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当大家庭要败落的时候，往往都是从家里边闹起来的。探春是个聪明人，她看得很清楚。可惜的是，贾府里这种聪明人太少了。大唐帝国也是如此。当积极进取的雄心壮志逐渐消散的时候，大家便在内部互相闹腾起来。这一闹，就是四十多年，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两党的首脑人物去世，党争也终于宣告结束，但大唐也快奄奄一息了。

    李德裕杀佛

    有人认为，说李德裕结党是不正确的，结党的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德裕不过是反对他们罢了，当然凭借李德裕的才能、声望及个人魅力，其他也反对牛李的人便都尊他为首。李德裕这个人一生最为辉煌的是，跟武宗这个搭档一起打造了“会昌之政”，风风光光地做了六年宰相。

    李德裕出生于公元787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他的家世很好，算是名门望族，老爸还是唐宪宗统治时期的宰相李吉甫。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他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好汉。

    他一向很鄙视科举考试。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科目里边最为世俗所看重的是进士科考试，每年就录取二三十个人，大概相当于几百比一的概率。考试的内容是诗歌和对策。唐代是诗歌最繁荣的时期，那是无论在地里边耕地的农夫，还是在家里织布的农妇，都动不动就念出一首诗来，大家也不以为意，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年唐宪宗的宠妃杜秋娘就是凭借一首随意想到的诗，先打动了李琦，后来又打动了唐宪宗，成为最受宠爱的“秋妃”。在这种环境下，进士科考试内容里边诗歌便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李德裕忍受不了这种事情，虽然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但他始终坚持把诗看作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品，最为重要的进士科考试却把它当作衡量考生素质的重要标准，实在太荒唐了。

    于是，当他老爸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他说，那东西华而不实，没意思。有一个当宰相的老爸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面不红、心不跳，气定神闲地这么说话。当时做官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凭门荫做官，三是干谒权贵，推荐做官，四是到地方长官手下帮忙，寻求上进的机会。因此，对于宰相的儿子来说，即便他不参加科举考试，想当官也是轻而易举。

    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很鄙视科举，不过他没有当大官的老爸；也不想跟那帮可怜的文人一样在幕府做刀笔吏，低声下气。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四处干谒权贵，想凭借自己的能力打动某个达官贵人，坐取公卿，直接做大官。蹉跎了好多年，落魄街头无数次之后，他才通过玉真公主的渠道当上了翰林学士。李德裕就简单多了。

    有这么一个胸怀大志的儿子老爸当然很欣慰，他先让德裕凭门荫补校书郎。然后安排他到外边的藩镇去做幕府。理由是老爸在朝廷里边当大官，儿子也在朝里影响不太好。不过，老爸当然也不会让他吃亏，让他跟着太原节度使张宏靖，做掌书记。过了三年，张宏靖调入中央，李德裕也以从官的身份到了中央做监察御史。

    有宰相爹爹铺路、提拔，再加上自身具备不错的政治、文化修养，李德裕前半生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一路高升，直到他“子承父业”，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0年—846年）任宰相。

    不过宰相老爸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大的问题便是老爸当年做宰相的时候惹了牛僧孺、李宗闵，所谓父债子还，他们便把对李吉甫的怨恨发泄在李德裕身上，朋党之争就是这么开场的。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士，李宗闵、牛僧孺在对策时，在卷子上议论时政，语句讥讽宰相李吉甫，得到本来就对李吉甫不满的主考官的认同，因而把他们评为上第。李吉甫见状，到宪宗面前哭诉，并说李、牛二人与主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便把几个主考官都贬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长期得不到升调。这么一来，李宗闵和牛僧孺便恨上了李吉甫，而作为坚决维护老爸权益的李德裕当然也被他们恨上了。

    唐朝诗人李商隐是李德裕的朋友，他曾夸奖李德裕，说他是“万古之良相”。我们不排除这句话带着点儿感情色彩，但客观地讲，李德裕在政治上还真是挺有建树的。

    总的看来，首先他主张强化朝廷权威，惩治不服从朝廷的藩镇，维护国家统一。宪宗死后，藩镇又卷土重来，李德裕上台的时候，藩镇很是猖狂；另外，边疆地区的吐蕃等少数民族也很不安分，经常骚扰边境，有时候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时朝廷对藩镇和边疆纷乱的处理意见也不统一。一些大臣主张以姑息纵容。李德裕则是坚决的主战派，他继承的是裴度的衣钵。不仅仅作为宰相在中央主持大局，坚持打击藩镇和少数民族势力；还还亲自领兵平息叛乱，定回鹘，平泽潞，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还主张整顿吏治、反对虚浮之风和朋党结交，重视门第，反对进士浮华。这些措施有效地振兴了朝纲，扭转了长期以来唐王朝积弱不振的混乱局面。

