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兰州的情况

    周达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陕西临潼暂住。他认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不力，拟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于学忠均奉召前往参加。绥署职务由参谋长章亮琛代行，陕甘边区总部职务由参谋长刘忠干代行，省府职务由我代行（我当时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西安事变突然发生，我们事前毫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

    十二日下午，省府举行财政会议，由我代为主持。财政会议正进行间，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来了，要马上和我见面。我说：“请到秘书处稍坐，马上就去。”我回到秘书处，未等坐下，刘即笑着对我说：“西安发生事变了。”随手拿出电报给我看，电报主要内容是：“今晨一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我看手表已是下午三点多，问刘怎么办？刘说：“各师长不在兰州，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总部各处长都在那边聚齐了，就等你去和大家共同研究决定。”我和他马上到总部。这时张、杨通电已到，刘宣读一遍，接着说：“人都到了，大家谈谈吧！不过时间紧迫，希望越快越好：”有人说：“周秘书长意见怎样？”我说：“听刘参谋长讲，大家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我完全同意，不过这是件大事，往好说是革命，往坏说就是造反，我们做起来要快速，也要周密，我对这类事还未经过，是否应有个具体部署，便于顺利进行。”说到此，大家哈哈一笑。这时，参谋处处长张熙光说：“对，对！应有个具体部署。”大家研究出来一个初步意见：（一）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决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团；（二）一一八师以一部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以一部兵力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三）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四）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照常待遇，限制自由，保证安全；（五）请周秘书长与邓宝珊军长联系，把该军部守卫今晚撤到大门以内，避免误会；（六）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局长史铭加以看管，由省府设法办理；（七）白天行动诸多不便，拟在晚七时开始行动；（八）对电台和电报局，由本部派人监视；（九）各师参谋长及部分团长都已参加了这个会议，本部不另行文；（十）开始行动后，各部队要随时向本部报告情况，并请刘参谋长与周秘书长切取联系，使军事与行政两方面协同动作。”刘忠干对我说：“这是初步意见，你看妥不妥？”我说：“很妥，省府方面应做的事我一定照办。”刘说：“大家意见一致了，现在时间很紧，各部队还须准备，我们就这样定下吧！情况如有变化，再临时商定。”

    散会后，我对看管史铭问题颇费脑筋，公开办吧，恐影响市面，办慢了又恐达不到目的。不得已我就找电务员做个假电报，内容是，“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另找四个便衣警卫坐在办公室的外间，把任务和做法交代明白，主要在于解除史铭的手枪并进行看管。安排好以后，我在电话上约史铭午后六时来我处。史到时来了，我请他喝茶抽烟。接着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随手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史看后面色灰白，表现恐惧之状。我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我笑着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话说到此，我向外屋一转，两个警卫进来就把他的手枪下了，随即送到四照楼。

    把史铭看管了，我就和邓宝珊通电话。邓兼省府委员，平常过往较多，谈话亦较方便。我说：“现在南京西安两处电台都不通，有线电报也不通，你知道不？”邓说：“不知道，奇怪，奇怪！”我接着说：“边区总部为维持城关治安拟派部队一部通夜巡逻，自晚七时开始。同时希望各军政机关把守卫撤到大门以里，以免发生误会。”邓说：“好，好！应该这样办。”我说：“你对这办法认为可行，那么，就请通知贵军部一下。”邓说，“一定照办，马上就办，请放心，以后情况还请随时告诉我，千万，千万！”

    以上两件事办完，并通知刘忠干。此外还把张、杨通电内容及边区总部准备对绥署特务营，胡部两团进行缴械情况向民政厅厅长刘广沛当面一谈，使他有个思想准备。因为事关军事行动，对其他人就不便谈了。

    晚七时到了，东校场方面枪声大作，忽而小些，忽而大些，连续未停。九时许，我在办公室接到刘忠干来电话说：“绥署特务营，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均已被全部缴械。胡部两团已解决了大部分，尚有少数进行抵抗，正在围缴中。绥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副官处处长杨伟、军法处处长何晓宣等均已来下水巷我们宿舍，集体而居，待遇照常，只是限制自由。军需处处长王式辉不和他们在一起，尚未找到。”十二时许，刘又来电话说：“胡部两团已全被缴械，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分别责成专人在原地妥为保管。”军事行动开始以后，我又用电话把西安发生事变，张、杨通电的主要内容，第五十一军奉命在兰州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告诉了邓宝珊。邓说：“如有新情况，还请告诉我。”

    十三日早六时，我到边区总部和刘忠干见面。据他说，在围缴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比较起来，胡部较多，计有二十来名受伤，十来名死亡，死的当中并有蔡、徐两个团长。缴械前，本想能不杀伤就不杀伤，不料一开火士兵就眼红了。蔡、徐两团长带一部分人抵抗，因此越打越来火，加以这两个人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有“黄马褂”之称，我们士兵对他们素无好感，所以演成流血惨剧[37]。我和刘商量了省府举行紧急会议的事，打算在会议上把西安事变和昨夜的情况提出报告，对目前应办的事也提出讨论，刘表示同意。

    同日上午十时，省府举行委员会议。出席委员有：邓宝珊（兼新一军军长）、张维、喇世俊、刘广沛（兼民政厅厅长）、陈端（兼财政厅厅长）、田炯锦（兼教育厅厅长）、许显时（兼建设厅厅长）和我。列席人员有：高等法院院长、高等检察院检察长。临时特邀人员有：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会长、省商务会会长、《甘肃日报》社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等。这次会议由我主持，宣布开会后，首先说明举行紧急会议的原因，随即宣读张、杨通电，并介绍蒋及随从的“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其次，请刘忠干介绍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奉令对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一部武装警察进行缴械的情况。对绥署高级职员及兰州军统特务头目、警察局局长史铭暂行限制自由和待遇办法，也分别由刘忠干和我加以说明。到会人员听完后，都感到事变来得突然，但对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却表现出共同的愿望。我根据兰州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一）省会警察局局长史铭暂被看管；（二）在围缴过程中，双方均有伤亡，拟由省救济委员会和双方负责人共同商定救济办法，并推省禁烟局副局长周某参加这一工作（周是湖南人，对胡部官兵熟人不少，能做联系工作）；（三）“中央”在兰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以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经大家讨论后，通过。

    是日下午三时，邀请在兰的国民党中央机关负责人开会。到会的有：中央银行分行行长、农民银行分行经理，西北电政管理局局长、兰州电报局局长、兰州邮政局局长、无线电台台长、西北盐务局局长、甘肃烟酒印花税局局长、洮惠渠建筑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等等。开始时，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下列几件事：（一）张、杨通电及蒋和“中央”各军政要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二）东北军奉令围缴绥署特务营、胡宗南部两团及军统特务有关的一部分武装警察情况；（三）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应变措施。最后，要求在大局未定以前，“中央”在兰机关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关于业务方面，希望照常进行，不可自相惊扰，遇到困难问题，可随时商办。他们表示一定照省府的决定去办。

    十四日上午九时，用省府名义邀请地方绅耆和知名人士开会。到会的有：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邓春膏等二十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的办事处处长等也被邀到会。我首先介绍西安事变情况。其次，介绍兰州的变化和省府委员会议决定的紧急措施。大家听到各方面目前情况后，有人说：“日军进犯，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步步进逼，时急势危，万不可再有内战啦！”有人说：“共产党在八月间已表示愿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通电的主要意思也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委员长并无危害之意。这就看南京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啦！”各部队驻兰的办事处处长也都表示一定把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向他们的长官报告。

    十四日下午一时，教育厅厅长田炯锦召集各学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约一百多人在教育厅开会，我去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兰州的应变措施[38]。

    十三、十四日两天全市情况最为紧张，通过大小型会议，《甘肃日报》每天报道消息，人心趋于安定。只是有一部分人疑神疑鬼，逃避隐匿。经过调查，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或者是与军统、中统特务有关的外围分子。另外就是国民党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十五日以后，市面趋于安定，只看大局的变化。十七日张学良来电说，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明日飞兰访问。当派秘书处科长范兴伯于十八日上午八九点钟到飞机场迎接，送到省府招待所住下。上午十一时范长江来省府秘书处和我会面。我把十二日夜间围缴经过及全市安定情况介绍一番。他听了哈哈大笑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外边谣传很多，或说兰州秩序太坏，市民纷纷逃走，或说两军对立状态还未解除，总之没有好话。这么一看，恰恰与事实相反。”我说：“请你从各个方面访问一下，真相就自明了。”下午他开始访问，见到了一些有关人士。临走前，我到招待所送他，他说：“我的访问结果和你所谈的大致相同。”二十日前后，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披露了范长江访问兰州的一篇文章。内容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十八日以后，局势忽而紧张，忽而和缓，这种紧张与和缓是由南京和西安情况的变化而引起的。当南京何应钦一派大喊大叫“要下讨伐令，要用大量飞机轰炸西安”的时候，西安紧张，兰州也紧张。当宋美龄、宋子文、端纳飞到西安的时候，西安和缓，兰州也和缓，总的趋势是由紧张渐趋于和缓。

    在这一时期，于学忠往来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安排甘肃工作，一面参加西安各种会议[39]。二十五日晚间，忽然由外国广播中听到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往南京的消息，我们将信将疑。夜间果然接到西安电报说，蒋已完全接受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二十六日飞机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只加上“希服从杨、于两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字样。

    二十六日下午，省府召开委员会议。我首先报告：“蒋委员长已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副司令亲自护送到南京。”其次，提议：（一）事变期间，“中央”在兰各机关的收入一律照原系统上缴，恢复常态；（二）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恢复自由，仍停止职务。以上经讨论后通过。边区总部也于同日将绥署高级职员送回，所有收缴的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一律按原单位发还。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的消息公开以后，在东北军和兰州各界人士当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东北军的官兵对张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但对送蒋回京，看法颇有分歧。有的说：“扣蒋是大事，放蒋更是大事，蒋介石为人一贯不讲信义，这样放回，后患堪虞。”有的说：“张、杨和中央已经团结合作，放蒋一着必是考虑成熟，一定有把握，不然，哪能这样放呢？”兰州各界人士谈起此事，有些人认为是奇事，也是好事。他们说，蒋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从此内战停止，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敌对多年的国共两党也捐弃前嫌互相合作了，这真是“否极泰来、转危为安”的时候。市民方面，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便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过了几天，张学良未回西安，接着就听说蒋介石自食诺言，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一月，于学忠回兰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经过详情。

    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失去重心，内部团结松懈，蒋介石、何应钦等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乘机派员纷纷向各军进行分化工作。来到兰州的是陈贯群。陈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与蒋介石、何应钦一度有同学关系，他又是于学忠旧部，曾任五十一军一一四师师长，当时是南京军政部参议。陈在兰州住了几天，他对于所谈何事，我未与闻，但是陈去后于的态度始终未变。何应饮送来电报，大肆拉拢，其目的在于分化和瓦解东北军，其手段则是威逼利诱，有软有硬。

    二月间，蒋介石为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调东北军各将领到南京开会，于学忠去了南京。蒋用“边拉边打、有软有硬”的诡计，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绥署设在淮阴。调五十一军进驻蚌埠，宿县、淮阴一带。派贺耀组代理甘肃省主席，调中央军某师进驻兰州，东北军其他各军也同时分调各地。会议完了，于学忠回到兰州，为日不久，又去南京。

    五十一军奉令后，即开始准备，中央军某师到三月末才来，五十一军移交防务后，拟于四月初向东开拔。

    四月下旬，我因病离开兰州。事后听说，贺耀组于五月中旬到兰接任。

    双十二事变我的回忆

    周光烈

    西安事变前，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兼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五十一军所辖部队，计三个师：一一三师李振唐部驻兰州附近；一一四师牟中珩和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奉令渡河，向永登方面前进，任务是择险筑碉堵防红军。距永登约七八十里处，正在赶筑工事时，忽接兰州军部刘忠干参谋长电话，“着周、牟两师长，即刻回兰州，越快越好。现有张副司令的波音机，来兰州接军长和你们三位师长飞西安。蒋委员长在临潼，召见训话”等语。时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晚间。我与牟师长于次晨动身，当天赶到兰州。于六日下午，于军长和我们三个师长，飞抵西安。于军长和牟师长住西京招待所，我和李师长有家在西安，在家宿。并登记预约召见日期。

    临潼谒蒋

    于十二月十日午前，我和李、牟两师长赴金家巷张副司令公馆。我们是分别被接见的，当我晋见张副司令时，他引我到另外一室，中央摆一长桌，上铺有陕甘军用地图，他用红蓝铅笔指给我看，红军、东北军、陕军所在位置。后又指中央军所在位置，可说完全把东北军、陕军包成一圈。他对我说：“这不是‘剿共’，这简直是剿我，他（指蒋介石）一贯借‘剿共’来消灭杂牌。我这次决不下野，你们好好掌握队伍，即或到万不得已时，必有手令给于军长，你们都要听于军长的指挥，服从他的命令。你们现在即可去见委员长，不要乱说话。委员长向你们所说的话，要回来向我报告。”在当时，张副司令所讲的一番话，使我莫名其妙，简直摸不着头脑，亦不知何所指，如在雾中。我当时为表示亲近，特向张找话说：“外面的风声很不好，好象要发生什么事故似的。这样下去，不妥当，咬人的狗不露齿。”张答：“咬人的狗，连昂唧都不昂唧（东北土语，狗叫声）。”张紧跟着对我说：“你不用替我担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你们就去见委员长吧！”话至此，我也就起立告辞。我约李、牟两师长，一块儿乘张公馆已备好的汽车，向临潼开去。见沿途有一〇五师士兵荷枪放哨守卫，意在保护蒋之安全。在我们未到达临潼之前，张公馆早已电话通知蒋的侍从室，故我们一到达侍从室，立即召见。我们三人是一块接见的。蒋先开口询问我们各人家庭状况，后又问我们常看什么书，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蒋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继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怎能谈到攘外？三年后，我一定打日本，到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谈话到此，他又连连点头说：“好吧！”意在请茶送客。我们也就立刻起立告辞。仍乘原车返张公馆，回报见蒋经过。张副司令认为满意，并对我们说：“你们马上要坐飞机回兰州，不要在西安逗留。”等语。从晨至午，所有经过，如装在闷葫芦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但我们不知道，连于军长也不知道。因我和李师长在西安有家，要求于军长让我们在西安住几天。于当即答复：“长官不能不这样说，叫你们早早回去，牟师长可坐飞机先回去，你们俩留西安住几天再回防地也可以。”谁也未料到轰轰烈烈的双十二事变于翌晨拂晓爆发矣。

