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货币战争（一）

    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两重混乱，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一个叫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树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Finch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7月17日，也是在不久前才履新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平、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平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三十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境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且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1981年，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60年前的货币战争（二）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已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此时经济局面一片混乱，陈毅、陈云两位中共将领需要展现治理才干了。

    从1949年5月进城到1950年初，“两陈”与上海的投机商人围绕货币和商品，面对面地打了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

    第一仗是银元大战，金融投机商全军覆没。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金、银元和美钞。其中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成为主炒对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国际笑话。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此时还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我方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8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金融市场的地位极其显赫。

    6月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装进入大楼熟悉地形，并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的商家名单。10日上午8时，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两个小时后，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乘10辆大卡车到达大楼，对整个建筑物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楼内各场所的公安人员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当时在大楼内的人员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其余1800多人被陆续放出。

    在当时报纸上，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业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上海证券大楼被突袭，所有银元炒卖活动顿时停止，随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场所全数遭查封，“资本市场”从此退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上海的民间金融活动被彻底取缔，意味着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为了单纯的轻工业和商业中心，证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滩，已是整整41年后的事情。

    数据中的“六十年中国”

    数字可以说明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以及在未来四十年可能发生什么。

    这篇文超级枯燥，因为都是一大堆的数据。如果你看到数目字就头痛——这是正常的反应——那请快点翻过去吧。不过，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六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以及在未来四十年可能发生什么，那么，就请忍耐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建立的——到今年十月整六十周年。这六十年的发展，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

    先说前三十年，我们成就不小，混乱也很大。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之一，从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国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增加8.4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5.3倍。中国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体系。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四个核武器俱乐部成员之一——其他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和法国。

    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国显然不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甚至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经济成长总是被打断和处于停滞的状况。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

    1976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治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摊子。“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这一评论，是经济界的一个共识。

    后面的三十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正在亲历的这一段历史。中国从意识形态的争执中摆脱出来，变成了一个商业国家。1978年到2003年，中国经济明显加速，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出口增长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从4.6%上升到26.6%。

    中国经济总量在2004年之后，相继超过了英国和德国。2009年初，据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09年的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读到这条新闻后，我请一位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的朋友再做一道计算题：大概过多久，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这位朋友的回复让人吃惊：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三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5亿。

    各位读者，如果你们的年龄都在35岁上下的话，几乎全部可以看到2029，而且如果平时注意锻炼身体，不要暴饮暴食、熬夜透支，应该也都可以熬到2049。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那个年份是大清帝国的乾隆十五年，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这中间经历的屈辱与灾难是大家都可以历数的。

    好了，最后是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想一下——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那样的目的地，除了强大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追求的目标吗？

    50年前的大饥荒

    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够。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忘了“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000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关于这三年的中国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

    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这三年发生的自然灾情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描绘的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显示，三年全国干燥度距离平均值都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时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学经济学家斯达特·科比的研究指出，香港、台湾和广东有着相似的天气，天气不好，香港农作物减产8%，台湾减产13%，广东则是30%。科比的结论是，中国内地的问题不仅仅是天气，还有农民广泛的士气消沉。

    科比的观察应该是比较接近真相的，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既与自然灾害有关，也是过激政策的后果。

    在1958年，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最高的居然亩产有13万斤。“放卫星”导致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实际只有4000亿斤，却按虚报的7500亿斤征购，全国征了1095亿斤，占年产量的27.3%，已达到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征购却高达1348亿斤，占年产量的39.6%，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其次是大量青壮年农民仍然被拉去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库，在旱情严重的1959年秋冬，仅山东就有887万青壮年在炼钢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3/4。可怕的粮食危机就这样降临了。到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和生猪拥有量分别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粮食产量实际已猛降到了2870亿斤，而征购额却比上一年还要多，高达1408亿斤。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从1959年起的三年里，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从1959年春季开始，粮食危机也烧进了大城市。2月，《时代》周刊记者发现，在北方最普通不过的卷心菜居然成了“配给物资”。在沿海的广东省出现鱼肉短缺，上海则是难以买到肉食。在随后的两年里，关于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报道不时出现。

    实际的情况与《时代》记者的零星描述相去并不太远。到1960年6月，北京库存粮食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仅够10天，上海已无库存，靠借外贸部门的出口大米度日，连一向为中国粮仓的东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厂存米无多，工人们只好发明了“超声波”蒸米法，把大米连蒸几次，使之膨胀而能“填饱”肚子。

    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1959年的那场大饥荒，他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5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做的还是不够。

    三十年前的告诫

    布鲁斯和锡克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

    本文我们将回顾一段三十年前的一则轶事。它对于当今的意义，我说到最后，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话说1979年，中国已决定搞经济改革，可是怎么改，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模式，都是一些困扰人的问题。欧美和日本经济模式不可全学，因为体制不同；苏联当然也不能学，因为已经学过了却被证明是错的。唯一可以学的，似乎就是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东欧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

