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
西安事变初起，全国震惊。我当时忧心忡忡，深恐酿成内乱，曾分别致电张学良与杨虎城，劝告他们努力自拔。
致张学良电文如下，
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晋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前所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
致杨虎城电文如下：
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激愤，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筹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有素，何冒此大不韪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事变发生后半个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此日，我不论住在哪里，一定要宴请知友，以为纪念。但今年无此兴会矣。这一天，中央很多要人都聚集在我家里，会商营救蒋之办法。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到电话，据称蒋已平安离开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即可抵京。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我于是在这天晚上，大开宴会，举杯痛饮，庆祝蒋之平安归来，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
二十六日，蒋返抵南京，我和中央很多要人都到机场欢迎。蒋下机后，向我表示感谢。
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这次事变的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公推我为审判长。[47]
二十九日，国民政府下令特任我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我到会座谈。我当即前往，见冯玉祥和何应钦都已先到，坐在那里。我和朱培德、鹿钟麟到后，冯即宣布开会。我和朱、鹿作为列席。冯担任主席，他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现张学良已送蒋委员长回京，经中央决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国民政府已特派李协和先生为审判长，审判官的人选亦应从速决定，请大家提名。”何应钦接着说：“审判官的人选，应尊重审判长的意见，最好请审判长提名。”我心想：朱培德曾经是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蒋、何对他都很信任；鹿钟麟曾经驱逐溥仪出宫，与冯久经患难，现他们二人都列席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我提他们二人的名，冯、何一定会同意的。我于是起立提名朱培德与鹿钟麟二人为审判官。冯玉祥要我另外提名。我说：“此案关系重大，应使天下人共见之，必须有北方的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我解释以后，冯宣布决定任命朱培德与鹿钟麟为审判官。
散会以后，我邀请前最高法院院长、法学家徐元浩到我家里，对此案作初步研讨。次日，我又邀请了徐元浩以及和我熟识的法学家二十余人到我家里会餐并商讨此案。徐元浩先发表意见，他说：“张学良等在西安，对蒋委员长的安全，非但没有尽到护卫之责，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主犯，还是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此案关系重大，应请审判长从严议处，以申法纪。”在座的人都赞同徐的意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不觉已到下半夜两点钟了。我准备了酒食招待来宾。同日，我向国民政府及军委会要求暂调军法官与书记官各二人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当天，陈恩普等四人奉命来见我报到。我把他们在这次军法会审中所负的职责交代了一番。又将审讯张学良时准备提问的问题，给他们传阅。他们都表示遵照办理。
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三十日，我去见蒋。蒋让坐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我接着又说：“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桓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知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他，并接见他。晋文公终于免受一次暗害。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我临走时，又对蒋说，关于此案我将依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我于是告辞而出，筹备明日开庭的事情。我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但此案所关重大，我将慎重审理。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从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我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鉴核。蒋嗣即呈请国民政府给张学良以特赦，张学良判处之罪刑，免予执行。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如下：
判决
被告张学良
右列被告因对于上官暴行胁迫案，经本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事实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肖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由：
本案报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动，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亦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从一重处断。惟该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 审判长 李烈钧
审判官 朱培德 鹿钟麟
军法官 陈恩普 邱毓桢
书记官 袁祖宪 郭作民
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审理西安事变案日期及经过内容
交办日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军委会法丙字第一七八〇七号令委为西安事变案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系抄原令稿）
会审日期及地点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在军委会军法处高等军法会审（开庭审结）
会审人员 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郭作民、袁祖宪。
判决主文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原文抄附如上）
判决核准日期 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法子字第一七八九二号呈国府核示，奉国府二十六年一月一日指令核准
备考
后记
抗战期间，李烈钧曾到昆明，住安宁温泉我家里养病。他在精神较好时，和我谈过他在西安事变时充当最高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谋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他问心无愧，有什么畏惧呢？当审讯张汉卿时，张问我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谏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他几乎把我问倒了。我无可奈何，只得不让他再讲下去。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要人如冯焕章等都是同情张汉卿的，主张赦免对他的处分，释放他。蒋在由西安回南京前，可能表示过保证张送他回南京后的安全。军法会审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是准备把好人让蒋介石来做。不料蒋以德报怨，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
（李希泌 整理）
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
鹿钟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终于接受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返南京。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后，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蒋发表的谈话说：“……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张发表的谈话说：“今日仅愿与诸君见面，无可奉告。此来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
当时可见，西安事变虽取得和平解决，但是从蒋、张所发表的谈话看来，其中还大有文章，耐人寻味。蒋介石对张学良究竟怎样处置？一时便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所注视。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显然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主要是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劫持“领袖”，罪大恶极，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非无可宥，不妨从宽发落。这两部分人们的意见，从表现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处公开叫嚣，大有非此不可之势；后者多属私下议论，对外却都讳莫如深。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模棱两可，严加惩治也罢，从宽发落也罢，好象都无可无不可。
当然这些人们的意见，无足轻重。不足为凭，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固然直接与其为人有关，主要还另有原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即给蒋上了一封亲笔信，原信写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蒋旋即根据张的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居正主席，即席表示欢迎蒋介石平安旋节的意思。蒋遂将西安事变的经过，作了简略的报告。然后就西安事变解决后应行结束事项，作出一系列的决定。最后提出蒋介石的“为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接着举行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仍由居正主席，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并未作何讨论，即作出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当时，席间有不少人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说，“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在决议之外，还作了一项内部决定：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饬军事委员会遵办。使人很自然看出，这一系列的布置，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同时也极易看出，这完全是奉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国民党中央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即呈请国民政府特任李烈钧为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的审判长，主持张学良案的审理，并令克日进行工作。接着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冯玉祥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中央既命组织高等军法会审进行审理，审判长已经任命李烈钧委员担任，审判官二人的人选尚未决定，究应如何办理，请各位发表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关于审判官人选，应当尊重审判长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李烈钧在敦促之下，就与会人员中提名朱培德、鹿钟麟二人担任，并且说道：“朱系云南讲武堂高材生，鹿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此二人烈钧知之有素，足堪胜任。且二人功在党国，又皆属陆军上将，尤为适当。”冯玉祥即席对李烈钧所提名的审判官人选发表意见，对提名朱培德首先表示赞成，对提名鹿钟麟则主张另推。而李烈钧坚持原议，并且说道：“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最后始得通过。冯玉祥所以作如此的表示固因鹿为其旧属出于谦逊，但这与当时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处境也有关[48]，且窥出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已，别人徒供利用。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又由该会军法处调出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及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工作。
李烈钧受命后，即开始进行筹备。首约集朱培德及鹿钟麟，商讨了一切应行决定的事项；次召见陈恩普、邱毓桢、袁祖宪、郭作民，指示应行注意之点及所负的责任。此外，复邀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及法律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征询意见。其中徐元浩争先发言，说什么“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为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经过这样一来，别人都不便再持异议，纷纷随声附和，即告结束。
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耍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
自从李烈钧出任审判长主持高等军法会审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李家门庭若市，不少所谓党国要人前来访询对张学良案处理的意见。当时据李说，其中特别是宋子文、傅汝霖二人最为关心，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上午九时以前，李烈钧暨朱培德、鹿钟麟即陆续到达，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早在此等候。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李旋宣布开庭。张学良被带进法庭，含笑直趋案前，李以张为陆军上将，所犯又属未遂，特赐以座位，而张则始终鹄立，没有就座。开始只就西安事变经过事实进行问答，共计八项。之后，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李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朱培德及鹿钟麟见到双方渐趋僵持，又以李素患高血压症，遂请李宣布暂时退庭，陪李至休息室稍憩。顷刻之后，继续开庭，李正颜厉色地告张：“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至此鹿打断李的话，插言道：“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你非不知，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张称：“是，是。”李接着告张：“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快快说来！”张、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49]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李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张接着说：“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上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如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宣布判决后，即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将判决书连同早就备好了的呈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名义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翌日（元旦），国民政府以第一号指令照准。
高等军法会审退庭后，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当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案按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宣布判决后，紧接着蒋介石又迫不急待地罗列了一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为张学良请求特赦，原呈这样写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投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当日下午二时送达国民政府。翌日（一日）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顾不得新年休假，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当然不会持何异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新年休假期满，四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列席的有：居正、戴传贤、魏怀、吕超及陈其采等。由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提出做了说明，旋付表决，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从此，张学良虽被特赦，而蒋介石却以“严加管束”为名，把张无限期地拘禁起来，剥夺了自由。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
王中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那年，我正充任西北“剿匪”总部办公厅第二科（机要科）科长。张学良将军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了蒋介石并亲送回南京。当晚西安方面决定，派我于翌日搭释放陈诚等人的飞机去南京，为张将军担任秘书工作，因之得伴随张将军度过他失去自由以前的最后几天，直到他于同月三十一日晨去受审判为止。兹仅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
释蒋的那一天
西安事变进行到十二月二十日以后的那几天，人们已经多少有些感觉：要变。但不知怎样变，更没料到蒋走而张将军还要亲自随送。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曾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就索性这次去。”
二十五日下午，我们正在新城西厢办公室内办公，秘书郭维城从外面回来，没等坐下，就说：“走啦！”随后又说：“蒋老总走啦，副司令也走啦！……”我听了，心里感到无可奈何似的。
原来二十五日下午释蒋，张将军随送，分乘两架飞机。当晚到洛阳，住一夜。翌晨，由洛阳飞南京，乘的仍是两架飞机。张将军和宋子文同机到南京。和蒋乘一架飞机的为黄仁霖等，张将军的内差于锦文也在蒋的机内。这是因为蒋在西安时从新城移至高桂滋住宅以后，都由于锦文侍候，现在蒋虽然放了，可能认为于的任务并未终了，所以仍上了蒋乘的飞机。当飞机要在南京着陆以前，黄仁霖对于说：“飞机到南京后，我们就回家了，你下飞机，可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所以于下机后，待张将军所乘的飞机到达，径随张去北极阁宋子文宅。
北极阁六天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送陈诚等人的那架飞机，由西安起飞，我和总部副官处上校副处长周文章都上了那架飞机。但周是单独行动，没奉谁的派遣，所以他到南京后，也没和张将军常见面。那架飞机共搭释放的人员十余人，除了陈诚之外，还有蒋作宾、朱绍良、陈调元、蒋方震、陈继承、万耀煌、钱大钧、晏道刚等人。钱大钧因为负伤，在飞机内仰身半卧。中午稍过到达郑州略停，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曾到机场周旋一番。继续起飞后，于下午三四时到达南京机场。场内欢迎的人不少，而且正燃放爆竹。我和周文章最后下机，在场内见到阎玉衡（即阎宝航）先生，他说：副司令上午已到，住在北极阁宋宅。因即同他一起去北极阁，向张将军报到，张将军也把我介绍给宋和宋左右的人。从这时起，我们在北极阁宅住的，张将军以下，有王庆三、刘海山等八名副官，加于锦文和我，共十一人，以后未再增添。