    张学良召见于学忠的谈话

    双十二事变前夕，张副司令召集在西安之东北军将领，开紧急会议。并召于学忠去他公馆特别谈话。大意说：“已与杨主任商定，明晨拂晓向蒋实行兵谏，扣蒋，由总部卫队营孙铭九营长、一〇五师唐君尧旅长、骑六师白凤翔师长负责。城内所有应办理者，由杨主任负责办理。”等语。于问：“你这样做，将何以善其后？”张答：“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杨、常怎么样？”（意思是杨宇霆、常荫槐在东北势力那么大，照样把他们干了。）于答：“那么，我们就干，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张答：“那是自然，非达到最后目的不可。”以上这些话是于军长事后对我说的。

    兰州方面五十一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夕，五十一军军部接到西安总部拍来于军长密电，大意是命令兰州方面与西安同时发动，包围朱绍良的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器，俱行缴械。并即刻调一一四、一一八两师回兰州，协同一一三师巩固兰州防务。五十一军军部接电后，当即调动队伍，部署兵力。正在这个时候，绥署杨祥华副官长，见队伍调动，迹象可疑。立刻走访五十一军刘忠干参谋长和张熙光参谋处处长。问：“有什么事？”刘、张笑容可掬地迎面回答：“没有什么事，来吧，伙计，三缺一，专等你这把手啦！”在这似乎友好的气氛中，竟把杨祥华留下来，而杨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他坐在方桌边沿，故作镇静地度过这漫漫长夜。绥署卫队正在甜睡中，未鸣一枪，武装即被完全解除。

    十三日，专机送于军长与我和李师长由西安飞兰州。对兵力部署如下：委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及城内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梭巡，以防奸徒造谣生事。一一三师在五泉山一带构筑工事，一一四师在白塔寺一带构筑工事。我兼兰州警备司令未久，又调我师开赴定安，与邓宝珊部杜益三团长协防，在定西择险构筑工事，以防中央军之袭击。所遗兰州防务，由一一三师抽调一团接替。

    在当时，兰州周围，中央与其他军驻扎情形是：静宁住有毛炳文部，平凉驻有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岷县驻有鲁大昌师，青海、宁夏、河西一带驻有马家军，天水驻有王均部之第七师，其余各军驻地不详。均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偶尔处理失当，阋墙之祸即将重演于陕甘地区。

    有一天，邓宝珊军长宴请于军长和我们三个师长，名曰洗尘。于与我先到邓公馆，于对邓说：“大哥，我可急啦，非干不可。你怎么样？”邓当即答曰：“我是一向反蒋的，决不含糊，当然随之。”

    正在双方对垒戒备森严之际，忽有静宁毛炳文部李师长（保定军校同学）假借电报线挂来电话，要与我谈话，他对我说：“龙坡兄（我的别号），唉！听说你们红啦，西安、兰州满挂红旗，真的吗？”我说：“我在定西，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服从命令，枪口决不对内，东北军主张和平，不打内战，一致对外。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联合全国力量，北上抗日。”他又说：“绝不能象你说的那样简单吧？”我说：“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现，你若不信，可派人来，一同到兰州看看，也就明白了。光在电话上说，也说不明白。”该时适有其副师长李某与我有一饭之识，接过电话机对我说：“我明日去定西，可以吗？”我说：“竭诚欢迎。”我立刻将上项通话情形，报告于军长。立得答复：“若李副师长到定西时，可派人同他一块儿来军部。”次日晨，我和杜益三团长郊迎十余里。少顷，见该副师长率十名武装弁兵，乘卡车前来。我们陪同一块儿到师部，从优款待。翌晨，派专人护送，乘师部卡车去兰州见于军长。于将这次西安兵谏经过，详述一遍，并解释张、杨两将军兵谏之目的，乃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军合作，成立统一战线。并云：“关于甘肃大局，完全以西安进退为转移，我决无另外主张，若以我现时之观察，中国大局，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外，并无其他最好办法可寻。”该副师长因于态度明朗，为人诚恳，感觉满意，他遂发出和缓电报两封。自此后，兰州市面紧张空气，逐渐和缓下来。于军长曾赠送他三千元，为其在兰州零用。此公囊中满溢，大玩而特玩，乐不思蜀矣！

    未几日，于学忠、邓宝珊连袂飞西安。

    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

    康 泽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方面陷入震惊和混乱。蒋介石左右重要头目所持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主张武力解决；另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不同意武力解决，希望设法谈判，积极营救蒋介石。西安事变后，我由星子赶到南京往见戴季陶。据戴说：西安事变蒋在西安被扣，戴在杭州即连夜赶到汤山与南京通电话，他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因此，国民党中央即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有人提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人代理，因冯玉祥系当时的副委员长，无人答应。戴季陶即说：“这不须什么讨论，由何总司令统一指挥。”国民党即调集陆海空军部队积极部署向西安进攻，以援救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反动头目和黄埔系以及复兴社多数分子的拥护。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并要求何给其部队番号，由复兴社派员成军成师，另拟什么苏、鲁、皖、浙、赣五省联防计划，以备万一。复兴社重要分子桂永清自愿请求率领该部教导总队打先锋。何的家中忙着组织成立所谓“讨逆军总司令部”，临时抽调若干亲信干部担任各级幕僚，以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为参谋处处长，以参谋本部第一所第三处处长钱贻士主管后方勤务等等。据林蔚说，何应钦率上述主要人员对西安军事部署，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其兴奋程度已达最高点。何估计蒋在西安凶多吉少，被杀害的可能极大。如蒋被杀害，何将继承蒋的地位；如以武力将蒋从西安救出，则何功绩第一，真是两面都把握便宜。此时，张治中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兼京沪区司令官，指挥中央陆军军官教导总队（等于一个师）。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部，都是蒋最亲近的嫡系部队。首先调出一部入潼关，向西安挺进，以电话命令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桂永清及驻苏州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所部立即乘火车分别由京沪、津浦铁路出发，经陇海路向西安突击。西路军另以胡宗南第一军所辖几个师加上毛炳文所辖第八师、二十四师等，由天水经宝鸡向西安挺进。据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在西安外围已合围，何还自鸣得意，认为西安聚歼在望。当时有一传说，何电张、杨要置蒋于死地，不要释放。但不久这一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而何的军事行动也就宣告结束了。

    另一派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不同意用军事进攻的方式去援救蒋介石，更反对用飞机去轰炸西安新城，怕把蒋介石炸死。他们主张用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方式营救蒋介石。但是当时同意这种主张的人不多，因此，宋氏兄妹最初并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当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发出后，在十二月十五日让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从西安返回，使南京方面知道蒋在西安生活受到优待，张、杨并无杀害蒋的意图，只要接受抗日主张，愿意同南京方面谈判解决问题。于是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飞西安与张、杨谈判。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亦随宋氏一道前往。宋美龄去西安前一天，我去见宋美龄，宋表示她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阿哥同张、杨戏中有戏，这说明两宋意见还有不同。结果谈判顺利结束，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而得到张、杨的谅解。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张学良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回洛阳，再转南京，结束了这一事变。

    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

    高兴亚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午，李烈钧来告诉冯（玉祥）发生了西安事变。冯惊诧之余，以为这是他活动的一个好机会。当即派邓鉴三北上去见韩（复榘）、宋（哲元），要他们小心谨慎，沉机观变，采取一致行动。午后三时，何应钦在自己的家里邀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会上意见纷纭，大体可分为二：1.主张为蒋（介石）的安全计，宜采取和平解决；2.主张使用武力，立即“打”起来。主张前者的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后者的有何应钦、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其余则模棱两可。此外，张治中及与蒋有亲属关系的如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也是希望和平解决。

    何应钦这次在家里召集谈话会，是先有布置而取得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支持的。打算一切迈过军事委员会，而把军权集中在何应钦手里。所以戴季陶不但坚决主张打，而且提出军事归何应钦来管。冯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何是参谋总长。这个办法当然是直接把冯挤开了，冯在思想上事先没有想象到会来这一招，就贸然地立即表示反对；加以冯、何之间历史上相互对立由来已久，因而更为何应钦所嫉恨。但是这不过系非正式的会议，并没有作出决定。然而何应钦不管三七二十一，居然在他家里设下临时办公处来代替了军事委员会。

    次日，冯到头条巷他的办公处，找我前去商谈（当时还不知道何已经在家里设临时办公处），谈到昨日在何应钦家里谈话的情况。我认为他那种表示会增加何的仇恨，何为人狭隘阴险，决不肯如此善罢甘休。冯亦自悔太无涵养，决定以后采取灰色的态度。因为冯起先对西安事变非常赞成，且夸赞张学良说：“汉卿这小子真行，敢于别人不敢干的事！”并且把他以前夸过张的话又说一遍。

    本来，在一九三〇年张带兵进关，把冯（玉祥）、阎（锡山）都弄垮台，尤以冯垮成一个光杆，所以冯对张是恨入骨髓的。但在一九三五年底冯到南京后，张特意单独来见，并自居于子侄之辈（冯与张作霖是换过帖的把兄弟，所以冯与张学良来往函电，都称张为世兄），首先解释不抵抗的真相。张说道：“我与别人不同，国恨家仇交集，我的父亲死得那么惨，难道我毫无一点人味吗？”然而为什么不抵抗呢？他自称因为年轻，畏难苟安，目不识人，所以替人作了工具，成了不抵抗的羔羊，悔恨何及！又说道：“后来也渐渐知道老伯（指冯）的主张才是对的，所以察哈尔抗日时，我也一度打算接受您的领导，然而被逼下台了。”他一再表示一切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他在冯面前还表示拥护抗战。最后说：“现在世界上除了老伯外，还能向谁申述呢？除了老伯外，有谁疼我这个孤儿呢？”从此以后，冯对张的观感完全改变了。他每对我谈到人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好，就举张学良为例。这次西安事变，恰合了冯的心意，所以非常夸奖张，也或多或少地对南京方面有幸灾乐祸之感，以致在何应钦家有了那种与何完全相反的表露。这就不仅是一个意见的不同，而是触犯了何的根本权力，是极其重大的冲突。事后，冯也自己感觉了，所以要在多方面想办法，转变态度或更改环境。好在蒋的真正亲信和家属们都是为蒋安全而主采取和平协商的。因此，冯十三日主动地致电张学良如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既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自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同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对蒋公能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

    当时，宋美龄有即到西安的拟议，冯夫人（李德全主动表示愿陪她前往。这些办法，只能减少蒋方人物的疑忌。冯初意欲联络不赞成何应钦办法的人们团结一致，以图自保。然而遭到于（右任）、孙（科）浇冷水。于与杨虎城有历史关系，深恐何不能容，对他下手，加以居正素不相洽，而这次居又是捧何最力者，所以于右任的办法是：“各自见风转舵，得便抽身。”于的办法真多，居然得以宣慰西北的名义于十七日离开南京了。孙科对冯说：“都说要打，也不敢说话了！”因而冯联系朋友一致行动，以图抗御何的办法，除了李烈钧一人还表示同情外，其余都落空了。

    至于何应钦呢？则向多方大施压力，逐渐使这般两手空空的所谓“元老”和“同志”们陆续向他转变。十三日，何便提出下讨伐令，当时的林森主席也是不赞成的；然而十六日在国民党中政会上竟然通过了：（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二）由国民党政府即下令讨伐……原来并不主张“打”的程颂云，也发言主张“快战”了。其余居正、戴季陶之流，不但坚持主张“打”，而且咒骂孔祥熙等软弱无能。居正还鼓动凡是黄埔同学都该不顾一切，不管有无命令，都去“打”。而吴稚晖呢，更当着冯面说：“我们不只要防共产党，还要防‘准’共产党。”

    在十四日，有一位贵州姓宋的（我没有见面，记不得名字，据说是冯的晚辈）向冯告密，何欲置冯于死地。冯明知军事委员会已被何完全控制，会内已无公可办，冯偏偏还邀李烈钧等每日准时去办公，何认为这明明是冯故意为之。其次，冯致张学良电，已触动了何的痛处。同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却发来一份邀冯到陕的电报，如下：

    “……现八项主张正在规划进行，惟兹事体大，救亡固资群力，谋国尤仗老成。我公党国耆望，众流所归，瞻切时艰，抒予卓规，想我公所乐为，亦良等及民众所深盼，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

