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

    阎宝航

    我去见被扣留后的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第三天，我接到宋子文的通知，约我到北极阁他的公馆一谈（张学良刚至南京时被扣在此）。我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着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罢，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着。

    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保证”

    我离开北极阁，就去见宋美龄。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情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我答复一切照办之后，问道：“你和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罢”，说着我就告辞出来。

    蒋介石背信弃义

    次日晨，蒋介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毛把这两人向我介绍一番后即离去。当日飞抵西安，下榻西京招待所，立往新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当我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踊跃。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一九三七年的元旦，西安举行了阅兵典礼，我被邀参加。正在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的时候，鲍文樾从南京飞来，气急败坏地报道，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蒋介石背信弃义的骗局揭开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顿时感到愤慨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我带回。

    临行前夕，刘多荃师长邀我吃晚饭，在座的有孙铭九、应德田等，周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

    在这次密商如何争取恢复张副司令的自由的谈话中，我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的指示：“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我说了这句话之后，又向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

    何应钦企图继续内战

    元月三日，我乘鲍文樾所坐的专机飞往南京，还有杨虎城应何应钦的要求而派去南京的李志刚、王芃生也搭同机去南京。

    次日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探悉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均已去沪，只有何应钦，张继两人在京。我同李志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我们一就座，何应钦便问道，“西安情形怎样？”我答复：“很平静。”何应钦捏造说，听说挂红旗了？我说：“没有这样事。”“阎先生，你对西安事变善后有什么意见？”何又问道。这是出于我意料的一问。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思想强烈地指导着我，“和平解决，不可打仗”，我严肃地回答。又说：“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愤然而起。大放厥词：“非打不可。”我插入一句：“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们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这时我觉得谈不下去了，示意李志刚，一同辞出。

    张继口中传出的“审判”

    我从何应钦处气愤地走出来，同李志刚去看张继。一进屋，张继不等我们说什么就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抗战力量受到损失。

    蒋介石拒绝接见宋子文

    形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先生的生命安全，徐图恢复自由。由此两点出发，我决定去沪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我对李志刚说：“我今晚乘夜车去上海见宋子文去，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公馆忽来电话请李志刚去，我心里一惊，觉得事机不密，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我去沪的行动，不管怎样，由他去罢。

    我抵沪后速赴宋子文公馆，很愤慨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无言以对。我又把见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并坚决表示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必须有所保障。宋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接着宋转身又和宋美龄通过电话，回头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我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宋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之后表示同意，并和我一样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乃首肯。我们三人马上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自用的飞机飞向奉化。

    我深以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为虑，在飞行途中向宋、李两人提出：向蒋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均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飞机在飞，我在沉思。西安方面如果能按照张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恢复自由仍有希望。其实，在西安方面和中央军两军初步对峙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已经放出有必要时可让张副司令回西安去的空气。飞机徐徐下降打断了我的沉思。我们被接待在武陵中学。

    午饭后，宋子文忽然对我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我愕然地问道，李石曾从旁递过个眼色：“让他回去罢。”宋走后，李石曾对我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蒋介石同意张学良到奉化

    次日晨，李石曾来告诉我，昨天深夜，蒋接见了他，蒋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还谈了将接张副司令来奉化的意见。李最后说：“还有关于你的‘闲话’。当我问蒋先生知道不知道阎宝航先生也来了，他说知道。我又问：见不见他呢？他说，‘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蒋又说了一句话，‘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

    这段“闲话”的由来是这样：当我被骗作为“和平使者”在西安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的时候，曾说，在蒋被扣时候，南京是“戏中有戏”，这是指何应钦阴谋企图蒋被杀死或用他们自己的飞机把蒋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我揭穿何应钦的阴谋，这段话无疑地被李志刚所闻悉。我们到南京之后，在何应钦单独传见他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话作为表示效忠的情报了。继而我去沪偕同宋、李去奉化见蒋，何亦得知，于是，先发制人，迅电蒋以我进行挑拨为词，以防我口。而“戏中有戏”这一情节，蒋介石从宋美龄托先赴西安的端纳带给他的信里早已知道。因此，蒋对这个“言语挑拨”的闲话仅一提及，更不追究。

