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虽在联合政权时代提出了侵略行为论、发表了不战决议和村山谈话，某种程度上表示反省战争责任，但在政府内部否认战争责任论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自民党重新执政后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各种战争赔偿诉讼等历史问题上或倒退，或裹足不前，激起了正义人士的强烈不满。民主党执政后，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暂时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度。进步派面对保守派和右翼的各种错误言论，以及来自亚洲邻国民众的赔偿诉讼运动和要求日本反省、道歉、赔偿的呼声，提出日本人应该勇敢地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并从多个角度实证研究战时日军暴行，且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归联、和平遗族会、铭心会等进步团体的反省与道歉活动。如，荒井信一等进步学者组织的“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出版《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支持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等，批驳保守派歪曲、缩小或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对日本民众认识战争责任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节 战争责任问题的国际化
昭和天皇去世的1989年，东欧开始剧变，苏联勉强维持到1991年最终解体，持续40余年的冷战格局瓦解，国际关系发生重大转变。首先，两极格局变为“一超多强”。苏联解体后，两极对立格局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仍维持本已失去对手的北约集团和日美同盟、日韩同盟关系，试图独霸世界。西欧各国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努力用一个声音说话，其影响力不可忽视。日本稳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向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多次冲击，但其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引起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极大警惕，至今未能实现其愿望。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力大增，国际地位举足轻重。经历解体和改革“阵痛”的俄罗斯，正在恢复和发展经济，其超强的军事实力仍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印度、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地区性大国，都力图发挥国际性影响。其次，战后遗留的边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本来受制于两极格局的约束，冷战结束后这些问题再次成为各国对峙、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如，巴以冲突再起、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及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接连不断，冲突不止。再次，国家统一和领土之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东西德的统一、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问题，以及日韩之间的独岛之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等，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潜在因素。最后，冷战时期遭受压制的要求日本赔偿、反省和道歉的呼声，在冷战结束后从亚洲邻国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受害国及其民众，成为影响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及世界各国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 战争责任问题的井喷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根据《旧金山和约》的规定，与战争受害国单独进行交涉赔偿或补偿问题，从而在有利于日本的条件下“结束”了战争赔偿问题。战败之初，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规定，日本也曾有零星的赔偿计划和行动，不过，在冷战开始后就中止了。《旧金山和约》生效后，获得相对独立的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相继与东南亚各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签订了或以来料加工的商品补偿，或派日本员工从事海上捕捞、技术指导等劳役赔偿，或以各种方式缩小或减少赔偿金额，或迫使对方放弃索赔要求等，可以说，在没有充分赔偿受害国及受害民众的情况下，“结束”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战后初期，亚洲各国大多陷入内战或进行独立战争，各国政府无力或无暇与日本政府在赔偿问题上讨价还价，受害国民众更是没有发言权，如此背景下签订的赔偿协定自然对日本极为有利。觉醒后的受害国民众，向日本重提赔偿要求的活动，又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本国政府的正统性，因而往往遭到政府的压制。如，库页岛残留韩国人曾受到秘密警察的威胁，台湾地区则在战后38年间实行戒严令，都不许对日提出补偿要求；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直到1992年方被韩国政府承认为社团法人。
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运动。据统计，从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要求赔偿诉讼，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缘何出现如此规模的要求赔偿、反省和道歉的行动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战后日本利用各种有利的政治形势和冷战对峙，逃避了应负的战争赔偿责任，至今仍未能真诚地反省战争责任，向受害国民众赔偿和道歉。（2）冷战结束前后，日本政府走向政治、军事大国之路和保守派日益猖獗的否认战争责任言行，不仅刺激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民族感情，而且引起了他们对日本再次走向侵略扩张道路的警惕。（3）随着亚洲各国的民主化，受害国民众向日本提出的赔偿要求和诉讼，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受害国政府的默许和承认，也获得了日本和平友好人士、团体的支持与资助。（4）日本战后补偿的落后，激起了受害国民众的不满。日本的战时盟国德国对原德国境内外的战争受害者，到1990年代初补偿已超过7兆亿日元，并将补偿计划一直延伸至21世纪，即使美国、加拿大也补偿了战争时期对日裔人员的强制关押。[511]然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提供120亿美元战费的经济大国日本，却在战后补偿方面并无太大的作为。
根据世界通用的补偿理论，国家对国家的赔偿与国家对个人的补偿是两回事，战时受害国民众有要求日本补偿的当然权利。而且，这些补偿要求，从理论、现实甚至感情上，都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也是帮助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在后冷战时代彻底地进行“过去的清算”，从而能够更加轻松地解脱战争责任的精神压力，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加愉快、和谐的国际关系。
二 世界性的索赔运动
亚洲邻国受害民众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补偿要求中，原韩国的日军“慰安妇”的补偿要求较有代表性。1990年初，一名日本人在洛杉矶的KDED电视台播出的“战争时的世界”节目中，炫耀战时日军的胜利与“慰安妇”的关系。5月18日，韩国妇女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强调必须彻底揭露战时日本强征“慰安妇”的滔天罪行。1990年6月，日本参议院议员本冈昭次在国会上提出了“慰安妇”问题，但政府否认绑架女性的事实。日、韩女性团体在调查朝鲜人从军“慰安妇”问题后，于1990年10月向日、韩两国政府发出公开信。其中，在致日本海部首相的信中，提出了承认强制“慰安妇”的事实、正式谢罪、补偿幸存者和遗族等6项要求。[512]海部首相虽在1991年4月答应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但就在当月，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却全面拒绝了上述要求。日本参议院也提出了“慰安妇”问题，但负责调查的主要官厅劳动省的局长却在答辩时说“实况乃慰安妇是由民间业者进行的”，否认国家的参与。
1991年8月14日，原韩国“慰安妇”金学顺表明自己曾经是日军“慰安妇”，勇敢地站出来指证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队建立的“慰安妇”制度。1991年12月，35名原从军“慰安妇”、军人军属、遗族的韩国人，以日本政府为对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补偿的诉讼。1992年1月11日，《朝日新闻》率先报道了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防卫厅图书馆发现的关于从军慰安所的原日军资料。据此，他确认战时日军曾积极参与慰安所的设置与运营。日本政府由此急速转变态度，承认了对从军“慰安妇”的国家参与。同年1月17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与到访的宫泽喜一首相会谈中，提出应该采取谴责“慰安妇”制度的措施。宫泽首相表示既然承认了日军的参与，就要查明真相，“衷心地道歉、反省”与正式谢罪。[513]其后，韩国政府确定了“慰安妇”问题的补偿要求方针，但日本政府坚持根据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与相关协定，声称已经解决了日韩之间的赔偿问题。日本外务省部分官员和正义学者虽发出应该补偿的声音，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不予以补偿韩国“慰安妇”的政策。
根据区分国家之间赔偿和民间赔偿的国际法，中国政府也默许和承认了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日本学者田岛英一认为：Reparation（国家要求战败国赔偿战费的行为）和 Compensation（个人要求加害者赔偿损失的行为）是两回事，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的只是国家对人民的外交保护权，而没有否定人民要求外国政府赔偿的权利。他指出1991年3月26日日本外务省欧亚局审议官在国会答辩中就曾承认过这一点，如果有一个条约规定被践踏基本人权的受害者无权要求加害者进行正当赔偿，这个条约就违反JUS COGENS（绝对法）原则，简直无效。[514]因此，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只是放弃了国家之间的赔偿，并未放弃民间赔偿。
鉴于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在战后至今给中国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政府在1990年表示“因为原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日方负有全面的责任”，要求日本政府处理废弃的毒气弹。1991年6月，日本政府为掌握毒气弹的实况和研究对策，派遣自卫队的专家团来华调查，但没有公布调查结果。1992年2月，在日内瓦的裁军会议上，中国代表强烈要求应明确化学武器禁止条约中遗留国所负有的责任，提出了“某外国在中国放置被发现的化学武器的情报”，指出其中有200万发未处理的炮弹，100吨化学毒剂，目前已造成2000人以上的牺牲者。[515]如此，处理遗留的化学武器和补偿毒气受害者的问题出现了。
同时，诸如中国劳工、“慰安妇”等问题的研究和补偿诉讼也开始了。中国受害者从1995年提起第一起诉讼至2005年的10年间共有22例诉讼，目前大部分仍在日本地方法院审理，其中在地方法院胜诉或部分胜诉（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有9件，占15.5%；到高等法院审理的只有5件胜诉或部分胜诉，占12.5%；少数已到最高法院审理，但仅有1件胜诉，占5.6%。[516]日本政府对于这些补偿要求和诉讼，采取所谓政府之间已通过和约解决了，或者超出诉讼时效，或者是国家无答责，或者是个人无权诉讼等理由，百般推脱、拖延，不愿补偿。所以，在日本政府的影响下，日本各级法院对这些赔偿诉讼多不支持。
1991年8月3～4日，战后补偿国际讨论会执行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来自亚洲太平洋各地的补偿运动的代表们，研究了战后补偿的理论，陈述了当地战争受害的实况和对日补偿要求，要求日本向德国等“补偿先进国”学习。[517]如，雅诺·马利乌尔先生作为受害者代表在会上发言时，要求日本政府对派遣到新几内亚的贝芬人做到以下几条：把战死者的遗骨送回贝芬；寻找下落不明者；追悼为日本而战死的人们，并建立纪念碑等。日本政府则宣称：“根据密克罗尼西亚协定，赔偿问题已经解决。”至今没有改变立场，拒绝了这些正当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对日索赔运动，并非仅限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而是涉及整个“二战”期间盟国的受害者。如，遭受日军虐待的原联合国军战俘，开始了就战时日军虐待、虐杀俘虏等战争犯罪，向日本政府要求“正式谢罪”运动。该运动首先从加拿大开始，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等原日军俘虏们的补偿要求运动也陆续展开。[518]美国司法部还于1996年将731部队的有关人员和“慰安所”的责任者共16人，作为战犯，采取禁止入境的措施。[519]几乎与之同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国家赔偿和公开谢罪的“科马拉斯瓦米报告”，在1996年提交给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8年防止歧视、保护少数者小委员会提出的“马克杜戈尔报告”，再次明确劝告日本政府应该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配合，追究加害者刑事责任。[520]这些谢罪和补偿要求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索赔运动遥相呼应，相互支持，给日本政府造成了一定冲击。
第二节 战争责任表态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随着战争责任问题的国际化，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的利益，相应地调整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如，自民党政府在日本学者发掘出大量新史料的面前，不得不就战争责任问题表示反省和道歉。五五年体制解体后，联合政府的细川护熙首相发表了“侵略行为”论，村山内阁时期国会通过了《不战决议》，首相本人发表了村山谈话，在战争责任表态上相对此前明显进步。然而，自民党再次上台后，又开始回调战争责任表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默许教科书“改恶”、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等，加速降温或恶化了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2006年9月，安倍晋三继任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保持了克制态度，并率先访问中、韩两国，取得了良好的外交效果。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两位首相，继承了安倍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冷静态度。民主党执政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首相，亦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度，为日本的亚洲外交酿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氛围。不过，鉴于保守派与右翼的战争责任否认论，在日本民间及政界都有一定的基础和市场，且日本首相多出于外交利益表态战争责任，而实际的战争责任认识相对薄弱，甚至本身就属于保守派。因此，日本与亚洲邻国保持相对稳定、友好关系的基础仍然脆弱。
一 冷战结束之初的微调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省、道歉和补偿要求，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稍微调整了此前相对漠视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1）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可以缓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市场，右倾化的战争责任态度将难以取信亚洲邻国民众，也是进入大陆市场的一大障碍。（2）消除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带给亚洲邻国的恐惧感。1991年，日本政府未经国会批准就派出自卫队扫雷艇进入波斯湾，公然违反了不准海外派兵的宪法原则。接着，日本众参两院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即PKO法案，日本军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柬埔寨、卢旺达、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这给遭受近代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带来了日本是否会重走侵略扩张道路的恐惧感，特别是在日本保守派频频发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言论的情况下，这种恐惧感和警惕性更是与日俱增，直接影响日本政府的“新亚洲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3）进步派学者不断发掘出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的有力证据。如，吉见义明在防卫厅图书馆发现了日军建立和经营慰安所的证据，导致日本政府再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4）为改善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自民党内亦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过去战争的侵略性、加害性，通过积极的行动表示“道歉与反省”之意。
1991年5月3日，访问东南亚各国的海部俊树首相在新加坡发表演说，表示将“反省过去”作为今后日本“新亚洲外交”的基础。他说：“我国今后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政治作用，应该想起过去的历史认识问题。今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50周年，我再次回顾本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深刻反省我国的行为给许多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坚信今天所有日本国民对过去我国的行动正深刻反省，拥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重视下一代年轻人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从而正确地理解我国的近现代史，在这方面的努力还要进一步强化。”[521]海部演说虽有消除各国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担忧，以及缓和亚洲各国对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的潜在反感的目的。但是，这与往届日本首相历访东盟（ASEAN）时谈及“过去”的演说相比，毕竟包含了谢罪意思的内容，迈出了自民党政府调整战争责任态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522]
宫泽内阁时期，为进一步改善和思考现在及未来的日本与亚太地区关系，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特设了作为首相私人咨询机构的“思考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恳谈会”，其主要活动内容之一就是专门研究日本“对过去的认识”。1992年12月，该恳谈会向首相提出了《21世纪的亚洲太平洋与日本》报告书。该报告书提议：关于赔偿问题，日本在战后依据当时的国际准则，尽可能地诚实对待；即在战前至战争中涉及亚洲太平洋各国的损害等，以赔偿及其他形式，在当时困难的经济状态下，已有诚意地进行了赔偿；关于个人的受害，今后以人道的名义追加津贴，以迄今为止日本的处理与法律的整合为前提，理解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的痛苦。[523]这项提议被宫泽及其后的几届内阁所采纳，1995年7月成立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基金”就是在其基础上提出并实施的。诚如1992年4月23日的《朝日新闻》报道：这个咨询机构“在首相周围‘以研究在亚洲日本的领导地位状态为中心’说明了这种方向”，[524]即为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创造条件，反映了日本政府处理战争责任问题的实用性。
因此，日本政府在对外表态战争责任时，往往不少都是虚伪的“外交辞令”。如，粟屋宪太郎评价海部俊树首相在东南亚的演讲时，批评道：“海部首相在讲演中说，现在的日本，在国民一致的基础上反省过去的国家行动。确实没有这种情况。自民党的石原慎太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发言自不必说，否认过去日本的侵略、加害责任，意欲将过去正当化的动向，依然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基础。”[525]提醒注意海部演说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外交需要，而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在日本社会仍有相当的市场。如，韩国女性团体就“慰安妇”问题向海部首相提出道歉、补偿的6项要求，遭到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拒绝。直到吉见义明发现日本军队募集和管理从军“慰安妇”的史料后，宫泽喜一首相才答应要查明真相。1992年7月6日，宫泽内阁的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调查结果发表正式讲话，承认从军“慰安妇”问题与政府有直接关系。日本政府只有在确凿无疑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承认战争责任，这也给要日本反省、道歉的各国民众、学者，提出了实证研究日本侵略罪行和责任的切实要求。
其实，日本政府在东京九段建造“战殁者追悼和平祈念馆”一事，就反映了日本政府所谓反省战争责任的局限性。1993年5月11日，在参议院厚生委员会上，社会党的栗原君子质问“作为体现战争加害方面的精神有没有被放入”祈念馆？厚生省的佐佐木典夫审议官，有点自相矛盾似地回答“对亚洲的谢罪不是目的”，表示“祈念馆在对战殁者表示追悼之意的同时，也有从国民生活层面传达战争悲惨的目的。想成为对日本国民传达和平愿望的设施”，[526]仍站在受害的立场，未将战时日本的加害责任纳入建造祈念馆的视野。
实际上，早在1979年12月，日本遗族会就向政府提出了建立“战殁者遗儿纪念馆”的要求，厚生省委托遗族会研究该纪念馆的基本构想，并于1985年7月设立了“关于战殁者遗儿纪念馆的恳谈会”（主持人：向坊隆）。1987年12月，该恳谈会提出“关于战殁者遗儿纪念馆的设置”阶段性报告，阐述了纪念馆“设置的必要性”、主要内容、社会作用等。据此，厚生省于1988年7月设立了“遗儿纪念馆基本计划案检讨委员会”（主持人：秦郁彦），1990年2月设立了“遗儿纪念馆资料收集准备委员会”（主持人：小林哲夫）等，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在此基础上，1993年，日本政府决定首先拿出21亿日元作为事业费，正式启动国立“和平祈念馆”计划，预定到“终战50周年”，即1995年在东京九段会馆前庭建造完成。粟屋宪太郎认为该祈念馆“欠缺对其他民族加害行为的真诚认识”，[527]指出如欲建成具有说服力的、表明日本人反省战争责任的“祈念馆”，就应该修改祈念馆的构想，增添加害行为的内容。可见，“战殁者追悼和平祈念馆”仍是从战时日本受害的视角，面向日本国民的社会教育、祈念设施，没有反省战时日本对亚洲邻国加害责任的内容，自然也就缺乏所谓“和平祈念”的诚意。
日本政府出于外交需要，在史实和“国益”面前，不得不对外表示反省战争责任和道歉，但对内仍不愿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自民党政府调整对外的战争责任表态，并非是调整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认识或关于战争责任的政策，充其量只是应付亚洲邻国民众的谢罪和补偿要求运动的一种姿态而已。
二 联合政府的有限进步
1993年是战后日本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执政38年之久的自民党首次失去政权，五五年体制解体，细川护熙组织了多党联合政府。面对国内泡沫经济崩溃的窘境和国际上要求日本反省战争责任的呼声，联合政府的细川护熙、村山富市首相较此前历届首相对战争责任的表态有了积极变化。
