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北京植物园逛，顺路看了梁启超的墓。今天看到一则段子：梁启超在十七岁娶妻之后，曾以为岁月就会这么平静地过去，直到他遇见了——康有为。康梁邂逅的时候梁启超才十七岁，康有为已经三十二岁了。当时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与康有为的邂逅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在遇到康有为之前，梁启超轻松考中举人，遇到康有为之后梁启超去考进士，然后挂了。
钱穆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他天分极高，但用功不扎实，这显然是受康有为影响。梁启超是个高调的人，但如果与康有为的大气粗放相比，梁启超就显得相当低调内敛了。梁启超第一次见到康有为，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河伯见到海神一样——瞬间被征服了，被康有为的强大气场和深不可测的学问秒杀——康有为读过的书太多了，扯起来太振聋发聩了。
康有为是个读书猛人。猛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只要别人懂的东西，他都懂；就算别人都不懂的东西，他也懂。所以，梁启超的那些招数在康有为面前完全拿不出手——直接被康有为的强大内力给震飞了。康有为的风格类似于今天的“学霸”。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霸是因为读书的方法很“潮”——他完全不按照传统的治学路径，而颇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学霸型教授狂翻参考书、狂发论文的路径。如果康有为在今天的经济学界混，他就是阿齐默鲁（阿齐默鲁：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正因为他的读书方法太超前了，所以在当时很惨，以至于花了很多年时间才考中举人。
康有为读书治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公认的一流书他认为是二流，公认的二流书他认为是一流。比如，别人读《春秋》以《左氏传》为宗，康有为就以《公羊传》为宗。书法领域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他要和别人不一样。第二，康有为读书极其注重效率。换句话说，很急功近利。最典型的体现是，他教学生读书时把几乎每一本书都计算好花几天能读完。他认为儒学入门的书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一般人几天就能读完入门，天资愚钝的人不到一月也能读完入门，而诸子百家一个多月也就读完了。第三，他认为要研究目录之学。也就是说，即便你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你也要把所有书的名字记住。这样，自己写文章和发表议论时就可以参考到了。第四，他完全不偏科。就算你提到当时任何一所大学里最冷门的那个专业，他也会对那个专业有所研究。他不仅研究动物学、植物学，还研究力学、热学、光学、电学，还有化学，微积分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外交学、国际关系学也是他的长项——现在你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见第一面就给他跪了吧。
那么，对于这些专业学科他究竟了解多深呢？《南海师承记》中有他给学生讲数学的一段，看过就恍然大悟了。他说，西方人研究数学首先研究点，然后研究三角，再然后是开方、割圆、椭圆、曲线、抛物线、罗线，到了罗线和微积分就是数学中比较高深的地方了。他还说，西方的《几何原本》和中国的《周髀算经》几乎同时，但《周髀算经》比起《几何原本》弱爆了。他并没有给学生详细讲微积分，他只是总结说，数学中比较要紧而实用的有两块，一块是对数，一块是代数。对数可以查表，代数需要计算。我一开始想不通对数哪里实用，后来明白他扯到对数是装饰用——如果只说代数，大家都知道，显不出来他的独特，如果只说对数，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就不稀罕，所以，要说的东西既有大家知道的一部分，又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部分。末了，他总结说，代数可以笔算、可以珠算，比较起来，珠算没有笔算好，因为珠算错了不好改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的数学课就讲完了。
钱穆也是个读书猛人（钱穆先生也是我最敬佩的晚近学人），但和康有为大相径庭的是，每一本书他都是从头到尾完整读完。他少年时候读书总是贪多，很多书读个开头就放下，有一次在读《汉书》的时候突然觉得这样读下去了无收获，于是此后再读的每一本书都从头读到尾。钱穆的读书风格可以叫做“学尊”——所有的参考文献，他都了然于胸。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每一本书都读得极其认真的情况下，读过的书并不少。如果像康有为那样狂记书目和参考文献的话，涉猎多并不太难。钱穆虽然不及康有为在西学方面涉猎那么多，但在中学方面能同时精通很多领域，这源于钱穆的治学眼光。
钱穆先生读书治学，眼光极其犀利，功力极其精湛。他能够分得清楚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次要，什么问题无关紧要。打个比方，就像初学微积分时，很多学者都陷入狂做求积分的题海战术，钱穆则把所有公式、定理、推论、法则等从头到尾推导了一遍。他完全没有把一丁点儿时间浪费在边角问题的纠纷上。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钱穆的读书治学路径就是“一以贯之”。
最能体现这点的有个例子。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开篇是“孔子生年考”，这个问题是学者聚讼了两千年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解的问题。钱穆完全不再罗列任何证据，而是把历来持两种说法的文献名都罗列下来，然后提到《韩非子》里的一个故事：两个人对一个无解的问题争论不休，以后息者为胜。所以，钱穆说，按照这个方法姑且取后说，并指明孔子的生年只是孔子个人年寿问题，于世运升降、史迹转换、人物进退、学术流变无足重轻。
简直太赞了，还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搞笑的是，今天还有高校的教授，拿孔子生年这个聚讼了两千年都无解的话题写成论文，发在三流的杂志上。更可笑的是，网上还有人说钱穆“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考，还说些风凉话”，认为钱穆这样做是“瞎耽误工夫”。
这就好比两个备考GRE的学生，一个在狂模考狂亮红灯的同时，还不忘记嘲笑旁边背单词的那个，认为背单词是“瞎耽误工夫”。究竟背单词是王道呢，还是模考是王道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就知道什么是读书之“本”了。读书要学会“务本”，本立而道生。
最后，照例引用一句孔子的话来结束“读书”这个话题——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没有工夫读二流的东西
朋友买了一本书，是把《论语》和《圣经》掺和到一块儿来解读的。他问我怎么样，我翻了序言和几页内容，说一般。放在以前我就不会客气地用“一般”这种词，而是直接说“不咋地”。朋友说人家作者可是社科院的博士呢。
我这个缺点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被我爸批评。在家的时候，我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所谓的经济领域的专家被采访，就会喊我过去看，问我知不知道那人。我说不知道，我爸就会说：“你还学经济的，连这么有名的教授都不知道。”我就辩解说：“他要稍微有点名气我肯定就知道了。”然后我爸还会问我：“他讲得怎么样？”我通常会说一般。我爸就生气了，骂我太不谦虚。到后来无论我爸让我评价什么东西，我都会说可以、不错。
我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没有继承到岭南学院的学术水平，却受了爱挑剔的学风的影响。研一刚入学的时候去听老师讲座，整个过程几乎没有谈经济学，而是讲了他和岭南学院深以为耻的一件事情，就是岭南学院在邀请某著名经济学家来做讲座的时候，主持人对该经济学家学术水平的过分溢美之词。这位老师对此深以为耻，他认为岭南学院学子应有高贵的心，对经济学的前贤巨擘们的境界应“虽不能至，心想往之”，但绝不可流入平庸浅薄。
话转回来。我问朋友读过《论语》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读过《论语》，而去看一本解说《论语》的书，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买椟还珠；坏的情况下就像《连城诀》里狄云把“躺尸剑法”当做“唐诗剑法”来练一样。
有朋友觉得我读的书多，其实我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并不多，速度也不快，周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反应还有点迟钝（对荤段子除外）。之所以在国学方面还能稍微有点积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我没有工夫去读二流的东西。
经典已经读不完了，哪有时间去读二流的东西。有鱼有熊掌，胃就这么大，当然是先把熊掌消灭掉——这才是一个“吃货”应有的态度。
很多一流的经典是有继承性的。就好比你必须先练好了蛤蟆功，才消得人家用一阳指去戳你，不然一阳指都没法对你用。
拿国史方面来举个例子，章实斋的《文史通义》、赵瓯北的《廿二史劄记》、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这些都是一流的经典，但是我现在都没有足够的功力去吃这些东西，因为消化不掉。要想跟这些经典对话，首先得有十三经和廿四史的底子，没有这个底子的话，人家在讲什么你是听不懂的。
