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是纤弱敏感的女子，这似乎已成定论。每人都有表和里，表里一致的，是三体人（三体人：指刘慈欣作品《三休》中的一个种群。——编者注），不是人类。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表象。和一个人喝茶聊天一百次，也许不如看他酒后去KTV唱一次。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你全方位接触的机会。不过，假如他是诗人，就好办了。诗言志——官样文章可以把一个人通体包裹起来，诗则让一个人赤裸地呈现在你面前。从黛玉的诗中，能看见她内心的激烈和霸气。
她最流露出本相的，是这一首：
騄駬何劳缚紫绳？
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雷动，
鳌背三山独立名。
这等霸气的诗作，乍一看，绝然不像出自林黛玉之手。最有须眉气的探春写不出这等诗，端庄大气的宝钗写不出这等诗，“唯大英雄能本色”的史湘云也到不了这等火候。而这正是林黛玉的手笔。不要忘了，李清照也写过“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句子。
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朋友和敌人。我举三个诗人，看看林黛玉对他们的态度，便知林黛玉如何。
第一位，“写诗的人”陆游。我没有把陆游叫做“伪诗人”，那样显得不尊重放翁先生。但总比把陆游叫做“爱国主义诗人”更尊重他，“爱国主义”这四个字是不应该加在“诗人”前面的。诗人因为爱自己、爱同胞、爱人类而成为诗人，但不因为爱“国”。“忧愁幽思”的屈原，爱的是国君，是故土。没有“爱人类诗人”，所以“爱国诗人”这个词也不应该有。
林黛玉教香菱，不要学陆放翁。陆放翁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等豪放的句子，但他不是个真正的诗人。陆游霸气外露，但缺乏一个诗人的体察入微，他也有“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句子，但那种“体物”的敏感程度完全无法和辛弃疾相比，陆游也绝不可能写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诗来。林黛玉不喜陆放翁，只因他豪放有余，激烈不足。
第二位，陶渊明。林黛玉很喜欢陶渊明，她让香菱熟读他的诗文，而在她自己那首夺魁的《咏菊》结尾，她写道：“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陶渊明是何等人？语文课本上把他称作“田园诗人”。他的诗不能只看表象。恬淡、闲适、宁静——这些都对，但陶渊明还有极豪迈极激烈的一面，“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这些诗句就像酒后在KTV的陶渊明。
林黛玉是性情激烈之人，才会那么钟爱陶渊明。黛玉在《菊梦》一篇写道：“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黛玉、渊明，性情都有些近庄周。用清代胡文英的话说，“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于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第三位，李商隐。李商隐也是诗人，而且，在对诗词体味不深的人读来，黛玉似乎更近李义山，更远陶渊明。李义山的诗缠绵悱恻，动人至深。如果以李义山的标准为“金线”，诗人要砍掉十之八九。但是，林黛玉就是不喜欢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的诗太美、太柔、太女人、太纤弱，到底缺少点激烈和霸气。
但是，有一句例外。林黛玉说，李义山这句我极喜欢——留得枯荷听雨声。
枯荷，是死掉的荷叶。天地间没有别的了，只有一片死亡之象。打破这死亡之寂的是雨声。唯一活着的是诗人。诗人为什么呆坐在这里看枯荷、听雨？不知道。
这里有一万种滋味，但死都不肯说破，因为那种激烈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高调到熠熠生辉的“穷矮矬”
说来惭愧，我虽以“文青”自居，但对《孟子》这种最不该遗忘的经典，只是最近才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
我一直没有多么喜欢孟子。我很早就知道他是“穷矮矬”，那时候“穷矮矬”这个词还没被发明。可能是因为对一个人的印象总是先入为主，初中时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黄药师写过一首诗讥讽孟子（其实是冯梦龙之作）：
乞丐何曾有二妻？
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
何事纷纷说魏齐？
作为初中时代的萌弟萌妹，很少有不被黄药师的拽范儿给亮瞎了的，于是想当然地以为孟子是个失败的“穷矮矬”，是个“卢瑟”（loser，失败者）。然后多年来没有对《孟子》产生过兴趣。
十三年后再读《孟子》，依然证实了少年时代想当然的判断是对的——孟子他就是一“穷矮矬”，不折不扣的“穷矮矬”，跑了许多诸侯国都没遇见一个真正理会他的一把手，他的一生就在这样寻找“女神”而不得的过程中度过。
孟子很有机会像苏秦、张仪一样从“穷矮矬”蜕变为“高帅富”，而且如果孟子华丽转身为“高帅富”的话，他必定是“高帅富”中的“高帅富”，借用黄药师的一句话，苏秦、张仪那点儿“高帅富”手段给孟子提鞋都不配。可是，孟子就像跛了脚后被逐出师门的陆乘风一样，任由别人欺凌上门都不肯违反师门规矩，亮出自己半点儿武功——于是一生穷困。
读完《孟子》的时候，我想，他真是一个伟大的“穷矮矬”，一个纯粹的“穷矮矬”，一个有道德的“穷矮矬”，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穷矮矬”，一个不属于“卢瑟”的“穷矮矬”。没错，“穷矮矬”还是“穷矮矬”，但要说“卢瑟”，他真的不像，从他身上我看不出半点儿“卢瑟”的沮丧。
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是理想主义者。正如每一位大叔都曾经是正太，每一位“温拿”（winner，胜利者）都曾经是“卢瑟”，苏秦、张仪也曾经“穷矮矬”了好多年。一个人“穷矮矬”一两年并不难，难的是“穷矮矬”一辈子。
孟子他老人家就“穷矮矬”了一辈子。他无数次放弃了做“温拿”的机会而选择走“卢瑟”之路，以至于这位一辈子都没有做过“温拿”的“卢瑟”却显得比永远的“温拿”还要傲娇。
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意思是，哥不稀罕“温拿”，要不就大拿（大拿：方言，称在某一地区、单位或某一方面最有权威的人。），要不就不拿，“温拿”算什么。
弟子公孙丑说，大拿估计是没戏了，为什么不朝着“温拿”的方向努力呢？
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理想主义从来不能当饭吃。很多时候弟子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个怂货。虽然他看起来不像，但他确实是什么都没干成。在战国那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时代，不管你说得再好听，没有业绩就是不行，连弟子都会怀疑你。
