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纪实

    应德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将军扣留起来，于是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将军回西安，蒋不但坚持不放，而且命令他的中央军步步西进，企图以武力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在此紧急情况下，东北军内部发生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避免与中央军相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而后要求释放张将军回来；另外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中级军官则主张要求蒋介石先放回张将军，然后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虽经多次商量，双方相持不下，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且矛盾日益激化。

    二月一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的结果。当时大家多表示十分不满和坚决反对，好多人痛哭失声。这一天，在西安的东北军干部都知道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不愿执行渭南决议，认为他们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主张先撤兵了，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今后再难见副司令的面了。大家相见都非常难过。卢广绩、陈先舟痛哭流涕的情景，尤使我至今难忘。

    当晚，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大家谈到副司令不回来，不仅三方面的团结不好办，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便把责任完全归罪在王以哲、何柱国二人身上。我们当时认为不营救副司令的不是杨主任，也不是中共代表团，而是东北军自己，尤其是王以哲与何柱国二人。谈到这里，何镜华提出是否可以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然后也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们俩杀掉的问题（何记忆是孙提的）。我因痛恨王以哲、何柱国，没有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苗剑秋也表示犹豫。何镜华、孙铭九也没再说什么。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四人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一些东北军干部聚集在孙铭九家中（我与孙同住启新巷一号），我也在。大家沮丧、愤慨，纷纷议论而无定见。孙铭九向我说：“怎么办？”我说：“照大家的意见办，怎么样？”孙说：“好。”于是，我向大家说：“副司令回来本来是有保证的，但王以哲、何柱国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个军政大员[57]和五十架战斗机[58]，使副司令回来失去了保证。按现在形势看，我们三方面团结一致，坚持要求，蒋也还是得把副司令放回来。因此，渭南会议通过了决议。共产党代表团本来答应我们，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他们也和我们一致坚持。杨主任也是主张副司令回来再撤兵的。三位一体的王宅会议通过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纯粹出于王以哲、何柱国的主张。他们两人这样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杀掉他们俩！”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一样，也应该一起杀掉。”我问大家意见如何，当即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俩不一样，于学忠是被他俩挟制的。我们不应该把于学忠和他俩一样看待，我们杀掉他俩，可以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营救副司令。”于是我又问大家说：“我们除掉王以哲、何柱国，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大家同意吗？”全场齐呼：“同意！”我又问：“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于是杀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决定后就该执行。于是孙铭九就派于文俊连长带一排人去搞王以哲，派王协一连长带一排人去搞何柱国。于文俊杀死了王以哲，但王协一没有找到何柱国。因为何柱国自知他不同意渭南决议，是违背东北军中多数人意志的。他曾说过，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这是东北军都反对的，这样做一定很危险。他从三十一日起就不回家，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处。王协一没有搞着何柱国，何镜华说何柱国可能在新城大楼，孙铭九又派王协一去新城大楼，但何在杨虎城客厅里不出来，王也没有办法。孙又让何镜华去相机处理，何去了也没有办法。最后孙铭九自己去看过，但也没有办法。据何镜华回忆，他们离开新城时，孙铭九对他说过，搞何柱国事已交宋文梅办去了。

    王以哲已死，我们还在继续想法搞何柱国，军警宪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向孙铭九报告，参谋处处长徐方与南京有秘密联系，孙当即派文去杀死徐方。又有特务团干部孙聚魁向孙铭九报告交通处副处长、原六十七军副官处处长宋学礼办理勾结南京事，孙铭九即派孙聚魁去枪杀了宋学礼。还有原交通处处长蒋斌，他把西安事变八大主张的通电迟发了不少时间，还查出他有勾结南京、泄露东北军秘密的行为。西安事变后，副司令已令孙铭九把他扣押在特务团，这时孙铭九也令把他处死。以上这些做法，我们当时在场的人也都同意。

    二日上午，有十七路军几个军官来找孙铭九，孙去西房会见了他们。回来向大家说，十七路军的人赞成我们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的主张。时间是杀王以哲之前或之后，记不清了。来的人是哪些，我都不知道。

    参与二二事件的人，记得有刘启文、邓玉琢、杜维纲、刘佩苇、文英奇、何镜华、赵龙韬、乌庆麟、黄冠南、周锟、贾国辅（贾涛）、商同昌、王协一、于文俊、华国璋、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和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共约三十多人。