    在穆宗手下，他一共当了六年的宰相。这六年，既是他个人最辉煌的时刻，也是穆宗朝的鼎盛时期。穆宗对他非常信任，而他也为了这份信任殚精竭虑，使尽了浑身解数。其中，君臣相得，配合最为成功的是灭佛。

    武则天登基之后，佛教长期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寺院开支的恶性膨胀，严重损耗了唐朝国库的资财。唐武宗李炎信奉道教，他登基之后下诏废佛，得到了李德裕的大力支持。

    子不语怪力乱神，李德裕也是如此。早在唐武宗登基之前，李德裕便跟和尚们有过几次“纠葛”。

    自元和后，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剃发为僧。徐州的节度使王智兴很有经济头脑。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某种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则可以人为规定一个较高的价格而不以消费减少作为代价。王智兴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和尚名额是非常非常紧俏的资源，他便先向皇帝上书报告，说马上就是皇帝的生日了，他为了表示忠心和孝心，要修建一个坛，招募和尚来为皇上念经祈福。皇帝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

    王智兴有皇上的同意在手，他便到人力来市场上发布消息说，我这个地方有和尚的名额，二千大钱一个，先到先得，售完为止。

    做和尚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缴税，因此当时有好几口人的家庭看到只要花两千钱就可以让一个人免税，都纷纷地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当和尚。本来徐州在淮河北面，河对面的老百姓们眼见有这种好事，也都冲了过来，一时间淮河上交通一片混乱，堵船情况严重。

    这引起了李德裕的注意，他调查了一下，结果大吃一惊，赶紧向皇帝上表，说我发现王智兴把赚的钱都塞在腰包里了，但江淮沿岸一下子好多人都不纳税了，以后国家的钱粮怎么办啊；另外，淮河上的交通状况堪忧，由于人太多而且普遍素质都不高，淮河的水面上都飘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再不禁止这种行为，估计以后我们又得投入巨资去治理淮河了。

    皇上一听觉得很对，赶紧下诏禁止。

    另外一次是，亳州的和尚宣称他们发现一口可以治病的泉水，号称圣水。周围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虽然都没有试过，不过都相信这水的确很有灵效。结果南方的人便每十家选出一个代表去取水，每斗水三十千钱。李德裕听说后，立刻让人把那几个和尚抓了起来，他说，以前吴国有圣水，宋国、齐国有圣火，但最后证明都是假的。你们还想继续骗人，没门。

    不过这个故事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和尚是越来越喜欢故弄玄虚了。武宗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兴致冲冲地跑去跟武宗说，他会做一种独门兵器——剑轮，具体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但据他说打起仗来威力无穷，武宗也跟我们一样想知道这独门兵器到底长什么样，便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试做。可惜，他半年多了什么也没做出来。失望之余，武宗便把他杀了。

    武宗是越来越讨厌僧人了。主要的原因还有他宠爱道士，妄图长生，而且大量僧侣的存在让国家失去了很多税收，这也让他很不爽，于是他决定灭佛，这与李德裕一拍即合，而佛家的劫难便开始了。

    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起，武宗正式拉开灭佛的序幕。

    武宗和李德裕当然不傻，他们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采取稳扎稳打逐级推进的方法。

    先是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财产。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都没话说。然后他又下令限制每个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这么一来，僧侣的数量被控制住了，只可能减少而不再可能增加；另外不能蓄养奴婢的禁令也让僧侣们很不爽，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没有丫环小厮侍候的生活，于是就回家去老婆去了。结果，这两个法令下发之后僧侣的数量急剧减少。

    两年后，也就是会昌四年，武宗觉得大家还是对佛教很感兴趣。李德裕提醒武宗，灭佛的关键还在于人心。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无过乎百姓对于佛牙、佛骨的供奉。当年宪宗那一次声势浩大的迎佛骨活动正是最好的证明。

    武宗恍然大悟，他对那些所谓的佛骨、佛牙不感兴趣，于是规定，不许供养佛牙。当时在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供有佛指骨，武宗下旨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第二年，武宗眼见佛教势力越来越弱了，同时中央也很需要用钱。他决定给佛寺与最后一击。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的全部还俗，后来觉得40岁还很年轻，便改为50岁，最后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官方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和尚们都还俗了，即使剩下几个也是老态龙钟，自己的饮食起居都成问题。为了让他们互相有个照应，武宗下令裁并天下佛寺。每个州只能留一座寺庙，如果寺院破落不堪，就全部废毁。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个寺庙，每寺留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30人。