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帐。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那几天，需要秘书办的事不多。一次，张将军向我说，有一册书名叫《革命与变乱之技术》，是拔提书店出版，要我去买，我少停即下山去买，值已售缺。回来，张将军和我说：“雨农（戴笠的字）已经替我找到了，不要买了。”又十二月三十日夜，楼上静极，张将军正在窗前伏案写什么，忽转过身来叫我，当即交我一短稿，要我在电报纸上译成电码，以便拍发，是发给西安金家巷的，电文大意，是要收电人代查一项消息见复。但这时宋子文来了，张将军和他小语后，转而和我说，那电报不发了，要我烧掉。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和于锦文）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
在财政部宿舍
我和于锦文住在财政部宿舍，等待“五天后回西安”这一句话的兑现。等五天届满第六天的到来，心情上盼时间过得快些，一方面又觉着时间过得特慢，体会出“度日如年”。想起宋子文说的：“我姓宋的不骗人”这七个字犹余音在耳，不会有错。但如果万一有失，我们将无可奈何。那五天招待得还好，也没有多大监视的意味。只是当如果有人来访我们，停得稍久，传达室有时也来电话问一问：客人是不是走了？官方照看我们和常到我们宿舍闲聊的人，有陈大斋、边科长、邵专员等人，而以邵每日必到。
那几天我办了以下几件事：
一、有几位在南京的东北人，每天晚上要到中央饭店交换些消息，议论一番，我也每晚必去。这些人有王化一、关吉玉、吴瀚涛、吴焕章，以及秦靖宇等。号称东北元老的刘哲、莫德惠，最后两天也到了，就住在中央饭店。
那几天大家所谈论的，几乎包罗万象，例如：
（一）副司令送蒋到南京来，南京方面的人“炸”了，认为副司令瞧不起他们。
（二）委员长已被包围，象戴季陶等都垂泣以道，一定不让副司令再回西安。
（三）无所谓包围，主要还看委员长自己怎样决定。
（四）陈诚已经说过：委员长饶，他也不饶。副司令的对头不少。
（五）宋子文可能保证力争，但也恐怕孤掌难鸣。
（六）副司令为啥要亲自送来，为什么要离开西安？
（七）“摆队送天霸”，送下山就可以了，还送到老营来！
（八）副司令如果再回西安，到西安后，将是怎样个情况呢？
诸如此类的话。直到一月五日晚，我到中央饭店，大概是王化一第一句话就说：“回不去了！”这简直是给我当头一击，五天来望眼欲穿，希望终归幻灭！
张将军经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府”明令特赦，但结尾处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这是特赦推翻了徒刑十年，而严加管束推翻了特赦，结果等于判处了无期徒刑。经过就是这样，真使人啼笑皆非！
二、那八名副官被押在南京宪兵第八团，我和于锦文前往探视一次。其后（大概是五天以后）我和阎玉衡先生为了营救他们，又到上海一次，去见宋子文，经过一番周折才开释了。
三、一天晚上，戴笠的办公处通知我们去收译西安来的一件电报，我去了。电报内容，还是为张将军受审事，询问情况，但电报是谁来的，记不清了。
四、张将军被管制后，由南京移奉化。留在西安的首脑们，曾由米春霖、鲍文樾以及秘书李荫春去奉化面见蒋介石，拟对张将军之事有所陈请。米、鲍过南京时曾停留。及抵奉化，蒋介石对他们说：“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我是留他在这里多读几年书。你们回去吧！”米、鲍等略受招待，逛一逛四明山水，就扫兴北返。
二二事件时，我还在南京、上海等地滞留。因为当时在西安的首脑们对蒋介石还存有幻想，还认为张将军有可能回西安，令我继续等候，以便同回。直至四月初，我始奉西安指示，回到西安。
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
张明镐
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始，张学良被软禁在四明山南麓雪窦寺右首一所洋房内，那里离我家只有四公里。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与我相识，而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多是与我相识的奉化同乡。我撰述这篇资料，大部分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
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二十六口，蒋介石由张学良亲自护送乘飞机返南京。一回到南京，蒋就将张学良扣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当时，蒋介石的胞兄蒋介卿，寓居奉化，年老体弱，养病在家，猛听到西安事变消息，惊骇莫名，认为乃弟多方树敌，不得人心，此次被扣，决无生还之望，于是焦急烦闷，病势突变，竟至一病不起。后来蒋介石虽然回来了，介卿终以病入膏盲，拖延到十二月底就一命呜呼了。蒋介石在京接到这个消息，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飞返奉化，料理乃兄丧事。接着将失去自由的张学良押禁在溪口。当时张曾要求面见蒋介石，而被拒绝。从此，张学良就被软禁在奉化溪口。先在蒋母坟庄里关了几天，不久又移转到离溪口十五华里的中国旅行社雪窦分社别墅里。在那里扣押了八个多月。是年阴历八月十七日深夜，别墅突然起火烧毁，张乃移转至雪窦寺软禁了九天，以后就移往他处。张学良在奉化扣押计约九个月的时间。
二
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室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以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千百年宁静的山区，自从来了这位特等犯人，立即变为严肃、紧张、戒备森严的特殊区域了。
特务头子戴笠是监视张学良的主要负责人，他派了刘乙光、许建业两个正副队长以及宪兵队陆文康等人，担任雪窦寺的临时看守责任。戴笠自己每月至少从南京来溪口上山一次，查看警卫情况及了解张学良的生活和思想情况。任何人去见张学良，必须事前约会，经过戴笠同意。还有杭州市市长周象贤，每月亦上山一次，他主要是安排这里的给养问题。
蒋介石为乃兄蒋介卿料理丧事，先后两次回溪口，一次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一次在四月四日。
邵力子夫妇也上山在别墅里住过一个时期。这是张学良唯一可以接谈的人，邵夫妇去后，客人就少了。据接近他的张宝顺说，张学良外出时，表面看来，似还安静，但当他独自在书室内踱来踱去，俯首沉思的时候，看出神情是极度苦闷的。
监卫张学良的特务，都是经过戴笠精心挑选的。张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每次出去，至少有一二十个特务跟着，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如果到远地去，当然更多。
三
张学良初到奉化时，带有于、李、杜三个亲信副官。移雪窦寺后，这三位副官就不许与张随便接近了，而代之以戴笠派往的特务供张使唤。初上山时，幸有邵力子夫妇亦上山与张同住二个多月，终日伴着他闲谈解闷。邵去后，只有于、赵二位夫人轮流伴随他。最初经蒋介石允许伴居的是于凤至夫人，后经张一再要求，经蒋特许，赵氏方来与张同住，监卫者都称她为“四小组”。从此赵来则于去，于来则赵去，二人很少同时居住，但以赵氏上山住的日期居多。
别墅周围警卫森严，山坡旁有一片广场，清早就有武装特务进行操练。张学良本人生活作息均有定时，每天上午七时起床，晚九时睡觉。吃的是小米饭、馒头，佐以北方口味的小菜，饭后供应水果、咖啡等。
张在软禁期间，除阴雨天外，在室内时间比较少，常好出外游逛。星期天还到离山五华里的亭下□市去游玩，再从亭下坐竹筏顺流而至玉溪口，在街上逗留一会儿再回别墅。每次上街，监卫人员前呼后拥，不知底细的人，犹以为他带了卫队山巡，绝想不到他是被监护的犯人。
张初上山时，正值寒春时节，天气还很冷，常着长毛皮袍。夏天穿着香港衫。他平时爱好运动，不时与监卫者打篮球或羽毛球。其他时间，偶尔看看书画，很少见他伏案写作，而对游泳却有特殊爱好，在夏天里常到离山十华里的沙堤大溪里去游泳。从别墅到沙堤大溪，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经张特别请求，还到外地去游访三次，每次游访当然离不了特务严密监视。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宁波东乡天童寺去游览。回来时还想去拜访蒋介石平时所敬重的奉化士绅孙表卿老先生，就顺道路过肖王庙，孙适不在而归。其后又到新昌大佛寺去玩了一次。以上两个寺院，是浙东有名的古刹。
张虽失去自由，在一定范围内尚可游山玩水，看来似乎很安逸，其实，他内心苦闷只是不形露于色而已。有一事可证张在被软禁期间的复杂愁闷的心境。雪窦寺前面有个高达四十余丈的千丈岩瀑布，其旁筑有观瀑亭，亭前可俯瞰倒悬的瀑布，可凝神倾听潺潺的流水声。张常到观瀑亭前燃放爆竹，静听山谷回音。有时还燃放百子小花爆，劈劈啪啪，放个不停，习以为常。乡人不知，还以为这位少帅犹有孩童玩乐的脾气，实则胸中积愤，无处发泄，借此聊以解愁而已。
张对监卫人员很好。每遇年节，对身旁侍卫者赏以法币贰百元，其他司厨、轿夫等亦有赏给。他还在离别墅北约百步水涧岩下出资建造了六间土平屋，但到完工为止，一次也没有去住过，此屋现已倾坍无存。
四
一九三七年阴历八月十七日夜里，囚禁张的别墅突然起火。山上缺乏救火用具，一时火势炽烈，整个别墅被毁。当时外间对起火原因，纷纷揣测。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
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
之后，张及全体监卫人员只得在雪窦寺内暂住。那时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八一三”浴血抗战，京沪震动。当然溪口亦不是一个安全的后方。所以，张氏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循新昌、嵊县陆路西去。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
在南京孔、宋公馆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将军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与戴笠等密商后，即布置囚禁张学良将军。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军统局特务队调去参加看守监视张学良的警卫之一，一直从南京到贵州。
张将军此时被安排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里，我们也随之住在宋子文公馆中。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将军在南京出门拜客。这一天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只不过出门时一共是四部汽车，张乘一部、侍从们乘一部、南京警察厅的特务乘一部、我们特务队的便衣警卫乘一部。他的车子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这一天，张将军仍然神态自若，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被囚禁，失去自由。
三十一日上午，张将军要乘车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据说是开会，我们仍然乘车同行。到了军事委员会，汽车停在门外，只有张将军进入军委会，所有随行人员都在外边等着。过了半个小时，只见宪兵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着一批武装宪兵从军委会出来，把随同张将军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缴去。这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预测要发生对张将军不利的事件，但谁也没有说话。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张将军神色沮丧地从军委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登上了汽车。据说当他进入军委会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遭到“审讯”。是由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的。
张登上汽车后，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而又很雅静的孔公馆，所有房子都是空的，孔祥熙及其家属也没有住在这里，这是事先就腾空了的。张将军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间陈设得很漂亮的房间中。
监视看守张将军，当时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又名周道三）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另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还有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
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就从暗中变为公开了。在二楼张住房的楼梯口，站有武装宪兵，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还各派一人配合武装宪兵在住房门口监视。楼下周围设有宪兵和便衣，并有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自到孔祥熙公馆后，张将军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张将军被逮捕审讯后，在孔公馆他整天不发一言，送去的菜饭也吃得很少，每天都闷闷不乐，蒙头大睡。也没谁和他讲一句话。
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反映。于是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忿懑！
张在孔祥熙公馆，只住了两天。在这两天中，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和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都要来看一下，周伟龙也来过一次。但他们只在房屋周围转了一下，并未上楼。监视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更加严密，不准张外出一步。
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遭到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他领导的队伍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
迁居奉化溪口雪窦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我们奉到军统局的紧急指示，要立即把张学良迁到浙江奉化溪口去。众所周知，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要把张迁到那里，目的也就是便于严密监视。因为张将军庄南京的故旧友好是不少的，在溪口，就单纯多了。当天，军统局派了四个便衣警卫，陪同张将军乘一架专机到奉化，其余的人都是乘汽车去的。到了奉化，将张将军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里。这时，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也在溪口，并与张会了面。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距离武岭学校有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军统局先是派赵世瑞负责对张的监视，没有几天改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负责。当时军统局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监视的组织，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设有队长、队附、副官（负责经费开支）、事务员（负责给张经办伙食及购买物品）。还有队员约三十人，分为四个小组，担任便衣警卫。每天并派有值班人员，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作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军统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雪窦山是我国著名的名胜之一，风景幽美，游客众多。中国旅行社在山上建筑了宽敞的房子，各项设备在当时算是高级的，房间有十几个，我们全部包了下来给张住。有寝室、会客室、读书室、洗澡间。和张同住在旅行社里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距离旅行社约五百米，便是有名的雪窦寺，庙宇宏伟，古色古香。我们特务队便衣警卫二十三人和宪兵一个连全部人员都住在雪窦寺中。
在雪窦山，对张将军的监视是严密的。在他的住房、饭厅、前门后门都布置有监视的人。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便衣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
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寂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随同张大人来的有副官四人，其中一个叫李英杰，其余三人姓杜、于、李。张夫人还带来一个老妈子叫王奶奶。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将军的生活而来的。不用说，张夫人他们是经过蒋介石、军统局允许才能登上雪窦山的。自从于凤至来到雪窦山后，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容。
张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张将军回到上海自己的住所去了。以后又有赵绮霞来陪伴他，因她排行第四，一般人都叫她赵四小姐[50]。她和张将军感情甚笃，性格也较为开朗。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赵绮霞称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叫赵绮霞为“小妹”。她们对张的生活起居都很关心，尽量设法使张心情愉快。他们三人还共同出外去游玩过一二次。都是张走在中间，于、赵在两旁。
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她们暗中带来枪支和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来去带有什么“违禁物品”。于凤至最后一次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去了美国。以后就是赵绮霞伴随张将军度过漫长的囚禁生活。我们称于为“夫人”，称赵为“四小姐”，称张有时叫“司令”，有时称“张先生”。于凤至样子很温和，对人很客气。大约是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个星期六，她由上海来雪窦山时，拿了很多物品交给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我们这批人大都是浙江人和湖南人，因我能讲北方话，于凤至就问我是否东北人，我告诉她，童年时我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我当时搞事务工作，她对我比较熟。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在溪口，没有服装店。我们这些便衣警卫的制服，是由副官应汉民去宁波和江北的利康西服店约好，由该店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我们丈量尺码。由于他常来，知道张将军住在这里，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吃完后就到书房读书一小时，然后回寝室。在未吃中午饭以前，他要到饭厅或走廊活动一下。午饭照例是由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陪着他夫妇吃的。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由于他棋艺高明，我们常常都输给他。有的不愿与他下，他发觉后就说：“我让你们一个车。”下得更差的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胡祥林来下，他风趣地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后来胡下了两盘都输了，硬挨了两次手板。以后他再喊胡来，胡不来，张就哈哈大笑。
在炎热的夏天，每隔两三天，他都要到山上风景较好的地方去野餐。由他提出要游览的地名，或把雪窦山的地图给我们看，我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记得有几次我们去千丈崖，这是离我们所住的旅行社较近的一个风景区，有一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外地游客必来此游览。千丈崖有一寺庙，这里的和尚都请游客在石台上扶着栏杆观看瀑布，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又名“天地响”），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张将军去千丈崖时，我们有四五人随同前去。开始去时，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响”来，张很感兴趣，但我们并没有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有两次张再去时，和尚就没有端出爆竹来给张，我们开口向和尚索要，和尚也只拿出二三枚来。有一次，我们又要，和尚干脆答尚未买来，张很扫兴。在归来途中，张对我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以后张去千丈崖，总要带着自己买的爆竹去。
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张的游兴最浓，除雪窦山的名胜经常去游览外，他得知奉化附近的新昌县（离溪口约一百公里），有个名胜叫大佛寺，便通知队长刘乙光，要前往游览。经刘反映，得到上级准许，于是张和赵四小姐、队长、队附乘小车，我们警卫十余人乘大车到新昌，直达大佛寺。那里的和尚看到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大官来临，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饭后，刘乙光向张说，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张送了六十元，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张将军在溪口时，书房里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每次都有二三十本。张还经常开书单，趁我们去宁波购买物品时，叫我们替他买。前一段时间，于凤至和赵绮霞轮流来时，也给他带些书刊来。凡是给他的书报杂志，多是由军统局转寄来的。
张将军有时喜爱开开玩笑，有一次他问我们一个叫韩庆勋的警卫：“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答：“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笑着说：“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说：“那儿有警犬学校嘛！”张越加高兴地笑了。记得一九三七年夏季快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也打了，只有我不肯打，我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听了后，对我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给我，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他一直看着我吃了药才放心。
