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宗实录》卷179，第500页。

    [2]《德宗实录》卷179，第500页。

    [3]《德宗实录》卷179，第501页。

    [4]庄练：《咸丰、慈禧与恭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第2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5]蒋廷黻指出，“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6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6]《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第2页。

    [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64页。

    [8]《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法越交涉统筹全局折》，《清季外交史料》卷33，第3页。

    [9]《接见法国脱使问答节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四。

    [10]《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法越交涉统筹全局折（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清季外交史料》卷33，第7页。

    [11]《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史料丛刊）卷二，第392页。

    [12]《谨拟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洋务运动》卷2，第395页。

    [13]《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卷2，第7页，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14]汤震：《危言·议院第五》。

    [15]1895年4月8日，马关议和正在紧张进行时，盛宣怀得读郑观应《盛世危言》，感慨万千，以为“我国家果能痛定思痛，发奋有为，目前割地偿费，虽吃巨亏，犹可以为善国。”他请郑观应再寄二十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稍后，光绪皇帝饬总署刷印两千部，分散臣工阅看，冀以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99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创办的许多企业，总办、会办虽不少是商人、买办出身，但他们并不代表商股；他们是由政府任命的，并非由股东选举，轮船招商局的章程中也有“公举”的规定，但实际上管理层的重要位置，均由政府核定。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卷2，第443页。

    [17]这是一个具体姓名不明的匈牙利将军——译者注

    [18]编者注：日语为“东大纷争”（とうだいふんそう），1968年夏至1969年初，由东京大学学生发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当时的东京大学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这次运动，并构成了日本全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大安田讲堂事件”，1969年1月18日、19日，东京大学本乡校区遭全学共斗会议占据，之后被警视厅解决。此次事件也被称为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因为这事件的影响，次年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终止办理，没有人能入学。

    [19]通讯录是1983年初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秦人路先生给我的。秦先生是林启彦和我合译实藤原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版（1983年）的责任编辑。这是译本出版后，实藤先生请求北京三联寄赠中国好友的名录。名录的排列次序，好像是反映实藤认定的与这些中国好友的亲密关系。

    [20]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1]王奇生：《留学“史”研究与留学史丛书》，见《留学生、现代性与资本语境小型学术讨论会会议手册》，第10页（2012年6月，北京，主办单位：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出版社）。

    [22]本段引文来自实藤《留日史》的后记，参见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03—4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容许和尚结婚生子饮酒吃肉。

    [24]岛根县，古称隐岐国，北临日本海，南接广岛县，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但是享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就记载了不少在隐岐国发生的神话故事。

    [25]实藤远：《父——けいしゅうを语る》（《谈谈我的老爸惠秀》），实藤惠秀：《日中友好百花》，第248—249页，1985年。

    [26]见Mikiso Hane, Modern Japan：A Historical Survey（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Inc.，1986）.

    [27]片上伸（1884—1928）是日本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和文艺评论家。据葛胜华新近研究，鲁迅也十分尊敬片上伸，“鲁迅是在他（片上）来北大讲演时认识的，对他很佩服，后来一直很注意和重视片上伸的著述，并不断搜求片上伸的作品，鲁迅的藏书中就有不少他的著作。”见葛胜华，“鲁迅，从藤野先生的身影里走来，”http：//nyzy.lwjy.net/czpd/kczy/xia/yw/2/01/rj-kebiao/1/kzzl3.htm，2013年11月1日。

    [28]实藤惠秀：《文学革命以后》，《东华》第3号，东京：1927年11月。

    [29]余英时：《历史与思想》，第25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

    [30]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406页。

    [31]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06页。

    [32]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405页。

    [33]见《中国文学》第74号，东京：1941年7月。

    [34]由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于1945年2月出版。

    [35]“实藤文库”是实藤惠秀在1945年5月之后，为了逃避盟军空袭，保存他从中国带回的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书刊，与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协商而设立的，成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的重镇。从1980年代初起，“实藤文库”改属位于东京港区的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

    [36]实藤惠秀著，张铭三译：《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第3页，上海：新申报馆，1944年5月。

    [37]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11页。

    [38]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11页。

    [39]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11页。

    [40]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417页。

    [41]《竹内好全集》第15卷“日记”，1939年12月7日条。

    [42]冈崎俊夫：《我们的＜中国文学＞》，《艺文杂志》第6期，北京：1944年。

    [43]刘晓燕：《文学与政治的博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01期。从1942年至1944年“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一共召开了三届，前两届在东京开，第三届在南京开。有关详情，参阅尾崎秀树著：《近代文学の伤痕》，东京：普通社，1963年。