    王以哲已死，何柱国躲在杨虎城客厅里，我们一直想不出办法，但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做别的事情。于是我和刘启文、苗剑秋、邓玉琢、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等约八九人，到副司令公馆的会客厅中，打电话请于学忠来，于要我们到新城去见他，于是我们便到新城去见于学忠。

    到新城后，洪钫和卢广绩也和我们一同向于学忠请求，要他出来团结东北军，执行渭南决议，坚决营救副司令。于学忠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情我理解，我也同意，但我无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从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张作霖——编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随时愿意粉身碎骨极答老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儿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一〇五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与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能指挥他们，他们会听吗？同时，何军长也不同意坚持渭南决议。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将不得善终！但今天，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指责王、何违背决议，是不忠于副司令的，请于学忠出来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最后于答应尽力而为。

    二月二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叫渭南前线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命令。于学忠又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劝说缪澂流、刘多荃坚持团结，坚持不撤兵，营救副司令。

    二月四日下午三时左右，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里和刘启文、邓玉琢等人谈话，孙铭九派人来找我，我当即回家。进大门后，看见苗剑秋、孙铭九和刘鼎同志都在院中。我问有什么事？苗剑秋说：“现在我们需要退出西安。周恩来代表劝我们暂时先到红军驻区去。”我听了莫名其妙，我说：“我们不是要坚持不退，营救副司令吗，为什么要走呢？”苗说：“现在没工夫详细说了，但现在非走不可。刘多荃已向西安回兵，我们不走，东北军就要自相残杀起来了，那还怎么营救副司令呢！为免除东北军自相残杀，周代表劝我们三人先退到红军驻区去。刘先生（刘鼎同志——编者）就是来陪我们走的。一切详情，等到途中或到达后再跟你细谈吧！”这时刘鼎同志也过来催促我们快走，就这样我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安。随行的有文英奇、孙聚魁、孙殿科和孙我权等四人，另外还有几个士兵，一共三辆汽车。当夜到达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见到了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和参谋长聂鹤亭等同志，他们表示了亲切的欢迎。

    到了云阳后，苗剑秋把非走不可的原因又详细向我说了。主要是：虽然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坚持不撤兵，营救副司令的命令，于又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渭南劝告缪激流、刘多荃，但渭南会议后，“二二”前，王、何已与缪、刘联系要我们即时听命撤兵，不必先营救副司令回来。何柱国又与缪、刘联系要他们撤退。因此，杨、于签发的命令和马、鲍、刘、张去渭南的劝告，都不生效。缪澂流、刘多荃已自动撤退，而且刘多荃还令一〇五师一部开到临潼，对西安进行威胁，准备与西安城内的一一五师、先锋队、特务团为敌。我们不退，很容易引起东北军自相残杀，那就更不能营救副司令了。我们退出，一方面可免东北军自相残杀，另方面还可保持同志会其余同志留在东北军中。这样，对于东北军、对于联共抗日，对于副司令可能都有好处。苗说，这是周恩来代表劝告他们的话；这是周代表和杨主任、董参谋长研究好的，叫我们今天就退出西安。苗还说，刘多荃指使特务团中他的族弟刘风德在特务团里活动，孙铭九已不易控制。

    出了西安，心想我们营救张将军失败了，张将军永久回不来了，我当时消沉极了，什么都不愿想，什么都不愿说，什么都不愿干了，这就是我离开西安后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现在看来，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但我当时就是在这极端错误之中。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

    孙铭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刻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十二月二十六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城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曾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张的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诚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二十六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二十七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十二月二十九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一月四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五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五日到十二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谈，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一月十一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一月十五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的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一月十七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一月二十三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一月二十五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政人员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一月二十六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一九三七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扣情况后，到一月二十五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撤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一月二十九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澂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示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澂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营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一月三十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决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一月三十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决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一月三十一日[59]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邓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邓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的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请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认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60]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邓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园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的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附商同昌[61]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园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一月三十一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二月一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见面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二月二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为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误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邓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澂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澂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澂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二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令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62]。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澂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二月三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澂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二月五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定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

