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多荃[28]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约半小时，王出来了。
我们回到西安，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汇报。王说：“坏了！咱们和红军的往来电报，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委员长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将来由他领导咱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蒋还说，王是东北军中有希望的将领，以后要改过。张听完我们的汇报即回屋里去了。
当日下午，王以哲邀我到他家去，密告我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呆了好久，他又说：“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我听后，感到很震惊。就问王：“副司令真能这样做吗？”他说：“今晚或明早副司令还会找我们谈这件事的。今晚杨主任和邵力子主席的宴会我不能去了，请你替我称病致谢。”（那晚杨、邵宴请中央随蒋来西安的要人，并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由此可见，扣蒋的消息王是先我而知的，由于此举关系甚重，他当时的精神也是极紧张的。
九日晚六点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馆探听消息。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恨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
十日晚九时许，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到的有王以晢、缪澂流、我、孙铭九、白凤翔及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于一进屋，张就说：“我要造反！”于当时未明白造什么反，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于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话到此处，形势已很明了，随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
临潼扣蒋
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将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十月二十二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十月二十六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十二月六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功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29]，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九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十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时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十一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现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30]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请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十四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十三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十四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巷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迁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扣蒋回忆
王玉瓒
西安事变前，我担任“西北剿总”卫队第一营营长，我部主要负担总部守卫任务。原担任总部守卫的手枪营，改称卫队第二营，专负张副司令公馆守卫任务，住在东城门楼上，其营长先是周文章，在抄查陕西省党部后，改任孙铭九当营长。我们两营互无隶属关系，一切重要任务，各自直接承受张副司令命令。至于一般勤务，第一营听从总部副官处长指示办，第二营听从张公馆副官长谭海指示办。我们两营是互相协助保卫“剿总”和张将军安全的兄弟营。
蒋介石来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后，为积极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剿共”的政策，于十月二十二日飞抵西安。行辕设在临潼南门对面的华清池。
张副司令开始考虑派卫队二营去守卫华清池，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则主张派卫队一营去，张同意了。副官处马处长即传令于我，带相当兵力去保卫华清池蒋的行辕。
根据任务要求，我选派少校连长王世民率他的步兵第一连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和附近公路，门卫以四个岗哨，其中必有一个班长带领。由于房屋少，一连官兵分住在池外老百姓家；另外派少校连长邵兴基率他的骑兵连担负十里铺至临潼一段公路的巡逻警戒，住十里铺；又派中尉排长金万普手枪排住灞桥镇，担任灞桥附近地带的警卫。随蒋介石而来的侍卫负责二门和五间厅的守卫。
