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爱德华·门德尔松（Edward Mendelson）

    翻译：陶娜

    到这本书的最后，这个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的先锋学生，这个向小杂志投稿总被拒绝的人，已经逐渐形成他直白硬朗的行文风格，开始把自己重塑成受世界各地人喜爱的“海明威老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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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评论讲的是一本新书。这本书里收录了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一些书信。他写书中第一封信时年仅23岁，写书中最后一封时26岁。在这3年里，住在巴黎的他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生了第一个孩子，和第一个老婆疏远并谈上第二个，辞去了记者的工作，发表了自己的前3本书（主要是短篇故事和诗）、完成了两篇长篇小说，还第一次看了斗牛。也是在这3年里，海明威开始了一个转变：从一个致力于以文字传达内心焦虑的疏离感（“从而你们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的作家转变成了一个沉醉于“赞扬那些在所作所为中蕴含着坚强和勇敢的人”。他说：“有些人凭体力做出的事情让你感到一种由衷的钦佩。”海明威自己在这段时间也开始获得这种素质。到这本书的最后，这个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的先锋学生，这个向小杂志投稿总被拒绝的人，已经逐渐形成他直白硬朗的行文风格，开始把自己重新塑造成受世界各地的人喜爱的“海明威老爹”了。

    《剑桥海明威书信系列》计划发行17本，这本书是其中的第二本[73]，包括了近250封信。同一时期海明威写的信在1981年出版的《书信选集1917-1961》中也有收录，但那本选集收录的信件数量只有这本新书中的三分之一。新发表的这些信不但朝气蓬勃，通俗易懂，而且加深拓展了人们对海明威刚出道那些年的了解。本书的编辑还加了许多注释解释有关历史和个人的典故，记录了海明威的经济状况，另外还极为细致地介绍了海明威所崇拜的诸多拳击手和斗牛士。

    本书揭示最多的不是具体的传记细节，而在于从里面这些长长的信笺中能看出海明威的思维。他的这些信都是写给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信又长又热切，而且毫无保留。自从他那心有怨怼的姐姐马塞利娜公开说，母亲曾让海明威穿女孩子的衣服，她试图把他俩当作一对双胞胎来养。人们从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也读到了他对阴阳同体的幻想，过去50年中分析海明威作品的人常说他是一个性别混淆和跨类别的产物。事实上，这种说法和先前关于他“男子汉”的形象其实都简化了海明威。这些新发表的信件表明，所谓的男子汉也好，阴阳同体的幻想也好，都是表象，表象以下有一个深层的主旨，它指引着海明威的生活和工作，而且这个主旨最终与性是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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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威爱在信中议论他人，自吹自擂，还经常捏造内容。有一次他对一位朋友写道：“上面一段内容大多数都是真的。”可是，那些内容里，除了一些针对他父母的气话以外，所有关于他心情的内容几乎都是假的。比如，当他和妻子哈德莉·理查德森越来越疏远的时候，他却在信中愈加坚定地告诉别人他的婚姻幸福美满。

    他和每一个人通信的风格都有所不同。写给出版商和编辑时，他正式又有心计。写给格特鲁德·斯泰因时，他阿谀奉承又很恭敬：

    《大双心河》的内容都是我虚构的，所以对整个故事我提前有安排，写出来的感觉多半也符合我的预想，写鱼的部分我很满意，但写作难道不是很艰苦的工作吗？遇到你之前我觉得写作很轻松。当时我写得太差劲了，哎呀，我现在写得还是一塌糊涂，只不过和过去的差劲类型不同罢了。

    写给埃兹拉·庞德的信他显得固执己见和恶俗：

    你肯定听说了吧，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娶了一个十九岁的Bloomsbury犹太知识分子。（注：海明威用的是“kike”这个侮辱犹太人的词）