    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东北军内部的分化

    ——“二二”杀王以哲事件

    何镜华

    二月一日上午，我照旧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对我说：“昨晚孝侯也同意鼎芳的撤兵主张了。我的意见，关于张副司令的问题，在撤兵之前，还是应该向蒋委员长再提一下，以便以后好接着再谈。你们可以再同鼎芳谈谈。”我说我回头先找何军长去谈谈，以后再找大家商量。我在午饭后，到何柱国家中时，看到参谋团参谋刘本厚正在看着地图草拟文件。我问他拟的什么，他说起草撤兵命令。我听到此话，很觉诧异。因为晚[63]三方面会谈时，并没有决定在今天就拟撤兵命令。在今天上午，三方面也没有继续举行任何会商。拟命令也没有找我，我在上午见到杨虎城时，在他那里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我去见何柱国，问他：“今天怎么就起草撤兵命令呢？”何说：“昨晚三方面会谈已决定撤兵，因为顾祝同要求在六日以前撤兵完毕，王军长说今天就拟撤兵命令。”我说：“在下达撤兵命令之前，对张副司令的问题，应该再和大家谈谈，对今后怎么办也应该有个交代。不然就这样下了撤兵命令，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作，不只是西安，恐怕前方也会发生问题，都应该考虑。”我又说：“我的意见，下达撤兵命令，不应当过急。杨主任也希望对副司令的问题在撤兵以前，再向蒋委员长提一下，以便今后好继续商谈。”何柱国说：“对副司令的问题；王军长已说过，在撤兵以前是不能再提了。”我说：“大家再去向王军长谈谈怎么样？”何说：“你们去谈吧。”

    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我先把我去何柱国家中看到正在起草撤兵命令的情况说了，接着说：“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苗剑秋说：“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我说：“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澂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我又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澂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苗剑秋问孙铭九这个办法怎样？孙铭九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话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孙铭九在“双十二”以前的八月间，就由随从参谋接任了卫队第二营营长，并在东城门楼上成立了学生队，训练抗日干部。在“双十二”扣蒋以后，张学良又把他提升为特务团团长，兼手枪营营长，又兼任抗日先锋队总队长，西安市军警督察处处长。在人事上，他可以随意调用干部。他部下的干部，多数经他的介绍加入了抗日同志会。在当时，他负责抗日同志会行动部，抗日同志会的基本武装力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在“双十二”扣蒋以后，张学良调来骑兵第六师刘桂五部，驻在西安附近的醴泉、咸阳地区，作为机动兵力；又调来第一一五师刘启文部，进驻西安，担任城防。这两个师都是能和孙铭九部队配合行动的。张学良在当时就准备好了，如果南京对西安进攻，要避免决战，北上援绥，即可以这些部队作为直接指挥的部分兵力。

    一日晚间，我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见于学忠、何柱国都在那里。听说他们把撤兵命令已经发出去了，我问于学忠：“撤兵后对副司令的问题怎么办？”于说：“以后再和鼎芳、柱国商量吧！”杨虎城向我说：“鼎芳、柱国、孝侯都主张在今晚就下令撤兵了。前方都是东北军的部队，我是没有办法的，只有这样吧。”晚间十点钟，我由新城大楼出来，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应德田、孙铭九，我把刚才在新城大楼听到已经把撤兵命令发出去的消息告诉他们。应德田说：“前方部队根据渭南决议能够撤兵吗？”我说：“现在有西安发出的命令，再加上王以哲和缪澂流、刘多荃事先已都说好，我认为，前方部队接到命令后，撤兵是没有问题的。”应德田又说：“我们可不可以叫前线的师长、团长们不撤兵呢？”我说：“前方部队今晚就能接到命令，明天就可以开始准备撤兵了。我们在事前也没有派人去联络，如果有联络，可能有一部分人同意不撤兵。但是在接到从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也控制不住全线的撤兵了。”当时，我们三人都感到很难过，应德田落了泪，最后说：“明天再商量吧。”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二月二日早晨七点多钟，我的随从裴显庭对我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立即叫孙铭九的电话，没有叫通，又立即前往金家巷张公馆。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我进到院内，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我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张答：“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海）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我想，公馆里头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现在就去找孙铭九，看看情况回来再说吧。

    我到孙铭九家去，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他向我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还有宋学礼和徐方也都被打死了。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我问孙铭九：“这样做，在事前向董英斌说过没有，于学忠知道不知道？”孙铭九说：“没有告诉他们。”我又到应德田屋内，应向我说：“今晨大家都同意打死王以哲、何柱国，苇新（孙铭九）就派人去打了。”