在我首次保卫蒋介石的过程中，曾两次随蒋出行。
一次是十月二十七日[31]上午，蒋介石到王曲训练团讲话。他穿着蓝色陆海空军大元帅礼服，腰挎一把指挥刀，手戴白手套，由张、杨两将军陪同。会场没在团部大庙的院子内，讲话就在戏台上。到会听讲的有五六百人，都站在戏台下面院里。军乐队鼓哇鼓哇地把他迎上讲台后，蒋介石就讲了起来。先讲了一遍礼义廉耻，又讲了一套“攘外必先安内”，最后归到他的正题：“剿灭共匪”的决心与信心。蒋介石讲了半个多钟头就收场了。
另一次是随蒋介石游西岳华山。我带三十个战士乘大卡车跟在他侍从的后边。陪同去的几十个人就是坐滑竿上山的，只有我们跟在后面走。
西安学生临潼请愿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专车直接开到临潼，他仍住华清池。头道门警卫依然由我们卫队第一营第一连担任，二道门和五间厅守卫还是由他的侍卫担任。
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万多人，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此讯，大发雷霆，立刻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闹事，如学生不听，开枪打死勿论！同时一个侍从也向我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说：“委员长命令你阻止住请愿学生，不准来到行辕，如不听从，开枪打死勿论！”我见事不妙，急忙乘摩托车向学生来的方向迎去，到灞桥和十里铺中间，正遇他们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来，我一眼看到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同志，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我当即迎上前去，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宋黎同志问我：“你怎么办？”我对宋表示：对请愿的爱国学生，我绝不许士兵开枪。但请愿队伍开到华清池时，蒋的侍卫必定阻拦，开枪伤人。这一点请你们慎重考虑。话未说完，张副司令由城里乘车赶来，下车后，站在路旁土坡上，即对学生们讲话。我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听他劝说，只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讲话，张副司令就把请愿的学生们劝说回城了。我也乘摩托回到华清池。
临潼扣蒋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了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接着又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说到这里，于学忠军长进入客厅，神色急迫地问：“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张副司令没立即回答他，令我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身着草黄色军装的侍卫有所区别，等等。又说，具体事情由谭副官长告知，我退出客厅，找到谭海，把情况告诉了他。谭说：“好。开始的时间是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他令侍卫把衣服拿来，我一边换，一边想：我不能回家过夜，要是走漏了风声，叫蒋介石跑了，可就误了大事。当夜倒在谭海办公室的一张床上，但一点也不想睡，也根本睡不着。
翌晨——十二日早二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行动。接着赶到第一连叫王连长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蒋事宜。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住着一些宪兵，我令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们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该营官兵五十余人由王协一连长率领昨晚（十一日）进驻灞桥镇。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手枪排也赶到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明知逃出不远，却焦急万分，急率官兵四处寻找。这时传出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说找不到蒋，以叛逆论罪。我的心情越发急躁。不一会儿，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里发现一只鞋子。我们立即意识到，蒋可能越墙逃上后面骊山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查，孙营战士从右侧上山搜查。我随即带人越过飞虹桥，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们一起上山搜索。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藏在距五间厅五百多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连声大喊：“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闻声跑去，而孙铭九已先跑到蒋躲藏的大石处。官兵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他一屁股坐在公路上，大家都瞧着他，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下着白色睡裤，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里？在哪里？”这时，不知是谁，让号兵吹起号来，欢迎委员长进城，使大家感到十分惊奇。