    这封电报是十三日由西安发来的，而冯致张的电为何应钦所扣，尚未发出。于是何的办法，便欲以张、杨此电为据，借口说冯与张学良、杨虎城事先有勾结，或者西安事变系冯主使，而把冯逮捕干掉。惟居正等认为证据不足，这样牵连也太大，现时还不宜多树敌，并且万一张、杨等人再给其他人以类似电报又怎样办呢？冯在南京已是瓮中之鳖，没有什么可怕他的。何既不能明目张胆地干，便筹划在陵园附近刺杀他或以兵变形式来处理，因冯当时是住在郊外陵园附近的韩公馆（为韩复榘所修建的）。冯得到这个消息后，于十四日下午入城开会后，即驻在头条巷他的办公处了。然而头条巷附近，随时发现一些不三不四为平素不习见的人，显然这就是何应钦布置的便衣特务。

    冯致张的电至十四日尚未发出，冯并不急于发出此电，不过宋（美龄）、孔（祥熙）辈却急于要将此电发出去，因而何应钦才准许于十四日下午予以拍发。

    这个时候，已经谣言蜂起，有的说冯失踪了，有的说冯跑了。十五日，何派王伯群前来冯处拜谒，以窥探动静。韩（复榘）、宋（哲元）除来电问候外，还派了李世军来看冯究竟平安与否。只有薛笃弼不清楚冯在南京的情况，还来信劝告冯，说张学良不可靠，与冯向无情感，万不可去西安。其实，冯哪能自由离开，何焉肯让冯去陕？

    这个时候，冯确也有逃出南京的打算，拟从晓庄以东偷渡长江，由梁冠英派便衣到长江北岸来接到清江浦（当时梁军驻防地），再由韩复榘正式派部队来接到山东。这事是由冯当时的副官处处长潘蕴玉经办，并试探了路径。十六日，冯秘密告我：“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我们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待着太危险，这样牺牲太不值得。准备准备，说走就走，不可先让家属知道。”同时也把出走的路线、办法告诉了我，然而始终没有实现。后来才知道梁冠英虽未表示反对，但迟迟未动。可是冯还老等待着。又考虑汽车离城，可能为特务发觉，还想由陵园骑马绕城而过，因为宋（哲元）曾送十匹好马，冯除了以一部分赠给蒋外，还留着几匹。因此，从来未骑的马，冯屡次地亲自去看，想以试马的方式到渡口，而不坐汽车出去，为人注意。但是梁的便衣队迟迟不到，骑马逃出的打算，当然也是白操心了。

    在未能逃离南京之前，每天必然要与南京政府的人物见面，又如何应付呢？不说话，不行。如在纪念周上，何派人要冯发言，冯只有把过去的张学良大骂一番，追述到一九二八年，给张东北长官时，冯曾反对过的。这种表示，何方人物当然认为不够，要逼冯说究竟用兵不用兵。这一点令冯最为苦恼，因为冯向来高唱全同一致抗战，本人到南京，也是标榜为团结抗战而来的。要是明白赞成打，岂不是抗战变成内战了吗？并且真正蒋的亲信又是反对打的，他们恐怕打起来把蒋的命送掉了。冯如转变为赞成“打”，既牺牲了多年来群众中的声誉，又得罪蒋方，且助长了何应钦投降日本的阴谋；不随波逐流吧，何方是不放松的，所以万分为难，只有咬紧牙关说为了促成早日解决，必须有快速的军事行动。这个意思是：不反对进军，但进军的目的不是“打”，是用军事行动的姿态，造成和平解决的局势。对此，蒋、何两方都不满意。

    冯玉祥最初以为蒋既被扣，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行使职权，那么，名正言顺当然应由副委员长代行。不意何应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他的公馆代替最高的军事机关，而且把冯置于监视之下。十六日通过“讨伐令”，任命何为“讨逆军总司令”以后，冯原来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当然，冯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所以同时也预备第二着，就是以韩（复榘），宋（哲元）一致为基础，联络两广和四川等省来作个武装调停。尤其是何应钦当了“讨逆军总司令”，势必要用“打”的方式来逼掉蒋的性命，这种作法势必不能取得蒋系全体人员的同意，且宋氏兄妹已有言在先，如蒋不在，继任人尚有问题。言外之意，决不让何继承，即南京方面内部将有分裂。若冯领导韩、宋与粤桂川等省一政武装调停，既给张、杨解围助威，又可使何应钦一败涂地。所以冯的内心对蒋的安全确甚关怀，认为可以作个长期人质，但不愿干掉他，同时更不赞同放了他。因此，除了先后派邓鉴三、韩多峰等到韩、宋等处而外，也与陈策、傅真吾（傅系刘湘的参谋长，来告冯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联络，是由张斯可与温乔生奔走的；又有刘航琛与张、杨接洽，只要冯率韩、宋如何动，大家绝对一致行动）有所商谈。这便是冯的第二个幻梦，且认为是一个可能实现的好梦。可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自己必须离开南京！

    十八日，蒋鼎文返南京说：蒋（介石）可于二十日以前回来。这给冯又一个意外！冯的第二个幻梦又摇摇欲坠了。但是，冯还不十分相信这个话可靠，尤其是在十九日蒋并没有回南京。他曾对我说道：“捉虎容易放虎难这句俗话，难道汉卿都不知道？汉卿少不更事，虎城总是有经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冯打算离开南京的想法还没有放弃，除看马外，还几度到晓庄去看渡口。同时，何应钦也没有放弃他的用兵，每天仍在印发秘密军报。二十四日，国民党部还抽出二百人编四个前线工作队，二十五日，何应钦还报告三路军事配备情况：1.潼关一路；2.渭北一路；3.蓝田一路。而对于原来不主张“打”的人，特别对冯更严加监视。二十六日，蒋终归回到了南京，更令人吃惊的是张学良伴随而来。何应钦的“讨逆军总司令”固然无法再做，而冯的第二个幻梦也就彻底毁灭。

    于是，冯又恢复了对张学良的恶感。冯认为：第一，把蒋放得太早，他还没有实现“离开南京”；第二，为什么要亲自送来？亲自送来会使西北完全落入蒋手。蒋回到南京后，表面上请假休养，事实上仍然以手谕处理一切事务，如：审讯张学良的审讯人员，陕、甘两省的主席，顾祝同的西安行营主任等，都是蒋以一个人的旨意下条子为准。冯在西安事变时陷入南京的危险漩涡中，所以对张的恼恨油然而生。当时蒋又曾对冯言，他的哥哥蒋介卿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冯就知道了蒋不会放松张学良。又经过一段受何应钦的迫害，成了惊弓之鸟，因而对张主张严办，然后再谋特赦，以迎合蒋的心理。后来才知道放蒋是共产党为了实现全国一致抗战，不再陷入内战，迫使蒋承认抗战，以免为日军所利用之举。冯虽然认为这是对的，但总以为放早了一点，总以为张学良何必亲自同来。在冯的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上写着：“张学良本为不知好歹之人，而自去年即常发为民众呼苦之话，吾甚以为奇怪，今又作此奇事，其言谈又甚豪侠，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也。”可见冯对张还有相当赞许的，与前对张的纯粹怀恨有所不同。冯以为经此事变后蒋或有所改悔，然而蒋介石到京后的种种举动，照样独裁专横，他的幻想才逐渐消失，因而对张学良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

    周一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曾决定下令“讨伐”，立即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就我所知，当时何应钦的确有发动内战促使蒋介石速死以夺取国民党军权的企图，但如果没有当时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决议，明令讨伐张、杨，何仅以一军政部长的地位是不能擅自下令进兵的。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的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何应钦也早有准备，所以“讨伐令”一下，他便立刻调兵遣将指向西安，并下令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西安。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据传，事变发生后，日本人最初估计，认为蒋介石已成人质，南京政府将发生大混乱而莫知所从，后来看到国民党竟立刻下令“讨伐”，因而非常高兴，并立即表示，这是一个政府应有的举动。那时，于右任也对人说：“站在政府立场，只有讨伐一途。至于蒋的前途，那就要看他的命运了。”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拂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

    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编者按：西安事变时，文强在南京，沈醉在上海兼任复兴社上海直属小组组长，黄家驹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担任复兴社南京支社下的新运总会小组长。他们写了有关复兴社活动的亲历和见闻，特别是当时几个复兴社头头的表现，把这三篇联贯起来，可以看出当时复兴社内部有为营救蒋介石而主张和平解决的与拥护何应钦武力“讨伐”的两派。主和派是少数，它的幕后是拥有较大实力的胡宗南。

    文 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用“兵谏”之策将其扣押。事前，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得知后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对杨虎城虽估计不透，但杨之力量尚不足以自保，防张之不暇，亦不敢单独有所异动。当时，我正在戴笠身边，又曾在另一特务头子郑介民身边工作，直到事变发生后，才从他们口中听到上述说法。另外特务处书记长（相当主任秘书）梁干乔也曾向我说：“假如西安事变前没有江雄风报来的情报在案，恐怕戴、郑两位老板的脑袋和乌纱帽早就保不住了。”

    我记得在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后来因为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决定亲自飞西安与张学良面商，淡判和平解决，戴笠便自告奋勇随同前去。戴随身暗藏了两支手枪，跟随两宋同机飞到西安。戴走后，南京特务处由郑介民和梁干乔负责。我从郑、梁两人口中也了解一些情况。

    郑介民说过：“复兴社开不成会，主战主和争吵不休。贺衷寒，邓文仪等主战。特别是握有实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装备，率领一个教导总队，已经擅自向洛阳出动，一切以何老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之命是听。老戴和我以宋部长、蒋夫人意图，逐日与胡宗南在电台上保持联系，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救校长要救活的，用兵则有死无生，谁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梁干乔则自命深谋远虑，他献策说：“和为主，战为辅，以战求和，没有大军包围之势，张、杨必难就范。”郑果断地说：“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内情你我难以预料，据蒋夫人传出，主战决策者别有文章，并非你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雨农动身在机场时亦曾注意及此。我们决不可轻举妄动，徒为他人所乘。复兴社以我为书记的高干会既开不成，我也不希望开成……”等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戴笠随蒋、宋一伙回到南京，与郑等见面，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功臣自居。由于蒋介石指使人所写的《西安半月记》一书中，提到了戴笠的名字并有所表扬，更使戴笠引为不世之荣宠。我所听到由戴笠口中说出的复兴社内部主战主和之争的内幕，与郑、梁所谈并无二致。

    沈 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星期左右，复兴社头目之一的邓文仪窜到上海活动，我曾随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去国际饭店看他，听他谈了一点当时南京复兴社头头们对西安事变的意见。他说：他们开过几次会商量对策，多数人主张立即调派重兵严密包围西安，不断派飞机从空中进行威慑和侦察，用武力解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能让张、杨挟持蒋介石逃出西安。这样张、杨就决不敢加害于蒋，估计他们决无与蒋同归于尽的打算。这样做，可使蒋早日平安脱险。但也有一些不识大体的人，主张不要用兵而进行和平协商解决。他认为这样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的表现，他坚决反对。

    他还说过：“复兴社陕西分社事前太不注意张、杨的动态，以致酿成这样大祸，直到今天连一点情况都没有送来。这些负责人如果不死于张、杨之手，也应自杀以谢蒋。”

    黄家驹：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地拒绝了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因而遭到扣留。自此消息传出后，所有在南京的复兴社社员，一片骚动，慌乱万分。因此，该社总社在事变后次日（十三日）午后二时，就在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内，召集在南京的所有核心分子开秘密的紧急大会，专为讨论如何营救“领袖”脱险问题，出席的社员约有二三百人。首先由南京市支社书记周复讲话，继而由总书记刘健群讲话（刘健群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是何应钦一手提拔的，当时复兴社总社书记是郑介民。——编者）他们讲话的大概内容是：污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叛变国民党，叛变领袖，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作此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举动，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要集中全力来营救“领袖”脱险，要发扬黄埔精神，必须发动全国陆海空军全部力量，围攻西安，活捉张学良到京明正典刑，以伸“国法”。最后经全体大会通过决议案三项：

    第一项，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打电报给张学良，要他以国家民族和救亡图存为重，不要单凭一时的意气用事，或听凭“奸党”愚弄，致为亲者所恨，仇者所快，造成国家民族不可收拾的局面和自己杀身之祸。并且希望他早日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亲自把“领袖”护送来京请罪，尚不为晚。否则全国黄埔青年将领，不顾一切牺牲，将统率全国大军围攻西安，并大肆轰炸，届时将粉身碎骨，后果完全由张学良负责。

    第二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的总责。并通电全国黄埔将领，即刻准备待命，一俟讨伐令下，直捣西安，营救“领袖”脱险。

    第三项，决定负责令各社员分头发动南京市各机关团体和群众，举行全市示威大游行，并立刻派人秘密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在京各机关工作人员行动，以便一网打尽。

