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步派在批驳保守派的各种谬论时，尽量避免所谓客观“解放”说，或不加区别地全面追究自古以来全体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弊端，以及放弃导致社会偏见的过激手段，开展实证研究战时日军的罪行及其相关战争责任问题，并组织人员亲自到受害国道歉和谢罪，出现了实证性、学术化和行动化的特点。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日趋多元化，从基本上站在受害立场到加害意识的提升，从刻意忘却战争记忆到开口说话，从埋藏心底到传之后人的想法，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昭和天皇虽对自己的战争责任继续保持沉默，但日本学术界已经开始从各种角度进行有关其战争责任的研究，并在昭和天皇去世前后达到高潮。
第一节 天皇战争责任论的再兴
战后以来，昭和天皇在美国的庇护下免于起诉，逃脱了应有的惩罚，继续作为象征天皇而存在，并长期对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避而不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死灰复燃的日本右翼顽固地维护昭和天皇的地位和尊严，威胁和攻击胆敢涉及或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机构和个人。日本国民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情感等，对天皇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心理上也不愿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因此，井上清曾言：“对于处在这样地位的天皇，如果说对战争不应负责等等，这是在一般人类社会中根本说不通的道理，但是在日本却说得通，‘天皇作为立宪君主，对于政府和大本营等辅佐（天皇）机关依法作出决定并奏请天皇批准的事项，必须批准，因而责任都在于辅佐人员身上。’这种说法，是天皇裕仁本身的逻辑，也是一切主张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逻辑。”[369]可见，基于这种逻辑而认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说法，在日本社会由于种种原因仍有较强影响力。昭和天皇则利用国民的信任，借助日本政府和右翼压制天皇战争责任论，宣扬其和平主义者形象。
一 昭和天皇保持沉默
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风流梦谈》事件后，日本社会上谈论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变得相对沉寂。不过，1975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昭和天皇访问美国之际，新闻记者率先向其提出了关于其战争责任的问题，打破了这种沉寂局面。
鉴于四年前天皇访欧时遭遇民众的示威游行，在昭和天皇访美前夕，日本宫内厅特意安排美国的报社、电视台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两次会见天皇，并允许记者向美国报道天皇接见记者的实况，以改变美国人对天皇的印象，争取更好的访美效果。1975年9月8日，天皇接受了NBC电视台埃德温·纽曼的录音采访，9月20日又单独会见了美国《新闻周刊》的库里夏，两天后的22日举行了驻东京外国记者团招待会。在会见库里夏时，天皇说：“结束战争是我自己决定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按我自己的意见作出了决定。而战争开始时是由内阁会议决定的，我不能推翻内阁决定。我相信我这么做是符合日本宪法条例的。”[370]向美国国民说明开战的责任不在他，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功绩”却属于他，试图缓和美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
1975年10月2日晚，昭和天皇出席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举办的欢迎宴会上，说：“我将向美国人民表达我的下述想法：在发生了我感到深深悲痛的那次不幸的战争之后，为我国的重建贵国伸出了充满善意的援助之手，对此我愿意直接向美国人民表达谢意。”[371]翌日，天皇亲往华盛顿的阿林顿墓地，向无名战士碑献了花，并深深低下头。昭和天皇访美之前接见美国记者的采访，以及天皇在美国貌似道歉的行动，赢得了美国新闻界和各地人民的认可和欢迎。美国人在似乎理解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同时，好像也清算了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责任。
1975年10月31日，昭和天皇访美结束后会见记者时，《伦敦时报》记者中村浩二提出了“请教陛下对于所谓的战争责任，有着如何的想法呢？”这样的问题。天皇居然所答非所问地说：“我想你提到的是措词上的问题，我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不深，不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372]拒绝谈论自己的战争责任。此后，天皇在涉及战争责任问题时，基本上都以在访美前后发表的言论为基础，即自己受日本宪法的限制，不能驳回内阁达成的开战决议，但在战争结束前夕内阁无法达成是否停战投降的决议时，自己果断地做出了停战投降的决议，从而结束了战争。
昭和天皇在与遭受近代日本侵略的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见时，非但没有反省自己指挥或至少以自己的名义发动侵略中、韩两国战争的责任，反而主张忘记不幸的过去。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邓小平在会见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天皇回答道：“在两国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说的那样，这已成为过去。”[373]在没有弄清为何出现如此“不幸的事件”，以及究竟谁应当对“不幸的事件”负责的基础上，就轻而易举地提出成为“过去”，只能流于空谈，今天历史认识问题再次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邓小平副总理宽宏大量地说“让它过去吧”，显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不计前嫌和放眼未来的恢宏气度，同时也暗含由加害方主动承认错误和责任，以给中国民众留下其主动反省和认错的诚恳态度与良好印象，从而更好地改善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但是，昭和天皇顺坡下驴的回答，毫无反省其战争责任之意，令人非常遗憾。日本学者赤间刚，对此批判道：“这并不是明确承认侵略中国的事实，在反省和谢罪的基础上清算过去，等于含混其词地将问题束之高阁而再也不过问。从曾经侵略过他国的一个大国领导人的角度看，天皇的讲话太没有人道。”[374]表达了对天皇如此回答的气愤。昭和天皇即使对受害国也不谈战争责任的态度，在1980年5月会见访日的华国锋主席时表现得更加露骨，仅仅强调了中日之间悠久和深远的关系，对“不幸的过去”只字未提。[375]当然，加害者非常容易，甚至刻意忘记自己的加害历史与责任，然而，在加害者没有认真反省和真诚道歉的情况下，受害者恐怕很难忘记那悲惨的“过去”，亦无法原谅带来这种灾难的加害者。
昭和天皇在款待韩国总统全斗焕的晚宴中，再次以含糊的语言试图清算过去的历史和责任。1984年9月6日晚，天皇在宴会上对全斗焕说：“本世纪一个时期内两国间出现的不幸的过去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我认为决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376]这段含糊不清和缺少主语的讲话，造成了韩国媒体、民众、在日韩国侨民，关于天皇是否反省战争责任的分歧。韩国新闻媒体虽在报道时将天皇的讲话说成是向韩国反省和谢罪；但韩国民众和在日韩国侨民却感到不满，认为天皇的讲话“不深刻和令人费解”。然而，日本新闻界却大做文章，说天皇与中国和韩国领导人的会见清算了“不幸的过去”，使日中和日韩关系进入了“日中友好”和“日韩新时代”。[377]其实，从昭和天皇讲话的字里行间很难找到他表示反省战争责任与道歉的内容，这不过是日本、韩国政府主导下的媒体自欺欺人的刻意宣传。
日本的一些保守派学者和右翼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极力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否认天皇的战争责任，试图将天皇打造成“立宪君主”与“和平主义者”的形象。战后以来，日本出版了诸如儿岛襄的《天皇》、河原敏明的《天皇裕仁昭和史》、秦郁彦的《裕仁天皇的五大决断》、半藤一利的《圣断——天皇与铃木贯太郎》等不少关于天皇是“和平主义者”形象的著作。这些书中普遍认为，昭和天皇一贯站在和平主义、立宪主义立场上，反对原军部主战派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天皇没有战争责任。日本文艺、舆论界，更是坚持宣传天皇的“和平主义者”形象。例如，日本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军阀》等，通过银幕将天皇塑造成一心一意祈求国民幸福与世界和平的、令人诚惶诚恐和感激涕零的圣君及始终一贯的和平主义者。[378]如此，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在不少国民心中扎根。既然天皇是“和平主义者”，那就理所当然地反对战争了，自然也就没有了战争责任。这就是他们刻意塑造天皇“和平主义者”形象的真实目的所在吧。
右翼团体在宣扬昭和天皇“丰功伟绩”和开展纪念活动的同时，还以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或攻击谈论天皇战争责任者。昭和天皇年纪轻轻就继任天皇，虽然日本战败投降后改成了象征天皇制国体，但长期在位的昭和天皇给日本右翼提供了再次神化天皇的机会。1976年，昭和天皇在位50周年纪念庆典前后，右翼团体配合政府的纪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美化、神化天皇的演讲、游行。距天皇在位60周年纪念还有一年的1985年初，日本右翼就成立了“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委员会”。同年11月13日，他们在日本武道馆召开“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国民集会”，呼吁要将“奉祝运动扩展到全国，掀起一个关于日本民族和天皇制的大启蒙运动”，[379]念念不忘战前的天皇制国体，借机宣扬他们的天皇主义。为防止进步派反对和“破坏”庆祝活动，右翼团体在1986年4月29日，即昭和天皇生日当天，制造了“桧町公园炸弹事件”。[380]此后，右翼团体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如8月27日的“向皇居和北之丸公园射击事件”，9月5日的“前进社纵火未遂事件”，10月23日的“焚烧日之丸旗事件”等，[381]暴力攻击各种反对天皇在位60周年纪念活动。
昭和天皇病重和去世前后，日本各大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几乎每天都公布天皇的病情及相关新闻。日本右翼团体保卫国民会议每日向各基层组织发布关于昭和天皇病情的快报，还在各地设立了9254处“见舞记账所”，征集了222万人签名。昭和天皇死后，保卫国民会议立即作出3项决议：“一周内停止各种娱乐活动；到大丧之礼日揭扬吊唁旗；防止左翼的蠢动”等。他们还与自民党右派议员团体联合召开“遵循传统举行皇室仪式国民集会”，强硬要求政府必须依照旧例举行各种仪式活动。[382]日本右翼团体试图向全体日本国民强加他们的天皇观，即只许向天皇表达敬意，不许议论天皇的功过是非和战争责任。
在天皇病重的1988年12月7日，曾遭受原子弹爆炸的长崎市市长本岛，在县议会会议上回答共产党议员的咨询时说：“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答辩发言立即引起日本右翼的激烈反对、抗议和威胁。据《长崎市长记录》载：“接到从市议会、自民党县连（即自民党县支部）、右翼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量的抗议和威胁，市秘书课、电话交换室、守卫室每天都昼夜不停地响着电话铃声，市长公馆也是如此，电报、电话、信件、明信片铺天盖地一般”，“大量的街宣车涌到，造成交通阻塞，噪音、恐怖的年末寒岁给市民带来了麻烦。”[383]1990年1月18日下午3点5分左右，早已埋伏在市政府大门口的右翼团体正气塾成员田尻和美，突然冲向在市政府门前上车的本岛市长，并开枪射击，致使本岛深受重伤，是为“长崎市长枪击事件”。
光天化日之下，日本右翼分子公然袭击长崎市市长，激起了日本正义力量的一致声讨，要求捍卫每一位市民的“言论自由权”。新闻媒体在该事件后，“也开始接触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议论也只局限于太平洋战争，至于追溯到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天皇与上述战争有什么关系，在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天皇起了什么作用等话题，几乎没有在日本的新闻媒体上出现。”[384]反映了长崎市市长枪击事件对日本国民谈论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威慑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损伤了战后日本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权。长崎市市长枪击案三个月后的4月22日，又发生了右翼团体维新塾事务局长木村武士，开枪威胁带头反对由政府出面举行新天皇“大尝祭”之类宗教活动的菲利斯女学院大学校长弓削达的事件。此后，不少市民更加谨慎地谈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昭和天皇刻意回避战争责任问题和右翼势力攻击进步派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恐怖行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不少政客的配合。日本政府无视昭和天皇在位期间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于1976年7月16日阁议决定举办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纪念活动，8月10日，再次阁议决定“庆典活动”于11月10日召开，并在庆典当日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纪念香烟及带有纪念意义的（新干线）快车券、入场券等。8月12日，日本政府阁议决定庆典当日准许各地方政府公务员、教师，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况下休息半日”。建设大臣、农业大臣等官员提议，效仿英国纪念女王在位、建设万国博览会会堂的先例，建设一处“昭和森林公园”（后来，这座公园建立在东京都立川市），以流传万代。
社会党、共产党、日教组、日本基督教会、教团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等政党与民间团体，纷纷发表抗议声明，表示坚决抵制日本当局的倒行逆施。如，教团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战前的20年，是帝国宪法的时代，天皇持有神的权威君临国民，以天皇为名义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国民的人权、生命、财产如粪土，使近代日本进入最黑暗的时代”，“强迫全体国民表示祝贺，不仅是侮辱国民的理性和良心，对于亚洲诸国来说，也是对日本的天皇制和侵略主义政策的再确认。”[385]批判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无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肯定战时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日本政府肆无忌惮，仍于11月10日如期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但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及大阪、京都、神奈川等7个都道府县的知事拒绝出席纪念活动，以示抗议。
昭和天皇亦无视进步派的批评和自己一直没有清偿战争责任的事实，欣然接受了日本政府、保守派、右翼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和复古仪式。197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年号法”，将早在1946年就从《皇室典范》中剔除的“年号法”重新法制化，改变公元纪年和年号纪年并用的习惯，强制推行天皇年号纪年，企图强行在国民心中烙下永久而强烈的天皇制色彩。1986年4月29日，即昭和天皇85岁生日这天，年迈的天皇及其家人在皇居接受了自民党的党政要员、财界人士、民众及工会领导人庆祝天皇即位60周年奉祝。在众人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祝贺声中，昭和天皇不知是否想到了自己应在弥留之际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
日本政府和媒体在昭和天皇病重及去世前后，将天皇奉为力挽狂澜的“反战主义斗士”，完全否认了其在位期间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昭和天皇病重期间，日本政府推迟或取消了大多数政府要员出访和外国首脑人物访问日本的计划，以示对天皇的敬重和关心。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病故，随即发表的“内阁总理大臣谨述”中，称赞：“大行天皇一心祈望世界和平与国民幸福，并时刻为此身体力行。对于那场并非出自本愿而爆发的战争，他由于不忍看到国民再受战争之苦，遂不顾个人，毅然作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386]积极评价昭和天皇“圣断”结束战争的意义。翌日的《朝日新闻》头版头条，不顾昭和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竟赞扬：“天皇陛下在62年漫长的在位历程中，一直是我国民心中的支柱，天皇陛下在我国面临内外的严重考验时所创建的丰功伟业是无法估量的。”[387]公然肯定昭和天皇的“所作所为”，甚至包括发动实施侵略战争都成了所谓“丰功伟业”的一部分。
可以说，除日本共产党外，其余各党派都纷纷发表讲话，颂扬和美化昭和天皇在近代历史中的“重大贡献”，但对悲惨的十五年战争史、日本国民所遭受的苦难及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皆缄口不言。谁要一提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就会被指责成对死者不恭的非人道行为和非国民行为。[388]昭和天皇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公开承认战争责任和表示道歉、反省，即使死了以后还由日本政府和保守势力维护、美化其“和平主义者”的形象。其实，维护昭和天皇的“和平主义者”形象，就是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作为统合日本全体国民象征的天皇如果没有战争责任就意味全体国民无罪，那么打着天皇“圣战”旗号的“大东亚战争”就不是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和保守派的如意算盘看似高明，实则自相矛盾。试问：既然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那么，那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献身”的战死者，究竟是对天皇的背叛呢，还是天皇背叛了他们？