昨天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易经》专区还是有好多人，也有好多书，但我想找杭辛斋的《学易笔谈》来翻一下居然都找不到。
人生短暂，不必花工夫理会二流的东西，除了消遣。
读书不能使人明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了“读书能使人明智”这句话的蛊惑，从而勉强自己多读书，甚至读那些一拿起来就昏昏欲睡的书，或者是在本该休息的时间挑灯夜战、悬梁刺股。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有违读书这种行为的初衷的。
我认识一个女生，她在交了一个聪明的男友之后，怕自己不够聪明，于是一改不爱读书的习惯，每天跑到图书馆读书，希望能通过读书来变得足够聪明以至于能驾驭得了他。然而在她还没能读到足够多的书的时候，就被男友抛弃了。
有个段子说，《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扫地僧之所以武功最高，是因为他在藏经阁里自习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这个段子后来演化为各种版本，比如：IBM一个扫地的大婶，抬头瞄一眼程序员的界面就知道哪一行代码出错了。事实上，谁都知道没有哪个扫地大婶能整出来一行“Hello World”（“Hello World”程序指的是只在计算机屏幕上输出“Hello，World！”“世界，你好！”这行字符串的计算机程序。通常在学习编程的第一课上有这个练习。）级别的代码。不过，对于少林寺扫地僧的段子我是相信的，但我并不赞同自习时间长这个解释。我的解释是，扫地僧之所以武功最高，是因为他懂得练武要用佛法来化解这个道理。
读书不能使人明智。明智有两种理解：聪明和智慧。读书既不能使人聪明，也不能使人智慧。驳斥我的人喜欢拿人来举例，比如说，他们会举很多军事家的例子，认为不少古今军事家都是能从《三国演义》、《资治通鉴》这些书中汲取智慧的好典型。这个举证有两处问题。第一，斗得赢对手就叫智慧吗？我认为未必。兵者诡道，别人下不了的手你敢下，别人做不出的事你敢做，你当然更容易赢，但这种手段与智慧无关。第二，权谋一定是从书中获得的吗？刘邦没有读过书，朱元璋也没有读过书，他们的权谋手段逊色吗？换句话说，即使不读书，他们也很可能仍然具备同样的权谋手段。
我不同意“读书使人明智”，并不是说这句话是错的。我是觉得这个认识有流弊。古代的圣贤们也说假话——孔子、孟子、王阳明都说过假话，不过那些假话我不仅不会质疑，反倒会支持拥护，因为那些假话不仅没有流弊，反而有引人向上的作用。
“读书使人明智”这个说法的流弊在于它把“明智”视为了读书首要的功用。西方的培根有过类似的说法，但中国古代的儒家一派是绝不苟同此观点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这就引导人为了使自己变得明智和聪慧而读书。儒家教人读书，目的并不是想让人变得聪慧、有头脑，而是想让人变得有信仰、知善恶——是“明德”而不是“明智”。“四书”之《大学》篇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绝口未提能否明智之事。在古代，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就算很年轻，也会受到比他年长很多的乡邻的尊敬。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教书首先是教人做一个有信仰的、高尚的人，所以中国古代的教书先生其实身兼了类似西方牧师的身份，才会受到如此尊敬。而今天，以“明智”为目的劝人读书，无怪乎教师不如在古代社会受人尊重。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表明古人认为的“学问”之道并非只有读书一途。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不懂释永信，认为他不明佛法。渐渐地，我从持这种偏见转为中立，甚至倾向于支持释永信。他对佛学的理解程度有多深姑且不论，不过单从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上来看，这个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和尚其水平要超过具有博士学历的人。释永信读的书不多，但无疑是个非常“明智”的人。
书好比是一把剑，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就好比使什么样的剑，而武功的高下并不是从武器上来区分的。所谓“草木竹石皆可为剑”，关键还是内力的比拼。萧峰在聚贤庄一战中用太祖长拳能够秒杀各路高手，虚竹在少林寺用罗汉拳足以力挫鸠摩智，苏轼在考进士时用杜撰的典故就能赢得欧阳修、梅尧臣的青睐。所以说，并不是在书架上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或者《二十四史》就能立马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读书有一个作用：变化气质。读什么样的书，气质就会向什么方向变化。练《葵花宝典》就是东方不败的气质，练《独孤九剑》就是风清扬的气质，练一阳指就是皇帝的气质，练打狗棒法就是乞丐的气质。所以，对书的选择特别关键。从小阅读什么样的读物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气质的成长方向，读武侠成长起来的孩子和读魔幻成长起来的孩子必然是两种不同气质的人，而读漫画成长起来的孩子又会异于前两者。我认识的很多学中文的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感春伤秋、多愁善感的气质，而这种气质的熏陶，久而久之会影响到性格的变化。同理，一个整天抱着《厚黑学》、《孙子兵法》、《鬼谷子》读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想而知。
读书有一个弊端，专业书籍读多了会让人变得吹毛求疵。孔乙己之所以要蘸着酒告诉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正因为他受了读书的毒害，以至于他无时无刻不背负着“读书人”这个枷锁。正如一个美工设计走在街上，他的水平越高，就越容易为街道两旁拙劣的广告牌设计而不满；一个学外语的人，在旅游景点势必花费更多精力去找标语翻译上的错误；一个律师或者爱辩论的人，总是会在别人说话的过程中盯着一个欠准确的表达不放；学理工科的人更容易被一篇流行的民间科学爱好者的文章激怒；学文史的人更容易对一则心灵鸡汤式的肤浅故事产生鄙吝之心。而一个完全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会受此影响。
我觉得读书的作用更像是化妆，古代叫做“文”，是“文饰”的意思，也就是“文胜质则史”中的这个“文”。看一个女人的妆容，就能知道她的品位和审美水准。看一个人读什么样的书、关注什么样的微博，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学养和层次如何。血红的嘴唇和渔网黑丝，并不代表性感。
不要再到处宣扬读书有多么好。读书无助于明智，反而有助于让一个人变成“死宅”死宅：网络用语，指爱待在家里，不喜欢出去交际的人。当一个人迷信了读书之后，在遭遇困难和挫败的时候，他不会从现实中寻求解决方案，而会转向书斋，以求通过读书让自己更加“明智”。他会认为读书就是“积累”的过程，认为这种“积累”终将解决他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读书不是积累而只是借口，你压抑的能量无从在书斋之外释放，而只能把它释放在书斋中。这样，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爱静，越来越“死宅”，殊不知他离读书修行的真正法门越来越远。
读书的宗旨——搞定自己，而不是搞定别人
读书的目的就是变化气质，如果气质变化不了，读一万本书都没有用。如果气质可以变化，读一本书就能受益良多。评价一本书对你是否有意义，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影响到你的生活态度。
同样，知识也不是力量。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帖子——“你不知道的100个小知识”里有这样的知识：“你永远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假如不是看到帖子，我一辈子都不会想到去舔自己的胳膊肘；还有“猪不能仰望星空”，猪能不能仰望星空跟我有什么关系？对这些冷僻知识的了解丝毫无益于自身的提升。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如上的东西全无意义。假如你进一步研究下去，知道舌头可以舔到的身体所有部位和舔不到的所有部位，那你就对颈部的骨骼构造有了初步的了解。再进一步探索下去，如果你知道身体的任意两个部位有没有触碰的可能，这时候，知识就可以转化为力量，因为你已经懂了人体解剖学。
一鳞半爪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要形成系统、具备规模，之后才有意义。别人随便问你一个三位数乘三位数的结果，你虽然不能一口答出来，但完全可以凭借运算法则算出来。需要懂的就是这个法则，而不是具体的一道题的结果。
有人和我辩论“林徽因和吕碧城谁更漂亮”、“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种问题全然不是重点所在。无论谁更漂亮，与你个人见识的提升都没有什么关系。
文章讲究的是“剪草为马，撒豆成兵”，《孟子》、《庄子》这种超一流的著作，如果一鳞半爪地看，也个个是歪瓜裂枣，溃不成军，但是，布置到一块，就能“呼风唤雨，移斗换星”。《古今谭概》里有首讥讽孟子的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这种质疑显然是“得其粗而忘其精”。所以，读文章的窍门是倒过来，就像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就像去潘家园淘货，明知道都是赝品，高手也能一眼认出成山的赝品堆里的唯一高仿货。
低手读书像太监选宫女，往往是入宝山而空回。高手读书像捡破烂，垃圾堆里能翻出宝贝。有一个很厉害的投资人，别人向他讨教投资的法门，问他是看什么消息来决定投资方向。他的答案让人大跌眼镜——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这种连初入股市的老百姓都不会拿来作为投资参考的东西，却被大投资家认为不可错过。同样的事物，是化腐朽为神奇还是化神奇为腐朽，端在有没有一根点铁成金的手指。
