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是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打来的。
“吴处长，北郊警察区发现了共产党的案子，你马上派人过去帮助审理。”
吴郁文马上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去协助。王景有和杨恩华到了北郊警察区署，见区署的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这个人是北郊区署北苑分署的警察在北苑西南一个村子的东口抓到的，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印刷品。由于经不住拷打，这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共北平市党部的交通员，叫李大成，并供出了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的名字。
那时，共产党案是大要案，凡是破获共党案的警察，都会加官晋级，所以，王景有和杨恩华马上把情况汇报给了吴郁文。吴郁文当然明白其中的“油水”，命令王景有和杨恩华立即逮捕中共北苑支部那个负责人，严加审讯。结果，这个负责人也招供了。
吴郁文感到那个交通员和中共北苑支部负责人身上还有油水可榨，命令王景有和杨恩华把两个“共党分子”押回位于前门内顺城街的警察总署司法处，由吴郁文和司法处长蒲志中亲自审讯。吴郁文对交通员李大成说：“你如果给我们帮忙，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还能继续给李大钊当交通员。好好想一想吧，是合作还是抗拒。合作呢，大家都有好处，不合作呢，一条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酷刑加上利诱，李大成的骨头软了，答应与吴郁文合作。吴郁文给他规定，以后每次从兵营里出来送信时，先给吴郁文打电话，确定与吴郁文派的特务的见面的地点。特务把信拆开，如果是信函，就将内容全部抄录下来；如果是多件印刷品，就抽出一份，如果是一份，就誉写下来。根据信件内容的重要程度，酌量给李大成奖金。
那以后，李大成每次出去送信，都有吴郁文派来的特务拆检信件，一直到李大钊被捕之前。万幸的是，被李大成出卖的信件并没有太重要的内容，大都是给北京各学校党总支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被截留下来的《政治生活》和信件等，都被吴郁文供给总监陈兴亚，陈兴亚再供给军阀。
李大成还把中共北京市党部干部李渤海出卖给了吴郁文。吴郁文当即打电话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带队去抓人。在西城区西斜街李渤海的住地逮捕了他。开始李渤海很刚强，但受过数次酷刑后，又加上陈兴亚和吴郁文的软硬兼施，终于屈膝当了叛徒，把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北方机关在苏联旧兵营办公的情报提供给了吴郁文。陈兴亚认为李渤海还有利用价值，就任命为京师警察总署调查员，专门刺探中共情报，向吴郁文汇报。李渤海果然卖力，先是致使中国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马千里被捕，接着，招致中共北京市党部的总交通员黄某被捕，并出卖了中共北京市党部秘书游尚义、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善南等七名中共党员，杨善南被杀害，另外六人入狱。
另外，吴郁文还根据李大成描述的旧兵营内详细情况，动手绘制了一张“详图”。图上标明：国共两党机关设在兵营北楼；南楼是苏联第三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李大钊及眷属住在旧兵营路西的洋房内。逮捕李大钊时，军警就是根据吴郁文画的这张图行动的。
1927年3月下旬，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把李大钊藏在苏联使馆旧兵营的情况报告给了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李大钊是北洋政府通缉的共党首领。并且，北洋政府从情报上得知苏联人正通过在华的合法机构进行大量活动，所以，主张搜查苏联使馆，捉拿李大钊等革命党人。
此时的张作霖也接到了日本使馆提供的情报，“苏联兵营常有可疑人进进出出的，疑是中共革命党”，与“企图颠覆奉系统治”有关。张作霖立即向使馆领袖公使欧登科提出查抄苏联使馆、抓捕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一面派自己的外交次长吴晋与使馆区领袖公使欧登科秘密接触，一面亲自遍访列强驻华使馆，“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求“共同反赤”，以寻求列强的支持。
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举行秘密会议说：“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四千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帝国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并授权领袖公使欧登科主持安排。
从表面上看，是奉系军阀单方制造了这起事件，但透过现象不难看出，出于策动反苏反共逆流的共同目的，列强驻华公使们不仅与奉军沆瀣一气，还实际参与并策划了查抄苏联使馆的阴谋和行动。苏联史学界一向认为：“这起袭击事件是英、美两国策划和领导的。”事实上，法、日公使对此应负首要责任。李大钊避居苏联旧兵营，最初是由法国公使馆传出的。当时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各国使馆的仆役私下都有来往。李大钊避居苏联兵营时，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报告给法国公使。法国公使又与日本使馆进行联系，日本使馆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张作霖。
所以，震惊中外的查抄苏联大使馆的事件绝非孤立偶然的。它是国内外反动派共同导演的一出恶毒闹剧，这一事件构成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国际反苏反共政局中罪孽深重的一幕。
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在中国大地开始了，血雨腥风从上海开始，淹没了1927年中国的春天。台湾历史学家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洋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李大钊的被捕，坚定了蒋介石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决心，加速了国共分裂的步伐。大革命的失败，又促使张作霖对李大钊等革命党人举起屠刀。张作霖曾发电报征询张宗昌等人的意见。张宗昌复电中说：“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蒋介石也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被杀害后，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形象地揭露了蒋介石、奉系军阀和使馆界的帝国主义分子共同一根绳索，绞杀李大钊等人的卑劣行径。
六、连反动派也不得不钦佩李大钊
北京《晨报》、《平报》在李大钊被捕的次日，分别以“东交民巷空前事件”、“昨日军警在东交民巷庚款委员会内搜捕共产党人”、“李大钊及其女均被捕获”等为题，对反动军阀政府派大批军警进入外国使馆区抓人的罪行作了详尽的报道。
随后，国内外报纸争先登载了这一史无前例的特大事件，一时间，声讨控诉的浪潮直指奉军，社会各界都在寻找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北大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长们联名保他；国立、私立二十五所学校要求将案件移交法庭办理；做过政府教育部长和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前往奉系二号人物杨宇霆处说情；杨度也四处活动；杨宇霆与张大帅的另位高参、后来当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任沈阳市长的汉奸赵伯欣也认为，“思想犯与廉耻情形不同，主张取宽大主义”；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亲耳听同监室的一位女犯告诉她，“舆论很多是站在父亲方面，甚至最反动的报纸也不得不虚伪地对父亲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有的劝告当局不要对这样一个人轻易处置；有的主张立即释放；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让他在监狱里写作。”
