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的概况

    孟吉荣[71]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不但不放张学良回西北率军抗日，还要策划吃掉东北军。听说当时在南京为此而开过一次高级将领会议，议决为“分而灭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决议。其进行步骤：第一是调虎离山。西安事变时，东北军的部队，除五十三军率步兵二个师、骑兵一个师驻河北保定附近，炮八旅驻洛阳附近，炮六旅驻武汉和海州附近外，其余的军队都集中在陕西关中和甘肃平凉、兰州地区。东北军本身既成一个整体，又与第十七路军和红军联成一片，而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依靠红军，他认为这对他有更大的危险。因此，在西安事变解决，张学良被扣后，首先提出必须将东北军调出西北，即为实现其“分而灭之”的目的。第二个步骤，即以改编为名削弱其实力。东北军原来海军辖四个步兵师，每师三团，共有十二个团。调出西北后，东北军即改编为每军两个师，每师两旅四团共八个团，则较原来的十二个团削减三分之一。第三个步骤，驱使东北军参加抗日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在战争中的消耗损失，不予恢复补充，取消番号，直到全部被消灭为止。兹将各军被消灭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原辖第一〇七师、一〇八师、一一五师和一一七师共四个师。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开到安徽亳州、蒙城、涡阳一带地区，改编为第一〇七和一〇八两个师，师辖两旅四团。抗战初期，在上海战役中，军长吴克仁在战场上牺牲。所辖一〇七师全部损失，师长金奎壁撤职，回到重庆病死。一〇八师师长张文清，当该师拨归蒋军后调为闲职。于是六十七军的番号即被取消。

    第五十一军原系吴佩孚的旧部，约有两个师，由于学忠率领投入东北军，到东北军后又增加一个师，编为三个师的军，开始番号为东北军的第一军，驻防山海关一带地区，后改为第五十一军的番号。军长于学忠颇为张学良所信任。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初，该军开到苏北的宿迁睢宁一带地区时，所辖一一三师、一一五师、一一四师和一一八师。到防不久，改编为一一三和一一四两个师，师属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到山东地区与敌伪作战，转战数年，损失殆尽。到了战争的末期退出山东，开到皖北稍加整顿，但战力已弱。于学忠的军长职务也被蒋介石撤去，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又命五十一军参加反革命的战争，一九四七年，在枣庄被解放了。最后的军长为周毓英。

    第五十七军在西安事变后，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开向河南周口、淮阳、太康一带地区时，辖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和一二〇师。到防地后改编为两旅四团制的师，即一一一师和一一二师。抗日战争时期，挺进到山东，归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指挥。到一九四〇年秋，蒋介石以该军军长缪澂流勾结敌人运输武器为由密令逮捕，缪遂逃回西安，被胡宗南任为游干班主任，而五十七军遂即撤销，两个师受苏鲁总部直接指挥。尔后第一一一师的主力由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率领起义，投入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到抗日战争末期，一一一师的残部和一一二师又合编为第十二军，军长为霍守义。到一九四八年夏季，在兖州放下武器，被解放了。

    第四十九军原辖一〇五师的第一、二、三旅（每旅三团）及直属部队。一九三七年三月初开到南阳附近，即改编为第一〇五和第一〇九两个师，师长是赵毅、王铁汉，每师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第一〇九师全部损失，番号取消，该军另编入蒋军嫡系的一个师。到解放战争时期，该军开到东北，全军的干部如军长、师长、团长以上军官调换为蒋军的嫡系军官，东北军系统的四十九军实已消灭。该军最后的军长为王铁汉，一〇五师最后的师长为于泽林。

    第五十三军原辖一一六师、一一九师、一二九师、一三〇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间在河北省保定附近地区改编为一一六和一三〇两个师，师长是周福成、朱鸿勋，师属两旅四团。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云南及印、缅等地，损失甚重，没有什么补充，实力甚弱。解放战争末期，辽沈战役时，在沈阳放下武器。最后的军长是周福成，一一六师最后的师长王理寰，一三〇师最后的师长是刘德裕。

    骑兵军原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骑十师，开始还有骑七师门炳岳部。西安事变时，骑四师随第五十三军驻保定，骑十师师长檀自新被蒋介石收买，率两团投蒋。抗日战争时期，骑兵损失过大，尤其没有马匹补充，最后仅存骑三师和一个步兵旅。抗日战争结束时，骑三师被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改编，骑兵军遂告结束。最后的军长是徐梁。

    六十七军在抗战中被蒋介石消灭的经过

    贺 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所辖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五和一一七师四个师），按原编制由甘肃平凉一带被迫开出西北，进驻安徽阜阳、涡阳及河南沈邱，界首等处。

    当时东北军官兵以为蒋介石既然接受了“八项条件”，又接受了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皆认为蒋委员长准备对日抗战了。但当时流言蜚语也很多，不是说某师将被改编，就是说某人将被撤换，或者某人与蒋介石、陈诚等暗送秋波，进行勾搭，凡此种种，难免令人忧心忡忡，心情不安。

    自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押后，顿使东北军失掉领导重心。首先表现在东北军整个行动方针上，没有经过会议明确决定，西安总部即以主观命令限期开出西北。虽然内部意见颇不一致，然总部未予考虑，即开始行动，以致东北军这个团体终被蒋介石消灭，至今尤深感遗憾。

    在一九三七年春，蒋介石和陈诚分别把东北军的各军长召集到南京开会。据闻蒋介石和陈诚早已预谋，摆好了圈套，会上采取又打又拉的方法，使各军长感到很舒服，而且很高兴。

    据说陈诚当时对各军长说：“这是为你们而改编，而不是中央来改编你们。为了你们将来抗日，像现在这样形形色色的编制，在指挥运用上是行不通的。比如一一五师只有两个团，而一〇五师则有三个旅，一〇九师则又是一种特种编制等等复杂情况，以及有关骑、炮、工、辎和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等等均须重新平衡配备。但仍然以原有各军为单位，自行调整调拨，不增不减，这对于教育训练和将来的运用是有利的。并且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必须立即加以改编。同时有关人事的更动，可以完全由你们自己以军为单位自行调配，中央决不加以干预。”陈用诸如此类的甜言蜜语来打动各军长的心。

    据云，在开始的时候，陈诚也曾想硬性派其嫡系直接插入各军内部，从事分化。但因与东北军的将领们的权利地位有关，他们曾极力表示反对，几至破裂。后来陈诚不得已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以派出政训人员在各军成立政训处为交换条件，彼此才作了让步。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间，又召集东北军各军长到河南开封，由刘峙主持召开正式改编会议，关于人事的去留，皆在这次会议决定。实际只不过是召集各师长到开封聆听改编的决定罢了。

    据说这个改编方案是陈诚提出来的，由刘峙进行监督执行。总而言之，当时没有容纳东北军方面提的意见，即接受改编也得改编，不接受改编也得改编，完全是硬性的命令，没有丝毫回旋余地。就此各军长表示接受改编。

    当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对我说明改编的决定时，我断然表示拒绝，谈话未终，即告决裂。

    最使人愤怒的是，第二天《开封日报》就集中向我个人进行开火。他们以恶毒的手段不提我坚决反对这次改编，相反却以连篇累牍的鬼话，表扬我是第一个赞成这个改编的。当我看见这个报道后，直把我气的发昏。这岂不是血口喷人吗！况且刘峙在开封绥靖公署设宴的那一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未发，他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哪有精神来赞扬他们的改编呢！

    而且自我到开封后，并未接见过任何记者，从何产生《开封日报》的报道呢？他们这种拙劣的做法，真是愚蠢达于极点。当时笔者身为师长，关于改编的真实情况，确实如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及到开封缪澂流向我谈话时，好像霹雳一声，我才知道真相，心想东北军已经完蛋了，完全被他们出卖了！

    现在我单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七七事变后，遭受蒋介石消灭的经过记述如次。

    河南改编

    第六十七军原系由东北军一〇七师、一〇八师、一一五师和一一七师四个师编成的。

    事变后，对这次改编，吴克仁军长确实煞费苦心，一心一意想把这个军改编好，既要不破坏团结，又要保持实力，最后一致同意将四个师编为两个师，即以原有的每两个师合编为一个新师，尽力作到不分割，并保持原有的建制，最后的改编决定如下：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副军长贺奎，参谋长吴桐岗。下分为两个师：即一〇七师和一〇八师。一〇七师系由原一〇七师和一一七师合编的，师长金奎璧、副师长姜保德、参谋长邓玉琢。下属三一九和三二一两个旅，由吴骞和朱芝荣分任旅长。一〇八师系由原一〇八师和一一五师合编的，师长张文清、副师长唐振海、参谋长梁同淇，下属三二二和三二四两个旅，由夏树勋、刘启文分任旅长。

    这个改编仍然保持东北军原有的历史系统，不过仅仅是把各师改编为旅罢了，把每师原来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同时扩大了团的编制，补足缺额，名为改编，而实际则是扩编。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显示出第六十七军确是抗日的坚强部队，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城接防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十七军受命向河北沧县增援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全军接到参加抗日的命令，兴奋百倍，欢喜若狂。于是全军集中于河南商丘附近，再用火车运到河北沧县。按道理说，救兵如救火，敌我都在分秒必争，可是我们的火车还不如牛车。并且自开始上车那天起，大雨连绵，车辆完全是载货的敞篷车，什么遮雨设备都没有，加上调度失灵，站站拥塞，四天四夜始到达沧县目的地。人马昼夜在雨水浸渍之中，再加上炎暑蒸热，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弄得人困马乏，筋疲力竭。吴克仁军长以及各师长目睹此种情形，非常担心官兵的健康和发生疾病，派遣后勤人员尽力设法逐站准备饮水和去暑药，以及各种给养的补充。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广大官兵在抗日救国的精神鼓舞下，都很安然地在车厢里，此起彼伏地争唱抗日救亡歌曲，此种爱国热情感动了铁路沿线的老百姓。

    在雨水中挣扎了四昼夜之后，火车总算到达沧县，尚未得到喘息，又处于又饥又渴的时候，宋部即派人来催促接替防务。虽然如此，官兵仍然同意派遣先头部队立刻接防。构筑临时掩护阵地时，又遇到倾盆大雨，顷刻间沟满壕平，平地一片汪洋。可是没有一个官兵被这点意外的困难所吓倒。

    正当此时，又接第一战区电令，立即驰赴大城附近，接替宋哲元部王长海师的任务，堵击日军沿子牙河南下之敌。六十七军接到此项紧急命令，在平地水深业已过膝、一片汪洋的情况下，被迫完全放弃辎重大车和汽车的运输，全部改装为驮载和人担，这样给官兵每人加重数十斤的负担重量，绕道沧石旧路基的一段，于第二日才勉强达到子牙河大堤坝，并以此而得到第一战区的嘉奖。