因此，每当日本政客们无法自圆其说时，就死抱着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论点，将战争责任推卸给早已不复存在的军部主战派。1982年3月8日，中曾根康弘曾说：战前日本“处于立宪君主制之下……大体上实行了虽君临而不统治的原则”，所以“天皇完全是个和平主义者，为了避免战争做出了全面的努力。把日本推入战争的是军部的好战、开战派一伙人”。[389]4月29日，中曾根首相再次声称：“在并非出于陛下本意而爆发的上次大战中，由于陛下不忍给国民带来更多痛苦，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断。”[390]即不断强调天皇反对那场战争和结束战争时的重要作用。1986年初，中曾根首相在回答共产党议员不破哲三质问举行天皇在位60周年庆祝活动一事时，再次说：“天皇原本就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391]中曾根首相甚至恐吓坚持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共产党议员正森成二，说：“无视绝大多数国民的看法，竟敢提出异端邪说的人，我怀疑他是不是想要颠覆国家。”[392]首相威胁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议员，无疑给战后日本人认识天皇的战争责任带来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1989年2月14日，竹下登内阁的法制局长味村治，在国会答辩中，竟根据明治时期《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一条，即不能追究天皇在这部宪法范围内所有行为的事后责任，认为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且以东京审判时联合国方面也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为由，强调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早已经解决了。[393]他坚持无论是根据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昭和天皇都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是日本现任内阁长官首次公开直言昭和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石川真澄在其署名的栏目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与东京审判中的不追究，作为理由说明昭和天皇在法律上没有战争责任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了。[394]日本政府和媒体普遍以此否认天皇的战争责任，故意忽略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的真正原因和事实上天皇所负有的战争责任。
战后以来，昭和天皇长期对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避而不谈，至死也没有承认战争责任和公开道歉，留下了日本国内外是否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课题。这一方面是昭和天皇本身缺乏反省自己战争责任的意识，或者他根本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或者担忧承认战争责任会危及皇室安危与天皇制国体；另一方面，宫内厅的刻意安排，保守派学者的著书立说，日本政府的隐瞒和美化宣传等，都塑造了昭和天皇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形象，将战争责任推给了军部主战派，如此，昭和天皇也似乎心安理得地保持了对其战争责任的沉默。即使进步派或正义人士胆敢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右翼分子早已准备好了威胁、恫吓或暴力袭击，致使不少人望而生畏或退避三舍，不敢谈及天皇和天皇制的战争责任问题。但是，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天皇形象观，终究无法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势必使昭和天皇成为进步学者继续追究战争责任问题的重要对象。
二 天皇战争责任的再追究
按照日本政府和保守派的昭和天皇形象论，既然昭和天皇反对那场战争，那么，日本军部发动和实施的战争岂不是违背了天皇的意愿吗？为何日本右翼和不少政客还不肯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呢，甚至试图正当化那场战争，或者干脆看成是“解放战争”，是“圣战”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疑问导致了不少人开始反思、质疑和批判美化天皇的报道，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藤原彰教授所说，当时“有的投书报端，有的采取某种行动。自1988年9月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旷日持久的天皇报道热表示不满并感到危机”。[395]即使在右翼分子和日本政府的压制下，也未能阻止进步派学者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与追究。
这一时期，较早提出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社会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上半期的“菊禁忌”时期，井上清一方面有感于西德学生因反对1971年10月昭和天皇夫妇访欧而被捕并受到审判一事，决定写书揭露天皇的战争责任，为西德学生辩护，并向他们表示敬意；另一方面，基于战后30年的日本再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且虽已不是“大元帅”的昭和天皇仍鼓励防卫厅长官改善旧军队缺点和“好好干”，亦促使其决定揭露天皇的战争责任，以免悲剧重演。
于是，井上清在1975年出版了《天皇的战争责任》（现代评论社）一书，该书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六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天皇的权力和权威。如，该书指出天皇通过对政府大臣、内大臣、陆海军首脑的任免，在内政外交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介绍了昭和天皇如何发动侵华战争，又是如何决定对英美开战的过程；分析了昭和天皇对侵略战争的指导，以及其在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中的作用；认为：“天皇裕仁既不是简单的盖章机器，也不是被人操纵的傀儡，恰恰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肩负着作为日本国家唯一最高统治者的责任，而自主地判断、决定、发动和指挥了这次战争。”[396]首次系统地揭示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给当时相对沉寂的天皇战争责任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1989年，该书更名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后，由明石书店再次出版，1991年又以原名被同时代文库、岩波书店出版，反映了该书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关注度。
1970年代，日本进步派学者关于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荒井信一的《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与美国》（载《现代史中的亚洲——帝国主义与日本的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77）一文，主要阐述了美国庇护下的天皇免责问题；武田清子在《世界》杂志1976年10月、11月、12月号，以及1977年3月、4月、6月号上连载的《天皇观的相克》一文，揭示了不同的天皇观中所涉及的天皇战争责任问题。这些文章都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日本社会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讨论。
昭和天皇去世前后，日本进步派学者又出版了一些涉及天皇战争责任的论著。如，研究天皇和天皇制战争责任的领军人物藤原彰，在1978年出版了《天皇制与军队》（青木书店）一书。随后，他又与吉田裕、伊藤悟、功力俊洋等人合著了《天皇的昭和史》（新日本出版社，1984）。1989年，他与今井清一合编了《15年战争史》（青木书店）一书，其中《15年战争与现代》一节被王庆民、段可林译成中文发表，即《日本正在淡化十五年战争的观念》（《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为了正确地汲取这场战争的历史教训……必须明确天皇及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歪曲15年战争史的核心就在于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因此，对照历史事实，有必要明确战前天皇制机构本身的特点，正是将所有大权都集中在天皇一人身上。特别是天皇的统帅权，它是区别于国务大臣辅佐权等其他权力的独立大权。也就是说，天皇并不单纯是接受有关权力机关的辅佐，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下达命令的。这样由于天皇所负战争责任明朗化，那么，侵略战争的真实原因也就可能大白天下。”[397]指出战前天皇及天皇制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1991年，藤原彰又出版了《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史》（青木书店）一书，更为系统地论述了昭和天皇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活动和应负的战争责任。
这一时期，日本进步派学者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的主要成果，还有以下几部。田中伸尚从1984年至1988年，出版了第1～5集《记录 昭和天皇》（绿风出版）系列丛书。1990年，千本秀树出版了专门探讨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的专著——《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青木书店）一书。山田朗从昭和天皇指导战争的角度，出版了《昭和天皇的战争指导》（昭和出版，1990）一书，并与 缬厚合著了《迟来的圣断——昭和天皇的战争指导与战争责任》（昭和出版，1991）一书，皆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探讨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可以说，在昭和天皇病重及逝世前后，日本国内虽笼罩在日本政府和保守派美化昭和天皇的大氛围下，但进步派学者讨论、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活动并未因此停止，反而出现了一个高潮。
同时，国际上随着冷战格局接近尾声和亚洲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速，战时受害各国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日本进步派学者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实证研究遥相呼应。1971年，美国学者大卫·贝尔加米尼出版了《天皇的阴谋——裕仁天皇怎样把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一书，详细论述了天皇谋划、发动和指导实施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引起了国外学者在冷战时代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关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韦伯爵士指出：“天皇的权力，在他结束战争时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证明。和结束战争一样，他在战争开始时发挥的显著作用，检察方面已经找出了不可否定的证据……进行战争需要天皇的批准。如果他不希望战争的话，他可以不作批准，说他也许会被暗杀，不是问题的答案。这种危险是即使有危险也必须履行自己义务的一切统治者都面临着的。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开始侵略战争这一犯罪上，不能因为不那样做生命就有危险，就认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应当得到宽赦。”[398]认为昭和天皇负有允许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如前所述，他为大卫·贝尔加米尼的上述专著撰写序言时，再次肯定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天皇访欧、访美期间，遭遇各种反对、抗议和游行示威等，表明了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强烈地认为天皇有罪和必须承担战争责任的诉求。在冷战接近尾声和天皇病重期间，长期遭受各国政府压制的这种要求喷涌而出也是必然的。如，幼年时曾被日军关押在荷兰东印度收容所的比利时舞蹈家L. Hirohito Chagoll，在1987年获知昭和天皇病重的消息后，撰写了致昭和天皇的公开信——《日本皇帝裕仁啊，忘记战争犯罪了吗？》，[399]在这本以书代信的著作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委屈，质问天皇的战争罪行和责任。类似这样质问天皇战争责任的信件、文章和著作，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再次掀起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热潮而大量出现，成为至今持续不断追究天皇及天皇制的战争责任的具体表现之一。
第二节 日本政府的保守态度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继续秉持双重或多重标准，对不同的国家在战争责任表述上也不完全一样。总体上看，相当一部分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分子渴望日本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作用，并从实践上带领日本逐步迈上政治、军事大国之路。于是，为摆脱战败国地位和甩掉所谓的“历史包袱”，这些本来就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分子，千方百计地歪曲侵略事实，为战犯“平反”和否认战争责任。在他们的鼓噪和压力下，日本自民党不顾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反对，更加保守化。如，实现了现任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默许、纵容和支持右翼历史教科书，还有不少政客甘冒丢失乌纱帽的危险频频发表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可以说，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或政客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言行，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
一 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鉴于《靖国神社法案草案》接连失败，自民党议员、时任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于1975年提出了分阶段实现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表敬法案”（亦称“迂回方案”）。该法案分为三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实现天皇、皇族及首相、众参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等国家首脑们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第二阶段是外国使节参拜靖国神社；第三阶段是自卫队参加靖国神社的参拜仪式，祭祀“英灵”。所谓“正式参拜”就是：在参拜时书写自己的政治身份，使用公费购买参拜时的祭祀用品，携带随员并乘坐公车。他认为实现天皇和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再提出“靖国神社法案”就比较容易了。
此后，日本右翼和保守派政客，竭力鼓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国会内的保守派议员成立了“报答英灵会”“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组织，年年不断地呼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其主要目的就是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正规化，从而为实现靖国神社国营化创造条件。[400]或许是纯属巧合，或许是刻意安排，就在藤尾正行提出“表敬法案”的同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在出席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后，直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虽未写职务、未用公费、未乘公车，并声称是私人参拜，但毕竟开了日本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可以说，“迂回方案”取得了初步成效。
接着，日本政府和靖国神社暗箱操作，终于将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接受上至首相群僚下至普通百姓的“参拜”。厚生省早在1966年向靖国神社提交的一批205人的祭祀名单中，就已包含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但皇室、宫内厅和靖国神社第五任宫司筑波藤麿都比较谨慎，迟迟未能实现合祀。原职业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在1978年7月继任第六任宫司后，于1978年10月17日晚偷偷地将14名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并临时补办了各项手续。松平曾说：“厚生省已发出通知”，“鉴于被处死者按国内法与战死者予以同等对待，政府公文已经下达，通知合祀就没有什么不妥的”。[401]1986年10月，他回忆指出这经过了“国家机关的正式决定程序”。《每日新闻》评论说：“不能说仅仅是松平宫司的意志就走到了合祀这一步，政府在侧面也铺设了轨道，厚生省就参与了合祀名单的制作。”[402]可见，松平正是根据厚生省的秘密安排进行合祀的。
1979年4月19日，即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半年之后，《朝日新闻》才报道了此事，使甲级战犯暗中合祀于靖国神社一事大白于天下，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昭和天皇对此十分不满，侍从长德川义宽证言：“陛下听到合祀时，表示了停止参拜的意向。”[403]此后，昭和天皇再也没有去过靖国神社，反倒是不少政客和右翼分子越来越多地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严重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原本顽固地维护天皇地位和尊严的保守派政客与右翼，反而与天皇的“意愿”背道而驰，不仅暗中合祀甲级战犯，而且冒着“违宪之嫌”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继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福田赳夫、铃木善幸相继率领阁僚参拜，并越来越模糊公、私参拜的界限。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在官房长官陪同下乘公车参拜，但没有书写自己职务，宣称是私人参拜。1980年7月23日，日本遗族会主要领导人村上勇、板垣正等人，强烈要求铃木善幸首相在8月15日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并将8月15日定为“英灵日”。铃木首相在8月15日首次率领大部分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参拜簿上署名“内阁总理大臣”，其他阁僚均书写了自己的职务，但对外仍宣称是以“个人名义”参拜。1981年8月15日，铃木首相第五次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1982年4月13日，铃木内阁正式决定将“8月15日”作为“追悼战死者、祈祷和平日”。8月15日，铃木善幸参加“悼念阵亡者日”活动后，第八次（亦是其在任首相期间的倒数第二次）率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完全不说是“正式”还是“私人”性质。但是，他在前述追悼会上的致辞中说：“在那激烈的战斗中，300多万同胞祈愿祖国的安泰，思念着亲人的未来，在战场、工作岗位上或在战火中倒了下去，还有的人战死于异乡。当想起他们时，痛恨之情不禁满胸怀。”[404]可以说，他继承了战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称颂战死者的态度，并进而将战败日作为“悼念阵亡者日”，站在受害立场片面追悼本国的战死者，而无视这些战死者曾给亚洲邻国带来的巨大战争灾难。