    这一下，天下一共拆除4600余所寺庙，26万多僧侣还俗。

    没了寺庙，没了和尚，那么僧侣名下的奴婢就获得了解放，寺庙名下的田产则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的财产。这一来，国家凭空多出了膏腴的田几千万顷，国家新增15万多纳税人口。

    所以，灭佛其实给帝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人口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土地增加了，国家综合实力也就上升了一个档次。当然中央政府的腰杆也就硬多了。

    所谓有利有弊，佛教受到打击，但道教却趁机进一步发展。到宣宗的时候，中央又用财政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但道教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帝国与道教有太多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虽然已经有好几个皇帝死在道士的仙丹下，但并不妨碍后来的帝国皇帝们继续寻求所谓的长生之道。

    估计是报应吧，李德裕辅佐武宗灭佛后不久，武宗便在道家仙丹的神奇功效里一命呜呼，羽化升仙去了。而武宗一死，李德裕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武宗死后，李德裕虽然仍然是宰相，但即位的宣宗并不喜欢他。这一点老于世故的他岂能不知道。心神不安之下，他找来了一位和尚，询问自己的吉凶祸福。

    这个和尚估计嫌他以前灭佛，想先整整他，就对他说，“请你结坛，供奉佛像，我坐坛三日后，才能告知。”李德裕老老实实地照办了，三日后，和尚说：你即将有大的灾祸，应该到南方万里之遥的地方去避难。

    李德裕大怒，把和尚训斥了一顿。并问和尚说，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和尚指着地上说，从这儿挖下去可以挖到一个石匣，你试试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得了。

    李德裕果然挖到了石匣，他又让人找来了和尚，让和尚再帮自己看看。和尚又坐坛三日，跟他说，你南行的时间，不过旬月之间，无法躲过。

    李德裕很郁闷，说在我有生之年还可能回来吗？

    和尚掐指一算，说，没问题，你一生应该吃一万只羊，现已吃九千五百只。你在南方吃不完五百只，所以会北还，归来后继续吃。

    李德裕面色惨然地说，师父果然神妙。我过去梦见在晋山中，十多个牧羊人对我说，这上万只羊，都是供你一生吃的。可见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过了十几天，振武节度使派人送给李德裕五百只羊。李德裕收下羊后，忽然想起和尚的话，心中大惊，赶紧找来了和尚。

    和尚长叹道，羊数凑足了，你恐怕没法回来了。

    李德裕可怜巴巴地问道，我不吃这些羊，还能避免吗？

    和尚摇了摇头，说，羊已收下，那就是你的了。

    再过十多天，李德裕便被贬为潮州司马；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而且果然没能回到北方。

    这不过是小说家言，并不能当真。不过中国善良的老百姓们往往会把他们对于皇帝大臣的看法和意见编到种种传说、掌故当中。武宗灭了佛，但却在道家的仙丹作用下死了，而李德裕作为灭佛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于是，正所谓因果报应，老爸惹下的麻烦给他添了很多事情，这还不算；轰轰烈烈地灭了一次佛，最后又是在佛家的预示下死在南方。

    对此，李德裕或许很无奈。不过，无奈的不仅仅是他，还有牛僧孺。

    牛僧孺：再度归来的无奈

    如果按照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来看，牛僧孺也算是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曾经在穆宗朝、文宗朝两次出任宰相。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老了，人老了，帝国又向着黄昏走了一程，当牛僧孺第二次入朝为相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远远地落在了中央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的背后，于是便只剩下了无奈。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牛僧孺大概属于抑郁型气质的人物。对抑郁型气质通俗的解释便是这一类型的人即难以长时间保持兴奋，又难以长时间保持情绪低迷，也不能很好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因此，他大概便是极端温和的那一派，就像一个憨厚的老农，虽然也有幻想，却只是明年老牛生一头小牛，把小牛养大卖掉，用钱再购置两亩地一类的想法，他一切的出发点是安安稳稳地守着土地过日子，这样的生活平静、温馨、安逸，当然最重要的是给他安全感。

    牛僧孺就是这么一个人。纵观他的一生，轰轰烈烈的功业是没有，当了两次宰相也是不温不火，稍微有点挫折他便立刻上表请求皇帝把他调到一个不太重要的藩镇去过他的小日子。

    他第一次当上宰相是在穆宗朝。当时穆宗非常欣赏他，这首先是因为他当时还是很积极的，凭着年轻人的干劲给穆宗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另外还因为他运气比较好。

    宪宗的时候，他的仕途不是太顺利，因为在元和三年那场科考里边，他的策文内容一为“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本来是主要针对宦官的，但同时也得罪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因此，他只能辗转于各个藩镇做官，在中央外围打打游击什么的，一直没能进入中央高层。