    首战姚马渡

    当我六十七军正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全军在大城县以南集中时，即发现许多人民群众从姚马渡方向纷纷渡河逃难的情况。军部乃决定派遣骑兵连迅即沿子牙河北进，进行强力侦察，必要时则占领要点，以待增援，同时掩护我军占领阵地。随即又在姚马渡以北的北赵扶、中赵扶等处发现少数日军骑兵的扰乱，官兵以愤怒的心情，出敌不意，一举歼灭敌骑数十人。

    从第二天天际刚发亮时起，日军飞机即成批地盘旋于大城县东北上空，进行侦察并监视我军的行动。出敌意外，我军于天未明即已完成巧妙的掩蔽伪装，致使日军空军无所发现。

    因此，当第三天敌人派出小型轮船数艘，沿子牙河逆水而上时，万未料到我军在姚马渡已预先设伏。这次根据侦察得到的确实情报，运输敌军的轮船共有三艘，先头一艘概为轻武器，其余两艘则有山炮之类的重武器。我们在子牙河预先设置的障碍物使河道仅能容纳一艘轮船。因此，决定先放过它的先头一艘，以优势兵力在极短时间内把它歼灭；对二三两艘则进行分段截击。将到上午十一时许，日军的飞机分批参加战斗，由于他们地空的密切联络，从我军薄弱部分打开一条血路，仅有一部拚死突出重围。此役估计敌人的伤亡约在三四百名左右。我军虽在良好的伪装和掩蔽之下，亦有严重伤亡。

    日军吃了败仗，当然心中不服，乃于第二日拂晓，重整队伍向我军反扑。他们一部弃船登陆，沿子牙河两岸掩护前进，空中有数十架飞机轮番扫射和轰炸，以压制我军的射击。正当战斗激烈之际，一〇七师的某一重机关枪连阵地因一时不慎，暴露了目标，立即遭到数十架敌机的轮番轰炸，不但我机关枪阵地全部破毁，我军一连战士也所余无几。后经数次增援，我方阵地才始终未被突破。

    经过整日的激烈战斗，入夜发现敌军逐渐后撤，我军部经过研究，作如下判断：

    如以白天战斗的激烈情况来看，日军必以为我军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空中也被敌优势空军控制，因此，我军的损失必然增大。几日以来，日军虽然遭受了挫败，总以为是出于偶然。所以我们坚决要打它个冷不防，采取主动，趁夜袭击敌人。

    因此，第二天日军就象惊弓之鸟，再不敢那样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地向前搜索前进了。约到中午时分，我军推进阵地才发现敌人的强力搜索侦察。当敌人已摸清实况，实行向我进攻时，我军即利用轻重机关枪交叉火力，组成火网，猛烈集中射击，给敌又一严重打击后，乘机逐次安全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遭到很大伤亡，又扑了一个空。

    通过这样激烈战斗以后，敌人似以小部队牵制我军阵地的配备，另以增援部队向我侧翼包围，企图消灭我军。

    我第六十七军综合各方情报，作出进一步的战斗判断：

    第一、继续进行夜间或明天决战，这都是与我军绝对不利的；

    第二、迅速抛开敌人，脱离战斗，避免被包围的危险。

    但出乎意外，敌人于黄昏时，就有开始活动的现象。同时，我们立即派参谋人员先行到留各庄附近，准备后撤掩护阵地，保护全军的安全撤退。大约到八时许，敌军即试探着前进，我军官兵均沉着应战，等到敌人进入有效射击火网之内时，枪炮齐发，以极猛烈的火力，压迫敌人有退无进。战斗一直继续到十时许，把吴克仁军长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样子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不断地用电话询问各师长撤退是否有把握？能否撤得下来？各师长的答复好象商量过似的，都是一样的：“请军长放心吧：”

    敌人意想不到我军在猛烈反攻之后，在各要点由轻重机枪交互掩护之下，立即从局部开始撤退，并逐次把重武器撤退下来。到十二时许，我军已全部安全撤出姚马渡阵地。

    从留各庄撤退到献县

    当由姚马渡转进的第二天，敌派骑兵四出搜索，敌空军飞机沿子牙河上空不断盘旋侦察，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在留各庄附近丛林中我军的掩蔽阵地。敌人在姚马渡一战，也得到教训，未敢鲁莽前进。一直在留各庄以北踌躇两天多，才开始慢慢地试探着前进。

    正当此情况不明、进退两难之时，突然收到第一战区的电令：“平汉线各部战斗不利，节节后退，六十七军可酌情迟滞敌人，速向献县方面转进，并向商震总指挥迅取联络”等语。

    与此同时，有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派李雍言参谋找到六十七军进行联络。据云：“平汉线中央军确实失利，各军因未能协同作战，无视战区的指挥，多采取自由行动，万福麟鉴于此种混乱情形，业已由永定河南岸霸县、永清、固安等县撤退。因为六十七军河水阻隔，未能取得联系，几乎贻误大事。以后行动当依战况的变化，必要时则让开平汉线，转向太行，再视情况，确定行动，并希以后切取联系，互通情报，万勿中断”等语。

    根据种种新的情况，我军乃毅然决定于当日黄昏由黄格庄掩护阵地抽出部分兵力轻装袭击，各师则于七时后，按计划迅速向献县转进。

    正当军部开始撤退时，掩护阵地的枪炮声非常猛烈，看情形似已引起全面接触。吴克仁军长不忍离去，直到夜十时许，正欲亲自到阵地观察，由掩护阵地撤退的先头部队业已到达。据云：因敌军监视部队与我轻装部队正在肉搏时，因我后方有力部队突然增援，日军不支，而我军越战越勇，俗话说得好，置之死地而后生，杀得敌人胆战心寒，立即败退。我军乃得安全撤离，向献县转移。遗憾的是我军也遭受重大伤亡。

    第二日下午三时左右，全军安然转进到达献县，因不时发现敌空军跟随在高空侦察，乃严禁我军入城，尽力离开城郊附近，暂行隐蔽休息。少时果然敌空军群猛扑献县，掷下重磅炸弹数十枚，炸得房倒屋塌，城内居民被炸死的，无法统计。

    随即了解到商震负责防守献县，宋哲元部吉星文师在左翼，商震部在右翼。商震通知六十七军临时协同商部阻止敌人南犯。吴军长乃令我于当夜直接与吉星文取得联系，并与商部商定防守计划。以后我到石家庄第一战区司令部，通过林蔚参谋长接头之后，才晓得商震早已接到撤退的通知，但他们还欺骗友军，故作不知，悄悄地撤走了。

    同时最令人恼火的是韩复榘和某将军等还派专使携带亲笔信，来游说六十七军，并死缠不去，这种无味的活动，真让人百思莫解。经吴克仁军长与我研究后，乃派我星夜赶到石家庄，向第一战区司令部汇报战斗经过并摸清情况，要了解他们究竟搞的是什么鬼把戏？

    当我到石家庄，看到一片乱七八糟的景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战区司令部，见到刘峙，还没有说几句话，刘又被人拉走了，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始终未出来。当时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找到一位副官，请他转达刘峙，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要回去了。我的意思是在提醒他们这样对待一个由前线回来汇报敌情的负责人，是不应当如此傲慢的。这位副官也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乃立即将这种情况报告战区林蔚参谋长。少时林蔚来到接待室，首先表示歉意，他说，由前线撤下来的部队部署，到现在还没有头绪，让你等了这样长的时间。我说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全军在献县静候战区命令指示行动呢！下面是我与林蔚的简单对话：

    林说：“六十七军现在还在献县吗？”

    我说：“我们转进到献县的第二天，商震部和吉星文师就悄悄地撤走了，一直没有联络上。所以吴克仁军长派我来向战区报告，请求指示行动，俾有所遵循。”

    林说：“你们什么时候达献县的？”

    我说：“才到三天。”

    林说：“你们不是早就退下来了吗？”

    我说：“在姚马渡和敌人接触形成胶着，退不下来。”

    林说：“你来的恰好，不是六十七军失掉了联系，而是因为有的部队在撤退中把密电本遗失了，恐被敌拾得，发生危险。现在商总指挥已奉令在邯郸附近掩护大军转进。你们六十七军可速向邯郸撤退，协同商震部队防守，暂归商震指挥好了。”

    我说：“现在是清楚了，六十七军在献县与敌军对峙，不时发生接触，时有伤亡，这是在华北的战斗部队中最后撤退的一个。听说，有的友军报告，六十七军不战而退，并扰乱友军的军心和退路，现在这种造谣中伤，可以彻底明白了吧！据我军所获得的消息，有的友军已经撤走了，可是向战区司令部报告说仍然在原地防守，其实连人影都没有了。还有的已经取得联系，但不声不响地悄悄撤走了。似此种种问题，请战区司令部彻底清查，追究责任才好。”

    林说：“你这次来得很好，不然容易发生大误会，现在，一天阴云算散了。你可以马上和战区参谋处处长接头，明天就可以回去，迅速准备向邯郸附近转进，现在仅有的完整单位，就是你们这个军了。并代候吴克仁军长。”

    我说：“我接头完了，立刻就回去，因为军部和各师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候我的消息呢！”

    现在回忆起来，与林蔚所谈的这些，又有什么作用呢？以后事实证明，各种阴谋还是继续一幕一幕地演下去。

    邯郸战斗

    当我星夜赶回献县时，吴克仁军长和各师长都在心情不安地等着我的消息。经我向大家汇报后，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献县为滏阳河和滹沱河会合点，特别今年因雨水过大，四周完全被水淹没包围，敌人大部队无法活动，小部队冒进又恐遭到歼灭。虽然暂时敌人不敢冒险前进，但如此长期僵持，终非善局。

    现我军已接到转进邯郸附近掩护第一战区大部队撤退的命令，虽感任务非常沉重，但大家认为这是为了抗日，一致表示决心愿意与日军拚个你死我活。

    通过军部会议之后，决定当日完成一切准备，首先将负伤的弟兄设法运走，然后利用夜间全部脱离敌人。结果顺利地转移到邯郸。

    吴克仁军长即日在邯郸车站与商震会了面，才知商震部队已躲入山西，直到现在尚未集中。商震在无可如何的情况下，始将真相告知吴军长，并商请吴先行占领临洛关要隘，以救燃眉之急。商部仅有的骑兵团暂归六十七军指挥。吴军长回来传达后，我军全体官兵感到这个掩护任务责任重大，事关华北的整个战局。但又考虑到商震他仅有一个骑兵团，又拿什么来完成这个掩护任务呢？经与吴克仁军长和我们研究后，乃决定派我上前线指挥，吴军长陪同商震在铁甲车上指挥。