弟子陈代就说过孟子：“你怎么不认真去推销自己呢，难怪人家小看你。只要把自己推销给诸侯，大了称王，小了称霸。对你而言应该没什么难度。”
孟子说：“赵简子让王良给嬖奚驾车去打猎，一天没打到一个猎物。嬖奚回来报告，说王良驾车太水。王良听了说让我再去一次，然后一个早上就打到了十个猎物。嬖奚回来报告说王良驾车很给力。赵简子说，让王良给你驾车吧。王良不干，说：‘我按规则驾车，他打不到猎物；我不按规则驾车，他能打到很多猎物。我不能为了配合他打猎而不按规则驾车。’一个司机尚且懂得这个道理，我孟轲不能违反自己的规则去配合诸侯。”
有时候，弟子还会问他和那些“高帅富”们比起来如何。
公孙丑问：“老师你若是掌管齐国，能重现管仲、晏婴的风范吗？”
孟子很不高兴：“你果然是齐国人啊，也就知道管仲、晏婴这些人了。当年有人问曾西，你和子路谁更厉害。曾西说，子路是我父亲都要敬畏的人啊。人又问，那你和管仲比呢？曾西不高兴，管仲那半瓶醋，你怎么能拿他跟我比呢？曾西都不愿跟管仲比，你以为我愿意吗？”
公孙丑说：“管仲让齐桓公称霸，这还算半瓶醋吗？”
孟子说：“以齐国的国力，称王都易如反掌，称霸算什么。”
不过孟子始终没有等到哪个诸侯国的一把手用他的仁政称王的那一天。
虽然孟子始终坚信那一天会很近。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
那为什么王者还没出现呢？
孟子把这归结为上天的原因：“这是上天不想平治天下啊，如果上天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孟子跑到齐国，齐王不理他，他只有离开，离开前在齐国边境住了三天才走。
有人说：“孟子如果不知道齐王不能做汤武，那么他就不明智；如果知道齐王不能做汤武，又跑来齐国，一定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好处没有得到，又不赶快走，还在这磨叽了三天才走，你磨叽个啥呢？”
孟子说：“我千里迢迢跑过来见齐王，确实是希望齐王用我。齐王不用我，我也没办法。我在边境等了三天，还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是希望齐王能改变想法。齐王如果能改变想法，我立马就会返回去。我出了边境齐王还不追我回去，我就断了这个念头。你以为我舍得齐王吗？齐王如果用我，非但齐国百姓能安定，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定。所以我才渴望齐王改变想法。难道我这是‘小丈夫’的怄气行径吗？‘小丈夫’给领导一个建议，领导不采纳立马就生气，扭头就走再也不回来。我可不是这样。”
这一节充分暴露了孟子的“穷矮矬”本质——不到迫不得已，“穷矮矬”总会是期待关系能挽回的那一方。
但是，只要意识到这段关系无可挽回，“穷矮矬”就会“浩然有归志”。
“穷矮矬”有两项无可比拟的特长：第一是意淫，第二是吹牛。
这两项特长本质上只是一项，因为如果你不擅长第一点，第二点也不可能擅长。
“穷矮矬”在这方面的功力绝对是过人的。
孟子说：“山庄别墅、名贵家具，我得志的时候不要这些；盛宴酒席、侍妾数百，我得志的时候不要这些；各地巡视考察、千辆马车开道，我得志的时候不要这些。那些‘高帅富’们干的事情，都是我不屑干的。我怕他们什么？”
而且，这些事情孟子确实一件都没有干过。
他也一直没有等到自己得志的那一天。
在别人看来孟子很穷逼。
好在孟子自己不这么看。
孟子说：“养心这件事情嘛，最重要的莫过于寡欲了。只要你想法别太多，虽然有实现不了的，但毕竟少；要是你想法太多，就算能实现一些，还是有很多不能实现。”
不这么解释还好，越解释越显得苦逼。
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弟子怕他不开心，安慰他说：“您好像不开心，您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我有啥不开心的？”
“穷矮矬”还有个特点是自暴自弃。
因为“穷矮矬”最怕的事情就是自尊被伤。
人人都有逆反心理，为了挽回被伤害的自尊，往往会装出“很屌”的样子。
孟子有一段时间心情很低落。
由于“面试”被拒了很多次，孟子开始拒不面试——你有权鄙视我，我也有权鄙视你。
弟子万章问：“你不去面试，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我一个平头百姓，不去见诸侯，这符合礼。”
万章说：“老百姓喊你去干活你都去，国君召见你你却不去，这是哪门子礼？”
孟子说：“去干活那是应该的，接受召见那是不应该的。国君为什么要召见我呢？”
万章说：“因为你知识多，因为你贤。”
孟子说：“要说知识多，天子都没召见我，诸侯召见我有道理吗？要说我贤，我没听说过想见贤人而召唤的。当年鲁缪公（鲁穆公）想见子思，说，我以千乘之国国君的身份跟你交朋友如何？子思不高兴，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能跟你做朋友？论品德，你只能当我的学生，怎么能跟我做朋友？千乘之国的君主想和贤人做朋友都不可得，有资格召唤贤人吗？”
这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穷矮矬”。
抱着这种态度混，难怪一生都是“穷矮矬”。
并不是所有的“穷矮矬”都会蜕变为“高帅富”，总有一些会坚守。
“穷矮矬”也有“穷矮矬”的乐趣，“穷矮矬”有三宝。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说，天下称王都比不上这三种快乐。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这就是一个“穷矮矬”的乐趣，是拒绝蜕变的“穷矮矬”死不悔改的动力所在。
杜甫何以厉害
微博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让杜甫老人家“很火很忙”，可有些人无法接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杜老师呢？唉，我当年也画过陶渊明、画过蒲松龄，很遗憾当时没给杜老师上一张写真。
那些“愤怒”的人们大概也不会比别人更了解老杜——我们不叫他杜老师，也不叫他杜甫，我们叫他老杜，庄重一点的场合叫杜少陵或者杜工部。
虽然如此，我对杜甫也不好下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么表达好像不太合适，因为用“伟大”来搭配“诗人”总感觉怪怪的。我的词汇量贫乏，如果是坐一起喝酒聊天，我可能会用“牛叉”这个词。虽然一流的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杜甫）之间实在很难分出高下，但如果硬要排出第一名，杜甫的胜率可能高些。
当然，如果让杜甫和李白角逐的话，那很简单，我必然选杜甫。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
究竟“仙”更牛还是“圣”更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仙”和“圣”的区别就是“天”和“地”的区别，或者说，是“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区别。
李白是先天就牛，是别人学不来的。杜甫是后天才牛，是别人貌似可以学得来的。