铃木首相越来越接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既为即将接任的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创造了条件，也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因为：一方面，自民党议员们相继成立了以自民党干事长樱内义雄为会长的“遗族议员协议会”，以长谷川峻为会长的“奉答英灵议员协议会”，以竹下登为会长的“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三者虽成立早晚不同，但彼此互为一体，统称“靖国关系三协议会”，目标就是促使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在野党、其他宗教团体和民众反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以违反宪法起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宫泽喜一、后藤田正晴等自民党实力派人物也认为“总理大臣参拜有违宪之嫌”，还有亚洲邻国强烈反对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都给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然而，中曾根康弘组阁后，在保守派和右翼的支持下终于突破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禁忌。“失言”大臣、中曾根内阁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成立了“靖国问题小委员会”，专门讨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法律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内阁总理大臣代表国家，去靖国神社参拜为国家献出生命的战殁者理所当然，以官方名义参拜，记入内阁总理大臣并不违宪”，[405]即所谓的“奥野见解”。为敦促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遗族会在1984年8月13日，发动47个都道府县的132名战争遗孤代表在靖国神社内举行绝食请愿活动。其他右翼组织或开动宣传车巡回呼喊，或在街头巷尾散发传单，或登台讲演，呼吁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首相无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置中、韩等国政府的交涉于不顾，打着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的旗号，以总理大臣名义昂首迈进靖国神社，揭开了战后日本现任首相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序幕。
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受害国的民族感情，自然遭到了亚洲邻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他为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在1986年8月14日通过官房长官谈话的形式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9月3日，中曾根首相在共同通讯加盟社编辑局长会议的讲演中说：“合祀甲级战犯，刺激了被侵略一方的国民感情，我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406]并表示应该对此反省。他虽未明确指出“那场战争”是太平洋战争，还是对华战争，但毕竟代表日本政府首次表明了侵略战争的认识。其实，早在组阁后不久的1982年12月22日，中曾根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回答共产党议员佐藤昭夫咨询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时，就曾说：“这样的历史评价问题，我认为应当是由各种学者和历史学家作判定的。但无论如何，就日本的行为而言，我们接受有关各国或者世界的历史学家所作的有侵略行为，是侵略性战争的判定。”[407]亦表达了无法将日本侵略战争正当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侵略性战争的说法。如此看来，这两次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性质的表态具有某种关联性。
不过，这很难说是中曾根首相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真实想法。因为1985年7月27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认识：“我们在迈上国际国家的时候，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作为日本其主体性和同一性应该再一次被认识和确立。战前的日本有所谓的皇国史观，战争失败之后就开始太平洋战争史观，这也可以称之为东京审判战争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之下，不管怎么说日本都是坏的。所以日本才会动辄就被自虐的思潮所覆盖。太平洋战争史观之后，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史观对日本的批判。日本的过去因此又被说成是发动了帝国主义战争，指责日本的地方就更多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很反对这样的想法。”[408]中曾根首相在本党内部大肆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是自虐史观，批判马克思主义史观是帝国主义战争史观，明确表示反对这些史观，并要将它们全部清除，从而建立日本的同一性与主体性。这或许是中曾根首相的真实态度吧，所以才会率先实现保守派和右翼分子追求的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壮举”，赢得了他们的阵阵“喝彩”。
日本首相和政要们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并最终实现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与当时日本经济实力大增、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及右翼团体的压力有密切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虽经历了经济上的“尼克松冲击”和两次石油危机，[409]但并未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反而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大国地位，渴望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影响力。但是，战败国地位往往使其感觉腰杆不硬。故而，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摆脱“二战”遗留的“历史包袱”，在日本保守派学者和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参拜靖国神社，肯定“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从而达到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目的。因此，在前任首相和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下，中曾根首相终于按捺不住，喊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的翻案逆流遥相呼应。
二 默许篡改教科书
日本保守派学者和政客相互勾结，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情由来已久，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酿成了两次国际性的历史教科书事件。第一次是1982年的“教科书协议会”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玉直和郎，在1981年3月组织部分国会议员成立了“教科书协议会”，在编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不仅将日军的“侵略”改为“进入”，而且大幅缩减或修改日军侵略中、韩等国的历史事实。令人吃惊的是，日本文部省在1982年6月25日竟审定通过了玉直和郎主编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并准备于1983年度在全国范围内颁行。6月26日，日本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昨日文部省关于该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引起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大哗，尤其是遭受近代日本侵略的中、韩等亚洲邻国纷纷谴责和批评日本政府不负责的历史态度，要求纠正歪曲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
起初，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前述审定结果，为篡改历史教科书辩护。小川平二文部大臣在参议院文教委员会上的答辩中，宣称：“教科书中虽使用了‘进出’一词，但若通观全书，当可理解这一场由日本发动的中日战争是无法予以正当化的战争。”[410]以使用“进出”一词并未正当化中日战争为由，希望求得中国理解。日本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也纷纷跳出来维护文部省审定该教科书的立场。1982年7月27日，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对记者说：“日本在‘进入’外国的当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别国）可以批评说（历史的）记述不同，但若要更改教科书的写法，那就是干涉内政了。”科技厅长官中川一郎说：“只是改变了对史实的措词，（外国）为什么要产生不满呢？”邮政大臣箕轮登也表示：“不能因为（把侵略）改成‘进入’，就说是歪曲了历史事实。”[411]以措辞不同或干涉内政为由，竟反过来批判中、韩等国的“批评”，完全无视其修改历史教科书带给亚洲邻国民众的感情伤害，暴露了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态度”。[412]
后来，面对日本进步派学者的猛烈批判和亚洲邻国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绞尽脑汁，苦思对策，部分地软化了文部省的态度。1982年8月6日，小川文部大臣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很艰难地说与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日本国务大臣首次明言此事。8月26日，宫泽喜一官房长官发表谈话，声称：“现在，韩国、中国……等正批判我国教科书中记述的内容，为促进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我国应充分倾听这些批评，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413]表示由政府出面负责纠正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同时，日本政府修改了审定标准，在“教科书用图书的内容及其处理”事项中，新增了“在处理与亚洲各近邻国家有关近、现代史事件时，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立场出发予以照顾”的内容，[414]即所谓的“近邻诸国条款”。对此，家永三郎表示：“国家机器的自我批判显得太迟，甚至要受到他国的抗议才不情愿地‘改正’。作为日本国民倍感遗憾，对于未能尽责地以日本人自己的力量来‘改正’政府的姿态，感到相当痛心。”[415]其实，更令人痛心的是，日本政府往往忽略自己在教科书事件上的前述表态和“近邻诸国条款”的规定，事隔不到四年再次发生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事件。
第二次教科书事件是日本政府默许“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出版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造成的。1981年10月，保守派与右翼分子成立了以推动天皇国家元首化为主要目标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他们为“重塑”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决定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从1983年12月开始，“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运营委员长黛敏郎，联合“日本教师会”“教科书正常化国民会议”“朱光会”“天皇在位60年奉祝会”等文化教育界右翼团体的30多名骨干成员组成编纂委员会，确定了“要培养对皇家的敬意；在近现代史上不能把日本片面地写成加害者”[416]的编撰方针，并特聘一些原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官员为编纂委员或“监修”。如，其编纂委员山口康助是审定家永三郎的日本史教科书“不合格”时的担当调查官，“监修者”村尾次郎从1956年至1979年一直担任文部省日本史教科书主任调查官。他们准备就绪之后的1984年2月6日，中曾根首相在国会上，强调“从理解传统体制和历史开始”，“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417]提出“教育改革”，“追求适应国际国家日本国民的教育国际化”。[418]并在8月21日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决定加强“爱国心”教育。
“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乃借中曾根内阁教育改革的“东风”迅速“起航”，在1984年底编撰完成了极力美化侵略战争的高中历史课本——《新编日本史》，并于战败投降40周年之际的1985年8月送交文部省审查。时任文部大臣即为提出“表敬法案”的藤尾正行，自然对充满歪曲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大开绿灯。1986年5月27日，文部省审查通过了该历史教科书，再次引起日本国内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朝日新闻》对其发表评论，指出该教科书中存在800多处错误或需要修改之处。文部省鉴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之声，也提出了380多处修改意见。“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在“天皇神格化”“大东亚战争”表述及对亚洲诸国的加害等关键性问题上固执己见，拒不修改。文部省对此视而不见，特意在卢沟桥事变的49周年纪念日（1986年7月7日）批准该教科书“合格”，从而使到处充斥着篡改历史事实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昭和天皇即位60周年之际顺利出版，故人称“天皇教科书”。[419]
与之相反，1989年10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审理家永教科书第三次诉讼（加藤判决）时，虽认为家永的主张“有相应的学术根据”，但又以存在着与文部省同样观点的学者为由，强调不能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缺少合理的依据。[420]即，以存在与文部省同样观点的学者否定家永教科书，却不考虑与《新编日本史》观点迥异的学者的意见，以及日本国内外强烈的反对声音。即是说，文部省与“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再次暴露了文部省官员与保守派学者试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的真实本质。
“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的《新编日本史》在1986年由原书房出版后，因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对，采用率并不高，但其消极影响却相当久远。据统计，该书首版后采用率不过0.01%。1995年，原书房将版权转让给国书刊行会，更名为《最新日本史》，据教育部门统计，其采用数依然徘徊在一两千册。2002年4月，该教科书又改由“日本会议”的下属出版机构明成社出版，但采用该教科书的学校仅有国立1所，公立3所，私立11所。[421]尽管该教科书采用率不足0.5%，但毕竟作为政府认可的历史教科书长期存在于个别学校内，开启了战后日本学校公开使用歪曲历史事实教科书的“先例”。而且，《新编日本史》的出版和使用，打破了4年前铃木内阁规定教科书审定的“近邻诸国条款”，为此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恶”大开方便之门，也成为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
日本文部省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两次审定通过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酿成了颇具国际影响的教科书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文部省官员与保守派学者长期勾结、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必然结果。战败投降之初，日本文部省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开始批判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日本的教育刊物，也刊登了几篇批评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内容的文章，来不及修改的教材就用墨笔涂抹掉军国主义内容后投入课堂。总之，军国主义教育在那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随着冷战开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转变对日政策，长期从事军国主义教育的教师、官僚、战犯嫌疑人，甚至还未来得及公职追放者，又重新返回了政坛和教育界，本来就不肯认错的他们对教科书中使用侵略一词非常不满。于是，文部省在1951年7月发布了《改定学习指导要领》，用“进出”替代了高中日本历史教材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原本在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保留的“侵略”一词亦改为“进出”。[422]
