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的战争记忆风化与战争责任认识分化并行不悖。战记读物内容的差异，进步知识分子的分裂，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的对立等，都体现了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急剧分化。基于此，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安保斗争、越南战争、日韩复交、中日复交等重大事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交锋。保守派支持延长安保条约，主张修改宪法，公然提出否认战争责任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继而又有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三岛事件等歪曲侵略事实和妄图恢复战时国体的右翼活动。进步派则组织领导了反安保斗争，发起中日复交运动，开展反对越南战争的越平联运动。小田实还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在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青年学生的社会运动及其对战争责任的反省、宗教团体的战争责任告白等，都体现了当时进步派认识战争责任的扩展与深化。
自民党政府通过加快经济发展转移国民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视线，同时与保守派、右翼势力眉来眼去，推进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并多次提出靖国神社国营化议案，只是因在野党的强烈反对而归于失败。日本政府对内尽量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对外则为实现日韩建交和中日复交又不得不以承认战争责任为前提。不过，这种“承认”是以承认最低限度的战争责任为原则。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进一步模糊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
第一节 战争记忆的风化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战争记忆风化，主要是指经历战争的日本人正在淡忘曾经的战争体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则因没有具体的战争体验，或没有接受全面、正确的战争历史教育，而加速淡忘本就非常模糊的战争记忆；昭和天皇此时亦刻意忘却自己的战争责任。意想不到的是，进步派批驳保守派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与行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战争记忆的风化。
一 民众的战争记忆风化
战后日本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困境之后，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逐渐恢复了经济，到1956年各项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战前水平。日本政府在当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自豪地宣称“战后已经结束”。此后，日本经济从1957年至1960年代，相继经过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藏诺景气，[211]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特需景气”，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时代。明治维新100周年的1968年，日本已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过战后短短23年就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被誉为“经济奇迹”和现代化的“样板”。
经济起飞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前的日本人经历了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贫苦生活，故努力工作，勤俭持家。但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开始逃避长辈的束缚，追求独立自主的自由生活，更加欣赏美国嬉皮士式的生活、工作方式。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在1955年7月出版的《太阳的季节》一书中，就描述了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的嬉皮士式生活方式。同时，经济恢复也刺激了日本人的消费观念。朝鲜战争时期，皮实耐用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当时消费的标志性商品。在所谓的“战后已经结束”之际，以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机，即所谓“三件神器”为代表的家用电器迅速普及。到1960年底，城市居民家庭中“三件神器”的普及率达到电视机为71.9%、洗衣机为55%、电冰箱为26.6%，且娱乐性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10%以上。[212]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消费革命时代，战后日本人更多地是想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改善生活条件，不愿提及曾经犯下的战争罪恶。
尤其是体验过战争的那代人随着年龄增长和记忆力衰退，逐渐淡化了战争记忆。战时30岁前后的人经过战后10年，多数超过了40岁，以他们为主支撑的战争记忆正逐渐风化，以至于有相当多的人为改进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对抗战后民主改革中美国化的过度影响，而再次希望恢复战前的修身教育。他们虽有对抗美国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也反映了他们对战前日本教育带来的危害和灾难的记忆趋于淡化，甚至为培养日本国民的“爱国心”而摸索取代战前忠君爱国教育的新方式。石田宇三郎认为战前教育中“国民努力的目标”是明确的，而战后教育是没有方向的放羊式的“自由”；宗像诚也在1958年撰文反映儿童家长要求恢复修身教育的呼声，矢川德光批判了日本的“殖民地教育状况”，指责美国制的“外国电影”在日本民族精神中吹起“殖民地的淫风”。[213]据1958年日教组教研集会的报告透露，在地方实力派和下层民众中，很多人希望恢复战后被废止的“修身”课。[214]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的日本教育，特别是深受美国自由式教育影响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人，淡忘了战前教育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中的恶劣影响，故有人不惜以恢复战前教育为代价来抵制现有教育带来的弊端与问题。
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因为战争记忆的风化，认识以前的战争和战争责任更加困难，也更加困惑；反过来，这种继承的困难又将加速战争记忆的风化，导致战后日本年轻人无法理解战前日本人对战争或伤感，或自豪的特有体验与感情。战败时曾是少年飞行兵的高田佳利，在1959年对朋友说，“每年快到8月时，战争的伤痕就开始疼了”，却遭到朋友的弟弟讥讽：“我哥哥那代人每年都反复说这样的事情。”非难他们感伤得像个女人似的。[215]不了解战争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种仅仅属于战争体验者之间的封闭性战争记忆和感伤情怀。竹内好在1961年说：“年轻一代的一部分或多数，对前一代人的战争体验冷眼旁观或拒绝，虽有战争体验封闭性的前提，可以说还有更重要的理由。”[216]即战争体验的封闭性逐渐定型的同时，往往以美丽辞藻掩盖堕落的感伤和悔恨。因此，追究教育者战争责任的长浜功指出：“在年轻人看来，疏散、炮火是当然的事，其变得日益淡化也是当然的。”[217]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人无法理解这种定型的、封闭的感伤共同体，尤其反感那些美化、吹嘘自己的战争体验者。野添宪治曾描述了原参战士兵的优越感和吹嘘自己英勇的嘴脸：“农民士兵的归还者几乎都在赞美战争，到处炫耀在战场上实施的种种残暴行为。于是，见到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们，就说没有参加军队就不是真正的男人。”[218]反映了战后日本不少国民根本没有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反而以此为荣的扭曲心理。感伤或炫耀战争体验，非但不能获得年轻人的理解，反而更易引起年轻人的反感，这也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战争记忆淡化的重要原因吧。
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风化不仅受到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还受到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的影响。1964年8月15日，在举行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夕，《读卖新闻》社论中评论了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战争记忆的影响：“今天是终战第19年的纪念日。去年，美、英、苏三国达成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我国于7月底也决定参加该条约，所以今年的终战纪念日总有些明快的气氛，有一种和平总算回来了的感觉。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举行了，到处更弥漫着明快的空气，好像战争的记忆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真是很好的形势。在已经过去20年的今天，再谈什么战败、终战，也不是那么有益了吧。从战败已经吸取了很多的教训，也再三进行了反省。因此，应当以今年为转折点，使之成为以向前看的积极姿态，研究日本应有的理想未来，并探索其实现的基础的机会。”[219]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20年，日本也曾进行了多次反省，尤其美苏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缓和了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局势，且东京即将举行奥运会，所以，主张在享受和平的今天，无须再谈那场战争了。
日本国民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相对和平的生活中，不仅很少想到战时日本带给他国的战争灾难和加害责任，而且也并未像保守派或政府所呼吁的那样“缅怀”本国的战死者。1963年8月14日，即日本政府首次举行国家追悼纪念仪式的前一天，内阁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发表声明，要求全体国民在举行战死者追悼仪式的8月15日正午进行祈祷。但是，战争记忆淡化和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日本人很快就将其抛之脑后。据1967年8月15日的《朝日新闻》夕刊报道：当日正午银座仅有筑地署四丁目派出所的警官们整队脱帽低头和大约20名年轻职员肃立默哀，匆匆行路、逛街购物的“无关心派”占压倒性多数。翌年8月15日，在正午繁华的新宿，“完全没有看到行默哀礼”的人。[220]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关注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日本民众，尽量避免勾起对过去那场战争的回忆，刻意忘却曾经参与、协助或支持侵略战争的罪行与责任；年轻人在战争记忆风化的年代，更是漠不关心早已结束20年之久的那场战争的战死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争责任认识。
二 天皇的战争责任忘却
本来就没有承认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在战争记忆风化时期，更是闭口不谈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记忆的淡忘而风化本身的战争责任。在美国庇护下，免于起诉和惩罚的昭和天皇，根据日本新宪法作为象征天皇继续在位，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否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以天皇无罪否认自己的战争责任，成了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在掀起翻案逆流时，经常祭出的重要“法宝”。日本政府也极力维护天皇的政治地位和精神权威，纵容或默许右翼势力对反天皇活动的暴力攻击，导致社会上谈论或研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处于相对沉寂的低潮。
保守派学者通过发表论著，盛赞天皇和皇室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企图煽起重视爱国心教育和尊皇教育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保守派学者，如安冈正笃、今村均、小泉信三、高山岩男等人分别撰写的《祖国与青年》《祖国爱》《祖国情》《爱国心与忠诚的问题》等书籍，大都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主张“日本国体不应改变”“天皇是统一国民精神的元首”“日本的新宪法应尽早注明天皇是国家元首”等。[221]他们无视战前过度宣传“尊皇”“爱国”“圣战”等军国主义思想，给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民众带来的巨大战争灾难，避而不谈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反而煽动崇皇忠君的所谓爱国思想。1958年11月，皇太子与平民出身的正田美智子宣布订婚，日本全国掀起了一场“美智子热”，激起了日本民众再次对天皇和皇室的敬仰之情。其原因主要在于：（1）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天皇信仰；（2）保守派学者为对抗美国化而推崇天皇和皇室的宣传与教育；（3）战后日本皇室的改革和正田美智子的平民身份等。
日本政府决定利用国民对天皇和皇室的敬仰、信赖感情，推进所谓“皇室外交”和天皇国家元首化，压制日本民众的反安保斗争。1960年1月19日，岸信介内阁不顾日本人民的激烈反对，强行签订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并于1月20日在华盛顿邀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但是，日本民众在国内发起了强烈的反安保运动，抵制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并最终搁浅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日计划，导致艾氏及美国的不满。为此，日本政府安排皇太子明仁夫妇从1960年9月22日到10月7日访问美国。通过这次访问，一方面“加固了新安保体制和日美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也代表天皇，解脱了“天皇对美国的战争责任”，[222]充分发挥了皇室的外交作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召开时，天皇和皇太子分别作为名誉主席参加了开幕式，再次给日本国内外造成了一种天皇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的印象。
同时，日本右翼分子极力维护天皇的“尊严”和“权威”，威胁或暴力袭击被认为有损天皇和皇室“尊严”的机构、个人。日本《中央公论》杂志在1960年12月号上，刊登了作家深泽七郎讽刺天皇制的作品《风流梦谭》。结果，宫内厅以诋毁皇室名誉和侵犯人权为由，要求法务省审查；右翼势力则直接向中央公论社提出抗议并施加威胁。翌年2月1日，年仅17岁的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小森一孝，持刀闯入中央公论社社长岛中鹏二家中，杀死女佣，刺伤岛中夫人。岛中社长被迫发表“道歉”声明，承认“给皇室和广大读者带来很大麻烦”。[223]此后，中央公论社急剧地右倾化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小森行凶一周后的2月8日，自民党治安对策委员会认定日本教职员工会杂志《教育评论》，在2月5日发行的《教师与文艺》临时增刊号中，收录的岐阜县小学教员户田光典的小说《御玺》，“侮辱了天皇一家”，将其列为“教育问题”。右翼分子也直接威胁作者。户田老师只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给皇室带来了麻烦，我向皇室道歉并收回这篇作品。”[224]为压制社会上不断涌现的抨击天皇和皇室的作品与言论，1961年3月，神社本厅、成长之家、日本乡友联盟和新日本协议会等团体，结成了“维护皇室尊严之运动全国协议会”，且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处罚冒犯皇室尊严者之法律的申请》，并向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企图复辟战前的“不敬罪”。[225]1960年代，宫内厅还将几乎所有关于天皇和皇室的新闻报道置于其控制之下，提前审查新闻报道中涉及天皇和皇室的照片和消息。
1960年代，日本皇室宫内厅、自民党、神道教及部分原军人组织等，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报刊、新闻媒体关于天皇和皇室的报道，导致1960年代的日本新闻界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寒冬”。[226]这种淡化天皇的战争责任，将极为片面的天皇和皇室形象强加于日本国民的方式，实为“掩耳盗铃”，虽在日本国内暂时抑制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和追究，却终将无法消弭来自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
1971年9月27日至10月14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6年之后，昭和天皇在外相福田赳夫等人的陪同下，历时18天访问了英、法、西德、瑞士、荷兰、比利时、丹麦七国，不仅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公开确认战后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而且试图消除来自欧洲民众的敌意。与欧洲各国领导人热情接待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象征天皇”相比，欧洲各国退伍老兵、遭受战争灾难的民众，无法原谅这位不肯悔罪的“元凶”。牛岛秀彦指出：因为“这次天皇访问欧洲，兼有对比利时皇帝和西德总统的答谢，以及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互访，因此，作为日本元首访欧的政治色彩极浓”。[227]即“战后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被首次公开确认”。[228]而且，当时西欧各国元首与天皇会见时，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位昔日的日军最高统帅曾经下令残忍地杀害盟军战俘和平民，反而陪同一起检阅仪仗队，给予热烈欢迎。
昭和天皇居然也若无其事地到各处参观游览，丝毫不提战时日军的罪行和自己的责任，自然激起了欧洲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在英国访问时，天皇乘坐的仪仗马车遭遇了黑外套和西红柿的袭击，其种植的纪念树也被砍得七零八落；在荷兰，愤怒的民众砸碎了天皇专车的玻璃；即使战时盟国的德国民众，亦不满天皇不提战争责任的做法，指责他是珍珠港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如，西德的《明镜》报刊登了一幅天皇身着军服的照片，文字介绍部分写道：“裕仁天皇——袭击珍珠港的责任者。”[229]几乎与之同时，美国学者大卫·贝尔加米尼于1971出版了《天皇的阴谋——裕仁天皇怎么把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一书，详细阐述了昭和天皇如何一步步参与、实施和指导侵略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在给该书所写的序言中，称：“向法庭提出的证据，证明天皇实际上是把战争合法化了，所以他是负有战争责任的。”[230]明确指出昭和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昭和天皇应该而且必须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负责，否则，即使在冷战格局下欧洲各国领导人接纳甚至“欢迎”昔日的对手和“施暴者”，但欧洲民众也不会原谅不肯认错的“灾难制造者”。