高中学哲学，第一个概念就是“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句话的要害在“系统化”三个字上。如果不求系统，一鳞半爪地讲道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能打败很多大学教授，谈到每一点都很精辟、很到位，但是要铺张成文，永远也做不到。就像搞科研，好的创意并不稀缺，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堆创意，但是要把分散的创意落实到纸上，形成一具结构完整的文案，很多人做不来。如果脑子里的东西只是创意的话，就算点子再多，也是散兵游勇，产生不了集团军的力量。
为什么读书讲究先把一部书读透，或者先把一个人的著述读透？就是为了要形成集团军。多年前见到一个读书爱好者，我问他：“你读书主要读哪方面？”他说：“驳杂不精。”他的言外之意大概是在突出自己“博览”的一面，但那不叫“驳杂不精”，那叫“散漫无归”。如果所有的力量不能凝聚到一处来，那就是气脉紊乱，而不是内功高深。
课本里有这么一句话，“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照我看，对很多人来说，理性是感性的基础才对。很多人做一件事情是先有了冲动，然后为这种冲动找“理性”的理由。他们的认识根本就不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而是为实践辩护。想做一件事情，先做了，然后再说服自己这么做的正当性。想搞一个项目，先上马，再做可行性报告。他们所有的理论和学说，最大的作用不是用来指导前进的方向，而是为自身行为的合法性辩护。这种人从书上得来的道理，往往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希望能说服别人。
读书的宗旨在于“搞定自己”，而不是“搞定别人”。这就是“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的区别。搞定别人，往往靠一招半式就可以成功，因为每个人都有弱点。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寻找别人的破绽上是最愚蠢的。搞定自己，则完全不是一招半式能解决的。你要找到自己的每一处破绽，一一打败它们。达到了这个层次之后，你就不用考虑打败别人需要哪些招式，你根本无须出招，只凭内力就能把对手震飞。
金庸小说里那些武功最高的人，从来都不是整天在街头和别人打打杀杀混出来的，而是在深山、在孤岛、在绝域，一个人苦练出来的。他们纵横江湖时所向披靡，那些险恶风波对他们来说早已如过眼浮云，真正的江湖只在他们心里。
国学推荐书目及阅读次序
有朋友说想读国学方面的书，问我能不能列个书单，最好标上顺序以及说说我的看法和阅读上的建议。其实我读的书还远远不到可以给别人列书单的程度。此外，关于国学的书单，很多大牛们都列过，比如钱穆、梁启超、黄侃，胡适也列过，而且他们列的单子都有交集。
但那些人都是一百年前的人了。这一百年来，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革。他们列的单子让今天的很多人来读，可能都会昏昏欲睡、味同嚼蜡。这是了解国学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就一定要过了拉姆齐模型那道坎，不然你只能懂点“生活中的经济学”。如果你读于丹、傅佩荣讲国学的书觉得有意思，也不妨读，那些是“牛奶可乐经济学”。
想跨过国学的“拉姆齐模型”，首先要明白以下三点，这三点至关重要，比读什么书更重要：
第一，中国的书不多，是可以读完的，这句话是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老先生说的。陈寅恪小时候跟他爹陈散原一块去见夏曾佑，夏曾佑说：“世侄啊，你要好好学外语，如果只懂中文的话，到我这个年纪就把中国所有的书都读完了，没什么书读的了，好无聊啊。”等陈寅恪到了晚年，发现还真是这样。所以，中国的书不多，是可以读完的。当然，垃圾是读不完的，分清什么是书什么是垃圾很重要。
第二，读书千万不能存有功利的念头。如果你把图书馆中所有关于《论语》的书找出来，打算暴力吃透这一千本书再写一篇论文出来，那你完了。暴力可以做到，但“吃透”是肯定做不到的。越好的书越要“涵泳”，你在挤公车的时候、在马桶上的时候、在坐电梯的时候，都可能随时随地冒出来一句你读过的书中的话，这就叫“涵泳”。有人说这样不累吗？试想一下，你一下班走出公司，随口就哼一句“拦路雨偏似雪花”会累吗？我们的父辈好多人谈问题，一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会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带有深刻印记的东西，这都是习惯。成了习惯就完全不消耗能量，就像包围着你的中国移动和联通的信号，你不会觉得累和不舒服。
第三，读书要跟着感觉走。推荐书单就好比点菜，你喜欢的菜别人不一定爱吃。你有你的菜，我有我的菜。所以，不要勉强自己喜欢别人的菜。比如我喜欢《论语》，觉得很有意思，但有人就是不喜欢，而且不仅自己不喜欢，还会因为我喜欢而觉得我比较傻比较死板。还有的时候，大家看似喜欢同一道菜，其实喜欢的只是同一个菜名。比如我喜欢邵雍邵康节，也有人很喜欢他，但我们喜欢的邵康节完全不是一个邵康节。我喜欢的邵康节是《伊川击壤集》的那个邵康节，他喜欢的邵康节是《皇极经世》的那个邵康节。我会坚持认为他喜欢的那道菜只是名字叫“邵康节”，而他会坚持自己的菜是正版，甚至怀疑我的菜是盗版。但这些没有必要深究，一道菜好吃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名字。“邵康节”三个字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读书要看机缘，时机很重要。读书像谈恋爱一样，要在对的时候遇见对的人才好。我小学时候家里就有《易经》，但直到研究生阶段才对《易经》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也试图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是一翻开就头大。所以，没有感觉的书要果断放下，要么是没有缘分，要么是时机不到。
明白了以上三点，就可以列书单了。书单是最容易列的，因为大家公认的好书就那么几十本。但问题是，有谁能把别人开的菜单的菜都吃完呢？胡适开了几百道菜，说这些是“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包括《三侠五义》之类的，梁启超说我梁某人就没有读过《三侠五义》，你说我不懂国学？
这里，我把钱穆和梁启超开的书单附上。
钱穆所列：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梁启超所列：
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
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好当然好，问题是，今天的一般人能读多少？又能读得下去多少？钱穆所列的书算很少了，《六祖坛经》我就没有读完，《传习录》也没读完。我已经相当喜欢王阳明了，都没读完他的书。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喜欢的程度还不够。
国学可以从诗入手。先唐诗宋词，然后是历朝历代诗词、《诗经》，进而《论语》。
从诗入手有个好处，就是重感性而不重理性，重爱而不重利，重兴趣而不重学问，风花雪月、兴观群怨而已。虽然如此，但读到后来，我发现我居然也对古代的学问略有了解了。但如果一开始就让我读《论语》、《孟子》的话，恐怕我十有八九不会喜欢。就像灵鹫宫密室里的武功，是不太适合初学者练的。
所以，我推荐的国学旅游景点和游览次序大约是如下线路：
第一阶段，自《唐诗三百首》起，历《诗经》，到《XX集》结束旅程（XX是一个人的名字）。沿途景点自行选择。
自《唐诗三百首》起，也就是自唐诗宋词起。《唐诗三百首》也可以换成其他唐诗选本，不过这个选本已经很好，所以没有必要换。为什么要自唐诗起？唐代虽非诗学的巅峰时期，但它是一个要津，就像由陆路去东北必须经过锦州一样。陈散原、郑孝胥的诗虽然好，但很难有人跳过唐诗直接喜欢明清诗、民国诗；也很难有人直接喜欢《诗经》或魏晋南北朝诗。不过从汉乐府入手倒也有可能，但大部分人还是自唐诗起比较合适。如果你对唐诗有感觉，自然就会对宋词有感觉，进而会对古文有感觉。对唐诗宋词有所了解之后，自然就会涉猎古文。没有给出古文的书目，是因为古文方面不好给出一个选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萧统的《文选》皆好。不过完全按照这些读下来不一定符合一般人的胃口。《古文观止》不是一部很好的选本，不过也可以一看。
读文章和听歌一样。一开始听歌都是乱听，渐渐地，就会对某个歌手的某张专辑很喜欢，进而去听他的其他专辑，以至于后来把这位歌手的所有专辑中的所有歌按时间顺序排下来放进MP3。同时又会对这位歌手的生平故事有所了解，知道他在唱某首歌时大概是怎样的心情。甚至会从该歌手不同的专辑按照自己的胃口挑选出最喜欢的歌放在一个文件夹。读文章也是同样的过程。
此外，一个人的胃口和审美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人一开始最喜欢周杰伦，后来最喜欢陈奕迅，后来最喜欢张学友。有的人一开始最喜欢Twins，后来最喜欢王菲，再后来最喜欢杨千嬅。每一次变化都是对自己气质的重新塑造。从古文来看，最经典的文章当然数韩柳欧苏“四大天王”，我一开始最喜欢苏东坡，后来更喜欢韩愈，再后来更喜欢欧阳修。不过很多时候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名气最大的。
这其中，《诗经》是个必经站点。从唐诗起，中间可以随便绕、随便逛，但一定要来到《诗经》这个地方。因为它是源头。《楚辞》不一定全读，但要读过一些。这一段旅行的终点站应该是某个人的集子。就像你听歌，从一开始混着听很多人的歌，到后来会在一段时间内专门听某一个人的歌，到这个时候，这段旅程就该结束了。读一个人的诗文集就不是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体会，而是越过文辞来感受诗文背后的气质。
第二阶段，《论语》。
这一阶段只有《论语》一本必读书。如果你把《论语》读出了感觉，自然就会去找四书五经来读。如果对《论语》没有感觉，却想从《十三经注疏》中的《易经》、《尚书》等入手，根本没有可能。