    何应钦对我行动的监视，更有以下证明。

    我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很关心样地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罢，有特务跟着你。”我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这个跟踪我的特务无疑是何应钦所派的。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不止数次公开威胁说我是共产党。莫德惠和万福麟两人曾为我向何应钦说情。莫德惠且以身家担保。而何冷笑地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张学良在雪窦寺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同刘尚清去奉化，我与刘尚清一同被准去见张学良。这时候张已被接到奉化，住在雪窦寺。时在二月初旬，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约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而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总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

    李志刚

    我是杨虎城将军驻南京的代表，西安事变时我恰在西安。放蒋以后，南京和西安两方面都摆成阵势，作出要打的姿态。当时全国总的形势，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容许一方面再打内战，因而需要坐下来谈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西安和南京方面的和谈开始了。先是南京方面派驻在洛阳的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到西安进行试探。这时南京方面就提出了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方案，即以后所称的甲、乙两案，要求西安方面采择施行。西安方面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就决定选派代表去南京正式进行交涉。以下叙述是我当时亲自奔走和谈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杨虎城找我，对我说：“现在打算请你去一趟南京看看情况，你可作些准备。”我问：“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杨说：“张汉卿送蒋走了已经半个多月，情势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张汉卿原说三五天可以回来，现在却是遥遥无期。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情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就不够团结，东北军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回来了，东北军内部有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容易多了。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就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所以你这次到南京，第一个问题就是向蒋要求务必让张早日回来，以便进行一切善后工作。我讲的那些内部情形，是不能对外谈的。对外讲就是坚决要求张回来，说扣张是毫无道理的，讲的愈简单愈有力愈好。第二个问题要质问蒋，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拥进是要干什么？是不是还要打内战？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要强硬一些。可以明白告诉他们，因为蒋不履行诺言，扣留张汉卿不让回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群情激愤，团结一致，要同中央拚命。特别是红军也坚决表示与东北军、西北军采取一致行动。当然，蒋若实行他的诺言，我们一定听他的命令，那时军队无论怎样调动都是可以的。现在蒋对自己的诺言，毫无明确表现，又扣留张汉卿不放，在这种情形下，调几十个师来威胁我们，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你先作好准备，一两天内飞机准备好了，说走就走。东北军方面也准备派一人和你同去，等决定人选后，再一起谈一次。”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又找我去，在场的还有鲍文樾（东北军方面遴选的代表）。对要求解决的问题，杨又重复了一遍，并着重说：“你们这次去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早日让张副司令回来。”

    第一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十六日，我和鲍文樾乘南京方面派来的专机由西安飞南京。见了何应钦，说明来意，何只说：“你们来了很好，蒋委员长现在奉化，要你们明天去。”

    一月十七日，我和鲍乘飞机由南京飞杭州，换汽车去奉化，直到溪口蒋的住处，蒋立刻接见我们。那时蒋正在治疗腰伤，穿着钢架背心，仰卧床上。

    我和鲍见蒋问候以后，就说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学良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张不能回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全体将士心里都非常不安。蒋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着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后来我们又提出中央大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蒋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的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吧，休息一下再谈。”蒋有意地把我和鲍两人分开，并暗示留我再单独谈一次。

    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一人去见蒋，蒋向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在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明天你来再谈一次，就赶快回去。”我当夜住在溪口。

    一月十八日早晨，我再去见蒋，蒋把信交我后，告诉我把他讲的话好好向杨说明，要杨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蒋并说盼望我两三天内再来奉化，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现在不知存在何处，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它们分开驻防。对陕西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陕西省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宋子文听说我到了奉化，由上海赶来。宋除了帮助蒋解释张学良暂时不能回去的缘由外，还偷偷地问我：“你们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因为在西安，张、杨与蒋、宋谈判时，曾说定改组政府，要宋子文当行政院长，所以他特别关心改组政府的问题。

    我在一月二十日乘专机经南京、洛阳当天晚上回到西安，经东北军的检查，把蒋给杨的信检查出来。杨虎城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召集东北、西北高级军政负责人开会，会上首先读了蒋介石的信，然后由我简单报告见蒋的情形。当时东北军方面到会的人听了以后，都纷纷地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说他想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等等。孙蔚如表示他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看到东北军方面的情绪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当天晚上，大家吵哄了一阵，无结果而散，约定明天再开会商谈。