因此，所谓的战争记忆风化，只是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人，刻意淡忘战争责任，刻意忘记昔日犯下的罪恶。遭受侵略与伤害的受害国民众，即使在本国统治者与日本领导人握手言欢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纵使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只要日本人没有真诚地反省，这种战争记忆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强烈，必将酿成影响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
第二节 战争责任认识的分化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过着相对富足、安稳生活的日本人中，亦有人欲保留战争记忆，以传承后人，但也有人妄图通过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于是，既有时间又有能力者，开始回顾、写作自己的战时经历、战争体验及对战争责任的思考，尤其是具有一定知识的原军人和社会精英的战争记忆，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相当多数日本人的战争体验观和战争责任认识。国际上，美苏争霸活动愈演愈烈，两大阵营内部也是悄然变化。如，中苏两国从盟友到对峙，法国戴高乐政权与美国争争吵吵闹“独立”，广大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不结盟运动和独立运动日益高涨。紧张的国际局势刺激了刚刚经历过世界大战且被捆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日本国民，不少心有余悸的日本人怀着未能阻止近代日本突入“无谋”战争的悔恨心情，为日本民众免遭二次战争之苦，强烈反对延长日美安保条约，反对越南战争，积极推动中日复交与世界和平运动。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在国际国内追究战争责任压力下尚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日本经济起飞后，恢复了“自信”的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则肆无忌惮地开展否认战争罪行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从而使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分化越来越明显。
一 悲剧意识与美化侵略转换
与战后初期以传递战争的悲剧性为主相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战争体验读物中美化侵略战争的倾向非常突出。日本战败投降初期，不管是参战官兵，还是日本国内经历空袭与疏散的民众在出版的读物中，多数回忆战争的凄惨、残酷与悲伤，体现了渴望和平与防止悲剧重演的愿望与诉求。但是，在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这些参战官兵的战记读物中诉说战争痛苦记忆的内容越来越少，大肆吹嘘自己在战斗中的“勇敢”和炫耀“战绩”的内容越来越多。这种美化侵略战争和不思反省自己战争责任的战记读物竟成风潮，以至于社会学家高桥三郎戏称其为“昭和40年代”现象。[231]如从1950年代末接连创刊的《少年杂志》《少年Sunday》等少年周刊杂志被“战记作品”所席卷，到1960年代中期战记漫画达到高潮。青少年最喜欢的玩具和图书分别是以战斗机为主的塑料模型、兵器解说记事等宣扬和美化战争的战记读物，对树立和培养青少年正确的和平观和战争责任认识带来了消极影响。土井芳男在《儿童文化与反动思想》一文中，对此评价说：“1961年开始的兵器、战记热潮，起初是单纯的军事知识解说、图解，后来渐渐地变成系统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少年版了。”[232]批判这类战记读物误导了日本年轻人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当时及后来的进步派学者，都曾批评了这股美化侵略战争的逆流。1953年出版的《坂井三郎空战记录》在1967年改为小说化的《空中勇士》后，高桥三郎在其《解读“战记读物”》中写道：“我想起来，读了《空中勇士》，因为《坂井三郎空战记录》中曾经有的什么东西不见了而大受冲击。”吉田裕指出：“正如高桥三郎所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不能否认的印象是，在前一作品中可见的处处拘泥于自己的战争体验那样的东西消失了”，[233]反而出现了炫耀日军英勇善战的美化侵略战争倾向。1967年12月号的《出版消息》时评说：“最近出版的战记或战争小说，与以前相比是不是表现出有什么变化的倾向？此前，这类战记基本上都说战争是罪恶的，表示了不能再度重演的朴素愿望。然而，现在即使不是美化战争，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以‘为国’而死之美为前提所写的东西多起来了。”[234]其实，在“昭和30、40年代（1955-1974）”的“战记读物”中，主要是“不写过于悲惨、过于忌讳的事情这种类型”，而打破这种类型的战争体验且开口说加害责任的代表性活动，是731部队的原队员、南京事件参战者的证言活动，但这毕竟是进入1980年代的事。[235]
即是说，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化侵略战争的回忆录、战记读物或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终成一股社会潮流，而勇于揭露战争真相和反映侵略战争罪恶的战记读物则相对沉寂。前后两种不同类型的战记读物，前者反映了美化侵略战争意识的扩散和强劲，而后者反映了战争罪责意识的相对弱化和风化，两种不同的战争观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二 知识分子间的相互批判
战后初期，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及争论中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苗头，典型事例是年轻知识分子对年长知识分子的批判。具有较多、较强战争体验的进步知识分子，为消除屈辱的记忆，证明自己的良心和勇气，积极反省战争责任和参加战后和平民主运动。鹤见俊辅曾慷慨地说：“因为有此前的屈辱，在战后逆流到来之时，用这次行为来证明吧。”[236]表达了要化悔恨和自责为参加战后和平运动的力量。但是，抱有悔恨与屈辱感的战争体验的年长知识分子中，不肯隐瞒自己丑恶的战争体验，并将之公开发表者只有鹤见俊辅、宗像诚也等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不愿说自己的战争责任或者对自己的战争体验往往保持沉默。这就给战时尚年轻、未曾服过兵役的石原慎太郎、江藤淳等年轻知识分子，大谈自己所谓的战争体验创造了机会。他们抱着浪漫主义战争观攻击“战后民主主义”是“欺瞒”，批判年长一代“感伤”的战争体验。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年轻人，倾向于将他们的战争观作为客观、真实的战争观、战后观而接受之。
这一时期的日本年轻知识分子之所以猛烈批判年长知识分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1.他们没有所谓的无力阻止战争的悔恨感情。年轻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在战争时期非常年轻，不处在负责的地位，因而无须对“突入”的战争悔恨，自然也不必对曾反对战争的共产党抱有自卑感，反而将年长者的“感伤”视作“伪善”，并作为攻击年长者战争责任的“特权”。1959年10月，在《文学界》杂志座谈会上，时年27岁的年轻作家石原慎太郎，与战中派的桥川文三产生冲突，批判他是拘泥于战争体验的年长者。[237]同年，江藤淳在讲座《现代的发现》设立的《战争体验与战争责任》特集中，发表了题为《关于“体验”与“责任”》的战争体验论，认为“战中派”追究战争责任只是向统治者、年长者发泄自己不满感情的“猥琐”的“复仇行动”，“社会上有总是做好精神准备承担‘责任’、忍受辛酸的少数人与对其表示‘憎恶’的多数人”，声称所谓的“革新”“革命”甚至追究战争责任等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别名。[238]对此，竹内好反驳道：“主张自己完全与战争无关的一代出现了。这种主张我不能同意。而且，这种急于将自己与战争分开的心理本身，并非与战争之伤没有关系。”[239]指出年轻知识分子急于摆脱自己与战争关系的心态，恰恰说明了他们与战争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2.年轻知识分子的战争受害意识。战后年轻的知识分子批评比自己年长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年长者决定的战争导致自己成为受害者的这种意识出发的。如，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一代人，批判比自己年长的“旧自由主义分子”；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战中派”，批判丸山他们一代；以江藤、石原慎太郎等为代表的一代人，又批判固执战争体验的“战中派”等，就是从受害意识出发的典型。年轻知识分子对年长知识分子的批判，几乎可以说成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特征之一。江藤淳在1959年写道：由于战败日本失去了满洲，失去了朝鲜等，因狭小的国土上人口过剩，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比原先的指导者更英明，比协助战争的知识分子更勇敢且聪明厉害，敏锐地看透国际形势的前途，今天青年阶层就不会失去充满活力的地方，失去将来立身的希望……自己的家园被毁、兄弟战死、财产丧失、没有希望，这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大人们的愚钝。[240]他以近乎“乡愁”般的帝国主义情感，为失去殖民地和战败扼腕叹息、满腹牢骚，并把战败原因归咎于战时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的“愚蠢”。这种完全无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痛苦，而片面强调以日本战败和失去殖民地为主的“受害”意识，既不可能总结出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导致咎由自取的“受害”结果和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也不会获得勇于反省战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赞同。
3.年长知识分子的加害责任。年轻知识分子认为年长者不仅将日本拖入了长期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漩涡，破坏了他们的人生规划，而且实施了大量残忍的战争犯罪行为。于是，他们抓住了年长者的“小辫子”，不顾其内心的悔恨、屈辱之痛而猛烈地批判。永岛慎二在漫画《疯癫》中，描绘了1967年某幻觉剂舞会上兴奋的年轻人讥笑年长者：“据说你是杀人者”，“据说包括你们在内日本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杀人者，在太平洋战争的山洼中有很多人直接或间接被杀”，“我们这代人，自己的手上没有沾染别人的鲜血！”[241]不加区分地追究“四十岁以上的人”的战争责任。这一方面是他们并不了解战时日本政府、军部、官僚、财阀、民众等各个阶层甚至每个人，在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的具体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只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战争记忆作出的判断；另一方面是他们从幼儿时期接受的和平教育与战争责任论出发，产生了颇有点“一亿总忏悔”论味道的、强调年长者加害责任的意识。
但是，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域、经历、出身及战争体验的年轻人，追究年长者的加害责任的内容与行为也各不相同。如，竹内好、小田实、鹤见俊辅等人强调“我们活着的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既有对死者的罪恶感，也有对发动战争的统治者的愤怒，还有不肯原谅作为战争幸存者的自己的悔恨心情；相对年轻的战后派无法理解前者的这种感情，一方面仅仅把日本的300万战死者看成抽象的数字，另一方面重点批判年长者的加害责任，忽视本身的战争责任。他们虽然大都从日本人受害的视角，批判年长者的加害责任，却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逐渐淡化的战争记忆，唤起了日本社会对加害责任的关注。
三 加害意识与受害意识的对立
其实，即使在丸山真男、大塚等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中间，也往往欠缺对亚洲受害国的战争责任意识，甚至没有对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中国台湾的加害意识。这是因为战败投降后很多日本人失去了亲戚朋友，失去了房屋财产，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国民”的受害，并自然而然地追究导致“受害”的领导者的责任。因此，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将领导者与普通国民一起作为“日本人”看待，并从外部追究“日本人”责任的观点。[242]战后初期日本人的加害意识极其微弱，就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和越南战争的爆发，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开始从更广泛的亚洲视角思考日本的加害责任。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鹤见俊辅、小泽有作和小田实。对默许爪哇俘虏之死抱有悔恨心情的鹤见，在1956年发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1957年论述恐怖电影的《日本电影的泪与笑》等文章中，主张“战死者”不应仅局限在日本，以“从1931至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一词取代“太平洋战争”的称谓，将中国战死者亦纳入研究的视野范围之内。这与年轻的江藤淳仅仅局限于思考日本的“三百万死者”不同，[243]比较明确地从“亚洲的战死者”角度强调日本的加害责任。朝鲜教育史研究者小泽有作从亚非联合的角度出发，提倡从“加害者意识”前进到“受害者意识”，即对朝鲜“加害”的“自觉”是必要的，更应该自觉地前进到日本民族与朝鲜民族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共同受害者”的高度，[244]不仅追究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而且与战后日本的反美和平运动联系起来，强调日本与亚非各国都是美国的“受害者”。这些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日本人的加害责任问题，为小田实提出加害与受害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小田实以越南战争为契机，在越平联运动中系统地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反映了日本社会上加害意识一定程度的提高。“二战”结束后，美国试图取代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地位，插手法国势力退却后的越南局势，支持南越政府。1965年2月，美国开始南打北炸，全面扩大对越战争。同年4月15日，以小田实和开高健等21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号召成立反对越南战争、呼吁和平的运动。4月24日，500人聚集到东京的清水谷公园，抗议越战，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支持美国的战争政策，呼吁国际性的市民合作，正式成立了“给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合”组织，1966年10月改名为“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简称“越平联”），[245]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越南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运动。小田实在参与、组织和领导越平联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和论著。如，为说明加害者体验的重要性和显示从加害者意识出发而追求和平的志向，他在1966年出版了与武藤一羊对谈的《越南的美国人》（合同出版）一书。1966年8月，他在“争取越南和平日美市民会议”上，发表了《对和平的具体性提议》演讲。这些论著、演讲的汇集，其实就是小田实的加害与受害理论。
鉴于战后日本国民普遍认可“受害者”意识，将战争责任推给抽象的“国家”和个别领导人，模糊国民本身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小田实主张必须引入“加害者”概念。他认为日本国民虽遭受了战争之苦，并深受其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政府合作，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了侵略战争，是实际上的加害者，因此战后日本人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的所谓追究战争责任做得很不够，也就无法获得受害国民众的理解，更无法构建和平主义的理论和进行可行的实践。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战后初期大熊信行的国家观，主张个人有不服从国家命令的权利，并举例说明当个人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命令、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开枪射击时，这个人相对于国家来说是受害者，[246]而相对于受害者则自己又成了加害者。
由此，小田从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实际出发，指出从国家角度来看：一方面，日本是美国这个强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支持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政策，所以它又是战争中的加害者。然而，若是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角度出发，日本人因为本国政府的政策而被迫卷入战争的漩涡，他们相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是受害者；但是，如果考虑到越南人民，日本人又变成了加害者，因为日本民众未能抵制国家支持战争的政策。[247]因此，为摆脱国家和国民既变成受害者，又成为加害者的两难境地，他指出通过市民的国际联合，来反抗国家权力，维护世界和平。这种加害与受害理论，相对于此前日本国民普遍认可的受害意识是一个巨大进步。
小田实强调加害的自觉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中强调的自我否定与加害责任，以及年轻人批判年长者时所说的“加害”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不过，小田在强调“加害者体验”时，并非将“加害”的自觉与“受害”的记忆相对立。他将接受国家命令而被“征召”的士兵同时置于国家的受害者与加害者地位，[248]强调受害与加害的不可分割性。然而，日本学生运动及新左翼学生因为没有具体的“加害”体验，所以不仅批判现代年长者的加害责任，甚至追究古代和中世日本人的加害责任。当然，触发这种倾向的原因，除他们没有加害经历外，主要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日本国内地区差别的相对缩小，单一民族意识再次抬头和发展。吉本隆明先于1968年发表“共同幻想论”，从民俗学与古代神话论述天皇制与国家起源的纯洁性，后又在1970年冲绳归还问题讨论时期，认为古代冲绳对于大和朝廷而言是“异族”，故因冲绳的存在而使“本土弥生时代以后的国家历史根据”相对化了。[249]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国内争论“单一民族”问题的背景下，激进的左翼青年不仅强调日本人在越南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加害”，而且还涉及古代、中世的“日本人”对蝦夷、冲绳和朝鲜的侵略。