此后，文部省在检定教科书时，凡涉及日军侵略、批判天皇和其他有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教科书，均审定为“不合格”或需要重新修改。因此，“从1976年以后，日本在有关近代中日战争的记载上，以日本为主记载日本‘侵略’事实的，可以说完全地绝迹了”。[423]可见，获得相对独立后的日本文部省，长期配合保守派学者、教育者修改“侵略”历史。如此，文部省在20世纪80年代审定通过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一时期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自以为是地认为是配合日本政府培养“爱国心”教育和走向政治大国的“客观需要”，然而效果恰恰相反。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增强了日本政府要成为政治大国的信心和欲望。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在就任首相的施政演说中，指出：“战后30余年，我国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一往无前地迈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根据我国对世界的作用和责任，必须认真地展开内外施策。”此后，他多次强调“必须分担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和作用”，“为了维持基本的国际秩序，我国应该负起符合其国际地位的责任，发挥其作用”。[424]成为后来中曾根康弘首相所谓“政治国家”和“国际国家”论的思想基础，提出了日本要发挥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论。他们片面地认为既然要成为政治大国，自然不能让别国抓住历史的“小辫子”，故不愿提起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教科书事件发生后的1982年7月27日，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对记者说：“如果把‘进入’说成是侵略，就是歪曲事实”，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425]靠谎言塑造“光明的日本”，如同美丽的肥皂泡在阳光下必将破裂一样，既无法支撑其大国梦想，更给亚洲邻国民众留下日本不诚实、不负责的印象，反而适得其反。
战后日本保守派学者不断“改恶”历史教科书的行为，遭到了日教组、有正义感的教育者及日本民众的激烈批判，故而，教科书的“改善”与“改恶”之争，本身就是日本进步与保守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内容之一。如，从1968年春开始，大沼保昭创办了小型的学生团体，与朋友、高中学生一起讨论战争与和平、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对抗文部省强化教科书审定和《学习指导要领》的方针。支持家永教科书的人、日教组、教科书出版工会等致力于教科书问题者，很早就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控诉教科书的不合理性，报刊、电视等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报道。1981年文部省大幅度强化教科书审定工作，以报纸为主的媒体对此更加关注。[426]教科书事件发生后，部分学者竟以此认为该事件是日本进步与保守两派政治斗争的“延伸”，强调“在日中战争部分并没有将‘侵略’改为‘进入’”，是媒体的“误报”。[427]究竟是不是媒体“误报”呢？1982年7月27日，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铃木勋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坦率地承认：“教科书问题”事出有因，至少两处有关“侵略”的记述是根据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改善意见”修正的。[428]可见，所谓“误报”说是企图掩盖问题的本质。不过，遗憾的是，即使今天仍有一些日本学者顽固坚持1982年教科书事件是“误报”所致，不愿承认导致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保守派学者企图借此为侵略战争翻案。
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引起了日本进步派和青年学生的反思、抵制和批判。为何日本有人顽固地认为近代日本的对外战争不是侵略，而亚洲邻国却坚持说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呢？带着这些疑问的学生，前往战争受害地，直接倾听受害人的诉说。于是，以“正视过去的战争，创造未来的和平”为宗旨的“和平之船”（NGO），以教科书事件为契机向亚洲进发了。该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冷战崩溃后的90年代以来，将当代国际纷争、各国内战等纳入视野，开展持续访问世界各地的和平活动。通过实地调查，切身体会仍在持续的各种形式的暴力、压迫，以及因过去的体验至今仍在痛苦之中的人们的感受，[429]加深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曾亲历战前与战后的历史学家永原庆二，受教科书事件的刺激，在1983年8月出版了《皇国史观》（岩波书店）一书，批判保守派修改教科书的思想基础——“皇国史观”。他指出“皇国史观”是站在“本国中心主义”的立场，肯定和赞扬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与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把从神武天皇东征的神话直至近现代史上的对外侵略，都说成是为了使对方“沐浴皇化”的理想事业。正是“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作祟，根本不可能正确认识侵害其他民族独立的非法与不正当性，[430]出现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事件自然不足为奇。
日本媒体亦批判文部省审定通过歪曲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从整体看，如同战前的教科书一样，对于战争尽可能不表述日本的加害性，教科书中体现了主张掀起修改教科书运动的人的意见”，“文部省敢于让这样的教科书合格，难道不该追究文部省的责任吗？”[431]提出追究文部省纵容、默许和支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责任。
亚洲邻国政府和媒体，也纷纷谴责日本文部省通过否认侵略事实的教科书的行径。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些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基调是隐瞒和遮盖侵略战争”，[432]朝鲜、韩国等也发表了态度严厉的谈话或文章。中国国内还出现了谴责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学潮。但是，随着中曾根政权接近尾声，第二次教科书事件因中日两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和冷战格局崩坏而不了了之。
三 失言大臣现象出现
失言大臣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日本政客甘冒失去乌纱帽之险而频频发表歪曲侵略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然后在日本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辞职或被免职的这种“前赴后继”的怪现象，并持续至今。这反映了战后日本政界仍有相当一批人非但没有反省战争给日本和世界各国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反而以其政治影响力发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言论，误导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伤害亚洲邻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弱化日本人与亚洲邻国民众的情感基础，破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但是，他们的言行却获得了执意正当化侵略战争的保守派与右翼的“喝彩”，并获得其政治、经济支持。
我们虽习惯称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为首位因“失言”而被免职的大臣，但早在其前就有不少日本内阁大臣发表过多次歪曲侵略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只不过他们并未被免职，更未主动辞职。战后以来，无论是否参加过战争，或者是否具有战犯嫌疑的日本政客，不少人都不愿承认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更不愿承担战争责任。如前所述，不少政客甚至首相都有模糊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行。中日复交以前，因冷战对立多将日本政要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视作对中国的挑衅。中日复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处于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国政府虽也关注日本政府及其内阁大臣的战争责任言行，但多限于转引日本进步派的评论、分析，委婉地表达中方在这方面的立场。如，1981年8月14日，科学技术厅长官中川一郎，在会见记者时公然提倡天皇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虽注意到此事，但并未对日交涉或抗议。遗憾的是，日本政要们似乎并未理解中国政府以大局为重和期望他们主动悬崖勒马的良好愿望，以及为中日友好留有更多回环余地的良苦用心，反而“失言”事件不断。
所谓“失言”多数不过是日本政府故意缩小“失言”者责任的外交辞令，并非我们所善意理解的“失言”，其实这些“失言”恰恰说出了部分日本政客及其所代表的一批人早已想说但尚未说出口的心里话，应该算是他们的“真言”。从20世纪80年代日本几位大臣“失言”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1986年7月，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对《文艺春秋》杂志记者发表谈话，公然宣称：“南京事件真相至今未明”，而且“战争就是要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就不是杀人”，即使日本实施南京大屠杀那也“是为了排除抵抗”，[433]肆无忌惮地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辩解，甚至干脆否认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事件尚未平息，文部大臣再出此言，导致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谴责和追究其责任之声涌向日本政府和文部省。9月8日，中曾根内阁不得不罢免藤尾正行的文部大臣之职。1990年11月10日，原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公开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南京）大屠杀，把没有的说成有，这不是谎言吗？”还大胆地说：“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434]“倒打一耙”是日本保守派政客惯用的手段，不过，其所言自民党的政治家中确实有不少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倒是事实。
2.否定东京审判。其实，战后日本人中否定或批判东京审判的观点早已有之。如，批评东京审判的法官团体不合理，其中有所谓违背《日苏中立条约》的苏联法官，来自亚洲受害国的法官比例很低；认为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没有审判美国投放原子弹导致平民伤亡和盟国战时虐待战俘的责任等；指责东京审判的“反人道罪”“反和平罪”属于事后立法，违背罪行法定主义原则等。但是，日本政府还是接受了东京审判的判决。一些保守派政客对此极为不满。1986年7月25日，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批评道：“东京审判是否有客观性，在于胜者是否有审判败者的权力，如果说世界史是战争历史的话，那就都应该进行审判，而且必须以一个同样的基准审判”；“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的根子都在东京审判”；“战争责任究竟是什么，是开战责任，还是败战责任，如果败战责任应由（日本）国内审判，对外或支付赔款，或割地”；“南京事件和原子弹轰炸哪个规模大？所以，必须要重新考虑东京审判的性质和意义”。[435]企图以东京审判存在的问题否定整个东京审判的积极意义。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亦公开叫嚣：“东京审判是胜者强加给败者的惩罚。”[436]表达了他们彻底否定东京审判的观点，并企图通过否定东京审判达到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目的。
3.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1988年4月22日，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参拜靖国神社后，发表谈话说：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战，日本不是侵略国家。5月10日，奥野在众议院答辩中，竟说：“我是对使用‘侵略’这个词很反感的人。”[437]直接否定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认为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自存自卫”战争，遭到了全世界受害者的强烈谴责，结果被迫辞职。但是，他们的翻案言行与保守派、右翼分子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遥相呼应，在日本社会不断掀起层层翻案浊浪。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由相对平衡的双重标准和出于外交考虑的有限承认，发展到相对倾向于保守派的战争责任否认论，典型事例就是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默许或支持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大臣“失言”。这极大地刺激了受害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因此，民主化进程加速的受害国民众，逐渐突破了本国政府的压抑而对日本政要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给予严厉的谴责和抨击。于是，这些“失言”大臣就成了“替罪羊”，或被免职，或由政府出面批评，或不得不表示“失言”内容仅是个人观点。但是，“失言”大臣们似乎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不少人风光依旧，甚至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提高了人气。这也是不少政客跳将出来频频“失言”的一大要因吧。
日本政府则堂而皇之地继续安抚国内的原军人，给予其超国民般的待遇，极力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而这些“幸存的”原军人多数没有显示出任何反省战争责任的诚意。1988年，日本设立了由总理大臣认可、通过立法的“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旨在“对战中的伤病者、战死者的遗族、失去生活基础的战后归国者等采取与一般国民不同待遇的特别措施，为了把战争中的劳苦、不忘悲惨战争中的真实情况传授后世，包括没有战争体验的一代，让全体国民对上述关系者表示衷心的慰藉心情”。[438]可见，这种态度还是仅仅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安抚、优待昔日的日本“皇军”及其遗族，并由他们向后世传递战争的“劳苦”和“悲惨”。
1989年，日本外务省军缩课事务官新井勉，在其所著关于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交涉的《化学裁军与日本的产业》（并木书房）一书中，概括了迄今为止的化学战，但丝毫未提原日军的化学战，反而若无其事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以说实际上没有使用化学武器。”该书观点虽系作者个人所为，并不能推断为日本政府的正式态度，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毒气战问题上日本政府与外务省站在同一立场。[439]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继续掩盖那些未被史料证实或揭发出来的战争罪行，妄图消弭或缩小过去日本的战争罪责。
日本政府还向民众宣扬战争忍受论。1980年12月，厚生大臣的私人咨询机构原爆被爆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在其提出的报告书——《关于原爆被爆者对策的基本理念及基本状况》中，指出：国民的生命、身体、财产等，即使因战争导致无法弥补的任何牺牲，但那是为了国家由战争导致的“一般牺牲”，所有国民应该同样忍受。[440]日本政府的战争忍受论，遭到了石田忠、滨谷正晴等参与救援被爆者运动的社会学家们的批判。如，石田忠的《原爆被害者援护法》、滨谷正晴的《战后史的“分水岭”——质问被爆者对策恳谈意见书》、芝野由和的《“战后补偿”问题与战后责任》等论著，批判日本战后偏重于补偿军人、军属而基本上不认可补偿一般民众的做法，指责日本政府几乎没有反省对本国国民的战争责任，仍旧照搬照抄了近代的恩给制度。
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和战后出生者逐渐成为社会的多数派，日本右翼活动日益猖獗，以及因长时期的经济繁荣而充满自信的日本政府为寻求与其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越来越倾向于摆脱日本曾经是“战败国”和“侵略国”的形象，以培养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的“爱国心”和“自豪感”，故而，通过种种方式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默许或支持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以及部分政客发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的“失言”等，都反映了日本政府内的一批人急于为侵略战争翻案和否认战争责任的真实心态。
第三节 战争责任否认论迭起
保守派政客和学者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保守主义论、有条件投降论，以及顽固坚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和东京审判否定论等种种歪理邪说，意图否认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翻案。右翼分子为配合保守派政客和学者而发动宣传攻势与实施恐怖活动，出动宣传车，散发传单，修改历史教科书，殴打、袭击敢于追究战争责任的进步人士，不仅引起了日本多数国民的不满，就是在保守派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分歧。如，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等，就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之间存在矛盾，保持距离，反映了日本保守派、右翼内部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多个派别，在战争责任认识的程度上也有“量”的差别。
一 新保守主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这一时期，相对于战后初期日本保守主义强调经济至上主义路线，而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新保守主义开始登台亮相。新保守主义强调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具有新国粹主义的意味，“将肯定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指责为‘自虐’的历史观，将参加战争表述为奉献国家的公共精神，以及美化军国主义的战争论，就是新国粹主义的代表形式”。[441]因此，新保守主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否认战争责任，宣扬“爱国心”和美化侵略战争。