    在地方待了好几年，李吉甫也去世了，他终于到进入中央历任监察御史、考功员外郎等职。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他的好运开始了。

    穆宗刚即位，他便被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一职，为皇帝起草诏书，可以经常接触皇帝。十一月，改任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的头头，经常要参与执法，审理一些案件。

    这时候的牛僧孺还颇有些干劲，他上来就进行了一些改革，使审理案件的过程大大简化，程序也透明了很多。另外他秉公执法，坚持法律的公正。宿州刺史李直臣犯了贪污罪，应该被判为死刑，他暗中行贿宦官，让宦官出面为他活动，但被牛僧孺坚决回绝。在宦官的疏通下，穆宗也出面为李直臣说情，说直臣虽然犯赃罪，但却有经度才能，可调他到边远之地任职，以宽免其罪。牛僧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对穆宗说，就是有才能的才危险呢。没有才能的庸人他们只懂得拿拿自己那一份薪水，而有才的人他们就不满足于一点小小的薪水了，像安禄山、朱泚他们都是才能过人，但最后却浊乱天下。再说，像李直臣这种小才，又怎么值得为他改变法律呢？

    他这些话可谓是有理有据，而且义正辞严，穆宗很欣赏他，不仅接受了他对李直臣的处理，还赐给他金紫之服以示奖励。

    后来牛僧孺由侍御史迁为户部侍郎。他在这一职位上又给穆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韩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老爸的权位，曾用财货行贿内外权臣。后来韩公武死了，韩弘也继之而卒。有人将公武行贿的事告诉了御史府。穆宗可怜韩公武的儿子年幼，便把韩弘的账簿拿去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

    穆宗很感动，当时把这本账簿出示给左右侍臣，高兴地说，看来我没有看错人啊。于是就拜牛僧孺为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这已经是宰相的名号了。

    我们在上边就说了像牛僧孺这种类型的人即难以长时间保持兴奋，又难以长时间保持情绪低迷，也不能很好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他当上了宰相，却也开始对中央的政治感到害怕穆宗死后，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牛僧孺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就数次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

    他就这样离开了政治中枢，同时也轻易放弃了一次实现自己胸中理想，做出一番事业的机会。当他第二次入朝为相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一次是李宗闵拉他入朝的。

    他这时候已经从鄂州转到淮南，小日子过的很不错。当然，中央的消息也是随时传来，他听说，自己的同学，曾经的“难兄难弟”李宗闵成了文宗的辅政，也听说李德裕也被皇上召入了京城，当兵部尚书，剩下会不会是自己呢？

    不久有诏书到达，召他入朝，拜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原来，李宗闵辅政后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昔日的老朋友聚在了一起，而且是在地位显赫的宰相政事房，想来他们肯定会有诸多感慨，也有种种的雄心壮举。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和李宗闵联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和变动，提拔亲近，贬斥不同政见的人，一时间都差不多可以说是“牛与李，共天下”了。

    但僧孺很快发现，他根本做不了什么。原因很多，譬如他的性格和做事的风格与文宗的谋略格格不入，而最重要的是皇帝并没有在他身上寄托任何希望。

    牛僧孺恐惧一切的战争，无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率其徒举兵作乱，莫州刺史被杀，监军李载义与其子仓皇逃往易州。此事上奏朝廷，文宗召诸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卢龙兵马使的管辖范围）从安史之乱以来，就已经不再是帝国的实际管辖区域了。以前，兵马使刘聪暂时把这片土地归献中央，中央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还花费了八十万缗钱用来慰劳军民。因此，就算这次能够平定叛乱，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来个顺水推船，找人去安抚一下杨志诚，承认他现在的地位，让他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相当于替帝国守守边，这样最好。

    后来的大史学家司马光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忍不住大骂牛僧孺，说他这是姑息偷安，哪里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办法？

    最过分的是，有一次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众奔成都请降，当时做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便趁机发兵进驻维州。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当年韦皋经营西川多年，到死也没有能够收复此城，一直引以为憾。现在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他马上上表向中央汇报。

    文宗将这事交给大臣们讨论，大家皆同意李德裕的做法，唯独牛僧孺说要讲信用，不应该占人家的便宜。命令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拱手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还当着唐军的面杀死了悉怛谋等降将。泱泱大唐，居然连投靠自己的人都无法保护，而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害，这让西川的将士们心寒不已。而天下舆论都说牛僧孺嫉妒李德裕的功劳，逞一时意气，皇帝也觉得很不爽。尤其是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回到朝廷当枢密使，他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一事的不当。文宗也开始后悔，他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不安。