    当时我是以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内的复兴社小组长身份，参与这次大会的。我参加开会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和愤恨张学良的，认为“领袖”万一发生意外，我升官发财的希望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也竭力主张这个决议的实行，并且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明令“讨伐”张、杨，以免群龙无首，内部慌乱。会后，我回到新运总会召集小组会，除传达总社会议情况外，并秘密派社员何惟寅、王仲山等严加监视与张学良有关的东北人士阎宝航（当时任新运总会书记）、刘大作等的行动，直至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才停止这些活动。由于我当时在复兴社内的地位关系，仅知道我参加会议的决议案，但不知其中内幕。以后听总社负责人之一滕杰谈过这次会议的内幕，才知道是一次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滕说在开会之后，即由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等把这个决议案拿去征求宋美龄的同意，遭到宋的竭力反对。宋美龄认为这样做，更对蒋的安全不利，她主张先由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和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属于宋美龄的关系）乘机去西安试探蒋是否安全，以及与张学良磋商和平解决办法，等他们会见蒋以后，再作最后决定。但由于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早已存在利害关系的矛盾，而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中亦颇有幸灾乐祸主张拥何代蒋的人。当时何在表面上虽也同意宋的主张，实际上仍旧支持复兴社的决议案。特别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健群与何的关系最深，刘被蒋所信任，还是何的保荐，再如复兴社的另一重要负责人桂永清，是何的侄女婿，都主张实行这个决议案。再从桂永清擅自由南京率教导总队开到渭南，配合空军在上空轰炸扫射，企图进攻西安（后遭到东北军的有力阻击，才暂时停止进攻），这充分说明他们是别具用心，不顾蒋的生命安全，而借此搞以何代蒋的阴谋活动。以后由于蒋鼎文带回所谓“领袖”的亲笔信，才停止了三天的轰炸。当蒋回到南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颇为不满，当即对复兴社的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大发脾气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对贺衷寒后来还给予出国考察名义，实际是惩处。蒋还说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这不过愤怒中的话，实际并没有停止，复兴社的活动一直到三青团成立为止，以后这些人都通过三青团进行活动——编者）。蒋对复兴社的这个决议案非常不满，特别是端纳、宋子文、黄仁霖等当面见蒋以后，复兴社中这些人仍旧想按决议案去做。蒋认为纵不激起张、杨杀他，也将要被飞机大炮炸死在西安城内。而且复兴社特务组织，在事先既无一纸报告所谓张、杨“叛变”的消息，没有尽到防患未然的责任，事后又采取不顾他的安危、主张武力解决的不忠于“领袖”的活动，这是蒋回南京以后，扬言停止复兴社组织活动的主要原因。

    西安事变时复兴社河南分社的活动

    肖作霖

    一

    一九三六年我到开封任“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不久，突然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开封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紧张状态，谣诼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谣言都是绘声绘色，以讹传讹，街谈巷议。复兴社组织内部更是群情骚动，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各级组织负责人和在各军政机关任重要职务的社员都纷纷向我询问消息，或请示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办法。其实我自己对于实际情况同样一无所知，也毫无主意。我想南京总该有指示来，但等来等去，等到的指示却是“应发动社员严防共党乘机活动和安定人心，静候决定行动步骤”这样一个空空洞洞的电报，仍无以释群疑，决大计。我不知局势将如何变化，绕室彷徨，束手无策。

    一天深夜，原任分社书记的省保安处副处长肖洒忽然来访。他首先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且看局势如何变化，只得继续等待南京的指示再作道理。他说：“只怕我们等得，别人可等不得，到时就会被动，更没有办法了。”我便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依我看，无论外间怎样传说，校长（指蒋介石）的生命总是靠不住的了，从此天下必然大乱。我们如不当机立断，立即拿出办法有所作为，说不定过几天就要无路可走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即组织武力，才能应付非常。河南的民枪有上百万，我们黄埔同学和社员直接间接差不多都可以控制，至少百分之七八十是掌握得住的。只要你下决心，立即秘密动员，管保不要一个月就能编成十万大军，以后再继续扩编。我们有了自己的力量，就不怕什么风吹草动了。所有保安团长和各区保安副司令都是我们的人，我们以保安团队作为核心力量，同时和胡宗南联系，当然以他为主力，构成东西从徐州到洛阳、南北从安阳到信阳的一个十字形势力范围，从地位和形势上来看也是可以举足轻重的。有了以胡宗南为主和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来再联合所有其他的同学将领，就不怕天下会落到别人手里去，你看怎么样？”他的这番话完全出我意料，一时不觉有点震惊，但也确实打动了我，觉得这很有可为，便问他：“你看宗南的态度会怎样呢？”他说：“宗南绝对不成问题。就老实告诉你罢，还在民国十九年他驻防在开封时，他就和我们有过一个小组织，叫做三民主义大侠团。他向来就特别注意河南，因为这是中原之地，很想在河南打基础。现在这个突然的局势一来，他也一定会想到我所说的这个行动计划的意义了。”我知道河南的民枪确实不少，也知道黄埔同学和复兴社组织确有编组掌握大部分民枪的可能性，同时也知道肖洒虽是河南人，也有相当资望，但威信却很不够，河南同学内部又很不团结，因此他还不敢擅自行动，才来和我商量。我虽在河南同学中早已有些关系，威信也还好，但毕竟还来不久，情况不够熟悉，而兹事体大，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只好表示愿意考虑，再作商量。肖洒却说：“现在时机紧迫，我们不动，恐怕别人也会要动，迟了就不好办了，希望你早下决断。”这一夜我反复考虑，总还是断决不下，但认为这总是一个办法。

    接连两三天，竟有好几个人同样来向我提出迅速进行编组武力的问题。他们都自告奋勇，有的说有把握编组三四万人，有的说可以收编一两万人的，也有人主张先于各行政督察区各编组一个纵队，合成十万人，秘密待命，时机一到，即行集合举事。并有人提出称为“讨逆救国军”，也有人主张称为“抗日剿共义勇军”。他们所谈的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总之，都主张立即行动。因我故作镇静，不置可否，对他们都回答说：“等我考虑一下。”因而来谈这事的人就越来越多。肖洒又来说，连日同样有许多人在向他谈，如不迅速决断，恐反而会出别的乱子，我也觉得酝酿这事的圈子正越来越扩大，传了出去就会震动听闻，招惹是非。并且这事易放难收，一发必将不可收拾，我自己又没有把握控制，真一行动起来，固然省政府主席商震管不了也不会管，即刘峙也无法制止，可是地方治安将不堪设想了。我与胡宗南又还没有直接联系，也难说和他是否投合得上。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立即行动。因此，我召集各级组织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假说“已接到南京总社的密电指示，中央已有统一策划，不日即将有具体行动，各级组织和全体社员应听候中央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自乱步骤。”同时我却自己着手秘密拟订编制和行动计划，并要肖洒先和胡宗南联系，看他的态度如何；又约见曾来谈过这事的人，分别要他们秘密筹划，待命行动，但绝不许轻易动作。接着南京即下了“讨逆”令，刘峙被任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可是，接着不久蒋介石又被释回到南京，于是举兵之议遂寝。肖洒后来说，经向胡宗南联系过，胡曾表示热烈赞同并愿拨款为活动费云云。

    假如当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杀，全国即可能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新旧军阀难免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而互相混战不休。即我们在开封的这个密谋，也必见诸行动，局势的恶化，将难以设想。

    二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开封，刘峙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彷徨无主。打电报到南京去问，竟久无复电，通过长途电话去打听，也总找不着人，或得不到确切答复，使他更加焦急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一天找我两三次，一见就问：“怎么样？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南京有没有电报来？”他那个样子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无所适从。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他，一见面，他说：“我和何敬公（指何应钦）通了电话，委员长现在还平安。不过看来对西安恐怕非用兵不可，你们带兵的同学也会要发通电。”然后他又放低声音说：“你知道这几天商启予有什么动静没有？”我说不知道。他说：“要注意他，我已派人秘密监视他的行动，你要叫你们组织里在省政府的人打探他的动静，有什么就来告诉我，这是很要紧的。你也知道这个人当然靠不住，我们千万不能大意，我就是想和你谈这个事。”商震那几天倒是连门都不出，我也特意去看过他，想探察一下他的态度。一见面也便唉声叹气，大替蒋介石叫屈，斥责张、杨“犯上作乱”，而表示自己绝对服从中央，唯中央之命是听，也相信中央一定会有办法，同时还堆满了笑容说：“我们这里好在有经公（刘峙号经扶）可以作主，我们服从经公就是服从中央，也就是服从委员长。”不过当时在开封那样的局面下，他确还不可能有所动作。

    一天，刘峙忽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吃晚饭。我到时，他的参谋长刘德芳和省保安处处长彭进之已先在，他们正在谈进兵西安的部署问题。刘峙笑容满面挺在沙发上，正象一尊哈哈佛似的。饭后，他拉我到他的书房，把门关上，然后坐下来说：“中央决定出兵讨逆，我要指挥东路进兵，你看我们有把握吗？”我说：“既然进兵，就应该有把握。”他说：“是的，不过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那可怎么办？谁来继承他？”我说：“那当然只有何敬公。”他说：“外面我们且不管他，仗总是有得打的。不过你看你们同学对敬公都能像对委员长那样的服从吗？我们要是内部不能团结，那就危险了。你们组织有没有什么决定？我听说宗南最近有信给你，他谈了些什么？”我说：“我还没有接到南京什么指示，也没有接到过宗南的信，不过宗南是你的旧部，他对经公当然是拥护的。”他便嘻嘻地笑了一下，接着说：“万一要是委员长牺牲了，我只希望你们同学都能一致服从何敬公象服从委员长一样，我们就有办法了。这次我本想要请你替我去主持宣传方面的工作，可是后方也要紧，要好好地安定后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恐怕你还得出去作些联络工作，现在还是留在开封的好。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不要担心，不论局势怎样变化，我们总有办法的，不过今天我们所谈的话不要和别人去谈，我们总希望委员长能够安全出来，别的一切都是小事。”第二天，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任东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任西路军总司令，便在报上公开发表了。

    到蒋介石被释后，刘峙当然透着一脸高兴的样子，但却不是前几天那么显得有点得意的样子了。其实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从他的面容就可测出是什么气候来。最初他以为蒋介石完了，他也就完了，便吓得面如土色。其后他以为何应钦将继承蒋介石，那就更好，因为他与蒋介石有如老鼠之与猫，而他与何应钦则只不过是小老鼠之与大老鼠，可就用不着那么提心吊胆而要自由自在得多，对自己的前途也更有把握，因而便禁不住有点得意起来，显得满面春风。等到蒋介石被释放出来了，这当然也好，不过在有过一段如意算盘之后，难免又有点失望之感，便不能不面带忧喜之色。他是否参与何应钦的什么秘密策划，不能断定，但他属于何应钦的争取对象，则是可能的。

    三

    在蒋介石被释飞回南京先到洛阳的前一天晚上，开封就接到电报，刘峙约同商震和开封的一些军政要员，当夜乘专列到洛阳去“接驾”。无论谁的脸上都带着笑容。特别是商震更笑得那么格外舒畅，好象是他自己被释放了似的。

    我们到达洛阳时，蒋介石已经先到了。我们便径去西工，一直走到蒋介石的住处。经传达，即被引入，一齐向蒋行礼后，蒋介石弯着背坐在窗前的靠椅上，把手摆了一下叫坐，大家便坐了下来，可是竟许久没人开口说话，空气很紧张沉闷。刘峙觉得他是应该首先发言的，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来开头，没有办法只得很尴尬地说：“张汉卿……这这……真是！”宋美龄坐在蒋介石旁边，抬起手转身指了指她身后的墙壁，意思是说，张学良就在隔壁房间，不必谈他，我们才知道张学良也来了，这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刘峙再也找不出第二句别的什么话来，蒋介石又默无一言，大家都觉得很窒息。幸亏商震乖觉，他把宋美龄作为对象，夫人长夫人短地拉扯着谈了些寒暄性质之类的话。后来蒋介石说：“有话到南京再说，谢谢你们，大家回去罢。”大家便退了出来。

    当我们经过隔壁张学良所在的那个房间时，却听得里面鼾声如雷，原来他正在睡觉。大约在那十几天内，他也的确没有好好睡过，这时他认为大事已了。

    西安事变时CC派在中政校的活动

    赵毓麟

    张道藩的无耻诬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正是星期一，位于南京建邺路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照例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这次纪念周，由该校教育长丁惟汾主持。随丁前来的，除照例有该校总务主任吴挹峰、教育主任刘震东外，还有CC系大头目之一、当时担任国民党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张道藩。我那时在该校三年级外交系读书，每次纪念周，当然是要参加的。但觉得这次纪念周，空气有些紧张，与往常不同。丁惟汾先作报告，他一开头就说：“现在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校长（指蒋介石）在西安，遭到兵变，昨天被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率兵扣留，生死不明。昨晚，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联席紧急会议，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把劫持统帅的张学良明令撤职查办。为了整饬国家法纪，这是不得不这么做的。详细消息，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看到报纸。中央对于军政大计，已妥为筹划，你们安心读书，切勿自相惊忧。”

    在丁惟汾讲过话后，张道藩接着以该校校务委员的资格作了长篇的报告。这个以张牙舞爪著称的CC系头目之一的政客一开头就骂了起来：“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继而，他说了长篇大套的诬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话，他说：“共匪在国军紧紧围剿、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逃窜到了陕北，妄想打通国际道路，与苏联取得联系。根据我们领袖的军事计划，最多不过两个月，就可把残匪全部肃清，国家从此可走上安全建设的道路。张学良这一来，破坏了军国大计，实是国家民族千秋万世的罪人。”张道藩还诬蔑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胡说什么：“他们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跟着共产党一道去杀人放火，邹韬奋就是一个。我和邹韬奋讲了救国御侮的道理，讲了三个通夜，他硬要坚持跟着共产党去一道杀人放火。”当张正在讲话时，陈果夫也从大礼堂外边走进来了。当时陈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待在镇江（江苏省的省会），清早才从镇江赶来南京的。

    陈果夫一向把中政校作为他培植CC系骨干的基地。他生怕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有部分的学生思想不稳，特从镇江赶来，安定人心。在张道藩讲话之后，陈又发表简短谈话，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将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讨伐镇压。他没有什么大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接着，就阴郁地散了会。

