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属于哲学范畴，是“形而上”之学问，笔者虽“心向往之”，然自知才力不逮，故“高山仰之”，“敬而远之”，迟迟未敢涉足。幸运的是，这次在博士后导师步平先生的指引下，一步一步走进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灵深处，算是笔者的一次大胆尝试吧。2007年8月，笔者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恰逢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开始不久，时任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的步平先生，安排我从事一些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有关的工作。在工作和学习中，步平先生勤加指点，多方鼓励，最终促使笔者选定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选题后，步平先生又赠送日文资料，讲授日本学界的研究动态，并带我参加日本和平运动人士组织的一些活动，使我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有了更为直观的感觉。

    2009年5月，笔者博士后出站并留所工作，6月即作为中央第五批援藏干部赴藏工作，直至2011年1月返回北京为止，暂时中断了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全力以赴地做好援藏工作。就在西藏这一藏传佛教圣地，笔者接触到了学术界、宗教界、文化界、演艺界、教育界等各界各族人士，并同他们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和沟通，以了解西藏各族民众的思想状况和现实诉求。援藏结束后，我不仅发表了《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史学思想述论》（《西藏研究》2011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的西藏传播史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中共中央援藏政策述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中国政府チベット地方支援の歴史的考察》（《国際文化表現研究》第8号，2012）等文，而且出版了《西藏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一书。这些有关西藏现代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我进一步修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这一“博士后研究报告”奠定了相当的学理基础，毕竟一切人类的思想都有某种相通之处。

    2011年9月，我来到日本静冈县三岛市，担任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讲师，从而为我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也为我集中精力修改“博士后研究报告”提供了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授课中，我可以与日本青年学生、社会人旁听生交流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看法；课余之暇，到日本各地参观访问，借阅史料、文献，修改、修正自己以前关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不妥观点，生活非常充实。遥想2006年，我在东京大学短期留学时，恰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新生先生在东京大学讲学，故而，在导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就在距繁华闹市涉谷不足15分钟路程的东大驹场国际留学生宿舍楼内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没有想到，时隔5年之后，我又在风景如画的富士山麓，初步修改了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今天呈现出来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只能说是我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阶段成果，且还要在“阶段”之前加上“初级”二字。当我游走在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图书馆之中，身旁高大的书架和众多的藏书使自己显得非常渺小，更莫说藏书丰富的东京大学图书馆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了。笔者虽有心读书，然恐“皓首”亦未能“穷经”，心中难免惴惴不安。仅就事关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论著而言，笔者也只能说择其精要者而习之，多数亦为泛泛而读。因此，这部《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充其量只是笔者这几年来学习战后日本史的心得笔记，以为今后从事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积累素材，奠定学术基础而已。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非常复杂，且动态多变，不仅同一社会阶层或同一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战争责任认识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可能也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若在一部书内客观、准确、全面地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确非易事，对于笔者这样的初学者而言更是难上加难，故而，笔者在研究和撰写时采用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笔者以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为“经”，以其阶段性为“纬”，根据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程度，将他们分成“条条”和“框框”。“条条”就是将日本人划分为进步派、保守派、政府、天皇和民众五大“条条”，“框框”就是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稳发展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四个“框框”，然后在每个“框框”内具体分析各个“条条”的战争责任认识及其变化。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虽从总体上有利于宏观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概貌和特征，但不易体现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细微之处。如进步派、保守派众多的社团组织及其活动，笔者就无法尽数介绍。或许是笔者才拙，无力思考出更妥当的处理方式，唯愿今后以专题的形式，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以弥补今日研究之缺憾。

    虽然这部并不完美，甚至“带伤”的著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是笔者的倾力“打造”，自当完全负责。在设计、锻造这件作品的过程中，博士后导师步平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博士生导师王新生先生，亦在百忙之中认真审阅了全文，提出了许多指导建议；硕士生导师黄尊严先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多次给予帮助，这些学生将永远铭记在心。从一名天资愚钝的普通学徒，到一名可以初步打造制品的“锻造工”，这期间经历了几多艰辛，几多磨难，几多彷徨，而在一件制品初成之时，诚挚地感谢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若逐一注明高姓大名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花名册”。

    此外，还必须感谢以下师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希亮先生，作为研究战后日本政界、右翼战争观的著名学者，每次都将新著提供给笔者学习和参考，在此深表感谢。同为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的四川师范大学曹成建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游海华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夏卫东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建标博士等人，一起在东厂胡同度过了快乐时光，使本来相对单调的研究生活充满了乐趣。2008年12月6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东亚的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从韩国春川教育大学金正仁教授的发言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同年12月9日，在早稻田大学的中日第二次历史对话会上，刘杰教授针对笔者的发言，提出了有关中日历史和解的一些问题，对我撰写博士后研究报告很有帮助。会上，姬田光义教授的发言内容及其提出的市民运动问题，以及会后同日本和平运动人士一起参观日本福岛县白河市的奥斯维辛纪念馆活动，对于开阔笔者的学术视野，启发在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中的思路颇有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如期付梓，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徐志民

    初稿于富士山麓日本大学国际公寓成稿于北京东厂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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