    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文宗问宰相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

    牛僧孺回答说，我们这几个大臣能力不够，不能辅佐皇帝您做大事。但如果想要太平的话，其实现在就是了。现在少数民族又不来侵犯我们，百姓也不流离失所，政局平稳，虽然称不上大治，但也可以叫小康了。陛下您如果还想要其他的太平的话，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了。文宗被他这一付心满意足、不思进取的样子恶心到了，便很不客气地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还要你们这些宰相干什么！

    其实，文宗很久之前便对他们失望了。文宗要干大事，要除掉朝中势力越来越大的宦官，但这群大臣没一个可用的。贵为宰相的李宗闵是通过宦官的关系而当上宰相的，而牛僧孺则是李宗闵引荐，他们跟宦官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因此，文宗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找上了并不适合的宋申锡。因此，文宗很无奈，有一大群宰相老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但就是干不了事；而牛僧孺也很郁闷，他与文宗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估计他是抑郁型，而文宗是胆汁型，天性好动情绪随时处于亢奋状态。牛僧孺感觉自己已经被皇帝抛弃了，他永远也跟不上文宗的步伐，于是便不断地请求辞去相职。十二月，文宗准辞，他出外为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经过这次入朝之后，他已经不再抱希望了。尤其是太和九年（835）发生了甘露之变，宰相及朝官多人被杀，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待的这个地方太重要，祈求找一个不重要的小地方，安安静静的待着。他屡次上表朝廷，未得准许，便在淮南任职六年。开成二年（837）五月，他又被加为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他赴东都就任后，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从此，他心居事外，不再管闲杂的事情。这时候与同在东都洛阳，同样心境的白居易打得火热，两个诗人平时喝点小酒，写写诗，听听小曲，一天天地过日子。

    当然，起起伏伏，最后还是回到东都，最终病死在这里。

    回顾牛僧孺的一生，常常想到帝国。牛僧孺曾经的热血青年到后来的老成持重，毫无进取心与帝国曾经的光芒四射到晚期的无奈衰落，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历程。牛僧孺体验到了，帝国黄昏时候的无奈，但李宗闵却完全不一样。

    李宗闵：是君子还是小人

    他才是牛党真正的领袖。

    历史学家们对于“牛李党争”的看法有很多种，有人说所谓的“党”是牛僧孺和李宗闵结党，而李德裕则一直都是以朝廷大体出发，反对牛李一党；据说作为当事人的李德裕当年也不同意自己结党的说法。他告诉文宗说，现在朝廷上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朋党。只有小人才结党，所谓君子和不同，小人则同而不和。所以小人结党，君子交友。这也是宋代欧阳修的观点，当时宋朝朝廷里边也是乌烟瘴气一片，大臣们都结成各个派别，互相攻讦。

    所以当李德裕秉政的时候才拿朋党们开刀，这自然会惹恼了很多人。于是当那些曾经被他开过刀的人当政之后，他自然要受到打击和排挤。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牛僧孺是很无辜的。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老实人。之所以被人们当成是“牛党”的领袖，主要是因为以政治名望而言，他比李宗闵资历要老很多。他在穆宗朝就已经是在宰相了，当时他在穆宗心目的形象很光辉，而且在朝野间的声誉也很好，那时的宰相李吉甫便把他拖入己方阵营，以增加支持度。

    因此，当文宗朝李宗闵当上宰相的时候，他自然首先想到的是曾经一起在常科案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同学，曾经的宰相牛僧孺。他深知牛为人温柔敦厚，不太喜欢也不习惯搞阴谋诡计，更不喜欢大权独揽，而他的资历名望又都是一流的，因此，引他入阁，便相当于是手中多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李宗闵其实很不自信。

    他本来一直就没什么作为。

    当年常科案后一直在地方藩镇上晃悠，后来裴度去攻打淮西的时候，把他捎带上了，让他做属官。这可是一个肥差，与其到地方小县城做个一把手，还不如找个有前途的主，给他当秘书。裴度当时是宪宗最为信任的大臣，而且正在替皇上分忧，带病平定淮西的叛乱。一旦班师回朝，一干人等自然少不了好处。所以，李宗闵正是借这一缕春风，蹭到了中央，做礼部侍郎。

    这也难怪当宦官枢密使杨承和推荐他做宰相的时候，文宗显得那么惊讶。他在杨承和的再三提醒下终于想起来了，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但可惜的是，他绞尽脑汁地想了老半天，硬是没能够找到一条让他做宰相的理由。因为他一无资历，二无名望，三无政绩，唯一能够说服文宗皇帝自己的理由就是——他是枢密使推荐的人！