    亲日派的阴谋策划

    据中政校教务主任刘震东透露：在中常会与中政会屡次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最热烈的，是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这次，他提议组织“讨逆军”，并推举何应钦为总司令。两会并作出决议，责成何应钦于短期以内敉平“叛乱”。至于那些顽固派的高级军事将领，即由刘峙领衔，联名电请何应钦“出任艰巨”。这些将领中，我记得署名的有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徐源泉、徐庭瑶、周至柔、何成浚、何键、刘建绪、马鸿逵、马步芳、余汉谋等三十余人。

    素以亲日反共著称的何应钦，这时认为是取代蒋介石而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大好机会，借了两会联合决议和刘峙等的拥护，就任了“讨逆军”总司令，组织了向西安进发的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由河南与宁夏两地向西安作钳形推进。

    国民党中央同时又派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赴陕宣慰使，妄想借于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关系以及于本人在陕西省的影响，瓦解张学良与杨虎城间的团结，瓦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的团结。当时何应钦还想出了“一石双鸟”的诡计，用空军向西安进行威胁，准备大肆轰炸。这样，一面威胁张、杨，一面可乘机炸死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这事，向何应钦提出质问，说：“你这样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了，中央政府由谁来领导？”何应钦推说：“这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要迅速敉平叛乱，不能不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实际上，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南京的居正、戴传贤等，已急电正在国外休养的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他们准备蒋介石死于这次事变后，由汪精卫出掌全国行政大权，以何应钦执掌军权。

    CC系的“文化动员”

    当时CC系头目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除了指使控制下的《中央日报》发动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诬蔑攻击外，更指令各省国民党组织发动御用的民众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对张、杨提出“声讨”。这些“民众团体”，登于报纸上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如所谓“全国总工会”、“全国农协会”、“全国总商会”、“全国妇女协会”、“全国大中学校教师联谊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等。另又发动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为他们所控制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联合发出宣言，胡诌什么“为拯救我们的领袖而奋斗”。

    与此同时，《大公报》也发表社论，一面摆出和解的姿态，呼吁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和解，将蒋释放回京；一面又极力掩饰蒋介石对日屈服、丧权辱国的罪恶事实，说蒋是“苦心孤诣，积聚力量”。这个《大公报》的社论，由他们用飞机携赴西安上空大量散发，冀图以此和缓东北军与西北军对蒋介石仇恨的气氛。他们还策动所谓东北耆宿莫德惠纷纷电请张学良对蒋介石释嫌修好。

    当时，住在南京丁家桥附近的CC系头目之一的齐世英，一向担负着笼络南京各大中学校内东北籍学生的任务，平日总是对东北籍青年无耻地为蒋介石丧权辱国的媚日政策作粉饰。这时，更显得忙碌起来，竟策动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校、金陵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炮兵学校内东北籍学生联合签名，向西安发出要求释放蒋介石的电报。齐世英平时为了利用这些学生，用尽种种手段，从宴会、跳舞到接济金钱。我的同期同系同学赵金镛，在平常每月总要去“齐公馆”一次；自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每星期天，他清早就去丁家桥，一直到傍晚才醉醺醺地回来。我问他做些什么！他说：“劝导我们不要跟了张学良走，要服从中央的整个国策。”显然，齐世英是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授意下，做瓦解东北军的工作。

    加强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

    自从九一八事件以来，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是表示愤慨的。就是在象中央政治学校这样反动的学校里，也有部分学生受了爱国心的驱使，发出对蒋介石的不满言论。当西安事变一发生，该校当局——总务主任吴挹峰、教务主任刘震东，就在校务委员陈果夫的授意下，加强了对学生的法西斯控制。他们指使大学部一、二、三、四年级的训育员郑震宇、张道行、马星野、赵葆全等四人，每天不断找学生个别谈话，要学生签名表示以下四点：（1）信仰三民主义。（2）拥护蒋校长。（3）拥护国民政府收复东北。（4）不参加任何其他小组织。显然，这四点中的第三点，只是一种欺骗性的条文，主要目的，还在前面两点。众多学生，迫于形势，只能无可奈何地签了名。但在同时，也有极少数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操场散步或在厕所里，唱出了这样断断续续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顽固派发现了这种情况，便进一步施行恐怖手段，秘密逮捕思想进步的学生，送到“感化院”里去感化。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名叫黄培炎的（他家住在南京中华路建康路口），平时接受邹韬奋、杜重远所宣传的爱国思想较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经常唱进步歌曲，有一天，忽然在校内失踪了。当时同班同学，突然不见了他，心知有异，但也不便追询。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在一九四六年夏，我在南京遇到了他，问起往事，知道他是被当时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秘密逮捕，去进行“感训”的。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又逢星期一，中政校校务委员陈果夫又从镇江来南京，出席了该校的总理纪念周，又作了一次报告。他大概得到了一些西安方面的消息，一开头就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已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接着，陈果夫又喜形于色地说：“从这次事件中，证明本校的教育是成功的。本校毕业生肖乃华，做校长的随从秘书，在兵变过程中始终紧随校长，并为卫护校长的安全殉难。你们大家都应该效法他的榜样。肖乃华不独忠于校长，忠于国家，而且我们从他的湖南长沙家乡亲友中获悉，他在家也是孝子，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接着，他又颠倒历史事实，对张学良进行了一番恶毒的诬蔑。说什么张学良一贯是毫无情义的人。你们大概知道，他对杨宇霆是一向貌为恭顺的，但一朝翻脸，就可在酒席筵前，举手枪杀杨宇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不战而失东北三省，国人欲得之而后甘心，多亏校长念其东北易帜有功，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并送赴国外留洋，回国后，又畀以要职，现在他反恩将仇报，真是人人欲得而诛之。陈果夫这番话的目的，显然是要该校全体学生为巩固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统治而卖命。

    当天，我上了一堂“中国外交史”的课。教授是立法委员刘百闵，他也是CC系头目之一。他不讲正课，却大谈时事，肆意诬蔑张、杨两将军，并诋毁中国共产党。还说什么：“中国之大患，不在东南，而在西北。共产党到了西北，连结第三国际力量，构成中国的大患。”当时有个学生问：“日本军队已侵占中国的东北，又深入华北，现在百灵庙一带，又在作战，这算不算中国的大患呢？”刘百闵被这一问，问得面红耳赤，过了好久，他才说，凡真正爱国的人，是反对张学良这种叛国行动的。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打日本人，仗打得很好，歼灭不少日本军队。他在前线听到了西安事变，从前线回到了归绥，寝食不安。这样，他在表面上，才搪塞了一下。

    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

    苗浡然[40]

    西安事变，是张、杨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当十三日通知我外出充任代表时，我当即去找刘澜波和朱理治同志，决定接受这次任务。

    临行前张、杨接见了我们四人并分配了任务：解如川到广西，蒲子政到北平，金锡如到山东（另有何松亭在天津随往），我到太原见阎锡山，到绥远见傅作义，并到南京见冯玉祥，到上海见孙夫人和杜重远等。张、杨指示，出去除了说明情况和主张外，对阎、傅，主要是请阎来领导，傅来共商今后大计；对李、白、韩、宋，主要是争取能以行动支援；对冯、孙夫人等人，希望在南京；上海对中外有所策动；可能时争取冯到西安。至于外出后的活动和联系办法，没有详细的计划。

    十四日，我们就紧张地到飞机场集合，同乘蒋介石座机，飞到了太原。阎派员到机场迎接，约我第二天和阎会见，见面时只有他一人。我讲完西安情况和主张之后，表达了张、杨恳切希望阎能到西安领导时，阎才慢吞吞地意味深长地表示了态度：

    一、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当时他还耐心地列举了日本的经济掠夺和华北工矿企业的严重损失数字。

    二、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

    三、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

    阎在知道我还要去绥远时，他表示立即与西安取得联系，并嘱我见到傅宜生时替他说：“希望他出来走走。”我于第二天到归绥，傅作义表示十分欢迎，并热情地关怀张副司令说：“这像救火一样，我一定急人之急。”傅毫不迟疑地表示：

    一、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

    十二月十九日，我经天津和王世英同志联系后去上海。到后，先和潘汉年会面，详细说明到上海的目的，他即偕同我先看杜重远。杜表示不同意张这样搞，他说：“下一步棋，事前不想好，全凭碰运气，是很危险的。张先生就是好冲动。在上海，弄得大家更不好讲话了。”（由南京返沪去见杜，杜就闭门谢客了）二十五日或是二十六日，看到潘汉年时，惊悉张已送蒋到洛阳，认为大势已变，没有必要再找孙夫人，同时我在街上偶遇袁希祯同志密告：“复兴社分子，已发现你在上海，明天报上将公布，要赶快离开。黎天才已将重要情况，汇报给上海复兴社的编辑部。”第二天《新闻报》，果然把我登出了。我征得潘汉年的同意，在二十六日夜回天津。

    到津后适遇何松亭、蒲子政、金锡如等，大家焦急地就外面情况，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各地情况，基本对西安有利，南京进攻，也是虚张声势，西安情况又被封锁，唯一办法，应该在送蒋后继续坚持，争取时间，只要能坚持，张就有回西安的可能。并估计到广西李、白，四川刘湘，一定会积极支持，鲁、冀的韩、宋已有行动的准备，而且韩已开始行动了（指接收兵工厂一事）。阎虽在考虑中，也不过是想投机取巧地捞一把。在共同商议后，遂联名向西安杨主任发一密电，提出拒绝东开的意见（由于和西安已失联系，情况不了解，所以这份电报在原则上是极其错误的）。我因事到北平与各有关方面取得联系，终以西安迄无指示，遂于二月间赶回西安。

    高福源赴开封见刘峙

    秦诚至

    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就不见了。忽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屋里，当时在屋的可能还有吕正操和张于弛，我们不约而同地问他，这几天到哪儿去了？高福源微笑着得意地说，他到开封一趟。我们都惊异地问他去开封干什么？高福源说：“副司令的命令，当然要去。”我们要他谈事情的经过。

    高福源说：“事变后第二天，副司令找我去说，蒋介石虽然被扣，外边谣言很多，须要澄清一下，应宣传宣传我们的主张。同时潼关仍在他们手里，我们部队现在西兰公路平凉以东地区行进中，集中前线，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必须派人到开封见见刘峙，说说我们的主张，同时也是个缓兵之计。否则蒋军一来，我们在军事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副司令派我去办这件事。我说，但这个缓兵计，会不会给刘峙看穿呢？他说：刘峙是个饭桶，他看不穿。于是就通知樊崧甫，叫我去了。”

    高福源接着说：“副司令为什么叫我去呢？这里是有些经纬的。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是蒋的嫡系，而河南省主席商震则为杂牌，和蒋、张都有关系。刘和商又是儿女亲家，处得很好。通过商，和刘讲话是比较方便的。其次，商震当年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时，和家父及刘多荃的尊翁同在一起，所以商震对刘多荃和我视为晚辈。刘多荃是师长，自然不便出头；我呢，官卑职小，是没有这些顾虑的。”

    高又说，我穿过防地到蒋军阵地前面，手摇白手巾，好半天才从阵地走出一名军官来，问明情况，经转报樊崧甫，樊传令叫我和他见面。我在通过蒋军阵地时，看到蒋军是在防守，没有准备进攻的迹象。这可能因为老蒋在我们手里，他们投鼠忌器。见樊崧甫后，他劈头就问：“张汉卿这是搞的什么名堂？”我说：“我是奉副司令的命令到开封给刘主任送一封信，内容我不知道。至于谈到这次事变，我只知道，张副司令主张停止内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决不是什么争权夺利，更不是要发动内战。”樊崧甫说：“不管怎样讲，这种举动也是鲁莽的，万一委员长发生差错，张汉卿就是民族的罪人了。我当然不希望打内战，可是人家黄埔系能答应吗？”我接着说：“樊军长不能这样讲，如果说蒋先生有黄埔，而张先生又有讲武堂，还能谈和平吗？”樊崧甫说：“好，请示刘主任，你和他见面再谈吧。”

    第二天樊崧甫派卡车一部和副官两名，送我到最近的车站，搭火车直去开封。

    我到开封，先见商震，把张副司令的结束内战和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又重复了一遍。商震说，咳，本来这件事也难怪汉卿。接着，商震带我去见刘峙，当面交上张副司令的亲笔信，又讲一遍张副司令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我又说，不论为国家为民族，都希望和平解决，刘屡屡问及蒋的安全。这时，商震在一旁说，这事是蒋委员长有蒋委员长的道理（指“先安内而后攘外”），张副司令有张副司令的道理（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接着刘峙写了回信，我由原道回西安复命。

    高福源回到西安后，东北军的部队已陆续集中渭南县的赤水一带，同时阵地也构筑好了。不久桂永清率他的教导队，向东北军阵地猛扑，由于东北军的优势兵力和坚固阵地，将桂部击退。

    傅作义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李英夫 刘鸣九 胡颐令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绥远省城。当时绥远省的军政长官傅作义（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主席）也感到事情发生的突然。十二月十五日，傅作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电文很短，说他们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目的，纯系为国家民族着想，以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决不是私人的争权夺利。傅从这封电报中看出张、杨没有杀蒋的意思，只是强迫他接受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而已。傅作义摸清这个底以后，决定亲到西安。他一方面准备游说张、杨，晓以大义，应将蒋介石放回南京；另一方面请蒋介石对张、杨保证不究既往。这样做对蒋介石来说，是勤王救驾之功，对张学良来说也是推恩报德之意，[41]傅作义是百灵庙抗日英雄，如此举成功，他将加上民族功臣的封号。傅的对策决定后，马上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他要亲到西安，晤面详谈；张也希望傅作义前来，回电表示欢迎。