    这时在孙铭九的西屋里，我看见有十七路军的几个军官来过，孙铭九过去和他们谈过话。

    我把我刚从张副司令公馆来的情况说了，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孙铭九同意了。我们去到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说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形，随后孙铭九同我去见于学忠。孙铭九向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当时于学忠低头深思未及时答复。我向于学忠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于学忠表示，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孙铭九随后也去见杨虎城。孙铭九向杨虎城谈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兵。杨虎城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这时，董英斌及卢广绩、洪钫等人也都来到新城大楼。董英斌先问我在事前知道不知道，还要怎样办？我说：“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早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董英斌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现在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当时卢广绩曾表示不满地说：“孙铭九这样做真是胡闹。”

    这时，何柱国仍在杨虎城的客厅里，王连长仍在客厅的门外等候着。后来孙铭九向我说：“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随后孙铭九也离开了新城大楼。

    那时周恩来代表也到了新城大楼。他看见我就问：“这是怎么搞的？这样做，你们怎么办？”

    后来，董英斌找应德田、卢广绩、洪钫等人会谈，我也参加了。大家商定由董应斌派人去前方向缪澂流、刘多荃解释，希望缪、刘顾全大局，维持防线，暂时不撤兵，对其他问题，都可商谈解决。

    以后我又向董英斌说：“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在二二事件前后，孙铭九、应德田并没有召集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当时在西安的有五六十人都是东北军的文武官员，开过会，也没召集同志会负责人员的每周例会来讨论研究整个局势和作法问题，抗日同志会至此实已陷于涣散状态。

    四日传来消息说，刘多荃部已进兵临潼，并声言要与王以哲报仇。

    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楼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董英斌并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他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当时孙铭九说：“怎么办都可以，我先回去和应德田，苗剑秋谈谈，再找特务团、先锋队干部们说一下。”他站起来就要走。当时我向董英斌说：“我也需要同孙铭九去一趟，先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谈，再作决定。”董英斌留我要再说几句话，我向孙铭九说：“你回去先把他们都找到副司令公馆，我和大家见面谈谈。”孙铭九答应“好吧”，就走了。董英斌又向我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总部预定撤退到邠州，特务团、先锋队撤退到长武，明天就开始行动。命令随后就给你下达。”这样，我才答应暂行代理。

    我离开董英斌家后，就急往张副司令公馆，到办公室楼上找孙铭九、应德田。据说孙团长没有来公馆，应处长也不在。我又赶快到他俩人家中去找，听说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已随同刘鼎同志走了，不知他们去的地点。

    四日晚，我约抗日先锋队的两个支队长（另外一个支队尚未编组）乌庆霖、黄冠南到我住处晤谈，才了解他们两个支队都尚未编组完成，内部人事还不健全。特务团的情况，更为混乱。孙铭九走后，军需即携带公款潜逃，有的军官也随着避开了。手枪营营长，已由谭海推荐刘凤德接充。听说刘风德已率兵搜查了孙铭九的家。我即时去找刘凤德，劝告他，无论如何不要危害孙铭九的家属。

    五日，西安东北军开始撤退。特务团、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手枪营营长刘凤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我当时一个人随刘凤德营到长武，把先锋队和特务团第三营留驻在邠州以后，于学忠又派张政枋接任了先锋队总队长。到东北军东调时，我已离开了东北军。

    从二月五日撤出西安以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所建立的联合行动的局面，就已完全陷于瓦解。

    我所经历的二二事件

    商同昌

    在孙铭九家开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我记忆最清楚的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赵龙韬、贾国辅、文英奇、商亚东，杜维纲、刘佩苇，好像还有黄冠南、何镜华、孙东园等。会场上最突出的是痛哭流涕的杜维纲，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苗剑秋与应德田二人的争论。应德田的论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苗剑秋的论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在他们二人争论不休时，孙铭九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插嘴说：“唉呀！倒是怎么办？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眼从大家的意见。在大家一致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以后，有人（象是应德田）提议连于学忠也一齐杀掉，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对此大家没有争论。议论杀王以哲以后，谁接替六十七军军长呢？孙铭九建议由吴克仁接替，大家都同意。在议论守西安谁能可靠？孙铭九说：“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同志会）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问题。苗剑秋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三原？）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会议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好像还有人提到一月三十一日晚，请王以哲、何柱国到张副司令公馆开会，王以哲有病未来的话。