1978年，中曾根康弘出版了《新的保守理论》一书，声称：“这场战争，从日本国民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战争，是大失败的战争，已经宣布了历史的判决”；“但是，另一方面，战争的结果，帝国主义诸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土崩瓦解了。欧美的殖民地一扫而光，在中国建立了毛泽东主席的政权，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也都独立了。”[442]应当注意的是，他仅仅从日本国民受害的角度承认是“错误的战争”，并没有承认是“侵略战争”；反而指出日本发动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在客观上有利于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中曾根康弘虽宣扬新保守主义，但并未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还是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保持了一定距离。中曾根内阁虽提出了战后40年“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但实际上并未“清算”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欲带领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之路。
二 有条件投降论
因东京审判未曾起诉天皇，以及战后日本保留了天皇制，战后日本人中就一直潜存着“有条件投降”的思想，认为日本与德国被分割占领和彻底无条件投降不同，是“有条件投降”。较早提出“有条件投降”论的是，对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具有很大魅力的批评家江藤淳。1977年，江藤淳通过与战败投降之际的日本政府的骨干官僚的“对谈”，“确信”无条件投降的是日本陆海军，而不是日本国家，日本是在获知《波茨坦宣言》各国明确7项条件后而投降的。[443]江藤淳以此为基础，加上战后日本文学批评家本多秋五对自己的反论《“无条件投降”的意思》《答江藤淳氏》[444]等内容，出版了《忘记的事情与被忘记的事情》一书，[445]系统地提出了“有条件投降”论。
江藤的“有条件投降”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波茨坦宣言》的基本内容，认为其第13项规定是“日本国家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二是强调日本的战败与德国的战败完全不同。他指出德国战败是希特勒自杀、军队支离破碎，指挥系统消亡，最后被盟军分区占领；而日本军人、国民的战斗意志，在战争结束时仍很旺盛，并准备好了保卫本土和皇室的“一亿玉碎”，只是因担忧美国向东京投放原子弹而根据国际协议投降。
这种牵强附会的“有条件投降”论，自然遭到一些进步国际法学者的猛烈批判。高野雄一在《无条件降伏论争的问题点》一文中，指出：约束日本民主化的《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是联合国对日本无条件提案的条件，但这些不是日本与联合各国之间商谈的结果。[446]松井芳郎在《丧失的战后史与战后史的丧失》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正是根据联合国的规定而进行无条件投降的，陆海军只不过是响应了无条件投降而作为事实体现出来。[447]鹤见俊辅也评论说：“联合国方面的意图与日本政府的意图，联系1945年8月15日发生的事情，只能从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上理解。”[448]而且，从1945年9月至1946年报刊刊登的文章内容、言辞上，到处使用“无条件投降”一词，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波茨坦宣言》第13项的规定：“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449]从其规定内容亦可见，通告的主体是日本政府，只有日本政府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才成为可能。
江藤淳所谓的“有条件投降”论，仅仅承认陆海军的无条件投降，不过是欲为日本国家主义涂上从未失败的英雄主义色彩，并以此认为美国指导下的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等，都是被迫的、强加的和不合法的，甚至否认战后日本的民主化道路，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 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继20世纪70年代初铃木明、山本七平否定南京大屠杀之后，跳出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是战时曾任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他翻出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进行了很不高明的篡改，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他在《诸君》杂志1982年9月号上发表了《“南京屠杀”——松井石根战地日志》一文，1984年写成《“南京屠杀”之虚构》（教文社）一书，并由保守派学者渡部升一和村上兵卫为其作序。中国政府建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他于1985年12月在《正论》杂志上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1987年，他又编写《南京事件的总结·否定屠杀派的15个论证》（谦光社）一书，连续发出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怪论。其谬论要点在于“南京事件”即使存在搜捕和处置俘虏事件，也不能说成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事件，而应该判定为因战斗造成的“牺牲”，[450]强调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
事实恰恰相反，1985年11月5日的《朝日新闻》报道了田中正明为否定大屠杀，竟在松井石根的日志中任意删改了900多处，“捏造”了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的证据。如果松井石根地下有知，是该表扬田中正明代表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功绩”呢，还是批评他擅改自己日记的“不敬”呢？板仓由明在《历史与人物》杂志1985年冬季号上，发表了《松井石根大将战地日志篡改之怪》一文；1985年11月24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本多胜一的《田中氏篡改松井大将日志》一文。这两篇文章都揭露了田中正明为否定南京大屠杀所采取的卑劣手段。
然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保守派学者并未就此收手，千方百计地拉拢战时日军老兵以所谓的“证言”、谎言否定南京大屠杀，欺骗他人及自欺欺人。如，《文艺春秋》杂志1984年12月号，刊登了《“南京屠杀”参战者证词》一文，以片面或捏造的证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评论家阿罗健一在《谜一般的“崇善堂”及其实态》一文中，更是声称“崇善堂埋葬队埋尸统计纯属捏造”。[451]1987年，他又出版了《采访南京事件·日本人看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图书出版社）一书，以强盗的“证言”证明强盗“无罪”，只能说是强盗的“逻辑”。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日本保守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著不少。对此，中国学者王希亮在《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中，已有详细的批驳和点评，此处无需赘述。
漏洞百出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竟成了日本保守派和政客们否认日军暴行和推卸战争责任的“绝好武器”。1981年，日本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时野谷兹，在审定家永三郎所著《高等学校日本史》时，指出该书所写“占领南京后，日本军队杀害了大量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应修改为“在占领南京的混乱中，有大量的中国军民牺牲”。其依据之一就是“铃木先生”（铃木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幻的”，且援引铃木明的书名“作证”。[452]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及其任意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同时亦反映了时野调查官本人倾向于否认战争责任的意识。倘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写入教科书，并得到普及的话，将会严重误导日本年轻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加大中日之间本已存在分歧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距离。
四 其他日军暴行否认论
随着藤原彰、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等历史学家追究战时日军的毒气战，这时日本也出现了掩盖与否认日军毒气战的论调。1984年10月31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原将校A氏提供的“毒气作战照片”，指出藤原彰等人“照片误用”，并由此批评他们的日军实施毒气战结论也不正确。渡部升一和鹈饲敏定分别在《正论》《文艺春秋》杂志（皆为1985年2月号）上发言，支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虽未否认日军使用“虚幻剂”（因为照片中用的是虚幻剂投掷筒），但都认为“虚幻剂”不是毒气。如，鹈饲强辩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中禁止使用毒气、细菌武器，只是规定禁止致死性毒气的芥子气。[453]事实上，《日内瓦议定书》中不仅禁止使用致死性毒气，也禁止使用含有虚幻剂的毒气。而且，日本政府从1930年11月开始的日内瓦一般裁军会议到1932年秋的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准备委员会上，反复地正式表明应该禁止致死性毒气、虚幻剂和催泪毒气。在日本，有人故意将喷嚏性、呕吐性的毒气“虚幻剂”与警察等用于治安对策的催泪毒气混同，妄图以此否认日军曾使用毒气，或降低毒气战的罪责。[454]这些言论非常容易混淆视听，误导没有毒气专业知识的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
还有人继续保持沉默，或顽固地认为那是国家的责任，最明显的是原731部队成员。他们战后未遭任何责任追究，且在医学界屡任要职。如，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的原731部队干部、陆军技师吉村寿人，竟对朝野富三的电话采访表示：“喂，那可是战争哪，全都是国家的错啊，是国家的责任。这样清楚了吗。不也有人说东京审判是场错误的审判吗，这件事跟那场审判一样的，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就要做点调查了解一下。”之后便挂断了电话。[455]曾任731部队最高指挥官、陆军军医少将、战后在日本医学界屡任要职的北野政次，面对TBS电视台导播吉永春子的访谈邀请，表示：“我不想再谈那些事情。不好意思，请回吧。”直接拒绝采访。[456]不愿直面自己的战争犯罪和责任，或干脆将全数责任推给抽象的“国家”，其实就是逃避自己的战争责任。家永三郎对此批评道：“对于国家是有一份责任，但同时也会有否认相当于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个人责任的情形，这将会演变成把国家当成一种保护自己的伪装，借以免除自然人所有不法、有违人道的行为，而存在道德之中的人性尊严亦会遭到抹杀。”[457]谴责他们借国家责任的名义，掩盖自己战争责任的卑劣行径。
这一时期，批判东京审判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东京审判结束后，不少政客、保守派学者、右翼分子一直试图颠覆东京审判。1983年，在东京池袋的巢鸭监狱遗址召开了“追问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各国学者虽从整体上维护东京审判的积极意义，但也指出了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瑕疵”却成了保守派学者颠覆整个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1986年7月1日，以龟井静音为首的18名自民党参、众议员，成立了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主要批判东京审判是战胜国无视审判规则、片面制裁战败国的报复审判，发誓揭露东京审判的“虚伪性”。
日本保守派从否定东京审判的立场出发，自然要为昔日被东京审判判决的战犯“平反”，并立碑树传、歌功颂德，以“彰显英灵”。经东条内阁的大藏大臣、日本遗族会原会长贺屋兴宣等人的长期策动，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于1980年6月17日决定在巢鸭监狱刑场遗址建立一座高2米，纪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的石碑，供人参拜。1982年5月30日，“大东亚战争阵亡者慰灵显彰会”在福冈中央区国有土地上，竖立一座高7.3米、重130吨的全面肯定“圣战”的纪念碑。碑文如下：“1945年8月15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来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族，谋求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战败悲境，然亚洲之民众相继获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对英灵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所抱有无限敬慕及感谢之情，将永为传诵。”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向昔日的战犯们和侵略他国者表示感谢。诸如此类的歌功颂德碑，在日本各地都有不少，耳闻目睹的日本国民自然比较容易站在受害的立场上，肯定所谓的“大东亚圣战”。
更有甚者，右翼分子竟采取暴力手段威胁、殴打敢于承认战争责任的进步人士，直接威胁日本国民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长崎市议会的冈正治等议员，多次质疑长崎县当局1972年制定的“支付慰灵碑管理维护补助金要纲”[458]违背了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并于1982年3月24日向长崎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状告长崎县当局的违宪行为。遗族会、乡友会、正气塾等右翼团体大为恼火，先后于1982年10月4日法院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侮辱谩骂冈正治，1983年2月28日右翼的宣传车开到冈正治工作的长崎教会前谩骂不止，1983年3月7日两名右翼分子闯进长崎市议会会场，对冈正治大打出手，致其受伤住院。[459]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暴打议员，搅乱议会，可见其嚣张程度。1989年5月22日，右翼团体“忧志会枥木县本部”出动宣传车，开进鹿沼市，攻击和平反战团体在当地举办的“战争责任写真展”是“告发和反对昭和天皇”，叫嚣“昭和天皇没有战争责任”，强行要求停止展出，并向市长和文化中心负责人递交“停止借用会场劝告书”，强迫他们停租会场。9月2日，和平反战团体决定在小山市市民会馆举行写真展，同样遭到右翼分子破坏捣乱，以至于这场“战争责任写真展”无法进行，被迫提前结束。[460]右翼势力在否认战时日军暴行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暴行。
五 自相矛盾的战争责任观
保守派学者提出和宣扬否认战争责任的歪理邪说，右翼分子以暴力恐怖活动从旁支持，相互配合，为侵略战争翻案和否认战争责任大肆活动。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彼此内部，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和复杂的内部斗争。从幕僚史观、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可以发现上述“内讧”现象的端倪。
1.幕僚史观。1965年5月，防卫厅、自卫队部门的研究者和普通的历史研究者，共同创立了军事史学会，并创办了会刊《军事史学》，发表有关亚洲太平洋战争方面的文章。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组织了相当一批原陆海军作战参谋级的幕僚军官，从1966年至1980年出版《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全102卷，该丛书以原陆海军未公开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在军事史学研究领域确立了其权威地位。但是，吉田裕评论说：“《战史丛书》把原幕僚军官的价值观投影于历史，有着应该称之为‘幕僚史观’的历史观背景。”[461]认为这套丛书作为幕僚史观的代表作而降低了其社会影响力。著名史学家藤原彰也批评其存在3点局限：（1）叙述坚持作战本位，轻视兵站、补给等问题；（2）陆海军之间的宗派性对立原状遗留到战后，原陆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评海军，而原海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评陆军的偏颇时有所见；（3）对战争缺乏根本性反省，表现出一种为原陆海军行动辩解的史观倾向。[462]
即使当时的战史编纂官野村实，原陆军少佐、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教官浅野佑吾等人，亦不得不承认藤原彰所指出的问题。1985年，森松俊夫编辑、由图书出版社出版、以原战史编纂官为主所写的两册压缩版战史《败者的教训》和《指挥者的战训》中，时隐时现地表现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自卫战争的历史认识。这些用于自卫队员教育的战史书籍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据说：防卫大学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日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对于亚洲太平洋战争则实际上有八成的学生认为是侵略战争。[463]这反映了力图阐明自卫战争史观的战史丛书，不仅内部存在原陆、海军人认识战争责任的差别，而且也不太被自卫队员们认可。
2.海军史观。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陆主海从”的军人格局，在战后逐渐演变成了陆军“坏”、海军“好”的神话。如，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海军热”，到70年代形成了“海军史观”，至80年代则出现了“海军优秀”论，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继承关系。吉田裕在《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新华出版社，2000）一书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新潮社，1965）、小泉信三的《海军会计大尉小泉信吉》（文艺春秋社，1966）、高木吉的《太平洋战争与陆海军的抗争》（经济往来社，1967）等畅销书，到70年代高木吉的《自传性海军始末记》（光人社，1971）、阿川弘之的《长门号军舰的生涯》（新潮社，1975）及其《米内光政》（新潮社，1978）等书，奠定了前述“神话”的基础和塑造了所谓的“海军史观”。