    当敌人逐次接近，我军乃以主力防守临洛关，以一部沿河堤为助防，其余为预备队。当敌人以炮兵和飞机猖狂轰击后，拟以主力夺取临洛关。当时敌炮兵火力占很大优势，压制住我炮兵无力还击。迫使我军不得已乃利用已构成的工事，节节抵抗，逐次掩护后撤。从早至晚，经过每一次争夺战斗，敌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我军也有一定的伤亡。最令人伤脑筋的是，商震的部队到现在仍然无影无踪。

    我将上述情况急电吴克仁军长，转向商震总指挥请示，速决大计。时敌人远射程火炮的射击，已直接扰乱车站附近，试射炮弹已落于铁甲车指挥部的前后，商震已手足无措，不得已乃就商于吴克仁军长。商震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敌人现在节节进迫，如再不脱离敌人，恐遭不测。

    吴克仁军长已揣知商震的心意，说：“总指挥所见确有道理，现任务既已达成，为何还在此恋恋不舍，如不趁夜迅即撤退。到明天，可能有被包围的危险。况且总指挥的部队，又没有什么希望，若到山穷水尽时，再想撤退，恐有相当困难，后悔亦来不及了。”

    商震接受吴克仁军长的建议，着我迅即通知各师，准备利用夜间设法撤退，视情况如能在邯郸城稍为抵抗较为有利，否则向彰河南岸转进。吴克仁军长下达命令后，部队当即遵照执行。吴军长亦陪同商震乘铁甲车直奔彰德去矣。

    当日下午七时左右，敌人炮兵即开始射击，其用意不外是妨碍我军撤退。可是我军以过去经验证明，敌人在夜间绝对不敢追击，所以我们才大胆整装转进。当撤抵邯郸城时，侧闻邯郸车站以南微有枪炮声，为了避开这个疑难问题，乃躲开铁路线向回隆镇方向转进，以观究竟，并待命行动。这个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很清楚，是从战斗过程中所遭到不平等的待遇中，总结出来的。

    在汤阴县的徘徊

    在回隆镇稍息两日，吴军长即电示向汤阴县集结待命。

    蒋介石一贯采取牺牲杂牌、保持嫡系的策略，已成公开秘密，这就伤害了杂牌部队的抗日热情。特别对东北军则更有甚之。

    正当六十七军住在汤阴，行动犹未决定之时，又接战区命令，开往新乡，一面整顿，一面构筑新乡据点阵地，工具和材料皆须就地征发，并限期完成。如此繁重任务，仅依靠疲惫不堪的一个六十七军，虽昼夜施工，亦难完成任务。但敌军当前，无论如何又不能抗拒命令。吴克仁军长深感上有压力，下有疑心，百思无以善其后。

    当时全军议论纷纭，官兵对战区的指挥多所不满。吴克仁军长鉴于日后情势不妙，即谋脱离第一战区的指挥系统。

    吴军长虽然迟疑了一两天，最后还是以治病为名，急急忙忙到了南京，见了蒋介石，倾诉了华北作战的情况，极力要求参加上海战斗。蒋介石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正中下怀，表示极为同意。乃百般抚慰，倍加鼓励，迷魂汤把吴克仁军长灌得不知天南地北，完全迷失了方向。急电我立即将构筑阵地的任务交代清楚，整队待车运输南京。

    在新乡接到吴军长的急电，虽已看透这将是一场不可收拾的危局，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鼓起余勇，率部开往南京，以偿抗日救国之宿愿。当我们到南京时，吴军长极为兴奋，喋喋不休地谈述蒋介石对抗战的信心，并如何嘉奖六十七军在华北的英勇战斗精神。

    参加上海战役

    在南京接上海战区司令部命令，着火速车运至安亭附近下车，后续部队在南京不必换车，即可直达安亭集中。

    在此期间，从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已被敌空军轰炸和扰乱，我军的运输受到影响，在白天无法运输，完全利用夜暗的短时间加速运行，白天则疏散隐蔽。以京沪线这样短的距离，足足耗费了三天多时间，才基本上集中完毕。当列车离开车站时，人马、弹药、器材均已下车。可以说行动迅速，纪律严明，完成任务顺利。惟有军直属部队在昆山安亭车站附近，遭到敌机轮番轰炸和扫射。虽然部队无损伤，但安亭车站受到严重的破坏。军部乃专派工兵营协同铁路护路工程队冒雨抢修，一方面派遣通讯兵架通和修复铁路线的通讯线路。入夜即冒雨按战区命令向青浦集中，改为张发奎指挥的总预备队。午夜，将至青浦北门外，突接张发奎命令向苏州河某突出部前进，命令还未读毕，紧接着第二道命令又送到，大意是这样：“敌军于某日已在金山卫登陆，正向松江前进中，仰六十七军可即轻装向松江急进，痛击敌人，以保我上海右翼之安全为要……”当即遵照命令行动。

    遗憾的是，我当时因夜间行军，受风感冒，上吐下泄，行动困难，不能随军同行，当即与吴克仁军长商定，暂由他和参谋长率领必要的参谋人员先行到达松江指挥部署，军司令部则俟我病情稍轻，再率领全体工作人员向松江推进。

    情况万分紧迫，敌军由金山卫附近登陆之后，战区对此疏于防范，致使敌军势如破竹，直逼松江县城。吴克仁军长乃令各师以强行军向松江急进抢先占领松江，其概略部署如下：

    （一）六十七军的作战方针以松江为枢纽，控制有力部队，视情况变化，歼敌于水网交错地区。

    （二）以急行军抢先占领松江，拟定以一〇七师占领松江以北，一〇八师占领松江以南，相机迎头痛击敌人，以策上海战线右翼之绝对安全。

    （三）六十七军以主力置于松江南北，而以一〇八师的六四三王寿璋团为军总预备队，一面协同郭汝栋残军（五百余人）防守松江县城。

    第六十七军冒雨以急行军前进，一〇七师为先头师在松江城东北之线，即与敌人遭遇，利用江堤的掩蔽，出敌不意，予敌以迎头痛击，经过激烈战斗，敌人伤亡约五六百名，敌人前进受挫，形成胶着状态。

    此役一〇七师三一九旅吴骞旅长负重伤，三二一旅朱之荣旅长阵亡，其余团营长当时尚未查清。

    一〇八师原拟通过松江之南，利用水网交错地形，迎头痛击敌人。但因我军受命较迟，一〇八师在一〇七师之后陆续前进。冒雨行军，道路泥泞，愈走愈感困难，及到松江西关时，敌已接近松江。一〇八师乃急令三二二旅迅速占领由松江至石湖荡之线，不意在三十号桥附近与敌遭遇，刘启文旅长亲率六四四团坚守三十号桥，因敌人炮火炽烈，刘启文旅长阵亡。敌人则由三十二号桥与石湖荡的空隙间渗透，并突进西关大桥头附近。同时在菜花径地之西北亦有激烈枪声，敌人已迂回到一〇八师之后。

    当时三二四旅夏树勋旅长率六四八团及六四七团残余决定占领松江西关，逐次阻止敌人进入松江城。

    下午五时许，张文清师长由军指挥所赶回师部时，因敌后续部队增加，渐渐迫近松江西关，乃演成巷战，进而形成混战，时无线和有线电讯皆已不通，一〇八师被包围，张文清师长仅以身免，乃决定暂向后撤退。

    当到松江北关外与吴克仁军长会面时，闻西北方向枪声甚烈，广福林镇、佘山等处已被敌人占领。

    情况益加混乱，敌军飞机在战区上空非常活跃，特别对于上海公路监视甚严。敌空军主力之所以使用于这方面，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后勤补给交通要道。至此已预感到更加剧烈的变化即将到来。

    下午四时左右，据哨兵报告，发现从上海方面逃出来的士兵，均系黄杰税警团的士兵。最初，以为他们是临阵潜逃。据他们说，上海全部阵地都已垮下来了，他们不是逃兵，主要是因为遍地大水，撤退时争先恐后，秩序混乱，谁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就这样溃下来了。

    不一会儿，从上海方面溃退下来的人象海潮一样，滚滚席卷而来。这时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溃败？当即与张发奎联系，想搞清真相。据青浦转电所云：“从昨天晚起就不通话了。”我听到这个回答，乃急令骑兵连先行占领通往上海公路的佘山，设法掩护从松江撤下的部队。但据骑兵连的报告，公路已为溃退的败兵拥挤堵塞，无法通过，此时才了解战局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即毅然决然令军部及直属部队迅速准备赴松江的船只，分途急速撤退，向昆山集合。到昆山后的联系中心由昆山警备司令部电话总机转。

    上海战线崩溃一瞥

    沿上海到昆山的公路及其两侧，溃退的官兵犹如海洋的惊涛骇浪，那种争先恐后的混乱情况，真所谓“兵败如山倒”。

    苏州河木桥被敌机炸毁，使几十万溃军束手无策，为了争先逃出危险地区，争先抢渡而被淹死的人，真是无法估计。

    多少各式轻重武器被抛弃到河中，火炮堵塞在公路上，一动也不动，这种无计划的大溃退，实为古今战史上所罕见。

    当日晚八时许，我们到达昆山县城，立即到昆山警备司令部。适陈诚在昆山顶上防空洞躲避空袭，冯庸警备司令已向陈诚报告我率第六十七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现已到达昆山。警报解除后，陈诚即找我谈话。见面时，我把前几天的经过情况述说一遍。我特别向陈诚报告，吴克仁军长和各师长到现在情况皆不明。

    在青浦首先发现税警团的部队退下来，其他大部军师长皆已脱离了队伍，溃兵乱不成军。据冯庸警备司令说，直到现在各军师取得联系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把陈诚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我向陈诚请示今后任务时，他指示：应留一部分人员在昆山收容，其余速向无锡作最后收容和整顿，当即按令执行。在昆山收容一整天，由昆山撤退下来的官兵陆续集合，只有吴克仁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和两位师长尚无消息。至夜间，昆山附近乱成一团，汉奸信号遍地都是，究竟谁是友军，谁是敌人，颇难分清。我乃率六十七军已经集合的部队，撤至无锡进行整顿。在无锡整顿三天，陈诚又电令速开溧阳待命，这时张师长和金师长及大部官兵皆已归队，吴克仁军长和参谋长仍无消息。乃由溧阳乘夜车到宜兴，到宜兴警备司令部（昆山警备司令部已移宜兴，这是陈诚御用警备司令部，陈诚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当即找到冯庸，协同前往宜兴三天洞面见陈诚。我将收容的概况和整顿的情形以及金、张两师长均已归队，惟吴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的下落，虽经各处寻找，至今尚无消息等告诉他。陈诚听后，很长时间无任何表示，最后他嘱我代理军长职务，速将全军开往婺源，尽速补充整顿，待命行动。

