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扭……”大铁门的开启声，撕破了这个狭长巷子里的安静。一辆轿车匆忙驶入荷兰使馆的大门。车上下来的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迎接吴晋的是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吴晋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前来秘访欧登科的。
当年，北京政局在北伐军势如破竹般占领长江以南半壁江山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实际上陷于无政府状态。就在北洋政府的生死关头，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脱离北洋政府，并背弃同冯玉祥商定的“奉军不得入关”的诺言，举兵入关，抵达天津。由于当时只有兵多、械精、饷足的奉系能够与革命军一战，所以，张作霖入津后便被推举为北洋军阀的最高统帅，就任安国军总司令，1926年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专车入京，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
吴晋与欧登科秘密接洽后，匆匆离开荷兰使馆。
两个小时后，平素只有金发碧眼外国人的东交民巷里，突然涌进三百多名中国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领头的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
昨天夜里，在张作霖密授下，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总务处长王铁铮、督察处长邢砥中、行政处科长吉世安、内一区署长祝瑞麟、宪兵队长傅长瑞、保警处负责人等，在京师警察厅会议室内制定了查抄范围：“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共产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
同时，吴郁文以京师警察总监署的名义拟定了公函：“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内密存大枪两千支……准予派武装警察进入搜捕，届时不要阻拦和干涉搜捕行动。”由工部局通知了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
接着，组成行动总指挥部，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宣布：“在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有效指挥调动下，藏匿于俄使馆兵营内之共产党机关情况业已查明，行动在即。因匿于俄馆兵营之共党分子不在少数，故需兵力如下：侦缉处派出二百人，内一区警署抽一百人，保警处抽一百四十人，宪兵队抽一百人。行动时，除去苏联人及妇女，苏联使馆内之中国人，一律抓住带回审问。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特组织总指挥部，以确保抓捕行动大获成功。我宣布：侦缉处长吴郁文任行动总指挥官，督察处邢砥中任副指挥官。各路人马一律听从吴总指挥官的统一调遣。现在由行动总指挥官吴郁文分派任务。”
吴郁文站了起来，将绘制的俄国兵营的地图铺开：“已经查明，共党机关均在俄兵营北楼内，李大钊一家在兵营路西的一洋房里。南楼是第三国际办公地点。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北楼内的所有房间以及共党首领李大钊住的洋房，除洋人外，兵营内所有国人都在抓捕之列。会后十二个行动小组组长各自拿取一份地图，明日照图索人。”
吴郁文向荷兰公使欧登科递交了亲自拟定的公函，公函称：“近来，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
欧登科浏览了一下公文。其实，不必看他也早就清楚了，吴晋清晨秘访的内容，比公文上的事细致得多。不仅如此，应张作霖的请求，两天前的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对查抄躲避在苏联使馆内的共产党人一事达成了一致：“此乃中国内政之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欧登科代表使馆公使团在公文上签了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吴郁文手一挥，三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分头散开。少部分人到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子赔款委员会搜查，而绝大多数军警都目的明确地直奔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的大门紧闭，吴郁文的手又一挥，有人上前用力敲打大铁门。无人应答，吴郁文的手又挥动了一下，十个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击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高声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枪声未落大门被撞开，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涌而进。吴郁文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一指西院门口，军警们又扑向了西院——苏联使馆也并非目的，目的是使馆西院的俄国旧兵营，因为那里面住着一年前搬进来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机关，这两个机关的负责人是李大钊。
李大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国民党北方组织的开拓者。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滔滔的古滦河之滨的大黑坨村。母亲生下这个遗腹子不久，就谢世了，他由穷困潦倒而又年迈的祖父养大。他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极其深得的年代。1913年，他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1917年10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上下求索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指明了另一条路。李大钊写了大量的篇章，向国人介绍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等，成为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年二十八岁。在当时的北大，有人曾经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请学生们写出自己最崇敬的中外人物，年轻的教授李大钊被排在第九位，在他前面的还有列宁、孙中山等人。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话是不能说的，但这是历史。