    散会后杨虎城留我再单独谈，我把晤蒋经过详情向杨说了一遍。杨认为蒋是一手用军事威胁，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和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就是为这个目的。现在我们也应了解蒋和南京方面对结束内战和实现抗日，究竟有没有转变的准备？这是很要紧的，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过去‘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就是牺牲了个人，也是值的，否则蒋仍旧坚持错误政策不改，那么我们干这一场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你应当准备再去南京，多找几个人谈谈，明天我们对这个问题再好好研究一下。”深夜，我遂辞去。

    一月二十一日，杨虎城召集东北、西北两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同志也被邀参加。会上杨把我去奉化见蒋的情形以及他本人的分析说了一遍，并主张要我再去南京、奉化一次。问题主要有三个：一要张回来，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看看蒋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到南京后可以多见几个人探听一下这些问题。这次开会，大家比较冷静，都同意杨的意见，于是决定派我第二次去南京。

    第二次去南京、奉化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乘飞机再去南京。分访了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想探听一下有否政策转变的准备，结果并无所获，只听了些他们个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陈立夫到何应钦处与我谈话，他伪装谦和，详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但不谈个人的意见。结尾，他给蒋介石大吹法螺说：“领袖是伟大的！什么人也不敢害他！什么地方也害不了他！”我问他：“中国今后将怎样转变？”他一点儿也不谈。

    一月二十二日，我整日留在南京，何应钦请我吃午饭，约了许多高级军事官员作陪。席间，何应钦认为这次事变，张、杨存心为的是割据，在座的官僚们个个附和着尽情讥诮，关于今后的政策问题，何应钦说不出一句正经话。平素与杨虎城和我很相熟的人，这时候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同我讲话。

    一月二十二日晚，蒋介石来电话，要戴笠明晨陪同我乘汽车由南京经杭州去奉化。一月二十三日我和戴到了奉化，蒋立刻召见。蒋问我说：“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吧，他们现在怎么样？”我说：“委员长的信我交给他们了，委员长的话我也都告诉他们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上次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变了说法，我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指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他又盛气凌人地说：“如果要战，很短的时间就能消灭他们。”要我把他谈的话立刻电告杨虎城，劝他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攘外”的准备，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的团体，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日，我将与蒋谈话的情况，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同时，蒋亦直接致杨电报要杨表示态度。并留我候接复电，说还有话要我传达。

    我在候杨复电中，在蒋的允许下，见到了张学良。张住在离蒋很近的雪窦寺，同赵四小姐一起住。我同张一起吃过一次饭，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什么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张问我来此目的和西安的情况，我将西安坚决要求张回去以及蒋如何回答的话告张。张慨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言下神色极为凄惨。当时张健壮如常，可以在雪窦山附近游览风景，但未得蒋的允许不准会客。

    我在溪口常见邵力子，邵住在雪窦寺帮助张学良读书。他还能替张说些好话，给张一些安慰。据说张曾对邵说：“我亲自送蒋委员长回京，是为恢复委员长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元聪，何竟不见及此？但即使现在叫我回去，也还不晚。”张又对邵说：“我送蒋先生到南京，完全出我个人的心意，虎城曾坚决反对，因为我坚持，虎城无法，只得听我来。虎城认为我来了，假如不能回去，他维持不了那个局面。我之所以坚持要送，是估计一定会很快回去，没有想到蒋先生不让我回去。”

    这时，宋子文又由上海来访。他对我说：“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是决不能办到的了。”

    一月二十四日汪精卫由南京飞到奉化，他是新由欧洲回国专来看蒋的。我见到了汪精卫，汪说：“西安事变是惊动世界闻听的一件大事。张、杨虽然出于爱国热情，但是，假如当时在乱枪中把领袖伤害，中国的前途还堪设想吗？”又说：“现在还想拥兵抵抗，这是很不对的，这次事变已经使西安人民受到惊恐，从此应当服从国家命令，不可使地方再遭涂炭。”他表示“关怀”陕西人民，又婉惜邵元冲在事变中死于非命。最后我问他：“当前国家的政策将怎样转变？”他答：“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他说的中央全体会议是指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我问他的意思，是因为听说蒋和他已商议过这个问题了。