战中派知识分子和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中，有人逐渐接受了小田实的加害与受害理论。作家小松左京在《“平均的人类”的愿望》一文中，接受了小田的国家权力使国民“成为勇者、英雄、破坏者、杀人者，同时也使他们陷入被破坏与杀害的受害者立场”。[250]战后出生的年轻人虽有人接受小田等人倡导的“加害者”自觉，但仅仅强调“日本人”的加害性、“朝鲜人”的受害性，往往忽视了日本人同时也有受害性的一面。吉川勇一在评价这些年轻人时说：“只要一说‘自我批判’，似乎恰好自己站在在日朝鲜人的立场、被歧视部落民的立场，就开始告发、弹劾别人。”[251]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加害责任认识的发展与局限。一位年龄与笔者相仿的日本朋友曾说，她战后出生的父亲非常“左”，每当她谈到战时盟军给日本造成的灾难，父亲就批判她——自己的女儿是“右派”。其实，这也反映了加害理论在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些日本人中确实具有相当的影响。
当然，“受害者”意识在日本还是根深蒂固的。吉本隆明对亚洲牺牲者几乎毫不关心，甚至在1961年批评武田泰淳“单恋中国，若感到战争责任黑暗的话，就想想我国的死者”。[252]还是仅仅局限于日本的300万战死者，而无视日本给亚洲邻国带来远大于此的牺牲和灾难。战后日本各地建立的所谓和平纪念馆、展览馆等纪念性陈列场所内，展览的照片、图画、雕塑、实物、图书等，大都是反映日本人受害的历史。随着美化侵略战争的战记读物的盛行，受害者意识反而成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想潜流。1960年，东京审判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7人的骨灰，埋葬于爱知县蒲郡市的三根山，并修建了规模相当大的“殉国七士墓”。[253]墓前还立有一块石碑，不仅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而且以“事后法判决”“按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等歪理邪说否定东京审判，颂扬甲级战犯是“殉国志士”，[254]完全颠倒了侵略战争的性质。相当多数的日本国民，也是从受害者立场出发回忆或记录战争。如，以早乙女胜元的《东京大空袭》（岩波新书，1971）出版为契机，空袭记录运动在各地展开。这种以平民的战灾体验为中心的记录，仍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几乎没有注意到战时日军对他国的无差别轰炸和空袭。不过，随着这种“受害者”意识的发展和追究导致受害的原因，也孕育着产生加害者意识和追究加害责任的可能性。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基于战争记忆的淡化，日本保守派认为终于等到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机会，跃跃欲试，大放厥词；进步派则以越南战争为契机，深感在认识日本人“受害”的同时，更要反省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否则，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将会与亚洲受害国民众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日本进步派、保守派之间，一方要追究本国的加害责任，一方要否认本国的战争责任，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第三节 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国民，对于讨论已经结束一二十年的战争的性质，或者为已经处决的日本战犯翻案，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似乎更心安理得地接受美国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这个时期围绕战争责任争论和交锋的主角，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保守派与进步派。
一 保守派的翻案逆流
战后日本的经济恢复和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本来就不愿认罪的保守派，在战后初期追究战争责任的浪潮中，尚不敢过分明目张胆地否定东京审判和侵略战争，而在美苏争霸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似乎获得了为侵略战争翻案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忙于美苏争霸和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美国，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战后日本的“管制”，甚至为获得盟国日本的“忠心”而默许了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的纵容。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非但没有想到如何为侵略战争赎罪，反而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和在亚洲其他地方的侵略活动，再次成为亚洲邻国的加害者。在这种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尤其是战争记忆风化的时代里，日本保守派似乎找到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绝好理由与机会，掀起种种翻案逆流。
1.为侵略战争辩护。曾在日本战时外交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神川彦松，在《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朝日新闻社，1963）中，认为仅仅强调战争责任，就会将日本人都培养成只有劣等感的民族，主张必须修改对战争的评价。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委员长角田顺，负责《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一书的编集、调整、校对，以及撰写各卷的“解题”。其“解题”的主旨，认为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相当程度上是“迫不得已”，批评当时日本政党政治尤其是币原外交的“无策”，为军部的“暴走”辩护。[255]这种论调自然遭到具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因此，该书再版时删除了角田的所有“解题”。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全102卷，从1966～1969年末出版32卷，从1970～1980年又出版70卷。该丛书主要由原陆海军作战参谋级的幕僚军官执笔，以原陆海军未公开的重要史料为基础，故确立了其在军事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不过，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藤原彰批判这套丛书“对战争缺乏根本的反省，表现出一种为旧陆海军行动作辩解的史观倾向”。[256]其实，战史丛书的执笔者、神川、角田等人的战争责任观，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保守派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战争责任观念，处处为侵略战争辩解的思想。
2.“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日本作家林房雄此际毫无顾忌地提倡“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一波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浊浪，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原本家境贫寒的林房雄，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求学期间，曾是日本共产党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编辑部成员，1930年被捕入狱两年，1936年他发表声明，宣布与无产阶级文学脱离关系。战争时期，他曾配合日本政府，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活动。战后初期，评论家小田切秀雄曾将林房雄等26人列为负有战争责任的作家。1946年3月，林房雄被盟军总司令部开除公职。抱着强烈反美情绪和为日本侵略战争及自己战时行为辩护的林房雄，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进行系统地辩护和翻案，后由番町书房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整理出版《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两书。
林房雄在这两部书中，以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侵略宣传资料为依据，加上自我炫耀式的主观想象，自以为是地阐述了“大东亚战争”的“来龙去脉”，颠倒黑白地“肯定”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所谓“积极意义”。他主观臆断“大东亚战争”既非始于1941年12月，亦非始于1931年9月，而是“距今一百年前开始的，战斗了一百年而终结的战争”；近代日本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行动都是在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自卫”，是日本“悲壮的宿命”；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带领东亚各国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尽管日本实施了“日韩合并”和扶植满洲“建国”，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大川周明、石原莞尔等人非但不是战犯，反而是为了东亚“和平”与“解放”的“先驱者”；至于“对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则是“百年东亚战争”的延续，是对东亚殖民地化的反击，站在“正义”和“解放亚洲民族”的立场上，“肯定”并“赞扬”了“大东亚战争”的所谓“积极意义”。
林房雄还在书中大肆攻击东京审判，批评进步派知识分子反省战争责任的活动。他污蔑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复仇”，以“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主义为借口，批判东京审判是对“正义”“人道”“文明”这些伟大理念的“公然践踏”，完全无视战时日军反人道的血腥暴行。林房雄一边否定东京审判，一边又借东京审判未曾起诉天皇的事实，妄图以天皇无罪推卸全体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如此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谬论，彻底暴露了林氏的正、反都是自己“理”，对、错都是自己“对”的无赖嘴脸。既然自己不承认战争责任，自然也不许他人承认战争责任，否则，岂不是又将战争责任拉回了同为“日本人”的自己身上。于是，他攻击进步知识分子反省加害责任和对受害国的谢罪行为是“痴呆言论”和“加害妄想”，叫嚣战争犯罪的十字架不应该仅仅由日本人来背，倘若人类全体不把战争责任承担起来，根绝战争的日子就永远不会到来。[257]这种“人类总忏悔论”式的反省，模糊过去与现在、侵略与抵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妄图从长时段的历史中消化掉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遭到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和受害国民众的强烈批判。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及其续集出版后，曾多次再版和重印，在日本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因为其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得到日本保守派与右翼的“喝彩”，主要是因为在战争结束不到20年，如此不顾国际信义和历史事实，公然肯定“大东亚战争”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和日本各界进步人士的“震惊”。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正在利用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机会，采取各种方式，大事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其具体表现就是“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书籍。一些杂志出版了‘纪念特刊’，把战犯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人的照片、遗书都作为珍贵的东西来发表。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发表了一些赞扬这场侵略战争的回忆录”。[258]谴责日本保守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错误言行与险恶用心。
深受近代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民众，强烈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复活”动向极为警惕和敏感。1965年11月18日，任谷平撰文谴责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特别大力宣传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二十年前发动的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本质上是‘解放战争’……最近……他们出版了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战史’和战犯的回忆录，广播战犯的谈话，放映各种战争纪录影片，举办名目繁多的展览会，以宣扬皇军的‘赫赫战果’和‘英勇战斗精神’。”[259]批判其目的无非是要掩盖20年前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在当时中日尚无国交的情况下，虽未能阻止“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鼓噪，却也获得了日本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响应。1966年6月29日，日本访华代表团成员霜多正次，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谴责：“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统治阶级加紧复活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以来，大肆鼓吹‘日本近代化论’、‘日本大国论’、‘国家主义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帝国主义论调”，[260]表明了支持中国民众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立场和态度。
3.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保守派以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契机，开展了各种否认侵略事实的活动，典型事例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1966年，日本第六师团随军记者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杂志的8月、9月、11月号上，连载《六师团无事实》一文，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因其既无确凿根据，又是在地方刊物上发表，故并未引起日本国民的特别注意。1972年，铃木明开始在《诸君》月刊上连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文，并在翌年出版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认为“南京大屠杀”中杀害几十万中国人的说法“纯属夸大”之词，否认日军残杀战俘和无辜平民，以及其掠夺、放火、强奸等暴行，[261]甚至不惜篡改史料，制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根据”。与此同时，山本七平亦开始在《诸君》杂志上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此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在日本社会得到了一定发展。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量的历史事实面前，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方偃旗息鼓。不过，至今日本保守派和右翼仍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或蓄意压缩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意图减轻或推卸责任。
4.恢复“八纮一宇”塔。为给战犯“平反”和翻案，日本保守派在国内建立了不少像“殉国七士墓”那样的战死者墓碑，公然恢复各种曾经宣扬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精神的纪念碑或纪念塔。如，复原位于宫崎市的“八纮一宇”塔就是其代表性一例。该塔在1938年开始筹建，动员66500人，花费67万日元，历时两年，到1940年建成，高达36.4米，是当时日本国内最高的建筑物。[262]其建筑石料主要来自日军侵占的各地，因为根据当时陆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通知，前线“每个军或师团要送2块为标准，且一块是该军所在地附近的，另一块是在第一线显示‘皇威’的极限地附近的”。[263]所以，侵华日军根据该通知，从中国大陆的长城、泰山、南京中山陵和明故宫、武汉黄鹤楼等地，运回至少198块具有历史价值或文化意义的上等石料。如，国宝级的明故宫内相当精致的“麒麟浮雕”石、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门上裁截下来的浮雕花岗石等，[264]作为“战利品”被运回日本宫崎市，以建造该塔，宣扬“皇军”骁勇善战的武士道精神，调动日本国民参加和支持“大东亚圣战”的积极性。
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涂掉了“八纮一宇”塔的塔名和部分碑文，并拆除了若干塑像，改为和平纪念塔。然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恢复了民族“自信”的日本人，不仅在1964年举办了奥运会，而且奥运会的圣火就在宫崎市的“八纮一宇”塔前点燃，似乎是故意对原本弘扬体育精神和祈愿世界和平的奥运精神的讽刺，更像是以此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肯定”。1971年，时任宫崎县知事黑木博，直接决定复原“八纮一宇”塔字样，并另辟8580平方米建成县立和平公园，且以县知事名义撰写该塔“由来”的碑文——《县立和平台公园》。碑文竟谎称建造该塔的石料是“由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团体和友好诸国寄来的石材”，胡说“‘八纮一宇’文字是祈念永远和平”。[265]将“掠夺”歪曲为“捐赠”，将“侵略”篡改为“和平”，如此歪曲史实、否认侵略罪行的“八纮一宇”塔，不正代表着某些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吗？其实，如今仍作为宫崎市标志性建筑的“八纮一宇”塔，既是控诉日本侵略历史的“见证塔”，更是反映某些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耻辱柱”。