首先是细川护熙的“侵略行为”论。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就任首相并会见记者时，公开说：“我认识到上次的大战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528]明确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引起了日本国内外极大的轰动。保守派和自民党的不少议员对此猛烈“批评”和“抨击”。8月11日，即细川首相“侵略战争”发言的第二天，自民党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就召开了负责人紧急会议，协会主席原田针对细川首相的“侵略战争”讲话，向官房长官武村正义提出了抗议。同月23日，105名自民党议员，成立了以前防卫厅长官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准备开展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细川首相迫于压力，在当天（8月23日）的国会上，又将那场战争改称为有“侵略行为”“殖民地统治”的战争，尽管后退为“侵略行为”论，但毕竟否定了那场战争。鉴于日本国内不少人和当时国会内讨论的那场战争，专指发端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与马来亚的所谓太平洋战争，[529]因此，细川首相所说的“上次的大战”根本没有将遭受侵略最重的中国、朝鲜半岛包括在内，也反映了其战争责任观的局限性。
其次是村山内阁时期的《不战决议》和村山谈话。日本社会党在1991年就主张反省日本在朝鲜半岛、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提出不再进行战争和殖民统治的《不战决议》。细川首相的“侵略战争”论，引发了保守派、自民党的强烈反弹，于是浅尝辄止。鉴于自民党的强大势力，经过各派分化组合后，日本社会党于1994年6月联合自民党、先驱新党，组成了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联合内阁，并达成在1995年即“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
但是，村山内阁欲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计划，遭到了日本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极力反对和阻挠。1994年12月l日，因屡放厥词而辞职的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拉拢自民党212名国会议员参加，并聘请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防卫厅长官玉泽德一郎、前副总理大臣渡边美智雄、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等人为顾问，公开宣称：“要纠正战后由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跳梁所带来的，单方面对我国的断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基于公正的史实，解明历史的走向，以期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名誉和自豪。为此，国会反省、谢罪和不战决议，是旨在承认战后被歪曲的历史、决不能容忍为我国前途带来祸患的决议。”[530]另外，还有50余名新进党国会议员，成立了以小泽辰男为会长的“传播正确历史国会议员联盟”，主张“今天我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存在之事实，意味着前次大战的赔偿、战争谢罪已经完全终了，因此，这个时期的所谓谢罪，是践踏了先人们的努力和名誉，也使我们肩负残暴、非道德民族的标签永劫不得解脱。”[531]他们都强烈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1995年3月，社会党将《不战决议》草案正式提交国会后，自民党甚至提出以《和平决议》代替《不战决议》，不涉及谢罪内容的建议。
村山富市首相在尽量满足保守派政要和议员的要求的同时，对外明确承认有“侵略行为”，并表示“反省”。6月9日，日本国会勉强通过了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即《不战决议》。决议中说：“本院在对世界近代史上许许多多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国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之表示深刻的反省。”[532]该决议虽表示对过去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的反省，但又说是与世界近现代史上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性行为一样，感觉有点欧美同罪史观的意味，似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不过，若考虑到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的制约，村山首相能在国会通过这样的《不战决议》已实属不易。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再次就历史问题发表讲话，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他说：“我国过去不远的一段时期，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和痛苦，我为将来不再犯错误，虔诚地接受这些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在此再次表示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同时对因这段历史而受害的国内外所有牺牲者深表哀悼。”[533]村山首相还表示：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534]这次讲话给亚洲受害国民众和爱好和平人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至今历届日本政府大都重申“村山谈话”精神，却往往说得多，做得少，更是鲜有出其右者。
最后是支持设立“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面对原“慰安妇”要求赔偿的诉讼压力，根据宫泽内阁时期认为有必要从人道的角度对个人损害做出必要补偿的既定建议，村山内阁决定在拒绝亚洲各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某种形式的补救措施。这就是日本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民间组织——“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会”，通过在国民中募捐获得的资金，补偿“二战”中日军强征的“慰安妇”，从而避开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一些原“慰安妇”认为这不是日本政府的赔偿和真诚道歉，拒绝领取来自民间形式的赔偿金。而且，村山首相下台后，募捐资金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慰安妇”的补偿问题迄今仍未彻底解决。
联合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表态，相对于此前历届日本政府无疑是一个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且至今未见日本政府有更进一步的态度。吉田裕对其评价道：“从战败至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日本政府终于转向勉强承认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的责任了。”[535]肯定了联合政府的几届内阁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进步。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联合政府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积极意义，毕竟其战争责任表态还是由外交利益决定的。在战争结束50周年之际，战争受害国的民众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补偿的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疲于应付泡沫经济崩溃的联合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配合，且反省战争责任本身也是日本社会党的活动内容之一。这些都促使联合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必须迈出更大的步伐。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村山内阁的厚生大臣井出正一，在1994年12月1日的众议院厚生委员会上的答辩中，再次重申所谓的“忍受论”。他强调：过去的战争，所有国民关于生命、身体、财产等，或多或少地受到牺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实，我认为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对于这种牺牲，我想基本上是国民每个人只能接受。[536]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拒绝给予原子弹被炸者国家补偿。即使日本国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也很少意识到对本国的战争牺牲者补偿既是政府的义务，也是国民的权利，这亦是“忍受论”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另外，联合政府的战争责任表态，仍存在不少局限性。如，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日本侵华战争没有纳入视野，很少涉及日本对朝鲜半岛、台湾等地的殖民地统治责任，不愿进行政府赔偿等，都说明联合政府的所谓“反省”也存在不少“外交辞令”意味，与受害国民众要求的道歉和反省仍有相当距离。而且，保守派还常常利用联合政府所谓的反省、道歉，尤其是“村山谈话”的内容，反驳亚洲民众和进步派人士批评日本政府没有反省战争责任的观点。
三 自民党重新执政后的回调
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内外政策上逐渐与自民党接近，激起了进步派人士的不满，同时其内阁又不为保守势力所容，最终导致社会党在1996年1月被迫下台，村山内阁解体。曾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自民党人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自民党重返执政党的宝座，再次向右回调战争责任的表态。
首先，桥本龙太郎首相在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止10年后，再次参拜，既“顺应”了日本保守派要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要求，也纵容和鼓励了保守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行为。1994年10月24日，时任村山内阁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在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就曾说：“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合，当时日本确实具有同美国、英国、荷兰进行战争的要素，如果说成是侵略，我有异议。至少，包括败战之前如怒涛般侵入满洲的苏联军队的行动，我断然不认为日本是侵略战争者。当时的日本以太平洋各地区为战场是个事实，但日本不打算以这些地区的人们为对手而战斗，我想，也确实给沦为战场的地区的人们带来了麻烦。可是，如果说对这些地区是侵略，作为语言的定义，并不一定是侵略，或者是别的什么，我想其中有很微妙的部分。”[537]否定日本发动对外扩张战争的侵略性质，将带给亚洲邻国民众的巨大战争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麻烦”，与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时的“麻烦”发言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重掌大权的自民党议员中，有不少人积极地为侵略战争翻案。如，1996年6月5日成立的以奥野诚亮为首，有116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参加的所谓“光明日本”议员联盟，其宗旨就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他们表示：“决不赞成把我国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虐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奥野还将日军的强征“慰安妇”行为说成“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日本遗族会顾问板垣正，甚至当面追问韩国的受害者说：“没有拿到钱吗？”气得对方发抖。[538]在保守派政客和右翼分子的支持下，早已按捺不住的桥本首相，在1997年7月29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并署名“内阁总理大臣”。他虽避开了比较敏感的8月15日这一天，却重新开启了中曾根首相于1986年宣布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大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自然也遭到了中、韩等亚洲邻国的不满和批评。翌年，桥本首相前往中国，亲自到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发表反省战争的谈话，以修补中日关系。
其次，在安全保障上不断突破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束缚，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996年4月，桥本首相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决定修改日美安全合作的指导方针，将“日本有事”扩展到“日本周边有事”，将“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扩展到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1997年9月23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9年，日本政府又相继出台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改正案》及《物品役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改定案）等法令。这些法案都违反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的原则，加剧了战后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再次，通过了以《君之代》《日之丸》为国歌、国旗的《国歌、国旗法》。战后日本因进步派的反对和亚洲邻国民众的反感，一直以《君之代》《日之丸》作为代国歌、国旗，迟迟未敢将其规定为国歌、国旗。但是，日本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要求部分学校和机关在节假日高奏《君之代》和悬挂《日之丸》，试图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和梦想恢复大日本帝国的“荣光”。1999年8月13日，在战败日的前两天，日本国会以优势票数通过了《国歌、国旗法》。这虽获得了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一片“叫好”，却遭到进步派和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抵制。136名日本各界人士联合发表了一份抗议书，指出：“‘日之丸’与‘君之代’是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日本国家，在统治国民的过程中，作为发扬国威的象征装置起到了中心作用……在国外，它是合并异族及侵略东亚近邻诸国和地区的道具。”[539]批判和反对颂扬天皇统治千秋万代、永世不息的《君之代》和象征着侵略战争的《日之丸》成为国歌、国旗。他们的行动获得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最后，森喜朗首相露骨地鼓吹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神国史观”，反映了他的战争责任意识极其淡薄。2000年5月15日，刚刚出任首相不久的森喜朗，在出席“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结成30周年祝贺会”时，口无遮拦地说“日本是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声称这“与战后主权在民并不矛盾，因为天皇表明了日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540]无视日本战后以来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悍然宣称日本是“神国”，既然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那么神和神国是不会犯错的，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争自然不是侵略战争，更不用承担什么战争责任。其实，他在“神国论”发言的20天前，即回答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的质问时，就声称：“关于战争，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侵略战争，应该由众人在历史中加以判断。”[541]以看法不同为借口，不愿承认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较“村山谈话”和《不战决议》的表态大踏步地后退了。
政府大臣“失言”，在此背景下更是层出不穷。像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自民党议员中尾荣二、文部大臣岛村宣伸、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政界要员，都在不同场合发表过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言论或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拒绝承认战争责任。曾任通产省政务次官的自民党议员高市早苗，在1999年12月出版了《21世纪日本的繁荣谱》一书。她在书中指出：“根据战后的条约，已经履行了赔偿，作了定论的，就没有必要由国家进行道歉。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对过去的事情进行裁定是不妥当的，现在的政府也没有资格对昔日由国家出面发动的战争定罪。”“在拓展亚洲外交过程中，要坚决地把一般的外交事项、经济援助事项与历史问题分离开来。”“首相和大臣要对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灵表示感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542]宣称如果高市政权诞生，一定要摆脱所谓的“谢罪外交”和“送礼外交”，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战后出生的年轻的保守政客的观点。其实，日本保守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行为，是保守政客“失言”或模糊战争责任的社会基础；同时，保守政客的战争责任认识薄弱，又纵容、支持了保守派的战争责任否认论。
四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战后以来断断续续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中、韩等亚洲邻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提出抗议。这是因为：1.战后靖国神社根据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的“神道指令”，本身已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理论上不再具有战前和战时国家神道的地位，且在战后初期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情况下，神社本身的近代对外扩张精神的象征性有所收敛，所以没有成为国内外强烈反对的对象。
2.中、韩等国与日本恢复外交较晚。如，日韩建交是1965年，中日复交是1972年，而国际上获知靖国神社内供奉甲级战犯是1979年的事，故中、韩等国既无法也不可能向日本更早地提出实质性的抗议。
3.随着日本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以及教科书事件的出现，中、韩等亚洲邻国逐渐关注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在歪曲侵略历史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上的动向。加之，随着亚洲各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一直潜存的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形成了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或制约本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力量，推动本国政府就战争责任问题向日本提出交涉和抗议。
4.自1975年藤尾正行提出要求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敬法案”后，日本首相正一点点突破或模糊公、私参拜靖国神社的界限，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终于在战后40年打着“政治总决算”的口号，首开战后日本现任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中国政府在其正式参拜之前，曾就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向日本提出交涉和警告。[543]此后，中、韩等亚洲邻国强烈批判和谴责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故中曾根首相从1986年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直至10年后的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在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抗议和谴责下，桥本龙太郎之后的小渊惠三、森喜朗首相未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日本内阁中却有不少人继续参拜。2000年4月21日，107名国会议员毫无顾忌地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有山崎拓及其他要员。在这种氛围下，法务相中村正三、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建设相龟井静香及山崎拓、石原慎太郎等保守派政要，不时口出狂言，否认战争责任和侵略战争性质。遗憾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的“失言”大巨被迫辞职或免职相比，这些人并未因“失言”受到严厉处分，反映了日本政界战争责任态度的日益恶化。当然，并非参拜靖国神社的政要或议员，都是保守派或战争责任否认论者，其中也有碍于家族或党内的要求而不得不去者，还有人为赢得右翼和日本遗族会的选票等，参拜目的不一。据笔者2006年8月15日在日本靖国神社的观察，当时参拜靖国神社的议员，从议员休息室在神道人员的带领下走向神棚的途中，既有两边民众向他们招手，也有议员颔首致意，更有来自各国（主要是日本）的记者拍照。如此，既满足了靖国神社需要政要们庞大的参拜团体支撑门面，吸引更多的参拜者；也使这些政客和议员们获得了所谓民众的支持，扩大了他们在右翼和遗族会中的影响。可见，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还有相当程度的现实需要。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上台组阁后，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掀起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狂潮，从而使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等与战争责任相关的历史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小泉首相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2006年8月15日，先后6次参拜靖国神社。前4次是明确地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进行“正式参拜”，第5、第6次没有明言，实际上仍是以首相身份参拜。如此频繁且以首相身份正式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实为战后日本政界首例，其极端行为使曾提出新保守主义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和曾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首相“汗颜”。具体说来，小泉首相参加靖国神社具有以下特点。
1.小泉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次数多，日子特殊。中曾根首相、桥本首相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在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抗议下停止了正式参拜。中曾根首相虽选择了8月15日参拜，但相对谨慎的桥本首相选择了7月29日自己生日的那天参拜，毕竟还是有所顾忌。小泉首相无视国内前辈首相和政要的建议及进步派的反对，置国际上中、韩等国的抗议于不顾，竟先后6次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前5次都避开了极为敏感的8月15日，但第5次的10月17日正是28年前14名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的日子，亦是秋季例行大祭，其他亦多为特定的节日。如，4月21日是春季例行大祭，1月1日是元旦，只有8月13日和1月14日是例外，故而，可以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期也是颇有讲究的。
2.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其他历史问题搅和在一起，再次引发“历史教科书”事件。2001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宣布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扶桑版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其余7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也全面“倒退”。2002年4月9日，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曾在1986年引起亚洲邻国民众强烈反对的原书房版《新编日本史》的改版——明成社版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引起了日本进步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其他诸如在“慰安妇”、强制劳工等补偿诉讼问题上，日本政府继续固执己见，不肯赔偿、道歉。小泉内阁时期，各种历史问题还与现实的独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及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严重阻碍了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顺利发展。