    傅作义认为张、杨既无杀蒋之心，必有放蒋之日，而蒋介石只要回到南京，仍然是委员长，依旧发号施令。所以傅认为如果劝说张、杨能释放蒋介石，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又认为自己是具备做这一工作的条件的。但是傅在动身去西安之前，首先，必须到太原听听阎锡山的意见（据说阎锡山对张学良向蒋介石力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事，事先知道并表示过赞同，但在事变发生后，又以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发出一道象打谜语一样的通电，令人莫测其高深）。傅作义又到集宁见汤恩伯，汤是蒋嫡系军长，以防共为名率部开进绥东，实际是监视傅作义的，那时傅和汤的关系处得很好。当汤恩伯对蒋介石被扣正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的的时候，听了傅的意见，大喜过望，力促傅作义就道。傅作义还要应付日本关东军。当时关东军在绥远设立特务机关，机关长是羽山中佐，他是关东军在绥远的耳目。傅作义对付这个公开的敌探的方法，是调参谋处处长李英夫（日本士官毕业生）为绥远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兼省府特工组组长，专职对付羽山。日本军部希望中国打内战，不希望西安事变早日解决。傅当然知道日本军部的企图，只暗示羽山说他要去太原见阎，倾听阎的指示，他是跟着阎走的。羽山亦深知阎是一贯反共的，曾经阻止抗日红军过境，同时阎和日本军方的勾结，更是人所共知的。傅还以先到太原再去西安，是奉阎之命代表阎去见张，从而使羽山感到和傅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傅部署就绪，给孔祥熙打电报说他要到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请派飞机来绥备用。孔祥熙接电后，非常高兴，即通过宋子文特派欧亚航空公司专机一架来绥，供傅乘用。

    十二月二十二日，傅按既定步骤由绥远飞向太原，这段航程平时最多不过三小时，这次起飞是下午一时，直到下午五时，仍然未到太原。此时绥远方面也未接到电报，人们焦急不安。傅在飞机上也觉着不大对头，由窗口向下望去，不象太原附近的地貌，判断可能是在石家庄一带，迷失了航向。飞机盘旋于云雾之中，找不到太原。傅即命驾驶员拨转方向，向北航行，希望在保定或者北平着陆。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汽油即将用尽，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能强行着陆，冀求侥幸。结果飞机在河北易县城外一块平地上降落，幸未发生意外。傅徒步走十余华里到易县县政府，先给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发去电报。宋接电报后，连夜派人接傅回到北平。次日，电告绥远，绥远的军政人员才知傅因飞机失事，没有抵达太原。等傅乘火车回到绥远时，张学良已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傅得此消息，只好向蒋介石表示慰问，电文中有“欣闻钧座平安回京，万民欢腾……河山再造，日月重光”云云。

    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王式九[42]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在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听到站在门外的人说：“有一件从西安拍来的急电送阅。”开门接过电报一看，是张学良给宋哲元的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万不得已，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的诤谏，现已将其迎至西安暂住，希望宋即派代表前往西安，共商今后国家大计。我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发生的非常事件，自然不能不赶快报与宋。便把电报亲自送到宋的寓所，将其唤醒，把电报交给他看，他仔细地看完之后说：“明天上午再召集大家研究吧。”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宋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戈定远、杨兆庚等都来到了宋的寓所，大家正在传阅张学良来电的时候，邓哲熙也来参加了会议。宋哲元对大家说：“张汉卿这个举动是一个大问题，大家要好好地研究研究。”当时在座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蒋多行不义，落此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张汉卿应当把他明正国法，为民除害。”有的说：“擒虎容易放虎难，如果放虎归山，蒋遭此意外打击，岂能善罢甘休。张汉卿纵然不把蒋处死，也决不会轻易把他放了。”也有的说：“张汉卿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办法真够冒险，他的资格和威望都还不够，万一各方面都不支持他的做法，看他怎么收场？”接着是秦德纯发表意见，他说：“这几年，蒋的有些做法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他毕竟还能统率得起来，如果他要有个意外，那时候，必然是各霸一方，国家就要四分五裂了。而且这样一来，徒然给共产党造机会。我们冀察的局面，本来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国内的局势越混乱，外来的压力也必然是越来越大，我们也就更加难于应付了。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对西安方面的情况还不清楚，对各方面的反应也需要看一看，是否马上就派代表前往，更需要慎重考虑。”最后，宋哲元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一定有它的背景，看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他主张这个问题要多想一想，多看一看，要冷静，不宜轻易表示态度。他不主张马上就派代表，可以先复一个电报，等着把各方面的情况大体上弄清楚以后再走第二步。接着他向秦德纯和我，把复电的问题作了指示，大意是：盼张学良以国事为重，请其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等语。会谈甫毕，刘哲、胡毓坤二人亦闻讯赶来见宋，主张立即派代表去西安看一看那边的究竟。宋把复张电报的内容告诉了他们，并说，俟张再来电报时，即派代表前去。

    宋给张学良的电报刚刚发出，就接到了何应钦自南京拍来的急电，电报首先叙述了蒋介石被“劫持”的概况，接着是对共产党的诬蔑，并且辱骂张学良为叛逆，然后是盼望宋与各方共同努力营救蒋介石出险，最后是要宋维护地方治安，严防不逞之徒乘机破坏。宋同大家把何的电报又研究了一番，当天就答复了何。这个复电的原文是：“西安驻军叛变，委座（指蒋介石）被困，逖听之下，至为惊骇。当此国家多故之秋，乃遭此非常之变，真国家之大不幸。张学良被赤色包围，竟致铸成大错。除严加防范外，尚祈赐示详情为祷。”

    这时，宋哲元最为关心的事并不在于蒋介石是否安全，而是冀察这个局面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象冀察这样一个情形特殊的局面，万一应付失当，就会招来日本方面的借口和麻烦。因为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之后，日本方面立即派人来访，面促宋哲元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明态度。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被扣，完全是共产党的幕后策动所致，因此冀察当局必须采取措施，加强防共，以免冀察地区遭受意外。宋哲元为了应付日方，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所以在十二月十四日这天就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声明共分三点：第一是以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第二是继续执行防共政策；第三是不论蒋介石是否在京，对“中央”的命令仍照常执行。但是日本方面认为这个声明不够具体，特别不满意声明中的第三点，要求宋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于是，又在十六日由宋对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发布了一个紧急治安命令，其内容是：一、严禁集会、结社、游行；二、严防不良分子乘机造谣捣乱；三、保护外侨生命与财产；四、严禁散发传单，如无当局许可，各报馆不得发行号外。这个命令下达并在报纸发表之后，才算是把日本人应付过去。事后，宋对他的幕僚说：“日本人谈论西安问题的时候，竟是那样的兴高采烈，好象这个事件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一样。日方认为南京方面应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出兵讨伐张、杨，削平叛乱。并说日本政府将考虑对南京给予有力的支持。日本对中国向来不怀好意，看来又在那里施展阴谋诡计了。”

    宋哲元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派戈定远前往南京，表面上是对南京当局表示拥护之诚，实际上是为探听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所采取的步骤，以便决定自己应付时局的方针。同时还派李炘前往济南，与韩复榘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与韩商定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致行动。韩复榘亦派代表闻承烈来北平与宋晤谈，代韩表达通力合作的意愿。在这里，需要补叙一段事实：宋哲元与韩复榘原在西北军共事多年，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教训中，深感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在这年秋天，宋以赴冀南视察为名，约韩在南宫会晤。我虽未参加他们的会谈，但亦略知会谈的内容，即双方不作任何形式上的联合，在平时是分疆而治，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一旦遇到时局有重大变化的时候，彼此立即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这次宋、韩的联合，可以说是早已有了成约的。

    至于对西安方面的张学良，宋则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他对张的这次举动虽不以为然，但他与张一向有着较好的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对这次事变发展的前途一时还作不出确定的判断，不能不有所保留，以为日后回旋的余地。所以无论在他发表的声明中也好，还是在公开的谈话中也好，始终对张没有过露骨的攻击言论，但是他也不愿和张多所接触。我记得有一天（大约是十二月十四日或十五日），胡毓坤来见宋，他说：东北的朋友们对张副司令（指张学良）很关心，大家推他去西安看看张副司令，特来向宋请假（因胡是冀察政委会的委员）。并说，希望宋给张写封信由他带去。宋表示：胡代表东北朋友们去西安走一趟很好，也是应该的，他完全同意。并说明：他已复过张的电报，这次胡既亲身前往，不需要再带信件，托胡见到张的时候可当面代为致候。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宋对西安方面的慎重态度。至于宋是否与张有进一步的联系，当时没有听到过。后来徐惟烈也去西安有所活动，他说是宋派他去的。据我所知，宋对徐的印象很坏，说他是过激派，是一个危险人物，万不可用。宋在冀察时期，一直没有给徐一个适当的名义，他仅仅是张自忠的一名顾问。所以宋派徐去西安活动之说是否确实，因我对此不够了解，不能加以肯定或否定。

    在事变刚刚发生的几天当中，由于宋哲元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极为各方所注意，每天总有很多新闻记者来采访消息，日本方面也派人访问过几次。他为了避免发表过多的言论，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考虑应付这个不易捉摸的局势，就称病谢客，大约有两三天的时间没有和外间作任何接触。迨南京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以后，宋又和大家仔细地研究了这个讨伐令，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他表示反对武力解决。秦德纯也说：“万一战事发生，势必牵动全局，冀察处在国防第一线，到那个时候，日本鬼子不知又要打我们的什么主意，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不过这个仗是不是真的就打起来？还是有意识地摆出这个阵势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以常理论，现在蒋还被软禁在西安，投鼠忌器，我看未必是真打（当时大家还看不到何应钦的阴谋）。如果各方面有力人物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或者可以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也未可知。”

    如前所述，宋哲元与韩复榘之间，经过交换意见，已经有了采取一致行动的默契。但是在事变发展的进程中，宋、韩二人所表现的活动手法并不完全相同：从表面上看，宋是比较倾向于南京方面的，而韩则不然，他一开始就采取了两面讨好的手法，一方面派刘熙众乘飞机前往西安，表示对张学良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派靳文溪赴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议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同时还打电报给何应钦，表示对蒋的关切。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可能是看到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希望不大，或者另有其他的原因，忽然在二十一日这天，给张学良发了一个“马”电，称赞张的主张和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并且说，他的军队奉南京之命向西开动，希望在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这个电文是他的顾问何其巩代拟的。事后有人推断：何其巩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蒋介石那里既找不到出路，在冀察也没有插足的余地，韩虽聘他为高等顾问，但其志决不在此，忽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自然不能放过，所以才代韩策划，发出了这个电报，为自己创造重登政治舞台的条件。

    这时，宋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中，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飞往西安的事实中，看到情况已有缓和的迹象，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恰在这时韩复榘来电报约他会面，他就应韩之约于二十二日下午偕同邓哲熙、秦德纯等人乘火车出发，在德州以北津浦路线的一个小车站上与韩会了面。原来是韩复榘刚刚发出马电之后，就受到蒋伯诚的埋怨和劝告，认为他太不应该发这个电报，韩也很后悔，便把责任推到何其巩的身上，正在设法弥补的时候。所以，他一经与宋晤面，立即拿出他预先拟好的电稿，商定联名发出，以表明他二人对时局的主张。经宋同意，即于二十三日发出，除呈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外，并通电全国各省、市军政当局，其主要内容是：首先揭明当前急务的三大原则，即：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的问题；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的问题；如何保护蒋介石安全的问题。主张对西安问题应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上妥善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则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后果不堪设想，谨申垂涕扣马之请，云云。这就是当时受到各方注意的“漾”电。

    这个漾电发出之后的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后，有人当面恭维宋说：“委员长真是料事如神，我们这盘棋一步也没有走错。”宋也颇有得意之色，但又谦虚地说：“这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幸能保持冀察的安靖。”过了些时，宋派秦德纯代表他去南京见蒋表示慰问，同时也听一听各方面，特别是西安方面的情况。秦回到北平向宋复命，首先谈了蒋在陕西从被扣软禁到被送回南京的经过，然后又谈了他见蒋的情形。他说：“蒋接见我的时候，正靠在一张躺椅上，见我进入室内，好象是要坐起来打招呼，勉强欠了一下身子便又躺下了，而且面部表现了痛楚的样子，可能是被扣时受的伤还没有好。但很快又对我作出高兴的样子说：‘明轩兄（宋哲元字）的几个电报我都知道了，很好，很好，很好！’接着又说了几句让我替他向宋致意的话。我见他有些疲倦的样子，就辞出来了。”秦讲完这段话之后说：“我们这次的做法总算是做对了。”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一向接近南京，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宋的言论和行动，主要是由秦为他策划，而事变发展的结果，也正是他所希望的那样，因之不免出此得意忘形之语。

    宋哲元在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支持了南京，也支持了蒋介石，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有利的因子。本来宋在冀察并不完全听命南京，在一定程度上说，冀察政权已经成了一个自主的局面，这对蒋介石的独裁是有矛盾的，因而蒋对宋是不满的。可是自从事变之后，蒋、宋之间的关系却有了一些改变。我记得蒋介石给宋的一封信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示：所有冀察军政事宜，统由宋全权处理，一切自有中央负责。这既是表示了对宋的倚畀，又表示了对宋的信任。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由于二十九军内部的矛盾，宋哲元被迫很快地离开北平，外间不明真相，对宋颇有指责，而蒋介石却在一次集会上替宋说了不少的话，他说：“这次事变的爆发以及宋主任（宋兼任冀察绥靖主任）的离开北平，不是宋主任一个人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又说，“一年多来宋主任在冀察应付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们为了抗战，就必须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来准备，要取得这个时间，就必须设法延缓日本对我国的军事进攻，宋主任对日本人的应付，是起了这个作用的。”当然，这不仅是替宋说话，更重要的是为他自己的不抵抗主义作辩解。