每天晚饭后，张都要找我们陪他玩耍。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张将军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通过蒋介石的允许，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与张将军的父亲张作霖是好朋友的东北耆宿、国民参政员莫德惠老先生，也不远千里来看望他。莫老是长辈，张对他非常尊敬。会见时，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将军像会见自己的亲人一样，几乎掉下泪来。
还有一个特殊来宾，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的蒋介石的外国顾问端纳。他来雪窦山看望张将军，张还特别用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凡是来人看望张将军，大都由溪口武岭学校校长邓士萍先来电话通知，我们派轿子至入山亭迎来宾上山。当时来看望过张的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钩、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有的人只坐一二小时就下山了。先后在山上被张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端纳、董显光、贺耀组、莫德惠、宋子文等。
汪精卫来时，有董显光随同前来。吃过年饭后，张与汪、董乘轿同游山上名胜。张对汪很客气。那次汪游览的兴趣很高，张曾好几次问汪累不累，汪都回答说不累。游览后，在半山分别，双方均极客气。
宋子文上山来看张时，张也陪同宋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长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于凤至带来的老妈子王奶奶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司令同宋部长很好。”虽然张、宋之间的私谊是如此密切，但据我所知，宋子文来看他和带物品来，也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才行。
何柱国是东北将领，他来看张时，态度很恭敬。到饭厅就餐时，何向张立正致敬，是部下见长官的样子。张与他握手，两次请何坐，何才很谦恭地坐下。
雪窦寺的方丈太虚法师（中国佛教界领袖之一），由外地回来，拟在雪窦寺讲经几天。他请求见张，张很乐意地接见了他。过了几天，太虚又来，张又接见了他。太虚走后，张对刘乙光说：“太虚现在正帮助某地修建庙宇，他找我捐送他二百元，他还不满意哩！”
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邵力子先生夫妇离开雪窦山不久，又有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松荪（祖贻）夫妇上山来陪他住了半个月才走。贝夫妇离开后，原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军统特务）夫妇也上山来陪住十几天才走。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51]，在溪口坟庄开吊。当时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都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将军也去了，队长刘乙光率队员四人跟随前往。在这段时间，国民党要人来雪窦山看张的人比较多。有些是吊孝蒋锡侯，顺便来看张将军的。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的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张将军指名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去过节。特务组织备了几桌菜饭，由队长、队附、便衣警卫陪同张氏夫妇到妙高台。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一桌，便衣警卫两桌。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们祖国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全国人民正在奋力抗战。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将军却喝了一点酒。他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正在被日军铁蹄践踏，想到祖国同胞在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我们说：“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张将军的爱国热忱，丝毫没有因为被囚禁而消失。后来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告诉我们，张将军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张先生“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还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的行动。
蒋介石回信要张“好好读书”，不久，就以“关怀”张读书为名，派来一个姓步的老头子来雪窦山给张当老师。大家称这位老头为步老先生。据说这位步老先生是清朝的进士，旧学很渊博，是蒋介石特别派来教张读古书的。这当然是蒋介石要消磨张将军爱国壮志的一种办法。于是，特务组织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这些平常从不读书的特务们，也居然煞有介事地买了书，准备了纸笔。参加的有队长刘乙光、队附许建业以及几个便衣警卫，张将军是主角。每天由步老先生讲授一个半钟头的《论语》和《中庸》。步老先生摇头晃脑哼哼叽叽地在那儿大讲孔孟之道，可是张将军的兴趣不浓，陪将军读书的特务们更是不知所云，被“之乎也者”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将军非常不愉快。那是三月的一天，张坐着滑竿游山归来，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驾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后来去了解，这个女人便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前宪兵团团长蒋孝先的老婆，因他的丈夫被打死，便衔恨张。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探知张也住在这里，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张只是生气，什么话也没说就回房里去了。
蒋孝先的老婆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时期。当时，军统特务组织发现监视张的宪兵团特务连连长陆文康，曾是蒋孝先的部下，对蒋的老婆特别奉承，经常去拉关系。我们见情况不对，便打电报给军统局。后来宪兵司令部就把陆文康全连调开，另调宪兵第八团第七连连长童鹤年配合执行监视勤务。
一九三七年十月，有一天上午九点钟左右，张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烟囱失火[52]，附近又无水源，无法抢救，一时火势熊熊，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全部被烧毁，张的东西也损失了一部分。监视张的特务组织一面立即向军统局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叫张暂时搬到雪窦寺中去住。过了两天，军统局派了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前来溪口处理。最后决定搬家，指定的地点是安徽黄山。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装运人和物件，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排人在前面打冲锋开路，张将军坐他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子离开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前进。
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在安徽黄山
我们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冬，到了安徽黄山，已觉寒气逼人。我们住的一幢新建筑的房子，房屋很大，布置也很幽雅。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修建的一所别墅，大门上挂着一块横匾，写着“居士林”三个大字。看来是段祺瑞打算退隐后学佛谈经的场所。这些房子原来未住人，房间都是空空洞洞的。我们以为可以在此定居了。张将军对这“居士林”也很感兴趣，那块匾他曾看了几遍。
不料，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就有安徽歙县县政府的一个职员来到“居士林”，神色紧张地声言要找“军委会秘书刘乙光到歙县去接重要电话”，说是军委会打来的。刘马上到歙县，才知道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给他的。蒋介石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黄山，到江西萍乡去待命。刘回答说：“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钱。”蒋介石又硬性指示，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至于钱，可以向歙县县长借用。刘乙光把电话筒递给歙县县长，蒋亲自命令这个县长赶快借钱给我们，不得有误。县长听见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吓得立即答应借三千元。刘乙光回到“居士林”，马上与宪兵连长童鹤年商量。这时，原来浙江保安处送我们来的车子都已经回去，只剩下一部一九三六年福特车。于是，童就派排长韩仪带领一排宪兵随我到屯溪去封车。当我们到达屯溪时，由于日本军队已接近南京，屯溪市面秩序很乱。到哪里去封车呢？左转右转，看着再不下手，就无法封车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西省公路局的客车四辆（其中一辆还是柴油车），但还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福特卡车三辆（这三辆车正在修理厂装车身，尚未装好），客车一辆。在汤口镇还封了一辆私人出租的小包车，这是供游客去游览黄山用的车，因太老，途中就甩了。这次一共封了八辆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本来封车人家就不愿意，还要“封人”，有的就更不愿意，但一看我们贴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不愿意也得跟着去。那个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看见我们封好了车，立即派了十个保警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同上黄山。那些司机、助手见此情况，也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
歙县县长送来了法币三千元，我们在黄山仅住了三天，第四天就向江西出发了。
在黄山时，我们住所不远有个温泉，中国旅行社设有招待所，大都是国民党空军人员在此疗养。张在第二天曾去温泉参观，本想在温泉洗澡，后来听说温泉水的温度不高，就未洗，在附近看了一下，就回来了。
到黄山第二天下午，有一个穿长袍的、年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来看望张将军，对张很是恭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此人是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刘尚清，是张作霖老帅的部下。
我们在黄山的三天，是在忙乱中度过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离开黄山呢？据刘乙光说：蒋认为张不宜在黄山，就是在萍乡也不是目的地，所以叫待命。这三天中，张将军也因这突然的迁移而感到不安。
在江西萍乡
从黄山出发走了两天就到了萍乡。这时由外地逃来的难民很多，街上秩序有点乱，我们一时没有住处，就在萍乡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名叫赣西饭店的大旅社，在二楼开了六个房间，暂时住下。封来的汽车也决定不让回去，并派人监视着“封”来的司机和助手，怕再迁移又找不到交通工具。气候已经很冷，便发给他们每人棉大衣一件，法币十元，叫他们安下心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若敢逃跑，捉回来就不客气。那十五个司机、助手也无可奈何，只好和我们一起在萍乡“待命”。
在萍乡，我们没有可以去联系的单位，也无熟人，更无任何人协助我们办事，真是人地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的监视不得不更加严密。我们把张氏夫妇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全体队员分住他两旁的隔壁房间，完全是便衣警卫。宪兵连全部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后队长刘乙光动员大家上街去找房子，在城内专员公署附近一个巷内找到了一所房子，房屋很大，是私人的，在萍乡算是最好的了。房主姓肖，在外省任大学教授，只有眷属三四人住在这里。我们将他家二楼的七个房间全部租下，楼下三间饭厅共用，每月租金一百六十元，就这样暂时住了下来。
张将军在萍乡感到非常苦闷，萍乡街道不多，也不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当然更无球场。由于居住拥挤，连象棋也少下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穿便衣，宪兵连的哨兵也改穿便衣游动。对肖家我们只说是“军委会”的。他家也只知道张是一位大官，但到底是谁，并不知道。张平时极少出门，仅去逛街两次，买了点日用品，当地人也无从认识他。
在萍乡“待命”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来电命令我们立即迁到湖南郴州。晚间，刘乙光和我到张的房里，告诉他又奉命要迁到湖南郴州，并叫我看看他的物品、家具如何装车。张的表情很沉闷，他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唉！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要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跑远一点多好呢！”张说后，就去看看墙上挂着的地图，不住地摇头，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由于有交通工具，只用一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张氏夫妇坐小汽车，卡车装载物品，人乘坐客车，向郴州方向出发。
在湖南郴州苏仙岭
车子走了两天就到了湖南郴州，军统局指定我们住苏仙岭。到郴州，我们先在城内南门大街的上海旅社暂时住下。两天以后，我们上苏仙岭观看。岭上有一古庙叫“苏仙庙”，空屋很多，只有两个道士居住。这里荒烟蔓草，荆棘丛生，庙宇也很陈旧，显得非常荒凉。据民间传说，这个古庙，白天都曾发现过“鬼”和“狐仙”，很少有人到此。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顶古庙，有七八里路。山路崎岖，苍松古道，森林矗立，自然风景很是不错。清晨，浓雾弥漫，行人就好象是踩着白云登山。
苏仙庙是四合院的古式建筑，大小有二十多间房屋，年久失修，破垣颓壁。附近亦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我们先雇人修好三间房子给张住，其余人员则集中住在庙内。四天以后，房子修好，就全部搬家上山了。又在当地雇了四顶轿子，八个轿夫，准备给张上山下山，或队长、队附接客人上下山之用。张将军很少下山，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以后都在山上度过，情绪比较安定，很多时间都是看书看报。张存书不少，每次搬家时，我装运物品，就有四大木箱子书籍。他很关心时事，看报纸杂志都很仔细，有时还要查对地图。赵绮霞也爱看书，多是在房间里看。
一九三八年春节，我们是在苏仙岭庙中度过的。除夕晚上，张将军很高兴，在饭厅里推牌九玩。他当庄，有十几个队员去参加，结果，我们都赢了，赢得最多的达一百多元。张大约输了将近一千元。他虽然输了钱，但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到深夜一点钟，张才说：“算了！我也没有现款了，搞不赢你们。”春节正午，我们有个姓吴的警卫见到他还说：“司令，再来推牌九，我们来押。”张笑着说：“还推？我没有那么多钱来输。”大家都笑了。
春节后，张要下山理发。他当时穿一件蓝色的丝绸棉袍，戴一顶鸭舌帽，风度很潇洒。刘乙光陪着他进城，派了十二个警卫随行。张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了一家女子理发店理发，给他理发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性，脸上有麻子。回山后，他连称这个女的修面用刀手轻，手艺好。不到一个月，张叫我去要将这个女理发员找来给他理发。我到该店去，开始她不肯来，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城太远，山高、路又不好走。我雇了轿子她才上山，给张理完发后，又用轿子送她。张知道这件事，以后就不再找她来理发了。
在郴州时，军统局派了一个名叫黄静宜的，指定他常驻城里邮局，负责秘密检查我们这个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的信件。同时又再三指示我们所有人员（包括宪兵连）与亲友、家属通信，决不允许谈到有关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受到严厉处分。军统局还对黄着重指示：如有外面的人在来往信件中，有涉及张学良的地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寄信人的具体情况严加追究；应将信件有关的话涂去，或将信扣留。张学良本人对外寄信，必须交给刘乙光，由刘寄给军统局，再由军统局审查或送蒋介石批示后始能发出；外面寄给张学良的信，全部由军统局转交给刘乙光，再给张。这说明张是没有通信自由的。
二月中旬，张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那天，张将军穿的仍是长袍，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去找军统驻城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上午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郴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后，非常着急，他马上召集了有队附许建业、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高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四十公里。刘惟恐住在苏仙岭出问题，便想迁往他家乡去。第二天清晨，刘找我与他乘小车去高亭司镇看有无空房子可以搬家。我们从郴州出发，过永兴栖凤渡镇，快到油榨树镇时，在公路旁发现一所学校。停车去看，这所小学本学期没有办，有房子二十间左右，门窗尚好。刘喜出望外，决定搬到这里。我和刘找到当地乡公所，告诉他们，我们是军委会的，要借这学校暂住一下。乡公所哪里敢拒绝，刘就要我留在这里，赶快到街上找泥、木工先修整三间房子出来给张住，他回苏仙岭去准备搬家。我找了人，一天一夜就把房子修好了。第三天早晨，全部人马就搬了过来。此地离郴州三十公里，我们特别注意马路上来往的军队。又分别派一个宪兵班和便衣警卫二人住栖凤渡汽车站；高亭司汽车站也同样派宪兵一班和警卫二人。高亭司和汽车站相隔约七公里，我们驻地便夹在中间。刘乙光认为这比住苏仙岭保险得多，有了情况也便于应付。
这所小学房子虽不宽敞，但院子很大，空气也好。这里离油榨树镇有二华里多路，张氏夫妇常去镇上赶场。张表面上对于这次突然搬家，好象不在乎。当然他也知道是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在住了十天以后，刘乙光对我说：“昨天张先生突然问我：‘那天去洗澡，在路上碰见的那位军官是谁？我不认识他呀！’我说我们也不认识。可见我们搬家如此急促，张先生是晓得原因的。”
我们在油榨树镇小学住了不到一个月，军统局又命令我们迁往湖南沅陵，先派队附许建业前往整修房子，然后再搬家。张听见这个消息，闷闷不乐。在搬家前一天，我去他房中看要搬动的物件，张将军正在看墙上贴着的地图，并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接着又指着湖南的地图说：“你看，我们就在这儿，但是又能住多久呢？”张将军怀念着他的可爱家乡，东北沦亡，自己又是这样的处境，一直东迁西移，不能安定下来，他内心的苦闷和愤恨可想而知了。
次日，我们从永兴出发，张氏夫妇与队长、队附同坐小车。司机名叫张阿采，开了几公里，张学良要张阿采让他开车。他开了有九十公里，在耒阳过去的一个地方，见前面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挑着柴禾，便将车减速，让这个老头，不知怎么搞的却把老头撞倒了。张即停车。这老头说：“我腿轧坏了。”我们下车检查，只是右腿有微伤，张掏出三十元给他医治，就开车走了。晚间住在旅社中，张对我们开玩笑说：“今天在路上碰倒那个老头，要是公路上有警察的话，他要抓我去，你们才没有办法呢。”
在湖南沅陵凤凰山
军统局命令我们迁庄沅陵，指定住凤凰山。我们到达沅陵时，遍街都是逃难的人，秩序紊乱。当时国民党刚成立湖南沅陵行署，主任是湘西有名的陈渠珍。他就驻在沅陵，负责军政事务。陈的旧部很多，各县来沅陵接受改编的部队也不少，所以说沅陵情况是很复杂的。
凤凰山距城只有二华里，风景幽美，上山的路也是修整过的。军统在沅陵设有办事处，邮电检查所也是军统的人负责。我们对外是用军委会的名义。这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也来到沅陵。为了对张加强监视，就派从上海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军统高级头目黄家持为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戴笠在沅陵住了两天，送了一些食品给张，就匆匆走了。
由于这里下山方便，距河很近，张每天都要到河边去钓鱼。谁知被内迁到沅陵的江苏医学院和国立柳州艺专的学生发现了，有的就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在沅陵作为新闻来传播。这些信被邮检所查获。后张要去钓鱼都由刘乙光或许建业陪同坐在船上，钓到以后，就在船上煮吃。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
在沅陵凤凰山也是好景不长。刚刚安定住了几个月，由于日军节节进攻，国民党军队连凤凰山也呆不住了。军委会军统局又指令我们，将张学良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由队附许建业先行布置一切。
