[64]。美国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教授傅佛果（Joshua A.Fogel）（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在1988年创刊的英文半年刊Sino-Japanese Studies（日中研究），刊登研究中国和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学术论文，成为西方唯一的中日关系学术期刊，而该刊封面“中日”两字，就选用了实藤的墨宝，以示对实藤先生的尊崇[65]。

    近年日本国内刮起历史修正主义歪风，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不尊重历史，拒绝深刻反省对外侵略史实，罔顾战后中日友好来之不易的现实，鼓吹“中国威胁论”，大肆破坏中日友好，模糊中日共赢的美好愿景，其所作所为与实藤惠秀所向往的背道而驰。回顾中国学界，近三十年来百花盛开，视野宽广，颇具新时代文艺复兴的势头，至为可喜。可是在世界史，特别是日本史的领域，王奇生教授赞誉实藤那样的“实证功夫”，还是尚未到位。至于叶隽先生所求的“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亦未清晰呈现，更遑论“生发出思想史研究新义”了。由此看来，今天重温和检讨实藤惠秀这位日本学者的心路历程，对我们反思中日关系和瞻望未来，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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