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瑶

    一、改变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一场危机

    书名：JFK's Forgotten Crisis：Tibet, the CIA, and Sino-Indian War

    作者：Bruce Riedel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

    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ISBN：9780815726999

    1962年10月16日，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身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早早地来到白宫西翼的办公室，打开了他的绝密文档。每天，国家安全顾问都会从白宫战情室那里获得一份绝密文档，里面有重要的电报信息，以及前夜发生的重要事件。

    第一份档案是国务院关于中印局势的分析，国务院提醒，中印边境冲突正在升温，很有可能在当月升级为全面的边境战争。国务院还提醒，如果战争发生，中国会毫无疑问地占有优势，因为他们的装备更精良，组织更有序，也进行了更多实战演练。如果他们占得上风，印度会向美国求助，要求总统做出决定——不仅仅是简单的援助，而且涉及美国将如何平衡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第二份文档来自中央情报局，称24小时前起飞的U2侦察机发现苏联向古巴部署了远程弹道导弹。这正是那场举世瞩目的“古巴导弹危机”的开端。当时，除了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在关注这一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事件，有不少以为世界已经处于另一场大战的边缘。

    于是，当时国务院关于中印局势的分析在古巴剑拔弩张的情势下被暂时地“遗忘”了。

    今天，曾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30年的老人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把白宫应对中印边境危机的幕后故事搬到了台前。他通过参考后来解密的肯尼迪和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通信以及诸多关键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记录了与这场危机有关的战争和外交斡旋。

    里德尔写道，后来发生的事印证了国务院的判断：中印边境爆发战争，印度总理不得不做出此生最艰难的决定——向美国人和英国人求助。1962年10月底，美国和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向印度紧急提供供给，每天投放20吨设备物资。另外一件事也如国务院预料的那样，美国“支援”印度的行动引起了巴基斯坦人的不满，当时美国是巴基斯坦最密切的盟友之一，巴基斯坦还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这对盟友之间有约定：美国不能在未经与巴基斯坦协商的情况下向印度出售武器。肯尼迪参与了与巴基斯坦的外交谈判，印度的邻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了中立。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边境占得绝对优势，在短暂停火之后的第二次打击中，在边境东线、西线占领了印度的多个据点。1962年11月19肉，尼赫鲁先后给肯尼迪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里他写道，“情势已令人绝望……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支援。”他还要求肯尼迪派出350架配备了雷达设备和飞行员的美军战斗机，保障印度领空。

    这样的要求无异于把美国拖入战争，将肯尼迪置于进退两难的位置：一边是面临冷战中最紧张的时刻，处理南美国家的导弹危机；一边是收到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请求，支援一场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战争。所幸，收到尼赫鲁来信36小时后，中方宣布单方面停火，肯尼迪并没有也不需要回应印度的请求。但在这场危机发生一年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空军在印度举行了一场演习。

    这场危机对亚洲地缘政治的改变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里德尔后来评价说，1962年后，中巴同盟关系逐渐巩固。50年后，中国毫无悬念地稳居巴基斯坦头号盟友的地位。就在2015年，中巴两国签署了经济走廊协议，中国将在巴基斯坦进行高达460亿美元的投资。而美印关系也经历了起起落落，处理对印关系上将中国和巴基斯坦都纳入了平衡考虑的因素。中印关系自那场战争后陷入低谷，虽然两国在80年代后恢复了边境问题会谈，陆续签订多个边境问题协议，但仍发生过零星的对峙事件，边境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二、治外法权的漫长历史和遗留影响

    书名：Gunboat Justice Volume 1-3：British and American Law Courts in China and Japan（1842-1943）

    作者：Douglas Clark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出版社：Earnshaw Books

    ISBN：9789888273089

    19世纪中期，外国炮舰迫使中国、日本和韩国对西方的世界开放。在他们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和协议中，订立了禁止本国地方法院审判外国人的规则，取得了对东方国家的“治外法权”。比如，英国在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制定了“华英人民争讼，双方官吏合审，各按本国法律治罪，此即领事裁判权”一款，1865年更设立了英国在华最高法院。类似的，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1906年设立上海美国法院，地位等同联邦法院，上诉属于旧金山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英美对华治外法权的历史长达百年，1943年经过与民国政府协商才宣告撤销。而中国的邻居日本，在1899年就已经摒除了“治外法权”。