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贵阳。当天已不能去修文，就住在贵阳南厂军营军委会特务团，团长是楼秉国。这时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陈世贤也派了很多人来招呼。次日只花半天时间，就到了修文县阳明洞。阳明洞是明朝王守仁读书讲学之地，距修文城才三华里，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阳明洞的洞外原有房屋数间，张将军就住在这屋子里。当时修文有土匪十多股，经常出没抢劫，军统很注意这个地方的治安情况，加强了外围警戒。
在阳明洞附近我们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因张喜爱打球。
张囚禁在修文以后，军统局特别拨有一部电台，由刘麟台负责，专门汇报张在阳明洞的情况。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于是军统局又特别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前来，以加强对张、杨的监视。团长是张止戈，他住在息烽。驻在修文的是第二营，营长徐启龙。军统局还指示，监视张、杨的特务人员互相之间不得有任何联系。当然，张学良将军对于杨虎城近在邻县是完全不知道的。
贵州各立高中当时迁在修文，有少数学生知道张住阳明洞，但警卫森严，谁也不敢超越警戒线。为了防止省高学生泄漏消息，特务组织派我去负责邮电检查，我每天都要亲自去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又派了六个便衣警卫分别到各乡镇去调查当地土匪活动情况和严密监视学生。虽然如此严密，但学生放假回家，就无法监视，所以，张囚禁在阳明洞，知道的人还是很多的。
一九三九年元月，军委会派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处长。为了加强对张的监视，军统局认为除军委会特务第四团而外，还应掌握地方的全部武装，所以派傅仲芳兼任保安处处长。傅到任后便亲自来到修文，详细询问了张在阳明洞的情况。他认为还要再加强监视，征得刘乙光的同意，委派我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附，大队长是县长兼的。于是地方武装的实权便掌握在军统手中。后来军统局发现修文县县长胡立五与中统特务有关，又不是军统的人。军、中统是矛盾的，便另派军统特务王崇武为修文县长。至此，整个修文县都为军统所控制，并使我们有了公开的身份来掩护对张的监视。修文当地人，只知道我们是县长、大队附，看见增加军队，还以为是为了防止土匪的活动。
张将军住在阳明洞，越感无聊、苦闷，只好常常以打麻将来消遣。由赵绮霞、王奶奶、杜副官陪他打，刘乙光的老婆和一两个特务队员也陪他打过。张除了打麻将之外，每天都看报，看见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他总是感慨万分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军统局调我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熊仲青接任修文保警大队附。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到修文向刘乙光汇报情况后，到阳明洞去看张将军。他一见了我，就开玩笑地问我：“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我这次看见张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天，刘乙光非常着急地跑来贵阳找我，说张患了急性盲肠炎，问我怎么办？因为军统局曾有指示，如张学良患病，外科找名医师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现在张病情严重，来不及打电报到重庆军统局去请示。若等到回电来，人都死了，这个责任谁来担负？刘和我商量后，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研究。当即会见了吴鼎昌，吴同意先把张送到贵阳来，我们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开刀。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杨静波大夫给张做了四十分钟手术，切除了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和我才放了心，迅速打电报给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在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只有吴鼎昌来看过他，外边的人根本不知道张住在中央医院。
张在住院期间，曾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出院以后不回阳明洞，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不敢随便答应，向军统局请示，同意暂住贵阳。决定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占用了新建的九间房子。张开刀后，身体正在复原，住在麒麟洞闷得无聊，经过军统局同意，通知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高级特务经常陪他打扑克或作其他娱乐。实际上也是由于贵阳情况较修文复杂，通过这些高级特务和张接近，以加强监视。
但是，蒋介石和军统局并不愿意张将军久住贵阳，因为当时贵阳已有些人知道张住麒麟洞，麒麟洞离市区太近，省会警察局要派便衣到黔灵山去放哨，遇有可疑人还要严加盘查，军统局始终不放心。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军统局又指示我们，叫立即将张学良搬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去。刘育乡俗称刘衙，距开阳县城六七华里。由于要把张迁往开阳，军统局便要控制开阳县，就派军统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特务小组长王尧为刘育乡乡长，王是该乡的人。张在刘育乡住的房子都是新建的，有砖木结构的“洋房”十几间，一九四三年春，我特意到刘育乡去看张。他精神更加颓丧，身体更加瘦弱，他对我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他的表情悲伤，足见他的心情是很凄凉的。他在这里无聊时，还自己到厨房里去做菜。
迁往桐梓 离开大陆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又把张将军迁往贵州桐梓县，住在南门外原四十一兵工厂的天门洞，距城约十华里。天门洞前边有一个湖，张的住房便建筑在湖边。他每天无事便在湖边钓鱼。张这时的生活情况越来越不如从前。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由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崩溃，他们准备逃往台湾。可是对于这位已经囚禁了十几年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很大的折磨之后，还是不肯放过，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又把张弄到台湾去。离开大陆时，除赵绮霞等外，军统局同去的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附熊仲青和六个老队员。据说张到台湾住在新竹县竹东区。
至此，张学良将军便在蒋介石的迫害下离开了祖国大陆。据我所知，蒋介石对于张将军的囚禁是非常残酷的，仅从不断地迁移来说，就已经使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这么多年来，除在溪口囚禁初期，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张将军“宽宏大量”，以蒙蔽一些人，还允许少数国民党要人、张的故旧去看看他而外，从萍乡起，对外就绝对秘密了，很少有人再去看他。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黄 炜 整理）
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的经过
张严佛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西安送蒋介石到达洛阳，二十六日到达南京，一下飞机张就被军统局监禁，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关于他的囚禁生活，我不完全清楚，但张学良开始被监禁，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53]由重庆解到台湾去，都是我计划执行的，现就回忆略述如下：
一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天（二十五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二十六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周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你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了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准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汽车跟在后面。”
二十六日下午三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而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十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陪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不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此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人。刘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他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一九四六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一九四〇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张学良的房子周围，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张学良被关押后，张夫人于凤至同他住了一个时期。一九四〇年张夫人和子女到美国去了，一直没有回国。从这个时候起，赵四小姐经常同张学良住在一起。生活食用方面，抽烟喝酒，添购什物，不受限制。宋子文、宋美龄和张的亲友，不时还送他一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通过特务检查，也可以和外面通信。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吴鼎昌、陈仪、张治中、莫德惠等，有时去看望张学良，但当他们去看望的时候，特务紧跟着坐在一旁，名为照应，实际是蒋介石和军统局规定的暗中监视。一九四七年十月，张学良对我说：“一九四五年在贵州，莫德惠来看我，住了几天，老戴（指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老莫来的，老莫和我一起，李肖白寸步不离，惟恐我同老莫谈私话，你想，我和老莫有什么可说的？我还能希望他些什么？”蒋介石吩咐戴笠替张学良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杂志画报等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张学良押在贵州、台湾时期，军统局派特务周念行等冒称学者同张学良住了一两个月，名之曰讲学，辅导张学良研究学问，实际是进行思想考察。又戴笠、宋子文都三番五次去探望过张学良，有时还住了一两天以进行考察。戴笠对张学良说：“派刘乙光跟你一起，是为了保护你的。”蒋介石不同张学良直接通信，却叫宋美龄写信给张学良，并且馈送一些日用品衣物之类以表示关切。张学良被准许离禁区三五里范围内散步、游泳、钓鱼、打网球等等。但张学良很少出来散步，他说：“每逢我出去散步，警戒森严，前后左右，都是宪兵、特务，他们提心吊胆，惟恐出事情，实在太紧张了，也太麻烦。”张学良囚禁之初，一向跟他的随从副官和一个女佣还跟在他和赵四小姐身边。到了一九四六年冬，副官和女佣都被强迫弄走了。从一九三七年起，张学良由浙江莫干山、安徽黄山、湖南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开阳县、桐梓县等地辗转关押，在贵州境内有七八年之久，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桐梓赴重庆转解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继续监禁。
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在重庆担任军统局结束时期的办事处主任。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称：“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我和他商定：张学良到后，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我指派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同时，我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巨型专机。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往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礼拜，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X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特务厮混熟了，妨碍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有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是来送行的。
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在南京保密局担任没计委员会主任，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某天找我去。郑介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好还，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得好听一些）。”我这个空头设计委员会主任，正无事可做，又跟毛人凤怄气，闷得慌，借机会到台湾去一趟也好，就答应了。郑介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我由上海坐飞机先到台北市和刘乙光见了面，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然后坐汽车进入山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是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等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微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个晚上，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顷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戴笠）、老宋（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张学良又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张学良说完这段话，感情十分激动。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我反问张学良：“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坐在鼓里？”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象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能够相信我的，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以上是我到后，张学良头次向我倾吐的话。往后，张学良同我谈到了当前的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那时正当陈诚到了东北，提到陈诚，张学良就非常厌恶，他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了陈仪，他说：“到了台湾后，陈仪看过我几次，对我非常关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的，我看他比较正派。”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民起义时期，省府主席为陈仪，但我到台湾从各方面了解，台湾人民并不恨陈仪，而对于执行血腥镇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则恨之入骨。当时台湾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一代不如一代”，指的是魏道明不如陈仪，而陈仪又不如日本人。我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魏道明接替了陈仪当台湾主席。因此，张学良同我谈到了魏道明。他说：“魏道明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他完全受他的老婆郑某的摆布。很多人知道宋美龄受孔祥熙老婆宋霭龄的操纵而在幕后左右政局，却不知道郑某还在幕后操纵宋霭龄。”我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张治中先生偕同夫人、女儿看望了张学良，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两人谈了两三个钟头。我避开了，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倒是张学良和我谈起了他和四弟张学思，他说：“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生，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张文白，因此，老四是张文白的学生。”张学良说：“我相信老四，他是有前途的。”张学良以十分关切和怀念的心情不止一次同我谈起了张学思。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同张学良谈做诗，谈明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也同他打网球。他的饭量少得令人吃惊，经常每餐大半小碗，最多一小碗，饭后吃水果则特别多。他几乎完全秃头了，牙齿很坏，赵四小姐的牙也不好。一九四七年张学良不过四十七岁，看来他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生活中，已经拖得很坏了。我快要离开了，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张学良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我到南京后，把张学良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学良亲笔写给我的诗，用书面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介民转报了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乙光到了南京。他见过蒋介石后对我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台回到奉化去了。代总统李宗仁曾经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政治犯。同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企图借此收买人心，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可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所谓释放张学良，落得空话一场。
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
张治中
我同张汉卿早先并不认识，在他易帜（一九二八年）以后才相熟。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从一九三六年汉卿被拘之日起到一九四七年这十年间，我看过他三次，这三次会见的情形如下：
第一次会见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汉卿送蒋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鸡鸣寺宋子文公馆，警卫森严，形同拘禁。大概是他到南京后三几天，我已经知道他是不能再回西安去了。我到宋公馆去看他时，他似乎已有所觉察，表现出很不安的样子。他说，他希望即日返回西安，否则西安方面会发生事故，请我向蒋传达他的意见。我一面表示对他同情，一面安慰他不要着急。有些话我也不好明讲，只是空话安慰他一番，即告辞而别。
第二次会见是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那时抗战已爆发年余，武汉正在吃紧，我在湖南省当主席，张汉卿就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对河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视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寺庙不大，在一个小山顶上，山上林木丛密，山下有一条小河。庙中特别腾出几间房，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床、帐、桌、凳，均很简陋。由一个刘副官（戴笠系统下的特工人员）带一部分宪兵守卫监视。张汉卿住在那里，有小范围的自由。庙里有一个篮球架，他每天可以同副官卫兵扔一扔篮球。山下河边有一只小船，他有时也可以在附近划一划船。他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不能远出。那个地区寂静得很，附近没有任何居民，也不许任何人到那里去。屋中摆着一些旧书，任凭他阅读。那时陪同他居住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的身体看样子还好。我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饭菜尚过得去。
我们那次谈话中，汉卿向我表示：“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他托我向蒋去说，我请他写封信给蒋。他立即写了一封给蒋的信，写得很简单，除问候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我回长沙后，把他的信立即转给蒋。蒋没有给我回话，我想蒋更不会直接回答张汉卿。