《论语》是国学之路的一个大的关口。只要把《论语》读出了感觉，然后随便走一个方向都是国学的坦途。如果《论语》读不出感觉，怎么走都进入不了国学的世界。换句话说，《论语》就是一个虫洞（wormhole）。
第三阶段，自《史记》始，哪里终都可以。
《史记》是国学中史部的要津。梁启超列了前四史，前四史中最重要的就是《史记》，所以要自《史记》始。至于终点的问题，哪里终都可以，影响不大。如果只是对史实感兴趣，可以至《资治通鉴》终；如果对典章制度感兴趣，可以至《通典》终；如果对史评感兴趣，还可以至《读通鉴论》终。读完《史记》就相当于打开了史部的门，里面的景点看多看少就取决于个人的胃口和喜好了。
第四阶段，随意开始，历《庄子》，至《××子》终（《××子》也可以就是《庄子》）。
其实一旦过了第二个《论语》的阶段之后，第三、四阶段就都没有什么难度了。“子部”也是个恢弘壮观的天堂。所谓诸子百家，从哪一子开始旅程都可以，但《庄子》一书不可不读。国学中，唯一勉强可以与《论语》分庭抗礼的就是《庄子》。读完《庄子》，最好也对其他若干家有所了解，不过即使不去理会，也没有问题了，那些都是国学的边边角角，无关大局。
过了这四个阶段，就迈过了国学的“拉姆齐模型”。之后你无论是纵着走、横着走，还是斜着走，都不会显得太业余。
综上，所列必读书的书目和次序如下：
《唐诗三百首》、《诗经》、《论语》、《史记》、《庄子》。
懂了拉姆齐模型只能说可以保证高级宏观经济学不挂科了，只代表与“牛奶可乐经济学”告别了，但离经济学家还差得远呢。不过，如果你因不能成为经济学家而失望，那不妨回头看我前面提到的第二点。
你来看这朵花，这朵花为你打开一个世界，而你最初并不是为了把这朵花摘下而来的，不是吗？
《云图》的《坛经》版阐释
造业和报应
弘忍把衣钵交给惠能，说你从此就命如悬丝了。惠能渡江南下，被许多抢夺衣钵的人追杀。一天，有一帮人追到了惠能，为首的叫惠明，曾做过四品将军。惠能看跑不了了，就把衣钵扔在石头上，说你们拿走吧。惠明过来拿衣钵，发现事不动，就对惠能说，我为法来，不为衣钵来，请行者为我开示。惠能说你坐好别动，惠明坐好，停了很久，惠能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一下醒悟过来，带着那帮人走了。
1849年，律师亚当在海岛上看到一个黑奴被鞭打，冒着风险救下了他。亚当随身携带的金币被医生古斯发觉，古斯见财起意，骗亚当说他体内有虫子，以医治之名给他下了毒。在亚当快要被古斯杀死的前一刻，黑奴出现，救了亚当，古斯被亚当的金币砸死。
1936年，年轻作曲家罗伯特在他仰慕的老作曲家处学习，并和他妻子有染。罗伯特是双性恋，正在创作《云图六重奏》，老作曲家想据为己有，便以公开他的同性恋倾向为威胁，罗伯特误伤了老作曲家，然后持枪逃跑，并完成了《云图六重奏》的创作，后来在男友来寻找他时饮弹自杀。
以上三则，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第一则出现在佛教经典《坛经》里，第二、三则出现在电影《云图》里。相同之处，都是A想抢B的东西，没抢到反而吃了亏。不同之处是吃亏的程度——惠明毫发无损地走了，老作曲家伤了，古斯死了。为什么三个抢夺者的结局不同？因为他们的作恶程度不同。惠明只是想抢衣钵，而且他自动中止了伤害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老作曲家虽然要抢夺著作权，但没打算害命。古斯却要谋财害命。
他们起心动念处都是要抢夺别人的东西，这是造“意业”，造业是因，报应是果。在他们最开始念头发动的时候，就注定会在未来受到惩罚。业力有大小，报应也自然不同。为什么古斯不是被刀砍死的，也不是被绳子勒死的，而是被金币砸死的呢？因为他想要的就是金币，他最初因金币而起恶念，最终因金币而丧生。这是在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当然不是，不然《云图》就太肤浅了。
善恶
如果说抢夺别人的东西是恶，大家都明白。那么废奴运动呢？在庄园主看来，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交换、买卖、赠送，随意处置，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我处置我的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云图》影片中庄园主所称的“自然法则”，现在，有人要废奴，这岂不是要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抢别人东西的人，不该受到惩罚吗？
当然应该。庄园主女儿背叛了自己父亲，和丈夫一起从事废奴运动。此生，她是地主家庭出身，来生，她就没那么幸运了，她成了一个奴隶——克隆人。曾经有一份做奴隶主的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不知道珍惜，反而高举自由和正义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同家族决裂。那么，来生她变成奴隶，这是报应。2144年，曾经的庄园主女儿成了克隆人星美。克隆人就是奴隶，只是更换了时空。废奴运动和克隆人反抗奴役的运动本质上是一样的。星美在奴隶世的惩罚是和家族决裂，在克隆世的惩罚是被抓捕殒命。如果说向往自由是善，为自由而战是正义，为何行善者反而身死？
社会有它固有的秩序，每个时代有它的善恶观。在奴隶世，最初从事废奴运动被视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后来却被视为崇尚自由、为正义而战的先驱。过去，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事情，年轻的作曲家因此丧生。怯懦的他，不敢挑战当时固有的道德观念。他不能像克隆人星美一样，认为整个时代错了，自己对了。
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一人的善，对他人可能是恶。一人的恶，对他人可能是善。一个时代的恶，在另一时代也许是善；一个时代的善，在另一时代也许是恶。善和恶都只是名称。
觉醒
奴隶和奴隶主的区别，克隆人和人的区别，本质上是有没有自我意志的觉醒。觉醒了，就是人；不觉醒，就是奴隶。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说只求作佛，不求其余。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凭什么作佛？惠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哪里有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什么差别！假如星美不觉悟，她便自始至终是克隆人；觉悟了，她就是人。
庄园主女儿、星美，她们的所作所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人类衰落之后的荒蛮时期，原始部落人崇拜的图腾正是星美。星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如果她是一个人，她就会像她的爱人一样，有名字，有除了自由意志之外的特质，可她完全没有。在奴隶世，她只是作为庄园主的女儿出现，在克隆世，她是无数个克隆人中的一例。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多元的，而星美是一元的。所以星美只是一个符号。正因如此，星美是原始部落的图腾。
她是觉醒者，觉醒的代价是身死殉道，身死殉道的结果是成为图腾，受人崇拜。这世界有它固有的秩序，但固有的秩序终将被打破，固有秩序的打破就是图腾存在的意义。如果你留意，会发现庄园主女儿的丈夫叫亚当。巧合的是，亚当正是人类的祖先的名字。
法身
星美为什么死了？其实星美没有死。惠能为什么没有死？其实惠能死了很多次。
惠能为躲避追杀，逃亡在猎人队里十五年。猎人让他守网，捕到的猎物他都放走，他吃饭时只吃菜，不吃肉。别人守网都能守到猎物，惠能一次都守不到——这样还能混十五年不露馅？动脑子想就知道，不可能的。要说死，惠能也许十五年里已经死了几百次了。但是，惠能仍然活着。这个活着的惠能是谁？
佛有三种身：法身、化身、报身。死掉的那些惠能，都是报身。在这一时空里死掉的角色，另一时空仍然存在着。那些死而生、生而死的人，都是穿梭在生死流转里的报身。有无数反抗奴役的奴隶、无数反抗奴役的克隆人，星美只是其中的一位。你看不见的那些死掉了的反抗者们，他们是报身。你看得见的反抗者是星美，她死了，那是化身。一定有不死的反抗者，那是法身。法身是不着相的，所以你看不见。如果非要看见它不可，那法身就是惠能的衣钵。有衣钵在，惠能就不会死。只要克隆人身上有觉醒的种子，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反叛者迟早都会出现。
上面说得有点玄乎。形象点说，惠能为什么没有死？可以这样理解：惠能每次差点死掉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个和律师亚当很相似的故事——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黑奴，救了他。如果你看不见黑奴的存在，就会在推断亚当和古斯较量的时候，得出亚当一定会死的结论。亚当背着一箱金币，无论他走到哪，只要金币在，就会有像古斯医生一样的人觊觎着金币，来谋财害命。亚当最终得以不死，是因为自己所做的善业帮助他抵消了那些灾祸。亚当都不死，惠能为什么会死？
本心
其实，惠能和亚当又不一样。亚当是造了善业，来抵消灾祸。惠能是根本不造业，灾祸自然不会来。按说，觉悟了的人有神通在，诸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等。弘忍明知道惠能得了衣钵会命如悬丝，为什么还要把衣钵给予他？惠能明知道自己会命如悬丝，为什么还敢要衣钵？
一个天才从诞生之日起，他的天赋就给他带来了各种麻烦，例如他人的嫉妒、仇恨和误解。惠能的衣钵就像亚当的金币、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必然给他带来被追杀的危险。那么，为什么惠能每次都有惊无险呢？因为他的本心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就不起业；不起业，就不会有报。
有人来抢衣钵，惠能说好，我放这里，随你们抢。如果惠能紧紧护住衣钵不给，那些人早包围住他把他打死抢走衣钵了。如果亚当早知道古斯要夺他金币，直接将金币赠予古斯，自己就没有危险了，压根儿不用黑奴来帮他脱离危险。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夫唯不居，故莫能去。