5.三岛由纪夫事件。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长期赞美战死者的“光荣”和渴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体制，以解决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此，他发起组织了右翼团体“楯之会”，并训练自己的会员，伺机发动政变。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率领森田必胜等5人，闯入日本陆上自卫队市之谷驻屯队，占领总监室。三岛在总监室的阳台上发表了约10分钟的讲演，号召自卫队起来政变。因无人响应，三岛和森田当场切腹自尽。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岛由纪夫事件”。这件事本身与战争责任问题并无直接关系，但反映了三岛等人不愿承认战败，尤其是不肯接受战后日本民主政体的思想。他们这种“夙愿”在战后日本经过相当长的民主生活和经济高速增长后，是毫不现实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但是，保守派与右翼却将三岛由纪夫视为英雄，在反“现行体制”和追求国家“革新”时，打出了继承三岛精神的旗号，为战后日本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变为美化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和歪曲历史事实的思想成分。
6.靖国神社合祀战犯及其国营化运动。翻案逆流最明显、最直接的行动，就是保守派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并发起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体现了他们试图赋予战犯们“英灵”地位和“为国捐躯”的荣誉。如此，日本自然也就没有战犯了，既然没有战犯，那么这场战争也就不是侵略战争了，更无需谈什么战争责任问题。东京都杉并区的武藏野母子公寓的公寓长牧野修二，向NHK广播节目“我们的语言”投寄了题为《创造战争牺牲者遗族救援会》的文章，并从1946年2月8日开始播放，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6月9日，在京桥公会堂举行了各地代表1000多人参加的战争牺牲者遗族同盟成立大会。鉴于遗族内部的观点分歧、各小团体之间的矛盾及同一地方出现两个遗族团体的争论，当时未能建立全国性的遗族组织。1947年5月9～10日，日本遗族在东京召开了全国地方代表会议，20个县的50多名代表参加，会上因日共党员、律师柄泽年子高喊“废除天皇制”而再次分裂，反对集团在第二天独自集会，但亦未成立新组织。同年11月17～18日，22个县的代表130人参加了在千代田区神田寺召开的会议，有部分代表提出参加的县未过全国都道府县的半数，还不太成熟，应该稍微等待一下的意见；但原海军军人、靖国神社嘱托大古藤之助，认为自战败之后早日成立全国性组织是“全体遗族的悲愿”，[266]并在其坚持下，成立了日本遗族厚生联盟。
于是，各地遗族的独立性组织，或暂未表态的遗族会，纷纷加入厚生联盟。1948年4月20～21日，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在横滨鹤见的总持寺召开了第二次总会，参会代表60多人，选举前任理事长长岛银三担任会长，并决议了1948年度的事业计划与申请财团法人事宜。同年7月25～26日，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在大阪四天王寺召开了第三次总会，会议决定：（1）开展废除盟军总司令部规定停止军人恩给的指令和确立遗族补偿制度的署名请愿运动；（2）在盟军总司令部指令的范围内，开展要求分配共同募金、遗儿育英资金的运动。1948年10月20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给厚生联盟造成了极大冲击。在11月的临时总会上，遗族厚生联盟确认了当前没有获得法人许可的可能性，决定设立议会对策委员会，以国会对策为重点，加强对参众两院议员的呼吁。[267]1949年2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创办《会报》，在封面上印有“和平”“防止战争”“为全人类谋福利”等口号，希望获得盟军总司令部的谅解。客观地说，当时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改善遗族的生活，并未公开否认侵略战争，但也没有公开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从《旧金山和约》签订到贺屋兴宣担任遗族会会长时期，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态度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沦为保守派和右翼的重要阵地。1951年2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在第一次遗族大会的“宣言”中，强调了三点：“（1）遗族是战争最大的牺牲者；（2）亲人是因公务而死；（3）国家理所当然要对遗族进行补偿。”[268]从“战争最大的牺牲者”的受害立场出发，无视给亚洲邻国民众造成巨大牺牲的加害事实，强调自己的亲人是“因公务而死”，那么，既然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公务性”战争，自然就不是侵略战争，开始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特别是昭和天皇和皇后，在1952年参加了以日本政府名义举行的“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并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遗族厚生联盟遂借机在当年的大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使用国费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费。1953年3月11日，日本遗族厚生联盟更名为日本遗族会，改组为财团法人。
随之，日本遗族会在“捐助行为”章程中加进了作为优先目标的“表彰英灵”条款，既然战犯是“英灵”，也就没有了战争责任。所以，1953年，靖国神社向遗族发出新合祀的通知，提出恢复例行祭祀。1955年，靖国神社联合日本各地的护国神社、日本遗族会等团体与组织，向日本政府提出“靖国神社国营化”要求。1959年，靖国神社举行盛大仪式，声称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全体人员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之中。日本国会也通过了在靖国神社举行皇太子结婚仪式的决议。[269]1962年8月，提前释放的甲级战犯、曾任东条内阁大藏大臣的贺屋兴宣出任遗族会会长。在此后不到两年的1964年5月，他就以“表彰英灵”等词取代了《日本遗族通信》刊头的“和平”“防止战争”等早期标语，将日本遗族会改变成为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社会团体。[270]
随着日本各级各类战犯逐渐合祀于靖国神社，保守派积极推动靖国神社国营化，以为彻底否认战犯的战争责任和为侵略战争翻案做准备。1959年3月，厚生省归国者援护局分数次向靖国神社提交了准备合祀的乙、丙级战犯名单（即“祭神名票”），并为安全起见，还于同年4月4日向各都道府县发出了《关于与和平条约第11条相关的死者合祀靖国神社》的内部文件，要求秘密合祀乙、丙级战犯。[271]靖国神社遂将其作为“昭和殉难者”，从4月春季大祭时开始合祀近千名乙、丙级战犯，并于1964年向厚生省提出，希望得到所有战争阵亡者的资料。据NHK报道，1966年2月8日，厚生省又向靖国神社提交了205人的合祀者名单，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被处决的甲级战犯和7名已经死亡的甲级战犯。于是，靖国神社开始着手秘密合祀甲级战犯之事。
但是，因为当时合祀甲级战犯可能会导致因在野党和一些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而搁置正在国会审议的《靖国神社法案草案》，所以时任靖国神社第五任宫司筑波藤麿主张谨慎地选择时机。1978年7月，在筑波藤麿去世后，原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继任第六任宫司。同年10月17日晚，他偷偷地将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并临时补办相关手续。由于该事是暗中操作，直到1979年4月19日才被新闻界曝光。可见，早在1966年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就与靖国神社达成了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的协议，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他们合祀甲级战犯并非如其所言“悼念死者”，而是借此为甲级战犯恢复名誉，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这也是日本不少政客和右翼分子反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提出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日本遗族会、民间右翼团体、靖国神社及部分其他神社等，其实早自1952年开始就反复要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并获得了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据统计，从1952年第13届国会至1975年第76届临时国会，即18次国会中涉及国家护持靖国神社的相关议案多达49件，[272]但皆因在野党和基督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团体的反对而归于失败。其中，当时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在民间右翼团体和宗教团体发起的“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和国家化运动”的支持下，从1969年6月30日开始，连续6次向国会提出了《靖国神社法草案》，强调“靖国神社是鉴于国民尊崇战殁者及为国事殉难者英灵的感情，为对这些人表示感谢和敬意，以缅怀和慰藉其遗德，展开表彰他们功绩的场所，以此使他们的伟业永远流传”。[273]将曾经对亚洲邻国民众进行烧、杀、抢、掠、淫的日军战犯和战死者，奉为“英灵”，缅怀“遗德”，表示“感谢”，还要永远宣扬其“丰功伟绩”。这不仅是亚洲受害国民众无法接受的行为，而且不少日本国民也无法理解战后已成为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要求国家护持的“理由”。1974年，自民党虽利用“多数”优势，在众议院通过了该草案，但由于在野党和多数宗教团体强烈反对，参议院“搁置”了这项草案，并终成废案。此后，日本保守派决定改变斗争路线，采取先争取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逐渐实现国家护持的“迂回法案”，并延续至今。这已不仅是日本国内各派争论的重要问题，而且成为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重要障碍。
总体上说，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靖国神社问题，主要是日本政府和保守势力相互勾结，或明或暗地推进战犯包括甲级战犯合祀靖国神社，以及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日本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该问题曾展开了激烈斗争，互有胜负，反映两派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和保守与革新势力相对均衡的政治局面。鉴于保守派在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否定侵略战争性质，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责任，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中国政府和民众虽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但重点仍是日本进步派针锋相对的回应和斗争。
二 战争责任告白与回击
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发展”的程度、范围等则因人而异。如，这一时期出现了反省或记述战时日军活人解剖试验的文章，然而同为记录战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解剖俘虏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8名机组人员事件，平光吾一在《战争医学的羞辱》（《文艺春秋》1957年12月号）一文中，反省了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生，残忍地进行反人道的活人解剖试验，是日本医学界的耻辱。同时期，仙波嘉清的《活体解剖事件》、东野利夫的《污名——“九大活体解剖事件”的真相》、上坂冬子的《活体解剖——九大医学系事件》等论著，虽都介绍了该事件，但有人却为这一事件辩解，上坂竟称“如果不照做，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274]这种以屈服于强权而不得不做活人解剖的借口，某种程度上雷同于战后某些日本人为推卸战争责任所言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不得已的选择。
又如，战后以来认真反省日本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认为“十五年战争决不仅是违反国际法的国际性犯罪，同时还是违反日本国内法性质的犯罪的累积。日本民众被侵略战争所动员，成为对邻邦各民族的加害者，同时也是国内法意义上的受害者。”[275]从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视角强调战时日本民众既是对亚洲邻国民众的加害者，亦是国内领导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既不接受美国在战后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也不完全赞同中国政府提出的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反省程度各异，思考方向不同，也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争责任观，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批驳保守派的战争责任否认论和开展战争责任反省活动。
1.基于战争体验的反安保斗争。进步派知识分子虽因年龄、经历、地域、政治观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某种程度的对立，但基于反对战争的共同意念大都参加了反安保斗争。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官、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在1957年2月27日接替池田勇人组阁后，就有15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安保问题再检讨声明书》，向其呼吁废除与美国的准军事同盟关系。然而，岸信介内阁不仅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反而要将1960年到期的安保条约继续延长。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发动国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安保斗争运动。1959年3月8日，总评、原水协、护宪联合、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全国基地连五团体，率先成立阻止安保条约改定国民会议，有以社会党为主的134个团体参加，日本共产党虽非领导团体，但也被承认参加。[276]岸信介不顾国内各派的强烈反对，竟利用警察和自民党的强大势力，通过延长审议安保条约的国会会议，修改并顺延了该条约。
岸内阁这种强行通过的方式，唤起了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突入侵略战争的记忆。作家野上弥生子说：“那种做法是征兵制复活吧，或者说是强行通过战争决议，想到这里，就毛骨悚然。”[277]鹤见俊辅指出这种强行通过决议的方法“是自炸死张作霖——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军部官僚反复对国民使用的成功方法”，[278]批判这种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与战前如出一辙。即使后来向右转的年轻学者清水几太郎，在回忆安保斗争时仍说：“参加者几乎全部都了解战争，他们知道战前的生活、战中的生活、战后的生活……回头看看，谁在过去不充满了不安、恐怖、愤怒、饥饿、屈辱……无责任的战争指导者夺去了骨肉亲人，破坏了自己的人生设计，为生存下来不得不做卑屈的事情。经过战后十五年，好不容易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在伤口开始愈合的初期，曾在开战诏书上署名的战争责任者实施的暴行再次勾起人们的恶梦。”[279]谴责本应负责的战争指导者岸信介，企图破坏战后稳定的和平生活。可见，当时知识分子认为强行延长安保条约的行为，如同战前军部强行将日本引入侵略战争一样，勾起了他们对战争时代的恐怖回忆，成为他们发动反安保斗争和批判岸内阁的思想动因。
战败投降刚刚经过15年，日本社会上包括2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经历过战争，仍具有相对清晰的空袭、儿童疏散、战后经济困境、战争遗族的辛酸等战争体验，为避免卷入美军以日本为基地进行越南战争和冷战对峙，强烈反对延长安保条约。[280]竹内好认为反安保斗争是体验过战争的那代人“以过去的记忆为基础而采取的行动”，是自己这代人“战争体验的喷发”。[281]但是，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在众议院通过的情况下，不经过参议院也可以自然承认安保条约。因此，岸内阁实现了延长安保条约的既定目的。1960年5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访问东京，不少知识分子认为获得了“胜利”，并随即停止了反安保斗争的游行示威。停止反安保斗争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在于参加者本身的恐惧、缺乏优秀的运动领导者、高速增长时期人们渴望安定的生活，以及战争记忆的淡化，即如竹内好所言“战争体验似乎被腐蚀，是大势所趋”。[282]故而，反安保斗争在桦美智子之死事件前后达到高潮，[283]此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不过，在战争记忆风化的时代，反安保斗争再次勾起了日本人的战争回忆，并与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促使日本人思考自身的加害责任问题。
2.侵略战争的定性与客观效果的“解放”论。日本进步派虽大都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在如何评价太平洋战争时则存在不小的分歧。曾系统地提出加害与受害理论的小田实，在论述太平洋战争时，认为这场战争“从原理上是侵略战争，但在结果上也有解放战争的方面”，[284]即虽承认是侵略战争，却主张在客观上曾发挥了有助于亚洲殖民地“解放”的作用。我们并不否认小田实反省战争责任的诚意，但其所谓具有“解放战争方面”论，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宣传的解放亚洲民族的“圣战”说；与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虽有本质区别，但在形式上还是相当接近，给保守派和右翼势力无限扩大为“解放战争”论提供了机会。
竹内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但对英美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主张区别对待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性质。他在1959年12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发表了《混沌中的未来像》一文，介绍了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日本全部战犯无罪的观点，提出了“太平洋战争双重性格的假设”，并据此分离了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得出了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太平洋战争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结论，认为日本对英美的战争在客观上为亚洲“解放”作出了“贡献”。[285]他在《克服近代的困难》（《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7卷）一文中，相当赞同龟井胜一郎所倡“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战争整体中抽离出来，仅就此部分负责”的观点，强调说：“我支持龟井的想法。大东亚战争是殖民侵略战争的同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一体的两面，但在理论上应有所区别。日本没有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从荷兰手中抢夺殖民地，却没有打算抢夺荷兰本国。”[286]忽略了日本侵略东南亚各地，以及由此给英、美、荷兰等国造成的加害事实。