张副司令交给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孙铭九是乘汽车来的，只有他有车，而他又是警卫张公馆的。大约八点多钟的时候，大家把蒋塞进一辆小汽车里，由孙铭九等人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
在扣蒋使命完成后，我深知城内的警卫事务更加繁忙，即令步一连、骑兵连、手枪排迅速各返原来岗位，我也因任务完成，心里高兴转回到城内营部。不久，我又被提升为十五旅四十三团团长。
白凤翔临潼扣蒋
常国宾
我曾在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风翔部任副官，担负保护白师长安全之责，白师长外出，我寸步不离。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骑兵第六师驻防甘肃固原县一带。有一天，张学良给白师长来电报，叫他到西安去，白乘小汽车到西安，我也跟随。白到西安见过张学良后，停了两天，就回固原。仅住了一夜又接到张学良叫他去西安的电报，我又跟随白凤翔到西安。白到西安住回回巷私寓，张学良住金家巷寓邸。白往见张，我也跟着去。这一夜，白到张处往返好几次。他回来后，叫我把他带的枪擦一擦，还叫我把他从张学良处带回的两箱手枪（十二支）都擦好。并说王曲山上有一只老虎伤人，准备去打老虎。白凤翔的家属似乎知道了些什么，他们很紧，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不便问，情绪也很紧张。
白的部队，驻在甘肃固原，跟白来西安的没有几个人，只有个姓赵的连长和机枪连连长寇宝珠、排长孙德新，还有白的副官王捷三（名国才）。另有骑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那时正在王曲受训。白凤翔把刘桂五叫到西安，要他准备共同行事，看样子刘桂五可能知道底细，其他人都不知道。
十二月十一日夜间十二点钟，白和我们坐了两部小汽车出发，到西安小东门门口，站岗的宪兵问往哪里去，我把白师长的名片拿出来，并说有要事去临潼，放行后，出小东门到了灞桥附近一个树林子时，孙铭九带着队伍早在那里等候[32]。汽车到后，孙问是谁，我答，是白师长，随即问了他的姓名向白报告，白即刻下了车，问孙铭九：“队伍集合好了没有？”孙答：“集合好了。”白说：“我讲几句话。”白对大家简单地说了几句：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在场官兵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无比愤怒，有的都哭了。白师长接着说，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
我们在赴临潼途中，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从后面赶来，带一部小汽车、一部小三轮卡车，与白说了几句话就一道前进。
我们到临潼时，约早晨四五点钟，天还未明，便直接冲到贵妃池的那个院子。白凤翔在大门洞指挥，我紧随着，枪声响了，对方阻击，我们还击，一个宪兵脖子上被打了一枪，孙铭九急冲到蒋介石住的房子里（斜对贵妃池的上面）。不久，孙慌张地向白报告说，房里没有人，但衣服都还在。白命令仔细搜查，孙又走了。群众池的枪声还很激烈，这时白师长即走到贵妃池的门口，见到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孙铭九又来向白师长报告，搜查后还是没有。这时天已经亮了，山上的队伍已看得见了。孙铭九说：“白师长，您看山上的宪兵下来啦。”实际上也是东北军，因乔装穿着黄军服，被误认为宪兵，双方还互相打了一阵，后来经过联系才知道是自己人。这时白师长说：“群众池还没有打开，宪兵还在抵抗，迅速把他打开。”钱大钧老拉着白师长的手不放，好象放手就不安全似的。白对我说：“贵妃池旁走廊里有两个尸首，你去翻一翻，看有没有蒋？”我去看了一遍，把荷花池边三个尸首也翻看了一遍，都没有蒋介石。不久，孙铭九又来报告，说群众池打开了，战斗已结束，还是没有蒋。白师长等又到贵妃池外院来了，我看见刘多荃师长在门口拿着电话机和张学良直接联系。一会儿，孙铭九又来报告：“蒋住的房子墙外边，发现一只鞋子，可能是蒋穿的。”白师长和刘师长研究，认为蒋已经跑了，便决定搜山。刘多荃师长对白师长说，把俘虏的人送进城去吧！这时蒋孝先已坐在小汽车里（蒋孝先是蒋介石的族侄，曾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残害革命人士，作恶多端），刘多荃对白说，还把他（指蒋孝先）送进城里干什么。白对我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我便去把蒋孝先叫下汽车来。当他走近贵妃池外院西北角上一个小门时，进门一低头，我便向他后面连打了四五枪，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便一命归阴了。
正当队伍要集合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已经发现了蒋。这时院子里和山上的官兵，都兴奋地喊口号，“大功告成，打回老家去！”白叫孙铭九集合队伍，白对孙说：“咱们是为了抗战，对蒋介石还得有礼貌。”
停了一会儿，两个人架着蒋来了。白给他敬礼后说：“副司令派我来保护你的安全，请进城去。”蒋说：“我是国家领袖，叫副司令到这里来。”后来硬把他拖上汽车驶向城里，直接把蒋送到新城大楼。白向张副司令报告后，张叫白回去休息。一天以后，白凤翔又往见张学良，白说他的任务已完成，需要休息休息，他的部队交给谁。张说：“好，我马上写条子，你去接骑兵军军长职务。”白当面谦辞，并说：“我需要休息，不是为了升官，希望回到东北老家去抗日有我一份。”又说：“副司令对刘桂五有相当认识，骑兵师请交给他吧。”张说：“好，你回去休息。”
刘桂五扣蒋纪实