李白是古龙，杜甫是金庸。李白是庄周，杜甫是孔丘。李白是道家，杜甫是儒家。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
李白的诗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飞在碧云端”的。杜甫的诗是食尽人间烟火的，是“闺中只独看”的。
李白的诗是童话，杜甫的诗是历史。
李白的诗轻盈，杜甫的诗厚重。
杜甫并不是天分比李白差，他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也才只有二十四岁。这首《望岳》，假如不是出自杜甫之手，作为别人的诗放在唐朝的诗集中，就是第一等的诗。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杜甫的集子中，这首诗就低调得多，只能算准一等，甚至二等。
不要以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大气磅礴、胸襟开阔。没错，如果出自其他诗人之手，这首诗也许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水准。只是，老杜的价值和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那时候他才二十四岁，老杜一生诗风都在变。
李太白早年的诗和暮年的诗无太大差别，初入长安时呈贺知章一篇《蜀道难》，就足以盖过整个盛唐的所有人。即便是他后来创作的那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也不能说可以完全打败《蜀道难》。其他任何诗人怎可与李太白相抗衡？然而，杜甫在穷困潦倒的晚年，不经意间，诗作上的成就便超越了李白这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杜甫是诗的化身，他整个生命就是一首诗。这才是老杜弥足珍贵之处。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甲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读李白的诗，你会像贺知章一样大呼惊叫：“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是人写的吗？”
但是读老杜的诗，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惊叫，因为杜甫就仿佛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就算他已经死掉了一千年、两千年、一万年，只要你读他的诗，老杜就立马从纸上蹦出来站在你面前，无比真切，高清无码。
同样，读李白的诗，你只会惊呼：“亮瞎了老子的眼啊！太有才华了吧！”
但是你绝对不会哭。
而老杜的诗不一样，你或许哭不出来，但必定有震彻心肝的痛。
一个人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颠沛流离的壮年，再到穷困潦倒的晚年，整个一生都在他的诗中映照得如此真切。而最最难得的是，他这一生，无论在何时，都不曾失去一颗赤子之心，爱其君，爱其民。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虽然老杜一生诗风都在变，但从这一点看，老杜一生都未曾变过。
老杜也有过快乐的时光：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还有过寂寞的时光：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
这一句句诗，让老杜这个人有血有肉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历经千年之后，依然栩栩如生。
老杜的诗并不像李白那样有诸多神来之笔，但这些平平实实完全不假修饰而道出的话，让你感觉不是在听一个明星大腕的演唱会，不是在听传奇偶像的精彩演讲，而是在和最亲密的老朋友灯下把盏，促膝长谈。
我始终认为，一流的作品纯以力取胜，而非关技巧，所谓“一力压百魔”。老杜的作品，完全不凭借华丽的修辞渲染。尽管老杜也精通此道，但他从不刻意为之。比之武侠小说，老杜的诗就像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结尾之处——纯以力道取胜。
他年轻的时候，欣逢盛世，结识了很多情意相投的好友，长安看花，登楼醉酒，好不自在。而后家国日衰，世风凋零，早年好友东奔西走，各自飘零，一朝别去，杳无音讯。廿载之后，居然重逢，谈起当年的相知之交，大半已经作古归西，经世道之变迁，遭飘蓬之离乱，而后慨然相见，感伤何极！
我曾自不量力地试图用蹩脚的白话文翻译老杜那首《赠卫八处士》，但花了很久尝试翻译这篇明白如话的诗，最后还是放弃了。老杜的诗，动不得一个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嵇侍中的血
读文天祥的诗容易在这两句达到高潮：“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嵇侍中乃嵇绍，嵇康的儿子。在八王之乱的时候，晋惠帝御驾亲征，溃败，众将士侍卫作鸟兽散，嵇绍挺身护驾，乱箭射来，飞矢如雨，嵇绍身死，血溅帝衣。事后，宫女拿衣服去洗，晋惠帝说：“不要洗，嵇侍中的血在上面。”
嵇绍本可以不护驾，没有人敢杀皇帝。他大可以像其他将士一样散去，但他还是护驾了，以身死作为代价。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后来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引用了。
看起来很完美，一个忠君爱国的高大形象。
可惜遇到了顾炎武，这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伙。顾炎武说：“嵇绍是个无君无父、不忠不孝之人。”
何解？嵇绍的父亲嵇康是被晋朝杀死的，可嵇绍后来做了晋朝的官，还誓死保护晋朝的皇帝，所以不孝。嵇康是魏朝的臣子，司马氏也是魏朝的臣子，司马氏犯上作乱变魏为晋，嵇绍出仕晋朝，所以不忠。
顾炎武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如果站在纯粹的儒家立场上来看的话。
嵇绍为什么父亲被晋朝杀了还要出仕晋朝呢？按照儒家的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嵇绍不仅不应该出仕，还应该流亡海外才对。
嵇绍本来也不打算出仕，山涛说了一句话，嵇绍就被说服了。嵇绍继承了父亲嵇康的倔脾气，原则性极强，不然后来也不会挺身护驾，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在他选择出仕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一定以身护君全。
山涛既然能一句话说服嵇绍，而且嵇绍也绝对不是一根筋的笨蛋，唯一的原因就是山涛更牛，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他父亲嵇康仅有的两个朋友之一。嵇康死的时候嵇绍才十岁，嵇康把他托付给了山涛。
山涛的那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