1981年，池田清出版《海军与日本》（中公新书）一书，正式提出“海军优秀”论后，日本学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作为自由主义代表的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的传记著作，重新评价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不仅丰富了“海军史观”的内容，而且强化了所谓的“海军优秀”论。[464]如，井上成美传记刊行会编的《井上成美》（井上成美传记刊行会，1982）、宫野澄的《最后的海军大将——井上成美》（文艺春秋社，1982）、生出寿的《反战大将——井上成美》（德间书店，1984）、阿川弘之的《井上成美》（新潮社，1986）等著作，高度评价井上成美反对三国同盟和与美国开战，抵制大舰巨炮主义，主张海军空军化的行为。与此同时，松浦敬纪编的《未了的海军》（文化放送开发中心出版部，1978）、上杉公仁编的《海军——政·财界领袖们及其隐秘的心情》（诚文图书出版，1982）和《永远的群像》（政财界人脉中心出版，1985）、市冈扬一郎的《短现的研究》（新潮社，1987）等论著，从海军整体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短现”[465]的海军士官生。
1989年高文研出版了由前田哲男、缬厚合著的《东乡元帅做了什么？》一书，指出了日本国民的海军热、喜欢山本五十六的感情背景。即，“对于那付出流血代价的狂信和贯穿侵略历史的昭和动乱时期的岁月，希望找出什么补偿国民心情的确被唤起，形成了难以忘怀的山本五十六情绪并高涨……国民‘健全的反省心’变成了对不幸的英雄山本的支持与同情而表现出来，这一面确实是有的。”[466]反映了日本国民海军热的背后存在对原陆军的反感和对战争的否定。因为他们认为海军曾经反对十五年战争，海军是“好的”，那么，陆军是“坏的”，发动实施了十五年战争；所以国民中间的“陆坏海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亚洲太平洋战争，意味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退潮。[467]
3.宫中集团史观。宫中集团史观一贯坚持天皇及其身边的元老、亲信等人，曾经反对和抵制军部发动实施的军国主义战争，是遵守宪法的“和平主义者”，是军部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一些保守派学者就持这种观点。如，儿岛襄的《天皇》（文艺春秋社，1974）、胜田龙夫的《重臣们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1）、小堀桂一郎的《宰相铃木贯太郎》（文艺春秋社，1982）、河原敏明的《天皇裕仁的昭和史》（文艺春秋社，1983）、秦郁彦的《裕仁天皇的五个决断》（讲坛社，1984）、半藤一利的《圣断》（文艺春秋社，1985）等论著，都认为昭和天皇始终是“和平主义者”，是忠实于立宪主义原则而批准了军部的战争计划。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洲太平洋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势力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企图肯定“圣战”，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自相矛盾。[468]保守派若欲推卸天皇、宫中集团、海军的战争责任，就无法正当化亚洲太平洋战争；如果肯定“大东亚战争”，那么，天皇等人的战争责任自然也就无法避免。这种两难境地是不少保守派学者与右翼分子始料未及，且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另外，保守派学者、右翼分子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上亦有明显分歧。与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相比，部分保守派学者承认南京大屠杀，不过大大缩小了屠杀人数。如，拓植大学教授秦郁彦在1986年出版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公新书）一书中，就认为日军在南京“共杀死包括俘虏在内的中国人4万人左右”，且日军屠杀的这些人多为“便衣队”，所以“处置”他们并不违反国际法。板仓由明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文章，认为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城内的百姓死亡0.5万人，士兵0.8万人，合计约1.3万人，亦顽固地认为死者多为日军处置的“便衣队”，不违背国际法。即使同为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保守派学者，在认定死亡人数上也有差别。这体现了保守派学者内部认识战时日军暴行的不同程度和复杂状况。
幕僚史观、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既有否认战争责任的一致性，又存在彼此矛盾的差异性。可以说，保守派本已自相矛盾的歪理邪说在客观史实面前，早该淡出历史舞台，但现实中反而继续鼓噪不止，说明日本国内既有其生存的社会土壤，也有在史实研究方面的缺憾。
第四节 实证研究与忏悔活动
针对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的各种谬论，进步派开展了对包括细菌战、毒气战和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时日军暴行的实证研究。同时，他们还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忏悔。如，举办各种战争罪行展、到中国受害地忏悔、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保守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主动提出日本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一 日军暴行的实证研究
鉴于保守派不断歪曲或否认侵略史实，进步派学者开始了对战时日军暴行的实证研究。其中，他们较早进行实证研究的是战时日军的活人细菌试验和细菌战。日本国内虽有人早在1950年代就已提及关东军731部队，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快淹没了这种反省细菌战责任的倾向。受越南战争刺激的本多胜一，在1971年到中国实地调查采访后，揭露了战时日军的各种残暴行为，其中就包括利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给日本国民造成了不小冲击。受此启发的森村诚一，经过采访和调查研究，在1981～1983年出版了三卷本的《恶魔的饱食》（角川书店）一书，详细揭示了战后被掩盖真相的原731细菌部队残忍地实施人体实验、研制和实施细菌战，以及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掀起了新一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向受害国及其民众谢罪赔偿的和平反战运动。
他们的实证研究虽受到保守派、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攻击，但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如，吉开那津子的《抹不去的记忆：汤浅军医活体解剖记录》一文，以汤浅军医的活人解剖记录为材料，谴责了日军的活人细菌试验；石田作的《恶魔的日本军医》一文，根据当时陆军军医大尉石田在缅甸亲眼所见的活人实验，描述了日本军医的恶魔行径；岩川隆根据海军军医在吐鲁克岛的记录，在《现代》杂志1982年2月号上发表了《海军活体解剖事件》一文；松村高夫根据发掘的新材料，在《历史学研究》1985年2月号上发表了《“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一文，揭示了1940年9月关东军首脑与习志野学校的相关者观摩芥子气活人实验演习，其中的活人就是被称为“园木”的中国人。此外，还有众所周知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系以美军俘虏做活体解剖的事件。[469]这些活人细菌实验，都是战时日军犯罪的具体事例。然而，东京审判时并未追究原细菌实验人员的“反人道主义”罪行和责任，其原因正如常石敬一编译的《靶子·石井》（大月书店，1984）一书所述，主要在于美国意图垄断731部队以人体实验所取得的细菌研究成果，故避免通过审判将事实公开。[470]未被起诉和惩罚的原731部队成员及其他从事活人细菌实验者中，虽有不少人在战后日本医学界身居要职，却没有对照“良心”，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追究自身的战争责任。
著名史学家粟屋宪太郎基于原细菌实验人员战后逍遥法外的义愤，详细调查、研究了战时日军的细菌战。他根据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找到了东京审判时国际检察局收集的庞大的证据资料，发现了表明1644部队于1942年在浙赣实施细菌战的资料，收集了该部队士兵的证言。于是，他向于1983年5月28～29日在东京池袋的巢鸭监狱遗址召开的，有中国、韩国、缅甸、美国、英国、苏联、荷兰、西德、日本的学者、评论家、文学者等19人参加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东京审判之影》的报告。[471]他根据战时日军的细菌战、毒气战等各种暴行，指出“日本方面在论述BC级审判事件时，往往强调其‘黑暗性’、‘行不通’，即法庭的不完备和缺陷，将日本战犯作为被害者而错误描述的戏剧风格作品也不少。但是，迄今为止没有正视日军对亚洲的民众、盟军俘虏、市民带来的极大损害，是无法产生国际性说服力的”。[472]特意强调日本的加害责任。大会结束后，他从1983年6月开始，前往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英国、澳大利亚等地，收集有关东京审判的一手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并据此进行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中，粟屋宪太郎还找到了战时日军进行毒气战的证据。他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公文书馆内的国际检察局文书中，找到了日军实施毒气战《例证集》的实物。标有“昭和17年11月3日”且附有“序”的《例证集》是70页薄纸的印刷物，概述了1942年上半年以前日军在中国战线使用毒气的56例实战的毒气种类、战果、教训，并附有作战地图；在作战地图上，日军与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以蓝线与红线标识，活生生的毒气战原始资料，令人吃惊。他回国后，邀请一桥大学的藤原彰教授分析《例证集》。因为违反国际法的日军毒气战此前只有零散的证言，而相关者则把它巧妙地埋藏在历史的深处，所以，1984年6月14日，《朝日新闻》报道了该资料的“存在”而使毒气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响。[473]此后，粟屋宪太郎在《朝日日志》上从1984年10月12日开始连载《通往东京审判之路》一文，利用国际检察局的内部资料，详细阐述了日军化学战、细菌战的原委，以大量史实再次肯定了细菌战、化学战的存在。
粟屋宪太郎联合吉见义明在实证研究日军的化学战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1984年10月16日，《朝日新闻》报道了吉见义明根据美国战后从日本没收原陆海军资料而制成的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成），发现了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中日军使用大量毒气的事实。粟屋与吉见还在共同研究中，弄清了日军以毒气为中心的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运送、教育、实战使用的整体结构图。[474]据此，粟屋宪太郎与吉见义明在《世界》杂志1985年9月号发表了《毒气战的真实》一文，重点阐述了日军在中国的毒气战经过，即从1937年7月28日最早发布使用化学武器的许可命令，在晋南肃正战、徐州会战、安庆作战、武汉作战到1939年以后日军的毒气战日常化，日军在对华战争中大量使用了芥子气等各种类型的毒气。他们还在文中比较了毒气战与南京大屠杀，认为两者在导致大规模虐杀上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至今没有发现军部上层的虐杀命令，而毒气战则是依据天皇幕僚长的参谋总长的使用许可命令进行的。[475]其后，粟屋与吉见义明又根据不断发掘的日军化学战资料，在1989合编出版了《毒气战关系史料》（不二出版）一书，收集了大量日军进行化学战的原始材料，从而使毒气战的史实铁证如山。
他们在研究中不仅关注日军毒气战对亚洲邻国军民的加害，而且注意到了毒气战对日本人本身的危害。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等人根据新闻报道，发现在大久野岛的毒气生产工厂的原工作人员和被动员到该地参加劳动的人中，因接触毒气导致癌症致死和苦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比例很高，他们大都没有得到充分救助而继续遭受后遗症的折磨。根据《读卖新闻》（大阪版）1984年12月9日的“记事”，粟屋、吉见等人发现广岛市出汐町的陆军兵工厂广岛分厂，也在中日战争时期进行将芥子气装入炮弹的作业，知道该地亦有原从业人员苦于毒气后遗症的事例。粟屋和吉见沉痛地指出：“日军在中国战线强行对中国军队、中国民众实施违反国际法的毒气战，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伤害，也给日本国内毒气生产的从业人员带来了深刻伤害。对他民族加害的同时，也给本国国民带来了伤害。”[476]从加害与受害的双重角度，谴责了日军研制和使用毒气的战争责任。
进步派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实证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1967年，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在出版的《近代战史之谜》（新人物往来社）一书中，曾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南京大屠杀。1972年，本多胜一出版的《中国之旅》一书，亦辟有专章论述南京大屠杀。不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最早专著，应是洞富雄在1972年出版的《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一书，较为全面地揭开了人类历史上不堪回首的那一页——南京大屠杀。鉴于铃木明、山本七平等右翼学者污蔑南京大屠杀纯属“无稽之谈”，是“虚构”，洞富雄编辑出版了《日中战争史史料·南京事件》第1、2卷（河出书房新社，1973），1975年再推出《南京大屠杀“虚构化”工作批判》（现代史出版会）；本多胜一出版《笔的阴谋》（潮出版社，1977）一书，皆根据史实和史料对“虚构”论进行批判。[477]
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井上久士等进步学者，在1984年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主要是交换资料、切磋认识、定期交流、出版论著等，通过实证研究批驳保守派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或缩小屠杀人数等各种错误言论。在此前后，他们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如，洞富雄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南京事件现地调查》（一桥大学吉田裕工作室内部版，1985）、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资料集》（青木书店，1985）、吉田裕的《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6）、洞富雄的《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洞富雄与藤原彰及本多胜一合著的《思考南京事件》（大月书店，1987）和《到南京大屠杀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藤原彰的《新版·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8）、本多胜一的《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晚声社，1989）以及《走向南京之路》（朝日文库，1989）等。[478]这些论著和史料集，以丰富、翔实和确凿的史料，批判了保守派学者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屠杀合法”论和“屠杀人数极少”论。
曾参加过南京战斗的一部分日军官兵也站了出来，勇敢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如，1987年，东史郎出版了《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青木书店）一书，成为首次以著作形式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原日军士兵，从而以原日军军人身份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对这些在南京占领前后的时间里日本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我是亲眼所视，也是亲身经历的。但是，当时的日本国民对此却一无所知。由于政府严厉的新闻管制，战场的真相被掩盖于国民耳目之外，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手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提供给读者，这本书是作为加害者的我的真实记录，让更多的人知道战争的真相。”坦承了自己的罪责，清算了“良心债”，获得了中国民众的理解和谅解。更为关键的是，东史郎《手记》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使那些“欲说还羞”而踌躇不前的原日军士兵，终于鼓起勇气向受害国民众坦白自己的战争罪责，无疑也给那些否认战时日军暴行和责任的保守派与右翼分子一记响亮的“耳掴”。
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受东史郎坦白南京大屠杀经历影响，而出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军人著作或回忆录，基本上都肯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如，曾根一夫的《南京屠杀与战争》（泰流社，1988）一书，将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比较客观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下里正树的《被掩盖的联队史·下级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的真相》及《续·被掩盖的联队史·中队队员们看到的南京事件的真相》（青木书店，1987、1988）两书，通过参战联队士兵的回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1988年，旧军人团体“偕行社”准备编辑一部《证言·南京战史》，其初衷是通过参战士兵的证言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结果在《南京战史》中，记载屠杀俘虏的累计人数就达16000多人。[479]参与编辑的加登川幸太郎，也不得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表示日军在南京“对中国人民非常残忍，应该道歉”。[480]这一时期日本出版的其他战史、回忆录等资料中，也或多或少地记录了战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暴行。
二 相对理性的战争责任论