    在归途中，据冯庸警备司令说，陈诚正在恼火呢，原来本拟利用昆山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防守，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也可挽回一点面子，作一个交代。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国防工事的蓝图，不知放在何处。虽然勉强找到几处据点工事，更可笑的是，工事（碉堡）的铁门没有钥匙开不开。另外，到现在为止，已经确实联络上的军师，也不过三分之二，而且是狼狈不堪，缺枪少炮，是否尚有战斗力，颇成问题。我听到这种危险局面，真是恼丧达于极点。

    及至回到溧阳，又接到战区顾祝同的命令，着速开往宁国，一方面极谋整顿，一方面构筑宁国城防工事。乃与金、张两师长会商，决定第一步先开往宁国，完成战区的指示，构筑宁国城防工事，视情况再开婺源。

    六十七军开到宁国之后，正开始按计划构筑城防工事。不意有四十九军刘多荃军长突然来到军部，我还以为是老朋友的一般过从，但刘军长忽然向我提出，他有一个使命要向我谈一谈。

    刘说：“今天过宣城时，陈诚对我说，要我告诉贺副军长，可以把六十七军缩编为一个甲种师，交给张文清师长。贺副军长可调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或仍为副军长，可任意挑选，不然的话任预备师长也可以，三个条件由他选择。”我听到这些话，越听越不象话，几乎有点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

    我说：“这当真是实话吗？陈诚另外还说什么没有？我们都是东北军多年共生死的老朋友，你又是老大哥，越是在要劲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我们不同寻常的友谊。”当时我的态度虽然有点过火，但刘军长发誓说，他是照本宣读，未曾加减一言一语，最后他说，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亲自到水东镇前敌总司令部见到陈诚就明白了。

    刘说：“如果你要去的话，我把车子借给你。”

    我说：“好吧！我就去，看一看这个大人物说话是否有信用？”经我考虑，如果陈诚果真有变，这是有关全军的重大事情。乃决定与金奎璧和张文清两师长一齐前往，好让他们亲自看到陈诚究竟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好向六十七军全体官兵、向关怀东北军的同志们作个交代。

    到了水东镇前敌总司令部，陈诚很快就会见我们，当时我的怒火好象火山似的将要爆发了，金奎璧师长以脚用力地踢我，并以脸色示意，要我忍耐，不能生气。就这样沉寂了一段时候，陈诚发言了。

    陈诚说：“你们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有事，我记得在宜兴三天洞见到总司令时，命令六十七军开往婺源，从速补充和整顿。为什么第四十九军刘军长传达你的意旨，希望我从前敌司令部参谋长、副军长和预备师长三个职务中挑选一职，将六十七军交给张文清师长缩编为甲种师？”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急忙抢着说：

    “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变更以前的命令。你们可照旧开往婺源，从速补充整顿。”

    我说：“那么好了，我想现在上海撤退尚未稳定的时候，不应当这样做。况且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离开东北之后，颠沛流离，情况已经十分凄惨了！现正以同仇敌忾的激昂心情，拚命杀敌，总司令决不能在这紧急关头施行缩编，六十七军全体官兵一定感到总司令的关怀，使他们有继续进行抗日杀敌救国的机会！”

    陈说：“没有缩编的意思，决没有缩编的意思，你放心好了。”

    当时我虽然在极度愤怒之下，经他这一番解释，也就半信半疑了。

    经过谈话之后，陈诚又故意表示诚恳，留吃午饭，我本要拒绝，陈诚说饭后有事相商，不得已暂留总部稍候。该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郗恩绥是东北讲武堂同学，趁休息时候与其相谈，郗以同学关系，悄悄暗示我，今天不应以这样大的火气对付陈诚，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现在你们军是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今后务要小心谨慎为是，我很感谢这位同学的劝告。

    午饭时，胡乱的应付了一阵，满腔怒火，哪里吃得下去，乃以军部有事待决，即行辞去。

    在将到宁国军部时，刘多荃军长又来电话说他要来军部，有事相谈。当他到军部时，我即将与陈诚会谈的经过叙述一遍。

    刘军长说：“在你回来的途中，陈诚又给我来了电话，说六十七军仍然依照原计划缩编，让我再转达给你。”我一听陈诚这样反复无常，正在对日作战的紧要关头，却转弯抹角消灭东北军，真是阴险至极。

    我鉴于陈诚既然这样，将来可能作出更为卑劣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转念间，乃决定电请战区司令部指示以后的任务。当时日军与罗卓英部在广德附近接触，罗部残兵败将无力抵抗，节节后退，如广德不守，敌人长驱直下，我部在宁国无险可守。战区复电可按陈诚指示向婺源撤退，补充和整顿。为此，乃决定第一步先向徽州撤退。

    当我们将到徽州时，一〇七师金师长在途中，遇到四十九军刘多荃军长向他说，陈诚仍坚持将六十七军缩编为一个甲种师，交给张文清师长，改编为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对于我个人，仍按前提出的三个条件，让我自己决定。我想，陈诚当面不讲，却弄一个中间人来传达意旨，这是表示他已决心想要吃掉这个军。但我仍然没有死心，难道就甘心把一个抗日队伍，白白地拱手交给陈诚吗！于是我不顾一切，当即到刘军长住处，问他陈诚究竟怀着什么心思？这样鬼鬼祟祟出尔反尔。刘军长只是微笑，以欲言而不言的态度，劝我说：“事已至此，还是耐心点吧！否则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悔之晚矣。”我一听刘军长的口气，虽然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善意，但是引起我的气愤可就大了，不免对于我们这位多年的袍泽就有所中伤。

    不得已，乃忍痛电报陈诚说，已派负责人向张文清交代。当夜即乘车离开徽州。

    在汉口的奔走

    自徽州回到汉口，专心致力想设法恢复六十七军番号，以释一身重担。我将情况向军政部曹浩森次长报告，请其支持。曹浩森亦以为大敌当前，不应以私仇而影响抗战，慨然允为向何应钦说项。未几，曹浩森即向我说，何应钦已答应设法恢复六十七军番号，我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过了几天，曹浩森又对我说，何部长对这个问题很表同情，不过其中有些棘手的地方。陈诚既然没有报告军政部，擅自这样做了，何部长不好再插手，并说，最好是“解铃还得系铃人”，还得找陈诚设法从根本来解决。如果陈有回旋余地，军政部则决不成问题。否则，徒劳无益。

    我认为军政部为主管机关，既无权过问，还有什么人、什么地方能解决呢？极度气愤之下，乃断然拒绝向陈诚低头。

    在此期间，我又想起吴克仁军长和吴桐岗参谋长以及各旅团长官兵在上海战役中阵亡，应请军政部给以抚恤的问题，向曹浩森提出，曹说，吴克仁军长已经投敌，并未阵亡。如果你有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来。后经我百般设法探寻，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什么证明。

    恰在此时，吴克仁军长的夫人，由鸡公山移住汉口，我数次向她提出此事，要她直接向蒋介石请恤，但吴夫人主张暂时不必，往后稍缓再说吧！因为始终找不到证明，只好暂缓。

    事出意外，忽然有一天，有人来报告我说，吴克仁军长的夫人乘机去香港了。骤听之下，如同霹雳，究竟她卖的是什么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以后就无法再提这回事了。

    但我总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明不白地被诬为投降敌人，请恤事小，而冤莫能伸，颇令人寒心，深感有愧。

    在重庆有一个时期，吴克仁的同学和其他很多东北朋友都关心吴克仁的事情，表示莫大遗憾。后来他们主张推我先向万福麟恳求，并请他联合几位东北先辈，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面要求。

    不久我就向万福麟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到他毫未思索地对我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还提这些问题，难道你们不知道他已投敌了吗？”我争辩地说：“这样凭空随便说吴克仁投敌，显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万福麟进一步追问：“那么，你们如果有什么确实证据，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就好向军政部说话了。”我说：“人已经牺牲了，还要什么证明？”万福麟说：“这样不可能使他们信服的。”后来我把万福麟的意见向有关的朋友作了传达，大家无不深为感叹！

    以后为这个问题，我还特别向莫德惠征求意见，他和万福麟的想法如出一辙。

    后来，据闻张文清师长以缩编后的二十五师的名义，曾为全军在上海战役中伤亡者造册请恤，均被批驳。六十七军吴克仁军长以至官兵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他们自然已经完成他们抗日救国的心愿，对得起中国广大人民，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但蒋介石却以莫须有的捏造，使牺牲者含冤地下。

    炮八旅旅长黄永安投蒋经过

    罗文光[72]

    东北军炮兵从九一八事变后，数次缩编，由三旅九团减到两旅四团，武器弹药，马匹装备等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经费方面，以炮八旅所属的两个团来看，一是属东北军系的炮十二团，没有一切行军伕杂等费，使用是一等骡马，领的是三等马干；另一个属“中央”系拨来的炮七团，则应有尽有，他们是野炮团，使用三等骡马，竟领一等马干。这种待遇不平等，表现了亲疏之分。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开办了军官训练团，抽调所属部队中少校以上军官受训。我是第三期的学员（原部队驻洛阳，任独立重炮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在受训期间，听到的训话、演讲、授课和同学们的谈话，都是主张一致抗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炮八旅参谋处处长王斛对我说：张副司令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了，并嘱咐我保密。黄永安旅长已接到张副司令密电，他接到电报后，急趋洛阳军分校见祝绍周，将张副司令的密电指示向祝绍周告密。十二日晚饭前，他召集团、营长会议，地点在旅部会议室。

    当时东北军驻洛阳的炮八旅直属野炮两团，即炮七团（中央拨来，不驻洛阳）和炮十二团（东北军）。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副团长王銮廷、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二营营长张兴华、第三营营长李春生。旅长黄永安（号大定），参谋长刘炳寰，参谋处处长王斛。另有独立重炮第十七团（东北军，直属军政部）团长叶筱泉、副团长步凤翔、第一营营长罗文光、第二营营长韦献琛、第三营营长孙中元。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旅长黄永安，团长徐德庸、叶筱泉、营长孙中元、齐长生、张兴华、李春生、罗文光、韦献琛等。首先由黄永安发言，他说：“昨接西安来电，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动，我们不能服从乱命。”当时，齐长生营长质问：“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黄答复说：“中央命令打就打。”张兴华立即应声，表示拥护旅长的主张。徐德庸团长说：“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接着就痛哭流涕。叶筱泉团长只是用手帕拭泪不发言。黄永安再次发言，劝我们要明大义，不能听从乱命，还要权衡利害轻重，我们携家带眷，有老老小小，打起来就要作毫无意义的牺牲。我们没有步兵援助，不能单独作战，且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四面八方都是中央军，我们携家带眷怎能突围。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有严加警惕，不要妄动。我不会给大家亏吃，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全。李春生营长说：“四面都是中央军，还警备什么？对谁戒备？”我接着说：“事已至此，旅长确能保证安全无事吗？”黄永安说：“大家可以放心，我当然要保证安全无事。”