    帝国中晚期的皇帝们是很郁闷的，因为那时候自己想任命一个宰相必须经过两道程序：枢密使和政事殿。宦官们把这一项权利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有时候甚至可以谏阻皇帝的想法；当然，要任命一个新宰相，自然也得知会现任的宰相们一声，让他们做好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好欢迎新同事的到来。

    这项制度在强势的武宗那儿终于获得了一次突破，他直接下诏给政事殿，让他们发布任命。这引起了宫中太监们的一阵骚动。那些老太监们纷纷指责枢密使，骂他软弱无能，不能到皇帝面前据理力争，以至于出现这种对枢密院置之不理的情况。

    不过文宗朝的时候还是不行，宦官的势力还很强大，面对枢密院的举荐，他只能表示同意。不过好歹也就是一名宰相而已，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其实，也难怪文宗不明白，李宗闵是煞费苦心绕了一大圈才当成宰相的。他在做吏部侍郎的时候，认识了宪宗的驸马沈曦，在沈曦的帮助下，他托老宫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推荐他的。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人际关系哲学是多么地强大。

    好不容易当上宰相，但皇帝分明不怎么看好他，大臣们也觉得很意外。李宗闵感到压力很大，他急需寻找一个好帮手。文宗本来已经把在外边待了好几年的李德裕叫到了京城做兵部尚书，都准备拜相了。李宗闵一上任，立刻发布命令，让李德裕到西川去做郑、滑节度使，对此文宗也毫无办法，因为这是宰相自带的权力。

    李德裕当然很郁闷，刚刚风尘仆仆地跑回京城，还没有睡个好觉又要出发。不过临走时他的好朋友刘禹锡来送他，好歹给了他一些安慰。不过跟同时到的柳宗元比起来，这没有什么。当年柳宗元跟着王叔文他们闹变革，结果被宦官们一网打尽，在永州刺史任上待了10年，突然被叫回京师，他兴高采烈地到了京城才知道，他被贬到了更为偏远的柳州。

    把李德裕赶走之后，李宗闵稍微有点放心了，他想到了牛僧孺。

    果然，牛僧孺在他的举荐下迅速入相，利用牛的声望他的聪明，他马上把自己人提拔上来，把不属于己方阵营的人贬出京城。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便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

    标准地说，属于李宗闵集团的人有杨嗣复、李珏、杨虞卿、杨汉公、杨汝士等人。后边三个也被人成为“三杨”。这些人大都身居要职，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李宗闵的周围，构成了“牛党”的核心团队。

    在这个团队里边，牛僧孺是灵魂，是名以上的领袖，而李宗闵则是名符其实的大哥大。杨嗣复、李珏两个人都是宰相，跟李宗闵是好哥们；而“三杨”兄弟的地位就要低一些了，大概属于李宗闵手下干将的角色。

    杨嗣复的老爸是杨于陵。他老爸当年很受浙西观察使韩滉的赏识，据说韩滉对妻子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比这个书生命好的。他后半辈子肯定又长寿又富贵，生个儿子的话肯定是宰相。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于陵。杨嗣复出生的时候，韩滉摸着他的小脑袋说，名望和官位肯定都比他老爸强，真是杨家的喜庆啊，就把他的字叫做庆门。后来杨嗣复果然一路做到了宰相，老爸还活着在朝廷做官的时候他就已经比老爸厉害了。

    在历史上，李珏作为大臣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据说文宗临终前以敬宗的儿子陈王为太子，他让宰相李珏等大臣奉太子监国。文宗死后，宦官和宰相在一起商议立谁为皇帝。李珏说，皇帝已经让太子监国了。但太监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的功劳，不顾文宗的遗愿立文宗之弟颍王为帝，是为武宗。武宗即位之后，大家都为李珏担心，他却淡然处之，说，我们做臣子的，也就是知道奉命行事，至于宫中其他的事情我们哪能参与。不久之后，他还是被贬到了外地。

    从这个李宗闵的“兄弟”来看，牛党也并非坏人。看来的确应该为帝国感到悲哀，这些大臣们如果论智慧、操守、人格都堪称典范，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党争的泥潭无法自拔，如果帝国没有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如果这些帝国的大臣们能把门户之间摒弃一旁，那估计帝国晚期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何况，牛党里边的“三杨”兄弟的形象就不那么好了。

    “三杨”跟白居易的关系都很好。白居易24岁中进士，这位名满京城的少年进士到处拈花惹草、风流快活，到了36岁才与杨虞卿的堂妹结婚。他喜欢喝茶，据说当年杨虞卿、杨汉公兄弟曾经从不同的地方给他寄好茶，一时引为妙谈。