    一月二十四日晚，蒋介石接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谈判。

    一月二十五日临行前，蒋介石把我叫去说：“我与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保持他的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已复电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地提出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现在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了，他应当派正式代表，诚心诚意地以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吧。”一月二十五日，我乘飞机于当日抵西安。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刻召集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的二次去南京、奉化归来的汇报。我汇报以后，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说的：“蒋今后还要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的说法。他也了解了汪精卫说的政策如何改变将由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特别注意汪去奉化，认为是蒋与汪研究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将如何转变的问题。杨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分析以后，即讨论与顾祝同的直接谈判问题。当时西安主战的空气虽然浓厚，但那个会仍然决定即派李志刚、谢珂（东北军方面的前“剿总”办公厅副主任）二人前往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一去潼关

    一月二十六日，我和谢珂两人乘汽车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冬天通过两道防线，到了潼关。顾祝同在火车上正在集合军官做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我和谢就同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谈判。谢珂首先发言，带着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队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愤激，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而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谢珂说：“在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是不能再西进的。”这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在旁嚷叫“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恫吓。我接着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地商谈。”双方谈来谈去，还是重复那些内容，最后双方归纳了具体意见如下：

    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期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谈了三个小时，因相距过远，无法谈得接近，不过双方同意了一点，即李、谢回西安请示，两天以内，尚可继续谈判。

    二去潼关

    我当日回西安报告谈判情况后，杨虎城表示：“只要国家政策确有转变，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杨因谢珂说话过强硬，一月二十八日又派我和王宗山二人往潼关继续谈判。王宗山是杨部的参议，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外文秘书，与顾祝同有私交。我们与顾这次会谈是先谈原则问题，即“用什么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经过商谈，双方一致同意：使用和平方式解决，不用武力，关于具体问题另由双方参谋人员在和平的基础上商定。这样我们两人当日又返回西安。西安方面指派何柱国，潼关方面指派顾的参谋长赵启，双方互相用电话商谈。经过两天的电话会谈，到一月三十日大致商谈就绪。在商谈时，顾祝同根据南京提出的所谓甲、乙两案作了具体的说明，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次提出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一）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三）东北军调驻安徽；（四）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甲案对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来说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谈判最后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西，西安的部队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关于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商定后签字执行。

    以上商谈，只限于军事问题的解决，至于政治问题，蒋允留待三中全会解决。

    我与顾祝同接谈的经过

    谢珂

    西安事变时，我任“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处长。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西安方面派代表到南京、溪口往复商谈解决善后问题，迄无结果。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祝同，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方面先后派我和米春霖为代表前往洛阳、潼关与顾祝同进行接谈。

    一、谢珂奉令赴洛阳。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安派我为代表赴洛阳见顾祝同。行前见杨虎城将军，请示方针，杨表示，我们希望以和平方针解决问题，如“中央军”不采取进攻，我们绝不前进云云。当日，我乘火车到渭南，再乘卡车到赤水，越过两方面的战壕，再乘火车到达潼关。先见樊崧甫，说明来意，然后由潼关。乘火车赴洛阳见顾，转达西安的和平愿望，并希望派代表到西安接洽。翌日，顾派祝绍周（洛阳警备司令兼军分校教育长）与我一同乘飞机到西安。我陪祝到绥署见杨虎城，当时我即离去，谈话情形未详。

    二、西安代表二次见顾。顾祝同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进驻潼关，所率大军已通过赤水逼近渭南，对西安方面形成包围形势。南京又电西安派代表到潼关见顾，商谈解决事变后的具体方案。西安接电以后，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决议派米春霖、谢珂为代表，赴潼关见顾，商议善后事项，杨虎城又派个人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协助。西安方面推举何柱国负责同顾谈判，利用长途电话或用电报讨论问题。何与顾系同学，谈判较为方便。