第三次会见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女儿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再改乘汽车去看张汉卿。汉卿住的地方叫井上温泉，距新竹约有两小时汽车的行程。公路在山谷中蜿蜒而上，风景别具一格。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个宪兵分驻所，有几个宪兵走出来盘问。经放行后，不久汽车就在一个木桥旁边停下，司机说：到了。我们下车走过大木桥，上了一个小坡，就见一个大木牌，上书“井上温泉”四个人字。再上一级石级便是张汉卿住处。他住的是一所平房，四周全是山，屋旁有一个温泉，风景林木很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居住。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谈到中午，一同吃午饭，饭菜还不错。记得有一碗红烧肉，张汉卿说这是他照自己的做法教会厨师做的，果然肉很烂，味道很好。吃过午饭，我们两人又继续谈话，这时他托我向蒋同时向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他希望能够恢复自由。他对我说，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恢复自由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他谈到第二点请求时，声音极小，唯恐被那个刘副官听见。他说，那个副官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副官对他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能让刘副官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我答应了他的请托，并保证一定能够向蒋、宋说到。
张汉卿在井上的日常生活仍是小范围的自由，可以在屋内屋外自由活动，打打篮球，洗洗温泉澡。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大概他全部阅览过。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他看过不少中国史书，对明史很有研究。他还学会了作新旧体诗，那次他还做了一首送给我，诗曰：“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原诗当时在上海《大公报》曾发表过。我们两人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和汉卿的亲笔原诗稿一并制版发表。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我回到南京后，即去见蒋，报告看望张汉卿的情况，并传达他向蒋提出的两点请求。蒋听了马上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只“啊，啊”地哼了几声，对张汉卿的请求不置一辞，即用旁的话岔开。我看蒋的那种神气，也就不再追问下去。我只有再去找宋美龄，把张的话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当时第一句就叹息着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然后接着说：“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从她这一句话里，可以推想其中包含着许多问题啊！
以后听说蒋介石对我去看张汉卿一事，极为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
李志刚
我曾任杨虎城部的驻南京代表，在西安事变中于一九三七年一月曾代表杨虎城将军与蒋介石进行过谈判。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心怀报复，坚决要杨出国，就是报复的第一步。现将我个人当时接触所及，回忆写出以下几点，以作参考。
杨虎城先生赴杭州见蒋
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杨和诸将领通电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二月十五日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有接受中共团结御侮的主张。我由南京回到西安，十九日见杨汇报情况。杨评论说：“现在和平解决了，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示前途有望。
二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如让孙蔚如主陕，杜斌丞任省府秘书长，续式甫任财政厅厅长，周伯敏任教育厅厅长，我蝉联省政府委员，民、建两厅厅长则原封未动，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三月间，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我说给了杨，杨对宋的话，不甚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才觉着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这是杨先生决定赴杭见蒋的过程。
杨虎城先生在杭州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
三月中旬，[54]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和我共八人。坐定后，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踏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蒋介石对于学忠讲话时就又换了一副面孔，说：“孝侯只知听从长官的命令，没有考虑选择，以致走到这样的错路，十分可惜。不过，处在那样的环境，对个人说来，也是一次不幸的遭遇，我们是不能深怪的。”最后说：“张汉卿这些天反省，也已经认识了一些自己的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只要改掉过错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唐孟潇（生智）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悔过，我还照样信任他，这是我向来的作风。”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自吹自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们出来以后，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杨虎城先生第二次与蒋介石谈话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杨就出来了。杨出来后对我们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蒋问他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他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第二，是问他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们）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杨对我们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杨虎城先生回陕
四月间，蒋给杨以“革职留任”处分[55]，并使他出国考察。蒋玩这样的手段，宋子文还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要我向杨解释。
杨先生回陕以后，仍在注视华北的紧张局势，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他的意思是：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在宋家他要英文外国报，让我们翻译，就是找这样的消息。
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当时日军向华北进逼，引起全国人民武装反抗，虽成必然之势，但还看不出有什么爆发的迹象，所以杨在蒋软硬兼施的压迫下，不得不出国了。
杨虎城先生出国
五月底，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栽、樊雨农等，到上海住新亚酒店。十七路军参谋长韩光琦和我们驻南京办事处人员也到上海为杨办理出国手续。后来杨、谢带拯中移住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家中。他到上海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那时，上官云相夫妇刚由欧洲考查回来，来看过他一次，谈了些在欧洲的见闻。上官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他想了想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我想他这样说法，还是应付环境的，因为在他出国的前几天，我同韩参谋长往宋家去见他，我问他：“你到外国想看些什么？”他低声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我又问他：“假如时间稍长，将怎么打算？”他说：“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事后证明，他确是这样做了。因为他出国很短的时间，何应钦就对我说：“根据驻外使馆的报告，杨虎城在集会场合下，发言悖谬，物议甚多”等等，他们所谓悖谬者，我想主要是指“杨讲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了抗日条件”，这正是当时蒋、何所最憎恶的。
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当宋子文催杨赴沪时，曾说予以考察专员名义，及杨到武汉，蒋不提给名义了。杨对我说：没有名义在国外说话就不方便得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杨先生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及秘书亢心栽、樊雨农登轮赴美。码头上不约而同来欢送的人士，不下一两千人，很多工人学生争请杨、谢签名留念，人民的抗日热情，于此可见。
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
亢心栽
一
一九六三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蒋介石，并由张学良将军陪送飞返南京。这就表明张、杨两将军仍然愿意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共同对敌，绝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蒋介石却采用两面手法，一面表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一面却对张、杨更加仇恨，蓄谋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并对张、杨两人实行囚禁和放逐。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杨虎城将军被迫接受蒋介石命令，将前往欧美各国进行考察。消息传出，引起各方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十七路全体官兵无不心怀激愤、留恋和惜别之情，各方打听杨将军的行期，除了向他写信、送纪念品和登门访晤外，还积极准备盛大、热情的欢送会，借以表达对杨将军的爱戴和崇敬。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杨虎城将军由西安动身赴上海。这一天，风清日丽，万里无云。天还未明，就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部队、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整队或分散奔向西安西关飞机场。打着各式彩旗，响着各样乐器，人流从城内、郊区四面八方向飞机场汇合。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人人都想再看一下杨将军，都说，这是空前的大欢送。一些进步的人士说：这既是对抗日将军的欢送，也是对蒋介石的示威。
上午十点钟左右，杨将军和随从人员（笔者也在其中）到了机场。首先，部队吹起礼号，接着群众的乐器也敲响了，无数面彩旗随风招展。郊区来的农民特别多，他们中不少人带着红缨梭标，敲着大锣大鼓。群众的欢呼声和军号声、乐器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响彻云宵。杨将军从人海中的窄狭甬道通过时，振臂挥帽，频频向欢送者致意。两旁排列的人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这时，有十七路军的一个营长，看到杨将军走近，他挺胸举手敬礼。当杨将军向他伸手握别时，他激动得流出热泪说不出话。知识界的队伍排得相当长，他们的口号也特别响亮。“欢送杨将军”，“抗日万岁”，此起彼伏，有的人直喊得声音嘶哑。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杨将军登上机舱前，大家向他连说：“珍重，再见！”“一路平安！”这一天，在西安的顾祝同等也来到机场，同杨将军握别。我登上机舱。群众欢呼声和锣鼓轰鸣响成一片。杨将军满怀激情，不断向群众招手答谢，连声高呼：“朋友们，同胞们，再见！”
由西安到上海，杨将军和我们一行搭乘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这一天，天气爽朗，飞行很稳。这时，忽然听见乘客中有人同杨将军谈笑自若。我伸头向前排仔细端详，那位乘客转过身来，我忽然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同志。他身穿朴素的蓝布制服，头不蓄发，面颊上刚剃过的胡髭还微露“苗头”。另外，和他们一起有说有笑的，还有邓宝珊先生。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飞机中途在郑州降落加油，陇海路局钱宗泽局长在机场迎接，大家一起共进茶点，休息片刻，继续飞行。下午四时左右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安全降落。我从机窗外望，见有迎接人群，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其余的人我已记不起了。周恩来同志先我们一行步下机梯，很快地经人迎迓，坐着一辆黑色小汽车驶向市区。最后，杨将军下机。
杨将军五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以至六月二十九日登轮放洋，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除“奉谕”去庐山看过一次蒋介石：“面聆指示”，作礼节上的辞别外，全部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在上海，他住在距宋子文公馆不远的一所西式寓所里。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七岁）由陕到上海，和他住在一处。这一期间，杨将军同各方面的交接应酬，的确是席不暇暖。由于他要远离祖国，而且归期无定，所以各地的老朋友、旧部属，不少人都亲到上海送行。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赵寿山将军在杨启行前二日，独自约我到一间小屋，亲切地对我说：“维恪（我的原名），你就要随杨先生出国了。究竟你们在国外要待多久，看来谁也难以肯定。但无论如何请你记着，到了船行海上，盼望你转告杨先生，不管天变地变，‘双十二’举义的初衷不能变，抗日的立场不能变。最后胜利，必属我们。务请杨先生坚持我们的正义主张，不可稍有动摇。”另外，有不少人嘱托我，杨将军无论走到天南海北，一定要同国内友好保持联系。也有人谆谆以杨将军的安全为重。叮咛我时时提高警惕。以后到了国外，杨将军忆起大家的关怀，总是铭感不置。
二
杨将军这次出国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随行人员，除杨夫人谢葆真、二儿拯中外，还有樊雨农（参谋）、王麟阁（译员）和我（秘书），一共六人。樊雨农和我由西安随行。玉麟阁是出国前不久由宋子文介绍来的。王曾担任过南京政府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和驻西班牙公使馆的代办，五十多岁，是外交界历经几朝的老吏。据说因为他熟悉外交礼节，特派来给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另据传说，王实为南京派来监视杨的。（归国后，传闻王因公奉派赴马尼拉，在海上跳水自杀。）另外，还有一位仲跻翰先生，也随同杨将军一道东渡。仲原任山西航空队队长兼教导团学员总队队长，这次出国考察欧美航空事宜，经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介绍，愿和我们同行。仲年已四十岁，有一副军人气派，对杨将军如长官，老是毕恭毕敬。到美国后，他就同我们分手，单独活动。
六月二十九日，杨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大来轮船公司的“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杨将军的亲友、旧部属和各方代表、同乡数百人来码头送别。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杨将军手扶栏杆，不断挥手向大家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都离去了，自己还不忍转回客舱，仍然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以下是杨将军欧美之行的旅程。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动身出国，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从法国马赛返抵香港。这次旅行，环绕地球一周，历经十一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历时约五个月。
六月二十九日，轮船离上海港口以后，七月一、二日，先后在日本的神户和横滨港停泊。七月八日，舟行太平洋上，获悉卢沟桥事变发生。七月九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埠檀香山。七月十四日，船抵美国西岸的旧金山。七月二十八日，杨将军偕我由旧金山飞往美京华盛顿，次日到达。七月三十日，乘火车到纽约。八月四日，乘法轮“诺曼第”号横渡大西洋前往欧洲。八月九日抵伦敦。八月十一日赴巴黎。八月二十八日，前往柏林。九月七日，离柏林去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九月十日，赴奥京维也纳，十二日转回捷克斯洛伐克。九月十四日，经德国南部赴瑞士。九月十七日，返抵巴黎。九月二十八日，应邀赴英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十月九日，再赴巴黎。十月十四日，飞往西班牙新都，亲赴战地访问。十月二十一日，重返巴黎。十月二十八日，离巴黎，往马赛。十月二十九日，搭乘法轮“冉·拉保底”[56]号东驶归国。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到达香港九龙。
综览五个月的旅程，可以看出，杨将军这次欧美之行，以在法、美两国居留的时间较长，在法约五十天，在美约计三周。其次，就是英、德两国，在英约有两周，在德约有十天。至于在其他一些国家，有的只作了几日的游览，有的甚至过境而已。杨将军居留法、美、英、德四国的时间比较久，这并非偶然。因为这几个国家，是世界上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通过这样重点的考察，就易于了解其社会生活和存在问题，就能理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走向死亡的必然性。另外，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也有比较大的发展；除南洋地区外，我国的侨民在这些地方也是比较多的。为了宣传抗日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机会同外国的进步人土和爱国侨胞，留学生多作接触，也有其重要意义。
杨夫人谢葆真和二儿拯中，在杨将军离美赴欧洲时，即决定暂留旧金山，并由樊雨农参谋随同照料。以后，杨将军东归之计确定，才电召他们到巴黎汇合。随员王麟阁，原先也留在美国，杨将军返国前不久，也由美来欧。
三
六月二十九日辞别了祖国，杨将军同我们随行人员在甲板上畅谈了一个月来在沪的各种感触，我们深深感到他对事物的体察如此深切。虽然多日来应酬频繁，但他的精神仍然十分振奋，并未显出疲劳。午饭后，他约我们去他的座舱里闲谈，风趣地讲到十年前他在日本的情形，接着告诫我们说：“大家到了国外，免不了每日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中国有些人媚外，有的人排外，我看这都不对。我们是个伟大民族，我们应持不亢不卑的态度。对人应有礼貌，也不要卑躬屈节，要有自尊心。要每天挤出时间学习，特别要着重学习新问题和有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我文化水平很差，希望大家不断帮助。”谈话结束时，他要求大家如有任何意见，务必随时提出。经杨将军这样一讲，大家也都有所警惕了。杨将军本人在轮船上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坚持读书或和我们一块儿谈问题。他这次由上海带来若干册书，他同我商定，先阅览李鼎声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主要由我诵读）。晚间，船上组织的文娱活动，他除了看看电影之外，其余一概不参加。他最喜欢听我们讲中外历史和当今的各国政治形势。而我们都极乐于听他讲辛亥革命和陕西靖国军、西安八个月守城的故事。
船驶入波涛汹涌的黄海，我记着临行时赵寿山将军对我所讲的一席话，就趁其他随行人员去看电影的机会，和他进行了一次密谈。我把赵寿山将军托我转告的话，一五一十地给他讲了之后，他长吁一口气，然后微笑着说：“寿山和我一起，出生入死，多年共过患难。他进步很快，意志坚定，我极信任他。这次我到海外，纵然喝了洋水，但总不能换了脑子呢。寿山不断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我自然也不愿落后。我们在西安发动事变，是为了什么？已经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方向。所以我认为，寿山用意很好，我只是觉得他有点过虑。我将来还要回国，来日方长，让他等着瞧吧！”
东渡之后，轮船将要行经日本的神户和横滨，而且在两港都要停泊，杨将军又召我们商谈过境应注意的事项。他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不断向外扩张，尤其近年来对我国步步进逼，以至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阴谋多端，用心毒狠，得寸进尺，自以为得计。但对中国人民他们总是非常害怕的，尤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趋扩大，它对我国革命日益发展的形势，已表现出无限忧虑。我这次东渡，日本当局当然早已得到情报，对我，他们是非常仇恨的。因此，船到码头后，警察、刑事、新闻记者等一定要对我进行监视并来访问，可能还要我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甚至要我讲讲“西安事变”。我讨厌这帮家伙，准备称病不见，一切由亢、王两秘书设法应付。
七月一日上午七时，船驶进日本神户港。果然有同盟通讯社记者神板鹤太、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柴田九万彦和□信正、大阪每日英文新闻社坂井浅太郎、大阪《朝日新闻》记者上村四郎、《神户新闻》记者下司利一等，进舱请求谒见杨将军并摄影。他们还没有行近杨将军的门口，即由我和王麟阁引导到我们房间，与之接谈。他们几次要求会晤杨将军，我们都以婉问谢绝，说杨将军乘船昏晕，身体不适，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代答。这些自称记者的人，询南问北地乱问一气，从西安事变扯到中国共产党，从上海黄浦滩又说到拯中的年龄，从我国南方的霉雨季节再说到日本的气候等等。有的要求给他们一张杨将军的最近照片，我们也推辞未允。最后，他们提出几条有关时局的问题，经我代答如下：