3.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的2001年10月8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参观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再次痛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悲惨，谨向由于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人们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反省，运用于未来。我国是在正视过去的历史，从不再第二次进行战争的反省出发，建设和平国家，才得以在战后繁荣起来。”[544]一周之后的10月15日，他在韩国的西大门监狱遗址演说道：“日本的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巨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由衷的反省与道歉。”[545]2005年4月在印尼举行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的“万隆会议”上，小泉再次表示：“我国由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与痛苦。谦逊地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将痛切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经常铭记在心。”[546]同年8月15日，在战后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小泉首相发表谈话指出：“我国由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给很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与痛苦。谦虚地承认这一历史的事实，再次表明痛切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同时对上次战争中国内外所有的牺牲者谨表哀悼之意。决心不让这场悲惨的战争留下的教训风化，避免再次相互交战，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547]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但是，小泉首相一边道歉，一边不顾邻国的强烈反对而参拜靖国神社，使后者的消极影响远远抵消了前者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战后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反省和道歉而无法获得亚洲邻国民众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恶化了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不仅造成中、韩民众的反日感情“爆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日行为”；而且导致中日政府间长期没有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
小泉首相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相对强硬的态度，既受到日本政界保守势力的支持，也鼓励了他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嚣张态度。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保守派和右翼向和平宪法开刀，争取早日修宪。从日本新宪法颁布之际开始，修改宪法就成为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首先是进步派不满解除“军备”的宪法第9条，而随着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后要求日本恢复和加强军备，保守派开始不满宪法第9条从而要求修改，同时进步派则开始保护宪法第9条。此后，围绕着这一象征战后日本人汲取战争经验教训的和平宪法，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展开了长期斗争。2000年1月20日，日本众参两院成立了宪法调查会，正式研究修改宪法事宜。参议院宪法调查会会长村上正邦称：“禁忌被打破，在新千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设立宪法调查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548]慨叹这项“成果”来之不易。
2.为恢复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保守派和右翼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企图甩掉战争责任的“包袱”。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军事实力的增强，感到担忧和不满，不时宣扬“中国威胁论”，并以承认侵略战争和战争责任就等于否认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就等于否认前辈和先人的“努力”为由，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和侵略战争性质。他们甚至以承认战争责任就意味着无休止的赔偿诉讼和赔偿责任等“理由”，威胁或蛊惑日本民众。
3.部分政要和舆论以“人死后成神”和悼念死者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为由，掩盖参拜靖国神社和祭祀“英灵”背后否认战争责任的目的。其实，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神道教，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祭祀先祖的传统和习惯，但在祭祀死者时大都有其价值选择。西方的魔鬼撒旦，不可能与耶稣同葬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牺牲处或葬身地，往往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但绝不会是敌人的墓穴。中国的奸臣秦桧死后，其雕像仍跪在岳飞像前，即使有人欲将其扶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秦桧作恶多端，所以他的“跪姿”早已烙在中国人心中。因此，世界各地的祭祀活动，一方面是祭祀先人，表达对逝者的哀思、怀念和敬重；另一方面是通过祭祀表达对善恶正误的人生价值观的推崇或摒弃，引导社会向正义、公理及“善”的方向发展。这本身就代表着现政府、民众对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世界各国大都有国家公墓、国家祭祀性场所，如美国的华盛顿公墓、珍珠港牺牲者公墓、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在国际交往中经常会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向被访问国的纪念碑或纪念馆表达敬意，也是对这种价值趋向的赞同和崇敬。
在日本是否就不存在价值选择性的公墓或纪念性设施呢？某些日本政客或右翼分子所言“日本人死后皆成神”，没有善恶之分，都应得到祭祀，由此得出祭祀在靖国神社内的甲级战犯与普通战死的士兵一样都是“英灵”，应该得到包括首相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正式参拜。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到各处探访过不少神社、墓地，发现确实有即使是反对政府乃至反天皇者在死后得到祭祀，至今仍有他们的墓地或塑像，但这与世界各地的反面人物至今存有墓地或塑像并无太大的区别。二二六事件死亡者墓碑现仍在日本NHK前面的路旁，曾率兵反叛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死后其塑像仍在上野公园内，他们都未能进入靖国神社。如果按照日本保守派的观点——死者可以成神，生前无论有什么罪，死后都一笔勾销的说法，似乎他们应该比14名甲级战犯更早地移入靖国神社。因此，所谓特殊的传统文化论、民族习惯论等，不过是掩盖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又一借口。我们承认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但也要看到其普遍性，至少日本在祭祀死者方面也有价值趋向。如果不欲附加价值判断或政治意义，那么，保守派和右翼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置亚洲邻国民众和本国进步派的强烈反对于不顾而一意孤行呢？
五 相对稳健的战争责任态度
2006年9月，小泉首相下台后，安倍晋三继任内阁总理大臣，再次调整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态度，不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的福田康夫内阁，以及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的麻生太郎内阁，大都沿用或坚持了安倍内阁以来的战争责任政策，重申坚持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549]及“村山谈话”，努力修复小泉时代遭受破坏的两国关系。2009年9月，民主党上台后，至今已有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三届内阁，总体上说，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也保持了比较冷静、克制的稳健态度。中、韩等国自然欢迎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尤其是中日之间先后开启了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首相访华的“迎春”之旅及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极大地改善了此前相对冷淡的中日关系。
2008年9月，麻生太郎出任日本首相后，曾在不同场合重申坚持“村山谈话”，表示反省战时日本带给亚洲邻国民众的战争灾难。2008年10月25日，麻生太郎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栏目的独家采访时表示：他和他的内阁将延续“村山谈话”的立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提出日本人要“谦虚地回顾过去，共同构筑未来”，强调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期待中日两国青少年能摆脱历史包袱，展开积极交往，增进两国民间的友好。[550]这确实给积极从事中日友好事业者，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
然而，2008年10月31日，日本航空幕僚长（相当于空军司令）田母神俊雄发表了《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获第一届最优秀藤诚志奖）一文，再次给刚刚缓和的中日关系带来了“阴云”。田母神认为：（1）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和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是“按条约行事”，“并不是在对方国家不同意情况下的单方面进军”。（2）日本并非侵略国家而是受害国，胡说“我国是被蒋介石拖入日中战争的受害者”，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本掉进了罗斯福设下的圈套”，日本参战是迫不得已，所以“认为我国是侵略国家，这真是冤枉”。（3）批判东京审判是“企图将战争责任全部强加给日本。尽管战争已经结束63年了，但（东京审判的）精神控制依然困惑着日本人”，提出必须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套在日本人身上的精神枷锁。（4）宣扬日本应“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拥有攻击性武器”等煽动战争性言论。[551]这篇文章反映了日本政界、军界仍有相当一批人坚持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惕、不安和愤怒。2008年10月31日晚，麻生首相在撤换田母神的职务后，表示“即便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他所处的职位毕竟不一样，（这种行为）不妥”。[552]不赞同田母神公开否认战争责任的做法，避免给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带来危害。
安倍、福田或麻生任首相时不参拜靖国神社和及时制止公开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并非意味着他们认识到日本发动实施了侵略战争，应该真诚地道歉或反省战争责任，其实大都是出于日本国内外现实的政治需要。安倍晋三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原首相岸信介的外孙，本来就属于自民党内最右翼的年轻议员集团，以在朝鲜绑架人质问题、否认侵略战争性质上的强硬态度获得了人气，曾是以奥野诚亮为会长的“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的事务局副局长、“日本会议”和神道政治联盟的副会长等各类保守派组织的核心成员。他在出任首相前曾推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要求 NHK 在文献纪录片中删除“慰安妇”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内容等。[553]2006年9月，安倍内阁成立后，18名内阁成员中的11名，5名内阁总理大臣辅佐官中的4名，以及210名自民党议员都是“日本会议”组织的成员。[554]由此可见，安倍内阁不会真心实意地承认战争责任。
2007年3月，安倍首相声称日军强迫女性充当“慰安妇”缺少证据，重申日本不再为“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的“慰安妇”问题讲话，遭致国际社会的猛烈批判。《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安倍晋三模棱两可讲话》的社论，认为：“如果安倍想要在被绑架的日本人质问题上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他应该首先正直地承担日本为自己所犯罪行该负的责任，并向被日本蹂躏过的受害者道歉。”[555]要求日本首先就自身的战争犯罪道歉和承担战争责任。美国、加拿大等国国会，也通过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为当年的犯罪行为正式道歉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压力下，安倍晋三才被迫道歉，自然缺乏应有的真诚。
福田康夫首相相对温和，就任首相之前很少发表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被认为是对华友善派。他在竞选时提出如果当选首相就不去参拜靖国神社，避免靖国神社问题政治化和外交化，且在任期间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2008年8月15日，即战后第63个战败纪念日，明仁天皇及皇后、福田首相等5700人共同出席了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福田康夫首相在追悼式的致辞中指出，“（在上次的战争中）我国给众多国家，特别是亚洲诸国的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与苦痛。我作为国民的代表，在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同时，也要向所有遇害者表示沉痛哀悼”。随同的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也指出：“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以亚洲为首的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表示：“向因（日军）非人道的行为而被侵犯了人权、至今仍然遭受痛苦的受害者们再次发自内心地表示歉意。”[556]他们一起表达了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反省。然而，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位前首相与太田等3位内阁阁僚及50余名国会议员，则参拜了靖国神社。半个月后的9月1日，福田康夫突然宣布辞职，使执政党、在野党和民众都感到震惊。
日本政治家吉田茂之孙麻生太郎，在接替福田出任首相之前，曾发表不少不愿承认战争责任或模糊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如，在2006年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他在与安倍晋三、谷垣祯一就历史认识问题与对华政策问题辩论时，说：“从建立‘满洲国’到攻陷南京，这段战争不能不说是侵略战争。历史的评判差不多是一致的。但是，将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大陆的这段战争搅缠在一起，要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是有些困难的。”[557]尽管承认从九一八事变至攻陷南京这段战争称为侵略战争，却不愿承认此后的战争为侵略战争。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严厉地批评了麻生“既不诚实也不明智”，因为他“在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灾难时代以及战争罪行等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言论”。[558]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曾批评时任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说：“安倍内阁的外相麻生太郎的一系列观点与安倍的观点没有什么两样。”[559]可见，麻生太郎与安倍晋三的战争责任认识一样薄弱，若从其发表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看，几乎不存在所谓的战争责任认识。
但是，他们担任日本首相期间，都未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与出任首相前或卸任后相比更加谨慎地处理战争责任及其相关问题，从而有效地扭转了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与邻国关系的冷淡。这是因为除了他们都必须面对参议院中在野党占据相对多数，以及推行各种改革政策的困境等国内因素外，国际因素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1.中日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彼此都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因历史问题导致的长期政治冷淡，必将影响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这对双方都不利。
2.日本民众与周边邻国民众的感情恶化，对各国政府都产生了一定冲击。日本领导者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索赔诉讼等涉及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右倾举动，严重伤害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导致了中、韩等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日”事件。如，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重庆赛区的中国球迷的嘘声一片、2005年中国民众自发抵制日货的游行、韩国民众焚烧日本国旗事件等，都刺激了中、日、韩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恶化了彼此民众之间的感情，使各国政府非常警惕。
3.中、日、韩等国的社会精英和学者为“和解”历史问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会，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呼吁政府采取冷静与克制态度。
4.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谴责日本政府否认战争责任的行为，且美国国会还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犯罪行为的相关议案。
因此，日本首相无论其内心的战争责任认识如何薄弱，在任期间都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一是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二是实施与邻国共同研究历史的计划，如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等，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沟通；三是及时撤换公开否认侵略战争和战争责任的高官，避免刺激亚洲邻国民众的感情。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至2012年8月已历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三届内阁，总体上看，民主党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暂时保持了冷静与克制的稳健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民主党相对民主、稳健的政治路线，以及积极主张开展亚洲外交和深化与亚洲各国经济关系的外交路线。民主党作为比较温和的保守政党，虽基于靖国神社内合祀有甲级战犯和各级各类战犯而总体上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其领导人物的历史观则因人而异。如，鸠山由纪夫曾联合共产党、社民党议员，从1999年至2006年先后4次在国会提出《恒久和平调查局设置法案》。该法案要求在国立国会图书馆设立恒久和平调查局，查明从七七事变至战败投降期间日本所犯的战争罪行，被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势力视为“卖国法案”。[560]2002年5月，鸠山在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三党针对“慰安妇”问题联合召开的会议上，表示：“国家必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和恢复名誉，国会必须承认事实，推动该问题进一步的审议。”[561]他还于2009年大选前夕，公开表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具有相当的战争责任认识。
2010年6月，菅直人继任日本第94任首相，并于同月15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重申担任首相期间无意参拜靖国神社。他认为首相以及内阁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是“有问题的”，原因是靖国神社内祭祀有甲级战犯。2010年8月15日，菅直人内阁全体无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靖国神社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后比较罕见的现象。对此，日本右翼势力非常愤怒，攻击菅直人“违背了英烈遗志”，咒骂菅直人“不是日本人”。[562]其实，菅直人内阁虽全员无人参拜靖国神社，但并非代表这些阁僚与菅直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具有同样的态度。只是鉴于菅直人的“约束”和当时不少阁僚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现实，出于从众心理而暂时放弃了“参拜”行为。
2011年9月2日，正式组阁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虽暂时在战争责任问题上保持了相对稳健的态度，但其战争责任认识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却有一定差距。野田早在2005年担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之时，曾向小泉内阁发出质询书，声称：“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已经从法理上为战犯们恢复了法律名誉，所以这些被称为甲级战犯的人们不是战争罪犯。因此，因为靖国神社里合祀这些战争罪犯而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逻辑是有破绽的。”[563]认为甲级战犯已不是战犯，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民主党内颇显“另类”，被称为“民主党小泉”。[564]2011年8月15日，时任菅内阁财务大臣的野田佳彦，表示6年后的今天仍未改变前述观点。然而，野田在9月2日出任首相后，却表示在其任内他及全体阁员将不会参拜靖国神社。野田首相的表态值得赞赏，但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呢？
野田首相虽延续了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但其出任首相前的错误言行，既反映了其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淡漠，也反映了日本政界确实存在一股否定侵略战争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强大势力。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否认战争责任的势力不分政党派别，普遍存在于保守派和右翼之中。