    米春霖与我奉令到潼关以后，由陇海路局局长钱宗泽招待食宿。翌晨，米与我到卧车上见顾，车上装有长途电话，可直接向西安通话。顾拟先谈三个问题。（一）东北军的移防问题；（二）发欠薪与移防费的问题；（三）中央军的接防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决定以后，其余事项可迎刃而解。米春霖当以长途电话向何柱国报告，说明顾提出先谈三个问题的意见。何回电话，可按三个问题进行商谈。正式商谈的日期在一月下旬开始，我们当时带有西安的方案，现在已记忆不全了。

    每个问题，先由我们负责转达双方的意见，双方负责人并不直接通话，以便留有研究的余地。关于已解决的条文和数字，除电话传达外，再以电报补充，以昭信守。因此，商谈的时间较长。

    三、双方不同之点。西安方面主张东北军调驻甘肃和陕西西部（在谈判中，总部已有一部人员派到邠州，筹设驻地，准备将来东北军全部西开），欠薪和移防费至少四百五十万元。顾主张东北军调到河南中部与安徽西部驻防，欠薪移防费以二百万元为标准。

    协商的问题，西安方面由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集体研究解决，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加意见。潼关方面，由顾祝同与其参谋长赵启和卫立煌、刘峙等讨论解决，重要的请示南京。我们在潼关交涉谈判中，陈诚（时任渭南方面的指挥官）每天到卧车上探听双方和战的消息，陈主张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他虽不能参加意见，但他所部的防线与对面西安防线每天开火，意在挑起战事。我向米与顾提出要求，认为此事对于双方和谈不利。顾说：“我不下总攻击令，局部冲突不能引起大战。”随后顾选择另外一处秘室，远离卧车，装设长途电话，每天与西安约定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开始双方商谈。一月底，商谈的条件已接近成功的时候，不幸在二月二日，西安发生了打死王以哲等的事件。双方商谈暂时停止。

    四、双方继续商谈。二月三日晚，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离开西安后，西安与潼关翌日即恢复了谈判。西安经过这次暴动，证明领导方面顾全大局，主张团结对外，和平是出于至诚。不久，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各项条件如下：

    第一、东北军全部移驻淮河流域，归于学忠统率，详细防地另行协商。

    第二、何柱国调升安徽主席。

    第三、十七路军暂时不动。

    第四、红军向陕北移动（开到西安附近的地方）。

    第五、西安方面欠薪和移防费二百五十万元。

    第六、中央军开驻西安，由西安至宝鸡驻一个军，开进时间，候顾祝同到西安再定。

    协商后，杨虎城决定出洋考察，所属部队交由孙蔚如指挥。于学忠即回甘肃，决定不久到溪口探望张学良。顾视同决定二月中旬到西安。何柱国仍驻咸阳骑兵第二军军部。

    参加调解西安事变的经过

    陈端

    我是一九三六年秋冬之交被派往甘肃省任财政厅厅长的，十月一日抵兰州接任。西安事变时，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部队在兰州也发动了事变。他们包围了绥靖公署，枪毙了绥署军需处处长王某，扣押了省公安局局长史某，并集中扣留了一批中央党政军人员，其他省府各厅人员一律照常供职。

    事变三日后，于学忠由西安飞返兰州，他详细地告诉我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并说，在西安听到中央将派英籍顾问端纳去西安，而中共中央也将派员赴西安联系，进行调解云云。我说：“可不可以由我电孔祥熙来西安协商？”于说：“过几天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商量罢。”

    结果出人意外地，自蒋被释放后，中央大批军队反而由洛阳纷纷向陕甘进逼，原驻甘肃的胡宗南部队也对驻兰州的五十一军采取包围形势。五十一军严阵以待，黄河桥上架起了机枪大炮。这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大肆造谣诽谤，说什么“西北遍地赤化，到处红旗，杀人放火，民不聊生”。当时我就和于学忠说：“蒋既恢复自由，中央又来这一手，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日军侵华，尽可长驱直入，无所顾忌。我决心参加调解，不知你意如何？”于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我说：“你既同意，那就请用电话通知军部，我的密电往还一概不受检查，并可随时发送。”于立即当我面在电话中下令照办。我就回办公室亲拟电稿致孔祥熙。电文大意除叙述西北当地安靖如常外，并指出：“日寇侵华，业已深入华北，如再同室操戈，无异开门揖盗，语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中央之明智，当能考虑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务请以国家民族为重，千万悬崖勒马，勿逞一时意气而遗万世之恨，并请孔立即转达委座，如蒙俯纳管见，务恳急电胡宗南对于学忠暂取友谊态度，一面责成于学忠飞西安调解，劝说各军接受中央指示，共同抗日；事迫燃眉，请以十万火急电复。”