十五年后，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寺里一个和尚说风动，一个和尚说幡动，惠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个掌故今天已经被讲得俗滥了。其实，惠能是在说自己的生死体验，不是在玩概念。惠能不死，因为十五年来他的心未尝动过。心寂然不动就没有生，没有生何来死。有衣钵在，则有惊；不起业，则无险；故而惠能十五年里有惊无险。
话说惠能放下衣钵对惠明等人说：“此衣表信，可力争邪。”惠明反倒不敢抢了。为什么不敢？抢了就是造业，造业就会有报应。惠明手下还有数百号觊觎衣钵的人，除了手下这些人之外，还有更多人觊觎衣钵，他得了衣钵岂能如惠能一样善终？所以惠明不敢抢。书上说惠明拎不动衣钵，实际是这个意思。
惠明既然不敢抢，惠能就开始点化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一点，惠明就醒悟了：你的本心就是想来抢衣钵的吗？要抢衣钵，衣钵在这你怎么不拿？性命和衣钵，哪个对你更重要？你刚才要衣钵，现在又不要衣钵，到底哪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呢？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衣钵，这不是无明吗，不是不见本心吗？
生死
人有很难改变的特质，那种特质是附着在灵魂上的，超脱了生死。如果你有一颗反叛者的心，哪怕你死了，你反叛的灵魂依然活着，到下一世，一旦时机成熟，你还是个反叛者。过去世中庄园主的女儿，到了未来世，一旦觉醒，她仍然是反叛者。即便身份和社会阶层改变了，她从奴役者变成了被奴役者，但她反抗奴役的灵魂没有变。她的丈夫和她一样，在过去世从事废奴运动，在未来世带着克隆人抗争。肉身已不再是同一个肉身，灵魂仍然是同一个灵魂。
年轻的作曲家忍受不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而自杀，在受到老作曲家的威胁时也不敢向他开枪。他的怯懦并不是此生才有，而是前世就有。如果你细心，会发现在前世，他是被船长踹了一脚的侍者，挨了一脚踹，还毕恭毕敬，大气都不敢出。这种胆小和怯懦是附着在他灵魂上的特质。就像庄园主女儿向往自由的特质一样，会跳脱出生死，在不同的时空中流转不变。
那位庄园主，在其他的时空中，他是追杀女记者的杀手，是养老院监禁老人的护士，是镇压反叛军的头目。无论在哪一世，他都是旧秩序的忠实捍卫者，永远和那些向往自由而企图打破旧秩序的人作对。他相信这个世界固有的秩序，视之为“自然法则”。庄园主的灵魂特质，同他女儿的一样，同年轻作曲家的一样，跳脱生死，流转不变。
若如此，那灵魂特质就永远不变了？人始终是人，佛始终是佛，泾渭分明，不可逾越吗？若如此，灵魂的流转中就没有可以变化的东西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庄园主和他的女儿是同一个人。
在末世荒蛮时期的原始部落中，有部落崇拜的图腾，有蛊惑人心的魔鬼。其实，魔鬼就是庄园主，图腾就是他女儿。图腾和魔鬼是一个人的两面，一旦化身为不同的人，魔鬼便是图腾的父亲，图腾便是魔鬼的女儿。惠能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魔鬼是前念，图腾是后念。魔鬼始终要维护旧秩序，而图腾要打破它。一个人内心中，坚持固有信念的一面是魔鬼，要打破它的一面是图腾。父亲会生出女儿，女儿会和他决裂。追本溯源，没有父亲哪有女儿，没有魔鬼哪有图腾，没有人类哪有上帝，没有众生哪有佛？人类要对抗自己的心魔，就要给自己的意志一个化身，于是就有了上帝，有了佛。
《圣经》与《易经》的读法
西方的神的伟大在于他的刚强，中国的神的伟大在于他的柔弱。拿《易经》来打比方，西方神之德是乾，是照耀和引领；东方神之德是坤，是背负和承载。我不喜欢基督的说教，是天性使然。
《圣经》和《易经》有一点极其相似——都是悬空说话。悬空说话的结果是，你本事越大，对经文理解就越深刻。不像报纸和小说，处处都说实了，没有读者发挥的余地。具体比方说，你讲金庸小说，讲得好主要不是因为你水平高，而是因为金庸小说好。但你讲《易经》和《圣经》，讲得好肯定是因为你水平高。它们就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读者自身的境界。所以以赛亚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圣经》和《易经》读起来就是这样。
读《圣经》，要跳开字句，感受耶稣身上的气魄和秉性。耶稣的一喜一怒是因何而起，因何而息。耶稣的一举一动是何动机和缘由。耶稣的话，是孤怀自遣还是说给人听。对耶稣其人多一分理解，就对《圣经》其文多一分理解。但凡一个人在人格上伟大，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解读他，总会有让自己觉醒而受益的地方。
读《易经》，要把书扔一边，观察世界。比方说，看见一朵云彩，想它是哪种卦象，看见一排树后面的高楼，想它是哪种卦象。这还很初阶。进一步，读史书，武王伐纣，想它是哪一卦哪支爻在动；陈桥兵变，想它是哪一卦哪支爻在动。再进一步，身边的事情，周围的事情，都能从卦、爻、象的角度来看。本来六十四卦的发明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善易者不卜，是不用占卜就知道自己的卦爻情形。
扯开说点读书的题外话。入门时要读好书，入门之后不妨翻点坏书。坏书有它坏的地方，不过很多坏的地方是需要留意的。就像一个人应与高尚者为友，但一生中不可避免地要和很多平庸俗气的人打交道。自己身上，也免不了有平庸俗气的地方，知道自己平庸俗气在哪里，才好戒绝。翻坏书，也是这个目的，但不能陷溺进去。
其实，内行是不会点开这篇文章看的，除非是抱着来看作者秀下限的娱乐心态——因为标题就起得不通，不过这也是我要写此文的意旨所在。
要聊《易经》，起码要亲昵儒家道统，不然就是门外汉。我这个标题，就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标题。儒家来写这篇文章，怎么能把Holy Bible叫做《圣经》呢？儒家的圣是孔子。Holy Bible只能叫做《新旧约》。《易经》也不该叫《易经》，太业余了，专业的叫法是《易》或《易经》。最重要的一点，《圣经》不能放在《易经》的前面。所以，专业的题目应该是《〈易〉与〈新旧约〉说》。读中国的书，特别要注意这一点，这叫做“微言大义”，似乎是细节，却处处体现着立场、精神和取向。
如果我把题目叫做《〈易〉与〈新旧约〉说》，内行就会点开看，而业余的人看见题目就跑掉了。但实际上，内行是不用点开看的，因为他们已经懂了。
这正是布道者的痛苦所在。作为一个内行，你总是得以一个外行的姿势出现。孔子如此，耶稣也如此。这话说大了，往小了说，如果你的论文太过炫目太过犀利，要想让答辩委员会的那些外行大佬们搞懂，你得往最肤浅处去讲，那些名气大、心眼小的答辩组成员们的词典里是没有“不明觉厉”这个词的。
《管锥编》并没有那么深奥
《管锥编》的名声很响亮，留给大家的印象是，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我曾经以为这本书是世界上最牛的书之一，一直渴望读而又读不到。大一刚入学，我就从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很痛苦地啃了个开头，然后放下了。原因很简单，啃不动。
今天再看《管锥编》，发现这本书一点儿都不深奥。更重要的是，现在在我眼里，“深奥”早就不是评价一本书价值的标准了。没有哪本书是深奥的。所谓深奥，只是你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如果把《通信原理》和《管锥编》同时放我书桌上，我会觉得《通信原理》要比《管锥编》难懂十倍。虽然我读不懂，但我知道《通信原理》很浅显。同样，《管锥编》也不难。
很多人觉得《管锥编》很牛，大概有两个理由：第一是钱钟书名声很大，第二是他们读不懂。所以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管锥编》很牛，甚至是一部皇皇巨著。《管锥编》虽然是一部好书，但还不能称之为巨著。一本书的价值，由读得懂的人来评价总比由读不懂的人来评价更靠谱一点。事实上，能把《管锥编》读懂的人之中，很多是没有工夫把它读完的。因为《管锥编》是一部更适合茶余饭后读一读的书，是点心，而不是正餐。
怎么区别哪些书是点心哪些书是正餐呢？很简单。只吃正餐可以吃饱，只吃点心，可以吃下很多但不会觉得饱。看一下《管锥编》的目录，讲的是《易经》、《诗经》、《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等，就会明白《管锥编》是一部辅导用书，不是教材。也就是说，假如你没有读过《易经》、《诗经》、《左传》、《史记》这些，直接去读《管锥编》，是没法读下去的，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词汇量不一样怎么能交流？钱钟书在写《管锥编》的时候，假定读者首先具备了一定的词汇量，可以是他本人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但不要跟他有数量级上的差别，那就没法交流了。
一些流行的经济学教材通常会在序言里面说，我假定我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基础知识。只有三千英文单词的人去读《经济学家》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想读懂《经济学家》，那就先回家把单词背了。不过当他真的回头背了足够数量的单词，也许他就不读《经济学家》，而是直接读《国富论》了。
有些书初学者可以直接读，比如《宋元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或者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些书就好比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你没有一点儿基础也可以读，而且读完之后你就有基础了。但想读《管锥编》、《先秦诸子系年》、《文史通义》这些书，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基础才可以。而且不同的是，《文史通义》、《先秦诸子系年》这些书读完后你的功力会有所增益，但《管锥编》读完后功力并不会有所增益，只是招数会多一些。所以，如果是从修炼内功的角度，《管锥编》并不是一部很好的进阶教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能读懂它的人不一定会去读它。