就因为这句话，嵇绍决心出仕晋朝了。也因为这句话，山涛被众人觉得太“给力”。还因为这句话，山涛被顾炎武骂得很惨。
是山涛对，还是顾炎武对？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同时答案也很简单。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毫无疑问顾炎武是对的。顾炎武是个纯粹的儒者，百分百的儒者。
山涛不是，山涛宗《易经》。嵇康也不是，嵇康宗《庄子》。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这个道理出自《易经》。
假如山涛不是用这句话，而是引用孔孟老庄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说服嵇绍。能说服嵇绍的，只可能是《易经》上的这句话。
《易经》的精神和儒家的信仰并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六十四卦中有一卦名《夬》。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朱熹在《周易本义》里说：“泽上于天”，是溃决的样子。“居德则忌”，搞不清楚。
是不是很有意思？朱熹这位超级大儒，居然说搞不清楚。
看看王弼的《周易正义》怎么解释的：“居德则忌”，忌就是禁，光“施禄及下”还不够，还要有所禁止。一句话，赏罚分明才好。
这个解释很牵强，朱熹根本没有采用，宁可说搞不懂也不牵强附会。这当然也是朱熹的厉害之处。
但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只要识字就搞得懂，我都能搞懂，朱熹不可能搞不懂。
“居德则忌”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德行就会遭来忌恨。
朱熹为什么要说搞不懂呢？这是儒家的暗号。
孔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智，帮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朱熹的厉害之处就是，分明搞得懂，却宁可装糊涂说搞不懂。
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易经》的精神和儒家的信仰并不一致。
《易经》说有德行就会遭来忌恨，儒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不提倡。
因为不提倡，所以不解释，故而，朱熹说：“居德则忌，未详。”
嵇侍中血正是《夬》卦之象。
当此溃决之时，五刚决一柔，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做一个纯粹的儒者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嵇侍中的郁闷之处在于，他的结论对了，但他的假定前提错了。虽然文天祥赞了他，还是免不了顾炎武的批评。
嵇侍中在出仕的那一刻，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儒者，哪怕他后来的行为再接近儒者，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儒者。
还是他老爸高明啊，宗庄周，就一直宗庄周，宁可与山巨源绝交，宁可招来杀身之祸。但是对于信仰，嵇康是从一而终的。
所以说，做一个百分百的人不容易，无论你信仰什么。
生命的一派元气淋漓
京城下了一夜雨。早上推门出去，四处草木勃发，透露出天地间酣畅的生机。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天地四时，阴阳消息。于春于夏，便恣洒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歌楼听雨的少年，如客舟听雨的壮年。
但凡与生长相关的，便是阳长阴消、生机勃发。有些书，单听名字就让人感受到酣畅淋漓的元气四溢，比如冯唐的《万物生长》，比如冯仑的《野蛮生长》。（插一句，冯唐和冯仑并不是兄弟，《万物生长》和《野蛮生长》也不是姊妹篇，只是两本书恰巧穿了一对情侣装。）
感受到万物恣长、草木勃发的生机，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徐文长的那句诗，“新蔬一来出泥香”。
徐文长，就是徐渭，名气似乎不大，一个文坛骚客而已。
说他“名气不大”是站在文坛之外看。一旦进入文坛，徐渭的赫然光辉就会马上亮瞎你的双眼。
经济学家张五常是个“文老”（文艺老年），书法、散文、摄影，没有一样不爱。他曾写文章把古往今来全世界的艺术家不分门类排出前十名，华人居其二，分别是苏东坡和王羲之。王羲之凭借一篇《兰亭序》的旷世书法和妙文位列第十。很显然，当时张教授还不了解徐渭。时隔数年，张教授的艺术修养又有了些长进，对书法史也增益了了解，重修那篇散文的时候，把王羲之的名字给划掉了——把徐渭补了进去，列第六。张五常说，不是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不够，而是必须把徐渭列进去，“徐渭的书法吓破了我的胆”。
什么样的书法能够把狂狷如张五常者的胆“吓破”呢？颜筋柳骨、颠张醉素都不足以如此。
徐渭的书法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刺激，淋漓元气打破宣纸，直逼人心，看得你血脉贲张，狂性发作。一个没有狂狷之心的人、一个没有淋漓元气的生命，永远无法体会徐渭书法中透露的这股讯息和激情。
徐渭被称为“字林之侠客”。在书坛，他不是盟主，不是领袖，而是独来独往、特立独行、邪气四溢的侠客。
有人用欧阳修的两句诗来评价徐渭的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可谓精当。“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徐渭的字不是年华最好时候的窈窕淑女，而是老去的绝代美女，虽然风华被岁月洗尽，但一举一动中无不透露出当年的妖娆神态。“美人迟暮”是个什么概念？看徐渭的字就能深切感受到。
这种人的一生必定是不如意的，否则就不可能有如此邪狂不羁的作品出现。
我们来看他的一生。
幼年，当然是个神童。但十七岁考秀才没考上，到二十岁中了秀才，也不算晚。
之后考举人，不中；继续考，继续不中；连续考了八次，直到四十一岁。似乎生命力过于旺盛的人科举考试都不“给力”，比如杜甫，比如康有为，但徐渭是不给力中的不给力。反过来看，也许是他的生命力太过旺盛了。其间，三十二岁那年第五次考试，初试考了第一，复试居然被刷掉了。三十五岁那年第六次考试，初试考了第二，复试又被刷掉了。三十八岁那年帮上司胡宗宪代笔一篇文章，皇帝看了大为赞赏，而这年第七次考试还是挂了。第八次中了吗？没有，仍然挂了。徐渭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于是一辈子都只是个秀才。
就是这样一个考了八次举人都挂掉的家伙，与解缙、杨慎并称为“明代三大才子”。这个“三大才子”可不是唐伯虎、祝枝山那个“四大才子”一样的含金量，比那个高了去了。唐伯虎与解缙他们比起来，充其量就是个小混混。解缙是谁？十九岁就中进士的大学士，徐渭十九岁时连秀才还没中呢。而杨慎，二十四岁中进士，还是一甲第一名进士，俗称状元及第。一个一辈子都考不上举人的人和两个智齿还没长齐就考中了进士的人并称为“明代三大才子”，究竟是谁更牛一点？