    从1979年底起，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波兰的弗·布鲁斯和捷克的奥塔·锡克。

    布鲁斯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理论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按吴敬琏的看法，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其实都是布鲁斯模式的变型。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已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据记载，1979年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会前，中国学者赵人伟和吴敬琏共同拟定了一份写得满满的问题清单交给布鲁斯，上面的问题几乎就是全部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布鲁斯所主张的经济改革，在国际学界被称为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在这种体制里，市场机制是完成计划的工具。他的讲话被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专门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成功，才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来访。

    奥塔·锡克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曾任捷克斯洛伐克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作捷克经济改革之父。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因此，苏联于该年8月20日悍然出动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这便是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它被认定是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伦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呆的时间也已长达十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中的第三条道路。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认同改革的系统性观点，不过在制度安排上，锡克更趋于自由化。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大的震动。他们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种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们，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转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布鲁斯和锡克分别于2007年和2004年去世，他们可以说是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当然他们所给予的告诫越到今天越显得重要，并且难以回避。

    十年前的中国靠什么走出大萧条？

    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

    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靠巨量投资走出了低迷，特别是楼市和股市出现了让人吃惊的火爆。忧的是，体制的矛盾好像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似乎在用一个大的泡沫把所有的问题在往后面推。

    今天讲一则往事，那是在十几年前，中国经济也碰到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当时我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1997年，美国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亚洲兴风作浪，他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事实，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相继攻击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引发了一场东亚金融风暴。

    风暴初起之时，中国的决策层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从紧为主。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景象完全出乎了决策层的预料。进入秋冬之后，亚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韩国和日本竟也被风暴击倒。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过去几年一直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顿时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此刻，摆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到了1998年的2月，中国决策层如梦初醒。总理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他紧急下令，马上改变方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5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

    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同时，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这个景象是不是让你联想起2008年11月以后出现的情况？

    是的，1998年那次也与2008年一样，先是靠巨量投资把经济给稳定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朱镕基等人认为，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所以，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当年最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有四项：

    一是进一步加快了产权改制，数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民间投资迅速升温，1998年之后的四年中，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分别为20.4%、11.8%、22.7%和20.3%。

    二是加大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而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

    四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战略上，由“抓大放小”改为“国退民进”。

    谁也没有想到，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居然能够“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竟成隆然崛起之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日渐形成了“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此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8%的高水平上，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

    好了，故事讲完了。结论是——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萧条，必须靠三条：一是必须激活国内需求；二是必须依赖民营资本的壮大；三是必须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改革。这个道理在今天应该还适用。

    百年实业真的那么容易谢幕吗？

    回望荣家百年历史，此次荣智健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4月最大条的新闻是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因对赌澳元巨亏而辞职，媒体一时有“荣家谢幕”之说，我则不以为然。因为回望荣家百年历史，至少有三次险情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荣家也活了过来，百年家族岂是区区100多亿元的亏损就能击倒的。下面说说那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34年。当时，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大萧条，纺织业首当其冲。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智健是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的独子）的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已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荣家事业的迅猛发展靠的是疯狂的举债扩张战略，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转眼间，市场突变，到1934年初，荣家面粉工厂全面停产，申新各厂也风雨飘摇。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他的好友陈光甫和宋汉章两人在荣宅陪他一宿，温言相劝，才算是没有走上绝路。

    6月28日，荣宗敬派人到无锡向弟弟求救，族内有人担心，去救上海申新会把无锡的产业也拖进泥潭。荣德生执一茶壶在手说，“我与哥哥好比这个壶，一经破裂，虽持半壶在手，亦复何用。”他当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价证券全部收罗起来，第二天清晨就赶到上海，在陈光甫、宋汉章的斡旋下，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联合借款220万元，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区区200多万元仅够荣家多吸几天的氧气，1934年7月4日，申新公开登报宣告“搁浅”。荣宗敬只有向国民政府告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曾经想一口吃掉申新，他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荣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陈光甫仗义出手，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才保住了所有权。荣家兄弟如同两个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扑腾，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场转暖，才终于熬出生天。

    荣家第二次大危机发生在1938年，抗战爆发后，日军攻陷长三角。荣家经略了30多年的庞大产业聚集于上海和江苏，全数都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战事中，无锡、上海两地企业设备被毁纱锭18.7万锭、布机2726台、粉磨36部，荣家产业三去其二。在如此绝境之中，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西迁内地，再度创业办厂，总算保住一点血脉。八年抗战胜利后，荣家再次复兴。

    荣家第三次倾家荡产，则是在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让私人资本在中国“绝种”。

    荣毅仁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资本家。1954年，国家对私人企业施行“赎买定息”的政策，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股息。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其中，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他在香港），占975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荣家在大陆的所有工厂在一日间全部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文革”爆发后，荣毅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被彻底打倒。其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改造。直到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邓关系交好的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获准创办中信集团，才又一次开始了财富生涯。

    与上三次危机相比，此次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其资产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拥有超过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纠纷，日后的东山再起，或有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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