日本首相及其政府虽碍于国际上的强烈抗议、批评和谴责，而不得不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却无法按捺其内心及政界内部否认战争责任行为的“爆发”，所以总会有政客跳出来发表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反过来，这些政客的狂暴言行，又鼓舞与刺激了保守派、右翼歪曲历史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活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根除日本国内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既需要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的智慧，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来消磨这种谬论出现的舆论环境和现实土壤。
第三节 冷战后的战争责任否认论
保守派面对日本国内外要求反省、道歉和索赔的呼声，根据所谓的“新史料”或经过篡改的史料，顽固地否定东京审判，歪曲侵略战争史实，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对日军遗留生化武器、强制劳工、“慰安妇”等各种战争遗留问题，或者全不承认，或者故意缩小，或者以各种理由拒绝赔偿，拒绝承担战争责任。更有些保守派学者打着“自由主义”研究之名，大行否认战争责任之实。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翼、保守组织，提出重新审视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编撰出版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误导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
一 战争责任否认论的新花样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而民族主义持续升温，保守派仍以战时日本帝国政府宣扬的“大东亚战争”的“解放”“正义”和“圣战”等谎言为基本依据，通过著书立说、拍摄电影、发行漫画，以及传统的街头宣传活动等各种方式，批判东京审判，为战犯们及其侵略罪行翻案。本已自相矛盾的各种谬论，竟从90年代开始再次将否认战争责任活动推向高潮。
首先，从《昭和天皇独白录》到《富田笔记》大肆宣扬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昭和天皇去世前后，围绕其是否有战争责任以及应该承担多大程度上的战争责任，曾在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日本国民甚至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部分右翼分子打着“圣战”旗号，主张“大东亚战争”是“自卫”和“解放”亚洲民族的“正义”战争；保守派的多数学者认为天皇是“和平主义者”，并不赞成这场军部“逼迫”其裁定的战争，某种程度上否认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后者的主张大多以东京审判中没有审判天皇为依据，如此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东京审判。总体上看，后者占据舆论和思想的主流地位，而前者则是右翼团体、极端分子活动的重要内容。本来相互冲突的理论和行动，却并存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之中。
同为保守派的学者，在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也陷入了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是“和平主义者论”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如，东京大学原校长、历史学家林健太郎，曾质问文学者小堀桂一郎：“这里不可忘记的是昭和天皇的存在……天皇强烈反对战争，对于力图向战争之路推进的军人、右翼分子表示了明确的嫌恶之感。天皇如此的和平意志，充分地体现在从即位当初的杀害张作霖事件、二二六事件以及太平洋战争过程中的态度上。这些是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小堀氏谴责天皇的这种态度为错误的吗？”指出小堀桂一郎既将亚洲太平洋战争视作日本的自卫战争，同时又认为昭和天皇是一贯的“和平主义者”的立论的矛盾之处，以善辩著称的小堀桂一郎对此只能保持沉默。[565]
日本神社本厅的机关报《神社新报》，在昭和天皇去世的1989年1月的号外上，刊登了《天皇陛下驾崩悼文》。“悼文”中颂扬昭和天皇“屡次颁布切盼东洋和平正途的圣旨。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军方都没有实现圣旨的能力，无奈而入大东亚战争之破局，忠诚的民众死于非命者三百万……追溯这些悲惨的史迹，辅佐臣僚们的责任实为无比深刻重大。”[566]默认亚洲太平洋战争违反了天皇的心意而不能正当化，强调天皇是“和平主义者”，指出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那些未能尽到辅佐责任的“臣僚”。然而，该报在评价亚洲太平洋战争时，强调这场战争“有着‘东方的解放’这种宏大的理想”，“在日本殖民地经营中，充分存在着投下巨额资本，增加生产设备以及教育等建设性的‘正’的方面”。[567]肯定“大东亚战争”“积极意义”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站在肯定“违背”天皇意志的战争的立场。
就在日本国内外讨论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高潮中，保守派的天皇和平论者似乎找到了有力的论据——《昭和天皇独白录》和《富田笔记》。所谓《昭和天皇独白录》是在1946年的东京审判开始之际，天皇找来5名亲信对他们“独白”了4天，其内容主要是天皇极力阻止战争爆发并力图早日结束战争，却因军部的“独走”而无法实现，强调天皇一直是“和平主义者”。[568]这份独白录上交东京审判法庭后，天皇借此免除了起诉和审判。1990年，后人在清理时任天皇“御用挂”的前述5名亲信之一的寺崎英成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一笔记，经过整理后发表于《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翌年，文艺春秋社出版了该笔记的单行本，即《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用挂日记》一书，引起了日本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昭和天皇独白的时间、独白的对象、独白后的效果看，大都怀疑其史料价值的真实性。不过，藤原彰等学者承认昭和天皇的“独白录”，“作为史料来讲，却有不利之处，但作为这个回忆录的补充和旁证材料非常丰富。”而且，“独白录”清楚地表明“天皇在整个战争期间，自我意识到是作为最高的权力统治者，是大元帅指导战争的”。[569]即天皇在“独白录”中不知不觉地透露了自己的战争责任。因此，藤原彰认为昭和天皇“独白录”是进一步研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好材料”。
2006年7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已故前任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记，其笔记内容显示：昭和天皇非常不满将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的做法，故从合祀的1978年后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570]该笔记发表在因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恶化的非常时期，因此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仅日本国内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人数大为减少，而且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韩国等外国的舆论支持。但是，昭和天皇关于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的看法，在其相关资料没有充分解密之前，这只能说是一种观点、一种猜测吧。
其次，保守派并非完全无视国际上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索赔的运动，而是进行针对性的翻案活动。
1.玩弄数字游戏，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1994年7月，石原慎太郎反咬一口，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南京大屠杀——排除历史的篡改》一文，污蔑南京大屠杀是“篡改”历史，反问：“果真有过南京大屠杀吗？为了确定是否有过这事，应该由日本和中国组成合作委员会，对被害者人数加以调查。”[571]以现在几乎不太可能精确的数字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事实上，在日军野蛮大屠杀过程中，很多中国无辜平民就是眨眼之间已为日军所杀，不要说屠杀的精确人数，甚至很多人连名字也未曾留下就已成日军的刀下冤魂。
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实证研究受害者的具体人数和详细的屠杀名单等，但这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一样，很难得出确切数字。不过，通过学者的实证研究，我们将会越来越接近受害者的真实人数。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大量客观的研究，就贸然否定中国的战后损失调查、东京审判及南京审判确定的屠杀人数，自然是令人难以接受。其实，石原等人在南京大屠杀具体人数上，至今仍喋喋不休，如同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保守派一直纠缠数字而不去反省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一样，妄图以数字问题搅乱历史研究的方向，并借此模糊或否认战争责任。
2.修建美化侵略战争和否认战争责任的纪念碑，这也是《旧金山和约》后不少保守派和右翼分子的惯用手法。如，巢鸭监狱遗址的纪念碑、三根山的殉国七士之墓等，战后日本修建了不少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纪念碑。日本保守派通过修建更大规模的纪念碑，撰写更加美化侵略战争的碑文，以此影响日本国民尤其是不太了解战争的青年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为对抗联合政府时期通过的《不战决议》及“村山谈话”，原日本关东军士兵、曾被俘至西伯利亚的中田清康，原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等原军人，联合保守派学者中村粲等人，发起募捐运动，准备为侵略战争树碑立传。2000年8月，即日本战败投降55周年之际，由“战友会”“遗族会”等近400个团体和2300多名个人捐款，总计花费1亿日元、高达12米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在石川县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内建成，[572]成为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派与右翼势力建造美化侵略战争的代表性纪念碑之一。原本就相对缺乏近现代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若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肯定或赞美侵略战争的各种纪念碑，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战争责任认识。
3.持续否定东京审判。保守派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一直妄图通过否定东京审判和推卸战争责任，以正当化日本的侵略战争。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佐藤和男，继承了江藤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有条件投降”论，坚持认为日本在国际法上是“有条件投降”，只不过是被麦克阿瑟妖魔化为无条件投降；批判东京审判在判决书的前言中，“故意”将1928年以来的历史描述为日本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侵略活动，“宣传”日本在亚洲各地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祸，将日本定为战争犯罪的国家，从而对日本人进行“洗脑”，是导致战后日本“自虐史观”的根源。[573]这就是佐藤所谓的“东京审判史观”。
小堀桂一郎为否定东京审判，在“审判”与“判决”一词上大做文章。他指出《旧金山和约》第4章第11条，即：“日本国接受国际军事裁判所以及设在日本或国外的联合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之中的“审判”一词，属于“误译”，应译作“判决”。实际上，中文翻译的《旧金山和约》该条内容就是将“审判”一词译作“判决”，[574]此处两者的意思相同。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翻译的“正误”，而是小堀氏指出所谓“误译”的结果，即由此导致日本人接受了“东京审判史观”。按照小堀氏的理论，既然属于“误译”，那就是说日本人接受“东京审判史观”也是一个“错误”，这才是其极力主张“误译”说的本质目的所在。小堀氏还自以为是地解释了之所以出现“误译”的两个原因：一是盟国担心“日本恢复独立后，日本政府取消所有战争犯罪裁判所的判决，将拘禁的犯人一齐释放”，从而伤了联合国的“颜面”；[575]二是日本政界、外务省、学术界及外国问题研究者们的“怠慢”，未能及时地订正，致使“东京审判史观就这样悄然地被肯定下来”。[576]小堀氏的“误译”说，目的是借所谓的“误译”否定日本接受了东京审判。
至今，日本的相当一批学者，仍以种种理由质疑东京审判的合理性、正义性。如，苏联破坏了《日苏中立条约》，没有资格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团；美国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掷原子弹等战争犯罪未被审判；反人道罪与反和平罪属于事后立法，违背了罪行法定主义原则；造成了BC级战犯审判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身为文官的广田弘毅与东条英机军国主义分子同罪受罚不妥，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日本无罪等。毋庸讳言，东京审判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如，未能起诉和审判昭和天皇，实施化学战和毒气战的日本战犯依然逍遥法外，东京审判中遭受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各国的声音微弱等。但是，东京审判揭露了战时日军的血腥暴行和残虐行为，推动了反和平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国际法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惩罚了战争罪犯，伸张了国际正义，其积极意义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4.“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发展”。1993年自民党下野后，不少自民党议员和政界人物更是不加掩饰地否认战争责任，组织了所谓的历史检讨委员会，从1993年10月19日开始邀请时任东京大学（后转为明星大学）教授小堀桂一郎、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原近卫步兵中队长总山孝雄、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历史教科书研究者上杉千年、庆应大学教授江藤淳、评论家西部迈、高千穗商科大学讲师名越二荒之助，原战争参与者中岛慎三郎、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佐藤和男、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原松井石根大将秘书田中正明、原海军少佐富士信夫、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原日本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作家兼画家出云井晶、产经新闻社论说委员安村廉、琦玉大学教授长谷川三千子等19人进行演讲，后汇集各位的演讲报告在1995年7月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展转社）一书。该书分为“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和进程、战争的总结和对亚洲的客观作用、战后对日占领与否定东京审判、在“终战”五十周年之际对各种进步史观的批判等四大部分，从各个方面美化或正当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批判和否定盟国的战后审判及占领政策，抨击所谓的亡国史观、社会党史观和“不战论”。[577]
肯定“大东亚战争”的代表性论著还有以下几部。1995年4月，“同台经济恳话会”[578]出版了《近代日本战争史》（奥村房夫监修，桑田悦、舩木繁、河野収、近藤新治编），翌年6月又出版了别卷《大东亚战争之本质》（奥村房夫编）系列丛书，肯定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抨击东京审判，指责日本战后教育，污蔑中国“称霸大陆”，代表了原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分子”的战争责任观。桑田悦在《亚洲诸国的独立和发展》中，认为日军占领东南亚诸国期间，激发了当地的民族独立意识，积累了“社会教育及组织运营的经验”，培养教育了优秀人才和原住民的军队，对“亚洲解放”具有重大“贡献”。1992年4月，村上兵卫在《再检讨·大东亚战争是什么？》（时事通信社）一书中认为：日美开战，双方领导人都有“过错”，“其责任应该是各负其半”；指出日本统治东南亚时采取民族歧视政策是这场战争的阴暗面，“是所有过失的源泉”；同时，列举日本占领东南亚时期“重视教育”“培养官吏”及推广地域民族语言等所谓的“功绩”。[579]这些著作虽有时也会提及一些日军暴行或战争中的日军阴暗面，却毫无例外都肯定了“大东亚战争”的所谓“积极意义”。
5.以英美同罪史观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1993年10月5日，石原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将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区分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拥有东南亚殖民地的欧美列强与日本的战争、因战争末期苏联对日本宣战而开始的日苏战争，认为日苏战争是苏联对日侵略战争，即使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也未必是不能正当化的战争，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所谓参战各国的“同罪论”，强调哪个罪重、哪个罪轻，是无法比较的，故提出日本对这些国家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谬论。[580]即是说，日本与欧美、苏联，甚至中国之间互不相欠，根本不存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这是英美同罪史观的根本目的。中曾根康弘首相曾说：“所谓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得不认为是侵略……那么，除去中国与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各国的行为……对当地居民认为不全是侵略行为。”[581]承认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责任，相对肯定日本在东南亚各地与欧美列强之间的战争行为。将亚洲太平洋战争区分为不同性质的战争，指出英美同罪或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在保守派、国民，甚至部分进步派人士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吉田裕认为日本社会上英美同罪论具有较大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美军的无差别轰炸、投下原子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等盟军方面战争犯罪的记忆，是形成同罪论心理的土壤。如，田中利幸在《未被起诉的战争犯罪——日军对澳大利亚人做了什么》（大月书店，1993）一书中，指出战争犯罪并非被视为日本人特有的特殊犯罪行为，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管理卖春”制。其二，联合国方面的行动，破坏了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沼保昭在《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一书中，指出美国出兵越南、苏联侵占阿富汗等，以美苏为首的“审判”国家在战后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对东京审判的道义性的“硬伤”。因此，原联合国各国“审判”日本国民似乎显得更加“厚颜无耻”。确实，如日高六郎在《我的和平论——从战前到战后》（岩波新书，1995）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英美法苏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大战胜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核武器拥有国，战后各种纷争的当事国。如此，日本人对审判方的正义产生不信任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582]可以说，吉田裕从外部找到了影响战后日本人产生所谓英美同罪史观的重要原因。
不过，英美同罪史观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保守派不愿也不肯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他们利用否定近代日本对外战争就是否定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努力的“假设”性思想，利用近代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确实存在的在亚洲扩张权益中的对立和冲突，制造出英美同罪史观的伪命题，其实是模糊了近代日本不顾列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主动挑起、扩大侵华战争并逐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客观侵略事实。
有人戏言“流氓亦有流氓的规则”，而日本是不顾规则的最无赖者。如，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领军人物西尾干二，为推卸或缩小日本主动挑起侵略战争的责任，指责美国为跻身一流大国，在1898年将夏威夷变成殖民地，同年夺取了菲律宾，向东亚扩张势力；据此，他认为美国并非爱好和平的道德国家，特意说明并非仅有日本一国才是犯罪国家；如果讲授日本是坏的，那么也应该同时讲授美国是坏的，强调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略国家，[583]不仅是日美“同罪”，而且美国负有导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石原慎太郎还借用“人种战争”的幌子，颠倒黑白地说：“假如日本不参加那场战争，大概当代的世界仍将由白人对有色人种继续进行殖民统治，显然是日本改变了那种统治秩序。不错，日本自己也进行过殖民统治，也负有很多责任。但是，如果论及太平洋战争的‘功罪’，那么这件事就应该列为‘功’。”[584]一边高叫英美“同罪”，一边将主要责任推给英美，日本反而成了维护“正义”而遭受“不幸”的受害者。
6.优先祭祀本国死者的败战后论。战败以来，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在每年8月15日前后或其他重要的祭奠日子，基本上都追悼和祭祀本国的战死者，很少有人关注远远超过日本伤亡人数的受害国民众的死伤。这是一种内向型的追悼模式。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地要求日本反省、道歉、赔偿的呼声日高，追究日本的加害责任和要不要祭祀数以千万计的亚洲邻国受害者成为日本保守派与进步派争执的又一热点。批评家加藤典洋在其《败战后论》（讲谈社，1997）、《战后的思考》（讲谈社，1999）等论著中，认为战后日本50年来，一直存在仅仅关注日本“三百万死者”的民族“旧改宪派”与只是注意亚洲各地“两千万死者”的国际性“旧护宪派”之间的对立。这种“人格分裂”社会是无法接受“败北之痛”与“扭曲”心理，并使之潜藏起来的社会。为克服这种状态，应通过优先“追悼”日本的“三百万死者”，创造出“接受历史的主体”。[585]
其实，加藤典洋优先祭祀本国死者的前提，“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主张”。[586]这是因为，一方面战后以来日本国内仅仅祭祀所谓“三百万死者”一直都是政府和社会的主流，能够关注亚洲各国牺牲者的人微乎其微，很难谈得上是战后50年来“旧改宪派”与“旧护宪派”之间长期对立的焦点；另一方面，首先纪念屠杀数以千万计亚洲民众的日本“三百万死者”，不正是对亚洲受害国牺牲者的侮辱吗？事实上，这种优先祭祀本国死者的败战后论，与从受害者立场出发谈论战时日本的“受害”，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可谓是“异曲同工”。如，保守派在建立“悼念东京空袭的牺牲者，继承都民战争体验的设施”的东京都和平纪念馆时，要求展示内容“仅限于解明因东京空袭造成许多受灾地区的受害状况”，设施建设中优先建立慰灵碑等，[587]根本不谈日本的加害责任和导致日本民众遭受战争灾难的根本原因。
7.其他的战争责任否认论。如，从军“慰安妇”商业论，1997年原日军卫生兵铃木博雄在《体验的慰安妇之生存状态——原卫生兵所见的140名女人》（全貌社）一书中，胡诌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运作。板原正、石原慎太郎等人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类似观点，安倍晋三首相也曾表示缺少日军强迫女性充当“慰安妇”的证据，不再为其道歉。长谷川庆太郎在《再见吧，亚洲》（ネスコ，1986）一书中，反问“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还应该再次作为问题提出来吗？”指出“日本人本身总是拘泥于‘战争责任’，不仅对日本，对整个亚洲都是非正面积极的”事情，反映了追究战争责任“时效”论的观点。上坂冬子在《赔偿已经结束——被遗忘的战犯与遗族的五十年》（讲谈社，1995）一书中，认为日本“在战争之后已对战胜国进行了道歉、赔偿”，据此声称“赔偿已经结束”。[588]时效论和赔偿结束论，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战争犯罪及其责任，却都不愿承担战后责任。
总之，这些战争责任论的基本观点仍是否定侵略战争，歪曲战争犯罪史实，缩小或推卸战争责任，即使承认战争犯罪或有限的战争责任，也多是向他国转嫁责任或以各种理由主张在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无须道歉或赔偿。