《徐文长传》上介绍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家伙的名声太大了（“声名藉甚”）。然后就说，他的运气太坏。
徐渭的运气坏到什么程度？坏到透顶。我们不看他的考试了，看人生。
徐渭是庶出，生母是个奴婢，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十岁时候生母被赶出家门，十四岁嫡母去世，二十一岁做了倒插门女婿，二十五岁大哥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二十六岁老婆去世。童年、少年、青年就在这种环境下度过，还能怎样？
不过，一个再走霉运的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几年，也许和别人比起来，徐渭一辈子都在走霉运，但和自己相比，还是有几年稍微好过一点儿。对于徐渭来说，只有三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这三年的时间稍微好一点，虽然这三年间他考了两次举人都挂了，还结了一次非常不满意的婚，但比起他生平其他年岁，这三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三十八岁那年，徐渭写的文章皇帝大加赞赏。不过皇帝也许不知道徐渭，因为他只是代笔的，好在老板因此器重了他。三十九岁再次结婚，从二十六岁原配去世到三十九岁再婚，我不知道徐渭是怎么过的。由于三十八岁写了篇好文章，三十九岁才有机会第二次结婚，仍然是倒插门。同时徐渭也非常不满意婚事，当年就和女方断绝了往来，又成了孤苦伶仃的光棍。四十岁时，徐渭终于有钱给自己买了一处宅子，成为有房一族。四十一岁徐渭有钱娶老婆了，因为已经有了房子，所以这次终于不再倒插门。
稍微像样的日子还没过一年，徐渭的老板就出事了，总督府解散。苦逼的日子卷土重来，而且是排山倒海般卷土重来。和以后的苦逼程度相比，三十八岁之前的苦逼都要算幸运了，起码那时候还年轻。
四十五岁因为前老板的事情牵连入狱，神经错乱，多次自杀未遂。四十六岁精神病发作，怀疑妻子不忠，杀妻，再次入狱。四十八岁生母去世，出狱办丧事，办完继续入狱。五十三岁改元大赦天下的时候终于出狱了。之后四处奔波找工作糊口，五十七岁光荣地成为一名北漂。六十一岁抑郁症再度发作，次年结束北漂生涯回了老家。六十六岁那年下大雪，房子被大雪压塌了，又成了一名光荣的无产者，只好搬到未来的亲家那借住。六十九岁喝醉摔伤，卧床不起。七十三岁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还好，倒了整整一辈子的霉居然还顽强活到了七十三岁——和孔子一样的年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徐渭的命太硬。
要是别人，混到这种地步早就自杀了。没错，徐渭也自杀过，而且不止一次自杀。不仅如此，他自杀的方式都惊世骇俗。日本武士的切腹自杀怎么样？和徐渭比起来弱爆了。徐渭用大斧敲自己的脑袋，一斧头下去头骨迸裂、血流满面，竟不得死。徐渭还用锋利的锥子刺入耳朵以求死，刺入寸余之深，竟又不得死。只能说，徐渭的命太硬了，死神都啃不动，消化不了，只好让其终老而去。
直面这种酣畅淋漓的元气，才能明白生命居然能顽强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
正以其不死，留下的那些书法、诗词、文章、画作才让千百世以下的狂狷者“吓破了胆”，以至于俯首，以至于甘做其“门下走狗”。
《徐文长传》曰：“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立体的陶渊明
李白算什么，浮云。柳永算什么，浮云。
如果给古代诗人词人颁个奥斯卡奖，普通青年会选李白、苏东坡；文艺青年会选纳兰容若、柳永；剩下的那一种呢，会选杜甫、陶渊明。我就是最后那一种。
选杜甫多老土啊，就像人家问你天下武功哪个门派最高，你说少林，人家马上会对你嗤之以鼻。问你《射雕英雄传》里喜欢谁的武功，你要么回答东邪，要么回答西毒，千万不能回答全真派，更不要向人家强调“王重阳就是全真派的”，那样你就弱爆了。
杜甫我就不聊了，我想聊聊陶渊明。我真心觉得李白、柳永什么的和陶渊明比起来就是浮云。当然，李白“童鞋”绝对是拿“最佳诗人天赋奖”的不二人选，不过如果把“天赋”二字去掉，评“最佳诗人奖”的话，答案应该在屈原、陶渊明、杜甫之中揭晓。因为，“最佳”二字，指的就不仅仅是天分高、文辞美这些，这些可以让一个诗人的作品达到“上佳”，而“最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诗人的人格魅力。
很多人都把陶渊明定义为一个“田园诗人”。对此，我非常无语。《陶渊明集》自明代以来翻刻的版本能考证到的都有149种，难道老陶仅仅凭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类的小清新格调，就能在挂掉一千多年之后还这么受推崇？《文选》的主编昭明太子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苏东坡曾经把一个诗人写过的所有诗一首不落地和下来了，这个诗人就是陶渊明，而且没有第二个诗人受到苏轼这种礼遇。钱穆曾经被学生问，先秦以下，你最想与之对话的三位古人是谁？钱穆想了想说陶渊明、朱熹、曾国藩，陶渊明是唯一的诗人。
一个人装一次小清新不难，难的是装一辈子小清新。陶渊明的诗虽然以田园为主，但在不经意之间，真相就暴露了。朱熹说：“人都说陶渊明诗平淡，我看他很豪放，他露出本相的是《咏荆轲》那篇，平淡的人怎么可能说出来这些话！”读了《咏荆轲》，再对比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岳飞的“怒发冲冠”，就会觉得岳飞是在声嘶力竭地咆哮，苏东坡也只是豪放，而陶诗却在豪放中透露出深深的悲凉，在悲凉中又渐渐转入平淡。就好像一位独步天下的大侠年迈后隐居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在某个无人留意的早晨，有个新的成名英雄来向他挑战，他在村外与之进行了一番耗尽彼此内力的殊死决斗后又悄悄回到村子，村民们丝毫不知，觉得他的模样神情和任何一个普通的早晨没什么两样。
《咏荆轲》是这么写的：“……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岳飞“怒发冲冠”的说法，陶渊明早用过了。
如果一个人性格只有豪放的一面，那就太单调了。陶渊明不仅能平淡，能豪放，还有幽默感。他以自己形体的口吻给自己的影子写了一首诗，叫《形赠影》；又以影子的口吻回赠了形体一首诗，叫《影答形》。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玩法，陶渊明也早玩过了。他在自己还没挂掉的时候就给自己写了挽诗，挽诗有伤感的句子，“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也有豁达的句子，“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最后来一句，“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和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比起来，陶渊明真是很豁达啊。