    “三杨”以杨虞卿为首，他跟李宗闵的关系最好。他在官场上本来是一帆风顺，后来做吏部员外郎的时候，因为对下属管教不严，犯了几个错误，被停职。李宗闵成为宰相后，把他从家里叫了出来，让他做左司郎中，然后一路高升，一直给事中。

    据说，后来李德裕入相，文宗跟德裕说据你看现在朝廷官员的情况怎么样？

    德裕说，官员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朋党。如果皇帝能够多用一些中立的人，那么朝廷就可以大为改观了。文宗说，恩，这个我听说了，杨虞卿、萧潜、张元夫就是党魁。德裕趁机说，那么就把他们贬出去做刺史算了。

    李宗闵听说后，赶紧跑到皇帝跟前为自己辩护，说李德裕长期在外边做官，对朝廷的朋党没有了解的多，他因为早知道杨虞卿营党结私，所以才没有给他好一点的官职。

    李德裕针锋相对的说，难道给事中还不够好吗？

    唐代的给事中位五品上，掌管读署奏抄，驳正违失，诏敕如有不当，也可以涂改后奏还，号为“涂归”。又与御史、中书舍人审理天下冤假错案，因此算是比较有权力的官员。

    李宗闵一下子哽住了。杨虞卿被贬了出去，李宗闵也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来李德裕被罢相，李宗闵又回到中央，杨虞卿也杀了回来，还做到了京兆尹。

    杨虞卿这个人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很密切。因此，他在朝中是出了名的路子广、办法多。很多人为了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帮忙，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他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三杨”兄弟在京城靖恭坊买了一套别墅，号称“靖恭杨家”。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靖恭坊每天从早到晚就基本得不了半刻的安静。杨氏兄弟在此接待各种各样的宾客，整体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比宰相府都要人热闹很多。不过，经过这儿的事情往往都要容易办一些，因此大家都把杨宅称为“行中书省”。

    后来，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李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任京兆尹，对于李训、郑注的“大事”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因此，他们自然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另外换上自己人。

    这时的京城忽然有谣言四处流传，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郑注为皇上制药，专门取小孩子心肝。这事不久就风闻到皇上耳中，气得龙颜发紫，下令调查这个谣言的根源。这个谣言表面上是冲着郑注而来，其实骂的皇上，等于说皇上是食人心肝的禽兽。调查人员一了解，京兆尹杨虞卿府中传播此谣最盛。大太和九年六月戊辰，皇上怒之下圣谕御史大夫郑注拿京兆尹杨虞卿入御史狱。

    这可是件大案，负责审讯、录口供的都是御史大夫郑注，杨虞卿当然只能自认倒霉。因此结果马上就出来了，杨虞卿被判死刑。皇上看完了全部案卷，又特地召集各大臣庭议。

    李宗闵使出浑身解数，拼死营救杨虞卿，弄得皇上龙颜大怒，要将李宗闵和杨虞卿一并斩首。反而是郑注出来替李宗闵说好话，皇上才叱出李宗闵，叫他听候发落。不久圣谕贬宰相李宗闵为明州刺史，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其他一干“党人”也都被贬出京。

    这一贬之后，李宗闵再也未能回到京城。

    就这样，李宗闵一手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盘根错杂的党派组织，可惜玩得不太好，把自己也搭了进去。据说他平时很是任侠好义，对属下很宽厚，这么说来，他其实与香港电影里边的古惑仔很是相近。那帮人也讲义气，也搞社团，也排斥社团之外的人，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是帝国的宰相。

    问题正好在于这儿。作为唐帝国的宰相，他的确是毫无建树，令人失望不已。尤其可恨的是，他的挟一己私怨，拉帮结派，这严重干扰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文宗为此心痛不已，他眼看着以李宗闵为中心的党派斗争，不由得感慨，去河北诸贼容易，去朝廷党派难。

    这是文宗的无奈，也是帝国的无奈。随着武宗朝、宣宗朝党争当事人的自然死亡，“牛李党争”也走到了尽头，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在政治的互相倾轧中帝国的空虚与无奈，黄昏向晚意，青山何依存？

    帝国在党争的泥淖里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四十年，它还有精力迎接晚霞的绚烂吗？

    还好，帝国晚期最杰出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凄迷与惆怅。

    李商隐：在党争的夹缝中挣扎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就在李德裕、牛僧孺及其各自的“党人”们互相攻讦的时候，朝野中还有大批无法置身事外的官员。他们一如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百姓，想中立而又无法中立，想有所偏向却又无法选择，于是只好在两派的打击排挤下痛苦挣扎。帝国晚期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李商隐便是最典型的代表。