我是在否认《管锥编》的价值吗？完全不。否认《管锥编》的价值，就等于否认杜甫的诗、苏轼的文章。钱钟书是一个作家型学者，他做学问的首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不如说是自娱自乐。他用文言文写《管锥编》，用他的话说是“技痒”，这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管锥编》这种书根本没法用白话文来下笔，那样效果会减弱很多。《管锥编》的价值就好比杜诗的价值，它并不是要追求学术上的意义，而是要体现一个人在这里。有了杜诗，杜甫就在这里；有了《管锥编》，钱钟书就在这里。这就足够了。所以，读《管锥编》的人，更多不是对《管锥编》中学问感兴趣，而是对钱钟书这个人感兴趣。论学术功力，钱钟书不及其父钱基博；但论个人魅力与影响力，钱钟书远远超过了他父亲。
《管锥编》写于“文革”后期。“文革”前期，钱钟书、杨绛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就在河南信阳的罗山县，离我家半小时车程，后来干校迁到了息县，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就是那里发生的故事。在下放的苦难生活中当然是没有条件进行写作的，当时钱钟书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养的人，他显然不情愿自己传世的只有《围城》、《谈艺录》这些文艺小清新作品。虽然这些对于一个普通作家来说已经很足够了，但钱钟书一定觉得那些早年的作品只能反映其整个人生的冰山一角、长河一脉，不足以代表整个的他。所以我推测，应该是他在下放的那些年，就已萌生写一部能更好地代表自己的书的念头。1972年钱锺书回到北京，时年63岁，开始动笔写作《管锥编》，1975年初稿完成。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赞扬古时候做学问的人并不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而是为了个人的志趣和爱好。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正是他作为一个“古之学者”的最好写照。
诺贝尔奖对中国文学意义不大
我还在读经济学研究生的时候，偶尔打电话回家，老爸会问我：“你听说过××经济学家吗？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一篇文章，分析经济形势真透彻。”我在脑子里快速搜索了一遍之后说：“这人没什么名气吧，我没听说过。”我爸就会说：“你还学经济的呢，连这么著名的教授都不知道！”我说：“他真不著名，在国内经济学界，但凡有点水平，甚至没什么水平但还有点名气的人，我都不可能没听说过。”老爸就会说：“你这孩子真是太不谦虚了，明明是自己知道的少，还偏不承认。”
对于这档子事，起先我一直不以为意。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每个人的生态空间不一样。
当初传言莫言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朋友发微博说莫言的作品水平不高，立马有网友留言围攻说：“你且等几天之后再看你今天说过的话！”这位网友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莫言获奖了，看你还不羞愧得钻到地下去！但他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拿某个奖项作为评判艺术作品高下之分的标准。事实上，只有自己心中没有标准的人，才会拿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尤其是拿获某项奖作为标准。
诺奖的确很权威，但并不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就是最好的。《新发现》主编严锋发微博说：“来看看没有得诺奖的作家吧：托尔斯泰、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博尔赫斯、契诃夫、易卜生、亨利詹姆斯、左拉、马克·吐温、昆德拉、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这些不可直视的名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轻易干翻绝大多数获奖者。”
即便在诺贝尔奖最权威的物理界，霍金也没有获奖，爱因斯坦是因为光电效应而非相对论才获奖。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迷信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答案很简单，崇拜权威。他们没有自己的评判，所以才会崇拜权威的评判。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足以建立一套自己的标准，所以只有照搬别人的标准。他们没有自己的尺度，所以只能山寨别人的尺度。仅此而已。
文学本身就是很主观的。《红楼梦》里林黛玉告诫香菱说，千万别学陆放翁，入了那个门，一辈子写诗都脱不了俗气。她甚至还说自己尤其不喜欢李义山，除了“留得枯荷听雨声”这一句。到了林黛玉这个地步，才真正可以谈文学。不然，你充其量知道陆放翁和辛稼轩都是豪放派，都能文能武，都带兵打仗，至于二人作品高下之分，你是说不清楚的。这充其量能叫对文学史有所了解，不能叫对文学有了解。李义山的诗作缠绵悱恻，动人至深，但也正是对文学有深入了解的人、有自己审美观的人，才可能说得出“不喜欢李义山”这样的话来。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取舍，有了一套自己的坐标系。
孔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告诸往而知往者，是学生水平；告诸往而知来者，是先生水平。
人贵在有自己的东西，不然是永远无法立住脚的。
野蛮战胜文明
春秋时期，礼乐制度保存最好的是鲁国，但鲁国很弱小。齐国的礼乐制度比鲁国差点，但国力比鲁国要强大。楚国是南方的蛮貊之邦，礼仪比鲁国、齐国不知差到哪里去了，可它把鲁国灭了。比楚国更加蛮貊的是秦国，而秦国最终兼并六国、统一了天下。这就是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
宋朝很文明，契丹很野蛮，宋朝打不过契丹。女真比契丹更野蛮，打败了契丹。蒙古比女真还要野蛮，打败了女真。明朝很文明，清朝很野蛮，清朝灭了明朝。
佛学中最艰深的是唯识学。《西游记》中唐玄奘去西天拜佛求经，求的就是唯识学，但是唯识大师唐玄奘不仅没有长生不老，而且活到六十二岁就挂了。六十二岁在佛教徒中算是短寿，在唐玄奘之前，梁武帝一边做皇帝一边信佛还活了八十五岁，而且还是饿死的，如果有吃的说不定能活到一百岁。梁武帝虽然信佛但是不懂佛法，以至于修了那么多寺庙却不知道待见达摩，正因为不懂佛法所以才长寿。
民国有两位高僧，太虚和虚云。太虚佛学造诣很深，五十七岁就挂了；虚云佛学方面完全没有建树，一心做和尚，活了一百一十九岁。不仅佛学如此，修道的王重阳，学术水平很高，五十八岁就挂了；张三丰没有学术水平，活了一两百岁。研究《易经》的邵康节，学术水平很高，六十六岁就挂了；陈抟没有学术水平，就是一个睡货，活了一百一十八岁。
上面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学佛、学道，如果以能否延年益寿作为检验标准的话，唐玄奘、邵雍、王重阳、太虚这些大牛都不能及格；而梁武帝、陈抟、张三丰、虚云则水平很高。正如鲁不敌楚，楚不敌秦，宋不敌蒙古，明不敌女真。
为什么宋不敌蒙古、明不敌女真？很简单，打个比方，我当年高考也算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那时候随便把我放到一个考场，我有把握超过十之八九的考生；现在再把我扔进高考考场，十之八九的考生能超过我。这叫做“势”。“势”的背后是“气”，“气”的背后是“数”。势是看得见的，气是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的，数是看不见但是又确实存在的。气数已尽，所以宋朝有岳飞不行，明朝有袁崇焕也不行。
但是，并不是说文明就此完败于野蛮了。
来看另一组数据。秦朝尚武，统一了中国，十五年灭亡。元朝尚武，版图扩张到欧洲，九十八年灭亡。欧洲史上，亚历山大帝国尚武，版图横跨亚非欧，十三年灭亡。汉朝崇文，政权存在四百多年。唐朝崇文，政权存在近三百年。宋朝崇文，政权存在三百多年。
以上数据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谈及宋朝，你随便就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谈到元朝，想半天——元朝有什么东西？唐朝的礼仪风俗，到了五代没有了，到了宋朝又彰显了。宋朝的礼仪风俗，到了元朝没有了，到了明朝又彰显了。而整个历史上，五代没有留下什么，元朝也没有留下什么，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剧情中打了个酱油（打酱油：网络用语。表示与自己无关，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毫不重要的路人。）就不再出现的路人甲。
清入关，逼着汉人剃了头，大兴文字狱，可还是要读四书五经，还是要有科举考试，康熙尊崇程朱，乾隆到孔庙三跪九叩。如果不这样，清朝估计挂得和元朝一样快。清政权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仅康雍乾三朝就占了一半时间以上。过了这三朝，虽然还是清的政权，但汉人的礼仪风俗已经占主导地位。这种经历战乱和朝代更替而不磨灭的礼仪风俗就是文明。
文明很脆弱，一不小心就被野蛮战胜了，很容易就被革了命。但文明有一个特点，就是涅槃重生的能力很强。今天我们去陕西、湖北，是完全看不到当年秦楚遗留下来的痕迹的，除了地下的考古工程。但是去山东，乡里之间，还能感受到一些残存的齐鲁之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这就是对文明最好的诠释。
用诈的古书
今天朋友问我对陈抟说的一句话“乐处生悲，一生辛苦”怎么看，当时我下意识的反应是先问她是不是确定这是陈抟说的。后来我查了下，这句话出自《心相篇》，是伪托陈抟之作，是讲如何从面相、性格来看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虽然是伪托之作，但也相当给力。比如，“小富小贵易盈，前程有限；大富大贵不动，厚福无疆”、“开口说轻生，临大节决然规避；逢人称知己，既深交究竟平常”，这些话都非常到位。再如“欺蔽阴私，纵有荣华儿不享”，一个人靠欺蔽阴私爬上高位，虽然在世时可能没有祸端，但一定不会长久，所以纵然有荣华富贵，最多到了儿子那一代就享受不到了。比如张居正，身为首辅，死后很快被抄家；严嵩位极人臣，后来终于被扳倒。