陶渊明喜欢饮酒，但家里很穷，酒大部分是别人送的。颜延之是陶渊明的好朋友，出差路过陶渊明家，发现他太穷，给他留了两万钱，陶渊明回头就把两万钱都送到卖酒的地方了，什么时候想喝酒直接去取。只要有人来拜访陶渊明，无论客人富贵贫贱，陶渊明都拉着他一起喝酒，如果陶渊明先喝醉，就会直接告诉客人：“我喝醉了，要睡觉了，你走吧。”
陶渊明很穷，甚至有时候穷到不得不讨饭的地步。同时他也秉承了读书人“优良传统”——既穷又脸皮薄，不好意思讨饭，因为觉得会欠人家人情，无以报答。他写诗《乞食》，说自己饿得不行了，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讨饭，到了一个庄子，敲开人家的门却开不了口，好在主人善解人意，用酒菜来招待他，他内心感谢主人能像漂母招待韩信那样招待他，又叹息自己没有韩信的才干。他诗中说，怎么才能报答主人呢？恐怕只有把人情债欠到下辈子再还了。他还写诗《咏贫士》，说自己没事总是会倒倒空酒壶，看里面是不是还剩有几滴酒，闲了会趴在炉灶口望望，看里面能不能生出来烟。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像子路一样抱怨，哀叹君子居然也会穷到这个地步，但每当想到古代有很多贤人也很穷时，他就心下释然了。他说：“岂忘袭清裘，苟得非所钦。”
他是个信道弥笃之人。古代的贤人永远是他钦敬的对象，自己再穷困潦倒都不改易信仰。他认为人生在世的区区百年只是浩渺宇宙与历史长河中太微不足道的一小节，而前贤的风范却如日月光辉历久弥新，他说：“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他是个真正的豁达者，如此才能够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过，他绝对不是修道式的禁欲主义者，他一点儿也不刻板。他写诗说：“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他能把人生看得很透，所以对自己不苛求，对孩子也不苛求。他写诗批评儿子，题为《责子》，开头说自己已经老了，肌肉都不再结实，白发也长满了两鬓，虽然有五个儿子，但没有一个爱好纸笔的——阿舒十六岁了，论懒惰没人能比得上他；阿宣十五岁了，一点儿都不喜欢读书；阿雍和阿端十三岁（难道是双胞胎？），还不大能分清楚六和七；阿通快九岁了，整天就知道到处找梨子和栗子吃。最后说，既然上天这么安排，那我还是喝自己的酒吧。
陶渊明还写过一篇《闲情赋》，是他的唯一一篇言情文章：“……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而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他本是心存远大抱负之人，《读〈山海经〉》诗中有一篇咏精卫：“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只是人生的理想并不是通过奋斗就可以实现的，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他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淡泊名利。所谓“富，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虽然如此，他还是能够在恬淡的生活中得到自己的满足。他在《读〈山海经〉》诗中有一篇写道：初夏的时候草木长茂盛了，绕着屋子四处都是荫凉的地方。鸟儿可以欣然地栖息在繁枝上，我像鸟儿喜爱它们的枝巢一样喜爱我自己的草庐。田地里耕种的活计都已经干完了，我就可以坐在树荫下读我的书了。这里偏僻安静，来造访的朋友都不会太多。我满心欢喜地喝着春天酿造的酒，从我的园子里摘些蔬菜。微雨从东边来了，好风和它一起。我泛泛地翻着《周王传》，时而会看看《山海经》里的图画。在这一俯一仰之间就能够神游遍及宇宙，如果这都不快乐那还能怎么样呢？
唐朝两个“文艺潮男”的高下之分
先猜猜是谁呢？
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李白太小资，杜甫太土鳖，他们和“潮”字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二位的名字也相当响亮，也是文坛泰斗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唐朝，还是在后世，他们对文坛的影响力都在李白、杜甫二位之上。
一个是韩愈，另一个是白居易。
先说名气和影响力。
在唐朝，韩愈的名气比李白还大。虽然李白的诗远比韩愈好，但写诗是韩愈的副业，韩愈的主业是写文章。韩愈靠古文起家，名气超过了写诗的李白。
把视角放远一点，跳出唐朝，在后来的宋、元、明、清的一千多年里，韩愈对文坛的影响更是远远超过了李白。
白居易的名气没有李白那么大，但比杜甫大。白居易主攻方向也是诗，因此被李白比了下去。不过在当时，白居易的名字要比杜甫响亮得多。杜甫就是一普通青年，跟画家凡高一样，在死了很多年之后，才被人发掘出来，身价暴涨。
如果把视角放远，杜甫对诗坛的影响超过了李白，也超过了白居易。李白名气虽大，但影响力不如杜甫，因为别人学不来李白，所以他的门人弟子就少。
关于李白和杜甫就此打住，本文要聊的是韩白之争。当然，不是韩寒和白烨，而是韩愈和白居易。
白居易外号叫“诗王”（和《倚天屠龙记》里的谢逊一样）。单看这个外号，肯定以为他是诗人中的NO.1，但如果想到“王”上面还可以有“仙”和“圣”，就知道白居易并不是最厉害的。
白居易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写诗总是紧跟潮流，所以说他是潮男。
韩愈比白居易大了四岁。韩愈也是潮男，他也有一句话，叫“惟陈言之务去”。
可见，无论是白居易还是韩愈，都提倡创新。
两位谁更厉害呢？韩愈“完杀”白居易。
这两位在当时都是文坛泰斗，可能不容易看出来谁更厉害一点。遇到这种情况，武侠圈有个比较高下的方法，学术圈也适用，就是看谁的徒弟更厉害，徒弟看不出来就看徒子徒孙。
唐朝以后的大诗人很少有人是学白居易的，学白居易的人写出来的诗普遍层次不高。而很多文章写得好的人，都多多少少受到韩愈的影响。这样，韩愈和白居易的高下就立判了。
这两人都很潮，都主张创新，但有本质的不同。
白居易的创新，外在大于内在。当下流行什么，白居易就写什么，所以白居易一直处在时代的前沿。据说白居易写完诗之后还要专门找一些老太太读给她们听，她们听懂了，就可以对外发布了。因为通俗易懂又紧追潮流，所以白居易在当时有着无数拥趸，其诗流行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凤凰传奇。
韩愈不是这样。韩愈的创新，内在大于外在。“惟陈言之务去”，意思就是“不说别人说过的话”。韩愈的外号叫“百代文宗”，这个外号是后人取的。苏轼有一句话评价韩愈的文章，叫“文起八代之衰”。
在韩愈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坛的文艺气息太重了，文章表现出来的气质都是衰的、萎的、蔫的、娘的，缺少一股阳刚之气。到了韩愈这里，不衰了、不萎了、不蔫了、不娘了——文起八代之衰。
最早的时候，有阳刚之气的文章，也有阴柔之气的文章。阳刚之气的如《春秋》、《孟子》，阴柔之气的如《离骚》、《史记》。但《离骚》、《史记》这些也不是纯粹的阴柔一路，阴柔之中也有阳刚。到了六朝以后，阳刚之气越来越弱，阴柔之气越来越重。整个文坛，基本都是靡靡之音，直到韩愈出现，文风才开始重新雄起。
现代人读古文，如果单把一些韩愈的文章和欧阳修、苏轼的来比，可能不觉得韩愈有多么好，但了解了整个文坛的发展和韩愈起到的作用，就会明白，把韩愈叫做“百代文宗”不是没有道理的。