二 否认战争责任活动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战争责任观，是日本保守派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保守派为对抗世界范围内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村山内阁时期的《不战决议》和“村山谈话”等表示道歉与反省战争责任的行为，以及亚洲邻国民众及日本进步派追究战争责任和赔偿要求，不仅阻挠通过《不战决议》，而且打着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的旗号，歪曲侵略事实，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和强化民族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就是发动和实施这股逆流的重要干将。
1.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基本上不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前夕的1995年7月，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发起组织了“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9月，他拉拢了一些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教师团体，创办了《近现代史的教学改革》杂志，并以此为舆论阵地，打着“自由主义史观”的旗帜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他们指责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只对日本断罪的东京审判史观”都是“片面”的，表示不受任何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束缚，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重新认识历史。然而，藤冈等人相继出版的《教科书中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史》《历史教科书中的十五年战争》《历史之本音》等著述，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慰安妇商业说”“生化武器未用于实战说”等谬论，批判战后以来日本的历史教学是“反日”和“自虐”教育，提出必须打破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束缚，[589]又倒向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重要骨干涛川荣太，认为“东京审判史观”就是“反日史观”，指责东京审判的核心在于否定日本，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声称“东京审判史观”与苏联的“共产国际史观”一样，构成了复仇史观与反日史观混合的历史观，成为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大罪”，[590]以此提出必须改革战后日本以自虐史观和反日史观为主的历史教育。
藤冈信胜似乎完全脱离了学者应有的严谨与客观，凭借主观想象，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和掩盖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责任。他竟称：“美国为参加欧洲战场战争寻找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希特勒挑衅，向德国的船只寻事攻击，然后等待对方的还击。欲助其盟友英国而寻找参战的理由，是罗斯福的作战策略。然而希特勒政治上十分狡猾，并且具有敏捷的判断力，没有上罗斯福的挑衅的当。不得已，美国又来挑衅日本，以向日本宣战，从而向日本的同盟国德国宣战为形式，试图从幕后走出来参加欧战。美国的意图显而易见，是将两个地区不同、性质不同的战争拴结在一起，成为一次世界大战。”[591]没有任何证据和毫无历史常识的谬论，却获得了保守派的赞誉。评论家高泽秀次公开鼓励道：“藤冈及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现在更加不必忌惮和惧怕什么。他们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观对败战后五十年国际流行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压抑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通过他们的毫无遮掩的大胆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592]支持藤冈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并试图以此谬论影响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观。
这种主观臆想的错误历史观，既严重伤害了受害国民众的民族感情，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更严重地误导了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如，松岛荣一、城丸章夫等日本学者，批评藤冈的历史教学“不是（向学生们传授）学问性真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即培养从属于国家政策的国民”，[593]是类似于战前强制性的国家主义教育的东西，严重误导了日本青少年学生的历史认识。这样一种战争责任观，非常适合保守派的口味。于是，臭味相投的各界保守派分子聚集在一起，掀起了歪曲历史和否认战争责任的层层浊浪。
2.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改恶”运动。1996年6月27日，文部省发布的审定结果显示，日本中学主要使用的7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全部出现了关于“从军慰安妇”的记述。以此为“导火索”，1997年1月30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长藤冈信胜、漫画家小林善纪等人，联络一帮保守派学者、右翼分子，组建了以推翻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重新改写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主要目的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其中，既有20世纪90年代初主张日本国际化的伊藤宪一、冈崎久彦、神谷不二、田久保忠卫等大国主义者，也有像龟井正夫那样主张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财界人物；既有石原慎太郎、江藤淳等右翼民族主义者，也有伊藤隆、秦郁彦、坂本多加雄等保守派的历史学者，参加人员涉及面非常广泛，时人称之为“统治阶层反主流派的大同团结组织”。[594]
1997年2月21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尚不足一月，藤冈信胜、西尾干二、中村粲（昭和史研究所所长）、高桥史郎（编纂会副会长）、涛川荣太（编纂会顾问）、小林善纪等7人，就以编纂会的名义与文部大臣小杉隆谈判，强烈要求文部省删除教科书中的“错误”内容，并具体指出教科书中的所谓四个“问题”。一是记载“错误”事实；二是“片面”观点未经充分考虑；三是未从历史的全貌记述历史，而是以特定的观点记述；四是不仅事实“错误”，而且有意“篡改”原文。[595]他们一方面向政府施压，要求删除他们认为“错误”的历史记述，另一方面大踏步地迈出了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步伐，组织编写歪曲历史事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行为，获得了日本保守派和右翼的大力支持。保守团体“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新手议员会”和“考虑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等给予政治支持，保守媒体则极力宣扬、吹捧其观点与活动，保守企业集团提供大量的资金赞助。截至1999年11月末，编纂会已拥有约1万名会员，在全国所有的都道府县均设有支部，年度开支超过1.3亿日元，[596]其中90%是靠企业赞助。在鹿岛、三井、三菱、住友等负有战争罪责的企业带头赞助下，编纂会在1999年共得到日本97家企业和16家财团的公开赞助，2003年赞助企业增加到106家。[597]正是在日本各界保守势力的支持和资助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才能够每年出版100多万册篡改历史的各类图书，在日本700个以上的地方举办各种集会和报告会。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底以前，编纂会仅在日本各大中城市就召开了560余次“学术讨论会”、座谈会，其中仅1999年一年的保守统计，就达250余次。[598]可以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某种程度上拉动了保守派和右翼的侵略战争翻案活动。
1997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新的日本历史开始了》（幻冬社）一书中，颠倒黑白、伪造历史，否定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宣扬重写“光明的”日本历史。同年11月，他们策划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试用版”——《国民的历史》一书，据其解释说：“我们正在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但是教科书的容量篇幅有限，而编写教科书的试用版可以在新编教科书的基础上，将教科书不能充分表达的视点、内容、故事、插曲等包括进去，让普通的人读起来赏心悦目。”[599]主要以通俗性风格吸引读者。此外，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开展了庞大的宣传攻势及订阅100万册运动。1999年10月29日，《国民的历史》发行后，第一版3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又多次增印，连续两个月排在综合畅销书第7位以内，到1999年底累计销售突破60万册。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销售业绩，一方面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及其外围右翼分子的宣传鼓动，另一方面则是集团购买后在全国各地大量免费散发，人为制造销售“神话”。据俵义文调查，“在大阪府管辖内的公立初中的全体社会科教师（约1800人）和校长、副校长、地方议员等4000人以上都免费得到了‘编纂会’赠送的《国民的历史》。在大阪的一所初中，加入‘编纂会’的一位教师甚至将大量的该书带到该学校，以‘送您这本书，读读看，会有帮助的’的劝诱语言向周围的同行推荐散发。”[600]企图借扩大销量证明其观点获得日本社会的认可程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编写了2002年初中教科书的“历史”与“公民”两部分。具体分工如下：历史部分的执笔者为高森明敕事务局长（国学院大学讲师）和坂本多加雄理事（学习院大学教授）；公民部分分别由西部迈（《发言者》主笔、编辑负责人）、佐伯启思（京都大学教授）、佐藤光（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宫本光晴（专修大学教授）、八木秀次（高崎经济大学副教授）、杉村芳美（甲南大学教授）担任；教师用的指导书和学生用的学习笔记的编写，由“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担任。他们除编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外，还不断印刷各种歪曲历史事实的宣传品，在全国打着“历史学习运动”的旗号，举办各种所谓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研讨会、讲演会等活动，在日本产生了恶劣影响。如，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鼓动和影响下，日本有4个县的议会和24个市町村的议会通过了将有关侵略事实的记述从教科书中删除的决议。[601]“编纂会”还在东京23个区的区议会中，提出要求修改审定制度的请愿、陈述状，结果至1999年12月为止，已有4个区的议会通过了他们的要求。[602]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活动，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并以其错误的历史观影响到一些地区的教科书“改恶”活动。
鉴于日本文部省在2001年4月3日审定通过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存在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中、韩等国向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却遭到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分子的激烈反驳。5月16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8项具体的修改要求。7月19日，日本文部省答复“不予修正”。与之同时，藤冈信胜、西尾干二、高桥史朗及其他新历史教科书拥护者纷纷撰文，攻击审定教科书中的“近邻诸国条款”是卖国条款，中国和韩国的抗议是“干预日本的内政”，攻击对新历史教科书采取公正立场的NHK和《朝日新闻》等媒体是“反日的、亲中国的”。[603]日本政府默许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态度，酿成了2001年和2005年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使原本因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日趋变冷的中日关系更加冷淡。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以及日本进步派、教育者和民众的抵制，扶桑社于2006年出版的这部《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长期徘徊在0.5%以下。曾挑起1986年教科书事件的“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在1997年5月改称“日本会议”，由原日本最高法院院长三好达出任会长。2002年，“日本会议”将1986年出版的《新编日本史》改头换面为《最新日本史》再次出版，希望占领教育市场，但其采用率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这就反映了日本国民、教育者多数不赞成保守派歪曲历史事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做法，具有相当的辨别和选择能力，成为牵制保守派蛊惑宣传的重要力量，也是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
不过，随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日本即将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倍感失落和愈加迷惘的日本人思潮激荡，尤其是极端右翼思想日益泛滥，不仅催生了2011年教科书事件，而且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的采用率开始猛增，反映了保守思想、右翼思想逐步扩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倾向值得注意。2011年3月30日，就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文部省公开了一部分2012年度使用的中学教科书的检定内容，其中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育鹏社版、自由社版历史与公民教科书，获得检定“合格”。自由社版教科书，是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2006年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为基础编撰的，并几乎与之相同。2006年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分裂出来的八木秀次集团，组织了“教科书改善之会”，也以2006年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为基础，编撰了育鹏社版教科书。故而，育鹏社版、自由社版教科书大同小异，都鼓吹侵略“有理”论、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叫嚣“亚洲解放”论、宣扬英美“同罪”论和日本“受害”论。[604]
面对如此过分地歪曲侵略历史事实的育鹏社版、自由社版教科书，文部省不得不提出必要的修改意见，但最终还是检定“合格”，给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中日历史问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当时，文部省对育鹏社版教科书的历史、公民部分，分别提出了150条、51条修改意见；对自由社版教科书的历史、公民部分，分别提出了237条、139条修改意见。[605]这些修改意见虽也有纠正错别字、史实错误、理解困难各项，但在近代史方面主要纠正明显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和进行更加隐晦化的描述。因此，育鹏社版、自由社版教科书“改正”的实际意义不大。2011年8月4日，横滨市教育委员会决定从2012年起在该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全部采用育鹏社版教科书，仅此日本就有10万名学生使用这一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采用率长期徘徊在0.5%以下的右翼教科书，由此猛增至2%以上。[606]此外，神奈川县藤泽市、枥木县大田原市的教育委员会，以及东京都都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都决定采用育鹏社版教科书，将会进一步推高右翼教科书的采用率。如果说我们对于从1980年代至21世纪最初10年内右翼教科书极低的采用率尚能“稍感宽慰”的话，而今对育鹏社版、自由社版教科书采用率的猛增不能不保持警惕。若为了中日政治关系的稳定而忽略了中日历史问题，必将因中日历史问题的积累而破坏中日政治关系的大局。
3.一些保守派团体跳将出来，开展否认战争责任活动。如，昭和史研究所、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日本舆论会、日印亲善会、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正论之会、纠正教科书亲子会、保卫兴亚观音会、思考NHK报道会等保守团体，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否认战争责任活动。（1）出版歪曲历史事实和否认战争责任的图书。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出版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1990），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出版的《世界裁判东京审判》（国际企画社，1996），以及渡部升一出版的《日本的骄慢、韩国的傲慢》（与吴善花合著，德间书店，1993）、《国益的立场》（德间书店，1996）、《新忧国论》（德间书店，1997）等著作，攻击东京审判，否认侵略战争性质。（2）发起抵制《不战决议》的签名运动。以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佐藤和男为副会长的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为反对《不战决议》，在全国发起签名运动，共计征集到506万人签名。（3）批判相对客观的战争责任报道。1990年成立的日本舆论会，主要攻击《朝日新闻》是“只把日本断罪为侵略者、加害者的反日的新闻机构”，表示要对其实行“监督”“纠正”“斩断其偏向报道”，不时发表抨击《朝日新闻》的文章。（4）利用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为侵略战争翻案。终战五十周年国民委员会拍摄了《亚洲独立之光》《自由亚洲之荣光》等影片到各地巡回播放，公开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加濑英明、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等人，炮制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和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的电影《自尊》，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推卸战争责任。[607]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各团体相互勾结，共同推动歪曲侵略历史和否认战争责任逆流的同时，内部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既有派系的权力斗争，也有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如，兼任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副会长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长藤冈信胜与涛川荣太因领导权之争相互诽谤、中伤，发生内讧；藤冈与日本会议的主要理论家中村粲的公开对骂，在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急欲强化与日本会议合作的背景下，导致了1999年7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将藤冈信胜由副会长降为理事，涛川荣太则在被解除副会长职务时愤而退会，明星大学的高桥史朗被选为副会长。另外，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内还存在藤冈与小林善纪的观点对立。[608]由此可见，保守派阵营内部的战争责任论并不统一，还存在所谓的“相对承认派”。如，就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而言，他们中有人主张：“也许确实有过南京屠杀事件，但是那并不是日军所特有的。战争就是那么悲惨的，并非只有日军才是坏的。”进而又说：“从历史看，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屠杀的历史。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侵略与杀戮的历史，又怎么解释呢……”[609]与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相比，相对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当然，保守派学者在南京大屠杀人数上的分歧、承认战争责任程度的差别，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保守派学者，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补偿的呼声，以及日本进步派在追究战争责任和开展传授真实历史的努力，不仅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修改战后日本的近现代史教育，推动教科书的“改恶”，而且批判国际社会的抗议是“干涉日本内政”，毫无顾忌地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的活动不仅得到了保守企业、财团、右翼分子、媒体的支持，而且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默许和纵容，始能日益猖獗，成为酿成21世纪初三次教科书事件的主角。
自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了相对冷静和克制的稳健政策，改善了此前较为冷淡的东亚国际关系，但保守派与右翼仍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相应的社会基础，以及一定的政治后台和资金支持，一旦日本与周边各国出现历史或现实问题的争执，他们就会借机出来兴风作浪。因此，保守派和右翼及其错误历史观的存在，使日本与周边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为脆弱，随时会成为再次恶化东亚国际关系的“导火索”。这是所有爱好和平与渴望历史和解的政治家、学者及社会精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四节 进步派的战争责任反省
进步派指出日本人应该勇于面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敢于承担战后责任。因此，他们支持原强制性劳工、毒气战受害者及“慰安妇”的索赔诉讼，与国际上要求日本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各种活动相互配合，从多个角度广泛地实证研究和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中归联、和平遗族会等进步组织开展各种反省战争责任活动，进步学者还成立了“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出版《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杂志，支持家永教科书诉讼等和平运动，赢得了日本国内外进步人士，包括受害国民众的理解和尊重。
一 战争责任论的发展
进步派面对冷战结束之际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要求日本反省、道歉的呼声和赔偿诉讼，批判保守派否认战争责任的逃避行为，深刻反思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战争责任研究的论著。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笠原十九司的《亚洲的日本军——战争责任与历史学及历史教育》（大月书店，1994）、泷川裕英的《集体的责任论序说——对战后世代战争责任的视角》（《创文》第359号，1994年10月）、粟屋宪太郎的《未决的战争责任》（柏书房，1994）、粟屋宪太郎等人编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朝日新闻社，1994）、田中正俊的《战争责任的历史继承》（《历史评论》第545号，1995年9月）、三浦永光的《战争牺牲者与日本的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95）、若 泰雄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原书房，1995）、西野留美子编的《年轻人们思考的战争责任》（明石书店，1995）、荒井信一的《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1995）、石田雄的《战争责任论再考》（《年报日本现代史》2号，1996）、田口裕史的《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树花社，1996）、吉田裕的《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高桥哲哉的《战争责任论》（讲谈社，1999）、早川纪代编的《殖民地与战争责任》（吉川弘文馆，2005）、大沼保昭的《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东信堂，2007），以及 缬厚的《我们的战争责任——昭和初期20年与平成时期20年的历史考察》（凯风社，2009）等论著，出现了进步派反思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高潮。