（一）中国政局，自西安事变以来，日趋统一和稳定。处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人民均已觉醒，坚决反对一党独裁和内争。现在各党派为了共御外侮，都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齐心协力，终止内战，发展国民经济，以期巩固国本。
（二）日本以往对中国的非友好行动，使中日两国人民，同受其苦。中日问题解决不难，只要日本政府放弃侵华政策，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两国邦交，当可逐步改善。
（三）你们说我主张联俄，其实凡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任何国家，中国人民都愿与之合作。联俄本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实行的“三大政策”之一，主张联俄的人，绝非共产党一个党派。
（四）西安事变，乃日本政府数十年来对华实行侵略政策之后果。溯自“九一八”以来，我国人民目见国土沦丧，人民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反对外来侵略的情绪，益见高涨。西安事变，正是反映了人民共御外侮，保护国土的正义要求。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但没有危及中央政府的统一大计，而且促成了全国各党派的大团结。
（五）我是主张抗日的，但我所谓抗日，是反对贵国实行侵华的极少数人；对日本广大人民，我向来主张友好相处。昔年我到贵国考察，曾结识一些朋友，觉得中日两国人民并无恶感。贵国人民，也是不赞成少数人的侵华政策的。
（六）我奉派赴欧美考察军事，不来贵国，这是因为十年前我曾到过这里。但是将来中日邦交一旦改变，我仍打算作二次访问。我对贵国人民感情很好，愿通过你们的报纸，对贵国人民致意。
代答问题毕，他们还再三叮嘱我，代向杨将军致意。
我不曾去过日本，原想上午把记者们对付过了，下午登岸观赏一下岛国的风光。不料一点钟左右，又来了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伊井喜子治、警察部外事课勤务松本一雄、兵库县外事课亚细亚系通办鸿山俊雄等三人。他们也要求会见杨将军本人，我用对付记者的办法谢绝了。看起来这帮人不同记者，他们不多谈时局问题，而侧重了解杨将军的旅行动向。谈话进行了两小时，最后向我要了一张我的带衔名片才去。
警察们去后，忽听船上通告旅客一律携带护照到办公处集合；必须本人到场，不许代办。杨将军、杨夫人、拯中和我们就按通知前往。不料正在核对护照时，原来访晤杨将军的记者们并未完全归去。他们趁此机会，迅速拍摄了杨将军的照片，并走近他的身旁，称谢而去。
七月二日，船抵横滨。横滨水上警察署勤务外事高等视察失作乙五郎、《日本广告报》记者田中源治、神奈川县广外事课手岛邦三和其他新闻记者十二三人，登轮请晤杨将军。他们还说，他们奉上级命令，知杨将军过境，特地前来招待，并向他致意。记者们也是要求同杨将军本人晤谈，我和王麟阁仍按在神户办法，谢绝了他们的请求。
在横滨，樊雨农参谋趁登岸给我们购买一些日用品之便，曾买了几份当日的日、英文报纸。关于杨将军乘船过境以及记者访谈情况，都有所报道，有的报还刊有照片。报道大致是说，杨将军因病未能接见记者，仅由秘书和他们周旋。说我们秘书代答询问，多是闪灼其词，不肯正面直言；说杨将军口称服从南京政府领导，却仍然主张联俄；说杨将军对中日关系，归罪日本，并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为两方面，这是离间之计等等。
四
七月二日下午七时，轮船离日本东进。太平洋上水波不兴，预计到达檀香山还有一周时间。杨将军对我们说：“过了日本这一关，前途的麻烦就少了。我们应趁海上风和日暖的季节，好好地读几本书吧！”杨将军对《中国近代史》很感兴趣，这时已阅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史略”两章。
杨将军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举世闻名，在这一船的旅客中，更是“知名之士”，因而虽在海上，曾不断有中外旅客前来拜访。其中谈话比较恳切而深入的，有中国的周崧先生，美国的辛慈爱夫人和一位牙科大夫。周崧先生是旅美多年的华侨，一位拥有雄厚资本的爱国商人，同情杨将军的政治主张。那两位美国人，也是仰慕杨将军的英名而踵门求见的。在单调的海上生活中，这种接触，对他也是一种慰藉。
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为了证实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他着我即给宋子文发一急电。
杨将军听闻上述消息，心情十分激动。这天晚上，他睡得很迟，和我们几个随行人员谈论国内抗日形势和发展前途，直至第二天凌晨二时，才告罢休。从此以后，他的日常起居也有所改变，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使他不安，并嘱咐我们随时收听广播，并把每天张贴的新闻摘要念给他听。他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国内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遇有中外旅客访谈，也必然问问他们对事变的看法。这时他翻书也少了；同我们一起扯闲话也少了。他的心情是兴奋而紧张的，但有时却表现沉默，好象认真考虑什么重大问题似的。
七月十日和十一日，连接宋子文由上海来电。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第二封电报后，杨将军经过熟思，即命我作复，电云：“两电均敬悉。日寇进逼，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又发上海全国经济委员会王炳南同志一电，文云：“余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诸友好。”为了明晰事变详情，另发由上海转西安孙蔚如先生一电，电文是：“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此后，轮船驶经檀香山和到达旧金山，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五
船上通告，七月九日可以到达夏威夷群岛的首府檀香山。杨将军在同我们闲谈中说：“檀香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听说岛上风景极其秀丽，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在这里宣传革命，首先成立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兴中会，掌故可能不少。因此，我们行经这里，一定要好好地瞻仰一番。”
七月九日上午十时许，轮船到达檀香山。刚一驶进码头，中国领事馆梅景周总领事和黄荫余领事以及新闻记者八九人首先登轮，热情迎接杨将军。上船后，华侨代表和群众百余人齐声鼓掌，向杨将军表示热情的敬意，并给我们戴上花环，表示欢迎，争相握手，非常热情。饭罢，杨将军乘车到领事馆门口，早有成群侨胞在门外等待。有人给杨将军拍照，有人请他签名，有人送赠他土产，纪念品。一会儿，学生群里忽然一致高呼：“欢迎抗日将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胜利万岁！”杨将军遂即招手，向大家表示谢意。有位老年侨胞，操着广东口语，走近杨将军。右手搭扶他的肩膀，兴奋地说：“杨将军，你走的路对啊！不赶走日本鬼子，我们老侨民也死不甘心！盼你早一天回国抗敌。”杨将军安慰老人，紧握着他一双手，回答说：“我们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一定要赶走鬼子，收复失地。”老人听罢，不住鼓掌。
午前，杨将军由梅、黄两领事导游岛上各处名胜，参观了市容以及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他对潜水艇兵员训练感到很大兴趣。
下午，仍由梅、黄两领事陪同，参观了宝石岭、大学、驻军区域。傍晚应梅总领事宴。宴罢，一同观赏夏威夷土人舞蹈。
檀香山和毗连各岛，共有人口四十多万，中国人占二万七千。土著民族由于遭受美帝国主义的歧视和残酷剥削，人数不断减少。
对于观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遗迹，他一直没有忘怀。因据梅总领事说，从前曾经保留了一些遗物和资料，现在多数已运往中国，有几座建筑物，也为地方政府占用，而且都变了样儿，按轮船行期，时间也无法安排了。后来，在领事馆茶叙时，梅总领事为聊偿杨将军的心愿，特约集几位老年侨胞，向他讲了中山先生当年在岛上闹革命的一些掌故。
这次经过檀香山，虽然时间只有一天多，但由于领事馆的悉心安排和殷切招待，所见所闻，都给杨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船上同我们闲谈中，他扼要地叙说这一次的感受，他说：“岛上风光，真是秀丽已极，尤其行经附近丘陵地区，树林夹道，野花可称得香闻十里。不幸的是，美帝国主义今天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不但当地有色民族长期受难，远东其他地区，也严重地遭受着侵略。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就不会有和平的日子。另外，中国的侨胞真可敬可爱，他们关心祖国，使我万分感动。我们这次到岛上，大家热情地欢迎、欢送我们，我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这样，完全出于支援祖国抗战的心情。我们国家向以文化悠久和地大物博自豪，我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赶走侵略者，振兴中华，才不辜负侨胞们的殷切期望。”
按轮船行程，七月十四日才到达美国西岸的旧金山。杨将军从行囊中取出七八部有关美国历史和社会情况的书籍，同我们一起，连续学习、讨论了两天。此外，就是经常收听无线电广播，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
六
七月十四日下午三时，轮船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港。当地领馆黄朝琴总领事和主事邝兆荣前来迎接，还有报馆记者十余人也登轮访谈。我们上船后，看见码头并无欢迎杨将军的人群，心里就觉得惊异。事后从可靠方面获悉，杨将军到达旧金山的消息，既未见当地报纸刊登；华侨方面，也未得到领馆的通知。他们在杨将军到达后的次日，才从一些华文和英文报纸的报道中看到这项消息。
杨将军到了旧金山，住在奥克兰市的塔湖旅馆。居住才定，即接领馆转来国内拍发的电报两封。一封是宋子文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另一封是孙蔚如拍发的，电文是：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杨将军看到宋子文的电报，立即现出沉默。他的返国意图不能实现，当然引起了他的不快。可是看见孙蔚如的复电他的表情似乎又露出兴奋，因为“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这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对日本这一次武装进犯，似乎不再采取退缩的政策，而要准备和侵略者大干一场。同时，根据美国报纸消息，日军也在大调人马，看来大战终将不免。对南京“输送人军北上”这一点，心里得到慰藉。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特于十六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还分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先生，表明决心，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紧接着又给孙蔚如、邓宝珊两先生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这时关于杨将军的行踪，全美主要报纸都先后作了报道，这一消息也在侨胞中间传播起来。此后，他除按照和领馆商定的日程考察军事和其他设施外，其他时间几乎完全被社会的交接活动占去了，华侨团体的负责人、侨胞中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的进步人士以及各报刊的新闻记者等，接连不断地前来旅馆表示敬意或谈论问题，确实使他应接不暇。
考察方面，七月十九日通过领馆定妥了计划，由二十日起至二十六日，先后参观过旧金山军营和飞机场、旧金山要塞、炮兵部队和军医院等处。事后，杨将军向我们谈了一下他参观后的感想，他说：“美国工业发达，当然军队装备和物质待遇都比我国强得多。他们的武器、服装及福利设施，可称世界第一流，但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政治。我所谓的政治指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按普通人的理解，当然他们对官兵也不断进行自己的教育，可是只是为了保护少数财阀的利益，这就永远得不到最后的胜利。政治是军队的灵魂，因为军事到底是给政治服务的。所以，我看美国军队只是装备好，物质条件好，操典学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总括起来说，杨将军从事参观多日，他心里老觉得，华北炮火连天，每天不知死伤多少人。而自己在海外，穿着军服，同外国的军事官员迎来送去，并得不到什么有益经验，实在有些无聊。
在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接触中，首先应提到和新闻记者们的会见。除十四日登岸时，有记者十余人访谈外，十七日又来美报记者一批。口头询问后，他们还以书面提出一些问题，请杨将军答复。现追记几则如下：
问：杨将军认为中日冲突有扩大的可能吗？
答：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我国，早已制定计划。九一八事变后，侵占我东北、华北广大领土。这次进犯，我国人民，绝不能再事容忍。因此，战事必将扩大。
问：杨将军是否准备返国参加军事行动？
答：我已急电我国政府，请求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问：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援助？
答：苏联对日和我国利害一致，而且我国人民向来同苏联人民友好，苏联政府一向支持我国反对外来侵略。至于实际帮助，我目前尚无足够资料可作肯定答复。
问：中国抗战的实力怎样？
答：我国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各党派已消除私见，为外御强敌而加紧团结；南京政府已接受全国人民“终止内战，一致对敌”的共同要求。我相信，抗日战争一起，必能持久。
接着，杨将军又问记者，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侵华抱什么态度？记者仅说美国朝野一致同情我国抗战。最后，杨将军对他们表示谢意，并请通过他们的报纸，向美国人民致意。
其次，再介绍一下《美西工人报》记者威尔逊夫妇的访问。七月十九日晚，他们远道而来，首先向杨将军表示敬意，然后问到杨在旧金山参观和游览的感想。他们接着把事先准备的十二个问题提出，请杨扼要予以答复。记得所问都是围绕着中国对日抗战问题，其中最关心的还是我国国内各方的团结和南京政府能否坚决抗战等问题。杨将军一一回答毕，也请他们把美国的政治情况作一介绍。威尔逊先生慨然应允，大意是，美国工人约三千万，而实际上失业的就有九百万之多，其中三百万人，由政府给以临时工作，聊以自给，其余就是依靠慈善机关施舍。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逐步提高，加入工会的日多，其中尤以西部海岸海员工人，组织坚强。将来中日战事扩大，可以发动他们拒运赴日的军需原料等。以后又较详尽地讲到美国资本和土地的集中情形，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将有显著下降之势。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他说一般美国人都同情中国抗日，美国政府现在虽然迁就日本，但如果由广大人民施加压力，对中国抗战也可能有所赞助。威尔逊先生结尾时，把他们近期的几份报纸送给杨将军，请他指导。遂即亲切握手后辞去。
此外，奥克兰市的几家报纸记者，旧金山的《诊察报》、《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曾先后拜访了杨将军，并拍了照片。二十三日，金山广播电台还约杨作了半小时的讲演。
杨将军应邀参加欢宴和讲演、座谈也有多起。各方代表人士前来访问的，更是接二连三，每日不断。据我能记忆的，有广东银行邝经理、《中西日报》社社长苏醒之夫妇、杨清白堂和金山抗日会等十次以上的宴会。邀请讲演座谈的，有国民俱乐部、斯丹佛大学中国学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华侨抗日宣传大会等八九个团体。个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崧先生。他这次赴美，和杨将军有同舟之谊，对祖国抗日也是十分关心的。他主动把自用汽车给杨作临时长途旅行之用。他虽然是个富商，但他热爱祖国不落人后。
杨将军虽然极其忙碌，但稍有余暇，就各处游览。除了访问一些侨胞的家庭和一些中外代表人物外，还参观了加利佛尼亚大学、金门长桥、旧金山迤南的农村等等。
七月二十二日，杨将军得宋子文复电，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又接蒋介石电，嘱杨将军继续考察。杨将军对于考察军事，虽已毫不感兴趣。现据蒋、宋来电，知目前回国已不可能。
七
杨将军在接到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人来电后，心情变得较前沉闷。七月二十七日，他忽然召集我们谈话，说：“近来华北抗日战事逐渐紧张，依我判断，战局还要继续扩大。我们既在旧金山参观、游览了一个时期，对美国社会已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其他地区大体上也相差不多，没有多事参观游览的必要。我想带维恪一人先去欧洲，其余暂留居美国西部，等我到达欧洲后，再决定行止，电知你们。”接着，我在下午就遵照指示买了赴华盛顿的飞机票，并以行期通知旧金山总领事馆。二十八日下午六时，我随杨将军飞离旧金山，经芝加哥（飞机仅停留一小时），到华盛顿，居留一日夜。杨将军深厌同中外官员打交道，但既到中国大使馆驻地，也不能不去看一下王正廷大使。王虽为他设宴洗尘，但王却没有出席，委托参赞应尚德接待。杨将军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名胜和国会图书馆等。三十日到达纽约，在纽约住六天，同侨胞代表人物接触较多。他们有的旅居海外几十年，有的时间较短，可是关怀祖国和对杨将军的仰慕心情却无二致。除了总领事、郑副领事代表官方设宴洗尘、欢送两次外，杨清白堂、致公堂以及司徒美堂先生、李国钦先生、纽约安民工会等，均先后设宴欢迎。同时，杨将军为了交换抗日意见，也约请了一些进步人士聚餐欢叙。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其瑷和冀朝鼎两位先生对杨将军的关照和支持。他们在纽约主办《先锋报》，在侨胞和美国人民中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很著声誉。他们知道杨将军来到了，非常热情地接待，除给详尽地介绍美国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外，对我们的考察还提出宝贵的建议。通过他们的《先锋报》刊登了欢迎的文章，还正确地介绍了杨的生平事迹，报道了他宣传抗日的活动。
在短暂的参观访问中，杨将军亲眼看见了“唐人街”的侨胞生活。还特地前往黑人住区访问过一次。记得当时有些黑人小孩子，衣不蔽体，满身污垢，他急忙屈身把一个孩子抱起，让人拍了张合影。临行时，他安慰着说：“小朋友，将来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再见吧！”
杨将军在美国居留的二十天当中，美国各地的报刊对他的来到和主要活动多有报道。华侨出版的报纸，刊载的消息和文章比较多，基本上都同情他的抗日主张。当然，国民党的党报，立论就有所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他的抗日主张，但一提双十二事变，总不免对他有所责难。美国人的报纸，因为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的“喉舌”，不可能对杨将军有公正的议论。进步报刊很少，我们当时仅看到三四种。
他们一般都以显著版面刊载了杨将军到美考察的消息，但措词免不了污蔑、歪曲，为蒋介石捧场。特别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提到“西安事变”，于是就题发挥，说他和张学良将军都是“受共产党指使”，“劫持统帅”等等。
杨将军在美连续发表抗日言论，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这从社会接触和各方来信可以证明。但也有些中国人显然是不高兴的。有一天早晨，杨将军走进我的房间，笑着说：“这是刚送来的那封信，看一下。”我接过信，信封用中文写着住址和“杨虎城将军亲启”以及发信人的地点，从外形看来并无可疑之处。乃至打开信封，抽出一张很硬的白色信纸，只见中间用钢笔画着一只手枪，枪口还冒着浓烟，并无只字片语。杨将军看见我的惊异表情，笑着说：“人家警告我哩！看起来，抗日有罪这股风，已经吹到太平洋东岸啦！”以后，我随杨将军离旧金山时，黄朝琴到场送行，我看见他怒气冲冲的神色和同杨将军握手时言而不欢的情况，当时曾向杨说：“这里的反动派，必然接受南京密令监视我们，大事故不会发生，但恐怕要在小事上使我们难看。”杨将军听罢，一笑置之。
七月二十五日，经中国留学生唐锡朝联系，杨将军应邀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些教授为他举行的夜宴。餐毕，大家移座一个会议室，请杨将军讲话。杨着重讲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决抗日和他对抗战的看法，结尾希望美国知识界主持正义，对中国人民抗战大力支援。并对教授们苦心钻研，给学术作出贡献，表示敬佩和感谢。讲话毕，接着就有人提出问题，请杨将军作答。有一位老先生问：“中日两国因领土多次发生冲突，中国政府何以不请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却一定要诉诸武力呢？”杨将军详加解答后，又有人问：“南京政府是由法律产生，为各国所承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以在野党地位，不通过会议选举执掌国政，而竟要霸占一方，另立政府且拥有军队呢？”以后，还有几位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如“中国实力不足，对日作战有什么把握？”“中国人希望美国怎样帮助中国政府抗日？”杨将军对上述问题，分别讲出自己的看法，有的具体，有的只笼统地说一下。关于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武力抗日而不企求国际联盟或海牙国际法庭仲裁这一点，他巧妙地反问：“如果贵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遭到侵占，不知各位的心情怎样？当年华盛顿总统武力抗英，受到贵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我看不诉诸武力，只靠谈判，恐怕贵国今天不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吧？”说到“双十二”扣蒋介石，他说：“如果说我们犯上，那么不知诸位对克林威尔如何评价？是否要把这段历史重写一下？”当然，对他的答问，也有个别人提出异议。总的说来，杨将军的议论，大大地出乎教授们的意料。
八月三日在纽约。先一日有自称纽约中国学生抗日会的两个代表拜访杨将军。看那两人的样子，不是好东西，不怀好意，我意谢绝他们为妙，杨将军不以为然。他说：“他们是学生抗日会，不管他们居心怎样，我去讲抗日，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即下楼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并约定时间、地点。