韩愈的诗也是充满阳刚之气。宋朝的秦观擅长写词，偶尔也写诗，他有两句诗：“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诗本身也很好，但元好问评价说，“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确实，和韩愈的“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比起来，秦少游的诗显得很娘。
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主要不是对题材的要求，而是对内心的要求。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多是对题材的要求，而非对内心的要求。
所以，千百年来学白居易的，就喜欢关注时事、关注流行，而不是关注自己的内心和表达欲。韩愈说“文章不平则鸣”，是胸中有一股元气，不吐不快。一旦下笔，就如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文章的“金石之声”就是这个意思。
韩愈的文采没有那么飞扬，辞章没有那么华美，但只要下笔，就有一脉真气喷薄而出。他从来不靠招数，只凭内力取胜。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能“完杀”白居易的缘故。
同样是潮人，白居易是紧追潮流，韩愈是引领潮流。白居易是小潮，韩愈是大潮。有个成语叫“韩潮苏海”——虽然苏轼的文章像大海一样无所不包，但要说到“潮”，还得首推韩愈。
王语嫣与慕容复的心战
张纪中版电视剧《天龙八部》对慕容复扮作西夏武士李延宗，在小木屋中与段誉交手这一段的处理，与我当年看这段时的理解全然不同。
王语嫣中了悲酥清风不能动弹，段誉为护她与众西夏武士交手，杀掉了其他武士，却败在了慕容复手下。慕容复一心要杀段誉，但听到王语嫣说会决意为段誉报仇时，愤恨作罢离去。
诸葛亮说：“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段正是心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是段誉为保护王语嫣而与慕容复的交手，其实是王语嫣为保护段誉而与慕容复的交手。慕容复看起来是胜者，实际上是输得最惨的那一位。三个人中手段最高强的显然是王语嫣，而最幸运的又是段誉。
段誉的幸运之处是便宜他得了，美名他占了，实际上他什么本事都没有——靠女人才得以幸免一死，而看起来却像是在保护女人。
王语嫣厉害，完败了慕容复。段誉的那些软硬伎俩在慕容复面前完全起不到作用，而王语嫣则是招招戳中慕容复的痛点。王语嫣第一招打败慕容复的是：“我表哥的武功未必在你之上，我却有杀你的把握。”“你武学所知虽博，但还及不上我的一半。”慕容复以博览武学而自负，使的近百招没有一招是重复的，意在炫耀和隐藏身份，却直接被王语嫣指出其最大的弊端——华而不实，散漫无归，完全戳到了慕容复的痛处。至此，慕容复已落下风。而完败慕容复的第二招，她说：“只是他既为我而死，我自当决意为他报仇。”慕容复之所以要杀段誉，便是争风吃醋的心理，是男性的占有欲在作祟，而王语嫣这句话彻底粉碎了慕容复的心。就像《围城》里赵辛楣在饭局上当着苏文纨的面成功地羞辱了方鸿渐，但羞辱的成功反而促成了他事实上的失败。
慕容复是个悲剧。他悲剧的根源是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却完全无能为力。他的出身是个“破落户”，多少代之前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但已经没落了很久，却世世代代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复国梦想中不能自拔。王语嫣都说，一统天下并不是单靠武力能实现的，慕容复却似乎不懂这个至为浅显的道理。或者他懂，但他唯一能寻求的便是武学复国这条道路，此外别无选择。这就是他的悲剧，明知道这条道没有出路，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慕容复的第二个悲剧是格局上的狭小。他和段誉争风吃醋，其实在王语嫣眼里他和段誉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就像一个富豪要屈尊与一个乞丐比富，无论结果如何，在比试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你要降自己多少个身份才轮得上跟段誉在王语嫣心目中比分量和位置？段誉懂这一点，王语嫣也懂，唯独慕容复自己不懂。这根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在他看来，段誉是大理世子，是纯正的“高富帅”，而自己则是“穷矮矬”，所以才说捉了王姑娘可以去西夏国拿黄金千两封千户侯，段誉说凭我一纸书信你可以到大理拿黄金万两封万户侯，这句话是段誉极大的败招，严重伤害了慕容复作为大燕国遗民的感情。而慕容复的“穷矮矬”心态也在此暴露无遗。
看到这里，我就会想，王语嫣这样的女人怎么看上了慕容复这个“矬男”？慕容复的智商、情商比王语嫣差了太多段位。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王语嫣从小没有见过其他的男人，对慕容复有了先入为主的好感。她所崇拜的那个“高富帅”慕容复，只是她给自己画来充饥的饼，望来止渴的梅，如此而已。段誉也配不上王语嫣，连如何处置众西夏武士的尸首都没有自己的主意，反倒要王语嫣拿主意，所以王语嫣自然看不上段誉这么婆婆妈妈的人，段誉的手段比他爹差得远了去了。
但是段誉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来自他的虔敬与执著。一句话，傻人有傻福。
据说金庸后来修改自己的小说，王语嫣最终没有跟段誉，而是跟了慕容复。这个比旧版里王语嫣跟了段誉稍微靠谱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靠谱。若如此，那只能解释为是王语嫣作为“剩女”的妥协。
出生在一千零一年前的一个人
这篇文章里，我要聊的这个人，是一个特殊的人，以至于通过故事也很难了解他。
他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中国。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传说他今天想出门，掐指一算，不好，出门要摔跤，便闭门不出了。这只是一例，还有更神乎其神的，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他。
他很宅。每天早上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喝到微醺，但不会醉。然后，命一名僮仆牵着小车出门，他坐在车里，像今天遛狗一样，没有目的地，走到哪算哪。士大夫听到他的车声，会争相迎候，街边的小伙计都会说：“我家先生的车来了。”他没有任何官职，也没有马车开道。没有人称呼他的名或字或号，都称“我家先生”。他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闲居、饮酒、下棋、聊天，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通常的牛人应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质。