    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孙铭九告诉我派五连连长于肇中（原名于文俊），带一排兵执行杀王以哲的任务，命令由我负责转达给于连长，并由我负责完成任务。又告诉我派第七连连长王协一带兵一排，执行杀何柱国军长的任务。叫王协一连长直接找孙，由他直接下达命令。

    孙铭九指示我任务以后，文英奇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愿意陪同我坐他的汽车（督察处的汽车）一齐去察看王以哲家（粉巷二十七号）附近的地形，同时说明王以哲住在哪一个房间，和他家的警卫情形等等。

    枪杀王以哲等四人的一些情况

    二月二日早晨会议决定杀王、何两军长以后，我负责指挥第五连连长于肇中杀王以哲。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我回到营部以后，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的中尉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于连长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于是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在于肇中连长带兵出发后，约十五分钟我也到了王以哲的家。我到的时候，王以哲已被杀死。于连长领我看一看，我见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我回头看见院内有女人被绑，我问于连长：“这是怎么回事？”于说：“她是王军长的太太。”我一面向于连长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一面向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敛起来。”王太太哭着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我听了以后，头嗡了一下！我问于连长，于连长不吭声。我一面安慰王以哲的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一面向于肇中连长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

    回营以后，我到第五连召集了官兵讲话，说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我讲话以后，士兵们交回了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概数）。我把这情况报告了孙铭九，问他怎么办？他让我把钱先存在我的营部，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二月四日下午，孙铭九听说渭南前线刘多荃的军队已闪开正面让中央军开过来了。没有通知我，他就坐汽车与应德田、苗剑秋、文英奇、燕更奇等逃到陕北红军驻区去了。我营的第六连连长刘凤德为夺取营长的职位，把我缴械扣押在第八连连部里。在刘凤德扣押我的时候，我办公桌里的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就让他们拿去了。当晚，刘凤德知道一〇五师葛晏春团长把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扣起来枪毙了，刘也要枪毙我。后经接替孙铭九职务的何镜华的解释，我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早晨，我得谭海的帮助，刘凤德才把我释放。在我被释放后，第八连连长张万山对我说，金子和钱都给王以哲家送去了，让我放心。

    二月二日杀了王以哲军长以后，我把执行任务经过情况向孙铭九作了汇报。天已傍晚，第七连连长王协一执行杀何柱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孙铭九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孙让我到何柱国家去看看。我到何柱国家时，已经黄昏。我进屋看见何镜华正同刘士玲站着对说（刘士玲是骑兵军的炮兵营营长）。何镜华见我到来，停止与刘士玲谈话来到我跟前，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我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二月三日上午，第七连留住在何柱国家的兵报告说：二月二日夜十二时许，顾祝同从潼关打来电话，让何柱国接电话，因为何不在，对方没说什么。我把这情况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有关于学忠的一件事

    二月三日孙铭九指示我派一个可靠的排长，带一班人驻在飞机场。如果于学忠军长要坐飞机走时，看住飞机不要开，用好话劝住于军长，同时赶快给他（孙）报告。于是我按照孙铭九的指示，从第八连派一个排长带兵一班去飞机场执行任务。这个排长我忘了姓名，但我记忆他是双十二事变后，从洛阳教导总队新跑回西安的。当时我体会孙铭九的这个措施，是怕于学忠军长偷着走了，就更无人能掌握东北军了。

    二二事件的前因与后果

    （一）事件发生的诸主要原因（内因）：第一，因为在张学良十二月二十五日自己送蒋介石去南京时，东北军还扣有在双十二事变中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钱大钧等二十多人，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这二十多人是可作人质的。但全都放回南京便使以后的谈判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因为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以后，曾让人带话说：“你们能坚持下去，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你们不能坚持下去，你们完了，我也完了。”（内容大意如此）。东北军是一个封建性的军队，孙铭九、应德田以及我们这些人，是张学良新提拔起来的一些所谓少壮派，张学良是抗日同志会的会长，应德田是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我们大多是抗日同志会的成员，内心认为别人可以不争取张学良回来，我们不能不争取张学良回来（我当时这种想法非常浓厚）。第三，因为东北人思乡心切，当时认为张学良被扣在南京不能返回西安，大家回老家的愿望成了泡影。第四，因为王以哲接受国民党的条件，放弃争取张学良回来的谈判前后，没有向大家作政治工作，没有说明因为什么不必坚持争取张学良个人回来的道理。