    散会后，我们几位营长步行出旅部大门。有的说：不忍心对张副司令背叛，明天请假不干啦！有的说：看情况待机而动，我决不束手待毙，到时候咱再调炮头。

    十二月十三日，旅长黄永安下达命令，将团长徐德庸、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三营营长李春生，以不服从命令撤职，遗缺以参谋长刘炳寰任团长、参谋处处长王斛升任参谋长。以第二营营长张兴华升任参谋处处长，以连长田玉佩、谭某升任营长。同时并将十二团缴械，所有炮、弹及马匹送给第四分校，以此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即如此，黄永安也不过换来了一个中将旅长的职位。当时，他未敢迫令十七团缴械，表明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十二月十二日，洛阳第四军分校教育长祝绍周，首先将其军士大队长赵云飞软禁，继而将有关东北人士和东北军的军官一律加以软禁或监视。在军校内，凡由东北军送来的学员，学生也不例外，当时在洛阳及军分校就有数以千计，但群龙无首，只有听之任之。也有些学员或学生由于和东北军的长官关系较深，便暗中逃回西安原部队。

    十二月二十五日，听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下午，接着通知，官佐集合迎接委员长。驻洛阳的四分校和陆空军官佐，整队于西工路旁。不久，一架大型飞机降落西工机场。转瞬间，数辆汽车相继而过。次日，又欢送蒋介石偕宋美龄乘机起飞，随后张学良也乘机起飞了。在张座机起飞前，先有两架深绿色的战斗机保护，随后又有七架战斗机尾随飞行。我们在地上瞭望，心中忐忑不安，意识到张副司令此去是凶多吉少。

    抗战开始后，黄永安由中将旅长调为一战区炮兵指挥官，再调为军委会中将高参，最后跑到台湾成为一个无聊的闲员。

    骑十师檀自新的叛变

    张炎[73]

    双十二事变的第二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早九时，东北骑兵第二军所属之骑兵第十师，正在宁夏团城子同心城中间地区担任“截击红军”的任务。当战斗处于对峙中，突然接到张学良副司令电令全师星夜急行赶赴陕北蒲城县布防。当时谁也不知道调防原因，迨部队进抵固原第六十七军军部时，始知张学良副司令与杨虎城将军合作，对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要求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于是军心振奋，昼夜兼程，十五日到达蒲城布防。担任掩护渭南迄终南山线上主力军的左翼，防止潼关蒋军进扰。事隔十余日，由于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八项主张，张学良认为目的已达，送蒋还京。可是当张经旬未返时，东北军将领中就有少数人投机取巧，利令智昏，置团体正义于不顾，乘机投蒋以自存。首先叛离东北军集团的就是骑十师师长檀自新。檀原在黑龙江省程志远骑兵旅充任连长。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时，黑龙江省军民在马占山将军号召下奋起抗战。江桥战后，檀遂率部投靠日军。获得补充后又回投东北义勇军，自称支队。旋马占山出国，由邓文军长收拾残部。檀又投邓，得以逐渐扩大。后来邓退到张家口附近地区，初归华北挺进军刘翼飞指挥整训，准备相机向东北挺进。刘去职后，适冯玉祥在张家口号召热察绥军民抗日，邓、檀所部均归为其指挥。不久，檀因权力冲突，暗派亲信杀死邓文于妓馆，反诬邓部兵变。冯为其蒙蔽，当即委檀为军长。未几，冯部失败，檀部被改编为骑兵第十师，调驻河南周家口、汝南、上蔡一带整训，归开封绥署刘峙指挥。后又划归东北骑兵军建制，开赴西北堵截红军。当一九三六年底，张学良送蒋还京的同时，檀自新密派其参谋长张树森潜赴开封向刘峙大献殷勤。蒋中央此时正急欲分化东北军，既自行送上门来，至所欢迎，即许以晋升军长和酬金数百万，相约叛旗一举，官酬即至。张参谋长仍留开封，静候蒲城举动。

    檀自新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召集团长王宇疆、张景奎、张庆第（现名张炎）到蒲城师部开会。但由于团结抗日是官兵的心愿，尤以全师官兵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思乡心切，抗日情殷，檀怕主张抗日的部下反对，因之事先绝对秘密，即我当时身为团长也毫无所闻。当会议开始后，檀说：“东北军和西北军此次叛蒋，拘蒋又释蒋，积怨已深，张学良赴京难返，东北军势将解体，不如早自为计。我已派张树森参谋长赴开封与刘峙联系，刘已允设法扩军。只要占领蒲城，解除地方武装，拍发通电表明脱离东北集团，拥护蒋中央则功成名就，但不知大家有何意见！”当时各团长面面相觑，实难置答。王宇疆、张景奎两团长与檀多年旧谊，移时均表示服从命令。我当时也为形势所迫，表面上不得不虚与委蛇，檀因此大喜过望。我返团后，内心疚痛，曾密商于团附张品卿，计议相机设法脱离叛师，率全团官兵开赴咸阳，仍归骑兵第二军建制。

    檀于二月三日早上九时，又召集团长在师部开会，告以刘峙电催表明态度，应即行动，决定今晚九时解除蒲城城内保安部队武装。当时蒲城驻有保安司令部的三个大队，分驻城内和北关。另有杨虎城公馆卫士，蒲城系杨老家，杨老太太住此。师部令二十八团负责解除驻北关保安大队武装，二十九团负责解除驻西门里保安大队的武装及杨公馆卫士武装，三十团负责解除东门里保安大队及保安司令部卫士武装。事前，檀自新已将该保安司令请到师部打牌，到晚九时开始行动，稍有抵抗，到十时已全部缴械。檀电报刘峙，深蒙嘉奖。我个人行动不容徘徊，于四日午后，密嘱团附张品卿暗告亲近官长准备当夜率部出走。但因全团连长多檀心腹，行动难于保密，到晚十时，檀突以要事相商，一再电话，催我赴师部。自知情势不妙，即同张品卿仅率官兵五十余骑星夜奔赴咸阳军部脱离了骑十师。嗣后骑十师官兵也继有忿檀不义，逃赴陕北参加革命的。

    檀自新投蒋后，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新乡彰德地区与敌略事接触，即伤亡逃散溃不成军，到开封后缩编为旅，檀调参议。正改编之际，檀密率汽车十余辆，载亲随二三百人，逃往豫西为匪。后经汤恩伯收编成军，他仍克扣饷粮，掳掠地方。汤以召见为名，在信阳东站将其逮捕，解送武汉行营，判处枪决。

    檀自新在蒲城背叛张、杨纪实

    程海岑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任蒲城县长。西安事变时，蒲城驻军檀自新（东北骑兵军第十师师长）利欲熏心，不明大义，被蒋介石以金钱和官位所收买，乃于农历腊月二十一日[74]叛变，收缴县保安队枪支，杀伤我自卫队队长韦子奇等官兵三十余人，抢劫商民财物，不计其数。我身为县长，在事前并无觉察，事后又无力抵抗，致使人民受了百年来未有的一场浩劫，回忆往事，深感惭愧。

    檀自新辽宁省锦西县人，由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即任高桥镇小学教员二年多。九一八事变起，参加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失败后，辗转投刘峙部下，后又转归张学良指挥，编为骑兵第十师，檀任师长。檀之为人，性情狡黠，朝秦暮楚，见利思迁，实一趋炎附势之徒。

    当何应钦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时，檀得与其高级参议严宽相识，此后即互为利用，过从甚密。当在刘峙部下时，又与刘的参谋长晏道刚相熟，日久遂成莫逆。西安事变时期，檀自新受了严宽等人的利诱，终于上了钩。经双方派出代表，要价还价，不止一次地蹉商，最后南京方面许给檀以骑兵第四军军长的职位，并给以二十万元现金，始获成交。檀自新遂于先数日召集该师二十八团团长王宇疆、二十九团团长张星五、三十团团长张庆第等会议，密谋叛变，与会军官慑于檀的威逼，当然见风使舵，只得勉予服从。惟有最年轻的团长张星五，当时他的部队驻扎蒲城龙阳镇，因与檀关系不错，他发言说：“我们是东北军，家乡惨遭沦陷，我们流落内地形同乞讨，必须团结一致，如再分裂，对于团体似不相宜”等语。但是孤掌难鸣，无能为力。檀自新虽未加害于他，但不久就借故给以病假休养，把他弄走，另以高登瀛接替他的团长职务。

    当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后，首先有十七路军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大荔叛变，西安军委会始派檀自新的骑十师与骑六师刘桂五部进驻蒲城，以防堵冯钦哉部从这一缺口侵入。因此，檀自新更得就近与中央信使往还，暗通声息。不久，因檀、刘两部奉命移防，在移防之前，照例我们要偕同地方士绅一起，为他们设宴送行。当天宴会后，刘桂五在即行离蒲之前，对我说：“檀苇华（檀自新号）不够朋友，你必须注意他。”我当时不知如何答对，只含糊其词，匆匆送刘离去。惟檀自新则诡称他的部队下午才能开动，请我们到师部叙谈，师部设于文庙。一同去的有我和商会会长曹太初、韩寅生等多人，相与闲谈甚久，檀则频频看手表，适十二时，他说：“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开至后方，同时又接蒋委员长命令，令我固守蒲城。”蒲城二字刚一出口，忽然听见枪声大作，我当时惊慌失措，起立问：“檀师长，这是何意？”他说：“没有什么，这是我奉命收缴保安队的枪支。”我说：“你何必这样呢！岂不影响地方的安宁吗？”檀竟置之不理，而枪声愈打愈密，他又与其参谋长不断商谈机密。同时我又看见一位身着西装革履的青年人在打电话，尽用密码字念，事后才知道那就是中央派来的工作人员。一会儿檀自新又命令我向四乡保安队下令各守原防，不得乱动，我只好照办。当天的时疏时密的枪声一直继续了三个多小时。迨枪声停止后，我向檀要求派人护送我回县政府。到县府后，见公私各物被抢劫一空，并将各科长、秘书等均拘禁一室，不许乱动。我目睹此情况，遂令他们各回岗位继续工作。见他们鸠形鹄面，相对而泣，我亦感凄然！当时我只好勉抑胸怀，耐心安慰他们。而他们的衣服什物都被抢劫殆尽，我亦孑然一身，无处安居，惟有向商民托借衣被度过一宿。檀自新在蒲城纵兵殃民，糜烂地方，将人民的财物，满载了几十辆胶轮大车运走。于是我又重返回师部，对檀说：“你同虎城将军都是旧日袍泽，纵然政见一时有所不同，私人关系，还要维系。现在杨老太夫人年事已高，在城内居住，经不起这样的惊恐，请派护卫，同我去看一下，如有意外，我们都有责任，以后怎好见杨将军的面呢？”他说我们一起去吧！乃一同去到杨府。杨老太夫人身着棉衣，外套一件破烂布衫。我当为之介绍，我说：“这是檀师长，与虎城将军是朋友，特来看你老人家。”檀说：“你是虎城将军的母亲，同我的母亲一样，您需要什么，我当为之筹办。”说了许多客气话，然后告辞。我又要求在门口张贴一张明令保护的条子，他同意了。我又向李绍勋参谋长请求布告，严申纪律，不许再入商民处所。我内心真有说不出的苦处，处此恶劣环境，一筹莫展，迫不得已，乃用电话托周梵百秘书，就近再向杨将军说明情况，要求辞职。幸承俯允，由西安派杨大实前来接任，我才得卸仔肩。