    逾两日，接孔复电，略称“来电备悉，原电转委座”。复奉电称：“兰州陈厅长：电陈各节可予照办，已电令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表示诚意”，“望吾兄与孝侯兄益励忠诚，共挽危机”等语。我将原电送给于看，于很高兴，并说，他也接到胡宗南电，内容略称：“奉委座电令与吾兄切实联络，只要吾兄不挂红旗，决不向兄进攻”云云。于向我说：“那么我们要分头进行了，你先去中央联系，俟你行后，我即去西安。”因此我就电孔请派飞机去兰，经过反复，又隔了两日，得复电称：“来电照转委座，本日据交通部电话，说奉委座电令速派飞机去兰，现已令欧亚公司准备，修复的飞机定某日到兰，请即通知”云云。

    我接电后，再往见于，我说：“现在要请你表示最后态度了。”于说：“我们两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机是一致的，请你此去完全代表我，必要时你可用我的名义代发通电，我毫无异议，并且你可以把我的眷属带到南京表示诚意。”我说：“奔走和平是为国尽忠，不需要什么人质，你的眷属带到南京反而影响你对西安的调解，因为既作调人，就应严守不偏不倚的原则。”于说：“眷属留此对我的军事行动也不方便。”我说：“那么我把她们送到北平，你在那里有寓宅。”于同意了。第二天飞机到了，我带了于的亲笔信，伴随他的眷属登机。这是西安事变后第一次到兰的飞机，随机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有范长江，所以南飞的行动已由范的报道而转载于京沪各报。当晚飞机停包头。第二日傍午抵北平，于的家眷下机，我在机场休息室见到北平中央银行王经理，他是特地赶来碰面的。王嘱我说，南京政局有剧烈的斗争，到南京说话要当心，因戴、居、何以及西安事变中在西京招待所受到委屈的将领和政党要人大都不主和。我闻言意识到这是亲日派和英美派之争，如果属实，则巧妙利用，我们找蒋反容易达到统一抗日的和平调解。

    在南京机场，孔祥熙派总务司司长高秉坊夫妇来接，因孔误认于学忠的眷属也来京了。我见孔时，他第一句话就怪我没把于的眷属带京。我说：“于既做调人就必须无所偏倚，如果于眷来宁，于到西安还能说什么呢？”孔说：“你对于有把握吗？你能代表他见委座吗？”我说：“我此来带有于的亲笔信，就是于的全权代表，来见委座请他考虑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救国的问题。”孔说：“那么我今夜去沪并替你电委座请示。”我说：“很好。”晚餐后，孔去上海。我返寓所就接到何应钦约我明日午饭的请帖，以及于右任、陈果夫约我明日谈话的电话。这些要人和我无私交，特别是何请我吃饭，更属突然，我想北平王经理的话是有些苗头了。

    翌日见何，我叙述了兰州情况，以及西北人民渴望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激昂情绪。何说：“我也想于学忠不是造反的人。”他问我是否在京多住几天，我说：“原想多住几天，现因孔已去沪，我想向他报告一下甘省财政困难的情况，拟请财政部酌予补助。因此午后即拟去沪，容日后返京再来晋谒请示。”饭毕告辞，径自去沪，于、陈之约都未去。