鉴于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主体，且大都未能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进步派学者主要论述了即使没有经历战争的日本人也应从加害的角度认识到自己必须承担的战后责任。据统计，截至1994年10月1日，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口达到总人口1亿2503万人的65.5%。在对战后出生者所做关于他们是否应对过去战争负责的抽样调查中，回答“应负责任”的不过24.6%。[610]战后出生的国会议员高市早苗，在1995年3月16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扬言：“至少我本人不能说是当事者的一代，所以，没有什么可反省的，也不能被要求反省。”[611]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
为解释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仍有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进步派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家永三郎在《战争责任》一书中，认为日本人的连续性使战后出生者自动继承了战前日本人的行为产生的责任，即使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仅其肉体作为战前、战中一代日本人的子孙生存下来，而且其出生后的肉体、精神的成长，也在战前一代人所形成的社会、物质、文化的各条件中进行，所以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冈部牧夫在《战争责任与国民文化》一文中，认为每个人在什么时代、哪个国家出生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本来是偶然的、他律性的，随着战时尚未成人的一代在成为日本国民的过程中，他律性地被赋予战争责任，这是历史学范畴以外的问题，但也只能甘受，[612]一种宿命论式地主张日本国民只能承受此前战争行为导致的战争责任。而西谷以“‘日本人’这一集合体”作为前提立论，主张不是侵略战争直接当事者的战后一代应该承担的不是“罪责感”而是“责任感”，[613]指出战后出生者因为没有经历战争自然不存在战争犯罪带来的“罪责感”，但作为日本人这个整体的一分子应该有“责任感”。
大沼保昭在《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考》一书中，认为战争责任无论是对过去反复的道歉还是金钱赔偿都是无用的，只有瓦解导致战争的基础才能发挥作用，指出导致战争的社会心理基础——日本人“脱亚入欧”的亚洲观在战后仍保留了下来，这就成了日本国民整体的责任，即战后责任。他强调日本政府没有诚实地应对来自从军“慰安妇”等亚洲的战争牺牲者的补偿要求，就是没有充分地负起我们自身的“战后责任”，呼吁日本国民及政府真诚地对待来自亚洲邻国受害者要求反省和道歉的呼声，以及战争赔偿诉讼。
山口定指出因为政治家的决定导致日本的战后史上始终没有明确战争责任问题，从而使战争责任从儿子向孙子一代转移，主张从“未来责任”角度把握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他认为日本政府与日本人从未直面十五年战争的战争责任问题，对战后亚洲邻国的补偿要求也从未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给我们一种从未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在“未来责任”方面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事实。[614]虽然参战的士兵们对扩大战线并走向毁灭道路的日本指导者抱有相当的不信任感，但战争指导者中几乎没有人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天地有情》一书中也曾说导致开战的指导者在战后主动追究自己的责任是不充分的。[615]因此，山口定提出要在弄清本国战争责任的基础上，认真对待日本人的战后责任。
法哲学研究者泷川裕英，在《集合性责任论序言——对战后一代人战争责任的观点》一文中[616]，从集合性责任论角度出发，阐述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应承担的战后责任。他指出：（1）战后一代人，从“个人责任的原则”来看，或许可以得出不负有“战争责任”的结论。但是，若说连关于“战后补偿的责任”也完全不担负的话，则是有问题的。（2）作为与这种“责任”相关的东西，“集合性责任论”是问题的关键。（3）在“集合性责任论”内，与“责任”相关的，有“非难”“补偿”这两点。（4）“非难”只是针对加害者自身“责任”的概念。与此相对，“补偿”则只是针对救助被害者并给予关心的概念，只对被害者恢复原状表示关心。即是说，“补偿”不仅可以要求加害者给予，对其他人也可以要求给予。（5）战后一代人虽不用负接受“非难”的责任，但他们必须要负“补偿”的责任。（6）关于“集合体”，需要区别“总合型集合体”（不特定多数的群众）与“集团型集合体”（例如日本国、日本国民）两类。（7）在上述“总合型集合体”的情况下，否定其为集合体整体，或是否定其他个人必须分担其集合体内部某个个人的行为结果的责任，这是否定性的问题。不过与此不同的是，战后一代人的“补偿责任”则是作为“集团型集合体”的责任。（8）当对待及处理来自“集团”外部的追究者（例如原从军“慰安妇”的菲律宾女人及其他人）的“非难”，以及“补偿”要求时，因为日本国本身就是“条理通达的存在”，国家不再是简单的人的“总合型集合体”而是具有作为“集团型集合体”的独立的同一性、道德性的主体（因此是“责任”的主体）。这种事实，应是处理问题的前提。（9）依据上述前提，战后“补偿”的“责任”，不仅应由担负“责任”的国家来履行，同时，战后一代人作为“集团型集合体”的“国民”的一员，也必须分担其“责任”。[617]由此可知，泷川裕英认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承担上一代人进行战争的补偿责任，绝非基于所谓的民族的一体性、连续性的理由，也不是以文化遗产的继承为理由，而是基于“集团性集合体”这种单纯的空间性“场所”的考察。[618]
田中正俊则认为战争责任具有历史性继承，主张自觉地意识到用金钱或物资“无法偿还过去”的“战争责任”，只有从思想和物质上去努力处理这一问题，才是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课题，是日本人的“伦理”和“自豪”的问题。他根据竹内好在《现代中国论》（河出书房，1951）一书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论述：“道德的根本在于个人，因此不能把个人应负的道德上的责任归诸于国家权力，否则就是对人格的侮辱。”[619]即战争责任与每个人的人格相关，不能推卸给抽象的“集团性集合体”，强调今天所谓的“战争责任”，无非就是“战后责任”的问题，[620]将当前的战争责任问题等同于战后责任。
冈部牧夫在《十五年战争史论——原因、结果与责任》（青木书店，1999）一书中，强调如果回避过去的战争责任，日本就会像1930年代那样孤立于国际社会，无法参与形成21世纪新的国际社会。他指出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当程度上回应了以前的责任，今天成为统合欧洲的中心势力。德国的战后处理方式不能说全是理想的，但与日本相比已远远地获得了周边各国的信赖。冈部认为现在日本应该选择的道路是认识战争的历史事实，省察这一认识的理论性的相对化，发挥战后日本社会相应的责任。如，《日本国宪法》在前言中提倡“维护和平，为建立从地球上永远清除专制、从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而努力，从而获得有名誉的地位”。[621]他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撰写该书，并希望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高桥哲哉认为战争责任就是日本侵略亚洲各国，把那里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占领地，违反各种国际法，进行战争犯罪和迫害行为的责任；而战后责任则以战争责任为前提，是对来自亚洲邻国要求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和进行赔偿的回应。他解释说“作为日本人”的战后责任，既不是从“血脉的同一性”那样非科学观念的实体化考虑的，也不是从日语和所谓“日本文化”等方面可以共有定义文化上的“日本人”考虑的，而是指完全属于日本国家法律定义、是“政治上”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作为日本国家主权者的日本人，就有日本国家政治上应有的责任。日本政府对其他国家的受害者或本国的受害者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时，就应该促使政府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是“作为日本人”的政治责任。[622]
综上所述，几位进步派学者都以今天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为切入点，提出了日本人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尤其是论述了战后责任问题。但是，他们关于战后责任的视角、内容和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如，战后责任的视角主要有战前、战后日本人的连续性，战争责任转移的未来责任，日本人的整体性，日本人的生活空间、日本文化，以及对国际社会战争责任追究的应答等，各不相同。因此，战后责任论的内容也不尽一致。如，有的强调“责任感”，有的主张瓦解导致战争的社会心理基础和诚恳对待来自亚洲邻国的道歉和赔偿要求，还有的干脆将战后责任等同于战争责任。基于战后责任的视角和内容的差别，其概念在每位学者那里自然也不一样。如，有人认为战后责任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承担战前与战时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导致的战争责任，有人主张战后日本人应该主动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并承担亚洲邻国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和战争遗留问题的应答性责任。无论如何，进步派的各种战后责任论，都主张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仍负有战争责任，强调他们必须勇于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和邻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追究。
二 战争责任的持续追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的摇摆现象，加剧了邻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所谓的“道歉”和“反省”的不信任感。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持续升温，保守派为对抗国际上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活动，再次掀起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为侵略战争翻案和否认战争责任的逆流，不仅激起了进步派的反对，而且勾起了不少国民对“黑暗时代”的痛苦回忆。教科书事件、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各类赔偿诉讼等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与冷战结束后的各种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严重影响了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受此刺激的不少日本国民和原帝国军人，开口说出自己的罪恶，反思自己的责任；进步派人士也从各种角度深刻反思和研究日本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木坂顺一郎根据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各种称谓的由来，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质。1993年3月，他发表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谓与性质》一文，认为这场战争经历了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三个阶段，具有五种性质：（1）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为扑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2）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战争；（3）日本获得殖民地的战争；（4）亚洲的与日本合作者对盟国的民族主义战争；（5）日苏战争是日本反社会主义战争和苏联反日、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623]不少日本学者都愿意根据战争的阶段性、战争的对象国区分战争的性质，如竹内好、江口圭一等学者，都曾细分过这场战争的阶段、性质及战争责任。
冈部牧夫认为战争主体的多样性和采取的战略、战术及交战手段，决定了这场战争性质的“复杂”。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既有殖民地帝国英美日意、在1930年代执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帝国日德意、社会主义帝国苏联、从半殖民地状态走向大国化的中国，还有并非完全独立而从属于前述国家或外部大国的小国和国家之外各团体。诸如殖民地帝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帝国的流亡政府（法国、荷兰）、独立国（泰国）、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盟国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印度国民会议派主流、穆斯林联盟），轴心国的殖民地、占领区和势力范围或战区内的抵抗团体（东北抗日联军、朝鲜人民抗日部队、印度支那军、东南亚的华人组织、马来亚的共产军和英军游击队、菲律宾的美军游击队），还有盟国方面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中协助轴心国与宗主国敌对的组织（缅甸独立义勇军、印度独立联盟及其国民军、爪哇乡土防卫义勇军）等，多样性的战争主体导致了“复杂”的战争性质。[624]战争主体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和交战手段，是决定战争性质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如，在讨论亚洲太平洋战争“复杂”的性质时，谴责日本在战争期间无视国际法和人道实行残忍的交战手段及“三光政策”等残虐的歼灭战术，同时也要注意美国的无差别轰炸和使用原子弹等违反国际法的战术。[625]
日本进步派学者围绕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虽有不同的观点，但基本上都承认日本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邻国的战争犯罪，并具体分析了相应的战争责任。如，姬田光义主张用“对中国侵略战争”（或更简洁的“对华侵略战争”）称谓中日战争，并希望将其固定下来，[626]表达了其正确对待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不过，他们也大都指出了战争期间美军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以及战后初期苏联扣留日本战俘等所谓违反国际法的重大事件，甚至还有学者研究了战时美军的强制卖淫等问题。从学术角度来说，这些研究无可厚非，而保守派则借机宣称特殊的战争时期各种战争犯罪是无法避免的，盟军方面也同样存在战争犯罪，并非只有日本是“坏”的，似乎如此就可以减轻或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
1994年5月3日，江口圭一在由爱知宪法会议主办，于名古屋市公会堂召开的“宪法施行47周年市民集会”上，做了题为“日本的侵略与战争责任——纪念日清战争100周年”的讲演。他在演讲中批判了日本保守派和部分国民中存在的三种典型的错误史观，即英美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和解放战争史观。江口圭一认为所谓英美同罪史观也并非完全不对，但是无法解释1931年以后的历史过程和蒋介石所言中国和美、英等国“有责任共同粉碎侵略之暴力，保卫整个文明”的观点。[627]
针对自卫战争史观和打破 ABCD 包围圈说，江口指出这个“包围圈”的实体并不存在，即使假定确曾有过这样一个包围圈，但促其出现的原因也是日本的行动。他指出并非因为有了ABCD包围圈，日本才不得已进行战争，而是由于日本顽固地进行日中战争和占领中国，且实行“南进”即占领东南亚，正是为了对抗日本的这些侵略活动，盟国才建立了日本所谓的ABCD包围圈，其因果关系十分明显。他强调太平洋战争乃是近代日本始于日清战争的侵略中国与对外扩张的最终结局，将太平洋战争视作打破ABCD包围圈的战争的自卫战争史观，乃是无视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的论点。[628]
江口圭一反问解放战争史观论者，既然说日本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亚洲各民族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获得独立，那么，日本为什么不使朝鲜获得独立呢？虽然因战争削弱了欧美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力量，从而使战后东南亚各民族的独立易于实现，这也是事实。但这一最终结果并非日本所企图的那样。东南亚以及中国、朝鲜等亚洲各国和各个民族，由于日本的失败，或者说是通过对日本进行抵抗，而实现了解放和独立。因此，所谓解放战争史观乃是把日本的大义名分与战争正当化的逻辑。[629]
江口最后强调：“与那些单纯执迷于自己的体验，从而陷于自我封闭的排他而自以为是的历史观的具有战争体验的人相比，让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一代确立起完全能够经得住国际批评的历史认识，则更为重要。当然，这需要认真地学习……必须指出，在与国家或以往的战争领袖的层次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我们日本国民，我们市民，也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履行这一责任的第一步，就是要牢牢认清近代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事实。”[630]战争体验者因战争经历、地域、出身、感受等各种不同情况而有不同的认识，局限于自身错误的战争体验并试图推而广之就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故江口圭一非常谦虚而认真地批判了这些在日本社会上颇有影响的错误史观，鼓励和呼吁日本国民为了承担战争责任首先就要认清并学习日本的侵略历史。
日本著名史学家永原庆二在78岁高龄时，撰写了《“自由主义史观”批判》（岩波书店，2000）一书，重点批判了英美同罪史观。他指出欧美列强虽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展开了瓜分世界与夺取殖民地的竞争，但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是日本而非欧美列强，故对于中国来说，首要的敌人是日本而非欧美各国，因此简单地把日本与欧美等同而不加区别就是歪曲历史。他指责“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所谓的“自虐史观”其实是把近代日本内部的黑暗面，包括残存的“半封建性”社会关系和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企图彻底抹杀，是对日本民族与国家的玷污。[631]因此，他在批判自由主义史观的同时，呼吁战后日本人应该正确地认识和传授真实的历史，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进步派面对亚洲邻国民众的索赔要求，强调应该勇于承担补偿责任。内田雅敏指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从受害者立场接受教育，自然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特别是对日本的加害责任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对受害者给予经济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并为此强调4点。（1）正视本国的近现代史，即正确面对本国对亚洲邻国实行的殖民地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就要彻底调查战争受害的事实，弄清其责任所在；向受害者作出诚心诚意的谢罪；必须对下一代进行历史教育。[632]（2）区别战后补偿与经济问题。他认为无论是谢罪还是补偿，它必须要直接对应受害者本人（正如美国对日籍美国人强行收容所补偿的那样）。日本政府以民间组织建立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基金会”等方式，从经济上支援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留学生，开展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等活动，并非是日本政府明确地对原“慰安妇”进行补偿和道歉，故应该明确区别开来，批判日本赔偿是不充分的，而且“生意优于反省”。[633]（3）不能以战后补偿服务于日本的外交目的。内田指出日本为了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谢罪，这种观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小盘算”，那将意味着日本还会重犯历史错误；实现以谢罪、补偿、历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战后补偿，与追究战争责任密不可分。[634]（4）战后补偿还要和日本歧视与排斥朝鲜等亚洲邻国民众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既要清算“过去”，更应解决现在日本人头脑中的“脱亚入欧”观念。[635]这四点建议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进步派学者在战后赔偿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若 泰雄虽赞成日本必须承担战后赔偿责任，但指出仅仅靠微不足道的赔偿金并不能说承担了战争责任，只有废除天皇制才算对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亚洲邻国民众有一个交代。他在1995年出版的《日本的战争责任》一书中，分析了战后日本人将全部责任推给早已不复存在、无法反驳的军部，而忌讳追究真正的战争责任者——天皇的主要原因。首先，日本人仍具有封建性、奴隶劣根性，以及由于未开化而导致的无思想性和非合理性。日本的评论家本应对天皇和天皇制进行批判，但大部分人却对批判和指责持慎重态度。若 分析道：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慎批判了天皇，马上会招致反问“战时你曾说过什么话？”故大部分日本人出于谨小慎微的考虑而缄口不言。
其次，日本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及其腐败的持久性。“保守党的反对派”打着“革新”的旗号，无休止地赞美非民主主义国家的理论和现实，导致本来对保守党很失望的民众只好去投保守党的票。若 认为日本人连讲清楚自己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而要以暧昧的态度葬送自己的历史，这样不负责任的国民还有什么资格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世界和平”说三道四呢！他们与其高喊“反对单独媾和”“反基地斗争”“反安保”“反越南战争”“反原子弹试验”（只反对美国）、“反自卫队”或抽象的“和平”，还不如首先彻底追究日本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责，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言行只能被认为是通过采取一种似是而非的手法去避开谈及最重要的问题。与战时的评论家完全一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收入，对追究天皇制的责任采取了消极态度。[636]
最后，若 呼吁“废除天皇制才真正意味着向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谢罪，才算承担了战争责任。而微不足道的赔偿金等属于性质不同的另一种问题。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开始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荣誉的地位。”[637]应该说，若 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模糊化、暧昧化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了其症结所在——近代日本的天皇制。
这一时期，进步派学者还从其他角度，反思、反省日本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喜多义人针对不少日本士兵强辩“因为是上级的命令、指示”“因为大家都这么干”所以自己没有责任的说法，在《战争犯罪人审判与上官命令的抗辩——东京审判的场合》《作为国际法上免责事由的“上官命令”问题》等论文中给予了批驳。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占主流地位的上官责任主义的法理论，遵从命令犯罪的军人无条件且自动地免除其责任，结果只有下令的上官承担责任。他指出在日本“下级接受上官的命令实际上就是直接接受天皇的命令”，“结果产生了助长服从违法命令的倾向”，[638]成为导致“二战”中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必须予以否定。故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的战犯审判中，明确否定了上官责任主义的立场，采取了按照上官命令的行动事实也不免除被告的责任这种绝对主义的原则。如此，这就给予了不服从违法的国家命令思想以正统性，对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与和平运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进步派在追究天皇、官僚、军部、财阀、媒体等统治集团及社会各界精英人物的战争责任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战时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津田道夫在《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日本社会评论社，1995）一书中，指出：“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无疑是以裕仁天皇为中心的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但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639]强调了战时日本民众参与和协助战争的责任。