    蒋介石对宋表示笼络，还表现在下面的几件事情上：当宋哲元被任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即向南京提出扩编军队的要求，立即得到批准，给了三个军的番号（实际上并没有拨给宋军队，只是在原有二十九军四个师的基础上自行设法募补）。

    宋自北平退出后，本应立即去南京述职并请示今后的任务，但他顾虑很多，未即前往。一直到了八月下旬，才偕同秦德纯、邓哲熙、过之翰和我到了南京，并且由秦德纯陪同他和蒋介石见了面。他对蒋表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深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指蒋）。蒋对他说了一些安慰和笼络的话。这时张自忠已由北平逃到济南，蒋命韩复榘将其扣留解京。宋知问题严重，乃向蒋为张求情，蒋答应了免予处分，但叮嘱不许张再回队伍，并且当面写了一个条子，派张为军政部部附。宋以这次见蒋还算顺利，就乘机把他在冀察期间留用的国家收入也作了报销。

    原来，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起，到七七事变发生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宋借口冀察情况特殊，把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地区的国家收入全部截留下来。南京方面对这个问题是极为不满的，因而这项巨额收入的报销问题，一直是个悬案。不料想在这次见蒋的时候却得到了“准予核销”的结果。由于这次宋入京见蒋的结果颇为顺利，所以就有人说这和西安事变时期宋的态度很有关系。

    西安事变片段回忆

    黄绍竑

    一九三六年冬，蒋介石由西安来电，调我去当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杨永泰已被刺身死。我把浙江的事务交代之后，在上海等候飞机到西安去向蒋介石请示，然后再去湖北到任。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在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家里打牌吃酒，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陈行忽然接到消息说西安兵变，蒋委员长下落不明，一场豪赌豪饮草草散场。当晚，何应钦来电话要我立刻到南京去。我于十二月十三日即乘车去南京，上午南京中央党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所有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都出席了。会场空气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和混乱。首先由何应钦报告西安事变的简单消息。他说：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提出八项要求，主张国内和平，一致抗日。这完全是共产党“朱毛”的主张。我们知道张、杨事前就与共产党有往来，不肯努力“剿共”。蒋委员长亲自飞到西安对张、杨晓以“大义”，并督促“进剿”以完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料张、杨竟为共产党所利用，发动武装叛变，把委员长及在西安中央人员扣留。何应钦报告之后，顿时响起一片愤怒和涕泣的声音。讨论的时候，首由黄埔军人和其他军人发言，主张立刻明令讨伐，他们认为张、杨既与共产党勾结，扣留蒋委员长，即是背叛党国，绝无调停之余地，如果不明令讨伐，他们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患不堪设想。如果明令讨伐，可以团结内部，即张、杨部下亦可能发生变化。在这种气氛之下，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人表示赞成，以表示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说：纲常乃立国之根本，张、杨以下叛上，根本破坏了立国之纲常，非讨伐不可。同蒋介石有裙带关系的孔祥熙、宋子文和另一些元老派，虽然顾虑讨伐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但在那种气氛之下，也不好公然反对讨伐。当时会场上没有人考虑讨伐会引起全国的长期混战，更加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局势。所以那天会上实际存在着和平营救与武力营救的两种意见，但武力讨伐派一时占绝大的多数，和平营救派的内心是有顾虑的，也是另有打算的，也没有讲话余地。会议即席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进行讨伐。[43]

    何应钦主张讨伐，同意担任“讨逆军总司令”是别有用心的。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何应钦也清楚这点。加之何应钦是国民党将领中有名的亲日派，此时就极力主张讨伐，想借张、杨的刀来杀蒋介石，蒋介石被杀或长久被扣留，他就可做起黄埔系军人和其他军阀的唯一领袖，国内军政大权势必落在他的手里，达到以往要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的愿望。他又认为他是日本士官学生，与日本军人有同学的关系，曾与日本订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对日本是有好感的。他做着出卖民族的亲日媚日的迷梦，认为他一旦得权，就可以同日本妥协，并得到国内汉奸和不抵抗者的拥护。

    何应钦自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后，当天下午，首先要我当他的参谋长。他对我说：“季宽先生，我看在这种局势之下，地方行政工作没有什么搞头。你可不可以暂时不到湖北去就任，留在南京帮帮我的忙，担任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又说：“即使你到任也干不长久，干不好的。因为委员长被扣留，地方主义必将更加抬头，何雪竹（何成浚号）一定要对你捣乱。但也不要辞职，仍然兼着，等西安事变告一段落之后再说吧！”我很明白他的用意，因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我当过北平行营的参谋长，他代理行营委员长，表面上大家还相处得来。我对华北各方面的情形相当熟悉，对桂系更有密切的关系，他想利用我拉拢各方以完成他代替蒋介石统治全国的愿望。

    我也清楚地知道，蒋介石调我到湖北是用来抵制湖北地方军阀何成浚。如果讨伐张、杨的战争开始，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以何成浚是武汉的地头蛇，我没有军队，去湖北当光头省政府主席，无异于自讨苦吃。我一向同蒋介石玩两面手法，一九三三年我曾与李济深、陈铭枢另搞新政党，密谋过反蒋。同年福建事变，我规避了蒋介石的电召到建瓯前线去。一九三五年我又不肯同桂系破脸担任讨伐广西的总司令，陈诚等人对我颇有闲言，认为我对“领袖的忠诚”值得怀疑，我的两面手法终有被蒋识破的危险。因此，我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内心是高兴的。我所以赞成讨伐，主要是想掩盖那些对我有怀疑的人的耳目，我做了“讨伐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也可以为我个人和桂系以后的活动留下后路，这些都比去当光头省主席好得多。

    虽然十三日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已决定讨伐了，但孔祥熙等裙带关系及另一些对这次决定有顾虑的人（他们所顾虑的主要是蒋介石个人生命安全问题），尤其是宋美龄极力反对。宋美龄那时还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她不能出席会议提出反对讨伐的意见，但她在幕后的活动是有力的，她同孔祥熙、宋子文及一些元老提出和平营救的意见。于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代理院长名义，于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我也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会上有不少人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命令顾祝同率部向潼关以西进逼，并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准备轰炸西安。孔祥熙说：阎百川（锡山）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于是决定派我和东北元老刘哲、王树翰到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主要是请他调停，因为我以前同阎曾打过几次交道。派刘、王同去是想利用阎锡山的电台向西安的张学良进行劝告。此外，宋美龄已派外籍顾问端纳飞洛阳，在那里直接与张学良通消息，并即飞西安打探情况，宋美龄与张学良也直接有电信往来。

    说到这里，要补述一下阎锡山和其他地方军阀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失败，阎锡山仅保存山西老巢。他们对蒋妥协服从是不得已的，总是希望有机会来恢复他们的地位。据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与阎锡山是有秘密联系的。阎锡山素以圆滑谨慎著名，尤其经过一九三〇年失败之后，更加圆滑谨慎。他事前虽与张、杨有秘密联系，但当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他却不肯马上表示态度，而想利用这个机会从中调停，以抬高其地位。因为他顾虑到如果西安事变成功，张学良的地位就更高出于他。他不忘一九二九年的失败是由于张学良入关捣他的后路所致。九一八事变后，山西处于张学良的支配之下，几年来他不甘居张下，所以西安事变前虽与张、杨有联系，但事后则采取旁观调停态度，甚至准备不使张、杨成功。因而南京派人去请他调停，正合他意，他表示愿意。至于伏处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则认为西安事变正是他们可乘之机，待机欲动。四川、云南的地方军阀过去都因受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表示服从的，他们的态度大致都想待机而动。他们中当时没有哪一个是真正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

    我在未动身去太原之前，曾有电报给李、白，劝他们要顾全大局，不可轻举妄动。因为我同其他国民党里的人看法一样，认为张、杨敢于扣留蒋介石，一定得到共产党支持，以后将成为国共大规模的内战，与我们历来反共的主张是不符合的，所以不好轻易表示意见和行动，当然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战。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孔祥熙、何应钦亲自送我们上飞机。原打算当日到达太原，不料飞机到安徽合肥上空，飞机漏油，航速大减，飞到郑州、开封之间，天就黑了，不得不转回开封降落，在商震那里吃了一顿晚饭后，改乘专车前往太原，十五日黄昏到达。见阎后，他表面装着事前一概不知。他说：他正在向西安方面打听消息，以明白张、杨的态度，要我们在太原等待一下。并向刘哲、王树翰说，可以用他的电台密码直接同张学良通电。于是我们就在太原住下，无事可做。十二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对我们说：宋子文已于二十日飞西安，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又说事前是由外籍顾问端纳奔走于洛阳、西安之间。二十三日，阎又对我们说：蒋夫人已飞西安。二十五日晚上，阎锡山出示一份电报说：蒋委员长已由张学良陪同飞到洛阳。这不但出乎我们意料，也是国民党内很多人所意料不到的，当然也出乎阎锡山意料。阎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一趟，可惜我没有帮上你们的忙。”他表面上似乎很高兴，而实际却不然。我揣测他的内心，正准备做的一桩买卖竟被宋子文直接做了，这对他是很懊丧的。

    我回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据说在临潼官邸后山挫伤了腰。他对我说：“你们到太原走了一趟，百川好么？你辛苦了，好好！”他对西安事变的原因、过程一字不提。我也不好问什么，只请示我是否仍到湖北去就职，或是留在南京。他说：“湖北地方重要，你快去就职吧！”他又说此次事变是由于他的威德不能感化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指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是最难感化的。此话充分表示出对张学良的痛恨，我当时就感到张学良的命运不妙。

    南京那些原先对西安事变抱着各种主张和打算的人，这时则皆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主张讨伐的人则以为由于决定讨伐，尤其十五日派飞机轰炸前方，张、杨见势力不敌，才把蒋介石放回来；主张和平营救的人则认为是他们和平营救之功；尤其宋美龄、宋子文则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由于他们与张学良的私人交情，所以是他们的功劳。宋美龄不久就写了一本小册子《西安事变回忆录》，无非是自己表功。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对宋子文是很不满意的，原因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想用财政来限制蒋介石扩军，限定每月军费为三千六百万元。那时，正是蒋介石对江西红军大举“围剿”的时候。杨永泰曾对我说过，在庐山，他们两郎舅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说：“子文每月军费限于三千六百万元，是想把我的军人饿死，是不愿我‘剿共’胜利。”宋子文则说：“如果军费超过三千六百万，国库就负担不起。我的财政部长干不了了。”同时，宋子文为要增加税收，又将财政部直属的税警团大肆扩充，用孙立人等留美学生为骨干，引起人们怀疑宋子文想搞军队。因此，蒋介石对宋子文更为不满，就把财政部长换给孔祥熙担任。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期里，宋子文正处在郁郁不乐之中。事变后，他换回了蒋介石的信任，使彼此矛盾得以消除，尔后在仕途中走上了鸿运。何应钦则空做了一场“讨伐军总司令”的幻梦，因此，更为蒋介石和那些主张和平营救的人所不满。南京政府内部从此起了一些变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之能回到南京，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政策的伟大胜利。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此却闭口不谈，反而写了一个《西安半月记》来欺骗人民及其部下。在他写的《西安半月记》中，大谈其革命人格，还编造了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说：张、杨在事变中“能受予此次精神之感召”等语。蒋介石还感谢上帝说：“感谢耶和华能以女子护卫男子”，实际上是表扬宋美龄。

    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

    程思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刘仲容从西安密电李宗仁、白崇禧云：“此间兵谏事，想已见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亟盼副座（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策进行。”但李、白认为应暂取静观态度。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家乡，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黄绍竑由浙江省主席调任湖北省主席，正想去西安见蒋后再赴任，因在一次宴会上醉酒误了班机，未去西安。事变后，他派陶钧来桂林对李宗仁、白崇禧说：“蒋介石是不易于抗日的，张、杨主张联共抗日，未免过于激进。最好李、白在南京政府与张、杨之间居中折衷，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但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已告和平解决。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河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按：李宗仁曾于一九三五年春派参谋长叶琪去四川同刘湘取得联系，自是川桂之间，信使函电往还密切）。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44]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

    周春晖

    双十二事变前，盛世才的表面态度一贯是反蒋的。从一九三四年起，南京派来的官吏与党务人员（如建设厅厅长高惜冰，党务特派员彭昭贤、曹启文）均被他逐出。在思想上与他的六大政策有抵触并与国民党上层分子有关系的官吏，有的被他送走，有的被他关押，甚至杀害。如一九三四年迪化的苏上达案和焉耆行政长官杨梦周被杀便是一例。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而表现最突出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盛以本人名义发出的七项救国纲领的通电（在当时新疆各单位学习这个通电时，称之为盛督办皓电），该电公开表明了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那几年，反帝会举办的反帝训练班，各学校的政治课程，后来由盛世才对各机关人员训练班亲自主讲的政治经济学大课，以及各报纸言论、纪念节日的宣传，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蒋介石，但都是反对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的。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迪化，《新疆日报》立即发出了“号外”（这是自《天山日报》到《新疆日报》三年以来第一次发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股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今乌鲁木齐）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45]。但是一般人对之是不了解的，“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这个疑问许久不能解决。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新疆日报》以后曾提出团结救国的主张，但对蒋介石并没有趋奉。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该报发表的社论，还对蒋提出具体希望，改进整个政治，巩固扩大内部团结，打击妥协投降分子。