汪瑢[32]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少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十二月九日早，接到副司令电话，令我同白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十日）八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从内室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方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副司令叫我们将在西安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留下，说：“有事时好找你们，不要误事。”
十二月十一日，我们得到副司令通知，叫我同白师长下午六时去见他。我们准时到达后，只见副司令一个人独自坐着。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的随从人员手枪十二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白着重地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副司令微笑地说：“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接着又说：“你们现在如果有事，可以回家，晚上十二时集合出发，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休息也行。”后来我和白师长都回家了。至夜十二时，由白师长和我率领副司令的卫队乘坐汽车向临潼出发。至灞桥东边，在路旁已有预先准备的卫队营听白师长和我的指挥，当时白向卫队营说：“使我们东北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蒋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现下他又利用红军来消灭我们。今天是大家报仇雪耻的时候了，要奋勇杀敌，为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的耻辱。”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白又问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务？”官兵齐声说：“能！”白说：“很好，按照命令出发。”约三时许，到距华清池约有二百多米处，遇蒋的守卫哨兵，高声喊叫口令，令汽车停止。我们没有理会，率汽车猛冲至哨兵面前，一拥即将哨兵捕获。可是因为汽车一停，人声喊叫，致使后边有所发觉，再前进时，卫兵就依据墙院开枪射击，堵击进路，战斗激烈。卫队营的士兵经过猛烈攻击后直冲蒋的卧室。进入后，只见蒋的卧室空无一人，被褥仍然铺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窝尚温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内，桌上杯中尚有蒋的假牙一副，此时是四点三十分。白在院中看见钱大钧，白询问钱：“蒋是否出走？”钱答：“昨夜九点钟时，我曾与蒋共进晚餐，现下究在何处，我实在不知道。”白断定蒋决未远走。但因附近院中蒋的守卫宪兵依据墙垣，继续顽抗，战斗甚为激烈，一时无法搜寻，白和我均甚着急。白令我指挥卫队迅速消灭顽抗之敌。六时许，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亦到达现场，当即用电话与副司令取得联系，报告情况。七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这时在外围指挥的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也到达。唐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刘、白、唐三人研究后，决定排队搜山。到八时三十分钟，山上士兵大声喊叫：“委员长在这里呢！”唐君尧闻声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蒋介石。随后白、刘亦到达。此时见蒋介石的形状狼狈不堪。刘、白、唐劝其进城，蒋不动，白向副官们使一个眼色，副官们即将他强架入汽车中，由刘桂五、唐君尧[34]等驱车将蒋介石送至城内新城大楼。
扣蒋回忆
商同昌
西安事变时，我是临潼扣蒋的参加者之一。现根据自己的回忆，记述如下：
路捉蒋孝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我任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二营代理营长，奉命带两个连——第七连（连长王协一）、第八连（连长张万山）由西安城出发进驻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十里铺在西安、临潼两地之间的公路上）。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同时说：“告诉士兵们，就说蒋介石把张副司令扣起来了。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出张副司令来！”我听了孙铭九的指示，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的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好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掏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边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边了。”
扣押蒋介石的战斗