至于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竹内好在《关于战争责任》（《发现现代》第3卷，1960）一文中，明确地说：“日本发动的战争性质是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因此，侵略战争的部分是日本人的责任，但是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就不该由日本单方负责。”[287]无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必然联系，以“英美同罪史观”式的怪论，要求英、美、荷兰等国共同承担战争责任。
相对于竹内好批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言论，他本人的这种战争责任观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当然也遭到了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荒正人获知竹内的战争责任观后，惊呼“竹内好是这样考虑的吗，真是这样说的吗，完全是令人吃惊的东西”，[288]难以相信竹内好的前述战争责任认识。中西功对其批判道：“当然，‘对日战争’对中国而言是民族解放战争，而对英美而言，多数是维护其帝国主义的利益战争（但也有反独裁、反侵略的目的）。但对于挑起战争的日本而言，整个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本战争的目的在于占领及掠夺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国家，因而与中、美、英、苏及其他亚洲各国战争。这种战争的本质不在于谁打谁，而是其目的，即侵略亚太邻国的目的，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衍生而来，不得与对手国分割。”[289]指出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侵略亚太邻国，决定了它必须承担全部战争责任。家永三郎明确表示：“无法赞同竹内的见解。因为日本持续侵略中国导致对英、美、荷兰开战，侵略中国的战争燃烧成对英、美、荷之战，这无法分别以个案讨论。视其决议过程，就可明白基于什么理由对美开战。”[290]他根据日本对美开战的决议经过，认为是日本基于扩大在东亚侵略行动而蓄意挑起对美战争，故必须承担相应的战争责任。
竹内好的战争责任论虽以承认侵略中国为前提，但其具体区别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双重性格论，给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日本保守派往往借助其所谓客观效果上的“解放论”，“大东亚战争”的多重性格论等，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分化或减少战争罪行，以达到最终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目的。早在1953年10月，日韩复交谈判中，日本代表久保田贯一郎就曾提出“日本在朝鲜铺设铁路，修筑港口，培育农田，当时大藏省最多的年头要拿出两千万日元”，[291]“建设”朝鲜半岛，强调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地统治也有“积极”方面，导致了日韩谈判停滞。中曾根康弘首相在1978年出版的《新的保守理论》（讲谈社）一书中，亦声称太平洋战争也有“解放”的一面。这些战争性质论中，日本对外战争的“解放”方面与竹内好的战争责任观具有某些相通性。
1993年10月5日，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把所谓1941年12月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区分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在东南亚保有殖民地的欧美列强与日本的战争、战争末期由于苏联对日参战而开始的日苏战争三个方面。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因为近代日本“获得支那大陆的权益是合乎国际法的，但起于这一权益的纷争结果，造成了日中两国间长期的战争”，[292]所以对中国的战争并非侵略战争，欧美列强与日本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争夺战，日苏战争则是苏联侵略日本的战争，彻底推翻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吉田裕认为石原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观虽不像竹内那样明确地承认对亚洲国家战争的侵略性质，但他议论中的基本想法借自竹内，这大致是没错的，[293]就反映了竹内好的战争责任论对石原慎太郎的影响。因此，井上清、远山茂树、中塚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者，批评竹内好的《亚洲主义的展望》一文支持了林房雄的理论。[294]
但是，竹内好的战争责任观，毕竟与保守派的战争责任否认论有着本质不同，不仅以承认侵略中国为前提，而且对战死者的记忆成为其追究战争责任，呼吁和平与维护宪法，以及抗议岸内阁延长安保条约和积极要求中日复交的重要动力。在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中，竹内好辞去了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以示抗议，成为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反安保斗争后，他退出了各种社会活动，专心研究鲁迅，1977年因肺癌去世。战后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战争责任认识，千差万别，反省程度也是深浅不一，并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动态性特点。如，竹内好的战争责任认识就是其中一种。还有日本的革新势力，其中有人尽管批判靖国神社，却也尊重对战死者的“慰灵”本身；一些革新派的战后年轻人，虽被批判为“鼓吹日本人意识”，[295]但并不影响他们同属于革新势力。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战争体验和知识体系不同，所以出现不同程度和形式多样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是在所难免的。
3.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出笼，标志着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由若隐若现发展到了浮出水面，反映了战后日本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论的膨胀与扩展。进步派对其给予了猛烈批判，代表性的文章有松永昌三的《“大东亚战争论”的逻辑》（《历史学研究》第287号，1964年4月）、中濑寿一的《“近代化”论和历史学——以批判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中心》（《历史评论》第166、167号，1964年6月、7月）、江口圭一的《关于“大东亚战争”论》（《日本史研究》第75号，1964年11月）、羽仁五郎的《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批判》（《中央公论》1965年7月号）、中塚明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批判——尤其对必然论的批判》（《历史评论》第181号，1965年9月）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公论》杂志在连载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同时，也刊登了不少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文章。1965年9月，该杂志还出版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批判》特集，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战争责任论在同一杂志上激烈争论的现象。
当时，井上清就在这期特集上发表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逻辑和事实》一文，指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这一长篇大论的目的，与其说是根据史实和逻辑去让读者理解肯定论，倒不如说是在对批判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所有论点进行戏剧化和辱骂，以唤醒人们往时那种‘大日本帝国的光荣感’。其采取的手段，就是乘着当今的反动化风潮，利用读者可能时常直接地、无媒介地把战争的牺牲正当化的朴素的心情，甚至不对这种心情提出任何建设性、创造性的对立物，就把这种心情的存在本身看作其做法正当性的依据。”[296]武田泰淳批判“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理论虽然宏大，其行动却十分贫乏；我越发因这种人发表的议论而感到悲哀……那些人即使能生还，大概也绝不会发表那种议论吧。我们与林氏一样，处在非常安全的地方饮着酒，所以不能批评林氏。但是，能够批评林氏的人有数十万、数百万。而且我想，死去的人也决不会允许那种议论——我能说的就只是这些。”[297]指责林房雄无视战死者的悲哀，却妄发肯定侵略战争的谬论。
上山春平貌似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大东亚战争”的“必然论”。他在1964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中央公论社）一书中，从所谓“逻辑的必然”上提出了“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日本决心开国这件事，从其“逻辑的必然”来看，包含了废除封建制——进行产业革命——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过程。他指出：既然认可上述理论，对日俄战争和大东亚战争的否定，就意味着对维新和开国的否定；令人惊奇的是，这也意味着对幕末时期选择走攘夷道路的支持；但要把这条道路一走到底，就意味着“大东亚战争”的早产，并孕育着殖民地化道路的可能性；在幕末至“大东亚战争”为止的这个时期，没有军备的国家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意味着走向殖民地化；但要发展军备，确立国家主权，进行产业革命，以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在没有有效的国际机制制约的状况下，除了付诸战争别无他法。[298]
上山春平的理论，即是说日本走向“大东亚战争”是无法选择的历史必然，因而不仅不需要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还要强调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山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我之所以执著于大东亚战争的意义，那是因为我不愿意把曾经投入那个战争的自己的青春和战友们失去的生命看成毫无意义的东西……大约一年间的当特攻队员的生活，作为青年时期特有的竭尽全力投入的经历，不能不惹起我近乎乡愁般的感情。”阐述了自己强调“大东亚战争”历史意义的感情因素，完全无视战时日军的加害责任和亚洲受害国民众的牺牲，仅仅局限于日本士兵的死亡和自我青春的“丧失”。这种狭隘的战争责任论，就是通过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意义来证明日本士兵战死的“价值”，只能走向否认战争责任，并最终绕回“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路。
井上清在《太平洋战争史观——反对上山春平氏的大东亚战争史观》（《现代史研究》6号，1961年12月）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逻辑和事实》（《中央公论》1965年9月号，特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批判》）等文中，批判上山春平“盗用了无论是日本，还是英、法、美、俄等，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迟早要进行侵略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明确指出的普遍真理”。[299]为近代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扩张战争辩护。家永三郎亦结合历史教科书问题，针对帕尔等少数法官的意见和个别日本政客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为东京审判确认了犯罪事实，认定了日本应负的法律、政治、道德责任，[300]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进步派在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必然论”的过程中，对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不仅要勇于承认和承担战争责任，还要从内心深处清除对中、朝两国的民族蔑视感，认为唯有如此，方能解脱近代以来日本国民的精神问题，促进日本民族的发展。安藤彦太郎、寺尾五郎、宫田节子、吉冈吉典等人，在编写的《日、朝、中三国人民共同的历史和理论》（日本朝鲜研究所，1964）一书中，认为日朝友好运动应该立足于日本民众广泛而朴素的内心要求，彻底否定“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是好事”这种谬误，努力实现日本和朝鲜之间真正的互惠平等与友好亲善，从而使日本国民渐渐理解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意义，并毫不松懈地开展日、中、朝三国之间的和平友好运动。
1965年9月11日，日本历史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了“反对日韩条约的历史学家的集会”，并在起草的声明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统治虽已在20年前结束，但作为日本国民的精神问题远未结束。蔑视他民族者，亦是甘心接受自己民族被压抑者。日本国民若不对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朝鲜做出严峻宣判，从自己内心深处清除民族蔑视感，就无法成为寻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人民的朋友。同时，也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自主和民主的发展。”[301]批评隐藏于日本国民心中的对亚洲民族的蔑视感，不仅严重影响了日本国民与亚洲邻国民众之间的友好交往，而且妨碍了日本民族本身的“思想解放”和自由发展。鹤见俊辅曾批判“学生兵的信件中虽表达了和平愿望，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没有发现他们关于日本对朝鲜、中国台湾和大陆进行持续不正当统治的自觉与反省”。[302]可见，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亚洲民族蔑视感，根本没有将中、朝等国民众的和平要求纳入视野，导致他们所谓和平愿望的局限与狭隘。这些都反映了进步派从更深的思想层面，反思影响战后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的因素，并以实际行动追究这些影响因素的深层原因。
4.宗教界的战争责任告白。战后日本打破了神道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获得了相对自由发展的基督教各派与佛教各宗，于是较早地开始了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如，基督教的《福音与世界》编辑部，在1959年举行了“围绕太平洋战争中教会的战争责任座谈会”，并将讨论的相关内容发表在《福音与世界》杂志1959年11月号上（《围绕太平洋战争中教会的战争责任座谈会》）。其后，《福音与世界》编辑部与宗教界人士，发表了不少反省宗教界战争责任的论著。如，《福音与世界》编辑部的《基督教徒与战争责任》（《福音与世界》1961年8月号）、安藤肇的《某基督教徒的战争体验》（日本 YMCA 同盟出版部，1963）等，大都提出了追究本应讲求仁爱、慈善的基督教徒在战争时期犯下的罪恶。
越南战争的爆发，更勾起了20年前具有相似战争体验的日本人的回忆和同感。美国人对相似脸庞、同样皮肤、同样生产稻米、同为亚洲人的越南民众，实施的破坏与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具有相似遭遇的日本国民。以宣扬拯救世人和普度众生为主要目的的基督教与佛教团体，开始认真反省本宗教各团体协助战争的责任。1967年3月，经过教团内部的激烈争论之后，日本基督教团发表了说明战时基督教各团体协助战争的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既然吾等的软弱与过错存在……痛感恐惧与责任。作为‘世之光’、‘地之灵’的教会，不应和那战争同步。正因为爱这个国家，在基督徒的良心判断下，应对祖国的举止做出正确判断。但吾等在教团的名义下认同且支持那战争，对内对外都宣称努力地祈求胜利。当吾等的祖国犯罪之时，吾等也坠入那罪中。吾等无视了那‘看守’的使命。心中怀抱着深切的痛，忏悔此罪，祈求主的原谅，并发自内心地祈求世界，特别是亚洲诸国的教会兄弟姐妹，以及我国同胞的原谅。”[303]告白战时教会参与和支持战争的罪责，恳求亚洲邻国及本国的教众原谅。
鹤见俊辅关于这个报告评论道：“战争结束经历了22年，为什么发布这个报告呢？这是以越南战争为媒介发挥的作用。从对越南战争的不信任感，实现了告白太平洋战争的责任。”[304]肯定了越南战争的刺激对日本基督教团告白战争责任的促进作用。此后，日本基督教的《福音与世界》杂志，先后于1967年出版《教会的战争责任》特集，1968年又发行《战争体验与战争责任》，1971年再出版《战责告白带来了什么》等反省日本基督教徒战争责任的专集，积极“告白”教团和教徒的战争责任。中平健吉的《在日韩国人问题与基督教徒的责任》（《福音与世界》1969年11月号）、渡边信夫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新教出版社，1972）、笠原芳光与森冈严的《基督教徒的战争责任》（教文馆，1974）等，也是这一时期反省日本基督教会和教徒战争责任的代表性论著。
在日本国民反对越南战争的同时，自民党、保守派及右翼分子正积极推进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并从1969年开始先后6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草案》，引起了日本基督教徒遗族们的强烈不满。1969年2月19日，在东京“告白”教会战争责任的祈祷会上，他们一致认为在反对靖国神社法案运动中，有必要表明基督教徒遗族的态度，决定由战争遗孤吉驯明子负责筹建一个相应的组织。3月10日，基督教徒遗族们建立了“基督教徒遗族会”，并吸收相关人士入会。6月13日，他们在东京“告白”教会举行的第一次总会上，制定了基督教徒遗族会的组织规则，成立了实行委员会，小川武满当选为实行委员长。小川武满强调基督教徒遗族会的活动，应注意以下3点：（1）遗族运动要追究战争责任；（2）遗族运动要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3）遗族运动要仕奉基督的主权，[305]提出了基督教徒遗族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和行动准则。
1969年5月16日，小川武满在《基督教徒遗族会通信》上，撰文介绍基督教徒遗族会成立的直接原因，就是对抗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他写道：“经过战后24年，今天必须建立基督教徒遗族会的理由是什么呢？直接的动机是因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现在已上呈到国会了。日本遗族会征集1400万人的署名，作为压力团体，为这一法案成立而活动。因此我深感必须从信仰的立场上表明在遗族之中也有反对靖国神社法案的。所以说，基督教徒遗族会完全是被迫建立的。当该会建立之际，在统治历史的主的面前，我们作为基督教遗族，对于在战后24年来还没有把积极配合揭露战争责任作为自己的课题，感到犯下了怠慢之罪，而深深的忏悔。”[306]阐述了建立基督教徒遗族会的原因和表达了长期未能揭露战争责任的悔恨。因此，他大声疾呼：“不许再制造英灵！！”“不许战争的悲剧重演！！”[307]并带领基督教徒遗族会开展激烈的反对靖国神社法案运动，强烈要求从祭神名簿上取消亲人名字，反对“慰灵”活动等。森平太对此评价道：“基督教徒遗族会的成员，一方面是发动战争的国家的被害者，另一方面也是能果断自觉地承担加害者责任的人们。”[308]肯定他们站在加害立场上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