进步派在揭露战时日军罪责的同时，批判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保守派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错误行径，主动提出日本人应该为过去所犯下的错误道歉和反省，并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1984年，大江志乃夫在出版的《靖国神社》（岩波书店）一书中，以反对者的姿态指出：如果国家护持祭祀着这样一些祭神的靖国神社，或者国家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民将会因以自己的手正式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而遭到来自世界的谴责。事实恰如其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严重伤害了亚洲受害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而且严重影响了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1984年5月，大沼保昭在《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一文中，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战后日本人的东京审判观、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问题。他指出，战后日本社会因东京审判的相对不公平性、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导致国民对审判的袖手旁观，没有内省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特别是由于脱亚入欧思想和成长为经济大国后，对自己参与“大东亚战争”的责任束之高阁。他还指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告发型的“党派的”战争责任论为首，伊丹万作、岩崎昶、吉本隆明、武井昭夫、福田恒存、竹内好等人从各种各样立场出发的战争责任论，往往比较充分地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却几乎没有涉及对他民族的日本国民的责任。因此，他强调作为全体日本人对亚洲各国负有战后责任，具体的应责主要是解决原殖民地的战后处理，诚恳地对待“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恢复邦交，涉及对约70万在日韩国、朝鲜人的歧视和偏见，对曾属于日本军人、军属的朝鲜、台湾人未支付补偿，由日本强制迁移至库叶岛而战败后居留至今未能回归故土的朝鲜人”等问题。[481]这些战争遗留问题就是日本国民全体必须面对的战后责任问题。
1985年，家永三郎出版《战争责任》（岩波书店）一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进步派学者提出的颇具代表性的战争责任论之一。家永三郎首先在该书序章中交代了撰写《战争责任》的原委。即，日本国内仍有战后幸存者陷入无法平复的怨愤及悲伤；日本国内至今未明确区分引起“战祸”的责任归属，对联合国方面的责任至今也置若罔闻；为维护世界和平及人类安全，正确地理清战争责任非常必要；然而，此前日本在各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只是零星地论及战争责任，没有完整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所以，家永三郎在战后40年来思考自己的“战争责任”基础上，出版了这本书。
其次，家永三郎某种程度上继承或沿用了丸山真男关于战争责任的观点，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划分为法律、政治、道德的责任三大部分分别阐述。他认为法律方面的责任，可分为国际法的责任与国内法的责任。从这两项再细分，国家具有公法人的责任，而负责运作国家机器的自然人（主事者）有个人的责任；此外，还要分开考虑国家有民事责任的部分，个人有民事和刑事责任的区别等。至于“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本就性质相异……不过仍应区分国家及个人的责任，再从此分开考量国家及个人对他国及其他民族的国际责任，或是对本国及本国国民的国内责任”。[482]由此必须分出加害责任者和受害者，明确究竟谁应该对谁负责的问题。
家永三郎认为必须细数日本国家本身及在国家机构中拥有相当地位的日本人个人，对他国及其他民族应负之责任；同时注意对当时被侵略的中国和亚洲地区各民族的责任、对当时被日本殖民而在战后独立的各民族的责任和对美国及其他欧美地区的联合国各国的责任的差别；此外，亦不能忽略对中立国的战争责任。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篇幅阐述日本军政人员、内大臣木户幸一、帝国议会及其议员、法官、警察、教师、媒体、女性及小孩、日本共产党等各类日本人的战争责任，[483]详细论述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和台湾、马来半岛民族、菲律宾、关岛、印尼、缅甸、越南、朝鲜民族、原托管的太平洋各岛居民的责任，以及对美国和其他欧美国家、中立国、苏联的国际责任，分析了破坏日本国民的自由权利、封锁反对战争和要求早日结束战争的责任，以及造成多数国民战死、战争灾难死亡或者无法恢复的精神、肉体伤害的责任。
再次，家永三郎提出了战后出生的、与战争行为并无关系的日本人，也负有战争责任，即战后责任的观点。家永主张即使日本人世代更替，但同样一代代地不断生存着，自己前辈同胞的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将会自动继承。虽然身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但他的肉体不只是战前、战中日本人的子孙，甚至出生后肉体和精神的成长，都处于战前所形成的社会物质与文化等各种条件之中。所以，担任日本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纵然全部转交给纯战后一代，只要作为法人之日本国家的连续性还在，不但法人化的国家战争责任没有消除，就是作为日本主权者的国民，既然处于参与国家运作的地位，就一定要负起同样的责任。纵然和国家脱离关系，只要是属于日本民族的一分子，就无法超越世代，脱离连带责任。[484]
第四，家永三郎揭示了“大东亚战争”使欧美列强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说法的虚伪性。他指出如果日本真心实意地要为亚洲各民族解脱帝国主义的统治，首先要让自己所统治的朝鲜独立，并且归还台湾给中国。然后，他历数甲午战后的日本侵略事实，强调从任何角度看中日之间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那么，日本对东南亚各民族是否是真的解放者呢？家永三郎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暂时切断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获得持续侵略中国所需物资而已，[485]批判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解放”论。
第五，家永三郎阐述了战时联合各国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他指出：“确立了日本本国及日本国民在各个范畴所必须负的战争责任后，与日本交战的联合国各国对日本、日本国民的责任也应同时被讨论，而不该只做单向的批判……在贯彻自我批判精神的同时，依然要追究在战时的敌国方面对日本及日本国民的责任问题，这些国家的国民也应自我批判才是。”[486]他强调美国对日本最大的战争责任在于空袭日本的都市，对多数非战斗员进行无差别虐杀；同时，认为苏联负有对日本开战的责任。当然，他也认为并不是所有联合诸国都有充分的加害行为值得追究，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曾有违反国际法杀害日本居留民的事例，但总体上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没有必要追究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
最后，家永三郎批驳了所谓东京审判的“反和平罪”是违背“罪行法定主义”的事后立法、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片面审判等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指出东京审判尽管存在来自亚洲受害国的法官比例较低、没有起诉天皇、细菌战的免罪交易、个别乙丙级战犯的冤案等问题，但从整体上还应该积极评价东京审判的意义。他认为印度法官帕尔主张被告人全部无罪的少数意见，虽在法律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否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违法性，所以无法赞同。
当然，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论，仅代表了部分进步学者的观点，个别论点也值得商榷。如，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学者，都不赞同他所言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观点。社会运动史研究者高桥博彦，在《民众方面的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89）一书中，质疑家永三郎所谓战争责任的相继说、国民的连带责任论，提出若如此，则战争责任对于个人只能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的、他律的东西；批评家永三郎过于强调“作为被统治者的一般国民的被害者一面”，充满了过度辩护的“温情论”，[487]故他严厉批判了日本民众的“不作为责任”，指出日本民众有参与侵略战争的主动性。可见，进步派学者的战争责任认识亦并非一致。
还有几位进步学者从法律角度反省战争责任，指出战时日本在国际法上对亚洲邻国与欧美各国采取双重标准。前田哲男认为日本海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时，对美英的权益表示考虑遵守国际法，对中国人则完全不考虑国际法；指出这种双重标准的存在不仅是十五年战争期间的问题，某种意义上是近代日本战争史的一大特征。[488]田中忠的《在我国战争法的接受与实践——以幕末、明治时期为中心》一文，历述了近代日本对外战争中，对欧美先进国家、中立国几乎不欠缺遵守国际法的精神，对朝鲜、中国不能说遵守战争法，反而利用国际法作为扩大日本统治和利益的手段。[489]尽管日本对欧美诸国并非完全遵守国际法，如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生了不少日军虐待欧美各国战俘的事件，但日本在遵守国际法方面对欧美各国与对亚洲邻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大差别。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 战争责任忏悔活动
进步派忏悔战争责任活动，一方面是持续追究战争责任和进一步揭露战时日军暴行，另一方面是鼓起勇气到受害国道歉和谢罪，求得受害国民众的宽恕和谅解。应该说，他们的行动代表了战后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行动方向。如，樱本富雄先后发表了《忘不了年少的国民》（マルジュ社，1982）、《空白与责任 战时的诗人们》（开窗社，1983）、《玉碎与国葬》（未来社，1984）等论著，持续不断地追究诗人们的战争责任。长滨功在《教育的战争责任 教育学者的思想与行动》（1979）、《日本法西斯教师论教师们的八月十五日》（1981）等著作中，针对知识人、文化人缺乏对战争责任的自我批判，[490]继续追究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进步派还开展关于战争真相的社会调查，举办各种战争罪行的展览和反省本身的战争罪责。1974年，日本进步人士在琦玉县举办了“731部队展”，中国哈尔滨平房区的靖福和先生作为中国受害人和见证人应邀出席并发言，他多次提到的“小白鼠”引起了当地老师和学生们的注意。在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的帮助下，当地的远藤老师和地理历史部的同学们进行了广泛调查，揭开了战时琦玉县为731部队饲养培育细菌的小白鼠的真相。[491]受此影响，进步派人士在那里多次举行“为了和平的琦玉战争展”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东京、大阪、京都等地自发掀起“为了和平的战争展”活动，展示侵略战争的实态、原子弹的悲剧、战时民众的生活、战争责任问题等，向日本国民介绍侵略战争的真相。披露战争罪行，追究战争责任，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已成为日本各地和平运动的重要内容。曾经参加攻陷南京的老兵东史郎，不仅以亲身经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且亲自到中国南京等地向中国民众表示真诚谢罪。
他们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活动，促使部分有正义感和良知的日本政治家、学者与民众，决定组建悼念包括亚洲受害者在内的组织。1986年，著名政治家、参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著名学者、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原彰，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山住正己，著名画家、原子弹爆炸作家丸木位里，著名宗教家和田稠等50位知名人士，号召8月15日应到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去，悼念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各国遇难者，把他们铭记在心。以此为契机，当年便成立了以真宗大谷派净泉寺住持和田稠为会长，历史学家上杉聪为事务局长的“把亚洲和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铭刻在心之会”，简称“铭心会”。该会从加害角度，深刻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组团前往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并于8月15日的中午12时举行悼念仪式，沉痛悼念战死者和祈祷世界和平。
1987年8月15日，以褪口浩为团长、森正孝为副团长、久多里隆男为秘书长、小桥今为副秘书长的铭心会首次组团来到南京集会，并于中午12点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举行悼念仪式，宣誓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誓为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努力。铭心会代表团一行身着礼服，在雨中认真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仪式，每个人都全身湿透而不为所动。翌日，森和小桥等4位日本朋友与幸存者潘开明、夏淑琴座谈，他们边采访边流泪，最后双方抱头痛哭，小桥表示，一定要把采访到的情况告诉日本国民；森表示，明年还要来南京访问，并拍摄电影。访问期间，代表团一一凭吊了市内主要屠杀现场，并与中国学者座谈。团员中村达也还把他参加过侵占南京的父亲的遗物，上面记有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军队笔记本”送给纪念馆，作为证据。这是首件日本人将自己先人笔记本送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事例。铭心会代表团回国后，将日军暴行和纪念馆及主要屠杀现场的实况，制成录像带，复制1500部，供日本教师作为小学、中学历史教育的辅助教材。[492]此后，铭心会不断到中国进行忏悔和祈祷活动。
基督教徒遗族会在小川武满的带领下，在这一时期继续开展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和反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活动。小川痛斥：“在日本遗族会、全国战友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系的组织中，隐藏着许多战争责任者，即实际上的战争罪犯，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掩盖自己的罪状，就自己制定并提出了这个法案（《靖国神社法案草案》），然而他们滥用阵亡者及其遗族的手段已经昭然若揭了。”[493]谴责日本保守派、右翼利用战死者及其遗族妄图掩盖或推卸自己战争责任的行径。故而，在藤尾正行提出天皇、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迂回方案和从1976年开始以日本遗族会为中心掀起的“报答英灵会”国民运动后，基督教徒遗族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对运动。
特别是中曾根首相打着“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旗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各地各团体的和平遗族会为抗议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于1986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成立了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强调：“夺去了我们亲人的那场战争是扰乱亚洲各国的和平，破坏人民的生活，使2000多万人丧失了生命的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再次与亚洲人民为敌，决不能杀害无辜的民众。应对那场战争负主要责任的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中策划、实施战争的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的指导者。那一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是国家神道，而在侵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靖国神社，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们绝不承认对靖国神社的‘公式参拜’……我们都认为将靖国神社与国家建立起特殊的联系这一点会带来危险的后果。”[494]他们还以实际行动反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如，1988年大阪地方法院审理关于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宪的诉讼时，小川和真宗遗族会的秘书长菅原龙宪，被推举为原告方证人，并当庭宣布了和平遗族会反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另外，和平遗族会每年7月7日举行成立纪念晚会，8月15日举行集会并在靖国神社周围散发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传单。
进步派中不少人认为日本国民是负有战争责任的，应该反省自责。他们认为战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自觉不自觉地参加或协助了侵略战争，虽然中国政府把战争责任仅仅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身上，宽恕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但日本国民不能就此无视自己本身的责任。这与中国政府区别对待战争责任的两分论有些差别，不过，都突出强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统治集团负有重大而直接的战争责任。那么，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战争责任呢？
第五节 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变化
日本民众作为日本社会的主体，其战争责任认识至关重要。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日本多数民众仍习惯于从被害或“受骗”的立场出发“理解”战争责任，缺乏反省本身曾与政府合作，主动或被动参与和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1977年，安丸良夫出版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前夜》（朝日新闻社）一书，指出：“很多的民众从战争与战败过程中的‘被骗’这种理论来理解，其中作为自己战争责任的意识欠缺，没有经过旧价值与厌恶的内心对决，表现出及早接受新价值的姿态。”“为了克服战时支配自己的旧有价值观，如何总结每位国民协助战争的责任问题，这种主体性的思想行为是必要的。”[495]强调必须理清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实情。