    （二）事件发生的外因：十七路军王XX旅长二月二日早晨到孙铭九家里来讲的几句话——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撤退还是守西安？（大意如此）他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三）二二事件的结果：引起了东北军内部分裂，给国民党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使西安一片混乱。

    （四）我认为二二事件是临时促成的，二月二日早晨的会，不会是那么一个情况——应德田、苗剑秋的意见完全相反，孙铭九则焦急万分，毫无主见。因为在二月二日早晨的会上，能下最后结论的人，只有他们三个人有资格。从他们意见的分歧中，说明在开会以前，他们没有交换过意见。

    在二二事件发生时，我认为杀王以哲是对的。认为杀了王以哲，守住西安不撤退，国民党不一定敢进攻。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对红军都“剿”不了，现在加上东北军、西北军，它有什么办法打赢呢？一定能把张学良争取回来。如果放弃争取张学良，就等于放弃西安事变八项主张。认为杀王以哲是代表全东北军的愿望，一定能得到东北军所有的人的拥护。那时，我还认为二二事件的结果虽然很惨，但觉得对得住张学良，问心无愧。当时认为红军在商谈中最后决定不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就和平解决，是因为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自己不争气。

    现在认识到二二事件是完全错误的。

    回忆二二事件

    孔从洲[64]

    关于孙铭九杀害王以哲一事，现将我回忆起来的一些情况写出，以供参考。

    曾记得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上午，也就是王以哲被杀害的当天，孙铭九邀请我们十七路军的旅长王劲哉、王俊、许权中和我以及副旅长任云章等，去金家巷他家吃饺子（双十二前后东北军与西北军关系很好，互有来往）。我们去后孙却谈他们反对和平，王以哲已出卖东北军，投降蒋介石，谁要反对和平，就要首先除掉谁，因此，他们决定杀王以哲等事。我记得他这样说：“双十二”和平以后，我们东北军和你们西北军，都将处在被蒋介石消灭的处境。十七路军也可能被人出卖。并叫我们在反对和平宣言上签字。因为事出突然，我当即严词拒绝，别的人亦以其他理由，没有接受和签字。这时西安城防由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担任，我是该旅旅长，孙铭九提出要我派人去杀王以哲。我说：王以哲不仅我们士兵不认识，就是我也不认识。如果你们杀死王以哲，这岂不是恰恰正中蒋介石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奸计，破坏“双十二”和平，影响三位一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事了吗？我们表示不同意杀王以哲，孙铭九甚为不满。

    这个时候，何柱国在新城杨虎城家中。孙铭九已派人企图去新城杀害何柱国。而新城的警卫也由我们警备二旅担任。我心想这次来孙家，实际上是受了孙的欺骗，唯恐杨遭不幸和破坏抗日大局，当即借故脱身迅速离开孙家，回至新城。我正在向杨汇报在孙铭九家所发生的事情经过时，忽闻市内枪声，我说这可能是杀害王以哲，杨大为愤怒。也时，何柱国亦在杨处，闻之很是不安。杨当即命我布置防务，严加警戒，维持市内秩序，并将戒严司令孙蔚如接至新城，以防万一。

    又据贾陶同志（当时是东北军警卫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支书）的回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孙铭九把我找到他家说：今天我们召集住在西安市的东北军各单位首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当前局势的对策，东北军中的王以哲、何柱国准备投降蒋介石，据说杨虎城部队中的孙蔚如已投向蒋介石。他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话未谈完，他又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也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二二事件侧记

    王劲哉[65]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因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官兵都很痛恨蒋介石。某日午，我们十七路军七人（王劲哉、孔从洲、王俊、许权中四个旅长，还有李振西、任云章两个团长和宋文梅特务营营长）去总指挥部请示杨主任。杨处坐有参谋长李兴中、军长孙蔚如。我们备陈和平就是投降（不懂和平政策），投降没好下场等。杨叫李兴中给草滩打电话，着由西安开三原的炮兵在草滩停止。我们七人认为请示效果很好。出杨的办公室，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编者注：此稿未说明日期，但从所述的事实推算，王等去孙铭九家当在二月二日午东北军打死王以哲之后。）