受基督教会“告白”战争责任的影响，佛教界也开始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1970年，市川白弦出版《佛教徒的战争责任》（春秋社）一书，阐述了战时佛教徒协助或支持侵略战争的罪恶和责任，开启了战后日本佛教界反省战争责任的漫长之路。1974年10月24日，东本原寺宗务总长岭藤亮，在由本山宗务所职员组成日中友好青年访中团时，对宗门的战争责任解说道：关于过去大谷派教团参加和赞成战争的责任，军国主义所犯下的侵略与杀戮，在两千年来的日中两国友好中留下了巨大的污点，我感到深切的悲痛。那责任、补偿、忏悔等是想表达也表达不尽的。[309]这虽是当时“佛教团唯一的发言”，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并表示反省战时佛教团的战争责任。1977年，中浓教笃编著的《讲座日本近代与佛教》第六卷即是《战争时期的佛教》（国会刊行会），其中亦提到了战时日本佛教徒和佛教界的战争责任问题。
尽管佛教界、基督教徒在这一时期有了不少反省或“告白”战争责任的行动，但多数还是在教团内部争论之后发表的，或者是属于个人反省战争责任的活动。从整体上看，战后日本宗教界反省战争责任的行动，还是相当有限。家永三郎在考察日本宗教界反省战争责任活动后，认为他们“告白”战争责任的行为还比较少，只是强调“战争责任的问题仍未解决，需要铭记在心”，[310]就说明了这一点。
5.青年学生追究战争责任的过激行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学生，鉴于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和就职大公司的困难，强烈要求大学运营民主化、改善设施，呼吁反对越南战争，批判教授和大学协助战争的加害责任。战后日本几经起落的学生运动，亦在1967年再次爆发，并于翌年达到高潮。1968年，青年学生占据了日本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校园，组成“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全共斗占据大学的活动，不久波及全国各地的大学，总称全共斗运动。全共斗运动既有对入学考试制度、学费上涨、毕业就职的不满，也有来自越南战争的刺激，故在批判日本民族主义的同时，亦批判以教授为主的年长者片面强调受害者意识而完全不谈他们本身协助战争的加害责任，指责“帝国大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才培养机关，批评教授们也是侵略亚洲的“加害者”。
当时，东大全共斗的学生尖锐地批判东京大学所有教官的加害责任。他们批评丸山真男、法学部教授会，甚至东大的全体教官，在“军国主义”下一味地待在研究室内，保守“学问的自由”，但在客观上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导致大多数人因战争死亡的“加害者”；指责教授们不仅没有认识到作为战争参与者的责任，反而认为自己是“被军部法西斯主义分子攻击”的受害者，缺乏加害者意识；强调其占据校园，封锁东大，具有“告发”东大所谓90年“自由研究”所发挥“客观作用”的积极意义；抨击东大教官们将自己视为“暴力学生”的受害者，其实是妄图将自己的历史正当化。[311]东大全共斗的学生揭发了东大教授们所谓“自由研究”而实为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客观作用”，谴责大学和教授们是导致战死者的“加害者”，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因此，东大全共斗的学生认为“东京大学的存在是一种罪恶”，“它帮助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存在和发展”，要求“大学解体”与“自我否定”。从被捕的全共斗学生们的狱中书信发现，不少人就主张以殖民地统治的历史为例，对“近代日本（战前日帝、战后日帝、文化、我们自身）总否定”。[312]于是，东大全共斗的学生们占据东京大学，高喊“粉碎入学”“大学解体”，导致1969年的东京大学入学考试因此中止，而且放弃毕业者甚多。1969年1月18日、19日，日本警察机动队清除了占据东大安田讲堂的全共斗学生。全共斗运动开始减弱，仅仅持续一年，到1970年就基本平息了。[313]日本的学生运动虽然平息，但学生运动中对大学和教授们的批判与揭露，却深化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责任认识，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步派追究大学的战争责任和部分大学发表反省战争责任的声明具有一定影响。
一部分青年学生在追究教师、年长者的战争责任时，将年长者的“受害”意识与保守派“赞美战争”一视同仁，认为应该打倒“战死者”的权威。1969年5月20日，立命馆大学全共斗的学生们，推倒了为追悼战殁学生兵而于1953年竖立的“海神像”。《朝日新闻》的社论说：“不少学生质问大人，既然讨厌战争为什么不从战场上逃跑呢？为什么不扔下枪呢？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大家肯定都是法西斯分子吧”，[314]赞扬青年学生的批评理论出现了“飞跃”。社论指出：大人们虽将关于战争的大部分事实传递给了年轻一代，但关于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根本性的知识却没有说……由于我们的“怠慢”，战死者舍弃生命留下的教训未能传达给下一代。[315]以比较赞同的口吻肯定了青年学生追究年长者协助战争责任的质问，分析了青年学生之所以打倒战死者“权威”的深层原因，强调应将“侵略战争”的教训全面、正确地传递给后人。
然而，激进的日本青年不仅提出追究近代日本统治者、年长者的战争责任，而且追究日本古代建国以来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害责任，谴责战后日本企业在亚洲的“掠夺”和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他们组织了东亚反日武装战线，[316]不惜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既指出从神话传说以来日本对蝦夷、熊袭、爱努、冲绳、朝鲜、中国等的“加害”行为，又批判“日本古代建国以来持续不断的、日本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革命”历史，谴责日本国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都通过亚洲殖民地化获得了相对富足的生活，是“帝国主义的寄生虫”。[317]
1974年2月，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发行了《腹腹时计》小册子，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具体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实行了长达36年的武力侵略和殖民统治，同时亦侵略和统治中国台湾和大陆、东南亚等地，这是日帝在“国外”的侵略活动与殖民统治；作为“国内”殖民地，则是同化、吸收爱努、蝦夷和冲绳。他们指出原日帝的官僚群、资本家们，以及重返“帝国主义的本国人”，容许、默认战后日本开始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与统治；谴责日帝“繁荣与成长”的主要源泉，是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与累累白骨，是强行的大规模“掠夺”与“牺牲”，正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作为“帝国主义的本国人”的我们的“和平、安全、富足的小市民生活”，批评日本普通劳动者、市民是与殖民地人民经常敌对的“帝国主义者”“侵略者”。[318]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既追究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也追究日本统治者对国内部落民的加害责任；既追究日本古代建国以来的侵略战争责任，也追究战后日本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责任；既追究日本统治阶级的战争责任，也追究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这种战争责任论虽说反省深刻、全面，却也有不加区别责任轻重程度和全面打击的缺点，容易走向与日本国民普遍希望稳定和幸福生活相对抗的道路。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发动爆炸袭击，以对抗年长者和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他们的具体行动有：1971年12月12日，炸毁热海的“兴亚观音像”和“殉国七士碑”；1972年4月6日，炸毁鹤见的总持寺纳骨堂；1972年10月23日，炸毁象征迫害与掠夺爱努的北方文化研究设施和位于旭川市的“风雪群像”；1974年8月14日，他们计划了暗杀昭和天皇的“彩虹行动”，即准备在东京的荒川铁桥地段炸毁天皇乘坐的列车，但这个计划在实施前失败。这个挫折非但没有阻止其爆炸行动，反而促使他们转变斗争目标，集中力量袭击对外实行经济侵略的企业。1974年8月30日，他们在三菱重工东京本社制造了爆炸事件，导致8人死亡，376人受伤。此后至1975年5月，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相继在三井物产公司、帝人公司、大成建设公司和鹿岛建设公司实施了爆炸，但多数并未成功。[319]他们的目的虽是声讨日本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但采取暴力袭击的方式，在当时日本国民普遍追求幸福生活的时期，很难获得民众支持，还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和媒体的攻击，招致社会“偏见”与“憎恶”。
6.战时日军暴行调查与报道。《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1967年连载了报告文学《战场之村》，详细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无视稻田、破坏耕地、屠杀和平居民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感，勾起了战后日本人对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的思考。本多胜一以越南战争中日本和西方记者对美军的片面报道为契机，开始反思和关注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决定前往中国调查采访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活动，从被侵略者中国的视角，探寻中国人的“军国主义日本”形象。本多胜一从1971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在大约40天内，按照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和顺序，相继访问了东北原“住友”的工场、矫正院及细菌实验与活人解剖处、平顶山大屠杀、各地的万人坑、北京的卢沟桥、上海、南京等地，获得了战时日军在华暴行的一手材料。
1971年8月底至12月，本多胜一相继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以自己的调查采访为基础的四篇报道，即“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等，还在《朝日记录》上刊登一些相关照片。1972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了其单行本《中国之旅》，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从初版到1997年已经再版了22次。[320]可见，该书受到了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针对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仅仅看到纳粹德国的加害记录，而不去反思本国的加害责任，反而认为日军屠杀千百万中国人纯属“谣传”，“批评”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过度敏感等想法，该书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以血淋淋的悲惨史实、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和当事人的血泪控诉，揭露了战时日军的残忍暴行，给战后26年来正在逐渐淡化战争记忆的日本人，以及刻意忘记侵略战争罪行并试图否认战争责任的保守派以沉重打击。
随后，本多胜一及其他记者还出版了一些揭露战时日军暴行的姊妹论著。如当时比较年轻的记者平冈正明、高杉晋吾、长沼节夫等人，亦根据自己的调查采访，发表了一些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鉴于战争时期和战后，日本媒体没有报道战时日军的实情，且继续追随权力而掩盖真相，本多胜一与长沼节夫根据对原华北方面军第12军第59师团部分官兵的采访和调查，从1972年9月至1974年7月，在《现代之眼》月刊杂志上连载了《天皇的军队》系列文章，讲述了该师团从产生到失败的历史，[321]并于1974年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书与《中国之旅》一样，在读者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然，既有热情的支持、鼓励，也有狂怒的反对和威胁。总体上看，前者占压倒性多数，特别是有战争体验的原军人支持者出乎意外的多，这一点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勇气。[322]
反对本多胜一、长沼节夫等记者报道战时日军暴行的人中，既有保守派、右翼分子，也有一般国民。疯狂的右翼分子以血书，漫骂本多“捏造”日军暴行并向世界宣扬日军的残忍，是被中国收买的“卖国贼”，威胁要杀死他们全家。[323]也有人认为“在战时体制的异常时期，开赴战场的士兵，对对方国都有一种不分东西南北的异常心理，为保护自己残忍地虐待对方是事实，不仅是日本，美国、苏联、德国、中国都是一样的”，批评本多胜一等人的报道是“对祖国自虐，对中国谄媚”，[324]站在英、美、德、中“同罪论”和自虐史观的立场，反对由日本单方面承担战争责任。还有人宣扬日军的“纪律严明”，对中国百姓似乎是“秋毫无犯”。有人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指责中国军队在卢沟桥事变后制造了残杀200多名日本居留民的通州事件，批评苏联破坏了《日苏中立条约》。甚至有人竟提出很难辨别战场上的士兵与居民，只得开枪射杀等杀人有理论。[325]这些诡辩以受害者意识和对中国人的蔑视感为基础，无视日本跑到中国侵略的前提与事实，妄图否认战时日本人的犯罪行为和战后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
7.战争责任追究的具体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的具体化，主要体现在反对明治维新百周年纪念活动，谴责和批判从军“慰安妇”制度，以及开展反对越南战争的越平联运动。
反对明治维新百周年活动。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民族主义再次高涨，掀起了重新评价明治维新100周年的运动。如此背景下的评价，其实就是再次肯定“元老们的时代”和强化国家意识的时代。1965年，评论家、哲学家山田宗睦，出版了批判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危险的思想家》（光文社）一书。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3年后的1968年是明治维新百周年，以此为目标，出现了各种否定战后的大合唱，那么，反问维新百年胜利了吗，战后20年胜利了吗？认为那实际是赔上了日本的将来。[326]《朝日新闻》社接受了山田的提议，出版了《明治百年与战后二十年》特集。于是，在1965年前后，“明治”象征着保守与反动，成为“战后”的对立面。[327]进步派知识分子，站在批判战争这一战后思想的立场上，反对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右翼分子筹备明治维新100周年纪念活动。
“慰安妇”问题的出现。东京审判时虽有“慰安妇”问题的个案，但审判结束后该问题几乎在日本销声匿迹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日韩复交，日本人赴韩国旅游开始兴盛，并出现了日本人前往韩国嫖妓的现象，引起了作家千田夏光的愤怒。千田亲自到韩国采访，“在汉城的街上对惨不忍睹的妓生旅游惊呆了。狂迷于妓生旅游的日本人和战时一个劲威扬军刀的军人身姿重叠在一起，令人难以忍受”，[328]似乎再现了20多年前战时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他根据采访和调查的资料，于1973年出版了《从军慰安妇》（三一书房）一书，揭开了战后日本人追究“慰安妇”问题的序幕。但是，当时追究“慰安妇”问题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日本国内，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直到冷战结束后方成为国际性问题。
反对越南战争的越平联运动。小田实提出的加害与受害理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进步派，而且还吸引了不少本属于保守派的人物。1965年4月24日，在小田实、开高健等人为首的21名知识分子领导下，日本举行了首次反对越南战争与呼吁和平的游行示威。当时，参加游行示威并散发传单的，还有保守派的林健太郎、《世界》杂志主编吉野源三郎等人。他们身披宣传标语，甚至以个人名义发表演讲，足见保守派中亦有人顺应民意，不愿战争悲剧重演。[329]1965年5月，小田实提议，要尝试日美民众联合举行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
1965年8月14日晚至15日，小田实等人借用赤坂王子饭店的国际会场，邀请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等自民党议员，社、共两党的代表，原陆军中将佐藤贤了等人彻夜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由电视台现场直播，出现了日本全国上下集体思考战争问题的情形。当晚，东京电视台有12个频道播放“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彻夜大讨论”。午夜过后，主持人提出了“如果天皇说战争，那么我们认为要战争吗？”这样直接的问题。但是，电视台根据电视局方面的判断，在并未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停止了播放。不过，日本国民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早晨。天亮后，越平联、海神会、国民文化会议等各种各样的团体参加了8·15集会，召开了再次思考战争的各种会议，成为24小时的马拉松集会。鹤见俊辅认为：“这从日本国内看是批判日本政府对越南战争的间接支持，从国际上看是以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视角来把握亚洲各国民众的动向。”[330]反映了战后日本人在越南战争刺激下，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在民众面前不得不表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观点。
1965年11月16日，越平联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败者智慧”的反战广告，指出日本人从与中国的十五年战争中获得了严厉的教训，这与“一次也没有败过的”美国人相比，“日本人作为加害者及被害者对死有着更强烈的联想”，[331]呼吁日美两国共同举行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1966年6月，越平联邀请美国的和平活动家从北海道到冲绳进行旅行演讲。同年8月，越平联与美国的和平活动家合作召开“日美市民会议”，并为对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日美反战和平市民条约》。越平联运动逐渐突破国境局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和平运动，不能不说其与日本人的战争体验，以及进步派反思本国的战争罪行、战争责任有密切关系。
战后日本人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普遍出现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倾向，但并非都参加越平联运动，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反对越南战争的想法。据1965年8月20日《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可知，赞成轰炸越南北部者为4%，反对者是75%。可见，3/4的日本人反对扩大越南战争，反映了具有体验战争者仍是社会的多数派。但是，平时参加越平联运动的人并不多。如，1966年，定期参加越平联游行者，只有50人；1968年1月，美军航空母舰驶往佐世堡港时，仅有小田实一人乘坐三吨的小木船与其对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越平联运动。如，1969年6月15日，即桦美智子死亡纪念日的集会，竟聚集了5万多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游行活动。