    在殖民时代，司法权只是中国丧失的诸多权力之一，除了“丧权辱国”这个标签，治外法权的存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理解世界、变革自身司法体系等等。在题为“炮舰正义（Gunboat Justice）”的系列图书中，香港大律师马锦德（Douglass Clark）从英美两国在中日取得“治外法权”开始讲起，重现了法院的建立和领事审判体系的成熟过程，最后到这段历史的终结，中间穿插了诸多代表性法官的人物故事、经典或离奇案件回顾，并结合殖民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以时间为序，将“治外法权”这个在今天不少人看来很陌生的概念写成了三册的丛书。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这本书写成了三册并非他的本意，只是实在太长了，不得不分成三册。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把纷繁复杂的法律文书和历史档案简化，伦敦的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所有的法庭记录，那是中国在1986年归还英国的。

    “治外法权”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锦德解释，这实际上涉及管辖权，理论上一国法庭对本国国民的管辖权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没有太大关系。当时在殖民地上海，租界只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分，虽然日常由法国、英美的管辖机构各自进行管理，但涉及诉讼，只与本国法庭有关。书中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个美国人在西藏涉嫌谋杀一名僧侣，就被不远万里地带到了上海美国法院接受审判。

    不过，在英美在华法院设立之前，行使“治外法权”的往往是领事官员，即使在法院设立之后，领事法庭仍然继续维持运作，与专业法官相比，缺乏训练的领事官员要处理复杂困难的案件，往往力不从心，这变成了“治外法权”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在Ros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审判违宪，因为领事法庭没有陪审团。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上英美法庭要遭受更多困难，比如他们只能用英语提起诉讼，要雇佣外国律师，谋杀案最后定罪为误杀的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尽管法官力求公平，但“治外法权”本质上对中国人已是不公平。而对于法院系统来说，对他们权威最具挑战者恰好是“自己人”——英国掌控之下的清朝海关。在当时的海关总长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的授意下，海关质疑法院对海关工作人员的管辖权，认为他们是清朝官员。

    书中介绍了多位值得记住的法官。马锦德最先着墨讲述的是创立英国在华最高法院的埃德蒙德·霍恩比（Edmund Hornby）爵士，他也是首任英国在华在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他担任这一职位达11年，直到退休。他的助理法官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是一位埃及古物学家，他们一起处理了不少重大案件，有的直接导致了政策的改变，比如裁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费率有决定权，又比如裁定五人评审团是合法的，而不像在英国那样12人。

    作者说，之所以将“治外法权”取“炮舰正义”的名字，因为在中日两国的“治外法权”因炮舰而起，因炮舰而终。但是英美“治外法权”在中国终结时，民众还身陷抗日的战火之中，意识不到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它对中日两国的意义不容忽略，对于日本来说，它帮助日本奠定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帮助它在战后实现了迅猛的发展。而对于中国来说，它的价值更多地停留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它意味着“一个世纪的屈辱”，也强化了统治者对于国家统一的诉求。

    三、从艺术作品中阅读十三行的历史

    书名：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Reading History in Art

    作者：Paul A.Van Dyke and Maria Kar-wing Mok

    出版日期：2015年9月

    出版社：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ISBN：9789888208555

    广州十三行，是专营对外贸易的牙行（牙行即古代和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居间行商），始于明朝。最初的“十三行”得名于最负盛名的十三家牙行，地处今天的广州解放桥到人民桥的珠江沿岸，后向内扩张。今天仍然保留的十三行路，也是当年的商馆所在地。开牙行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主人无不是“身家殷实、居心诚笃”，他们由官府招募，属于“垄断企业”，居十三行之首的怡和行，主营茶叶贸易，曾是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继承父业的伍秉鉴长期担任十三行公行的总商，是清朝最富有的人之一。

    牙行除了处理贸易生意，还扮演信息传达的角色，政府官令或外商公文都会经牙行之手传递，甚至是传教士进入中国，也会经十三洋行。十三行兴盛于康熙年间，因当时包括广州、福州、宁波和松江在内的四个口岸被批准外商经商，珠江口的十三行一带发展成外商居住经营的聚集地。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锁国，广州成为仅此一处对外通商港口，十三行商馆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十三行到港洋船在1754年只有27艘，税银52万两，但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已达200艘，税银180万两。

    商行生意兴盛，行号和住宅建筑自然考究。伍秉承等富商所居大宅堪比“大观园”，珠江沿岸的洋行则因外来商人所建，多为三层建筑，底层作货仓，二三层作公寓。部分洋行带外廊，据说这种建筑最早是刚到印度的英国人为应对湿热气候所发明的，有观点认为这可视作广州最早的骑楼。洋行风貌仍然有迹可循，虽然没有摄影技术，但外商进入中国除了带来各色商品，还将西洋绘画技艺带到中国，通过绘画将十三行的景象保留下来，这些画大多销往国外，变成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一些赫赫有名的画师都曾在广州落脚再北上，比如意大利画师郎世宁就是在十三行商馆学会了中文，取了这个中文名字，后来才进京为宫廷卖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以广州十三行为题材的外销画少则数百幅，其中香港艺术博物馆就有收藏。虽然当时的这些绘画基于真实的十三行景象，既有江上眺望岸边商馆区的全景图，也有展示码头仓库、街区、法庭等局部的作品，但对于这些画作的历史真实性，仍有质疑。在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Reading History in Art一书中，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范岱克（Paul Van Dyke）和香港艺术馆馆长莫家咏（Maria Kar-wing Mok）对十三行西洋画作了更为细致的考究，将绘画图像与历史档案进行对比，证实这些绘画作品的创作基于可靠的历史记录，大都可以将创作背景追溯到具体年份，更精确了这些外销画的历史价值。