2000年7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上，津田道夫作了“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主题发言，指出：“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谋是天皇、军阀、官僚、财阀，重点追究这些人的战争罪责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卷入战争狂热的大多数国民也要承担同主谋有别的相应的战争责任。例如在前线的众多士兵都屠杀过中国平民和俘虏，即使用‘执行命令’作为借口，也开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在战争后方的日本国内的广大民众，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举国战争体制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也必须分担战争责任。”[640]强调日本国民也应承担与其协助侵略战争相应的战争责任。但是，日本民众战后未能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长期潜存的受害意识，如日本战败后缺衣少食的经济惨况，特别是战时美军的无差别轰炸和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使不少日本国民具有强烈的受害意识。因此，自战后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日本国家和民众，很少意识到对邻国的加害责任，即使他们参加和平运动也多是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很难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
山田正行通过对中国云南省滇西地区战争受害者、经历者的个案调查采访，从心理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他在《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云南省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昆仑出版社，2004）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战争责任问题的心理历史的具体内容，指出只有克服天皇制的群愚性，才能明确战争责任的主体性，才能深刻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他强调说：“与德国单纯的比较当中，对日本单方面过小评价。在日本，良知者对美化战争、忘却历史的动向的抵抗也很强烈……无疑，日本在‘某种程度上’的努力，与德国‘克服过去’的努力相距甚远。笔者认识到这是战争责任的主体性问题，即德国的战争责任与希特勒、纳粹党有着重要的关联，与之相对，日本的天皇制一直在战后存续，强固地维持着禁忌、避讳诏令开战、败战的主语天皇的责任问题的心理历史构造装置。至今为止，战争责任的主体性并不明确。关于这种现状，笔者援用P.布尔迪约理论定义天皇制的‘构造性的习惯’。不追究天皇制的‘构造性的习惯’，空谈战争责任，是可疑的，躲躲闪闪的。所谓‘克服过去’永远只是书面理论命题。”[641]认为在群愚状态中，宪法第9条的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和交战权的条文正被修改，即使没有改宪，如果根据“有事法案”卷入美国的战争中，天皇制很有可能被利用于“正义的战争”。从这点来看，重新追问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意义极为重要。[642]山田提出要将回避战争责任的群愚性、好战性的社会心理倾向转换到和平的方向，反抗战争记忆的风化，正视和学习侵略战争的全貌。
越来越多的战争参与者或支持者，受到亚洲邻国民众要求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刺激，潜藏在头脑中“罪的意识”促使他们开口说话。福田琢磨曾征集包括原士兵在内的战争时期那代人的日记和文章，从1988年开始编辑《对子孙们的证言》，每年一集，反映原士兵和战争经历者的战争体验和战争认识。随着这批人步入高龄和相继去世，应募者自1996年以后开始减少。[643]吉泽南在《我们之中的亚洲的战争——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人”》一书中，反省“日本的战后历史学没有真正地赋予把‘日本人’的民众的战争体验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位”，他以十五年战争期间法属印度支那居住的数名日本人的战前、战后史为焦点，欲从民众的立场上探究日本国民拥有“亚洲体验”的历史意义。[644]这些著作反映了日本民众中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真诚地检证、反省战争责任，成为“日本人和平意识深化的开端”。[645]
鉴于日本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国际化，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反省和道歉要求，以及索赔诉讼运动的冲击，进步派学者持续开展研究和追究本国的战争责任。针对保守派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史观，进步派学者根据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各个阶段、战争对象国等，具体分析这场战争的“复杂”性质，批判英美同罪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的错误言论，指出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比较模糊的症结所在，强调战后日本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要从思想上清除“脱亚入欧”观念，从制度上根除天皇制。他们还从法律、心理等角度阐述了下级士兵、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并得到了他们的“证言”与配合。
三 进步派的反省活动
进步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批驳保守派学者错误的战争责任观，表达各自对战争责任的反省和道歉，呼吁战后日本人正确认识自己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同时，他们为表示自己的忏悔和道歉诚意，积极支持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民众对日本的各类赔偿诉讼，以及前往中、韩等国谢罪。
第一，参加或组织反省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表达他们对日本人战争责任的反思和认识。日本和平遗族会的代表、原日军军医小川武满，于1995年7月末参加了在哈尔滨举办的“731部队国际学术研讨会”，检讨了自己作为战时日军军医的生涯，且在会议暇余以跪姿为遭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诊治，令人感动。2000年7月8、9两日，野田正彰、仓桥绫子、渡边义治和桥本荣一等人，出席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在北京主办的“日本的战争责任学术讨论会”。
京都女子大学教授、精神分析医学家野田正彰，选择了9名代表性的原侵华日军官兵，深刻分析了他们的战场暴行心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过程、归国后对战争犯罪的深刻认识，揭示了这些战犯由人变“鬼”和由“鬼”变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寻找罪责意识的艰难历程。他指出：加害者只有站在被害者的地位，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惨，从心里反省和认罪，求得被害者的宽宥；加害国战后出生者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主动同被害国战后出生者沟通和对话，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646]仓桥绫子和渡边义治亲身感受到日本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的艰巨性，感受到来自周围人们的压力，甚至对日本统治阶级和民众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表现深感失望。日本战后补偿联络会代表有光键和秋田大学教授山田正行，分别介绍了各国劳工、“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的进展情况，分析了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表明了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日本政府战争责任的立场。同时，日本学者指出根本解决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途径，在于日本民众的觉悟。[647]
2000年7月28～30日，日本评论家、《人权与教育》杂志主编津田道夫与山田正行、小学教育研究者平林浩、《人权与教育》杂志编辑柴崎律、作家浅见和子等学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举行的“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与十几位学者就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介绍了自己及其他日本学者正在研究或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及其责任的工作，批评日本保守派歪曲侵略历史和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
进步派学者还组织参与了一些大型的研究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会议、国际组织。2000年12月8～12日，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在东京召开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原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前庭长为首的五大洲的5位法律专家组成法官团，原南斯拉夫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律顾问之一的1名研究者，以及朝鲜、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荷兰、印度尼西亚、东帝汶、日本组成检察官团，2位法律顾问、3位日本人律师组成缺席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另有2位书记官；14名受害女性的证言、30人左右的受害女性通过录音机的证言，吉见义明等5位专家的证言、2位原日军士兵的证言；另有受害各国64位不同年龄的女性参加，组成了加害国、受害国、殖民统治国、被统治国、战时盟国、轴心国等超越人种的跨国性法庭。经过调查、取证、辩论等各项活动，翌年12月4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海牙举行了最终判决，检察官团起诉的30人中，天皇、殖民地总督、军最高司令官等10人有罪，且认定了日本国家的责任。各国检察官团共同的起诉状是：（1）日军的“慰安所”制度与强奸，即性暴力是反人道罪；（2）不仅以战争时期的性暴力，而且以战后日本的行为、战后责任为追究对象；（3）追究个人与国家的责任。[648]日本进步派学者与世界各国进步人士，一道积极追究日本国家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非常令人钦佩。
另外，中、日、韩三国以教师和学者为主的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建立了“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机制，首届论坛已于2002年3月在中国南京成功举办，第二届论坛2003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日本东京召开。该论坛的宗旨就是敦促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以达成中、日、韩三国的民族和解。在这一机制下，由中、日、韩三国教师和学者联合组成编委会，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辅助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8月，该书以中、日、韩三种文字，同时在三国出版，以促进三国民众对战争历史认识的相互沟通和理解。2008年11月6～9日，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取得了多项有意义的成果。2011年11月，第十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再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三国学者回顾了这一论坛1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就当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和未来的东亚和平论坛工作计划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其实，中、日、韩三国之间类似的国际会议、民间或半官方的组织及其活动还有不少，在促进东亚各国历史认识的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进步派积极发掘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为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提供材料。2000年10月2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到了日本长崎和平资料馆理事长、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寄赠的一份珍贵而特殊的史料——日本裕仁天皇褒奖日军侵占南京的面谕。日本工薪阶层的小野贤二，找到了侵华日军山田支队第六十五联队的战友名单，经过长达8年的、与名单中几乎全部人员的各种接触、取证，获取证言200件、阵地日记24册，证明大约20000名中国军队俘虏全部被该部队屠杀。[649]吉见义明发现了日军参与组织和运营慰安所的原始资料，迫使宫泽喜一首相在韩国不得不表态承认战时日本政府对此负有责任，并表示彻实调查此事。还有藤原彰、洞富雄等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资料的调查与发掘，粟屋宪太郎关于毒气战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等。另外，日本各界人士或明或暗地将战时日军犯罪的证据资料，转送给中国的研究者或官方，希望受害的中国以此批驳保守派否认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的错误言论，敦促日本政府主动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第三，支持中、韩等亚洲邻国的索赔诉讼，以实际行动反省战争责任。从战后至2012年8月，中国民间向日本提出了20多件赔偿诉讼，这些诉讼活动得到了不少日本进步派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1994年访华期间获知日军暴行后，决定通过司法程序为战争受害者讨回公道，于是组建了280名律师参加的“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律师团”，自任干事长，免费为中国受害者辩护。该律师团已为强征“慰安妇”、强掳和奴役劳工、原中国劳工“野人刘连仁”、平顶山大屠杀、日军遗留毒气弹伤害平民、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无差别轰炸平民等10多件起诉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的诉讼，提供了法律支持。[650]进步的律师们还组织“准备战后补偿立法律师之会”等律师团体，在法律、财力和精神等方面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敦促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共同设置基金，呼吁日本国会确立《战后补偿法案》，彻底解决对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651]他们认为日本人只有正视侵略历史，承担战争责任，从而卸下历史的沉重包袱，才有希望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本多胜一、森村诚一等学者对日本细菌战资料的发掘和出版相关专著，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暴行大白于天下。这不仅支持了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活动，并使之获得部分胜诉，而且支持了中国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团”的赔偿诉讼。1997年中国180名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军原731部队的战争罪行，2001年2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日本庆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松村高夫当天出庭作证，援引最新获得的有关731部队的原始文件和有关信件，证明了731部队战争罪行的真实性。此后，松村高夫、矢野久等学者，不仅继续实证研究731部队和日军的细菌战，而且经常出庭支持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的赔偿诉讼活动。
第四，在日本国内外开展多种形式的反省或谢罪活动。1.亲自到受害国谢罪。1990年6月，原关东军宪兵土屋芳雄来到中国，亲自向当年被他迫害过的中国受害人的家属谢罪。作为当年的日本军人，在战后亲自到中国向受害人谢罪，在日本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土屋居住的山形县电视台特别委派了两名记者与土屋同行，拍摄电视纪录片。[652]曾参加攻陷南京的老兵东史郎，在南京的下跪谢罪，并出版《东史郎日记》揭露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暴行，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类似的谢罪与道歉行动还有不少，如在哈尔滨的731部队罪行陈列馆展厅内有原日军人员的证言，以及陈列馆内存有不少日本进步派人士表示反省战争责任的千纸鹤和留言等，就反映了他们由衷的道歉和深刻的反省。
2.举办日军战争罪行展览。战后以来日本举办的各种“为了和平的战争展”多是从受害角度，展示日本战时遭受空袭的惨况和原子弹悲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展览越来越关注日本的加害行为和责任。十几位老人为反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成立了以其英文开头字母简称的ABC企画委员会，从1992年2月1日决定举办“七三一部队展”，到7月11日，正式成立“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他们在日本各地巡回展出731部队的战争罪行，[653]并募捐数千万日元转交中方，以支持哈尔滨的731部队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1月28日，日本“毒气展”实行委员会成立，9月10日正式开幕，在日本各地多次巡回展出，对于日本普通国民认识那场战争的真相和残酷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008年12月10日，笔者曾有幸和ABC企画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一起前往位于福岛县白河市的奥斯维辛纪念馆参观访问，受到了该馆主人的热情接待。本来路上一直疑问缘何日本设有奥斯维辛纪念馆？参观访问后，不仅豁然明朗而且大为感动。该馆由ABC企画委员会主办，反战人士及热心市民协助，重点以大量的图片、实物、纪录片等，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惨境况，另附有731部队的展览室。纪念馆前的空地上停放两节火车车厢，车厢内展示的图画内容，主要是战后德国及其他各国孩子们所描绘的战时场景和对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观看之后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据主办者介绍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参观，其中不乏年轻人。我们参观的当天就见到两位年轻人在认真地参观着每件展品，由此似乎看到了未来东亚各国历史和解的曙光。
3.检讨或批评《不战决议》的缺陷。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不战决议》。6月12日，加盟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的15个团体，联名提出了致各政党及参众两院议长的要求书。“要求书”承认该决议初步表明了向世界及亚洲的反省之意，但也提出了4点批评意见：（1）认为决议还没有从加害者角度，对日本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及在殖民地的统治向被害者进行明确的谢罪；（2）决议没有明确提出近代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对冲绳、中国台湾、朝鲜、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屠杀、掠夺的事实及应对被害者予以补偿的问题；（3）决议称：“我们必须要超越对过去战争的不同的历史观，谦虚地总结历史教训，建设和平的国际社会。”然而，我们认为维护皇国史观，把侵略战争称为“为了自卫”“为了亚洲解放”的历史观同亚洲及世界各国所持的“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是无法超越的。（4）希望参议院能通过更好的决议，即就绝大多数国民认为是侵略战争的那场战争进行明确的谢罪，对被害者予以诚实的补偿。[654]
为此，1995年10月10日，第九次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总会，规定了今后开展和平运动的基本方针。即，和平遗族会会员，每年8月15日前往靖国神社周围，向同为遗族的日本遗族会会员宣传反战、和平，表明反对首相、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主张；向政府及各自治体要求——国立及各自治体的“和平纪念馆”（暂用名）应站在日本宪法所表明的维护持久和平的立场上，在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明确侵略战争的事实和战争责任，应记录和展示反对侵略战争的各国民众的声音与行动，反映日本给亚洲太平洋各国民众带来的加害事实；强烈要求政府负起责任，调查、了解受害国民众被害的实情，进行正式谢罪，对个人予以实际补偿；深化研究日本对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历史事实；通过召开讲座、学习会的形式，加深认识以天皇、军部为顶点的军国主义指导者和作为军国主义思想压制或战争动员下的，或者是积极与之相配合的企业界、新闻界、宗教界、教育界、思想界、政治家及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以及民众的战争责任问题。[655]
1995年7月16日，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发表了一项《关于“战后五十年国会决议”声明》，批评《不战决议》存在的缺陷，要求日本政府明确承担战争责任。该声明指责《不战决议》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侵略战争，描绘成在世界潮流中列强的“侵略性行为”和“殖民地支配”的漩涡里而不得已的行动，是肯定、免罪的决议；批评其通过将侵略战争化解成部分的、个别现象的“侵略性行为”，意在暧昧化战争的整体性质及国家责任；认为其背后反映了侵略战争相对化的潮流，进而将战争说成是为了“亚洲解放”；决意进一步加强以事实明确侵略战争本质的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明确日本过去的战争责任，立即以诚意对战争牺牲者进行补偿。[656]
4.宗教团体和学校的战争责任反省活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基督教、佛教等部分团体，已开始了战争责任反省活动，包括发表战争责任告白、呼吁反省战争责任、反对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等。90年代以后，这种反省活动更加频繁。如，到2011年12月，《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杂志至少发表了5篇反省和追究战时大学战争责任的文章。[657]199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明治学院大学发表了《明治学院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告白》，承认“曾经参与那场战争所犯的罪行”；“1939年就任明治学院院长的矢野贯城，是积极参与宫城遥拜、靖国神社参拜、御真影之奉戴等活动的人物”，而从战时到战后数年间长期担任明治学院理事长的富田满，曾任旨在支持日本国家政策的“日本基督教团”的“统理”，并亲自参拜伊势神宫和强迫朝鲜半岛的基督徒参拜平壤神社；反省战后“把从事侵略战争的日方战死者祭为‘英灵’的思想在明治学院中也旷日持久，不能消散”。因此，从整体上说，“日本国民所犯的战争罪行显然殃及各国民众。基于基督之爱而创建的明治学院作为日本国的一部分，当然难以从这种行为中逃脱”；就学院本身而言，学院负责人也应该告白和赔罪；从基督教角度来说，把死者视为神是最忌讳的“偶像崇拜”。为此，明治学院“向朝鲜、中国及其他各国民众赔罪。同时，还要对战后一直未能将此罪过昭示于众进行告白和赔罪”，[658]主动坦承了明治学院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5.其他形式的战争责任反省活动。如，《人权与教育》杂志主编津田道夫，不仅本人参加了“南京悲剧不容重演之会”，在日本发起承担战争责任的运动，而且在其杂志上专门开辟“侵略战争与罪责”专栏，揭示日本侵略战争真相，呼吁日本民众正视侵略战争史实，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山田正行积极参与日本的“中国人原日军受害者‘慰安妇’支援会”的活动，募捐、支持滇西地区的孩子。日本中学教师仓桥绫子，主动探究父亲的侵略战争经历，将其编成文学作品，并将父亲忏悔侵华战争罪责的遗言刻在其墓碑之上。[659]立正大学教师俵义文，创办了“日本21世纪儿童教育全国网络”，主要是抵制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促使日本青少年正确认识日本近代的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1997年6月，“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老人们为回击“自由主义史观”对历史的歪曲，创办了《中归联》杂志，将侵略战争的真相告诉今后一代一代的日本年轻人。