从1920年年初开始，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议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只有五十名共产党员。1924年，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月，发生了北京政变，中国政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回到中国。这时，冯玉祥已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因为孙中山不能马上到北京，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琪瑞达成一致，组成了由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的执政府。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时刻，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此时，在南方，北伐运动如火如荼。在北方，李大钊为了争取团结和改造冯玉祥的军队，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地带，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1926年3月18日，五千余人集会天安门广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李大钊率领集会群众，游行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决定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门前血流遍地，四十七人死于军警的枪口下，二百多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段祺瑞出席了内阁会议，决定通缉李大钊等人：“今天以来，徐谦、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决定对他们“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
段祺瑞政府对李大钊等人发出通缉令的同时，派出大批军警及暗探寻找李大钊的下落，对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及国民党市党部机关进行监视。李大钊等人考虑旧办公机关已不适宜再使用，经过再三斟酌，把北方区委大量年轻同志调离了北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3月下旬，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原俄国兵营内。于是，俄国兵营成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李大钊在这里向党中央写下了大量的工作汇报和设想，继续做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工作，为组织“首都革命”积蓄力量。
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李大钊的革命行动必然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和害怕，加之他得到“获悉苏联大使馆武官室胡人企图颠覆奉系统治”的情报，于是与东交民巷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八国使团达成默契，合谋制造了搜查苏联大使馆的罪恶阴谋。
枪声，加上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军警，旧兵营院子里顿时乱了起来。国共两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不堪束手被擒，试图逃离，但因为院里院外都层层设有军警，大家相继落入魔爪。
枪声响时，李大钊正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办公，大女儿李星华坐在父亲办公室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大钊的夫人赵纫兰领着小女儿在苏联使馆院子里散步。小星华放下报纸扑进父亲的怀里，李大钊放下手中的笔，拉开抽屉，从中取出一支手枪，握紧。
近期以来，兵营发生了许多异常情况，先是交通员失踪，接着是一名工友下落不明，门口还经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探头探脑。为防意外，苏联使馆的同志特意送给李大钊一支手枪，并教会他使用，还承诺，如遇有必要，苏联使馆还可以借给他们武器自卫。
“星儿，不要怕，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
李大钊牵着女儿的手走出办公室。工作人员们匆忙躲藏着，混乱中，吴郁文高喊：“不要放走一个！”
李大钊拉着女儿快步走进兵营北楼二层靠东的一个套间里，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腿边，握着那把手枪，一句话不说。
不多时，楼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然后是上楼的皮鞋声。听声音，来的人不少，小星华的心怦怦地跳，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吴郁文的吼声传到李大钊和女儿耳中。“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父亲和我。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
侦缉处长吴郁文走到李大钊跟前：“如果敝人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李大钊先生吧？”
“对，我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坦然、平静地回答。
“好，那就委屈一下李先生了，请跟我们到警察署吧！”吴郁文的话虽然显得彬彬有礼，但声音却带着阴森和狠毒。
有人上来，把李大钊全身上下搜了一遍，然后捆绑上，簇拥着下楼。临下楼时，李大钊回身无言地看了一眼女儿。
李大钊并不质问这些人为什么要抓他，也不反抗，从这兴师动众的架式上，李大钊已经感到，和这些军阀的爪牙没什么道理可讲，奉军带着杀气刚进北京城，就逮捕了《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因为邵飘萍和自己一样，痛恨帝国主义与军阀，揭露军阀的恶行，段祺瑞政府和张作霖没法不仇视他们。
李大钊被押走后，小星华也被捆住胳膊，被警察拉着，送进了京师警察总署。在这里，星华看见了母亲和妹妹。母亲一见星华，刚要哭喊，却瞬间止住，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母女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
军警们共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国共北方革命党人三十多名，以及李大钊的妻子纫兰及女儿李星华、李艳华，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等。另外还有拦阻搜查的甘布克等十五名苏联使馆工作人员。
军警们是有备而来的，把旧兵营里的人都抓走后，仍不罢手，挖地三尺地搜查，从上午十点二十分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在国共两党北方机关住地搜出了一些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文件、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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