第二天，杨将军应陕西同乡留学生王子休和唐得源二人约，先去他们的寓所吃午饭。饭毕已是下午一时。我同王、唐二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就同我们一道去参加“学生抗日会”的约会。到会后，杨先讲国内的形势，各方面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接着说明这次日军进犯的严重性，分析了敌我力量，说明最后必能胜利。不料正在讲话中间，听众中有一个戴黑眼镜的大块头站起身来，说：“将军主张抗日，到处讲演，现在我们抗日会经费非常困难，请给我们捐款。”这个家伙说毕，另一个矮个子站起来，指着杨将军说：“请将军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为什么囚禁最高领袖？”接着又一个站起来说：“请问西安事变是否受共党指使？”以后还有几个人要提问题，杨将军当即严肃地斥责了他们。我看情势不对头，即走近杨的身旁，附耳低语：“咱们走吧！不必同这些小子费唇舌了。”杨将军点头同意，我就向台下宣布：昨天给你们代表说过，杨将军同外国朋友约会的时间已到，你们有问题，改日再谈吧。”我即跟着杨将军走下讲台，这时王、唐两位也走近他的身旁，我们四人一齐离开会场。我只听得会场里一片乱嚷声。我们四人即上汽车离去。
次日上午，那两个所谓代表又来到旅馆，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抗日会的经费的确困难，一定请将军捐助一点；不然，他们就不离开旅馆。我把情况报告给杨将军，他笑着说：“学生受人利用，不必计较。你看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和蒋介石都讲妥协哩。给他们一百美金吧，送交于总领事转给。”我遵照指示传达后，那两位代表才称谢而去。
八月四日晨，接宋子文电称：“（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
下午三时登法轮“诺曼第”号赴英。于、郑副总领事、李国钦先生和华侨代表等四十多人，都到码头送行。美记者十几人进入房间，询南问北，直至船开前离去。
八
八月九日，法轮驶进英国南萨木敦港。这一天，米暂沉、周梵百两人（当时在伦敦读书）到港迎接杨将军去伦敦，住“公园巷饭店”。十日，在暂沉、梵百陪同下，杨将军游览了市区、大英博物馆、动物园和腊人馆，并访晤了驻英大使郭泰祺。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杨将军偕暂沉和我一同往巴黎，下午五时，到达巴黎北站。从车窗中已看见月台上聚集一大群人，其中有全欧抗日救国联合会、巴黎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会、旅法华工总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巴黎中国出版社、巴黎中国国联同志会、亚西华工同盟会、浙江旅法侨商协会、旅欧中国妇女救国会和国民党支部等团体的代表和驻法大使馆郭则范参赞等，估计有一百多人热烈欢迎杨将军，并有妇女趋前献花。到巴黎后，我们到一个普通旅馆下榻，这是杨将军的用意。他对我们说：“以后我们同外国官员不多接触了，应该朴素一些，同普通人们生活水平看齐，也可以省几个钱帮助最急需的人。听说旅欧的中国学生，特别在法国，以前是勤工俭学的青年，生活苦，他们需要救济。”所以由英国起迄回国止，帮助法、德两处中国留学生，大约共达三千多元。
杨将军在巴黎居住的四十天的时间里，除同驻法大使顾维钧有三数次应酬接触外，他整天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不懈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来巴黎刚一住下，就是华侨团体的代表四十多人前来访问。以后，《巴黎晚报》、《救国时报》（华侨办）和其他报刊记者也前来访问。《救国时报》于八月二十日还特别为杨将军设宴，邀约中外记者多人座谈。在这次会上，记者们提的问题很多，现摘述几例如下：
问：中国政府对日抗战，是否有决心？
答：这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非战就要亡国。政府看来似已有所准备；万一政府动摇，全国人民势必要坚决抗战到底。
问：中国政府的统一真相如何？
答：全国人民遭受日本长期侵略，已认清非各方团结，全面抗日，就不足以图存。现在在野各党派团体认为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问：将军对国际形势观感如何？
答：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现在被迫抗战，凡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赞助我国的正义行动。中法两国人民向来友好，相信法国能站在中国这一边。
问：将军是否准备返国抗敌？
答：最近即可成行。
在这些日子里，杨将军应邀参加了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以及旅法侨胞组织的各爱国团体的座谈会、聚餐会等。二十四日，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广播讲演十分钟。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一）中法邦交友好，两国人民都酷爱和平，但两国人民都受到邻国的侵犯，因而两国人民都坚决反对侵略者。（二）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三）中国抗战已成全国务方面一致的行动。这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一定要抗战到底。（四）破坏世界和平的战争，十分不得人心，最后必败。
法国侨胞具有革命传统，在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影响下，他们特别注意祖国政治动向，因而对杨将军的为人，他们并不陌生。杨将军每次去侨胞居住区时，他们一定要请他讲话，表现非常热情。有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说：“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不抵抗，白白让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几省。法国有些人瞧不起中国人，讥笑我们中国是‘大炮’。我们遇见外国人，抬不起头来。”侨胞们说：“将军回国后，一定要规劝各方，自家兄弟别再互相残害，要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希望你早一点回国抗敌。”真是万里路上遇乡亲，多少话也表达不出这颗心。杨将军受到很大感动，对我说：“不到海外，不知道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可是在国内，我们看见达官贵人耀武扬威，骑在人民头上逞英雄，哪知侨胞的辛酸呢？”
法国的进步人士，对杨将军也有很大的鼓舞。我这里只简叙法国参议员哈勒和他的会晤。九月十八日上午，杨将军准备出外参加“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会。哈勒参议员来看杨将军。他年近七十岁，外貌虽然显出衰老，但身体还刚强。他同杨将军亲切地握手问好，然后说：“我是法国议会一个参议员，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我斗争了多年，现在、今后还要不懈地斗争。法国劳动人民关心自己国家和殖民地的革命，也关心中国的革命。今天来看将军，因为我们知道将军坚决抗日。我们法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所以同情将军的主张。只要你们抗日，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杨将军向这位法共老战士表示谢意和敬意。哈勒给杨将军介绍了法国革命的形势，特别联系到德国纳粹的上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胁。又说到西班牙内战的前途和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你们国内有共产党，他（蒋介石）担心的是共产党，怎么能坚决抗日呢？’杨将军说他想去西班牙看看，哈勒表示赞同说：“那里名说是内战，实际上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我可以协助你作些安排。可惜你要回国抗日，否则，你可以参加国际纵队，他们一定欢迎。”两位老战士交谈后，一再握手告别。
总的来说，对杨将军在政治上的最大的支持和鼓舞，还要首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通过《救国时报》和其他群众组织，杨将军公开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既有领导，又有群众基础。当然，旅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以及一些外交人员中，也有反对杨将军的。这帮人以往同进步力量不断明争暗斗。但毕竟这里的进步力量雄厚，更加上国内抗战局面的日趋扩大，他们不敢公开破坏抗日宣传活动，但还是不得不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九
九月二十四日，杨将军得王礼锡先生由伦敦来函，约杨将军赴英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二十八日，杨偕我同去。二十九日下午四时，杨将军接见伦敦各大报记者，交谈抗日战争问题。三十日，又有晚报和一些摄影记者造访。下午八时，杨将军应邀参加了伦敦西区援助中国大会，到会中外人士约一千五百人。伦敦华侨比在法国的少，而且多属小商小贩和劳动人民。所以在会场里，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英人习性端重，会场气氛因之显得肃穆。这次讲演人以杨将军为主，另外还是张彭春、顾小姐（顾维钧的女儿）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工党理论家拉茨克。杨将军讲话内容和在法国历次所讲的大致相同，主要强调中国人民坚决抗战，胜利有信心。为伸张正义，保卫世界和平，惩治侵略势力，各国人民都应尽力支援中国抗战。其他几位，讲到中英友好关系，保卫和平人人有责。吁请英国朝野一致主张公理，反对日军，援助中国等等。听众最注意杨将军的讲话，不断发出赞同的掌声，收到了良好效果。
十月一日晚，王礼锡约请了同情中国抗战的英国各界知名人士十几位，在他的寓所座谈。主要介绍杨将军同他们会面，并听取杨将军对我国抗战的意见。当天早些时候，经王介绍，杨将军特地访问了自由党领袖路易·乔治。那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态度平易温和，对杨将军也很热诚，由谈话中可以了解，不少外国人对我国的政治内情，知之很少。他们常注意一些领导人物的政治主张，而对广大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却不完全理解。特别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中苏关系，往往被反动宣传所迷惑。这位老先生，亦不例外。
十月二、三两日，杨将军由左翼读物会苟兰茨先生陪同，去英格兰北部的达拉姆、桑德兰和新堡三个城市作抗日讲演。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议，每次杨将军都讲了话。这几个城市都是工业基地，所以到会的多属中低层的群众。除杨将军外，苟兰茨也作过几次简短的讲话。有的会上，还通过援助中国的决议案。与会人士还向英国外交部写信，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残暴行为。每次都有捐款，多者四五十镑，少则十几镑。通过这种会议，英国人民对中国政治真相，就有了较正确的理解；对抗日问题，也认识清楚些了。
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新堡的集会上，居然也有“中国同胞”在海外给中国人丢脸！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进入会场，已看到有数位衣冠楚楚的中国人坐在会场的后排座上。杨将军进来，他们都没有理睬，这也不必深究。后来当杨将军讲话时，群众接连鼓掌，而他们仍都毫无表示。当杨将军讲了十分钟后，他们之中竟有一位站了起来，质问杨将军说：“华北大战已起，你既是抗日将军，为什么不回国打仗呢？”当时，会场群众多数不懂得他说了些什么，扭回头来，“嘘！嘘！嘘！”显出十分讨厌的神色。他看到群众不满，不得不垂头坐下。苟兰茨附耳问我，我说：“别理他们，请杨将军继续讲。”对此，杨将军笑着即席插了几句话，告诉那个“中国同胞”，自家人有意见，请会后到旅馆详谈。这不是中国人互相讨论的场合。如不愿听讲，可以退席。说罢，那几个人竟然走出会场，嘴里还不断嘟哝什么。苟兰茨是外国人，他不理解，我告诉他说：“这种人，到处都有。由此可以看出，为了抗日，张、杨两将军扣押蒋介石，也是迫于无奈的。”他点头表示同意。
由英格兰北部回到伦敦后，杨将军除访问了几位工党领导人，交换援华抗战问题外，还先后应工党左翼组织和其他团体之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本部援助中国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在百忙中，又去东伦敦“中国城”侨胞住区访问一次。
十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杨将军偕我由法赴德。旅法侨胞团体代表和个人，包括顾维钧、李石曾在内，或来旅馆话别，或到车站送行。因为当时德国纳粹当政，在德国的华侨又很少，所以杨将军决定着重游览并和中国的知识界尽可能多接触。
初到德国西境，海关检验护照，他们就对我们颇多留难。到达柏林车站，中国留学生、华侨代表和大使武官等三四十人前来迎接。因为居住问题，我们同大使馆人员曾发生小的争执。他要我们住豪华的旅馆，以显示中国官员的“派头”，而杨将军却决意住普通饭店。他说：“来这里，我不预备同德国官方来往，何必要排场呢？”以后到九月一日，杨将军在普通旅馆里，觉得花钱倒不多，只是每天看见纳粹先锋队来来往往，穿褐色衫，行纳粹礼，心里很烦，干脆移住到同乡谢济生（奉教育部派，考察教育，陕南籍）原住的客寓了。
在柏林，杨将军同驻德大使程天放有过两次礼节上的接触和应酬。由连仲玉、温康兰夫妇们陪同，游览了柏林各处名胜，去过波茨坦，还往柏林东北某地参观过一项水利航运工程。孔祥熙当时在南德的一个温泉胜地休养，为了解国内抗战近况，杨将军曾偕连仲玉往晤孔一次。
柏林的华侨很少，杨将军在德十天的时间，主要是同一些进步留学生接触。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一连三个晚上，举行了三次旅德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员座谈会。在柏林和巴黎大不相同，这里是纳粹的天下，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正在酝酿结盟，搞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谈抗日是不许可的。所以抗联召开三次会议，都是在会员的寓所秘密举行，人数不多，大家无所拘束地交谈国内外大事。通过几次座谈，对杨将军的政治认识，有所裨益，更加促使他早日回国。
九月七日上午九时，杨将军偕连仲玉、张明鼎和我去捷克斯洛伐克都城。行至德、捷交界处，因杨将军和我都持有红皮护照，海关人员很客气，只验了一下护照，并未要求看行李。
驻捷公使梁龙，对待杨将军很好，畅谈中还有亲切之意。欢迎欢送，都亲身出马，不象王正廷、郭泰祺、程天放辈，对我们摆官僚臭架子。譬如，为杨将军到捷洗尘，几次吃饭都在公使馆。我们一行并无女性，梁公使也请自己的夫人和龚秘书夫人作陪，这在沿途还少有。杨将军对在捷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九、十两日，承梁公使安排，杨将军带我们西去皮尔森，参观有名的斯科达兵工厂。同日下午又来到布伦诺，参观机枪制造厂。由于梁公使的关怀，东去西行，都派员照料。
九月十日下午六时，赴维也纳，八时许到达。十一、十二日两天，由驻奥公使馆代办童实堪安排，两次登上近郊加林堡游览。又承童代办招待，看了国家大戏院的名剧，观看了舞蹈、冬季滑冰场等。时间短促，还须返捷参观，因而未作遨游。当天下午返捷，参观坦克制造厂，并看了轻（三吨半）、重（七吨半）型坦克表演。杨将军认为这个国家的幅员虽不大，但人民浑厚朴实，工业发达，而且革命的潜势力也很雄厚，纳粹可能一时压倒了它，但终究一定要站起来的。
十四日，离捷经南德纽伦堡等地赴瑞士日内瓦游览。曾和胡世泽公使等会晤交谈，还同中国图书馆胡祥麟游山、聚餐。顾维钧、梁龙当时在日内瓦开会，也访晤了他们。十七日，再赴巴黎。车经里昂北站时，法国抗联多人迎候，略谈后就登车北去。
这次中欧之行，虽然在沿途一些地方游览了不少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参观了某些工业和文物，了解了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杨将军的游兴并不怎样浓厚，因为他日夜盼望回祖国抗战。
杨将军在西班牙是十月十一日。因为要准备归国，我当时奉命留在伦敦，料理有关东归事。跟着杨将军去的是樊雨农和杨将军另一个旧部金闽生。金是由国内直接去欧洲游历的，不期而在巴黎相会。他们去西班牙访问时，往返都是乘坐飞机。归后，据樊雨农说：杨先生到达新都后，受到政府军领导人和国际纵队司令官的热烈欢迎。还遇到几个侨胞，他们是从法国去的，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国际纵队，对杨将军表示特别欢迎。政府军战斗精神十分昂扬，他们对我国人民抗日非常关心，他们希望抗日和反佛朗哥的力量互相支援。杨先生还到达政府军前线，非常兴奋，曾蹲在战壕里向叛军方面打了几枪。西班牙因为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讨厌日本人。我们初到时，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瞪白眼，不理睬。后听说是中国人，还有抗日将军，便伸出大拇指，跑来握手欢迎。
十一
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展，给了杨将军以深刻的印象。从檀香山的珍珠港到旧金山的卧波长桥，各地飞机场日夜起落如梭的飞机和一望无际的烟囱。在英格兰中部和德国的莱茵河流域，真是工厂接连工厂，矿井举目在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杨将军不止一次感慨地说：“这些东西，十年前我在日本都看到一些。资本主义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是今天它又成为工业前进的绊脚石。”
杨将军称赞西方国家工业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水平，这只是旅行印象的一个方面。同时，他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他曾亲身到几个地方的工人住区、黑人住区访问。多次深入“唐人街”、“中国城”，了解一般华侨的实际生活。
他在柏林看见纳粹党徒，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冲锋队拿起皮鞭，威逼犹太人，当时他生气极了。后来，在巴黎一次集会上，他谴责德、日、意法西斯，曾引起“外交抗议”。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记得是十月下旬，我们已在巴黎。有一天，接到驻英大使馆抄转何应钦致杨电文一件，大意说，杨在巴黎讲演中大骂法西斯，已引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抗议，嗣后务请注意云云。杨将军气愤地对我们说：“不管是谁来的电报，别理它。”在归国途中，杨将军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激起他对帝国主义的深切憎恶。革命斗志，愈加坚定。这样就促使他排除众议，忘记了个人的一切，毅然归国。
十二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将军就决志归国，参加抗日战争，曾给蒋介石、宋子文连发电报，提出自己的要求。另外，还电请南京某些“要人”促成此事。后来得蒋、宋复电，嘱他继续考察，不要回国。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华北益急，战事逐渐扩大，他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杨将军这时心情苦闷，表现得沉默寡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阅读报上登载的有关抗日军事的新闻，有时独自一人闷坐，考虑问题。忽于七月二十七日晚，杨将军向我说：“现在国内抗日战事吃紧，我呆在国外每天游玩应酬，实在乏味。宋子文来电让我先到欧洲，我考虑一下，这样也好。我想同你前去欧洲，然后由那里设法回国，明日下午就动身。”跟着向总领事馆和一些熟人通电话说明行期。到法国后，八月十三日，接宋子文电，谓华北已发生激战。十四日，方振武来晤，据说他已决定最近回国，问杨将军怎样打算。杨将军说正在计划返国。十八日，接孙蔚如复电云：“全国决定抗战。余今日飞南京。”杨将军由最近国内来的电报，确悉抗日战争益趋扩大，南京政府已决定抗战。这些新的消息又促使他希望尽快归国，于是又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陕北解放区的路线，这是需要绝对秘密的。对外，只说去苏联参观，也考虑到苏联可能持什么态度，是否让我们通过。杨将军的意见是走着看吧！我即于二十一日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据答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见分晓。按手续，在去苏联大使馆前，我先去驻法大使馆说明意向，并得到许可。说明中国的外交官员，已知道杨将军的行止动向了。二十二日，接樊雨农由美国来电话，说一位姓赵的由芝加哥致电杨将军，请他赶快回国云云。赵君是谁？为什么在芝加哥发电？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即复电，请他查明。二十七日，樊回电说，电报是由南京发来的，详情不知等语。究竟是否赵寿山将军？迄今不知。二十八日，杨将军要去柏林，先一日特去向顾维钧辞行，据顾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签字，说明两国邦交已好转。中国各方面团结，一致抗日，也符合苏联的利益。云云。
杨将军决计采取这一条路线回国，因之以柏林为起点，向东欧几个国家进行，待赴苏联护照办妥，就可顺道东行，免得东西反复了。我们到柏林以后，曾去苏联驻柏林领事馆打听护照签证消息，据说莫斯科还没有指示下达，两次探寻，而签证迄无消息，杨将军已表现出焦急的心情。九月七日，到达捷首都布拉格，即请驻捷公使梁龙给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去电，说在莫斯科交涉入境签证。几天后由维也纳重返捷首都，经询签证仍无消息。杨将军当时看到护照迟迟不签，里面必有文章，看来通过这一条路归国已成问题。后来杨将军在伦敦时，十月六日果然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原电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那时顾维钧正在日内瓦开会，电报是交由王麟阁航邮转来的。
十月二日，杨将军在英期间，又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发来的电报（密码），文云：“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同时还接到一个法文电，是王炳南同志由上海所发，也请杨将军即速返国抗敌。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杨将军的神情显得很振奋，遂即研商如何结束在英的活动和打听船期等问题。并电告在巴黎的米暂沉、周梵百两人，他们也复电同意。我们也仔细地研究过以下问题：（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看来是这样：杨将军于七七事变后，曾由美电蒋介石请缨返国抗敌，当时蒋复电嘱继续考察，不要回国。几个月来，杨将军在外作抗日宣传活动，蒋介石得有情报，从何应钦来的电报，看出对杨的活动有所不满。至于申请赴苏考察，这个消息驻外使馆既然知道，也必然会吹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对杨不能放心。因此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后来，经过一再商谈，杨将军仍然没有决定。他说：“回到巴黎再和大家细细商量一下，然后决定行止。”回到巴黎，朋友们各抒所见，大多数人都认为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经过多次交谈，他仍然坚决主张最近动身，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大家看见他态度很坚定，从此再也不谈这一问题了。接到宋子文、王炳南二人的电报和金闽生由巴黎来电催他往西班牙时，他已着我在伦敦买好船票。杨夫人、拯中和樊雨农等，也于十月五日由美到英，东归之计已作决定。同时，杨将军也考虑到大家的善意，从西班牙转回巴黎后，即着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东归，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金、樊二人于十月三十日乘意轮“康德罗素”号东进，按航程十一月二十一日可达香港。随即杨将军偕大人、二儿拯中、连仲玉、张明鼎和我，还有杨明轩先生和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同行，二十八日离巴黎赴马赛，二十九日登轮归国。