    到沪后第二天早晨往见孔，他示我蒋的复电，约我去奉化溪口晋见。我就在沪先写好了一个书面报告，次日搭轮去宁波转溪口，到达时蒋已备车待发，要往杭州去了。他派陈布雷迎我，并约我到西湖会面。我于是搭轮折回上海，转乘火车去杭。见蒋时，我首先恭维他电胡宗南与于学忠切实联络借以表示诚意这一措施的英明远见，为和平调解敞开了大门。又说：“目前西北情形大致平静，唯人心惶惶深恐发生内战，因此希望和局早日实现。”蒋点头示意首肯。我续问：“委座既主张和谈，为什么还留张副司令在此呢？”蒋就把写字台上他亲笔写给杨虎城的复信给我看，上面这样写着：“汉卿在此安全和舒适，完全由我负责，如兄等一定要汉卿返陕，那连他的安全我也难负责矣。”我问何故？蒋说：“南京若干中委和在陕受到委屈的将领目前都不愿意。”我说：“张护送委座南返，今不许他北归，将何以安军心、顺民意呢？”蒋说：“目前确有困难。”我不便多说了，就把书面报告、于学忠亲笔信和邓宝珊军长托带的一封信一起交蒋，即向蒋告辞。蒋说：“现在于学忠已到陕进行调解。东北军派米春霖到潼关，正和顾祝同在协商，但西安东北军中一个军长王以哲已被部下枪杀，形势似较混乱，在这种危险情况下，你愿不愿意去西安协助于学忠进行调解工作？”我说：“只要能达到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目的，个人安危在所不计。”蒋说：“那么，明日我派陈布雷看你。”于是我便退了出来。当我回到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时，孔祥熙也到了杭州，适于学忠自西安来电备述到西安调解和王以哲被枪杀情形，我把于电交孔转给蒋看。次日，陈布雷来了，交给我蒋复于学忠的信，并说拟派飞机送我赴陕。我说：“无需，我搭车到潼关请顾祝同设法，请你通知顾就行了。”

    当日，我搭车去陕。车抵潼关，我的秘书下车打听，回报说顾主任已乘车去西安，约我明日在西安会面。又说闻米春霖主任正要卧铺，还未找到。我叫秘书立即请米来与我同住，把下铺让他。米登车后，把和谈条件告我，其中有一条为允许张学良复职返陕向部队训话，然后东北军按照协议开拔进驻。我听后暗想，张复职返陕和我所见蒋复杨信及对我的问答有出入，这可能是顾商得蒋同意的吧！

    车抵西安，立即赴张学良的公馆见于学忠，我把蒋信交于，彼此互述别后与两方协谈的经过。共进午餐后，我去行营见顾祝同，顾对我说：“你奔走和平的事我早已了解大概，现只问你和东北军将领的交情如何？”我说：“除于学忠相处还好外，其他将领都仅一面之缘，谈不到什么交谊。主任为何问及此？”顾说：“我今日上午打了好几次电话和南京司法院居正院长商量，关于张汉卿复职返陕事，居正坚决拒绝，而我是在和约上签了字才能通车到西安来的，现在说二话势必破坏和局，为之奈何！不知道你有无办法？”我说：“你既为难，让我去碰碰看，怎好以个人一时之愤把整个和局闹翻呢，居院长也太顽固了！如果这方面说不通，我也愿意去南京向居力争，当然也要委座同意。”顾说：“我也得到委座同意才签字的，但居正摆起法律面孔来，你有什么办法呢？”我说：“现在先从这方面磋商罢。”因此我去于学忠寓，把顾为难的情形告诉了于，并把我在蒋处看见他复杨虎城的信以及我在杭州和蒋的问答等全部告诉了于，请示于如何保全和局。于说：“保全和局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但是我和我的部队都是山东人，不是东北人，虽然副司令临行留下手谕，东北军归我统率，现在关于副司令本身问题，我就不方便和东北军将领开口，你要原谅我的处境。”我说：“只要你以保全和局为重，东北军将领让我去商量罢。”我别于后，立即赴米春霖寓，我对米说：“闻你有名厨，特来扰你，你可否电话约何柱国、刘多荃等诸位军长来共吃便饭，顺便我也有事想和你们大家谈谈。”米立即电约了刘、何等。饭后，我就把顾为难的情形告诉了他们，和他们商量如何保全和局以挽救国家的危机。他们说：“顾也太荒唐了，事先未得中央同意，怎能冒昧签字呢？”我说：“这也难怪顾，一则和平救国，千钧一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二则他再也想不到居正如此顽固，可能亲日派为敌人利用，想借此破坏和局，也未可知。现在大批中央军集中豫陕一带，万一不幸，和平破裂，不仅人民遭殃，国家危险，到那时副司令的安全更加危险了。我深知这次西安事变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求国内和平一致抗日，副司令和东北军全部将领们都一向主张抗日救国，收回东北失地，大家可以早日回家乡去，而且你们保全了实力，也就有力地保障了副司令的安全。和局的成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副司令的安危。可否关于这个问题暂不作为先决条件，要求顾主任在西北善后安排妥当后，保证再向中央申请，只要本军将领和友军将领团结一致，联名要求中央实践诺言，以昭大信于天下，我想中央也无法推辞。这就有待于你们的考虑了。”他们问于学忠的意见如何？我说：“不知道，这要你们和他谈了。”他们因往访于，我也回寓了。到了薄暮，我用电话问于商量结果如何，于说：“一致以保全和局为重。”因此，我就在电话里通知顾祝同，要他当晚宴请东北军将领吃晚饭，在席上把这件事谈个明白，从速取得谅解，俾和谈暂告段落。同时还说明了东北各将领要求他保证以后履行诺言这一点。