    [44]详见《日本与中国》的报道，东京：1960年10月21日。

    [45]实藤，《遗骨と文化财》，《日本と中国》，东京：1960年10月21日；《中国文化财の返还》，《日中》第2卷第12号，东京：1972年11月；《中国图书返还问题》，《图书馆杂志》Vol.74，No.8，东京：1980年8月。

    [46]“日本学术会议”是日本法定的学术专业人员的最高机构，直属内阁总理大臣，具有审议功能和国内外学术研究联络功能。政府如向该会提出咨询要求，该会则需提出审议报告；该会亦也可主动地针对问题提出报告。

    [47]见实藤惠秀、小岛晋治、加藤祐三在1972年12月23日于东京共同会见新闻记者时对返还掠夺文物的补充说明。《中国から略夺した研究资料の处理について》，《日中》第二卷第12号，东京：1972年12月。引自实藤，《日中友好百花》，第182页，东京：东方书店，1985。

    [48]实藤：《中国图书返还问题》，见《日中友好百花》，第203页。

    [49]实藤惠秀，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译本）》，第2页。

    [50]例如，融通译《中国留学生小史》，《中国月刊》1954年11月号；潘国祥译《中国留日回国学生之分析》，《日本评论》1955年9月号；陶滌亚译《八十年来之中日文化关系》，《日本评论》1956年，等等。

    [51]2015年4月27日王勇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报告“无声的交谈”时，公开披露。

    [52]实藤：《来朝中の中国文人》，《中国文学月报》第2号，东京：1935年4月。又见钟敬文，《寝食を忘れた知识吸收の日日》，竹内实监修，钟少华编著，泉敬史、谢志宇译《あのころの日本——若き日の留学を语る》，140—143页，日本埼玉县川口市：日本侨报社，2003。

    [53]钟敬文：《寝食を忘れた知识吸收の日日》，第140—141页。

    [54]汪向荣：《日本教习》，第6页。

    [55]汪向荣：《日本教习》，第6页。

    [56]汪向荣：《日本教习》，第4页。

    [57]孙继南：《漂泊异乡，重归故土——＜音乐小杂志＞寻访始末及初探》，第243页，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日文化与交流》编辑部编，《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9月。

    [58]这是引自丰女士给实藤函件的话，原意与给我的信函完全一样。见实藤惠秀：《＜音乐小杂志＞和我》，《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三辑，第26页。

    [59]孙继南：《李叔同—弘一大师音乐行止暨研究史料编年，1884—2010》，《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11年第01期。

    [60]汪向荣：《悼实藤博士》，《中日文化与交流》第三辑，第23页。

    [61]汪向荣：《实藤さんを偲ぶ》，《日中友好百花》，8页。

    [62]例如，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汪向荣：《日本教习》，北京：三联书店，1988；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2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See Heng Teow, Japanese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1918—1931，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3]实藤和Jansen两位先生相交多年，但是直到1979年12月他们应邀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中日文化关系国际研讨会”，才首次会面。这两位东西方中日文化关系研究带头人在香港聚会，被公认成为大会的亮点之一。有关这个国际研讨会的情况及实藤先生的感想，参见实藤惠秀著，周佳荣译《香港研讨会》，见《抖擻》，香港：1980年1月。

    [64]Douglas R.Reynolds with Carol T.Reynolds, East Meets East：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in Japan，1854—1898；A Window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Ann Arbor, MI：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2014.见该书序文及其他章节。

    [65]该刊封里附封面题字说明如下：“日中”两字取自实藤惠秀著《日中非友好史》实藤氏的题签；他是中日研究的奠基者，备受中日两国学者尊敬。“研究”两字则取自宋濂编《元史》第140卷的《铁木儿塔识传》。

    [66]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 Jimmy Carter，458.

    [67]译注：苏菲主义或称苏菲派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为追求精神层面提升的教团。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严谨。他们相信透过冥想和阿訇（mullahs）接触到阿拉。他们把阿拉人格化、伦理化，把对阿拉敬畏之心化为无私的爱。西方学界称苏菲主义为“大众的伊斯兰”（Popular Islam）。苏菲主义和瓦哈比主义（Wahhabism）相互对立。

    [68]The Anatomy of Thatcherism, Shirley Robin Letwin，33—34.

    [69]Teng’s Cryptic Remark, Bill Roeder, Newsweek, December 18，1978.

    [70]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Said Amir Arjomand，205.

    [71]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1750，Odd Arne Westad，378.

    [72]“Speech to Conservative Rally in Cardiff，”April 16，1979.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11

    [73]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 Volume 2: 1923-1925, edited by Sandra Spanier, Albert J. DeFazio III, and Robert W. Trog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1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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