我为什么下意识的反应是问这句话是不是陈抟说的呢？因为我了解陈抟大概不会写这种东西。而且，写这种文章的人，通常不会把真名留下，所以才假托陈抟。为什么不把真名留下呢？因为这种文章不是什么“好文章”。如果按照今天“好文章”的标准，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叫“好文章”的话，《心相篇》肯定是篇好文章。不过古代的“好文章”不是这么定义，劝人向善的文章才叫好文章，所以像《金瓶梅》这种还不算坏书的书，作者都不好意思属自己名字。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根据性格、面相来推断命运的文章就不是教人向善的文章呢？文章中随处是“处大事不辞劳怨，堪为栋梁之材”之类的话，不也是教人向善吗？
其实那都是表面现象。因为一个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能够改变的不是性格而是气质），所以，这篇文章最直接的用途就是教你怎样察人识人，而且教得相当到位。然而，一篇文章的直接用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用途，最重要的用途是隐藏着的。对于《心相篇》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教你如何隐藏掩饰自己的一言一行而不被人识破。
比如说“处事迟而不急，大器晚成；见机决而能藏，高才早发”，这种话断然不会是儒家正宗门派说出来的。一般人可能看不出来这点，但明白儒道区分的人一定知道，儒家虽然也讲同样的道理，但绝对会换一种表达，而不是“见机决而能藏”这种赤裸裸地教你用诈。
儒家的学说都是告诉你一半，把好的一面告诉你，坏的一面自己体会。
而不是儒学正宗就没有这种忌讳。只要有价值的东西就敢写，不管是教人为善，还是教人权谋。今天有好多畅销书直接教人如何使诈，遗憾的是，那些作者本身手段就不咋地，多半连读者都忽悠不着，比起古代教人使诈的法子差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只是，古代那些教人用诈的东西流传的不多，很多都是口耳相传，不立文字。少数立了文字的作者也不好意思署上自己的名字，故而流传的极少，成为经典的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少，但也有。
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可能是李宗吾的《厚黑学》，不过《厚黑学》还真不太算教人用诈的书。相反，它是把用诈的手段赤裸裸呈现给人看。李宗吾是装流氓，实际上不是流氓。不像今天的人，实际上是流氓，但总要装得完全不像流氓才好，暗地里使尽了各种流氓手段，明面上还至死不渝地、旗帜鲜明地摆出君子的立场。
真正教人用诈的经典算是《孙子兵法》。看这种书，好比一把利刃操在手中，初衷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但要保护自己，就难免伤到他人。而且，利刃在手，不伤人必伤己。好在《孙子兵法》开章明义，说明“兵者诡道也”，大大方方坦坦率率地表明这本书是教人用诈的。而且，《孙子兵法》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就战争论战争，不谈别的。
还有比《孙子兵法》手段更高的用诈宝典——《鬼谷子》。和《孙子兵法》相比，《鬼谷子》就不算技术流了，它不是讲战争，也不是讲外交，就是讲如何玩权谋。什么战争、外交，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尔虞我诈而已。《鬼谷子》就权谋论权谋，如何阴别人、诈别人，讲得头头是道。虽然《鬼谷子》这本书已经是纵横家学说中的糟粕皮毛部分（最精髓的那部分是无法用文字流传下来的，这个道理《庄子》中讲过了），但懂其一二，就有如在权谋之术的修炼上打通了任督二脉，已经足以让权谋爱好者们玩得转吃得开了。看看苏秦、张仪这些人怎么用诈便可知了。
不过，《鬼谷子》还不是最经典的。还有一本书，《鬼谷子》和它相比也只能沦为“技术流”。这本书是真正的思想层面上的“用诈宣言”。完全不谈技术，只谈思想。这本教人用诈的爷爷级经典名字却叫做《道德经》，还有一个名字，叫《老子》。
我们总是说“老庄”，《老子》和《庄子》看似相近，实则有着天壤之别。《庄子》是完全讲“逍遥自在”的人生体验，是真正的“无为”；而《老子》，看似讲“清静无为”，实则是教人用诈。
《老子》书中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它讲“不争”并不是真的不想争，而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争到其他所有人的前面去。《老子》讲“夫唯不居，故莫能去”，说到底，并不是真的不想要，“不居”正是维系“不去”的手段。这就叫做“阴”。
儒家懂不懂这个道理呢？儒家当然懂。但是儒学正宗从来不讲这些东西，也从来不这么教人。陈抟是道家，但陈抟是宗《庄子》一派，所以，《心相篇》也断然不会是陈抟所写。司马迁是儒家，他把这点看得很明白，他写《史记》是把老子和韩非的列传放在一起的。《韩非子》是教人用诈，只是《韩非子》是明着来，所以《韩非子》是法家；《老子》也是教人用诈，但《老子》是暗着来，所以《老子》是道家。所谓“黄老学说”，表面上是提倡“无为而治”，其实“无为”只是手段，背地里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为什么说儒家当然懂这些道理呢？《老子》成书于战国之后，《春秋》成书于战国之前。《春秋》是孔子删述的，《春秋》开篇隐公元年第二件事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但是孔子删述的《春秋经》是不讲怎么个“克”法，而左丘明在他的《左氏传》里详细记载了这事：
段是郑伯的弟弟。段做了第一件对不起郑伯的事，郑伯说没事。段又做了第二件对不起郑伯的事，郑伯还说没事。于是段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过分，越来越得寸进尺。郑伯看似很宽容，但其实不是宽容，是纵容。所谓纵容，就是在你犯小错误的时候，我当做没看见，引诱你犯中等错误；当你犯了中等错误的时候，我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引诱你犯严重错误；等你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好，我开始下手，彻底搞垮你，而且一招致命不得翻身。这就是郑伯说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好一个“子姑待之”。“子姑待之”就是等着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来，所以，一开始不会那么轻易吃掉你。这就是“使阴招”。
儒家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却避而不谈呢？因为利刃在手，不伤己即伤人，所以要把它藏起来。
又回到《天龙八部》中的那段经典——为什么少林寺有七十二绝技却要把它藏起来呢？因为武功是用来杀人的，而佛法才是用来救人的。
还有一段经典场面——小和尚虚竹在少林寺打败吐蕃国师鸠摩智，看似使的是少林拳法，其实使的是小无相功。
就像岳不群，看似君子剑，其实是个大流氓。
蒲松龄的《狼》说得好：“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史笔马赛克后的隐晦基情（基情：超越一般友情但又未达到同性爱情的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同性间微秒的情愫。）
钱穆小学时喜读《水浒》，吕思勉老师听说后问了他《水浒》里面的几段故事，钱穆对答如流。吕思勉笑道，你只读大字不读小字吧？钱穆十分惊讶，回家读了小字之后冷汗直流羞愧不已。
读史也是这样，只是史书没有小字给你读，你得慢慢体会揣摩。从孔老夫子笔削春秋那一刻就注定了正史都是打过马赛克的，只有“骑兵”没有“步兵”，背后删掉的故事需要你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静静体会才能略微窥知一二。想象力、八卦天分、逻辑推理，三者缺一都无法读出正史的玄妙之处。譬如嵇康给山涛写了一篇绝交书，若据此以为这对基友（基友：本词原指男同性恋，但现在含义有所延伸，还常用于对关系很好的好友的称呼。）就这么掰了，那真是幼稚之极。不过此篇文章讨论的并不是山涛、嵇康这对基友，而是另一对基友：姜维和钟会。
所有的正史都说姜维是假投降。这有证据，也有疑问。证据有二：一，姜维投降钟会后，劝他把手下那些魏国将领都杀了；二，他给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密信，让他暂时忍辱负重。站在假投降的立场上，这两点的心理动机都说得通：钟会有反司马昭的心，姜维刚好借机劝他杀掉北来诸将，然后姜维再把钟会干掉，蜀汉就可以恢复了。
但是第二点有个很大的疑问。姜维有这个小算盘为什么要告诉刘禅？当时姜维身在钟会帐下，刘禅已经归降魏朝，两人有没有通信的可能？这点存在很大疑问，吕思勉也指出过：对刘禅那样的人，告诉他不仅没用，反而只会增加泄密的可能。但吕思勉只提出疑问没有给出答案，他说这也可信，毕竟姜维不是轻易降敌的人。
对此我思考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密信，可能是姜维和钟会合演的双簧。
首先，如果是假投降，钟会不可能完全觉察不到，钟会是非常有心机的人。其次，姜维劝钟会杀掉他手下那些北来诸将有点假得过于明显，以钟会的智商，不可能单凭一个降将的建议就把自己手下的人都给弄死。钟会既然这么做了，只能说明他本来就想把北来诸将杀掉，因为他手下那些将领都是司马昭的人。虽然如此，这建议也不该由姜维来提，姜维出面建议钟会杀掉自己手下，那是赤裸裸的反间。而且，姜维也一定知道即便他不建议，钟会自己也会杀掉北来诸将，那么他的建议不仅多此一举还会引起钟会的怀疑。
看看姜维投降的动机。姜维当然是不愿轻易投降的——太丢面子了。但事实上，刘禅对姜维没什么恩典。之前姜维要杀掉太监黄皓，刘禅使劲护着。黄皓在成都爪牙众多，以至于后来姜维都不敢回成都，怕被黄皓陷害。姜维是诸葛亮的学生，诸葛亮对刘禅都很看不惯，在《出师表》中的口气充分表明一切。姜维本不愿投降，是刘禅先投降了，成都的文武百官也都投降了，然后刘禅亲自给姜维写信让他投降，当时姜维手下将士激愤之至，拔刀斫地。所以，姜维在投降钟会之前也算是对蜀汉王朝仁至义尽了。