    萝卜，就是那个犹太杂志出版人，和我偶尔打打网球。（Harold Loeb, Broom杂志以前的编辑）。（注：Loeb是姓，海明威把他的姓拆成了“Low-ebb”，发音相近，但含有低迷，不景气的贬义）

    不安在戴着王冠的屁股上拉屎。（书信原文：Uneasy shits the ass that wears the crown。注：莎士比亚原文：“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意思是不安待在戴着王冠的头上。）

    和他表面一脸仁慈的父母的通信中，海明威一会儿严肃正式，一会儿又激愤地为自己辩护：

    我没有时间也不想为我的作品辩护；我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花在完善自己的作品上，而真正的好艺术品是不缺辩护者的，真正的好艺术品也不缺那些憎恨它要毁灭它的人。嗨，说这些都没用。憎恨好作品的人是毁灭不了这些作品的，最终这些作品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会望而退却。

    海明威写这些信的风格一点不像他在小说中采用的叙事口吻。当他在《大双心河》和《太阳照常升起》中正追求一种紧张有力的风格的同时，他给发小的信和给战时救护车上同事的信则混杂着私密的俚语（比如“yencing”这样的词，这个词是性交的意思）和多音节的长词。比如，信中写到某个人晚上去茅厕的小插曲时，他加了一句：

    不用说the enditer（指海明威自己）除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太阳供暖保证功能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一般是绝对不会让大肠蠕动的。

    将斗牛士故事《打不败的人》投给《日晷》杂志3个月后，海明威信中写道：“日晷拿了我的斗牛长篇故事快有三个月了，他们应该给钱了”（原文：The Dials had my long Stier Kampf story now for almost a trio of the monats so they may produce kickage in also.）

    要了解海明威捏造事实的能力，应该在读这本书信集的同时备一本海明威传记，最好是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写得十分精细的《海明威：巴黎的岁月》。读着这本传记，再读海明威写的信，就能读到一些不一样的意思。比如：海明威在信里义愤填膺地写那些租他巴黎房子的人“其实都是些骗子，他们说要租3个月的，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溜了。”如果读海明威的传记，你就会知道海明威和妻子曾在多伦多干了同样的事：就在他写这封信的一年前，他们承诺会租一年的房，结果租了三个月就走了。

    海明威刚出道时的作品欢快但写得啰唆，在1921年来到巴黎以前他的风格一部分是学舍伍德·安德森的（正是几年后海明威在《春潮》中公开批评的安德森）。

    当你进入那个房间时，除非啤酒圣人赐予了你特殊的力量，你不会比真的带着一只骆驼出现在那著名的骆驼穿过针孔比赛好多少，也就是说，你身边的房间将会突然安静下来。

    特鲁德·斯泰因教海明威要删去那些累赘的描述。他因此在写作上做了一些演练，而没有发表，像这一句：

    源远流长。为什么说“源远流长”？“源远流得又长又广”行不行？或者说“源远流广”？不，最后这个肯定不行。

    斯泰因让海明威摆脱了束缚去写一种他自己从来没写过的故事，表达出一种略带焦虑的疏离，这种状态无法用复杂的词句表达。《士兵之家》中的克里布斯朦胧地想和女孩子在一起却又不想要猜忌与纠缠不清的关系：

    他不想要什么后果。他永远也不要有任何后果了。他就想这么活着，不被事情的后果所困扰。

    《大双心河》中的角色尼克·亚当斯拒绝进入沼泽时也表现出的充满各种象征的疏离：

    他感到了胳肢窝底下越来越深的水，他似乎不太想在深水中淌着走……在水流这么快的深水里，光线又暗，在这里打鱼太危险了。沼泽里打鱼是一种悲剧性的冒险。

    海明威当时很擅长在短篇故事里记录这种疏离感，可他有一段时间都不能把类似的材料写成一部完整的小说，他因此很受挫。就在这个时期，他在《太阳依旧升起》中创造了杰克·巴恩斯这个彻底被疏远的角色，海明威根本不用为巴恩斯构思出造成他疏离的心理背景，因为巴恩斯的这种状态是巴恩斯在战争中意外遭受的性伤害造成的。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从巴恩斯这个角色身上的疏离感觉到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他说：“杰克·巴恩斯不是一个性功能有障碍的人。他更像是一个穿着道德的贞操带的人。”