日本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举办了几届“思考医生的战争责任”研讨会，九州大学医学系教师对解剖美军俘虏的讲述，琦玉县师生对原关东军731部队细菌试验的追踪等，都追究了战时日军军医或医生的战争责任，以及他们至今未能很好地反省战争罪行的战后责任。2007年10月7日，日本保险医生团体联合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思考医生的战争责任”视频会议，同时在日本福冈与中国北京开幕，加强了中日双方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沟通和理解，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12月9日，笔者在早稻田大学参加第二次日中历史认识对话会时，从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姬田光义处获知：在日本维护和平宪法第9条的市民组织至少有8000多个，再次深感日本市民和平运动仍有相当强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第五，以茨城大学名誉教授荒井信一为首的进步派学者，在1993年创办了“日本的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出版《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杂志，团结和组织了一批进步学者挖掘并公布战时日军战争罪行的原始资料，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反省侵略罪行，呼吁日本国民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根据《季刊·战争责任研究》自创刊以来的目录，可知其主要栏目包括专题论文、史料、书评，以及连载等涉及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的栏目，内容以“慰安妇”问题、细菌战、毒气战、劳工问题和批判保守派与右翼的错误言论为主，还兼及追究日本之外的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苏联等国的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问题，非常广泛。
《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杂志最大的特点，是以发掘日军战争犯罪的原始资料及对其实证研究为主要内容，同时涉及战后补偿、诉讼、索赔、靖国神社问题、战争责任反省等诸多问题。其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如，该刊创办的动机之一，就是针对当时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否认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队参与从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和运营问题。进步派学者在日本的防卫省、外务省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找到了大量文献，证实战争期间遍布各地的慰安所从设置到管理都是在日本军队的命令下进行的，“慰安妇”的确是被强制征用的，故《季刊·战争责任研究》创刊号就是《特集：检证从军慰安妇问题》。此后，该杂志主要针对日本国内外涉及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的焦点问题出版相关特集。最后，视野广泛。该杂志的专题文章、资料介绍等各栏目的内容，并非限定于日本一国，而是涉及近代至今的世界各国存在的战争犯罪与战争责任问题，甚至包括对当今全球各地战争的反思。该杂志发表的系列实证研究文章与资料，向日本社会传达了近代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批驳了保守派和右翼的错误战争观，迫使日本政府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相对承认战时日军的暴行和责任，某种程度上引导着战后日本人形成相对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责任认识。
冷战结束后，进步派受国际上要求日本人认真反省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和诉讼赔偿的影响，从各种不同角度阐述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论。他们具体分析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批驳保守派所谓的“英美同罪史观”等各种谬论，积极搜集战时日军犯罪的证据和资料，持续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配合亚洲邻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运动，并以实际行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省战争责任活动，不仅获得了受害国民众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对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五节 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国际因应
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和新民族主义的高涨，保守派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现任阁僚否认战争责任的“失言”，历史教科书事件等涉及战争责任认识的问题，层出不穷，反复重现，越来越成为影响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的重要国际性问题。为何战争责任问题在战争结束近半个世纪后再次出现？为何日本政府对外多次表示反省、道歉，却并未获得受害国民众的理解？影响日本国民与亚洲邻国民众感情的历史症结究竟何在？日本与东亚各国之间有没有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能性，如果有，怎样才能实现历史和解？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日本社会各界精英，同样在日本国民中间也被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直接影响着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变化。
一 战争责任认识中的排外情绪
日本部分国民面对亚洲邻国民众反复要求日本政府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以及不断出现的所谓“反日行为”，产生了“究竟要道歉到何时”的抱怨，导致了对华、对韩感情恶化的逆反心理。其原因主要在于：1.战后日本国民基于受害意识，几乎没有反省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总是用模糊或暧昧的言语总结亚洲太平洋战争，进一步误导了民众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以至于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
2.日本当局和大部分媒体，往往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日本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普通国民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确实家家户户都有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不少不愿或无法将问题搞清楚的国民更容易将外来的批判声视为针对自己；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的诱导和媒体宣传下，不少日本国民将历史问题曲解为中、韩等国另有所图的“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作为纳税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大打“历史牌”的“受害者”。因此，所谓日本“究竟要道歉到何时”，已含有“日本到底该被敲诈到何时”之意。[660]
3.保守派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保守组织，不仅批评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而且直接编撰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撒向社会各界，误导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如，2001年和2005年扶桑社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就是一例。在社会教育中，保守派为战犯们树碑立传，建造各种仅仅强调受害的纪念馆，发表各种模糊、缩小及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论，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如，大大小小的纪念原军人和日本战犯的“慰灵碑”“忠魂碑”，靖国神社门前有描述近代日本对外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浮雕，且其内的游旧馆更体现出一种侵略扩张精神。“宫崎县立和平祈念资料展示室”的300多件战时实物，主要是说明宫崎县出征军队骁勇善战和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以及国民齐心协力地支持战争的行为。非常注重修学旅行的日本中小学生，在参观这样的展览后，恐怕很难形成正确和全面的战争观，即使成年国民在这样的宣传下，从感情上也很难否定那场战争，不愿承认、承担战争责任。
保守派还利用电影、电视、计算机和电子游戏等，误导、迷惑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认识。如，为侵略战争翻案和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小林善纪的漫画《战争论》（幻冬舍，1998），以及以亚洲太平洋战争为题材的战争模拟游戏，都在日本国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游戏作家竹中亮平，指责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作成为游戏是日本人无理地以‘玩耍的对象’来把握自己的侵略历史。对此不是‘因为是游戏所以允许’，正确者乃‘正因为是游戏所以才不能允许’。”[661]批评将侵略战争游戏化，不仅失去了侵略历史的“痛觉”，而且宽容了自己罪责，甚至胡乱改编历史事实，形成错误的历史认识。
另外，随着新民族主义的高涨和近年来日本社会的相对保守化，进步派的影响力在保守派和右翼的宣传与攻击下，似乎遭到了相对削弱，甚至他们中也有人认为中、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在面对日本各界曲解历史问题时从“仗义执言”改为“保持沉默”，[662]未能有效地遏制日本国民中错误战争观的发展和“嫌中”“嫌韩”等排外情绪的增长。
因此，部分日本国民在面临中日关系摩擦事件或历史认识问题时，产生了批评中国的情绪。如，他们认为“确实日本对中国做了很坏的事情，而中国却在邦交恢复的时候放弃了战争赔偿，真不愧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的领导者，是令人钦佩的。正因为这样，日本不是以后长期进行了巨额的经济协助吗？在正面承认战争责任方面也许日本做得还不够充分，但实际行动中是以这样的心情在协助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中国方面即使不说出口也应该是明白的，怎么到了现在，又以露骨的方式多次要求道歉，这算是怎么回事？这不是一点大国的领导者、君子的气息都没有的小人行为又是什么？”[663]没有反省自己的战争责任和日本保守派、右翼及个别政客否认战争责任言行的刺激，却以战后日本所谓的经济援助代替承担战争责任，站在一种“还清欠债”且已经没有战争责任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批评中国民众要求日本政府真心反省和由衷道歉的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ODA）中，无偿援助甚少，大都为有息贷款，且日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并不否认日本经济帮助的重要作用，但这决不能等同于日本的战后赔偿和对个人给予的事后补偿。然而，日本国民中具有借此推卸自己战争责任的想法者并不少。2000年5月，日本NHK进行了题为“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没有责任”者，占43%；认为“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仅占29%。[664]可见，明确主张战时国民没有责任者，远远超过认为有责任者，这也是形成前述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观的社会基础。
二 加害意识的提高及局限
相当多数的日本国民不愿承认自己的战争责任，将其推给战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但在亚洲邻国要求日本及日本人反省、道歉和补偿的呼声刺激下，又有不少国民承认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相比此前提高了加害意识。日本的原子弹受害者在要求国家补偿运动中，就以诚实地应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牺牲者——亚洲各国民众的补偿要求为前提。1990年，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在发行的小册子《被爆者援护法20问20答》之中，设问“因为日本是太平洋战争的加害者，所以被爆者仅说受害不是片面的吗？”努力将受害与加害的关系理论化。[665]“思考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牺牲者，铭刻在心之会”（即铭心会）在1994年的第9次集会中，打出的副标题就是“思考对亚洲的加害与日本的受害”，认为战后至今的日本，总是分别提出受害是受害，加害是加害，或者一方是受害者另一方是加害者，没有“彼此”的思考；强调努力将追究受害与加害的两个运动结合起来才是市民运动的切实追求。
日本政府虽反复说“谢罪”，却拒绝亚洲各国的补偿要求，担心因对外国人牺牲者的补偿将再次燃起对日本人战争牺牲者的补偿问题；同时政府拒绝被爆者的国家补偿要求也是避免波及对外国人牺牲者的补偿问题。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日本的市民运动与亚洲邻国的民间索赔运动具有一定的相通性。[666]故而，在日本的市民运动中，主动反省日本的加害责任和支持亚洲受害国向日本索赔的日本人相较此前也有所增长。1992年8月15日，铭心会派出了以松同女士为团长，北山敏博为副团长，山内小夜子为秘书长的一行27人，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667]日本市民运动还积极支持中国、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慰安妇”、劳工及战俘等对日本提出诉讼和补偿要求。1999年12月10～12日，他们在东京专门举行了“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补偿”国际市民研讨会，表达了不少日本市民呼吁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要求。
在亚洲邻国民众持续追究日本及日本人战争责任的刺激下，本来就已存在于个别团体或个人心中的加害意识获得了提高，此时已有超过半数的日本国民承认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1993年9月，每日新闻社在九州7县及山口县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肯定和基本肯定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比例达59%，认为对于亚洲受害国民众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是“必要”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的比例达55%。[668]吉田裕评价说：“若根据舆论调查判断的话，现在过半数的国民认为此前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认为是为了自卫的战争，或者为了解放亚洲的‘圣战’者毕竟是少数派。即使前面的众议院的决议（1995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不战决议》——笔者注），也是限于不能把此前的那场战争正当化的战争认识上，明显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衰退了。”[669]可以说，日本国民在增强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自我认识的同时，也增强了作为加害者的自我认识，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已非日本社会上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之中，也有相当比例者认为那是“不得已的战争”，即侵略战争史观与“不得已的战争”说，同时并存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2005年，早川纪代在《军国的女人们——作为受害者、作为加害者》一文中，指出：“战争是拥有权力的强者发动的，在权力涵盖之处的女性及平民成为近代战争的受害者。但是，生活之中亲历战时政策者，或许正是（战争）协作者，与对亚洲各国人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民族歧视感连在一起，成为参加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平民受害者、战争协作者，站在加害者立场上的结构迄今是很轻的。”[670]表明战后以来日本国民从加害者的角度，反省自己作为平民受害者的同时，也是战争合作者的这种思想至今仍非常淡薄。因此，我们既不能高估日本国民从加害者的角度反省战争责任的程度和深度，也不能无视日本国民战后以来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积极变化，更要认识到只有日本国民彻底反省战争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
小结
冷战结束后，原本潜存的受害国民众要求日本及日本人反省、道歉和补偿的呼声，在日本保守派和右翼持续不断地发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责任的言行刺激下喷涌而出，从外部形成了具有国际规模的追究日本人战争责任的一股潮流。这给战后日本人造成了一定冲击，从而使他们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时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即使保守派和右翼否认战争责任时也不例外。如，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韩等国提出的“慰安妇”问题，保守派无耻地提出了“慰安妇商业说”，甚至安倍晋三首相竟再次否认战时日本政府参与此事，导致国际舆论的谴责，最后不得不对此表示“道歉”。针对受害国民众提出的各类补偿诉讼，保守派学者宣称战后赔偿已经在与各国签订和约时结束了，不愿承担战时日本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灾难的补偿责任。
进步派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勇于面对亚洲邻国受害者的补偿要求和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主张即使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也要勇于承担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从精神上彻底清除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思想和轻视亚洲人的观念，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亚洲邻国民众的理解和信任，才能与亚洲邻国建立和睦友好的国际关系，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他们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政府审定通过歪曲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批驳保守派和右翼否认战争责任的谬论，积极开展向受害国民众谢罪的活动，发表反省、追究战争犯罪的战争责任论和战后责任论。即使日本普通国民也直接感受到了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化带来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因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冷淡，以及由此造成亚洲邻国民众的对日感情恶化和发生所谓的“反日行为”。这就导致他们在认识战争责任问题时，不知不觉地掺入了国际元素。
冷战结束至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因应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即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通过广播、报纸和书刊的宣传，以及东京审判等，重点追究发动和实施太平洋战争的战犯们的责任，故意忽略了日本普通民众参与或协助侵略战争的责任，更是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免予起诉天皇及细菌战、毒气战的战犯，从而使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指导者战争责任观”。当时，其他盟国要求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呼声和各种要求，很快就掩盖于美国在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以及冷战格局之下，故这一时期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谈不上受到国际性因素影响，充其量只能说是美国的单独控制。此后，在经济高速增长与平稳发展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多是内在地自我发展，尽管也有日韩建交、越南战争、中日复交、两次教科书事件和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涉及战争责任认识的国际性事件，但这些外部因素多有间歇性，且个别的补偿要求也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赞同或支持，总体上说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影响相对有限。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受害国民众的补偿诉讼、反省和道歉呼声不仅得到了受害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而且突破国境局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国际性团体和组织，开展持续地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活动，成为日本人认识战争责任时“想甩也甩不掉”的因素。
同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越来越多地与国际性的现实问题、民族感情等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因泡沫崩溃而陷入相对停滞的萧条期。中、韩等国经济却保持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一些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在冷战结束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而现今不仅存在担心被中国抛在后面的危机感，而且从思想上很难接受今天的东亚经济新格局。
于是，日本保守派和右翼煽动新民族主义情绪，一边宣扬“中国威胁论”，一边大肆为侵略战争翻案，篡改历史教科书，鼓吹和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在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如，每年8月15日聚集在靖国神社周围的右翼分子多为青少年，就反映了保守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他们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亚洲邻国民众的民族感情，出现了所谓的“反日行为”。如，2004年的亚洲杯足球赛重庆赛区的球迷事件，2005年中国的“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活动。这些活动传之日本，经保守媒体的添油加醋，进一步激起了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彼此民众感情的恶化。
因此，在日韩“独岛之争”、中日钓鱼岛问题以及东海油气田开发等现实问题上，各国青少年在网络上展开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历史的争论，并伴随着不少谩骂言语。现在，中、日、韩各国政府及社会精英，大都认识到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试图探寻历史和解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如，自2002年开始的日韩共同历史研究、2006年开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等，就是各国政府间为缓和历史问题而努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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