在华清池的战斗中，孙铭九攻击的是靠右边的院落，我攻击的是靠左边的院落。我正面的敌人是保卫蒋介石的宪兵。我所指挥的兵力除第八连的一部分以外，还有卫队第一营的一挺轻机关枪。我攻下这个院落以后，攻右边院落的孙铭九部，枪声还在响，并且在喊话：“赶快开门缴械，我们就要开迫击炮了。”随着喊声，一枚手榴弹扔进了高院墙，轰隆一声以后，里面开门投降了，进去搜查后，蒋介石不见了，大家认为他可能从卧室跑到院子里去了。于是又在院内搜寻，仍然找不到。这时已是早上七点了，大家非常焦急。担任扣蒋的最高指挥官是东北军的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同刘多荃商量以后，大声喊话说：“蒋介石跑不了，我们外边还有兵围着，他一定藏在哪里了。有谁找到蒋介石，赏钱一万元。”这时我集合第八连，告诉张万山连长，把队伍大间隔散开进行搜山。当搜到山半坳时，一个新兵看见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脚趾受伤，躺在地上；离他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坑，坑里有人在动。这个新兵向山坑旁边打了一枪，同时喊：“站起来！”那人站了起来。班长陈至孝一看，是蒋介石，于是，一面大声喊：“蒋委员长在这里！”一面跑上去，见蒋介石穿着睡衣裤，脸色煞白，手被荆棘划破，正流着血。蒋介石问陈班长叫什么名字？陈答：“我叫陈至孝。”蒋介石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陈同志，你把我打死吧！”陈说：“我们请委员长准许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我们怎能打死委员长呢？”蒋听了以后，闭口无言。这时孙铭九跑到蒋的跟前，给蒋介石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卫二营是担任扣蒋任务的，如果扣押不到蒋，就无法向张学良交代）。”孙请蒋下山，蒋说：“请张副司令来。”孙不再和他罗嗦，把他背起来就走。行了一段路以后，换别人背蒋下了山。我们把蒋介石送到西安城时，已是上午八时多。在扣蒋战斗中，蒋方死伤十七人，我方一人受伤。
蒋介石被扣经过
汪日章
西安事变时，我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兼侍从秘书，随蒋行止，在临潼华清池同时被扣，终又获释。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时一鳞半爪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蒋介石在洛阳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中秋节前，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件后到南京，收到各方情报，说西安方面很不稳定。蒋除密令嫡系部队，如五十七师师长俞济时等部向陕西挺进之外，妄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以及与张学良的私人关系，亲自去到西安，以挽回颓局。十一月间，我们随蒋去到洛阳。在洛阳时，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蒋作宾与蒋介石的密淡。驻日本大使蒋作宾，是亲日派的主要角色之一，这时也来到洛阳。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梦想鲸吞中国，通过蒋作宾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苛刻的要求。蒋介石对蒋作宾优礼有加，在洛阳军分校里，时而同坐在校园里，时而漫步同行，窃窃私语。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侍从人员从未见到过蒋介石与其他人谈得这么长久，也不知道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们只知道，蒋作宾秘密携带日方提出的条件，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采取的仍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内战政策。
（二）蒋介石在洛阳的部署。蒋介石当时除调集陆军向西安进发外，还命令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洛阳机场驻有轰炸机、战斗机若干大队，都是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制造的较新的飞机。蒋在洛阳军分校，逐日接见西北军政各方面重要人物，面授机宜，极力拉拢。张学良也常到军分校来，曾以试探的口吻转达士兵不愿打内战而愿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局势，自然非常恼怒，但他认为张学良没有多大问题，而对杨虎城却很不放心，因此决心到西安去解决问题。基于上述判断，他决定住在临潼华清池（离西安二十五公里，由东北军驻防），而不住到西安城内（由杨虎城部驻防）。他并要宋美龄等不要同去，即回南京，以策安全。我的妻子以及蒋孝先等人的家属，也随同宋美龄径回南京。
“修理”火车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我们随同蒋介石乘专车来到临潼，住在张学良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华清池。华清池是全国闻名的温泉所在地，周围有一道不高的矮墙。蒋介石与我住在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里。蒋住右边的两间，一为寝室，一为办公室。我住在左边的一间。围墙以内的警卫由蒋介石带来的人员担任，围墙以外的警戒部队，则是装备很好的张学良的队伍。
蒋介石专车到达临潼不久，张学良对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说，火车头发生过故障，可要司机将车开去西安进厂修理。钱大钧与张学良这几年搞得很熟，没有请示蒋介石就让火车开走了。事后得悉，这是张学良有计划的行动，而钱大钧则是稀里糊涂。由于这事，钱被蒋怀疑，几乎丧失性命。事后钱大钧对我说：“幸亏当时挨了一枪，否则百口难辩，性命难保。”
西安被扣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杨虎城请我们侍从室的人员，到西安城内赴宴、看戏。我们回到临潼，已过夜半，不到两三小时就发生事变了。
