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他的重要经学著作，是康有为发动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康有为的两部著作使得戊戌变法运动更多、更早地卷入到对价值观的评析与学术纷争中，康有为的效仿古代改制理论，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所以康有为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思想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
康有为的创立孔教的活动是在戊戌变法前，他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活动，也是其学术思想的反映。康有为把孔子的思想学说宗教化，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制衡君主专制制度。尽管他创立孔教的目标未能最终实现，但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康有为不仅仅把利用孔子思想学说、创立孔教的活动作为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权宜手段，创教本身也是他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使得变法中许多政治上的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增加了变法实施的阻力和难度。
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者、戊戌政变前密谋的重要参与者，在变法失败后，曾写下大量文字材料记述和反思变法，这对研究和评价戊戌变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不少论著中深刻反思变法的全过程，他认为变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没有将变法主张贯彻下去，改变旧有政策而没有执行新的政策，政策改变了，但是执行政策的人没有变化，另外变法最大的推动者光绪皇帝手中没有实权，再加上守旧官僚的反对，就无法使变法获得成功。
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这些总结和反思，对他此后的思想观点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梁在戊戌之后到五四运动时期，思想上经历了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的选择，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反思，这一系列的价值观念选择，勾画出了他一生思想衍变的轨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必须以推翻旧有封建统治的革命的方式，来适应外部世界统一的近代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对西方与西人保持高度警惕。梁启超对康有为“创立孔教”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肯定至否定的过程。梁启超于戊戌期间提倡孔教固然有推动维新变法的政治动机，但更主要还是出于文化动机，一方面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维护中国固有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试图借此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后来于1902年公开宣布放弃保教，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光绪皇帝作为当时清政府推行维新变法最高当权者，同时也是后帝党最重大政治派别的核心代表人物，他的动机与作为对戊戌变法的发展影响很大。光绪皇帝在外交事件的处理中，反映出他对外观念的调适。尽管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靠拢，但他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与外部世界仍有隔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这一靠拢过程中的艰难与无奈。
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是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的晚清重要人物。翁同龢作为帝党的重要人物，对戊戌时期政局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翁同龢被罢官是变法中的重大事件，针对“翁被罢是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从慈禧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光绪皇帝对翁态度的变化以及慈禧对罢黜翁的态度，可以看出新旧势力、后党帝党之间的深刻矛盾。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也是洋务运动后期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与戊戌变法运动关系密切。张謇与维新运动之间的关系用“若即若离”较为客观公允，即一方面同情，甚至支持或者直接介入维新活动；另一方面对维新又有微词而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造成，内因是张氏的阶级地位和思想状况，及其与维新派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外因是当时政坛上的几支活跃派别的制约。他们与康梁为首的左翼是基本合作的。康梁派利用帝党已经取得一点政治力量，帝党也利用维新派正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但在帝党和维新派之间，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那些参加强学会的较年轻的帝党，如文廷式、张謇等，虽然都与康有为保持友谊，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赞助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们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仍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文廷式，原是参加强学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维新前，就骂康有为这样的政治主张如何能成就大事？又如张謇，在甲午战争前与康有为是旧交，但跟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不同，同梁启超也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这些都说明当时帝党人物与维新派康梁之间，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维新人士放弃了传统的大一统模式，增强了多元、并存、竞争的民族意识。其民族情感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是多重的，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较为理性的态度，维新人士的活动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戊戌时期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严重影响中国的国计民生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侵害中国的主权，主张通过内部改革、外交手段，以及利用国际法等途径解除其压迫。维新派的认识能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并注重经济方面的危害，同时又存在缺乏认识的完整性和理论高度及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等局限。
陈氏父子、徐氏父子、黄遵宪等人，他们是积极支持，赞助康、梁活动的。当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由他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协助规划了“湖南新政”，湖南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模范区域，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发祥地之一。徐致靖当时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早在变法之前，就曾努力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党发动政变前，又让其侄徐仁录赴小站游说袁世凯，暗中劝其倾心新党。徐仁铸当时是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变法前后在湖南助陈宝箴力行新政。而杨深秀是变法维新时的“军机四卿”。黄遵宪则在湖南新政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这一派都是积极赞助康梁活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除陈宝箴都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士大夫，即使是陈宝箴贵为湖南巡抚，其上还有投机变法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为谋求发展，有靠拢到活跃于朝野的帝党倚重的维新派人士的意念。而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政见有相同也有不同，其时的中国政坛又风云变幻，主观要求与客观环境均促成张氏与迅速演进的变法运动逐步发生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洋务派并不属于极端顽固守旧者之列。此时的洋务派普遍具有趋时和附权的矛盾心态。趋时使他们同情、支持和参与维新运动；附权则使他们徘徊于帝、后之间。