    1924年，当海明威写《大双心河》时，他写作生涯的后半段开始逐渐成形。1923年他在潘普洛纳看斗牛，他为之激动不已。1924年，他准备再回去参加斗牛节，他在信中写道：

    你还记得在一家蒙塔莱格罗镇的酒吧里我和你提起，必须要找到那些身体行为本身就真正让人敬佩的人……我在斗牛场里有了这种感觉。上帝啊，没错。

    这是他写给爱德华·奥布莱恩的信。后来奥布莱恩做编辑时，编了一套献给海明威的年度故事集，海明威第一次体验到了他人对他“敬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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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明威一开始写的故事里，年轻男子的道德准则是只遵循自己的意志。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活得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英雄主义理想，不关心他们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什么影响。他们不在乎家里人要求他们完成的义务，女性需要的忠诚他们也拒绝给予。这种角色不求什么亲密的个人关系，却总与有着共同理想的人融为不分彼此的兄弟。

    在寄回家和寄给战友的信中，海明威表达出了很深的兄弟义气。许多封信中，他不说“我”或“你”，而是直接用“哥们儿”来指代自己和朋友。他会和朋友说，“让哥们儿知道最近的情况呀。”他鼓励一个朋友在巴黎找工作时这样写道：“哥们儿找好工作不一定要有才也不一定要吃苦。”另一个朋友结婚时，海明威写道：“哥们儿单身汉的日子过多了，已经多到对哥们儿没有益处的地步了”。

    海明威重义气的原因可能和美国大学生加入兄弟会的原因类似（女生加入姐妹会）。海明威矛盾复杂的性倾向和他想象中那种豪爽的男子汉气概差别颇大，年轻的他并不知道每个人的性倾向都是矛盾而复杂的，这样一些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用所谓的“兄弟义气”当挡箭牌，对所有与他们不一样的人都表示憎恨，以此来缓解焦虑。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道：

    同性恋会做一些哥们儿绝对不会做的事。从来没有哪个同性恋会忍饥挨饿。好哥们儿都忍饥挨饿过。不幸的是，写作的哥们儿会碰到不少同性恋的同行。

    他对一个笔友表扬另一个朋友说：“他比我们还要恨犹太人呢。”海明威故事中的杰克·巴恩斯揭示了海明威心中的另一种仇恨，“我不信任坦率和直白的人，特别是那些故事说得很完整的人”。这句话可能也戳穿了“哥们儿”内心都存在的一种阴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那复杂的内心，所以他们憎恨那些没有被复杂的内心困扰的人。

    海明威还坚持说婚姻不影响到他和兄弟们的义气。他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哈德利其实就像个男人。他在信中写道：“出去旅游时她是个哥们儿”；对另一位朋友他说：“其他女孩子钓鱼时只是装着有兴趣，她却像一个男的一样兴致勃勃。”海明威还解释说，因为他婚姻幸福（事实上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可以有那么多朋友：“婚姻不美满的汉子不可能有做任何事情的良好基础”。

    在20世纪的社会里，男人25岁以前可以挺好地过着一种充好汉的生活。二十五岁以后，这种追求就变得既烂污又莫名其妙，因为它不能带给年轻人成熟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举止。25五岁以后，所谓的兄弟都会渐渐孤立疏远开来，他们因此会靠喝酒来找回那份义气，用酒来销蚀个性，或者通过展示男子汉气概互相比拼来感受那种感情。海明威年纪大了以后，不和朋友们喝酒时，他会告诉别人他不但比他们更强壮勇敢，而且他有比他们都要好的妻子：