越平联运动的规模大小暂且不论，但其反对越南战争与呼吁和平的行动，却对于战后日本人认识加害责任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1967年11月13日，小田、鹤见、吉川会见记者，声明停泊在横须贺的美军航空母舰上有4名美军士兵，在越平联帮助下成功逃离，称赞他们是“有勇气的士兵”。[332]这一行动促使不少日本人开始反省自己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何没有逃离军队，反省自己协助战争的思想责任。小田等人会见记者后的一周内，越平联收到2000余封激励信件和包裹。[333]两年后的1969年，鹤见俊辅在《脱走兵的肖像》中，反省自己没能脱离日军是“因为勇气不足”。[334]久野收在1998年回忆说：“作为日本人，为自己在战争中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感到后悔……对美国脱走兵所做的事情非常感动与共鸣，非常热心地（支持）。”[335]反映了他们未能主动逃离近代日本军队的悔恨与内疚心情。应该说，这种心情存在于不少当年的日军士兵心中，短短一周内的2000多封来信和包裹就是证明。
随着越南战争接近尾声，越平联从1960年代末开始广泛关注安保、冲绳、公害问题，并对军事相关企业开展抗议活动。1973年1月，越南和平协定签字。美军撤出越南后，越平联组织于1974年1月解散。越平联运动并非仅仅局限于反对越南战争，其内容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尤其是从亚洲邻国民众的受害和日本人的加害角度，反省日本人的战争罪行和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很难达到这样一个高度。
第四节 日本政府的双重标准
日本政府对内尽可能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否认战争责任，对包括战犯在内的日军官兵进行慰灵和祭奠，补助退伍官兵和战死者遗族，甚至为他们颁发勋章，完全无视他们的战犯身份和战争罪责；对外则鉴于已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而不得不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这就是战后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一 对内模糊侵略战争性质
日本政府之所以不愿承担战争责任，除其战争责任认识淡漠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通过谈判相继与东南亚各国缔结了各种类型的赔偿协定和复交条约，向国民显示已经解决了战争责任问题。其后，与日本恢复国交或签订赔偿协定的亚洲各国、各地政权，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外交承认或赔偿资金，不再追究战时日本的战争责任。然而，亚洲各地的民间对日索赔，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了各国、各地政权与日本签订赔偿协定或复交条约的合理性，甚至威胁到了各国、各地政权的正统性，所以遭到了各国、各地政权的抑制。如，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说：“74年在釜山牺牲者集会上，提出了‘应该向日本质问责任，向日本领事馆游行’，立即被（韩国的）警察逮捕了。对我们的妨碍到88年卢泰愚大总统民主化时仍在继续。”[336]直到1992年，韩国政府方承认这个遗族会是社团法人。台湾在战后38年间实行戒严令，越南长期分裂内争，其他东南亚国家当时多数处于威权政治下，故而，亚洲各地民众索取赔偿的权利长期遭受压抑，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开始抬头。
其次，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即开始释放在押战犯，至1958年4月除死在狱中的小矶国昭等3人外，其余的全部释放，几乎与之同时日本政府厚生省与靖国神社相互勾结，暗中操作战犯合祀靖国神社。日本遗族会和靖国神社也公开跳将出来，要求国家护持靖国神社和祭祀“英灵”，各种歪曲侵略历史、否定东京审判、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开始大行其道，不仅在社会上掀起翻案逆流，而且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最后，池田内阁时期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形成经济主义的政治局面，不仅使大多数民众忙于经济事务和沉湎于福祉主义的追求之中，而且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逐渐淡化了不少人的战争责任意识，掩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如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1.阁议决定每年8月15日由政府主办追悼战死者的仪式。1963年5月14日，阁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战殁者追悼会之件》，规定从该年度开始每年8月15日为国家法定的追悼日，祭奠“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的战灾死难者等”，[337]即仅限于中日战争以后死难的“日本人”；另外，祭祀当天全国降半旗，国民默祷一分钟，由国费负担从全国各地前来东京的遗族代表的费用。1963年8月15日，在战后首次由日本政府主导的战败日追悼仪式上，昭和天皇致辞说：“痛感在过去的大战中命殒战阵、倒于战祸的许多人们，并念及其遗族，时感心痛……谨此深表追悼之意。”[338]池田勇人亦在致辞中称：“战后，作为我国和平的基础，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基石在于过去的大战中，多数确信祖国的荣光，命殒异域的英灵的强烈意愿，这一点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339]称赞原日军官兵是奠定战后日本和平与民主的基石，不仅否认他们的战争责任，反而使之变成了民族的“英雄”。
2.颁布补助日本伤残军人和遗族的系列法案，但并不包括当时从军的日本护士、服务人员，以及当时参加日军的台湾人、朝鲜人和其他外国人等。从1963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相继颁布了三项恩给法，即《对战殁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给法》（1963）、《对战伤病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1966）、《对战殁者父母特别给付金支付法》（1967）。此外，日本政府还相继颁布了《对战伤病者特别援护法》《对战殁者遗族特别吊慰金支付法》《对（海外）归国者特别支付金支给法》等一系列恩给法令。这些补助根据日军官兵的战时级别给予数额不等的年金，且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而有所增加。“直到1987年以后，在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下，日本政府才不得不颁发《关于台湾居民战殁者遗族吊慰金之法》，但仍与国内遗族的待遇有别。”[340]没有考虑日本对亚洲受害国民众的赔偿和补助，其实也是战后日本人对亚洲受害国民众的再次伤害。
3.举行明治维新百周年纪念。当时，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重新评价明治维新来强化国家意识。对此，荒井信一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企图“以明治百年为契机，再创新的历史，从占领史观中摆脱出来，一扫思想上的混乱”。[341]因此，日本政府在1966年3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为庆祝明治维新百周年，专门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委员由全体内阁成员20人、民间团体代表25人、学者42人，总计87人组成，佐藤荣作首相亲自负责。保守派分子安冈正笃、林房雄等人，都是委员会成员。他们“要借明治百年纪念之际，重新肯定作为近代国家发展动力的明治国民的爱国热情，以唤起今日国民的新意识，并使其在日本的第二次飞跃中发挥作用”。[342]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日本政府毫不顾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反对，仍于1968年10月23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了纪念庆典。
4.日本政府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以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如，恢复军人授勋制度，从1964年4月29日，即昭和天皇63岁生日那天，重新开始给战殁者授勋。1964年3月，自民党内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从1969年开始连续6次向国会提交《靖国神社法案草案》，虽然该法案后来成为废案，但身为政府首相的自民党总裁却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反映了他们不愿承认战争责任的真实心态。1966年6月，佐藤内阁将2月11日法定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了神道教所谓的“纪元节”。子虚乌有的“纪元节”，作为神话传说中日本天皇统治列岛的起点，是战前日本的盛大节日。佐藤内阁决定恢复这一节日，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恢复了战前神道教的“国教”地位。这虽遭到日本基督教团体的抗议，但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却一直把“建国纪念日”当作国家性节日来庆祝。
凡此种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既然政府表彰和“恩给”原日军官兵，追悼和彰显战死者的“丰功伟绩”，那么，近代日本官兵进行的战争就很难说是侵略战争，自然也就无需谈论其所谓的战争责任。
二 对外有限承认战争责任
日本政府对外不得不承认东京审判和进行必要的赔偿，但总试图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推卸战争责任，这种行为成了日本与韩国、中国复交时的主要障碍和争论点。日韩之间从1952年2月至1965年6月，举行了七次双边谈判，方签署《日韩基本条约》。长达13年的日韩复交谈判的主要障碍，就是战争责任问题。如，1953年10月，日韩第三次谈判过程中，日方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以日本在朝鲜开展的各项殖民“建设”活动，反驳韩国提出的赔偿要求，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辩护。韩国代表极为震怒，当即退出谈判会场。日本外相冈崎胜男非但没有撤回久保田发言，反而辩解说：“我们不过是理所当然地说出了理所当然的事实。”[343]表示没有理由撤回发言。这种对殖民地统治责任不思悔过的狡辩，反映了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导致日韩复交谈判中断4年半之久。
但是，冷战时期，日韩属于同一阵营，美国在深陷越南战争泥沼的情况下，希望日韩能够加强团结，配合其远东政策；同时，日韩之间因“李承晚线”[344]纠纷不断，加之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急于利用日本的资金巩固自己的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所以加快了日韩复交谈判的步伐。不过，复交谈判在日韩两国分别遭到了理由截然不同的反对，在韩国主要是学生和在野党强烈要求日韩关系正常化必须以清算殖民地统治责任的赔偿和道歉为前提，反对朴正熙政权的屈辱外交。在日本，以社会党、总评和青年学生为中心，认为与朴正熙独裁政权谈判将使朝韩双方分裂永久化，且有日美韩三国军事同盟的目的，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345]面对两国社会上不同的反对压力，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韩国的金浦机场，发表了战后日本外相首次在外国公开道歉的“椎名声明”，称：“两国在悠久的历史中有一段不幸的时期，对此感到实在遗憾和深刻的反省。”[346]从而使日韩复交谈判一气呵成，达成了复交的各项协议，包括赔偿协定。
日本政府虽在日韩复交中进行了外相道歉和答应赔偿，但政府内部无论是复交谈判时，还是日韩复交后，否认殖民地统治责任的势力都很强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的主流意见。若宫启文认为：“椎名的道歉是从战略意义上进行的，而当时日本政治家的内心深处几乎都有试图将殖民地统治合法化的想法，而且始终都没有改变过。”[347]复交谈判时，日方坚持认为《日韩合并条约》“在当时是符合国际法的”；复交后，佐藤首相在国会答辩中亦说“似乎是合乎国际法的”，尽管底气不足，但仍坚持“合法论”。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在众议院全体会议的答辩中说：“我曾征询过韩国人和其他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在与日本合为一国的时候，日本人带来了海苔的培植法并教给了他们，现在仍然在民族的心中扎下了根。而且，日本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义务教育制度，仍然是今天也必须维护的、了不起的东西。”[348]以日本人教给朝鲜人海苔培植法和带来义务教育制度为由，赞扬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功绩”，与久保田发言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田中首相没有揭示日本带给韩国的海苔培植法和义务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什么，以及隐藏在其后的武断政治、血腥屠杀、强制劳工和“慰安妇”的血泪。这些是他们不愿说，也不想说的内容，总想举出几个特例就试图否认整个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这是不少日本政客的一贯作风，是导致东亚各国产生历史认识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日复交时，田中角荣首相两次使用“麻烦”一词表述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发言，就是其固有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反映，引起了中方强烈不满。第一次是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在举行的双方主要官员和第一次首脑会谈时，田中谈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给中国增加了很多麻烦。”第二次是当天的欢迎晚宴上，他在答谢词中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349]针对田中的两次“麻烦”发言，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天上午的中日会谈中，严肃地指出这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反感。后经大平正芳外相修改为“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350]并写入《中日联合声明》，获得了中方肯定。一向以能言善辩和善于协调著称的田中角荣首相，缘何使用如此轻描淡写的“麻烦”一词，表述近代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战争灾难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田中首相淡薄的战争责任观。其实，将侵略战争仅仅视作给受害国带来了“麻烦”，并非田中角荣首创，而是深藏于部分日本政客的头脑之中。如，原首相岸信介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说：“日本在战争中给这些国家都添过各种麻烦，带来过伤害。”[351]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田中角荣认识到无论是从中国巨大的资源、市场等经济因素，还是从国际上与中国的“建交热”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必是大势所趋。1972年3月23日，尚担任佐藤荣作内阁通产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应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的答辩中，表示：“日本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表示衷心的道歉是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大前提。”[352]这是田中角荣在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首次公开使用“麻烦”一词，并借此表明日本应对战时日军在中国的行为道歉，最低限度地承认了日本负有战争责任，同时也向国内外传递了如果自己担任首相将以此为基础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讯号。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后，决定全力以赴地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委托外务省中国课起草结束战争责任的表述，最后亲自敲定使用“麻烦”一词。据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回忆：关于“麻烦”一词，“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相、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353]可见，该词绝非翻译错误或信口开河，而是由深谙中国事务的桥本课长多次推敲，并经田中首相深思熟虑后选定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田中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淡薄。
这一点从田中首相与周总理关于“麻烦”发言的辩论中，亦可知他并未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危害程度和严重性。周总理严肃地指出田中所言“添了麻烦”，在中国如同向街上泼水沾湿了女人的裙子而道歉的程度。田中却狡辩说：在日本“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犯的意思，分量很重”，[354]此举给人有点玩弄文字游戏或故意缩小罪责程度的感觉。在周总理举出具体的日军暴行后，田中首相竟比喻说：“有那么两家，世世代代是邻居。几十年来他们为争墙根的寸土互不相让，吵得两家连话也不讲。可他们两家的儿女却非常要好，志同道合、希望结婚。他们说，如果父母反对就私奔。倘若遇到这种情况，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355]将日军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屠杀千百万人的侵略战争比喻成邻居之间的“墙根之争”。如此则模糊了侵略与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将责任归咎于争吵的双方，妄图在不知不觉中推卸日本的侵略责任。
日本虽在《中日联合声明》内对中方表示痛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这并非建立在田中首相真正反省战争责任的基础上，所以他回国后很快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中日首脑会谈结束后，周总理挥笔赠给田中首相“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田中首相回赠了“信为万事之本”几个大字，希望彼此遵守承诺，维护中日世代友好的大局。遗憾的是，田中首相在两年多的任期内，先后6次参拜象征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精神支柱之一的靖国神社，其次数仅次于此前执政7年多的佐藤荣作首相。1973年2月2日，田中首相在国会上，回答共产党的不破哲三议员提出是否认为日中战争是侵略战争的问题时，竟说：“所谓日本曾经出兵中国大陆的事实，是历史事实。这个问题，如你现在所说的，虽然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事实是不是侵略战争，但我还是很难说的。这毕竟是将来由历史评价的问题，而我们已经拥有不再进行战争的新宪法了。”[356]以将来历史评价为由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大大后退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反复和变化，不仅反映了他本人战争责任观的淡薄，更体现了他在处理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政治策略。即，一方面，尽量满足日本右翼和党内反对派在战争责任表述上的要求，以缓和他们的压力，维护其人身安全和巩固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战争责任表述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前提和应付中日战争责任问题的重要条件，否则无法在中国通过；同时，也是安抚日本进步派要求反省战争责任和实现中日复交的一种策略。