    李商隐，也叫李义山，唐文宗开成二年进士及第。跟大部分唐代士子一样，他也很看中门第，因此老在诗里边强调他是皇族同宗。经过后人的考证，发现他的确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不过估计是因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所以基本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可以证明他的这种身份。

    既然无法证明，当然这种身份也给他带来不了什么实际利益。唯一的好处是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说出去不丢人，那时候有很多士子觉得自己的姓默默无闻，听上去一点也不响亮，甚至与自己的才华、声望一点都不配，于是便改姓，随便把当时高门大族的姓拖一个过来，于是摇身一变，就成为世家子弟了。这种行为很正常，大家都乐呵呵的互相欺瞒，没有人会认真地去考察你的姓到底是不是真的。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从这来看，李商隐家里从高祖开始便没有出过什么大官，虽然也算是书香门第，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寒门小户。

    不幸的是，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他是家中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家里边没钱，而弟弟妹妹们还小，他就要做很多杂活来补贴家用，他后来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为别人抄书来挣钱养家。

    这时他碰上了令狐楚，这是他一生的幸运，却也是一生辗转的根源。他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后，主要跟着一位同族叔父学习。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但他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大约在李商隐16岁左右，他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很赏识这种处于逆境而坚持求学的年轻人，而李商隐小小年纪便展示出来的才情更让他感叹不已。因此，他资助李商隐的家庭生活，鼓励李商隐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并由此进入当地的士大夫圈子。

    当时官员给皇帝上奏章、表对都得用骈体文，因此大臣们尤其是地方藩镇都很需要这种文章的写手。写作骈体文的能力不仅仅是为官的基本素质，还是一般士子到幕府谋生、谋求仕进的重要手段。

    令狐楚是写骈体文方面的“行家”，他不仅仅聘任李商隐为幕僚，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还指导他联系写作骈体文。李商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令狐楚也很满意。甚至在令狐楚病危之际，他需要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他想到的也是李商隐，他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写。

    基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爱，李商隐自然是非常感激，他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还曾经写了一首诗给令狐楚，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及自己的踌躇满志的心态。

    令狐楚给他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同时却也给他种下了一次次绝望的种子。

    唐文宗朝，知贡举的是令狐楚儿子令狐綯的好朋友高锴，因此在令狐綯的大力举荐下他中了进士，算是取得了正式步入仕途的资格。朝廷授予他弘农尉一职，但估计是年轻气盛，他惹恼了上司观察使，于是被罢官回家。不久之后，他又在令狐楚的帮助下官复原职，参加官员选拔考试中选，被召唤到京城听候任用。

    王茂元是河阳节度使，他平时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才子，觉得很不错。就像朝廷上了一表，让李商隐到河阳做掌书记，还把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死了，李商隐回到京师，很长时间得不到升调，他只能谋求幕府官一类的官职。桂管观察使郑亚府正好需要人，他想也没想就直接过去了，这下惹了大祸。

    令狐楚属于牛党，他的儿子们当然也属于牛党，按道理李商隐出自令狐楚的幕府，而令狐楚一家关系亲密，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牛党。但王茂元跟李德裕关系很好，而郑元亚也是公认的李党。李商隐先是跟王茂元打得火热，还娶了王的女儿，王茂元的死算是一个转机，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下一步是转向李党还是牛党。

    结果他选择了李党。入郑元亚幕府成了一个标志，牛党成员已经对他彻底绝望了，令狐楚的儿子们更是对他深恶痛绝，认为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因此当他从郑元亚幕府两手空空地回到京城时，他发现一切都已经变了。

    这时令狐綯已经当上了宰相，掌握着官吏升降的权力。李商隐兴冲冲地跑去拜访令狐綯，却受了一鼻子的灰尘。李商隐也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据说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另一方面，出身牛党的李商隐自然也得不到李党成员的信任，在和他交往的人里边，既有李党成员也有牛党成员，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被看作是牛党成员，对他很神往。据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曾经两次进入秘书省任职，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县尉一样的小官，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李商隐个人的悲哀在帝国落日的黄昏里被不断酝酿，最后酿成一杯又一杯的苦酒，他自斟自饮，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升华。正因为如此，他才写下了大量隐晦蕴藉的无题诗；正是如此，他才能直逼帝国的本质，更深刻地体味到帝国晚期的无奈，更深刻地认识到帝国走向崩溃的必然。

    在一个黄昏，登上郊外的小山丘，他回首看了一眼夕阳笼罩下的京城，诗句脱口而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时，帝国和他庞大的官僚机构、臃肿的政府、各自为政的藩镇都在夕阳的余辉中惬意而安适，没有人听到李商隐在小声地问自己，以后还能享受这样的夕阳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