十二日清晨大约三点钟左右，华清池外枪声骤起，有内卫一人被击中倒地，彼即大声喊叫，我们始知出了事了。警卫人员聚集在蒋介石室前的平台上，凭借石栏进行顽抗，侍卫官跑进室内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来不及穿衣服，即由侍从人员搀扶着向后墙奔逃。这时枪声越来越密，还夹杂机关枪声，子弹集中射向我们所住的这三间房子。我只好听天由命，穿好衣服，躺在床上。大约半小时后，孙铭九带领兵士数人，冲进我的卧室。他两手各执手枪，两目发红，气势汹汹地厉声问我：“委员长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他就把我押送到大门旁的一间小屋里，那里已扣押了不少的人。当我们经过通道时，见有蒋的卫士数人被击倒在地上，又见钱大钧受伤由兵士数人扶着出去。
随后，我与毛庆祥、邵存城、肖赞育、葛武棨等被押送到西安的一个军营里。午饭时，有一大铅桶的粉丝白菜汤，一大铅桶的大米饭送来，任你吃饱。当然，我们也无心吃饭。不久，我们几个人被点名押了出去。事后听当时仍留在那里的人说：“你们出去不久就听到几声枪响，我们还以为你们被枪毙了。”其实，我们几个人出来后，分乘小汽车，来到西京招待所。我与肖赞育同住一个房间，在四楼门外有岗警，不得出门与人说话。我们从窗口望去，外面是一个广场，有一万多群众正在集会。旗帜招展，呼喊口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肖赞育悄悄地对我说：“西安方向早有不稳之说，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很严密，我们很难打入。委座（指蒋介石）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亲自前来处理，不料反被扣押，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言下不胜婉惜。
第二天，张学良亲自来到西京招待所，分别到各个房间向我们解释，说：“这次事情，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兵谏。由于事起仓促，措置不当，死伤了一些人，这是十分抱歉的。现在委员长受到保护，不会有意外事情发生。你们不久也就可以回去了。”在临潼事起时，来不及穿衣服的人，张学良都分别送了新制棉衣。
两天之后，我们被送到东北军某军长的公馆里。约有十来个人在一起，颇受优待，每人发给二百元，还有麻将牌等。又过几天，我与毛庆祥、邵存城又住进绥靖公署里，更为优待，任你自由。有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饭，是西餐，他自己没吃，仅坐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和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事后得悉，蒋介石由侍从人员搀扶着越过围墙，跌入墙外沟里，腰部受伤。蒋带伤向后山奔逃，黑夜里摸索前进，被山上哨兵开枪所阻，随身卫士多被击倒，或死或伤，仅侍卫官竺培基一人还在身边，但左臂也已受伤，后成残废。他们两人逃到山坡下，被山上机枪所阻，遂隐蔽在一个洼坑里，天明后就被发现扣押了。
《西安半月记》的由来
蒋介石被释放后，我们又随同他由南京、上海来到奉化。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他母亲的坟庄里休养。当西安方面的人员要求释放张学良时，蒋介石说：“我并没有要他来，是他自己来的。他既来了，就由不得我作主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并附有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这个《西安半月记》，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要陈布雷写的。蒋来溪口休养，陈布雷也随同前来，住在蒋母坟庄附近，继续闭门编凑这个《西安半月记》。这篇东西写了好几次，蒋看了好几次，陈又修改了好几次，最后才付印发表的。
西安事变时城内的军事行动
郑培元
事变前夕，我任陕西警二旅五团团长，驻防西安南、西、北城。旅部和四、六两团驻西关营房，东北军驻防东城。
事变时我团的主要任务是每营抽一连兵力除防西安南、西、北城外，所属第一营奉令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武装，第二营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二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武装。我第三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第五连武装。
战斗经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开始战斗。当时敌人在不知不觉中。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战猛烈冲锋，冲进敌营，敌人措手不及，前后约一小时许，即完成了上述任务，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装。四、六两团和东北军卫队营在城内也同样完成了任务，事后检查敌我双方均略有伤亡，其中以我团第二营解除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时，第一营解除西安火车站护路队和第二营解除宪兵第五连时，战斗均较为激烈，双方伤亡较多，我团伤亡共约二十余人，敌人方面尤多。
当时我军士气旺盛，精神振奋。原计划在十二月九日行动，后因故未动。十二月十一日即由张、杨两将军宴请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宴会后，还在城内易俗社看戏，准备一网打尽，不知因为何故，也未动。及至十一日夜直至十二日天将拂晓方开始行动。虽然连续准备了三夜，但始终士气旺盛，精神振奋异常，并无疲倦之感。事变后驻在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闻风逃亡南山一带。