    玛丽小姐（指玛丽·威尔士，他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很强悍。她也很勇敢、迷人、风趣，长得喜人，与人和善，是一个好妻子。她钓鱼钓得也很好，射击打鸟也有一手，游泳游得很棒，烧菜烧得好，品酒也不错。花园里她也能干，她还是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另外艺术、政治经济、斯瓦黑里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她都懂一点，还能用西班牙语管理船上或者家庭里的事务。

    海明威年纪大了以后在作品里写了一些虽然冷漠，但在和年轻女子的恋情中依旧充满热情的中年男子，比如《过河入林》中的坎特韦尔上校。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时，岁数还不大的海明威的情感生活却并不愉快。比如，他笔下尼克·亚当斯这个角色心中的“好地方”是“什么都影响不到他的地方”。当尼克断了自己和女主人翁马哲瑞之间的恋情时，二人“并没有大吵大闹。”

    没有一群兄弟和自己打成一片时，海明威开始幻想与一位情人合为一体。很多人引用了这些很明显的例子，在《永别了，武器》中：“我不再存在。我就是你。”“我们是同一个人。”“我要我们搅在一体，”在《战地钟声》里海明威写道：“现在的我是你……现在的你是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互为彼此……我希望我们是完全相同的。”在《伊甸园》里：“现在你分不清谁是谁了吧？”（书中的女性角色说这句话时刚刚把她的手探入他身体）。所有人读到这些内容时都认为这是性别越界，但这种合二为一的欲望在海明威写给自己朋友们信中一段接着一段热烈的文字里不断出现，比如他把每一个哥们儿都称为“雄性”（“a male”）。

    作为义气深的男子汉也好，作为雌雄同体的人也好，海明威想要的是一种与他人的融合，一种持久的亲密的关系，如此他再也不必做一个与别人分离的个体。当然这种与他人的融合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篇让海明威恼怒不已的评论中提到了海明威为自己的这个愿望所付出的代价。她说，海明威书中的角色读起来像是餐馆里用大白话飞快说话的人，“因为大白话是属于一个群体的语言。”用大白话说话的人“聊天的时候给人感觉很自在，但我们如果稍从阴影处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其实一点也不自在，他们极度惧怕做他们自己。”

    海明威不但在书里用大白话，而且信里也用。在信中称赞别人时他总是说“corking”，“whamming”或者“swell”。（注：都是说棒、好的口语词汇）他和别人提到第二个老婆范尔弗时，说她是“特棒一姑娘”（“a swell girl”）。

    在评价《非洲绿色的群山》时，埃德蒙德·威尔逊是这么说海明威的，这段评价很有名：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心性中矛盾的部分，那些令他迷恋的情感状态，都被外化，被他用客观的方式描述出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表达出的感情非常强烈且严肃。但海明威一用第一人称来写故事，似乎就会产生非常糟糕的文字。在这些第一人称的作品里，海明威似乎丧失了所有自我批评的能力，变得又傻又多愁善感。具体这是什么原因，我没办法解释。

    他书中的角色巴恩斯和弗雷德里克·亨利只跟自己自言自语，毫无保留地泄露自己的想法。另一个人物尼克·亚当斯意识不到记录他心理活动的“讲述者”的存在。但当海明威以“我”这个人称叙事，以“你”这个人称指代听众时，谈起自己如何身手不凡也就只有吹嘘，没有真正的公共声音，而其实他很惧怕自己本身的样子。

    他自己却也清楚身手好没有什么好讲的，就像《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佩德罗·罗梅罗一样，不管他的身手是真的也好装的也好，没有什么好讲的，非要讲的话会很难堪。詹姆斯·瑟博曾经就写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中，主人公凭借矫健的身手赢得了胜利，可当他自豪地庆祝胜利时，他说的话让他显得很一文不值。詹姆斯·瑟博对当时类似海明威这样的作家是有自己的意见的。