    十三行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外销画家是关乔昌，他师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ege Chinnery），习得了油画、水粉画等西洋画技艺，他跟兄弟关联昌还开班教授，培养了又一批外销画作家。2005年，他的一幅《男人像》在保利拍卖行组织的广州拍卖会上拍得6.82万元。这也是为数不多的现存于国内并且公开拍卖的外销画作品。

    香港艺术馆最早的展品中也包括了一批广州外销画，由商人遮打爵士和何东爵士所捐赠给香港政府。艺术馆在2009年曾经举办一场名为《洋人旅粤指南——广州自助游全攻略》的展览，五十幅历史绘画和文物里，就展现了十三行的风貌。比如最为豪华的英国馆出现在画作中，从带百叶窗的大洋台便可窥见其考究的一面，又比如经营怡和行的伍家花园别墅，搭配中式雕栏玉砌的英式洋房，曾是商贾来往之地。本书的封面则是作于约1795年的十三行商馆全貌，以水粉绘画在丝绢上的作品。

    这本书研究的历史范围从1760年到1822年，这是十三行商馆区最重要的时期——1760年，同文行的潘振成等请求成立公行，从此牙行扮演亦官亦商的角色。1822年，一场长达七昼夜的大火将十三行建筑毁于一旦，那场大火也被绘于画中，见证了那段历史。而后鸦片战争开始，广州失去了独口通商的地位，十三行盛极一时的辉煌宣告终结。

    四、从被忽视的商业妇女杂志中观察早期民国史

    书名：Republican Lens：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作者：Joan Judge

    出版日期：2015年7月

    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BN：9780520284364

    如果阅读一系列边缘的、来自一段被忽视的时代的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怎样的中国现代史？

    在Republican Lens一书中，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Joan Judge检视并重新评价了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商业文化的重要价值。它的价值在早年一度被知识分子和精英所否认，被学术界忽视，但后来它的重要性被渐渐发现，开始重新认识那段文化历史。

    在这其中，《妇女时报》这份杂志是最引人注目、最具创新力、但又一直被曲解的一个。作者以此为借镜，观察了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的早期历史。她在书中强调了《妇女时报》这一媒介在时代中的重要价值，以小见大讲述商业出版机构在瞬息变化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建构认知和性别趋势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引导和帮助作用。

    《妇女时报》是民国第一份商业妇女杂志，出版了六年，虽然只是近现代史的短短一段，其影响和意义却不容小觑。早在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以《女学报》的创办为开端，中国的妇女报刊已经不断涌现，多达38种，它们多以倡导妇女解放为宗旨。《妇女时报》也不例外，但它与前人所办报刊的区别一是在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化，使得它的寿命比大部分妇女报刊都长，杂志的发行范围曾覆盖北京、上海、江苏等10余个省市，发行量一度突破6000册。

    《妇女时报》在内容上不局限于政治，而是另辟蹊径，部分栏目以普及与妇女相关的科学和生活知识切入，尤其大量编译了来自英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妇女健康知识、生活时尚内容充实民国妇女的知识体系，甚至改变她们的生活态度，与南社文人办报的“发扬旧道德”“灌输新智识”等相契合。杂志没有忽略女权运动倡导，但通过较为巧妙的方式，比如第一期杂志就刊登过英国参政女性的图片，试图唤起中国妇女参政的热情。

    作者采用了跨流派和跨媒体的方法来阅读期刊，结合媒体的介质，解读了以新式仕女画为代表的封面艺术、内页照片、广告、诗歌、社论、杂文和读者来信，在更广泛的印刷、历史和全球话语背景中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以了解历史的复杂性。从这些材料中，她观察到支配当时杂志出版乃至社会关系的关键力量。放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中，对二十世纪知识文化和社会变革起到支撑作用的因素包括：对于“经验”这一概念的价值化和科学化，对“民国女子”这一群体形象的公众化，以及“中药”和生物医药的融合。在杂志之外，作者还进一步深入探究了期刊的编辑、作者、医学专家、艺术家等参与杂志写作出版的人物，其中还包括了不少女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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