在变法之初他们同情甚至支持维新派。如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以后，从一个搞洋务的封疆大吏一变而为维新运动的“护法大师”。在1895年—1898年之间张之洞在行动上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可以通过下面几件事来发现。一件事是1895年时张之洞对于上海强学会的态度。北京强学会开会时，张之洞是大力支持的，他准备寄予筹备资金做为帮助，是督抚中最卖力的一个。 后来张之洞又大力支持康有为在上海再办一个强学会，并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这是他与维新派的第一次合作。另外一件事是1896年—1897年间他对于《时务报》的态度。《时务报》于1896年8月间创刊，张之洞是一位重要的赞助人，捐款最多。据《时务报》的经理汪康年说，《时务报》初开办时，只有一千六七百元款子。其中张之洞独自捐款千元，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者。那时，《时务报》的两个主持人物，是汪康年与梁启超。汪任总经理，梁任撰述主笔，而汪康年就是张之洞派系的人物，是他的一个亲信。汪梁合作，也就是张之洞派系与康有为派系在《时务报》中的合作。张之洞还为《时务报》推销。他回湖广总督本任后，以总督的地位，叫湖北全省各州县都购阅《时务报》。值得注意的事，是1897年下半年至1898年上半年张之洞对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态度。湖南初期的“新政”（1897年上半年以前），也是张之洞所赞成的。陈宝箴在任湖北按察史时（1890—1894年），与总督张之洞相处得很好。当陈宝箴在1895年初入湖南担任巡抚推行“新政”，如办矿办厂的时候，张之洞是支持他的。综合看来，1897年下半年至1898年上半年百日维新前，张之洞对维新运动，在表面上仍保持赞助者的姿态。第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是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张之洞对于维新的态度。这个时期内“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代表张之洞派系的。而当时京城内外许多大官僚推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大计时，他很想做一个维新宰相，做一个大清帝国的伊藤博文。总之，在百日维新时期，张之洞在表面上仍然支持维新运动，并且行动上比过去更积极，因为这是他阴谋与投机成败的关键所在。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戊戌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派大肆抓捕杀害维新党人，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历史上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非常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较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驱。谭嗣同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文章作品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和价值观。抒发了他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文章风格恢阔豪迈、刚健遒劲，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留有《谭嗣同全集》。其中尤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名。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胞弟。小时候鄙弃科举考试制度，认为国家弱亡都有科举考试限制人的才智发挥。曾经捐钱当上小官吏，深深感受到官场的黑暗，最后愤然离职。后来跟随美国人嘉约翰学习西方医学，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结果没有开成。1897年2月和徐勤等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后到上海倡导设立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带着大笔资金抵达北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他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倡导西方学术，开启民众才智。与御史宋伯鲁计划上书，主张把科举的四书五经学问统统改为对时事政策的分析，并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后来看到了封建顽固统治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多次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回到南方，开办学堂，收徒讲学，为维系变法活动培养人才，等待其他时机。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曾说如果死能使中国强大，那么死了也值得，最终从容就义。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后多次升迁为郎中。1897年底授官位山东道监察御史，立下大志以澄清天下、辨别忠奸为自己一生的责任和目标。1898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推行维新变法。4月成为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成员。与康有为交往非常密切，很多奏折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有的时候为康有为代写。6月1日写新政条例五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开始。主张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起草日本章程，派遣清朝王公贵族留学，并申请专项经费翻译西方著作。后来又多次弹劾阻挠维新变法的守旧大臣。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留下来的著作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福州人。举人出身，喜好诗歌。1895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求政府拒绝与日本和议。同年花钱买官为内阁中书。1897年到张元济等人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广东、四川、浙江、陕西各学会互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并任主管工作。因为仰慕康有为，成为他的弟子。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后记，推广宣扬今文经说。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官衔，在军机章京上活动，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同商讨解救光绪皇帝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留下来的著作有《晚翠轩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官位内阁中书，后晋升为侍读。曾经成为张之洞幕僚中的一员，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秘密汇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援救，保卫天津与塘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后，又联合强国会中的有志人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任命他为参与选书人员。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开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曾学习中学和西学。4月成为保国会中的一员。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黄帝的召见，被赏赐四品官衔，在军机章京上活动，参与维新变法的新政。与康有为是好朋友，但对推行维新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意见，攻击康有为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并声称要对维新变法进行适当的抑制。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曾进行营救，但不及时，被杀害。遗留下来的著作被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中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做官清正廉洁，不谄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改革变法求自强，刑部官员看后震恐，不敢继续上报。1898年春天成为保国会中的一员。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赏赐四品官衔，在军机章京上活动，参与新政。曾经和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官员，但又经常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摇摆不定，处理政治事件尽量淡化维新的政治色彩，在维新与守旧派之间左右逢源。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39岁。遗留著作有《衷圣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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