    当事变前，十七路军韩寅生居住蒲城，杨虎城委以蒲城民团总指挥，派呼延立人为参谋长。迨事变一开始，檀即将他们拘禁，不许自由行动，虽未受迫害，但已备受凌辱。当西安军委会调檀、刘两部向后方移动时，即以警备第三旅孙辅承部接防。孙部原在渭南北乡驻扎，接到命令后，未等部队开进蒲城，自己即首先乘吉普车到达，刚一进城，忽闻枪声四起，即避于某商号内，为檀所知，即邀孙至师部住下。孙一向机警，佯称一致拥护中央，才得免于失去自由。五六日后，孙部团长杨复震进城，复佯称官兵一致拥护中央，孙乃得乘车出城，一直回到孙家庄。孙辅承在地方负有名望，一经号召便可得人枪千余，檀亦无可如何。

    檀自新叛变后，一时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久奉刘峙命令率所部开到郑州、开封一带驻防。迨七七事变起，又开到河北邢台、涿州等处抗日，一和日军接触，即溃不成军，最后仅余一团多的兵力缩编为一个骑兵旅，退驻河南禹州。在禹州等处又与李老末巨匪勾结，抢劫人民，收编土匪，无恶不作；与刘峙也发生矛盾，刘峙借会议的机会，将檀自新逮捕，解至汉口枪决[75]。

    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

    冯钦哉[76]

    西安事变前，我就知道张学良、杨虎城曾派代表去太原与阎锡山联系，商谈如何反蒋、联合抗日的问题。同时，又听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前线与红军相峙中，已由敌对逐渐转变为比较友好的态度。另外，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队中，都在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口号。由此，我就知道张、杨他们要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了。当时，我对张、杨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拂晓，杨虎城将军打电话给我，说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张副司令已下令扣蒋实行兵谏，要我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当时我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

    我和杨将军通电话后，就立即命令我的四十二师（辖七个步兵团、四个独立营。我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由朝邑等地向大荔集中，并召开了有副师长郭仰汾、旅长柳彦彪、团长李子清、王钦轩、王明勤、行海亭、黄维华、潘禹九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另一旅长武士敏在南京陆大学习，团长张之亭在宜川尚未赶到。在会上，我首先讲话，大肆诬蔑张、杨是“背叛党国”、“背叛领袖”、“勾结共产党作乱造反，破坏抗战”等等。并号召大家拥护蒋委员长，反对张、杨。当时有团长李子清、王钦轩积极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我的主张。于是我当即任命李子清为大荔警备司令，指挥该团及四个独立营担任城防。其余六个步兵团布置在城外，由副师长郭仰汾指挥，准备配合中央军进攻西安，营救蒋介石。当时大家的意见是，为了分化张、杨，对十七路军暂时采取和平态度，争取他们倒过来，合力消灭东北军。

    在蒋介石被扣的第二天，杨虎城将军先后派续范亭（新一军参谋长）、续式甫（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冉寅谷（西安绥署参议）、许海仙（四十二师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赵子余（西安绥署参议）、鱼存之（杨虎城私人财产管理人）等人为代表，到大荔劝我与杨虎城合作，其中以许海仙、续式甫劝说最力。他们说：“你与杨几十年的交情，无论如何不能分裂”等语。我仍然无动于衷，坚决表示：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对他们的劝说一概拒绝。

    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先后有于右任派薛岫东，何应钦派陈××（曾任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当时在南京高教班）、胡逸民为代表，孔祥熙派姚大海（CC骨干分子）、周俊卿为代表[77]河南省主席刘峙派杨子恒（杨虎城旧部，一向通蒋，曾做过宁波市市长）为代表。他们都来到大荔要我拥护“中央”，营救蒋介石，我当时表示坚决惟国民党中央命令是从。

    我还献计要陈XX到西安去离间张、杨之间的关系，设法要杨虎城离开张学良，将蒋介石送到三原再转大荔。又让刘峙的代表杨子恒带一百万元现款，去西安，以金钱收买的方法，从下面瓦解十七路军。结果这两个阴谋计划都未发生作用。

    西安事变当天，只有中央军樊松甫的一个军到达潼关。第二天，中央税警总团团长黄杰亲到大荔，与我商议进攻西安的计划，我当时主张分蓝田、二华、渭河三路进攻。以后又有中央军的三四个师陆续开到朝邑、大荔附近，这些部队都归我指挥。

    在我指挥部队准备进攻西安的同时，开封绥靖主任刘峙亦到潼关，当即与我通了电话。我告诉刘峙说：黄杰已到；并表示绝对拥护中央，详细情况另派副师长郭仰汾到潼关面陈。在郭赴潼关前，我指示他见刘后应陈述以下两个要点：一是报告刘峙，我们在军事上有把握消灭张、杨，营救蒋委员长脱险不成问题；二是愿意领衔通电全国，申讨张、杨。郭仰汾到潼关见到刘峙，当面陈述了我的意见，深得刘峙的赞许。并由潼关方面拟了一个通电稿，由郭仰汾在电话中念给我听。电文内容大意是说张、杨背叛“中央”，劫持“统帅”，勾结共产党，破坏抗战等等。我听了之后，表示完全同意，并愿以我领衔发出。当时署名的还有刘峙、樊崧甫、黄杰、俞济时、董钊等中央军将领。

    由于我领衔发出了这个通电，使全国各地方军阀，认为杨虎城将军的内部分裂了，没有什么作用了。原来准备赞助张、杨的，有的又转而拥护蒋介石，反对张、杨了。一九三九年冬，我在洛阳见到当时中央军风纪巡察团团长石敬亭，他对我说；西安事变时，他曾代表何应钦往说宋哲元、韩复榘通电拥护“中央”，反对张、杨。当宋、韩正在观望犹豫之中，看到我这个通电，才改变了态度。

    西安事变时，我表明态度后，杨虎城将军派他的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准备到大荔来策动我的部下弃暗投明，他们选中的对象是行海亭和王钦轩，打算从这两个团长入手。张依中出发前在绥署办公厅当众说了此事，但没有说明是杨虎城将军派他去的。绥署处处长窦阴三、李百朋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到西安我家里，向许海仙说了张依中将去大荔的事。另有绥署汽车队队长察成章故意给。张依中派了一辆破汽车，而他自己坐了一辆好汽车先到我家，要我家用这辆好汽车赶快派人到大荔送信。所以在张依中未到大荔前，我就知道他来大荔的目的了。我立即指示大荔警备司令李子清说：“张依中要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他一到就把他杀死，将尸体扔到河里或埋了都可以。”

    两三天之后，张依中果然来到羌白，一见到行海亭，就被扣住，行并电话告诉李子清，李又马上报告我，说张依中已被扣住，请示如何办？我对李说：不出布告，不宣布罪状，照我说的办法办。于是，李就把张依中处决了。

    十七路军沈、唐两团叛杨投蒋经过

    公秉藩

    西安事变前，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队长，率领别动第二、第七两大队和第四大队、第十中队，奉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命令，维持西荆公路交通。我部驻蓝田，商县、商南一线，支队部驻商县，另有一个中队驻山阳县，还派一个区队驻西安七贤庄留守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从洛阳来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十日，我曾和支队部指导组组长上官业祐从商县到华清池谒蒋。十二日事变时，我正在西安家中熟睡，突然被枪声惊醒，并发现我家的军用、民用电话线均被切断了，一时真相不明。天明后，买来号外，才知道蒋介石已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城内，张、杨并提出了八项主张。上官业祐约我离开家中出外躲避，我们跑到李纪才家中躲藏到黄昏时候，李纪才给我换了便服，又转移到马神庙街我的扶风小同乡王伯明家中躲藏了一宿。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陕西警备第二旅团长沈玺亭，乘坐一部小汽车，带着两个卫士到马神庙街找我，拿出名片和我谈话。我因与他素不相识，事出突然，心想必系逮捕无疑，就对沈团长说：“你把我交给杨虎城将军吧！”沈玺亭说：“你不要怕，我来是保护你的。我们警备第二旅原系安康绥靖区部队改编的，我任第一团团长，第二团团长唐德楹和我是隔山兄弟（异父同母），旅长是张飞生（张舟屏），一九三六年调到西安，旅长被调为绥靖公署参议，现任旅长孔从洲是杨的嫡系，和我们没啥关系。听说你在这里，特来保护，希望将来能在中央方面替我另找出路，现在我们第二旅驻扎西关飞机场，守卫西安西城门，你愿出城，我用汽车送你，愿留西安，我负责保护。”他还发誓说：“如有恶意，愿挨红炮子。”

    我听了沈玺亭的这番话，才说：“既然如此，我绝不会忘记你拯救我的好处，出险以后保证给你另谋出路。不过在未作到以前，希望你仍维持现状，杨虎城此时尚不会撤换你们两个团长。请你只护送我出西门，绕道回商县就行了。”沈满口应允。

    我随即和上官业祐商量，让他化装市民留在西安。我化装农民，乘坐沈玺亭的小汽车，由沈护送出了西门，就和沈失掉联络。我绕到西关飞机场，到南山口才折向东行，经引驾回到蓝田进入秦岭，在积雪中跑到商县，探听别动队已逃往商南。又经龙驹寨、武关到达商南，辗转十日，始同九十五师李铁军部折回龙驹寨，又回到商县。