一 战争性质认识的相对稳定
日本国民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认识不一，总体上看认为是“侵略战争”或“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NHK 分别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的调查结果，[496]可知：认为“从日清战争到太平洋战争50年的日本历史是对亚洲近邻各国侵略的历史”者的比例，分别为51%、48%、52%，基本维持在50%左右，反映了日本至少有半数左右的国民认为无法正当化亚洲太平洋战争；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进入他国是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行为”者的比例，分别为45%、26%、32%，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浮动，但仍有1/3左右的国民表示“理解”这场战争的“被迫”性；认为是“侵略的历史”而非“不得已的行为”者的比例，分别为27%、26%、27%，大体上为1/4强，显示了承认近代日本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国民毕竟占少数。而且，这种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教科书事件发生后，《读卖新闻》曾就“侵略”改为“进出”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民意调查，其中认为改动“有问题”的不到半数，只占46.9%，[497]就反映了日本国民中超过半数的人对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无动于衷，默认或纵容了日本保守派的篡改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战争性质认识不无关系。
二 加害责任认识的相对提高
战后初期，日本国民大都站在受害者立场，比较容易地接受了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而在经济平稳发展时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战时日本的侵略性和加害性。据1975年11月和1982年10月NHK进行的两次舆论调查结果，可知日本人认同“战争的悲惨性”从57.0%下降为41.2%，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性从46.6%降至37.3%，日本军队的残虐性从14.5%上升为26.7%，日本军队的勇敢从18.4%下降为8.6%。[498]这反映了原日本军队的形象逐渐恶化了，片面强调受害的立场有所弱化。1982年10月，NHK进行“日本人的和平观”舆论调查，当问及在持续15年之久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时，认为“一般国民受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之骗，是遭殃的被害者，没有责任”的比例是36.3%；“当时的国民大部分是军国主义的赞美者、协力者，至少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加害者”为29.5%；“那场战争是为日本的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战，所谓军国主义、被害者和加害者之类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为17.6%；其他0.5%。[499]尽管站在受害立场的日本国民仍然最多，但认识到加害责任的人竟达30%左右，相对于战后初期已是一个很大变化，成为战后日本各地和平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三 战争遗忘与真相传承并存
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之中，大都安然享受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不愿提及似乎远离他们的侵略战争。藤原彰曾忧虑地说：“国民的绝大多数为年轻人，他们已不知战争为何物，对于在经济大国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战争只不过是在遥远的历史中发生过的事件而已……年轻人对老年人念念不忘战争感到纳闷，他们只是一心一意享受着这和平时代的幸福……战争经历者与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之间的代沟实在是太深了。当战争经历者终于要谈起战争经历的时候，日本已经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却只知道与战争毫不相关的那种生活方式。正是面对着这巨大的代沟，战争经历者才倍感焦虑。然而，这是一条很难填平的代沟。”[500]慨叹年轻人不知战争真相及其与战争经历者对战争责任认识的巨大差距，担忧年轻人接受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希望通过传授正确的战争史实，告诉年轻人战争的真相。
曾经历过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东京都葛饰区立上平井中学的教师江口保，通过与同事们的努力，唤起了广岛市民们以亲身感受说出被爆的实像。1975年江口保欲带领学生去广岛修学旅行，进行和平教育。于是，他利用学校放假时期前往广岛，根据遭受原子弹爆炸而死的学生的慰灵碑，亲自拜访相关人员，请求他们证言。1976年初，他带领学生到广岛修学旅行，使学生们在10个慰灵碑前聆听了相关人员的证言，只是这些相关人员中没有一位是被炸致死学生的母亲。她们均推脱说“不愿记起”“不想说”。但是，这些话令人吃惊地唤起了学生们的感动。随着上平井中学的广岛修学旅行成为有名的“上平井方式”后，欲去广岛修学旅行的学校增加了，全国各地的老师向江口请教、咨询，江口也将在慰灵碑前诉说的证言者介绍给这些学校。
江口还努力争取被炸致死学生的母亲的证言，并逐渐获得了她们的配合与支持。她们勇于将自己孩子遭受原子弹爆炸致死的真相讲述给学生们。1980年代，前往广岛修学旅行者激增，参与诉说者也在增多。诉说者们成立了专门的团体应对，最盛的时期，至少有15个以上这样的团体。在修学旅行中，诉说者成了专门的职业者。诉说者中虽然也有男性，但女性占绝对多数。[501]他们虽多从受害的立场讲述原子弹爆炸的可怕遭遇，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还是给学生们以很大影响。同时，也有从日本加害的角度进行诉说者，甚至还有继承父母、祖父母的诉说事业而讲述原子弹爆炸真相的年轻人，说明日本国民中反省战争责任的认识得到了一定的延续、继承和发展。
战争体验者在这一时期多数进入老年，亦有人欲将埋藏内心深处多年的战争体验讲出来，传承子孙后代，意在使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随着昭和天皇年迈与病重，以及两次教科书事件和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亚洲邻国的强烈谴责。《朝日新闻》从1986年7月10日至1987年8月29日，开辟了以《战争》为题的谈话专栏，连载读者来稿，引起了强烈反响，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到多达4200余篇稿件。1987年8月15日前后，《朝日新闻》刊登了《遥远的日子——夏天的口信》（1987年8月4～17日），《读卖新闻》发表了《女人们的挽歌——1942年之夏》（1987年8月1～14日）等系列连载文章，表达了战争体验者欲将自己悲惨的战争经历告诉子孙后代的真诚愿望。
藤原彰对此分析道：“进入80年代后期，人们感到这些战争过来人唯恐战争的苦难会逐渐被人忘怀，才毅然打破沉默，出来讲话的。特别是近一两年来，这种感觉尤为痛切，在地区性的市民讲座等活动中，有关战争的主题愈发增多起来。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哪个会场都是50岁以上的妇女及60岁以上的男性占压倒多数。战争的经历者不论男女，均已进入老年，都想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寻找出哲理性的解释。”[502]成为他们传承真实的战争历史的动力。他们勇于揭露战时日军暴行，告诫后人，启迪良知，其心可嘉。如，1987年，在京都为和平而举办的战争展览中，就展出了参加攻陷南京的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团士兵的战场日记及手札，还有3位原士兵在记者招待会上证明了大屠杀的事实。[503]他们虽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和右翼分子的威胁，却赢得了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尊敬。
四 战争责任追究与推卸共处
日本市民和平运动的发展，使不少国民深感自身的战争责任，开始追究自己或国家的战争责任。战时曾任教师的百武福寿，在战后30年收到教过学生同级会的聚会邀请后，拒绝出席。然后，他向报纸投稿，解释其原因是深感战时负有责任，[504]即羞于战时责任而不愿出席所教学生的聚会。曾在担任山口县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时，执行强制押送朝鲜人任务的吉田清治，自费在韩国天安市内立下一块“谢罪之碑”，不仅出席揭幕仪式，更在韩国民众面前下跪以示谢罪之意。东京都中野区的区民自发组织了中野宪法会议，提出“为推动和平运动，战争责任的厘清是无可避免的”，并于1982年、1984年的12月份两度召开“区民法庭”，以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505]这种情况虽属个案，却表明了日本民众主动追究本国战争责任的意识正在增长。
不过，由原军人自发组织的各类战友会，大都在定期或不定期发行的会刊上刊登老兵们的战争回忆录或相关文章，其内容主要是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或者否认战争罪行，或者避重就轻，多数不肯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据调查：认为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强加给日本而十分气愤的战友会，占调查总数的40.1%；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国家而战”的战友会占66.3%，另有7.1%和3.5%分别认为是为了“东洋和平”和“天皇陛下”；认为日本现今的自卫队“必须增强”者占54.3%，“日本有必要实行征兵制”者占41.6%；每逢8月15日，进行各种参拜慰灵活动的战友会占77.9%，而进行“反战、不战”活动的只占3.7%；对战死者进靖国神社接受慰灵祭之举，认为理所当然者占68.2%，反对者只占0.4%；对家人时常讲起“战争体验”者占69.5%，干脆不提旧事者占4.7%；认为现今日本仍有必要实行天皇制者占78.6%，认为“没有必要”和“完全没有必要”者只占5.2%；每当听到日本军歌时怀念之情就油然而生者占80.1%，听到日本军歌时就生气者只占0.5%；战友会活动除外，作为个人时常参拜靖国神社者占44.8%，不参拜者占15.1%；对战友会组织“慰灵活动”，认为完全有必要者占85.3%，认为没有必要者只占1.2%。[506]可见，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原军人在人格定型后，虽经历战后三四十年的民主社会生活，仍未清除其头脑中固有的军国主义毒瘤。
这一时期，日本市民追究战争责任意识的增长，以及原军人否认战争罪行与推卸战争责任的态度，还有处于中间立场的普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无意识”，既体现了此时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多元化倾向，也告诫人们传授正确的战争史实和培养青年人正确的战争责任观之路仍任重道远。
五 天皇战争责任观的变化
相对于此前的“菊禁忌”时期，日本民众越来越多地认为天皇负有战争责任。1975年12月，共同通讯社实施的关于天皇制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天皇没有战争责任”为36.1%，“天皇也有战争责任”为35.6%，“两者都不好说”为21.0%，“没有兴趣”为1.8%，“不知道·未答”为5.5%。[507]可见，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和没有战争责任的比例基本持平。然而，十几年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认识发生了一定变化。据时事通讯社在天皇去世不久的1989年2月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昭和天皇“有全面责任”为7.5%，“多少有”为44.9%，“没有”为28.9%，“没有兴趣”为4.8%，“不知道”为14.0%，“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两项合计达52.4%。[508]这说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国民认为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尽管如此，日本国民从总体上看还是拥护象征天皇制的。据《朝日新闻》1989年1月在昭和天皇逝世后的调查，主张恢复战前天皇权威的人占4%，主张维持“象征天皇制”的人数为83%，只有10%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509]这说明战后日本人认为昭和天皇负有战争责任和拥护象征天皇制并不矛盾，二者处于共存状态。
六 复杂的东京审判认识
日本国民在这一时期对东京审判抱有非常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多数日本国民怨恨使自己陷入战败困境的旧体制的领导者，仅限于此承认惩罚战时领导者的东京审判；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为首的盟国主导下的东京审判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特别是战后美苏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如越南战争、匈牙利事件、苏军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等行为，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感。臼井胜美的《广田弘毅论》（《国际政治》33号，1966）、宇野重昭的《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与蒋介石》（《国际政治》56号，1976）、入江昭的《日美战争》（中央公论社，1978）及城山三郎的小说《落日燃烧》（新潮社，1974）等，皆将东京审判中唯一被判绞刑的文官广田弘毅描绘成抵抗军部专横，却未能阻止战争，最后被判处死的悲剧性人物。[510]于是，广田弘毅在日本国民中成了著名的悲剧英雄，对其死刑判决的“不当性”成为东京审判全部意义的凝缩，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国民对东京审判的看法。
日本国民中有人不愿提及甚至不愿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和责任；有人则从受害角度要求国家对自己负责，却缺乏反省自己曾经参与或协助侵略战争的责任；也有人虽然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却将其埋在心底；还有人将自己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责任反省告诉世人和后代，希望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不同的战争体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识、不同的阅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可能会因时间、地点或具体事件等，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日本国民在这一时期对战争性质和加害责任的认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程度和对天皇战争责任及东京审判的看法等，都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现实紧密相连，相比战后初期更为复杂。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在战后民主化的社会中日趋多元化，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如果暂且抛开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战争责任否认论不谈，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
小结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国际上是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日本国内则由经济高速发展转入平稳发展的轨道，带来了商业繁荣与生活富足，创造了“日本奇迹”。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新保守主义蠢蠢欲动，不时提出要建设“国际国家”，暴露出渴望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勃勃野心。为摆脱战败国地位和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所谓“负面”历史，日本保守派极力宣扬“光明”的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同时，进步派学者在昭和天皇访美之际再次开始讨论和追究其战争责任，并在天皇去世前后出现了战后第二次大规模讨论天皇战争责任的热潮。
自民党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保守派和右翼提出的歪理邪说，响应他们的“表敬法案”要求，中曾根首相在1985年8月15日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文部省两次通过了保守派篡改的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甚至一些内阁大臣不时跳出来发表否认日军暴行和战争责任的“失言”，与保守派和右翼分子遥相呼应，激起了进步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从学术角度，实证研究日本侵华暴行，如细菌战、毒气战和南京大屠杀等，批驳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无耻言论；而且，在市民运动中举办各种日军罪行展，状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以及召开和平集会等。另外，他们还从情感和加害的视角，就日本过去所犯的战争罪行真诚地向亚洲邻国民众道歉和谢罪。受进步派和保守派争论战争责任的影响，日本国民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
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多元化。日本政府逐渐动摇了其长期坚持的对内模糊侵略战争性质和对外最低限度承认战争责任的双重标准，保守色彩日浓。保守派提出了新保守主义论、有条件投降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虽未必新鲜，却拓展了其推卸或否认战争责任论的内容。同时，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彼此内部的战争责任观并不一致。如，海军史观、宫中集团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相互矛盾，粟屋宪太郎、井上清并不认可家永三郎的天皇战争责任观等。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也具有相对明显的动态性和多样性，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冷战解体前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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