    关于二二事件的回忆

    白志钧[66]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十七路军的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新城杨虎城主任的住所，向杨主任请愿要与中央军进入陕东的部队作战。杨主任站在台阶上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这是大意，原话记不起了）这些人均默默无言，独有王劲哉旅长当场痛哭流涕向杨主任力陈利害，主任迄未为动，他们始怏怏散去。到了当日晚间，他们约齐在已故的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镇亚的家开会商量，临时一再约我参加，我均拒绝参加他们的会议。我把这些情况，当晚就报告了杨主任。

    到第二天（二月一日）清晨，杨主任叫我派车把周恩来副主席、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还有几个人我想不起来了）等六七人接来新城他的住所，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王均拒绝。到了傍晚时候，杨主任还亲自坐车到王以哲公馆（王当时住西安粉巷），和王以哲见了面，至于他们说的什么话，我因未在场不知道。结果王仍不愿去，杨主任没停多久就坐原车返回新城，与接来的各将领尚欢谈很久，晚均留宿新城住所。

    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那时杨主任还没有起床，我推门报告，主任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我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主任说：“接他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我回来后，就在新城杨主任的住所门口加派了双岗，院中也派了游动哨。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主任说：“他们真是胡闹！”我下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宋说：“他要见主任当面报告。”我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宋看事已暴露，他又接不去何柱国，这才无可奈何地退出。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我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宋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过了一会儿，何柱国的参谋处处长何镜华来了，[67]说要到东北总部各处长的办公室去商量什么事，走到通杨主任住的偏门口，又说要进去见何军长有事报告。卫兵来对我说，我赶去时看他带的有枪。便叫卫兵先把他的枪下了，领他到另一间房里坐，我去报告杨主任，主任说不能让他见面，叫我把他打发走，并叫我把何柱国安顿到主任后边的住房里，严密保护。我把何柱国请到后房住下，并在院内加上双岗，出来就把何镜华打发走了，把他的枪也交还给他。何柱国很感激杨主任对他的周密保护，对我说了很多客气话。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二二事件后，何柱国曾送杨主任一个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达他感激之意。

    二二事件前后

    张政枋[68]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夕留有手谕，东北军一切事务由于学忠负责处理，参谋长董英斌即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到西安。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69]下午八时在粉巷王以哲宿舍召开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因王以哲患病，不能出席在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于是大家才驱车前往王宅开会。出席这次高级会议的有杨虎城、周恩来、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应德田，旁听的有张政枋（粮秣处处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等。因王以哲住的东里屋房间太小，仅能容下几位高级将领开会，我们便在外屋旁听。于学忠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第二个发言的是杨虎城，他说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第三个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说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第四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说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第五个发言的是王以哲，他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第六个发言的是董英斌，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应德田同意董的意见。