    当顾祝同从潼关进入西安后，别动总队第一支队随即奉令调到西安南郊王曲镇整训。我住西安，沈玺亭派中校团附某到西安找见我，大意说：现在事变业已平息，要求转请中央予以收编，并扩编为师，委任沈玺亭为师长。我即据情转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顾对我说，据李纪才说，这个部队是他在事变中策动的，他还能策动其他部队编成一军。我把事变中沈玺亭送我出西安的经过说了一遍，顾伪称：事变平息，我们和张，杨成立协定，不许分化部队，这是违犯协定的事，我们不能允许。最好你亲去鄠县劝告沈团长，仍回十七路军，我能保证他不受处分。

    我接受任务后，就前往鄠县，把顾祝同的命令转达给沈、唐两团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绝不能返回十七路军去寻死，中央如不收编，我们将自由行动。我回西安后，据实报告顾祝同，顾说既然如此，这个部队就不能留驻西安附近，必须远离十七路军，免生枝节。于是他命令沈、唐两团开出潼关，驻河南境内，归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改编，并批发开拔费二万元，到河南改编后起饷。还命令我亲送这个部队到开封向刘峙交代。

    我把顾祝同的命令和开拔费转交沈玺亭后，沈、唐一致要求不在西安车站上火车，怕十七路军缴械，要求到临潼车站上车。我依照要求，派别动队员在临潼车站备妥火车。沈、唐两团从鄠县徒步到临潼乘车，由别动队护送出潼关。到达河南境内，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命令，改编为独立某某旅，委任沈玺亭为旅长，唐德楹为副旅长兼团长，驻扎尉氏县整训。

    一九三八年春，我任三十四师师长，在武昌遇见沈玺亭。沈说他的部队被调洛阳后，副旅长唐德楹和他争权夺利，暂编独立某某旅的名义已被撤销，改编为步兵旅，任唐德楹为旅长，拨归某某师建制，他被调为军事参议院的参议。这是蒋介石分化收买杂牌部队的一种手法。

    王劲哉旅叛杨纪实

    王子义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所部第十七路军开始被国民党中央收买分化，首先叛变的是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其次是孙蔚如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我因与王劲哉私交较厚，并且在王叛变后，曾奉孙蔚如的命令几次奔走招抚，故对此事经过知之较详。现就记忆简述如下：

    王劲哉在十七路军中有“王老虎”的绰号，由于他作战比较勇敢，在追随杨将军期间屡立战功，因而得到不次拔擢。在鲁南剿办刘黑七（刘桂棠）之后，他带着少数骑兵搜索，不战而下莒县；孙蔚如率部入甘驱雷（中田）之役，在决定性的会宁、定西战役中，他也出力最多。另一方面，由于他残暴嗜杀，所部军纪最坏，部下和人民都畏之如虎。

    双十二事变后，他又自由行动。盘踞终南山阴子午镇、秦渡一带时，派粮派款，拉兵拉车马，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特别是部队开走后，青年妇女失踪者很多，当时人民对之谈“虎”色变。

    王劲哉对于双十二事变，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只凭个人野心行事。他的部队原驻防陕北洛川县，事变后奉令开到三原，并自请开回西安。在他认为，这是个人扩充实力掌握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因而到西安后，即在西北饭店开了一个大房间，整日与各地土匪和团队接洽收编工作。但由于二十五日张、杨释蒋回南京，他的野心破灭了，认为这一下十七路军没有前途了，表现出颓丧的态度。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使和平解决事变发生了波折。当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对国民党的中央军主战主和动摇不定，而其干部亦分为主战主和两派，王劲哉和我都是主战的。记得有一次孙蔚如对我说：“这一次随着你的心了，要打仗了。”但不久又派王宗山赴潼关欢迎顾祝同，我们在气愤之下，就当面把王宗山称作军乐队队长，以示讽刺。当这一矛盾发展到最高峰时，就发生了东北军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主和派王以哲等人的事件。当时王劲哉也和许权中、任云章等晋见杨虎城将军，要求对中央军作战，杨将军面加申斥并晓以大义，王劲哉的野心到此已完全破灭。同时，国民党中央军方面派了许多人对十七路军进行收买分化，王劲哉就意志动摇，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主战派一变而为投降派：倒向“中央”以求发展了。记得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那一天，我忽然发现王劲哉已人去室空，经询知他已搬回东关旅部。我在当天下午即赶往相会，竟被拒于传达室，卫兵告以里边有客，任何人都不许进入，我只得耐着性子等待。移时，杨渠统（早被“中央”收买，所部编为新五师，杨任师长，驻防河南，归刘峙指挥，此时亦来陕策动十七路军）由内出，我即询以情况，杨支吾其词地说：“没有什么，让他冷静一下，我回河南后尽量设法。”接着我就被允许进去，只见王劲哉伏床痛哭，并说：“十七路军这一下完蛋了，人家（指蒋）怎能再让杨主任干下去，蔚如当主席也不过五日京兆，不会长久。”接着又叫我跟着他走。这时杨将军已移驻三原，并调所部向渭北撤退。王劲哉既认为十七路军没有前途，又顾虑到孙蔚如离开部队后，杨将军必不能容他，故当奉令移防渭北之际，就决定了暂时脱离杨的掌握再看时局演变的主意。他在四日晚部队临出发前，曾召集各团长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并征求意见。他的部下李俊彦团是他的基本队伍，自然没有问题；任云章团长在其“虎威”之下，也不敢当面反抗，但过后即率全团官兵悄悄开赴渭河以北；程鹏九团长当面唯唯，事后也感觉不妥，只身脱离部队。因此随王劲哉开往终南山的只有两团队伍。当五日早我又去看王劲哉时，发现部队已经开拔，经询少数留守人员，方知并未北开而是南行。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认清了王劲哉原来已和杨渠统诡密接触的蛛丝马迹。

    当我发现王劲哉自由行动后，即先到省会公安局找王宗山局长商谈。王即促我和史宪章同车跟踪追回王劲哉，由他向孙蔚如报告。我们一面走一面探听部队行踪，途遇王的亲信王端甫（外号歪脖子），才知部队暂住子午镇。我们即赶到子午镇与王劲哉晤面，他表面答应回去。这时杨将军仍要王劲哉遵令开赴渭河以北，但孙蔚如认为不如允其暂驻渭河以南，我们留一着棋子，也不为无益。我即和史宪章第二次前往，这次命令王劲哉旅开驻鄠县。但原驻该县的陕西警备第二旅沈玺亭团，此时已被中央别动总队的公秉藩收买，有抗命迹象。史宪章自告奋勇前往接洽，竟被扣留，部队在中途秦渡镇停留下来。我一人回西安复命。孙蔚如的意见，以为渭河之南既无防地，只好扔开河北，并指定咸阳、草滩之间渡河的行军路线。我第三次又去秦渡镇见王劲哉。但他根本没有诚意，借口当时部队调动频繁，需要派前站人员勘察路线，并与当地驻军洽商，以免发生误会等等，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开拔确期和准备。其实人到是派走了，但不是打前站，而是去渭河以北探听杨将军的动静，我只好先回西安过年。旋又第四次去秦渡。这一次，王才揭开了假面具，明白对我说不能再回十七路军了。并说他已和顾祝同接洽好了，只要得孙蔚如的一句话，就可收编。他还要求孙给他拨几门迫击炮和补助些经费。经我向孙报告后，孙满口答应。在我往返子午、秦渡几次的途中，先后碰见杨渠统的代表梁大德（杨又代表刘峙）、马青苑的代表王季常（马又代表何应钦）和陈诚的代表沈仲裴。大家都是熟人，都在争取一个对象，因此见了面只能点头示意。王劲哉到了此时，才显出了真实的面目，说要枪毙我，我只得扫兴而归，孙蔚如对王也才死了心。以后我又因事去了几次，有一次王竟亲密地对我说：“杨主任和蔚如都不会长久，我把队伍带进山去，谁都不归，将来搞成了，还是请蔚如来领导，我是不能回去了。”这是敷衍我的话。但他又谈出了他的心腹话：“我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在天水养病的时候，曾见过胡宗南，那时他对我说，只要你服从领袖，就有前途，别人不给你兵带，我给你兵带。”我这时就乘机问他这次是否派人去和胡接头了？他说已派王端甫前往。可见王劲哉狡兔三窟，早蓄异志，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头脑简单了。

    抗日战争时期，王劲哉又想投机，用尽手段保存实力，他既不反蒋，又不抗日，更不靠拢八路军，在他的驻地做“独立王国”的主人。在他统治下的鄂中沔阳一带的老百姓，有“不如陷敌”的哀叹。以后，日军利用他孤立无援和人民仇恨的处境，一进攻就消灭了他的部队。他被俘后竟腼颜事敌，出任了皇协军的汉奸伪职。王劲哉到此，正如杨虎城将军在王叛变后曾对人说的：“王老虎变成了狗，连自己人都咬起来了。”当时杨将军说的“咬”自己人，仅指对十七路军，万没想到王竟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降日军。

    （韩俊生 整理）

    黄念堂在西安事变中的鬼蜮伎俩

    李百朋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西安。事变的第三天，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的电话，着我赶快到绥署来。我到绥署见了李，他对我说：“黄念堂（当时任绥署交通处处长，掌管电讯工作）已被捕，扣押在军法处。杨主任叫你到交通处去接收。”我问：“黄为什么被捕？”李说：“在事变中我们查抄了蒋帮的特务组织，在档案中发现黄念堂是复兴社分子，因而将他逮捕。现在交通处无人负责，你赶紧去。”我走时，李又说：“你先去见主任。”我见了杨虎城后，杨叫机要秘书王菊人写了个“委李百朋为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的手谕，叫我带上。

    我到交通队后，首先集合处内务科科长、台长和官兵讲话，宣布黄念堂已经被扣押，我奉杨主任之命，担任交通处处长职务，望大家各守岗位，安心工作。

    讲话以后，我回到处长办公室，见到黄的随从兵贺鸿镳，贺是渭南人，与我同乡，和我家也是老亲戚，对我很热情。于是我就问贺黄这几天的活动情况。贺说：黄在事变前一天晚上住在家里，那天黎明到了处里，神情很紧张。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大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仍回到办公室。一会儿宋文梅营长来了，黄处长对宋营长说：“你把委员长的裤带取了，免生意外。你要注意委座的安全，现在委座在难中，你可要好好招呼。”

    第二天，军需处处长王惟之对我说：“黄念堂把几箱子通讯器材偷出去卖给慎昌电料行，却向主任报告通讯器材只能维持几天就没有了。主任把我叫去，叫我赶快派人将西安各电料行所有的通讯器材全部买下。我派的采购人员，复由慎昌行将黄念堂卖给他们的通讯器材原封没动连装箱都买回来了，木箱上写着的交通处字样依然存在。此事我已向主任报告了，这项器材都在军需处，你快派人来领。”我即派人去领了回来。