当日上级命令严守机密，不准走漏消息。如果走漏了消息，蒋介石跑脱，他的嫡系一个师就近驻在咸阳，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当时上级命令说：听到炮声即开始行动，但当晚始终未闻炮声。及至天将拂晓，驻西大街警察大队和宪兵团均已起床集合，有一队警察前往革命公园去上早操，行抵钟楼附近，我军人人激动万分，正等待钟楼上的信号，当这一队警察到钟楼根时，钟楼上我军奉命即时发出机枪声，顿时人人投入了战斗。战斗仅只一小时许，由于我方早有准备，敌人还在不知不觉中，我军就完成了任务。
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
宋文梅
事变前夕
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杨两将军，在东北军进驻西北之初，虽然有过一些猜疑和误会，但很快就产生了团结合作的感情。特别是自十七路军特务营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抢救了宋黎和东北军因宋黎事件而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这种感情在两军的各级干部中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当时，我是杨虎城将军的特务营营长，参加西安的治安工作。经过这一事件，使我和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时相过从，两营的干部，也有些交往。
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救国会联合准备在第二天发动全市的大、中、小学学生，纪念“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并拟举行游行示威，请愿抗日。为了保护这些学生，我们奉杨虎城将军之命，决定从特务营派出一些部队由张希钦连长率领参加，名是维持秩序，实是保护学生，使之免遭国民党宪、警、特务的殴打和逮捕。
十二月九日，由于一位游行的小学生被国民党警察开枪打伤，更激起了游行群众的义愤。
这时，张、杨两将军对于蒋介石坚持内战、不积极抗日的政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决定对蒋进行“兵谏”，逼蒋抗日。关于扣蒋计划，虽然早已安排，但行动时间仍未作最后决定。十二月九日晚上，曾发生了一次误会。事情是这样的：当天下午黄昏时，我因事去东城门楼找孙铭九营长，发现他正在城下，指挥车辆和军士准备向临潼出发。我以为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便立刻回到营部，旋即驱车到西安东大街柳巷王菊人秘书家里，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要求立刻向杨虎城将军汇报。这时，杨正在西安易俗社举行戏剧晚会，招待来陕的国民党要员。王菊人向杨汇报后，杨立即指示，着孔从洲旅按计划做好城内的各项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并令卫士队队长白志钧，警戒绥靖公署至易俗社沿途安全。布置后，杨继续回到易俗社陪伴国民党要员们观剧。我与王菊人当即保持联系，待命行动。
等到晚上十一时半，一直没有消息。我非常焦急，便立刻到孙铭九营部了解情况，遇到营部卫兵说，孙不在营部，我便赶到金家巷孙的家里。孙的副官告诉我，孙在两个钟头前回来，现正睡觉。一听这话，我大吃一惊，知道已经发生了误会，便又赶忙到王菊人家，请他转告杨虎城将军。王向杨报告后，并指示我立即停止一切行动，我便返回营部。以后王菊人曾告诉我，因此夜意外虚惊，使杨虎城将军彻夜未眠。这次误会，真是险极！
十二月十日下午三时，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会商，对“扣蒋”事作了最后决定。杨虎城将军把我找去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又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我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着我回去着手准备，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我回到营部后，即在营中选拔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二百五十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十一日下午五时，我按原定计划，将事先挑选好的人员集合以后，即到新城杨虎城将军公馆等候命令。到了晚上十一时许，见到张学良将军偕同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等十多人来到新城。同时，杨部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也相继来到。这时大楼内的气氛立刻显得严肃和紧张起来。
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此外，关于解除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的武装任务，原已决定孔从洲旅长负责，这时，杨虎城将军又命许权中予以协助。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最后的行动命令。这时，正值严冬，朔风凛冽，但每个战士心头的热血都在沸腾着。突然，得到我们在西安车站通讯员的报告，说：蒋介石由中原调来准备进行大规模内战的先头部队万耀煌师，正一列车一列车不断地经过西安车站进驻咸阳。这一消息，说明蒋介石继续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听到这些消息，更增加了我们的义愤。