他初搬到洛阳城时，没钱也没有官职，住的房屋不蔽风雨，却怡然自乐。他从来没想过挣钱与养家糊口的事情，后来，几个退休的朝廷大臣共同出钱给他买了一座宅院。
他有没有学问谁也不知道，可能有，也可能是个江湖骗子。洛阳是当时的大城市，宿学耆儒多的是，他没有写过什么学术著作，他只写诗。流传到今天的冠以他名字的著作，百分之九十九是后人假托他的名字写的，但那些诗真的出自他之手。
不过，有很多学问家和他是好朋友。当时的学问界第一人和他一道出游，听了他一番议论，回去之后，用了五个字来评价他——“振古之豪杰”。
虽然他中年之后行为举止看起来和常人无异了，但小时候并非如此。他少年时，追求的是做天地间第一等的人物，只身跑到苏门山读书，他在山上搭起一间草棚，穿葛衣，吃蔬菜，自己做饭，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用扇子，每天只吃一顿，夜晚不上床睡觉，这样昼夜读书度过了少年时期。
也许那些年他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一没有老师，二没有朋友。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种独特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即便他以后再怎么刻意地低调，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但他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普通人了。只要你接近他，便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非同寻常的气场。
从苏门山下来的时候，他说，古人能和千年之前的人为友，我还没有到千里之外看过呢。于是游历了黄河、汾河、淮河、汉江，周流过齐、鲁、宋、郑等地。游历之后，回到家乡，这时，他其实可以开馆授徒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开馆授徒，反而拜了一位师父。像《西游记》里孙悟空拜师一样，先生问他：“教你简册之学怎么样？”他不学。先生又问：“教你物理之学怎么样？”他不学。先生再问：“听说过性命之学吗？”他跪拜，愿学之。
学成之后，他搬家到了洛阳，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留下来的文字除了两篇小文章外，其余都是诗。他写了那么多诗，却在诗里说自己不是一个喜爱吟诗之人。他没有说假话，他写诗，是因为他要有一种方式来安顿自己的内心。
他临死的时候，一位“大牛”（大牛：与“牛人”同义，对某一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的尊称，也可以指能力超过常人的人。）在他床前说：“从此永诀，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他举起两手示意。学问家问什么意思，他说：“面前的路要宽，路窄的话自己都容身不得，怎么让别人走呢？”
这便是他的哲学。他是那个时期极少能思考宇宙问题的人，他思考的虽然是宇宙的大问题，但都会落脚到人生的一边。他想的是宇宙，聊的却是日常。他以绝大的气魄，做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阅历极为丰富，但讲出来的却极少。
几百年后，又一个震古烁今的人物写了首诗同时提到韩信和他，上句诗说韩信“非国士”，下句说他“是人豪”，一贬一褒之间，足见对他的推崇。
为他出钱买宅院的是司马光、富弼、吕公著，说他是“振古之豪杰”的是程颢，永诀时执手请教的是程颐，写诗推崇他的是王阳明。
他是邵雍。
你不要以为自己不认识他，你小学一年级时就读过他的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文艺与生活的疏离——欧阳修的境界
与朋友谈起自己比较喜欢的诗人，有人说李白，有人说苏轼，我说我喜欢欧阳修。理由很简单，欧阳修是一个能把生活跟文艺分得清楚的人。作为一个文人，这太难得了。
有段时间，我特别崇拜那些能写出惊艳到摄人心魄诗词的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心想一个人要有多牛才能写出来“太TM赞”了的句子。后来明白，那些写出来好诗的人不是太“牛”了，而是太“苦”了。
杜甫的诗好，杜甫一辈子有多苦。屈原的诗一流，司马迁说他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不是穷到极点，是写不出《离骚》这么牛的诗的。不仅诗如此，著史也一样，司马迁著史一流，他受了腐刑；左丘明著史一流，他双目失明。
这就能看出欧阳修的“牛”之处了。如果要数第三个写史写得好的人，就是欧阳修。但欧阳修身体是健全的，这很了不得。上天在为你打开一扇门之前通常会把其他门关掉，所以司马迁宫了，左丘明眚了，但欧阳修没事。不仅如此，欧阳修的诗词也是准一流的，并不太逊色于杜甫、屈原，而欧阳修的一生并不像杜甫、屈原那么苦逼，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苏轼也写过很多诗词，可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多极好的诗，一查年表，就发现都是在他最苦的时候写的，而那些一般般的诗，总是写于在杭州或其他某地当太守之类的安逸阶段。而欧阳修不是，欧阳修一生也有起落，但没有太苦的时候，而且他笔下诗词的高下与写作的地点、时候没有太多关联。
也就是说，欧阳修是一个能把文艺跟生活分得很清楚的人。
唐宋八大家里面，文章最好的四位是韩柳欧苏。如果用经史子集来比喻这四位，韩退之是经，柳子厚是子，欧阳永叔是史，苏子瞻是集。韩愈的文章很猛，但他是个不懂文艺情调的人。苏轼相反，太文艺了，以至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没有一处不体现出文艺气息。只得欧阳修收放自如，该文艺的时候尽情文艺，该正经的时候完全看不到文艺做派。这是欧阳修深不见底的功力，也是其不可及之处。
欧阳修写踏春游乐，自有一番惆怅在。“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初中时候学《醉翁亭记》这篇课文，一道课后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答案是“与民同乐”。当年什么都不懂，觉得很有道理。现在回头看，不可能是“与民同乐”，欧阳修自己都说了，大家都不知道太守乐的是什么，还同乐个锤子（锤子：四川方言，“什么”的意思。）哟。
“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永叔暗示了，大家对乐的理解，与永叔自己对乐的理解之间的差异，有如禽鸟与人的差异。欧阳永叔的乐，自是另一番境界。他看到的世界，不是常人眼中的世界，他的欢乐，不是觥筹交错的欢乐，不是林壑尤美的欢乐。他另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这里，在众声喧哗之外。
在哪呢？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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