    不久，杨将军的机要秘书米暂沉来了，对我说：“‘双十二’那天早上，把蒋介石弄到新城大楼后，张副司令和杨主任领衔向全国发了通电。我为了节省时间和慎重起见，没有按照发电程序办理，由我亲自将这通电稿交给黄念堂，着其亲自送到电台，监督拍发。不料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全国任何方面的复电。张、杨两将军深为诧异。杨即着我检查电报何时发出。我向电台查问，据电台人说，并未看见此电。我即找黄念堂询问情况，我问他通电是什么时候发出的？他闻言失色，口里只是支吾，一面将手伸进衣袋，将通电稿掏出，装模作样地说：‘这电报我怎么忘了。’他当时神情非常惊慌。”米又对我说：“这通电没有及时发出，关系非常之大。”

    在“双十二”以前，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科有个秘密电台，也叫外报台。这电台的任务是：潜收外电（包括明码、密码电报），摄取各方情报，最重要的是摄取胡宗南的情报和延安的消息。这电台的负责人叫郎世杰，河北省人，是跟过我的老人，由交通处调到外报台负责的。他听说我已回交通处，特来看我。谈到黄念堂被捕事时，郎对我说：“老蒋刚到了新城大楼，我就戴上耳机听取各方电台的情况，忽然发现有个电台叫军政部在洛阳的专设无线电台的呼号——‘XM6'，叫得非常之紧，我就注意收听。后来将洛阳电台叫出来后，这个电台向对方告诉了自己的呼号一—‘XYl'，随即发出一个简单电报：‘委座在西安被扣，火速营救。’这个‘XYl’的电台呼号，是咱们自己电台的呼号。我就知道这电报是由咱们电台发出的，但电报后边没有署名是谁发出的。后来经过详细反复侦察，才证明是黄念堂亲自拍发的。我已将此事向主任报告了，黄的被捕恐怕因为这事来的。”

    据杨主任的随从副官申明甫对我说：“将蒋介石扣押后，得蒋（介石）胡（宗南）通电用的‘同密’密码电本，于是杨先生就利用这个‘同密’电码本，假蒋的名义，打电报给天水胡宗南，‘着速来西安’，意欲赚胡到宝鸡，将其扣押。不料此电发出后，因黄念堂在新城电台泄漏了扣蒋的消息，胡竟未来。”

    双十二事变一个月以后，终于将黄念堂枪毙。

    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

    岳崇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在西北“剿总”交通处任职。次年三月，总部送我去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学习。当双十二事变第二天，友人郑公权来到我家，行色仓皇，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登着大字标题，《张学狼（良）劫持统帅》、《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当时我感到惊奇，正在思索中，忽由学校派来一个宪兵班班长带三个宪兵，手持盒枪，把我强行架走，带到学校，就关入禁闭室。又过了四五天，叫我出来到校部，让我在一张电报稿上签名，这稿是已经拟好声讨张学良叛变的电文，凡所有东北籍学员都签了名，我当然也不敢例外。队长对我说：由现在起恢复你的自由，准予照常上课，但不准外出。到二十六日的下午，忽听市内爆竹连声，校内广播说：张学良已亲送委员长来京。

    当西安事变时，在南京各军事学校的东北籍学生，都要受到严格的管制，而中央军校十期二总队的张学思，因他系张学良的弟弟，所遭到的迫害更为严厉。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即蒋斌扣发张、杨通电。

    蒋斌是福建闽侯人，西安事变时，任西北“剿总”交通处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蒋骥是他弟弟，管理铁路军运。凡属于总部有关军事交通通信统由蒋斌负责。

    一九三三年张被迫出国时，他曾任北平军分会第三组组长，后来转到中央方面，跟随蒋鼎文去福建进攻十九路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张学良由国外归来后，在武汉成立行辕，又调蒋斌任行辕交通处处长。张在西安组织西北总部时，蒋又转调为西北总部交通处处长。蒋斌得张学良信任，也就有了同国民党中央勾结的资本。当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等以及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急电，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所以张学良认为通电发出后，没有立刻得到各地将领们支持的回电。

    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我被派到于学忠的淮阴江苏绥署交通处工作，有个和我原在北平时的老交通处同事梅得雪，他同我的关系很好，他过去和蒋斌的关系特深，是蒋的主要骨干。蒋斌的密件文稿，都是由他负责管理。据他对我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还不到两个小时，张学良即把发给各地将领的通电交给蒋斌拍发。蒋斌拿到电稿后，即对我秘密地说，让我先把电稿译出来作好已拍出的手续，一旦追问时可立即交给他们看，并严嘱保密。梅并说：电稿主要内容是说明扣蒋的经过和八项主张，希各将领一致行动共赴国难等。蒋斌扣发了这些电报。我当时怀疑他和蒋鼎文关系密切。蒋斌随后被张学良扣押，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那天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

    梅得雪是蒋斌的亲信，对他很忠诚。蒋斌在西安被关在东城门楼上时，他还送东西（包括食物等）给蒋斌。梅还说：蒋被杀后，由他和蒋的家属一起把灵柩运回北平，在蒋的原住所东城锡拉胡同六号放了三十五天，请和尚念经等等。

    抗日先锋队被改编的经过

    赵龙韬[78]

    我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由南京参谋本部调到西安，值张学良将军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几天后才与之见面。他问我：“你在参谋部做些什么工作？”我说：“不时去长江与太湖之间一带地区，已标完了国防工事。”他问：“强渡如何？”我说：“是点式的永久性工事。”他说：“那不过是掩人耳目，并非真正的抗战措施。”言外之意即蒋不是真心抗日。这与他在西安东城门楼上成立学生队，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和派兵搜查陕西省党部等举动都是一致的。谈话后，发表我为西北总部参谋处上校参谋。这期间，张曾派我到保定校阅五十三军两个师对抗作战演习，回来后向他汇报演习情况和军队战斗素养，他认真地追问：“军队到底怎样？不许隐讳。”那时他己任黄显声为该军的副军长，准备接替万福麟的军长职务。汇报后不几天即爆发双十二事变。

    “双十二”这天，总部到班人数约近二百名，午后一时许，张副司令到来，身着灰布军装，态度潇洒，笑容可掬，他说：“我跟蒋委员长开个玩笑。”接着就郑重其事地说全国人民都纷纷起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今年的一二·九，各地学生又大规模行动起来请愿，我为此事曾几次向委员长提出意见说：“我们应当有所表示，不能漠然视之，但一再遭到斥责。最近我又亲自向他请示，他竟斥责我说：“你完全不懂这些道理，我无法再对你说话，你出去！”张说，我实在别无办法，为挽救民族危亡，只要他能够放弃打内战的成见，接受我们的主张，联合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带领我们坚决抗日，他仍然是我们的委员长，我们仍然是照旧竭诚地拥护他，我们之所以三番五次向他进言，纯粹出于一片爱国热忱，绝非私人意气之争。我们纵然一时遭到人们的误解，相信不久就会真相大白，博得国人的谅誉，盼望大家，各安职守，共体时艰……

    事变后第三天，孙铭九找我说张副司令拟成立一个抗日先锋队，由他担任总队长，指定我为参谋长，总队下辖三个支队，一支队长为乌庆云，二支队长为贾国辅，三支队长为黄冠南。总队本部和支队以下的具体人员编制，指定由乌庆云、文英奇、邹继贤等人和我共同研究拟定，报请张将军核准执行。我记得总队部设有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械、军法等处和机关枪、步兵、炮兵、通讯兵等直属连队。另设有政治主任一名，政工人员具体编制，当时责成陈再励（后改为秦玺林）负责研拟。支队下辖二个中队，每中队学兵约九十名左右。从着手编组起到第二年二月初止，共约五十几天的时间，总队部和一、二支队的全部编制人员，基本充实，第三支队初具雏形，干部学兵主要山卫队一、二营和原学兵队抽调，其余由当时所谓少壮派的部队中选调或推荐。

    这期间由于张将军亲身送蒋回南京而被扣留，东北军忠于张者主张用武力争取其归来，为此曾在张的公馆开过一次“少壮派”会议。以后他们想说服周副主席共同出兵争取张将军回来，未成，反而被周说服。后来周副主席回到三原红军驻地开会而离开了西安。东北军最后反而接受了军队东调和改编的方案，因而演变成了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第二天午间，董英斌找我说：“东北军决定向西北开动，孙铭九已出走陕北，先锋队总队长职务暂由何镜华（继武）兼任，但主要还由你负责，即日把队伍带出西安城。”我说：“时间这样仓促，今天行动确有困难。”他说：“无论如何必须出城，即使是在城外住下也好，有困难提出解决。”我不得已回到部队，召集主要干部布置出发任务，当晚把总队部和二、三支队带到西郊飞机场宿营（一支队原来即住该地）。第二晚宿营于咸阳北十五华里左右的地方，人员仍未到齐。这时谣言正炽，有人直接问我：“参谋长，你是否作好准备投往红军？”我只好说听凭情况的演变，无论如何，我不能丢下这许多人不管而只考虑个人的问题。第三天天刚亮，乌庆云即来向我报告说：第三中队张哲中队长带全中队投往红军，第五中队贾式林部由于被发觉早，未成行。以后逐日行军，直至长武县遂停止。这时西北总部在陕西枸邑，几天后招我去开会，董英斌对我说：先锋队这个部队名称已引起内外的普遍嫉视，必须改变，省掉麻烦。因而他同我研究改编先锋队的事宜，费了半天时间，最后决定改编为新一一〇师（原东北军有个一一〇师，即何中立师，在陕北为红军歼灭），派张政枋为师长，把三个支队改编为两个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一团团长乌庆云，二团团长贾国辅，我仍任参谋长。

    先锋队改编为新一一〇师后，不久即随同整个东北军开往苏北地区。第一步开到安徽省蒙城县，那时即酝酿整编东北军，初步拟定新一一〇师编入五十一军，张政枋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新一一〇师可以存在。紧接着又奉调驻江苏省睢宁县，张政枋去淮阴“总部”开整编会议，于学忠说要拆散新一一〇师，张向各方呼吁无效，又不好意思再回部队。结果把我找去听取指示，我到淮阴面见于学忠，于表示：蒋介石指定要改编新一一〇师，他无能为力。并表白说：“不是我对不起东北同胞，而是东北人自己不争气，对不起张副司令。虽然张副司令送蒋时，上飞机前留下手谕，但东北将领根本不理张的手谕，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回睢宁后，召集全体干部传达改编方案，并征求大家意见，大家经过沉闷的考虑后，无可奈何地表示只好接受改编。就这样，新一一〇师被一连一连地分割并到于学忠的两个师内，改编大体就绪，我就在霏霏细雨中和全体官长挥泪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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