十三
出发前，杨将军曾于十月二十二日给宋子文拍发一电，这次电文较长，约计二百多字，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二十三日，又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各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二十九日由法国马赛动身以迄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香港，一直没有接获他们的来电。船在地中海上，还给宋子文拍发一电，也未得复。
十一月二日午夜，船抵波赛港。三日晚八时到达苏伊士码头。经过运河，航速很慢，共需时十二个半钟头。在这里，我们曾向海关打听意轮“康德罗素”号的消息，据答才走过四小时。杨将军闻讯，说意轮几乎和我们一起行走。看来金、樊二人先行，起不了预计的作用。
七日下午一时，船抵吉布提，停泊两小时，杨将军登岸游览，深感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悲苦和帝国主义贪婪可恶。八日，行经亚丁湾，从广播中得悉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协定”，杨将军就召集同行一些人谈论这事。他当时认识到，德国纳粹攫取了政权，已威胁着欧洲和平，这次德、意、日又签订“反共协定”，这就进一步造成对世界的威胁。他们借口“反共”，实际上是企图重行瓜分殖民地。因此，抗日的任务是更加繁重了，抗日战争将会延长。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座上有人说：“这样一来，苏联的地位就很危险，因为德、日一旦东西夹击，苏联势难两头兼顾。”杨将军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帐要全盘算，不能片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少不了的。狗吃肉，必然要争。我看他们不一定先向苏联开火。”在这次航行中，杨将军虽然坐头等舱，但他总是找大家一起谈天。每天吃饭，也多和大家在一个餐厅。和他同船的中国旅客，除了个别访问之外，还请他作过一次集体讲话。所以这次航行，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精神是舒畅的。
十四日，船到哥伦坡，下船在旅馆茶点毕，买了十多份报纸打开看。据载太原失守，西安被炸，杨将军看到这些消息，推断南京对日军作战有问题。据他看，蒋介石总不肯拿出他的嫡系部队，只是叫杂牌军打先锋，这是蒋介石的“两败俱伤”之计。另外，他必然要防八路军，兵力分散，势所必然。
从这里得悉，金、樊二人所乘的意轮昨晚五时才驶离港口。
十九日晨六时，船到新加坡。在船上，我们早看见码头上挤着一大群人手里打着小旗。杨将军上了岸，就有二十多个华侨的代表趋前向杨将军一行表示欢迎。有十几位新闻记者团聚一起，向杨提出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杨周游各国的感想和归国后的工作计划。一会儿，华侨团体代表请杨将军聚餐。主座致词，向杨将军致以慰问和敬意，还希望他回国之后，参加抗日战争，赶走侵略者。十一时，船开，大家又齐到码头欢送，同杨将军一再握手告别。
这一晚，接王炳南由上海来电，问杨将军是否需要他来香港。复电请他届时前来。二十一日上午六时，船抵西贡。船上宣布，二十三日上午四时开船，这样船在这里有两个整天的停留。西贡地方的华侨，同新加坡的消息很灵通。杨将军见船停留时间较长，原来就计划上岸，访问侨胞。可是船一抛锚，就见有成群的人打着小旗，前面还有音乐队，直向码头走来。人群前面，还有“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幅。杨将军刚一上岸，乐队就吹奏起来，一些学生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杨将军同领头的侨胞一一握手后，就挥手向大家致意。接着，坐上侨胞预备的小汽车，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博物馆，并访问了“中国区”。侨胞代表关怀地问了杨将军旅行见闻。对于国内抗战和他归国后的计划，谈得更多。下午八时，侨胞“缩食会”设宴招待杨将军。并请他讲话，前后约一小时。二十二日，西贡华侨团体联合游行欢迎杨将军，与会的八百余人。杨将军又比较系统地讲了抗日战争问题。他深入浅出，说理透辟，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
南洋各地是华侨最多的区域，多年来，由于祖国的贫弱，他们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百般欺凌，当他们从报纸上或广播中听到祖国的好消息时，就欢欣鼓舞。祖国的兴衰，是侨胞们最敏感的，他们无时不在盼望祖国富强。这次在西贡，有一位侨胞老人向杨将军诉说“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我们的政府不抵抗，把军队撤入关内。那时一个印度商人问我，你们中国文化悠久、地大人多，这样好，那样好，为什么这次不打日本人？不把敌人赶走呢？杨将军，你们长年待在国内，哪能体会我们侨民的处境啊！”杨将军听了这一席话，竟感动地流出泪花。他手拍着老人肩膀，象发誓似地说：“老伯，以后再看吧！”
二十四日晚，杨将军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王菊人、申明甫到港迎候。这时法轮正在我国南海的汹涌波涛中驶行，眼看一两天就要重返祖国怀抱。去时炎夏，回时寒冬。在暮色苍茫或晨曦微露时，我见他独自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意态严肃而坚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一时，轮船到达香港。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在九龙，杨将军和杨夫人等住在一处，我同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住在另一旅馆。这时，王菊人和王根僧由西安到达九龙。跟着，宋子文、王炳南也由上海前来。从此，我就同杨将军很少晤面。三十日，杨将军偕王根僧乘飞机去长沙。我也因父亲病重，在他去后，搭乘飞机经汉口返陕。九龙一别，杨将军被蒋介石幽囚十二年后，终遭杀害。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
王根僧
一七七师是十七路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驻在陕西洛川、三原一带。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后以半个师驰往河北会战，以半个师开赴潼关迄北禹门黄河西岸构筑国防工事。迨十一月间，正当士气高涨，誓死抗倭救亡之际，传来杨虎城将军回国的消息，群情欢腾，凭添无限力量！当时师长李兴中、政治部主任郭则沉和我们研究对杨将军返国如何表示全师将士欢迎之忱，嗣郭则沉同志建议由我代表全师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杨将军，（以下是作者关于杨将军被捕经过的日记。——编者）
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飞抵香港，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将军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船“哲利波”号于午前九时安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由杨将军资助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随杨将军遍游香港各山。正午，港绅陈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点，曾摄数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纪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郑宝照局长邀宴，杨将军命我代去婉致谢意。
二十九日 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国外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次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复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
宋子文由沪抵港，黄昏时我随杨将军往访。晚，宋亦迁寓半岛酒店，曾与杨将军长谈。
三十日 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侯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 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杨将军乘汽车游万寿宫，我随行。
五日 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六日午 戴笠陪同杨将军和我游青云谱烈士墓。
七日 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八日 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避。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们赶至上海送别杨将军出国，仅五月余，今日之别，前途莫测，不胜悲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军将领认为杨将军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真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杨夫人谢葆真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杨虎城欧游归香港
王惟之
杨虎城将军欧游归来，途经越南西贡时，致电上海王炳南约我（杨将军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时期，我担任绥署军需处处长）同去香港会晤。我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乘意轮“康梯卢梭”号离开了上海。轮船在夕阳西下时，驶出了吴淞口。饭后，我们在甲板上闲眺，忽有人喊道：“哪位是T.V.宋？这里有封电报。”王炳南低声对我说：“宋子文也在这艘船上，大概是去香港会晤杨将军的。”我们乘坐的轮船到达香港时，已是二十七日中午了，靠拢码头时，杨夫人谢葆真携其幼子拯中和秘书亢心栽及十七路军同仁正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来接。下船后，王炳南被友人邀去同住，我即住九龙酒店王菊人处。略事休息后，王拟前往访杨，适杨夫人来临，她说：“杨先生（指杨虎城将军）偕同王根僧过港游山，尚未归来。”杨夫人去后，我问王菊人：“你是同王根僧一道来的么？”他说：“我是奉孙蔚如主席命，同申明甫、王金鳌等由西安来的。王根僧是代表一七七师由郃阳防地来的。”
午后，王菊人陪我同去半岛酒店，适杨将军已游山归来，他问我“八一三”后，淞沪抗战的一些情形。我当就所知，向他报告了淞沪抗战经过和国内各方面的情形，顺便提及宋子文亦同船来港的消息。他说：“宋这次来港，是我专电约来的。”不久，王炳南亦来。杨将军夫妇约我们外出就餐，在吃饭时，他对我们说道：“我现在已到香港了，看见全国热烈抗战的情况，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忆从前我在日本时，曾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侨胞和留学生的轻视和无理压迫，使我内心难受极了。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继之以七七事变，竟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些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言谈之间，处处流露出为相国、为人民一片忠贞爱国之心。饭后，我们一同仍回半岛酒店，他把欧游感想和在欧时看见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参战，自己却漫游国外，不能为祖国、为民族效力的苦闷和焦急的心情，给我们谈了一遍。后来，我和王菊人辞出，王炳南留下长谈。
宋子文到港后，杨将军曾驱车往访。晚，宋移居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二楼。当晚，他们作了长谈，一直谈至深夜。
第二天上午，杨将军叫我，我刚走进客室，有一个细长身材的青年，也跟着进来了。杨说：“现在没啥事可办，你先回去吧！”可是他并没有走，还站着不动，经催促后才走了。杨笑着对我说：“这个人真是有些不识相，他不管你有事没事，有客没客，一进来就坐下不动，老是叫人催他才走。有几次我想说他，总觉得青年学生，缺乏社会经验，也就算了。”我问：“那位青年是谁？”他说：“是张秘书，留法学生，经人介绍给我在法国临时当翻译，我回国时，他也跟着回来了。”我问：“南京有电来吗？”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我说：“好！我一定在你走后，把她们送回西安去。”接着我问：“是哪个梁参议？”他说：“是军委会派来招呼我们的一位少将参议。”我接受杨将军的嘱托后，刚退出时，看见陈铭枢将军正扣宋子文的门，因无应声，折回访杨。我报告后，杨即迎陈到会客室里。我回去后，将以上情形告诉了王菊人，并问他是否一同回陕。他说：“你负有使命，请先走一步，我随后同申明甫等一起回去。”
是日中午，港绅何东爵士邀宴杨将军于其私邸。我和王菊人、申明甫、王金鳌等送杨将军至轮渡码头过港赴宴时，梁参议已先等候在那里，当申明甫、王金鳌随同杨将军登上轮渡时，梁参议把申等挡住了。他说：“我带的有人，你们在此人地生疏，不必去了。”说罢用手一招，由人群中走出二三个类似包探装扮的人，一同跳上轮渡，随杨将军过港去了。申明甫等只好返回九龙酒家。王菊人和我在回去的路上，研究了这一令人怀疑的现象。当晚，即向杨将军谈及，但是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十一点钟过后，我们回去，刚走下楼梯，即有人走来问道：“你们上哪儿去？”我们说：“回九龙酒店去。”大概他听我们是西北口音，带笑说道：“你们是跟杨将军的人吧！我是在这里值班、保护杨将军的。”当我们走下阶沿时，又有两个人手执折扇，口叼烟卷，摇摇摆摆走来，用同样口气发问，经回答后，他们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自抗战爆发后，香港情形较前复杂，晚上常出事故，现在夜已深了，你们没事时，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说罢，扭转身子踱着慢步，两个人唧唧哝哝地走向草坪花丛中去了。王菊人说：“前边如此，后门可能也有人站着。”我说：“如果这里有后门的话，肯定是有人在那里站着的。”
回酒店后，王菊人对我说：“你对今天看到的一系列情况，是否感觉有些异常？我一再考虑，既然是保护杨将军，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因此，我认为情形不简单，我们作为杨将军旧属的一员，今日面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绝不能置之不理，须即向杨将军陈报。”但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去半岛酒店，确有不便，只好等候天明再说。
下午，接杨将军电话叫我去。王菊人要我再劝杨在香港多住几天，看清情况再说。去后杨对我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我又乘机建议他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他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我说：“据王菊人、王根僧他们谈，十七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些回西北去，领导他们抗战。他们来港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来欢迎你的。”他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我说：“抗战爆发后，西北已不是大后方，而已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他兴奋地站起来，又来回走了几步，大声对我说：“去冬，我和汉卿发动事变，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现在抗战爆发已快半年了，我既然回来，岂能久住香港。我回来的心地是极坦白的，为了参加抗战，别无其他。”我说：“谁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只记私仇，不讲信义，有必要多加考虑。”他说：“我和陈铭枢将军会见时，也曾谈到这些问题。同时，知道原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均还侨居海外，未被起用。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蒋介石却在排除异己，敌人节节进逼，蒋介石却在处处退让，这些做法，当然要引起人们怀疑，那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曾多次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先去南京看看，蒋介石如果真在串演着假抗战，真投降，假团结，真排挤的戏的话，那我就决定离开南昌回西安去了。”虽经我多次劝阻，但他依然坚决去南昌。最后，我才提出请王炳南来商量商量再定，杨夫人也表同意。说到这里，住在对过房间里的张秘书，忽然推门进来了，杨将军对他说：“你没事，等会儿再来！”可是他双手交叉，稳坐不动，也没吭声，大有久坐不去之意。我看不能再谈，就告辞而出。
刚回到九龙酒店，王菊人就问如何？我将谈论经过及张秘书进来打断谈话的情形告诉他。他听后默不作声，沉思很久才说道：“既然如此，只好等晚上去时再说吧！”
当晚，王菊人和我前往半岛酒店时，又看见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分散地站在酒店附近，瞅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楼梯口也有一个人手拿折扇，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注视着行人。我们急步走向会客室，及至进门一看，里间坐满了客人，其中不少系杨将军资助回国的留欧学生，所谓张秘书亦杂坐其中，纷纷谈论如何分组、分队取道广州、桂林、武汉和重庆等地，争取早日参加抗战，以及竭诚拥护杨将军北上抗日等问题。有人主张，把直赴延安不在中途停留的人，另编成一组。总之，会客室里充满一片议论和欢笑声。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深感无法进言。不久，梁参议也来了，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就以谦恭而很有礼貌的态度走到杨将军跟前，低声向杨说了几句话，就退坐一旁，倾听大家的谈话，有时也和人交谈几句。但是从他那种过分矜持的动作中，不难看出他的虚伪性。十一点钟过去了，客还没散。我们插空问杨将军，明天带些什么？我们可以帮着整理。他只说带一些简单用品和衣物，业已整理好了。我们又问是否决定带王副师长一同去？他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接着他又说：“这里客多，还要招呼，你们先回去休息，明晨早些来，十一点钟，咱们就到飞机场。”我们回去时，在酒店附近仍然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那里注视着每一个进出酒店的人们。
三十日上午，当我们亲送杨将军到达九龙机场时，前来欢送的人们热烈鼓掌，杨将军下车后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这时梁参议早已带人在机场恭候，并在四周放哨，作警戒状。
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正打算走出机场时，梁参议走来对杨夫人说：“机票已办妥，你们可乘下一趟飞机起飞，时间是十二月二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说罢，点了点头，转身就和他带来的几个人，乘上汽车走了。
十二月一日晚，去杨夫人处，帮助整理行装。谈到杨将军尚未来电时，杨夫人似乎忧心忡忡，手抚爱子，默默不语者半晌。
二日展，去杨夫人处，见她们母子已整装待发。十时过后，同去机场，适王炳南陪同杨明轩先生亦来，今天也乘这趟飞机回西安。十一时半起飞，午后三时许，抵达长沙上空，降落加油后，继续飞行，到达武汉已是夜色苍茫时刻。机上人员说，当晚在此过夜，明早八时，再飞往西安。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刚一坐下，她就先问我道：“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我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她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证明王菊人和你在香港所见，同现在事实的发展是一致的。由此推测：杨先生抵达香港后，梁参议一来，就已经受到监视了。住在半岛酒店的那个张秘书也是一个大有可疑的人！”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
沈 醉
一九四〇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时，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儿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是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为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讲话时，他只谈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绝口不敢谈西安事变时的情况。有次偶然提到他和一个什么李虎城守西安的旧事，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
多年的囚禁，使杨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
当时参加屠杀杨将军的凶手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我另行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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