    在这以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故，几因误会闹出大事。一件是：中央军四十九师（番号可能记错）有一夜忽然包围了东北军，夺去许多枪械子弹和粮食等。东北军认为这是顾祝同指使的。于学忠立即来电话，要我去见他。我见于和米春霖同在客室。米见我就说：“中央欺骗我们，伪托和平，实行抢夺，将置东北军于何地？”我愕然问是怎样一回事，米便将武装包围劫走军火的事实告诉我。我说：“这有误会，让我去问顾祝同。”我立即找到了顾祝同询问，答称他不知道这件事。我要求他立即处理，责令该师将劫去之物全部归还，不得缺少。顾答应照办。我返回张公馆，适于学忠已去绥靖公署，见客厅有一来宾，经人介绍是中共代表周恩来。他曾说：“抗日救国，我们殊途同归。”那时我怕国民党怀疑，所以托词去访杨找于，立即走了。我返回寓所，写了一封信给于，报告他我和顾祝同谈话的经过。

    当晚，西安金融界设宴招待各军政长官，我也被邀作陪。散席回寓后，又接到于的电话，要我就去，我请他派车来接我。这时中央银行职员和我说：“外边风声不好，东北军全部武装起来了，行营宪兵亦有戒备，恐有事变，不要去了。”我说：“非去不可。”当我乘车到达于寓，只见于和米春霖忧形于色，见我就说：“顾祝同欺骗，他说电话没打通，岂有行营主任打不通电话之理。我们现在决定自己武装取回，破坏和平应由中央负责。”我回忆顾的态度不象欺骗，我请他们等候一小时，立即去访顾。到时，顾适外出，我写了一张紧急待面的纸条，嘱副官即送。移时顾返，问询何事？我说：“就是日间所谈的事。”顾说：“已办好。”我说：“你吃晚餐还对于说电话没打通。”颐说：“但我随即派军事科长去了，晚饭后回寓已得科长回报，准于明日上午十时前如数归还。”我即在顾办公室打电话给于，请顾对于讲话，以资证实。顾、于讲完话，我又赶到于寓，请他派人乘汽车去咸阳核对，候接复电再散。候至午夜复电来了，说是洽妥无误，这场风波，归于消失。

    第二件事是为了军粮。有一天，我和于学忠、米春霖、何柱国在米寓叉麻将，于的军需忽来报告说粮食缺乏，部队伙食开不出。于说；“我们的余粮不算少，怎么缺粮呢？”军需报告说：“面粉被四十九师上次和枪弹一齐抢去，后来枪弹还了而面粉末还，我们因面粉可拿钱买，不比枪弹，当时未予追究，以全和局。不料事变以来一月有余火车未到西安，市上存货消费殆尽。现出钱买不到，故来请示。”我听说后，立即通电话到行营，碰着顾祝同外出，由他的参谋长接话，他答应负责立即责令该师送还，这才解决了东北军的缺粮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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