2.日本进步派追究加害责任的呼吁。日本进步派以越南战争为契机，广泛开展反对越南战争与呼吁和平的越平联运动，提倡从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角度思考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追究战时日军暴行和战争责任，批判战后日本保守派或右翼否认战争责任的行径，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如从中国调查采访回国后的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中，斥责日本政府在结束战争26年来，没有任何调查日军在华暴行的正式表态；批评日本媒体从来没有任何将战时日军暴行告诉国民的想法；指出这是导致一般日本人误认为杀害千百万中国人的事实是“谣传”，以及无法理解中国极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原因；告诫日本政府如果不追究过去对中国的侵略责任，将无法期待中日关系有好的进展，[357]呼吁日本政府在追究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基础上，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国民的加害意识在中日复交前夕也因此有所提高，并受到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的注意，成为支持田中首相公开承认战争责任的社会基础。据共同通讯社1967年6月实施的“关于对中国战争的舆论调查”，可知：日本人中认为对中国“做了坏事”的仅占17.1%；1972年4月，日本舆论调查会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上升为26.4%。[358]加害意识的比例虽有所上升，但也仅占日本国民的1/4，多数日本国民仍认为侵华战争是“迫不得已”。虽然如此，日本国民仍希望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0年3月，每日新闻社进行了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舆论调查，结果认为应立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为16%，认为应尽早正常化的为47%，就反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当时日本的民心所向。当问及原因时，“同文同种之邻国”和“巨大的市场”分别占据第一、二位，[359]则表明多数日本国民是出于经济利益和“同文同种”的文化关系而渴望中日复交。
1970年8月15日的《朝日新闻》社论，公开提出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问题，引发了日本国民关于加害与被害认识分歧的大讨论，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田中角荣担任首相后的决策。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收集和整理这些反映日本民意的调查和舆论，编成《舆论调查年鉴》，提供给政府和首相参考。1972年3月，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在《关于日中问题最近的舆论》报告书中指出：目前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再次活跃起来，“应该注意到，认为必须反省日本对中国大陆民众实施暴虐行为并谢罪的‘战争责任论’，依然构成了很强的暗流”，[360]提醒首相和各位政府领导人关注社会上要求对中国谢罪并反省战争责任的动向。另外，大道寺将司夫妇领导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等青年学生的激进组织，以暴力袭击方式追究日本领导者、年长者及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在佐藤内阁末期和田中内阁时期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对田中首相无疑也是一个警告。
3.日本保守派与右翼翻案逆流的压力。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以前，右翼分子就制造了反对中日复交和承认战争责任的恐怖事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曾率团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以促进恢复日中邦交、反对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为主要内容的共同声明，结果在1960年10月12日竟被右翼暴徒山口矢二刺死。曾支持鸠山一郎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的河野一郎，作为现任阁僚在1963年秘密地与中日友好协会孙平化、王晓云率领的“中国兰花爱好者代表团”聚餐时，表示一旦时机到来，自己将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果，消息泄露后，河野在神奈川平冢市新盖的住宅遭到右翼分子的纵火焚烧，付之一炬。[361]田中首相表示决定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右翼分子及其宣传车经常出现在田中家周围，恐吓电话也接连不断，严重威胁田中及其家人的安全。
日本保守派作家和学者从战后不久，就千方百计地否认侵略事实，宣扬“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此时不仅是右翼分子和自民党右派否认战争责任的理论基础，而且成为一股影响社会思潮的逆流。从20世纪50年代初，甲级战犯重光葵重提侵华战争“自卫”论，到1956年原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出版《大东亚战争全史》，为日本侵略战争“正名”，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谬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右翼作家林房雄，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直接宣扬“大东亚战争”不仅是“自存自卫”的战争，而且是帮助亚洲民族摆脱欧美列强控制的“解放战争”。1970年代初，日本右翼分子再掀翻案逆流，铃木明和山本七平率先跳将出来，分别在1972年的《诸君》月刊上相继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等文章，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
自民党本属于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其不少党员和部分领导人非但不思悔过，反而与靖国神社眉来眼去，企图否认战争责任，自然对田中首相的“麻烦”发言极为不满。自民党成立以来，不仅与靖国神社一直暗中操作战犯合祀事宜，而且多次向国会提出要求国家管理和维护靖国神社的法案。诚如中日历史问题专家步平所言：“一旦实现了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就是恢复了靖国神社在战争中的特殊的国家神社的地位，合祀在那里的阵亡者也就获得了‘英灵’的身份和地位，侵略战争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铁案也就可以翻过来。”[362]而这正是极力推动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的右翼和自民党部分领导人的真实目的所在。所以，以日本遗族会会长贺屋兴宣、后来的“失言”大臣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以及石原慎太郎等人为主的“台湾帮”，公开批评在田中首相支持下于1972年7月24日成立的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另外，实际上，在“当时外务省内积极主张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只是中国课长桥本恕等少数人”。[363]这些障碍都对田中构成了不小的政治压力。
即使支持田中击败福田赳夫夺得首相宝座的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人，也未必都支持田中首相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表态。大平正芳虽主动提出《中日联合声明》中现有的战争责任表述，与田中合作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在其后来担任首相期间曾3次参拜靖国神社。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开现任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中曾根康弘在1978年出版的《新的保守理论》（讲谈社）一书中，强调太平洋战争也有导致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殖民地“瓦解”的一面，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可见，他们虽从政治力学的角度支持田中政权，却未必赞同田中首相在北京关于战争责任的表态，纵然支持也未必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反省，而是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需的客观条件和政治策略。因此，田中从北京回国后，向天皇汇报完毕，不得不出席自民党的两院议员总会，向大家低头道歉，以平息此事。
4.昭和天皇没有承认战争责任。其实，在田中首相“麻烦”发言的背后，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那就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格区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论，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一行的晚宴中也再次强调：“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364]于是，中方表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只写军国主义分子的责任。但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坚持以“日本国”作为承担战争责任的主体，原因在于“日本政府觉得难以界定军国主义分子的范围，而且非常警惕如果追根寻底的话也许不得不牵涉到天皇的问题”。[365]即担心涉及天皇的战争责任。
战败以来，昭和天皇无视国内外追究其战争责任的呼声，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既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因天皇“无罪”而全部国民也就“无罪”的思想，又造成了包括田中首相在内的日本政治家在战争责任表述上难以逾越的障碍。1945年8月15日，天皇在《终战诏书》中，竟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366]丝毫没有反省之意。随着日本新宪法的实施和《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昭和天皇作为象征天皇依旧在位，只是对战争责任问题避而不谈。即使昭和天皇出访欧洲七国，遭到欧洲各地民众的示威游行和强烈反对时，仍旧对其战争责任三缄其口。
天皇尚且没有表明战争责任，日本政府更是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含糊其辞，直至中日复交前都未曾对外公开承认过战争责任。如，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各国只承认有赔偿责任，而从未提战争责任。1953年10月，在日韩第三次复交谈判中，日方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竟不知廉耻地说：“日本对韩国的统治也有好的一面。”[367]导致日韩复交谈判中断。1965年2月17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韩国金浦机场发表道歉声明，方使日韩复交得以实现。然而，距“椎名声明”不足半月的3月1日，佐藤荣作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社会党的于野原觉议员质问“日韩合并是错误的吗？”回答说“关于这种事情的最终结论，是该由所谓历史学家作的吧——我是这样考虑的”。[368]如此含混的回答，无形中抹杀了“椎名声明”的道歉作用。田中首相选用“麻烦”发言，试图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的严厉批评下，不得不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这是战后日本政府与各国签署或发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承认负有加害责任，并表示深刻反省。
总之，田中首相从“麻烦”发言到《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现有表述，在对外表述战争责任上超越了此前历届首相，从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肯定的。限于田中本人战争责任意识的淡薄和日本右翼、自民党内反对派的掣肘，田中首相关于战争责任表述此后又有不同程度的反复和变化，这也是战后日本不少领导人和政客的“通病”。一边对外“道歉”“反省”，一边在国内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否认战争责任，如此“进一步退两步式”的摇摆现象往往使后者的消极作用大大抹杀前者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战后日本难于取信邻国的重要原因吧。
小结
战后日本通过日苏复交（1956年12月12日）、加入联合国（1956年12月18日）、日韩复交和中日复交，重返国际社会，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上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的日本人，在战争责任认识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战后初期日本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潮在这一时期逐渐平息，日本民众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战争记忆。昭和天皇避而不谈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右翼势力的威胁下，日本社会各界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讳莫如深，不愿触及，导致天皇的战争责任研究处于相对沉寂期。总体上看，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意识似乎成了潜流，埋藏在各自的内心深处。
其次，战争责任认识出现了急剧分化。战后初期，尽管战犯们和顽固的右翼分子拒不认罪或矢口否认战争责任，但在盟军总司令部追究其战争责任的行动中，日本人的主流还是接受东京审判和承认战争责任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歪曲历史事实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终于由暗到明，从水下到浮出水面，公开为侵略战争辩护，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京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进步派鉴于战后流行的战记读物中美化战争的倾向日益明显，国民普遍站在受害立场上片面强调受害意识，以及前述保守派和右翼的公开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从加害视角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行战争责任告白和追究战争责任活动。这一时期，仅就战争责任认识而言，日本人正式分裂为进步派与保守派两大势均力敌的派别，并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
再次，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发表了战争责任告白宣言，千田夏光谴责了从军“慰安妇”制度，山田宗睦反对明治维新百周年祭活动，井上清等人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都使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竹内好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客观结果上也有“解放”的一面，并提出了区别对待中日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双重性格论。这种双重性格论和客观“解放”说，很容易被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利用，给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带来了消极影响。另外，青年学生追究战争责任的全共斗运动，东亚反日武装战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近代和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及其爆炸活动，虽表达了他们对日本领导者、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最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明显地受到了越南战争的影响。越南战争时期，美军在越南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日本民众。故而，进步派和日本民众广泛开展了反安保斗争和越平联运动。他们虽然大都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或受害者意识参加和平运动，但在越平联运动中从美国的加害和越南民众的受害情况，联想到日本作为支持美军侵越战争的基地，间接地也成为了越南民众的加害者这一事实，并由此想到近代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因此，在进步派的呼吁下，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了集体思考战争与和平的情形。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当年（1965年）的8月14日深夜，东京举行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彻夜大讨论，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产生了极大影响。《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鉴于日本和美国记者报道越南战争的片面性，赴中国调查战时日军的侵略罪行，回国后出版了《中国之旅》一书，向国内介绍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日本政府虽在推进日韩、中日复交谈判中，不得不最低限度地承认战争责任，表示反省或道歉，但在日本国内表彰和恩给原军人，缅怀战死者的“功绩”，合祀战犯于靖国神社，恢复战前的“建国纪念日”等，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这种内外有别的战争责任标准，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上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关注和进步派追究日本加害责任活动的扩展而出现了危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