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狄飞安排温振海去秘密调查后，马上又叫来另外几名调查科的侦查员，让他们从接收下来的敌伪档案中查找线索。就在温振海见到那个歪躺在床上的老头时，这边的同志也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1927年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一份关于授奖晋级的档案里发现了吴郁文的名字。吴郁文当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因在调查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中有功，与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受到张作霖的特别奖赏，陈兴亚被授予陆军中将，吴郁文也晋升陆军中将衔，并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其他参与这个行动的军警分别被授予二至六等文虎勋章、晋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三至五级嘉禾章等。

    吴郁文和陈兴亚他们当时绝想不到，他们的受奖名册、证书，会成为日后审判他们罪恶的证据。

    为了充分掌握证据，狄飞又组织人力，提审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有血债的旧警和中统、军统特务分子，他们证实了吴郁文有两个别名：吴博斋、吴博哉，提供了吴郁文的照片，并揭发了吴郁文的累累罪恶。

    1905年，吴郁文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警察的学校。1911年6月回国，先后任京师宪兵司令部上校一等副官、东北宪兵教练处教育长兼奉天戒严司令部缉探队队长、京师警察总监署侦缉处长。投靠蒋介石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宪兵教导总队上校总队副、北平警察局保安警察第一队队长等职。期间，吴郁文参与了大量捕杀、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其中尤以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突出，他亲自指挥保安警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镇压爱国学生，先后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及爱国青年共十四名，送交日寇宪兵队及京、津伪法院处理，其中有两名学生党员惨遭杀害。

    案情汇报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那里，彭真同志认为，证据确凿，又罪大恶极，应该立即抓捕吴郁文。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吴郁文已经那么老了，并且一条腿还残废了，就算抓了他，也活不了几年了，彭真斩钉截铁地说：“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也得抓，这是要把反动历史颠倒过来！”

    彭真同志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他说，李大钊被害是历史案件，必然涉及不少当年在京师警察厅供职的人，应该抓主要人物，小兵小卒就不要抓了。于是，最后确定抓获四名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中。

    1951年6月20日，一辆绿色吉普车停在了旧鼓楼大街四号院前。执行科科长杨永宣带着几名同志走进了院子。温振海密查的那个老头依然歪躺在床上，见进来几个警察，他立即明白了什么，费劲地直起身。

    “你是吴郁文吗？”杨永宣问。

    “是。”吴郁文毫无表情，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现在逮捕你！”杨永宣正色道。

    “可是我走不了路。”吴郁文仍旧毫无表情。

    “那也得跟我们走！”杨永宣说完，和几名民警一起，连架带托，把吴郁文弄到车上。

    吴郁文许是明白，他欠下革命先驱李大钊以及其他十九位革命志士的血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所以，到了侦查处后，他把策划、实施抓捕李大钊等人的经过都详详细细地供了出来。

    吴郁文的归案，使二十四年间不为人知的逮捕谋杀李大钊等人行动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四个主要凶手刚抓到了一个，另外三个的调查任务自然又落到了温振海身上。温振海感到压力不小，正在这时，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主动投案自首了。

    北京解放后，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始后，蒲志中深知自己过去的罪孽，整日坐卧不安，怕被人民群众揭发出来后镇压，他的惊恐被孙女察觉了。

    北京刚解放时，蒲志中的孙女还是燕京大学的大学生，因为公安局缺干部，北京市委组织部就把她分配到公安局工作。报到后，她努力认真地工作，进步很快，深得领导信任。1949年5月毛主席第一次进北平城看戏时，领导特意派她给毛主席当警卫。她发现祖父整天心事重重的，联想到祖父解放前曾在旧警察机关就职，就询问原因，祖父说自己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时，审讯过李大钊，她听后大吃一惊，然后果断地说：“你必须去自首！”接着就带着祖父到了位于王佐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投案自首。

    事情汇报到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那里，罗部长决定，对这样罪行深重的历史罪人，就算他投案了，也应该抓起来。但汇报到北京市委那里，彭真和刘仁同志都认为，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应该抓蒲志中，但是我们党有政策，有自首情节的，就不能再抓了。于是蒲志中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后，没被收监。

    四个主要凶手到案了一半，温振海满怀信心地开始查找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和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这两个人可比找吴郁文复杂多了。温振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找遍了京城各个角落，最后得知这两个人都在解放初期逃离北京，去了上海。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接待他的同志告诉他一个喜讯：“镇反开始后，陈兴亚被群众揭发出来，不久前已经被我们抓获了，正在审理中。”接待他的民警还说，除了抓获陈兴亚以外，上海市公安局还抓获了杀害李大钊的另一个帮凶——王振南。

    李大钊等十九人被捕时，王振南担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积极参与了杀害李大钊等人的阴谋，他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分，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人死刑。另外，王振南1931年担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这些青年作家交给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

    但是对于雷恒成，上海方面却一点儿不掌握情况。温振海打电话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狄飞处长，狄飞请示局领导后，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雷恒成的罪行和目前调查情况，请上海方面展开调查，北京方面也同时加紧调查，两方互通信息，以尽快将雷恒成缉拿归案。

    上海市公安局组成了专门力量投入了查找雷恒成的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10月，终于在上海重庆北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抓住了化名藏匿的雷恒成，在交代了参与抓捕李大钊等人行动后的1953年4月26日，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王振南也在雷恒成之前，被判处死刑枪毙。

    在此案中罪行最严重的吴郁文，因为被捕前就患病，虽被判处了死刑，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马上执行死刑，而是先为他治病。但是因为其久病床上，并且年事已高，1953年5月17日死在看守所里。

    至此，在逮捕杀害李大钊事件中充当急先锋的几名主要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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