    自大的面具下，海明威最真切的希望是摆脱自我而活着，去和别人或者别的物体融为一体。德尼·德·鲁热蒙曾经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一些恋人想摆脱自身束缚而与对方融为一体，他们发现自己逃不出各自的身体，如果非要逃脱自身的约束，那只有选择死亡。1924年，美国的一位参议员自杀身亡，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道：“我还是觉得任何想（与他人或外界融为一体）的人都能达到自己的愿望。现在事情进展的不错，我希望一段时间内我都不用展示我的理论。”在《太阳依旧升起》中一场斗牛表演的高潮，罗梅罗的剑刺入公牛体内，一刹那间他和公牛成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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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海明威书信系列》的目标读者不知是何人。似乎是针对阅读学术性作品的读者，但书中却提供了脚注来介绍托尔斯泰、毕加索。最近几十年，学术出版物都有这种读者群不明的情况。编辑们清楚自己的读者的需求，上述这种情况估计是出版商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编辑导致的。卡洛斯·贝克尔在1981年编的《海明威书信集》脚注就很精简，这是对读者自身的学识的一种尊重，新出的剑桥版书信集就没能够做到这点。比如说，剑桥版会在书信中间打断读者的阅读，用一个脚注来解释“马可·奥勒留”（Marcus O’Realius）的哲学。

    书中其他的脚注还有显多余的。例如，编辑注明说普鲁斯特写了《追忆似水年华》（他们还把这本书的英文译名写错了），书的第三册使得盖尔芒特府周边的一些郊区村镇“最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再比如，海明威在一封信里写说，“我们被命运戏弄了，就像哈姆雷特所说一样”，书的编辑立刻注释说：

    这也许是暗指哈姆雷特击剑决斗身亡前说的一句话，“一只麻雀的坠落都和神的眷佑分不开”。也就是说上天的意愿决定着世上最微小的事物，死亡自有它到来的时候。

    可海明威在信中已经对哈姆雷特的话做了精确的解释。他写道“我们的终结都和上天的意愿有关”。既然海明威都这么说了，再加脚注难道不显得多余吗？

    虽然年长的海明威在公众面前很自豪地展示了他打猎的技巧，他在巴黎写这些书信的时间里却是为其他一些技能而感自豪。有一次，文学杂志《这一季》（This Quarter）的主编因病需要休假一段时间，海明威管起了印刷、校对和出版的工作，他说“（我）在印刷车间里和总工一起干活”。比起他对拳击和斗牛装腔作势的描述，他在这些信函里对自己注意力集中、热情工作的记录似乎更可信一些。他说“就像任何充满细节的工作一样，我必须全神贯注地去对待它”。他亲手参与的工作似乎有一种他作为（拳击和斗牛）观众时所没有的一种自信：

    你需不需要另一侧加上卷编号与倾斜刻板留下的白纸形成一种呼应（打印刻板，板上倾斜地摆放着杂志的标题）？还是别留什么卷编号？绑定时，就是把封面拆下来之后，比如在图书馆里绑定杂志时，最好能有这样的卷编号来帮助查找。所有杂志都留有这样的卷编号。

    在这些年里，海明威当了爸爸，作为一名父亲应当承担的职责让他不太愉快。编辑们要么拒他稿，要么就给他很少报酬，他自己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因为他宁愿把老婆的钱花在饮酒和旅行上。他在巴黎的这段时期写的信件和他后来在《流动的餐宴》中用感伤的语言对那段时间的描述差不多，比如“年轻时我们特穷也特快乐”。他当时既不是很穷也不是很快乐，但至少那时候海明威还只是为了他的才华在写作，不像后来的海明威是在为两样东西而写作：他的才华和他的名气。“写作是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除非你是一位画家，如果那样的话，绘画是你唯一值得去追求的事。”他如是说。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经版权方授权翻译刊载，原文见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4，2014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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