    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我拦住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他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上午十时大家又都到新城大楼开会（何柱国未到会，其他东北将领在西安的都出席），仍由于学忠主持会务，他首先传达了三十一日夜高级会议的精神。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于学忠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和转变会场气氛，他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因而触动了全场人员，特别是东北军少壮派军政人员的情绪。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算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会议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问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二日下午一时半，我到大楼不久，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会议由于学忠主持，研究如何处理王以哲等死后对东北军解释的问题，特别驻在渭南的一〇五师刘多荃部和驻在高陵的五十七军缪澂流部，正和中央军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在渭南以东地区相峙中。如果刘、缪二军发生误会，前线动摇，东北军就有土崩瓦解之势。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因此必须选派专人去这三处作解释说服工作。大会选定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澂流；派陈昶新到平凉说服吴克仁。会后已是下午七点半钟了。马、鲍、刘先到米春霖家吃晚饭，我回家把呢军衣换成棉军衣，并取四支自来得手枪（马、鲍、刘和我的勤务兵各一支），来到米春霖家已是下午八点多钟。因为出不去东门（由卫队营的兵把守不准任何人出城），打电话给孙铭九，才送来出城证二张，并向辎重总队长唐述吉要来卡车两辆，军官二员，士兵二十名，护送我们去渭南。晚十时开始出发，一个军官带士兵十名坐大卡车在前头走。第二辆是马占山、鲍文樾。第三辆是刘伟、张政枋。第四辆是一名军官带十名士兵，各距十米向临潼前进。十一时二十分到达临潼东门外，有人拦车。据报告说，渭南刘多荃师长已发生误会，派第一旅全旅向临潼方面戒备甚严，并不时放枪射击，不能过去。当时我们四人下车开个小会，研究一下，鲍文樾和刘伟主张回西安，马占山和我主张去渭南，认为今夜不见刘师长说明情况，恐怕明早他可能向西安进攻，而中央军桂永清部随后跟进，这不就坏了大事吗？决定徒步前往，定要见到刘师长说明来意，汇报西安情况。二日晚十一时半，我们四人在临潼东门外下汽车徒步沿着大车道的沟底，按着张政枋、马占山、刘伟、鲍文樾的次序鱼贯前进，令辎重队的官兵看着汽车在此等候。走不到二华里，对方即开了枪，我们就蹲在沟内。枪声住后，我就大声喊叫说，我们是从西安总部来的人，要到渭南见刘师长，你们不要开枪。旋有一军士打着电筒带二名士兵来见我们说，他们是一〇五师第一旅的士兵，旅长姓高，团长姓张，连长叫房国，听说西安反了，师长令我们向西警戒，不准任何人穿过去。我听话后，叫他们把他们连长找来，因为房国连长是我当连长时的勤务员。不久房连长来了，我将来意说给他，他把张团长请来（名字记不清了，脸上有麻子，系日本留学生，辽宁海城人）领着我们到旅部（在南侧小山沟里）。一进门我就问高旅长（高福源是讲武堂五期步兵科学员，我当分队长，他是这分队的学员）哪儿去了，王副官长（名字记不清）说，昨天奉师长命令去西安未回来，参谋长也不在旅部。王副官长给刘师长打电话说明我们的来意，刘师长回电话叫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去渭南，把我押在旅部听候处理。这时是二月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把我押在两间冷房内，有二十几名士兵看着。约在三点到四点钟的时候，张在善、刘澜波，也先后送押在这个房内，我们三人因为是熟人，更觉格外亲密。天即亮，张、刘二人去渭南，仅留我一人在此，心中有些不安。八点多钟，有持武器的士兵前来叫我上车，我更不安。上车后，有一军官对我说去渭南，才放下心来。九点来钟到达师部和刘师长见面，他说：“立衡（我的别号），对不起你，过去对你有些误会。”我说：“在人心惶恐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饭后，刘师长征得我同意，把我的八音子手枪还给我，并派三轮摩托车把我和一名勤务员（郭凤阁）送回西安。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由渭南去高陵说缪澂流去了。

    高福源原是六十七军一〇七师的团长，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晋级少将，接任一〇五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到任不久，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奉师长命回西安办事，于二月三日[70]下午五时被驻在西安担任卫戍责任的葛晏春团长枪毙。高福源是应葛晏春团长的邀请，前来参加宴会。一进葛宴春的会客室，葛即向他开头一枪，高当时未倒下，并大声说为什么事情这样作。葛又开第二枪，高倒地下后，葛又开第三枪，高才死去。高福源是个进步的青年军官，就在这样不明不白的情况下牺牲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三时，我由渭南回到西安粮秣处，把经过渭南的情况向大家简略说一下，特别向辎重总队长唐述吉说明汽车、大枪（借辎重队的）被刘多荃扣留的情况，应由总部下令要回。即到总部向董英斌参谋长汇报经过，并请示今后办法。他仍坚持贯彻执行接受甲案的决议，令我先到平凉代理参谋长主持一切，并令交通处处长陈先舟急速前往（在双十二事变开始时，原交通处处长蒋斌，因暗通中央泄露事变的秘密，扣压电报，被副司令看管起来押在卫队营里，由陈先舟代理处长）。我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前去平凉，交通处处长陈先舟不日也到，我们就在平凉主持安排一切。

    在我从渭南回西安，奉总部命令准备到平凉贯彻执行甲案的时候，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由渭南去高陵说服缪澂流接受甲案，因未得到结果，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

    二月二日下午，除我们四人去渭南、高陵说服刘师长、缪军长外，陈昶新连夜去平凉。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在副司令被押在南京的情况下，西安出了王以哲等将领被杀事件。东西两路主要部队（缪澂流的五十七军，吴克仁的六十七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因群龙无首，不肯听于学忠和总部的命令指挥，互相猜疑，日夜自危，人心惶恐，军心涣散，演成个个自找出路的现象。在这样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无形中放弃甲案的决议，而甘心愿意接受改编的乙案，东北军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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