    （按：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马鸿逵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宁夏自治区政协资料组

    一九三二年一月，马鸿逵率部到达宁夏，以十五路军总指挥兼宁夏省政府主席及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掌握了对宁夏人民的统治。

    西安事变发生，马鸿逵的思想极为混乱，不知如何是好。

    马鸿逵本来反对张学良、杨虎城同共产党联合。他诬蔑共产党“暴虐”、“远过献（张献忠）、闯（李自成）”，尤其痛恨杨虎城。但当事变爆发，眼看蒋介石被扣，又担心张得势，自己远处西北，日子难过。如依张、杨，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又麇集宁境，动辄即有覆灭之虞。以故事变数日未敢表明态度，也不敢响应韩复榘等所倡各省自治和拥护张、杨之主张。当时关麟征来到宁夏，两人在马的公馆里也没有谈出个名堂。以后，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出兵陕、洛。同时又听到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相继飞陕的消息。马鸿逵才于十六日倒填日期，通电主张“讨伐”。又于十九日以皓电致杨虎城，指责杨“既得陕西，复据甘肃，进而欲攫宁、青两省，冀达大西北之迷梦”，并有：如杨虎城能“解甲待罪”，他愿“勉尽友谊……代向中央请命”等话。马鸿逵一向痛恨杨虎城，把杨视为在西北的主要敌人。以马鸿逵自己的话说，他自命为西北拥护“中央”的忠实分子并以西北回教主自居。他说：“必杀尽西北汉人，为中央解除西顾之忧。”早在一九三二年，邵子力由南京赴甘，曾遇马于开封车次，告以“虎城对兄私情固无恶感，恐兄以三万枪杆使西北汉人将无噍类。”马答：“三万枪杆不足顾虑，惟恐苏维埃伪组织树立于西北。”所以西安事变发生后，马鸿逵就害怕张、杨倾向革命，同时妄图实现他“大西北”的野心。但是一见蒋介石回南京有望，马又转变态度，假惺惺地去电支持冯玉祥对张、杨的保证，说：“愿以全家送质西安”，请张、杨送蒋介石回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脱险，马鸿逵在宁夏省会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并举行提灯游行。所以马鸿逵在西安事变中没有露出反蒋的尾巴，反倒得到蒋的信任。

    居正策划“鄂人治鄂”

    陈明[4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班大老在惊骇之下，都惶惶无主。孔祥熙、宋子文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我早上到司法院去办公，见居正也未到院，即到他的公馆去会他。他见我来即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想到上海去住几天，你在院代为照料一切。”我问他为什么要离京去沪，他说：“蒋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我看是凶多吉少。”我劝他不要去，认为这样不好，而且还应该把已去上海的人找回来，以便共商国事。他听了我的话，便不去了。

    午饭后，我在家休息，居正的随从刘镇南来找我说：“你们湖北一班同乡都到居正公馆开会，何成浚、徐源泉、方觉慧、张予昕等都到了，他们一致拥护居正，要居正向行政院秘书长王亮畴（当时兼代行政院院长）关说，委徐源泉为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为武昌绥靖主任，方觉慧为民政厅厅长，某某为财政厅厅长，某某为教育厅厅长，某某为省委，等等。议罢以后，居正叫我到院请秘书长谢冠生到公馆去，并写了一张条子交给谢，要他转交行政院王秘书长，清他按所拟名单委派。

    下午，我到办公室，谢冠生把居正叫他送条子去行政院的事告诉了我。我把条子要过来看了一看，就放在我的荷包里。谢说：“这是院长的秘密文件，你收去了，我怎样交代呢？”我说：“一切我负全责，与你无干，请暂缓一夜，明天再把条子还你，决不使你为难。”谢才放心让我把条子带走。

    夜饭后，我到居正公馆去见居正，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听说院长现在又来管湖北人的闲事了。湖北一班人拥护你当领袖，你就写条子去行政院要委他们当主席、主任，这件事怎么做得呢？假如蒋委员长回来了，你将何颜以对？不独你要倒霉，湖北人也不好下台呢。”居正听了我的话，马上变了色，半晌无言。过了一会儿才对我说：“你的见解很对，但我的条子已经交谢冠生送去了，怎么办呢？”我笑着说：“我已把条子留下了。”居正见了条子，马上转忧为喜，对我说：“多亏了你，几乎误了大事。”

    我与蒋介石、何应钦接谈经过

    张 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徐州，在那里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我是在福建光泽防地接到蒋介石由洛阳动身去西安临行时拍给我的电报的，约我到西安见面。十三日早晨到了开封。十五日，我和于右任一同到了华阴，就被阻停留在那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才得到消息说蒋被释放离陕，我便乘当天的夜车返回洛阳和蒋见面。当时他对张学良极口称赞，说：“真是北方的汉子。”我也和张学良见了面，并且和他开玩笑说：“你真是好汉子不含糊。”此后他和蒋同回南京。我在开封住了几天。蒋到南京不久即回奉化，又电召我到奉化去。在我去奉化以前，曾经和在京的陕西人交换意见，料定蒋约我去奉化，一定是为解决陕事有所商谈，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只要和平，不要战争。但是，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极力主战，气氛十分紧张。我和何见了一面，请他等我从奉化回京再谈。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我到奉化去住了三天。第一天和蒋见面，是在蒋母坟墓的庐舍里面，蒋的背上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不能转动，他点头示意让我坐在他面前一张沙发上，对我谈西安事变的经过。他对我说：“目前陕局尚在混乱中，你熟悉陕西的情形，以为应该如何应付？”我问蒋说：“听说委员长和他们（指张、杨）商谈，允许了什么条件？”蒋便昂起头来说：“那是子文等谈的事，现在我们只研究对陕西如何善后吧。”他对允许条件的事避开不谈，我只好接着说我个人的观感，我说：“入陕的中央部队都拥挤在渭南到潼关这条路上，计有八师之众。渭河以南到秦岭山下，面积最宽的地方约五六十里，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二十里，前头部队在渭南县。现在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已在商州活动，如果他们出雒南到泰峪，中央大军的后路就要受到威胁。张、杨的部队在临潼、鸿门、斜口一带，不易进攻，中央军若不另行调动部署，作战可能不利，我认为用政治解决较为便利。”蒋不答而谈张学良，他说：“汉卿只想回东北去，不知道时机还没到，我让他到西北去是有好处的。日本人对他有仇恨，若不避开，外交上就会发生许多难题。他们轻举妄动，以致演成这种局面。”我说：“汉卿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失地之恨，一些东北人鼓动他抗日回东北去，才出此行径。听说他看见委座的日记，很感动，才送委座出陕，是这样吗？”蒋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风声泄露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要加紧了。”我问：“委座所定的抗日计划，汉卿以前不知道吗？”蒋说：“我没有同他谈过，怕他泄漏惹出事来。现在我们的力量尚不充实，外交还没有得到援助，怎么能同日本打仗呢？共产党退到陕西，汉卿若能努力围剿，抗日就能免去内顾之忧。如今我的计划……”，说到这里停了半晌，接着说：“都教这场事闹坏了。”我问：“去年冬天在庐山开会，许多人都传说是抗日会议，为什么汉卿到山上两天，便让他下山？”蒋说：“山上取暖的煤炭不充裕，所以让他们年纪不满五十岁的人都先下山，我留在山上作计划。虽然当时我没有和大家谈过，我的日记上有记载。”蒋又欠一欠身说：“你看内乱未平，怎样对外，张、杨真是坏了我的大事。你在这里住两天吧，我还有话和你谈。”这天的话多半是半吞半吐，没有什么结论。

    第二天见面，蒋开口便问：“杨虎城这次举动，你和右任在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说：“这几年我和陕西相隔太远。许多中央人员都在西安，也都没有看出破绽，想是最近一种新的转变，或者出于汉卿的主张。”蒋便接着说：“我对虎城不薄，他又是党员，何以会同汉卿这样来做？你总可以想想他对我的误会是因为什么？”接着我便向他说：“有一次虎城到杭州见你，同时韩复榘也到了那里，你对韩隆重招待，和虎城见面时只随便谈谈，问了几句话便催他回去，是不是有这么一次？”蒋想了一下说：“是的。我觉着他是自己人，对他不客气。”我说：“这事我是听右任说的。他回到南京就有了戒心，说委员长对他冷淡。又一次，委员长在石家庄，虎城赶到谒见，你对他说：‘你以绥靖主任兼任陕西省主席，要好好干，中央决不换人。’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陕西，正要大展鸿猷。不料，不久就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使他不免失望。”蒋说：“不错，力子去到陕西，我曾经先让右任向他疏通过呀。”我接着又说：“他买枪械的款项有一次被扣，有这回事吗？”蒋说：“我答应了给他枪械，不许他自由向外国购买，这事是有的。”我又问：“听说有人报告他和陈济棠来往，他们往来的信件被特务人员查获，报告了委座？”蒋说：“我不知道，恐怕有人从中离间。”当时，对杨的思想确实进行了一番研究。蒋说：“他为人很聪明，只是学识较浅，容易被人家动摇。我和他谈过多次话，他表示都很诚恳，向来我把他看作是忠实的同志，这次事件让我很痛心。他的地位不算低，还想干什么？我认为他误入歧途，实在可惜。我对于老同志是决不辜负的，如果他对西北问题多努力，我还是要借重他的。你和右任及陕西的朋友们想想法子。”蒋对杨虎城的态度，忽刚忽柔，忽坏忽好，并且用话来测验我的心理，又要让我把他的话传达给对方。我说：“虎城对党和主义及国际的形势都认识不够，才酿出这次事件。他既然赞成委座出陕，可见他拥护委座之诚，收拾西北还需要他居中斡旋。委座对他的责备正是爱护他，培植多年的部下，还希望对他不要失望。”蒋含笑说：“是的。我若对他失望，这话就不必谈了。你回南京见右任兄请他转达我的意思给虎城和陕西各位同志。”第二天的话就谈到这里。

    第三天才谈到对陕西的善后问题。我和他讨论的结果，是让我到南京和何应钦、林蔚研究进行的步骤，以不用兵为原则，对张、杨，对陕西有和平了事的表示。结束了前两天的谈话，又谈了些各省的情形，也觉着这件事以早日结束为是。他当即电知何、林，让我明日回南京去和他们商议。

    第四天，我在候机返回南京的时候，恰巧张学良、宋子文、贺耀组一同下了飞机。走进招待所，张学良一见我便说：“你几时来的？委员长让你去陕西吧？你去，我就回不去了。”我说：“你别着急，到楼上洗洗脸，喝喝茶，休息一下我们再谈。”我们四个人一同上了楼，宋子文、贺耀组同时说：“请谈吧。”张学良问我，“你来干啥？委员长对你怎样谈的？”我说：“你放心！我决不到陕西去。你说：我若去你就回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他神色仓皇地说：“我曾经对虎城说，我把委员长送到南京就回去。”我说：“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为什么不在那时就要求回去？”他没有答复这句话。接着说：“我不回去，彼此打起来可不好。”我说：“不会吧。”他仍在刺刺不休地和我谈，可是宋子文一言不发。我因为飞机就要起飞，便和他们三人匆匆告别，离开了奉化。谁知从此再也见不着张汉卿了。

    我回到南京和何应钦见面，讨论对西北的和战问题，何仍旧把他调兵遣将“讨伐叛乱”的言论讲了一大套：“西安事变，如果不是声罪致讨，委员长就不会被释放出来。现在他们理屈气馁，我们名正言顺，大张挞伐，一击便溃。所以我始终主张讨伐，以整纲纪。如果不将叛逆根本铲除，养痈必贻后患。况且日本步步进逼，内忧外患，将来便更难应付。”我当时说明不主张打仗，有以下几点意思：1.张学良亲自把委员长送出西安，可见他竭诚拥护之心；2.宋子文及宋美龄对张、杨有诺言；3.中央军务部在西北不相联系，动则遭受牵制；4.战则兵连祸结，违反西北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张、杨部队不致铤而走险，或全数投入共产党。并说：委员长对这样看法也表示同意。战与不战，请部长郑重考虑。何应钦接着说：“纵然不即刻就打，也要预备打。现在各省军政长官都主张讨伐，前方的将士义愤填膺，不打的话目前实在说不出来，如何打法，自应先行计划。”这时，林蔚就拿出了日本文的详细地图，先让参谋们把张、杨部队的驻地人数和兵种，详加标识，又标识了共产党部队的所在地和所据的地形。中央军西路情形，关麟征在固原，胡宗南在平凉，万耀煌在秦岭山中。东路情形，顾祝同指挥的八个师集结在潼关至渭南一条线上，南阻秦岭，北逼渭河。听说共产党红军已到商州，冯钦哉在同州的兵力有限，中央军不占优势。张学良的主力在东路临潼、斜口、鸿门一带，阵地巩固。杨虎城的司令部在三原，主力在渭河以北。如果战争开始，红军突出雒南（今洛南县），中央东路军便受威胁；西路兵孤立无援，必将进退失据。当时将山河险阻及两方形势一一对比，与何、林按图详加研究，他两个人也认为形势不利。何却又主张先将局势扭转，然后进攻。仍然不肯放弃他战争的主张。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讨论，直到十点钟才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将中央军另加部署，调两师从渭南猴子头入商州；调两师过渭北驻沙苑一带，与冯钦哉联系；调胡宗南由平凉东驻兴平、乾州，迫使西北各军就范。一场风波，从此平息，走上了用政治解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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