扣押国民党军政要员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当孙铭九营长奉命前往临潼后，张、杨两将军立即命我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突然，接到张希钦连长电话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恰巧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席珍儒，何永安等几位连长，立刻进行解除国民党宪兵和市警察武装的工作。我也立即和李锦峰连长，特务排王子中排长等，带领部队，前往西京招待所执行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的任务。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当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所有蒋帮军政要员全部被扣押后，我命令他们仍住原处，并派李锦峰负责看守。至于其他无关旅客，我们除道歉外，还请他们从速迁居别处。
此外，在东大街花园饭店扣押了郭寄峤，他是卫立煌的“智囊”，也送到招待所看管。至于其他随从人员则一律集中在新城以北公舍，由席珍儒管理。当时，席珍儒已经解除了中央宪兵团的武装。张希钦在解除警察大队的武装后，即迅速分派部队保护在西安所有银行的安全，并到监狱中释放了所有政治犯。
我负责的任务完成后，就到新城向张、杨两将军汇报完成情况。张因万耀煌师已进驻咸阳，怕他们扰乱地方秩序，叫我把万耀煌带到新城来。请他去咸阳加以制止。经过一再劝解，他仍不敢去新城。特别是他的妻子，非常执拗，不让他去。后来经陈调元、蒋作宾等人的劝导，才和我一同乘车去到新城。万下车后，仍然惊惶无力，只得由我扶到会客室去见张学良将军。这件事办完后，我又回到新城大楼。
在我们行动的同时，孔从洲旅长在许权中将军的协助下，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蒋系武装。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被送去杨虎城将军公馆看管[35]。国民党中央委员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也在省银行被软禁起来。
至于昨夜才进驻咸阳的万耀煌师，因不知底细，听到西安发生巨变，便仓皇渡过渭河，南遁秦岭。在路上受到咸阳、周至、鄠县（今户县）一带地方人民武装的截击，狼狈不堪。
被扣后的蒋介石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答。张又说了一次“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又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说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张去后，蒋坐在椅子上，继续出声长吁。过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他的侄子蒋孝镇在哪里，要我带他来侍候他。我说，蒋孝镇还未到西安，等他来了以后再说。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来。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话，始终未置一词，中间曾长长叹气数次。邵说完后，两人沉默一会儿，蒋对邵说：“你先回去罢。”邵便辞出。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儿，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36]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食后，他对我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言下颇有今昔之感。我问他喝水吗？他说，想喝些桔汁。我叫人买些桔子汁，盛了一玻璃杯给他，他一饮而尽，并且告诉我，他最喜欢喝桔汁。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到晚上九时许，张学良将军前来看蒋，因蒋躺在床上，以为睡了，没有见他。
十三日早八时，张学良将军又来看蒋。蒋躺在床上，两人谈话，仍在争论，没有什么结果。
到了中午，蒋介石又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他床边的小桌上。蒋告诉我，他很困倦，需要休息，要我离开卧室。我觉得情况有异，便假装离开，顺手把卧室窗帷折了一角。走出后，返回外间，从窗帷折角处窥视，见蒋起坐床上，左手按纸，右手执笔疾书，时写时又抬头张望，很快写好，把写好的纸折好握在手内，仍躺在床上。约一小时后，我进去问蒋要不要喝水，他要我再找邵力子来。邵来后，坐在蒋床边椅子上，我站在床的另一头，被蚊帐挡着。蒋以为我不在，正拟把所写的纸条交给邵，邵知我在侧，便告诉蒋说：“宋营长还在这里。”两人的谈话便告终止，邵也辞出。关于蒋所写纸条，因未搜查，没有见到，不知究竟写的是什么。
邵去后，蒋的心情似已较为平静，睡了。午后，杨虎城将军来见蒋。谈了约十分钟。杨告诉蒋以这次事变的主因，并说明他和张学良的动机是纯洁的。希望蒋为国家计，应认真考虑西安各将领所提的八大主张。杨并以温言慰蒋，蒋的态度也比较安静。
杨去后，蒋找我要书读，我找了一本《长安左绩考》给他。因不合他的兴趣，翻阅了一下便还给我，要我另换一本。我便找了蒋自己在“剿共”战争中编写的《教、养、卫》小册子给他。他好象很高兴，反复翻阅。
蒋一直躺在床上，曾告诉过我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山舰遇难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玄风桥高桂滋宅。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罢。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
到十四日清晨，蒋因失眠，致患重感冒，头依枕侧，鼻流清涕，呻吟不已，并要我给他几片“阿斯匹灵”。我为审慎计，便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并请他派一位医生来。
当天下午五时许，张学良将军偕同蒋的外籍顾问端纳来新城大楼见蒋。经过端纳的劝告，并说明让他迁移的意图之后，蒋才同意迁至玄风桥高桂滋住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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