其实真投降假投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姜维后来做出假投降的姿态钟会是不是知道，这才是关键。正史中明确了三点：一，钟会和姜维“情好欢甚，出则同举，坐则同席”；二，“钟会内有异志，姜维知之”；三，姜维这样劝过钟会：你已经平定蜀汉，功高震主，不如效法陶朱公全身而退，还能保住功绩。这三点明确透露了姜维和钟会非同寻常的亲密伙伴关系。一开始我以为，姜维既然是假投降，明知道钟会要反司马昭，所以就故意劝钟会效法陶朱公以消除钟会疑心，真可谓演技高超，腹黑之极。但是这么推测的话后来的故事就解释得很有疑问，仔细思索后我觉得，姜维说的可能是真心话。
钥匙就是姜维给刘禅的密信。按说这封密信已无必要——刘禅已经投降了，知道这事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关键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姜维和刘禅居然能够秘密通信，而且密信的内容还流传了出来，记入史书，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钟会是知道这事的。再说白一点，钟会和姜维是故意要让别人知道有密信这回事的。
密信之事对姜维有没有什么好处不清楚，可能最大好处就是让刘禅知道姜维还心存汉室。问题是当时蜀汉已经覆亡，刘禅马上就要被送往洛阳，借用那英的一句歌词来说，“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那么，密信之事对于钟会有什么影响呢？看似很坏，实则很好。可能有少数密探知道姜维是假投降，潜伏在钟会手下，钟会的脑袋随时就有可能掉。对，钟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先看背景。司马昭当初派三路人马伐蜀，钟会领十余万人，邓艾和诸葛绪各领三万人，后来诸葛绪被钟会囚车遣返了，邓艾也被钟会羁押起来了，钟会一人独领十多万大军在西南，掌握了魏国兵力的一半。当初钟会还是个小官的时候，司马昭的夫人就说过，钟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钟会出兵之前，邵悌也对司马昭说：“让钟会带这么多兵伐蜀恐怕有危险，不如换其他人。”司马昭说：“你不用担心，钟会如果作恶只会自己灭族。”言外之意就是，正是因为钟会危险，才派他去伐蜀。不仅钟会如此，司马昭也不喜欢邓艾，所以派他和钟会一起去伐蜀。
邓艾偷袭拿下成都是自己的计谋，并不是上级司马昭的指示。而且当时在江油时邓艾其实已是瓮中之鳖，刘禅若抵抗死守，邓艾极可能会败，邓艾九死一生人品爆发才降了刘禅。刘禅受降之后，司马昭就让钟会囚了邓艾。钟会囚了邓艾之后独领十多万兵马在四川，看似功高天下，实则岌岌可危。所以，姜维假投降的小道消息如果传到司马昭耳朵里，钟会就安全多了——司马昭知道钟会身边有颗定时炸弹，就没那么担心钟会谋反了。我想，这正是姜维要给刘禅密信的最大目的——不是掩人耳目，而是走漏消息。
也许这个消息没有走漏到司马昭那里去，也许司马昭知道了但没有上当。司马昭命钟会收邓艾的时候，自己独领十万兵士从洛阳到长安。邵悌说：“钟会的兵马是邓艾的五六倍，拿下邓艾是必然的，你没有必要亲自到长安。”司马昭说：“你忘了钟会出兵之前你说的话了吗？说过的话心里有数就行，不必声张。”此刻，钟会正打算让降将姜维做先锋领五万兵马出斜谷，自己领大军紧随其后入长安，而后顺渭水下黄河，五日可到孟津，再与骑兵会合洛阳，这样天下可定。突然接到司马昭的来信：“我恐怕邓艾不就征，已经派贾充带了一万步骑兵到斜谷，屯兵乐城，我自己带了十万兵马在长安等候，咱们马上就能相会了。”钟会大惊失色。
此时，钟会只有留守四川，姜维告诉他当务之急是先下手为强，把手下的北来诸将杀掉，那些都是司马昭的人。钟会打算听姜维的，但仍然犹豫不决。姜维是不是小内（内奸）不得而知，但钟会手下却出了一个小内，此人叫丘建，他泄密了，一夜之间北兵尽知钟会要坑杀自己，于是擂鼓攻城，矢下如雨，姜维和钟会冲杀其中，被乱刀砍死。
回看整个故事，司马昭果然在下一盘大棋。西南为坤，坤为夷，夷为伤。钟、邓出兵之前，有人问陈寔：“钟、邓其平蜀乎？”陈寔说：“破蜀必矣，而皆不还。”李太白有诗云：“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姜维和钟会就这么死了。钟会的动机很明确，就是要反司马昭。因为钟会的父亲大书法家钟繇是帮魏武帝曹操镇守关中的，受魏朝恩典很深。司马昭反曹魏，钟会自然要反司马昭。但姜维究竟是否假投降钟会，要伺机取他人头恢复蜀汉江山就是个未知数了。在他的真正行藏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时候，就和钟会一起被砍死了。虽然如此，从刘禅如何对待姜维，以及姜维与钟会各自的行为来看，我想姜维也许心里存在矛盾，或者搞不清楚人生方向，或者计划赶不上变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他和钟会之间确实是存在感情的。
我能想象，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营帐中一盏微弱的烛光在吹透帘幕的夜风中闪烁不定。两个人正在低声密谈，他们是姜维和钟会。至于密谈的内容是什么，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只有云知道。可惜当时没有云储存，所以今天我们只有透过史笔的马赛克来窥视这段基情。
最后补充一句，马赛克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
胡军版的萧峰太残忍
提到电视剧《天龙八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7年TVB版黄日华饰演萧峰的那部。这可能是我的青春情结，我最早看的《天龙八部》就是这部片子，后来才看原著，而且当时又正好是我最痴迷武侠的年龄。一句话，在合适的时机遇见了合适的剧，所以喜欢得一发不可收拾。
有人是先看2003年张纪中版的，回头再看TVB版，就觉得TVB版太土了。论镜头、画面、特技，TVB版显然不能和张纪中版相比。作为武侠片，武打场景很重要，TVB版在这方面显得没那么好“看”。
似乎金庸说过这样一句话：“武侠”的重点不是“武”，而是“侠”。在诠释侠骨柔情、人物性格方面，我认为TVB版对“武侠”二字的理解远比张纪中版到位。
仅以萧峰这个角色，简单说说为什么张纪中版对“武侠”二字理解逊色。
杏子林那段之前，一群丐帮弟子被人打残了，奄奄一息。这时候胡军版的萧峰飞了过来，抓住一名乞丐的衣领喝道：“快说！是谁干的！人去哪儿了！”
这是萧峰吗？自己的兄弟受伤要挂了，第一句话不问兄弟伤得怎样，而问是谁干的。《论语》中讲过一个故事，孔子听说马厩失火后，只问人怎么样，不问马。胡军版的萧峰第一反应不是想着救人，而是想着报仇，完全不问兄弟的死活，这显得太残忍无情，失去了基本的侠义心肠。
杏子林中，胡军版的萧峰向段誉介绍丐帮的诸位长老，萧峰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丐帮的几个重要人物。”
太搞笑了！假如萧峰不是帮主，地位比各位长老低，这么说就没有什么不妥。可萧峰既然是一帮之主，把本帮长老称为“重要人物”，就好比主人对客人说：看看我家的这些名牌家具！显然不太合适。
古代人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妻子时会用“拙荆”一词，以示自谦，并没有贬抑妻子的意思，因为古代一家之主通常是男人。今天男女平等，这么介绍就不合适了。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也可以在闺蜜面前介绍自己老公为“家佣”，调侃之意，并无不可。“拙”意指自己拙，并不是老婆拙，自己写的文章，也叫“拙著”。但是有些人太傻，在向朋友介绍自己老师的时候，说“拙师”，这就闹笑话了。老师是尊长，老师介绍徒弟可以说“顽徒”，但徒弟介绍师父不能说“拙师”。老师可以代表徒弟，但徒弟不能代表老师。
萧峰既然是丐帮之主，把本帮长老叫做“重要人物”，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是比重要人物还要重要的人物。更搞笑的是，萧峰还对段誉说某长老威震江湖的时候小弟你还没出生呢，这就太不谦逊了。连基本的礼仪问对都不及格，居然能成为丐帮帮主，实在搞笑。
还是杏子林中，萧峰为丐帮兄弟两肋插刀。为什么刀要插在两“肋”上而不能插错地方呢？这是解剖学原理规定的，插错地方失血过多就“嗝屁”了。虽然也可以插到屁股上、大腿上，但那样太有碍观瞻，反倒影响英雄气概。为追求良好的视觉效果又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插到肋上是最佳做法。黄日华版萧峰没有插错地方，胡军版的萧峰却插错了，腰上、小腹上都插了刀，然后血就哗啦啦地往下流——我看得心里都在默默滴血。关键是，血流了半天人还屹立不倒。我不得不感叹胡军版的萧峰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给阿朱讲故事那段。萧峰讲了一个七岁小孩杀郎中的故事，阿朱本能地说未免太残忍。胡军版的萧峰立马就暴跳了起来，怒目圆睁大喝一声：“你说什么！”看到这我都被吓住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平时伪装得对女朋友百般呵护的好男人，可一不小心还是露出了自己狂躁的暴力倾向。这种男人怎么可以托付终身呢？
我印象中，黄日华版的萧峰，听到这里，心里一惊，愀然色变，怔讶不语。这才表演得到位啊。当时萧峰正迷惘自己的身世，感到自己冤枉但又对诸种谜团疑惑不解，但他始终有一种内省的功夫，凡事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考虑是不是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从而招致他人的误会，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必定正确无疑。
胡军版萧峰的表现，透露出了他下意识在时时刻刻提防、戒备别人，无论这个人是谁，哪怕是爱他的弱女子。而黄日华版的萧峰，听到阿朱的那句话，心中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内心的震动绝对不是暴跳、咆哮。
暴跳和咆哮，恰恰使之失去了一个“侠之大者”应有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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