苏联国内也爆发了抗议活动，4月9日上午，莫斯科人民在中国驻苏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当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驻苏代办，决定撤回驻京大使。12日，莫斯科数十万劳动者举行游行示威。被拘捕的甘布克等十五名苏联使馆人员用绝食来抗议。
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在军阀授意下，由北洋军阀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法处、警察总监署、宪兵司令部、京师法院、高等审判厅内政、外交等方面组成了特别法庭，审理该案，直至李大钊被害前，特别法庭几次对李大钊等人进行了会审。
在李大钊被捕的当天，敌人就开始了审讯。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北京《晨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陷囹圄的李大钊利用“供词”这个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把敌人的法庭当作阵地，来申明党的立场，揭露军阀罪行，宣传革命主张。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着一批尚未公布过的有关李大钊的档案史料。尤以李大钊狱中自述更显重要。他在狱中写的自述，回顾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心，阐明了革命的纲领。过去这部分未公开的“狱中供词”曾被有些人认为是“没有英雄色彩”。
李大钊狱中自述中，有两份是京师警察厅在审讯过程中向军阀执政当局上报的李大钊供词要点。因为是上报材料，所以有些程序性的和次要的问话和答词被省掉了。但是，又因为是要点，所以主要内容和词句则保留了原来的面貌。李大钊在供词中，系统地阐述了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的纲领，国民党内两派和国共关系，共产党的主张及其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同时也涉及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
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之所以被长期封存，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使得一些人对革命者在敌人法庭上应当采取的态度，产生过不少混乱的认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着一种以样板戏中艺术化的形象来衡量历史人物的风气。似乎革命者在敌人法庭上只能是昂首挺胸，一口一个“不知道”，或者怒斥一通，才算得是“英雄好汉”，否则就是“懦夫叛徒”。
2000年，笔者参加筹备北京警察博物馆时，到处搜集有关李大钊的档案等资料，总觉得公开的李大钊历史档案中，缺少他在狱中的笔录，一位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老同志乘一旁无人的机会，悄悄告诉笔者：“李大钊的档案的确有一部分不在地方档案馆，被中央档案馆收上去了，因为李大钊在狱中供词里有变节的语句，他把国共两党的组织和负责人情况都告诉了敌人……有损于他形象……”
由于笔者没亲眼看见那些“变节”的资料，半信半疑。2002年，李大钊那部分被封存的“狱中供词”公开后，笔者被李大钊磊落的胸襟、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马克思理论学者的高大形象所感动。李大钊回答特别法庭的提问中，有以下记录：
问：你所抱之目的是什么？
答：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策、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
问：你的身份：
答：我是左派首领。
问：你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你被捕时，由你屋内捡出支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营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这搜出之共产印刷品及宣传等项物件是谁制成的？
答：是我党中之物。
……
他在供词中明确地承认：“我是国民党左派”，“左派是拥护民主利益之外更兼拥护工农利益”，“我们左派与共产党是混合的，并非分立的”，“我的目的在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
针对敌人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你的也是我的”等语言，李大钊供词中使用了“共同生产主义”这个词，通俗地解释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他说：“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主张不同”，“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这种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的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分析透辟，语句铿锵，无怪乎连敌人的审讯人员也不得不承认他“素来光明磊落”，这无疑对那种极左的“英雄观”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第一次被审讯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得知敌人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后，她不慌不忙地回答：“……这李大钊是我男人，现年三十九岁，属牛的，十月初六日不记何时生人。这李新（星）华是我大女，这李宴（艳）华是我二女。尚有二子，一个名叫李宝（葆）华，在天津念书，现年十四岁，一个在乐亭原籍家，现年四岁，乳名叫小五子。”除此之外，赵纫兰对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以及接触之人的情况只字不提。
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这使得他的家人颇为不解。在被审讯中，李大钊曾获准与妻子女儿见过一面。李星华回忆：“在法庭，我们和父亲见了面，父亲仍然穿着他那件灰色的旧棉袍，头发长且乱，稍微遮住他的一部分脸。样子和平常差不多，只是没戴眼镜，脸比以前消瘦了。还是那样慈祥，那样平静。”“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沉着。他的心似乎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是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反动政府在秘密杀害李大钊后，觉得继续扣押他的妻女已无用处，于当日晚将母女三人释放。此时，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亲人已惨遭杀害，还满怀希望盼着全家人团聚。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施了绞刑。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使大钊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一些资料说，李大钊在狱中被用刑很重，但是翻遍档案，也没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李星华的回忆中也没提到。当时的《晨报》报道李大钊在狱中：“闻在厅甚受优待，惟看守特别严密。”
1927年4月28日，是个被载入《中外历史年表》的日子，上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
4月28日上午十一点，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死刑。
下午一点，李大钊等二十人被押上六辆囚车，被荷枪实弹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
这个绞刑架是段祺瑞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据说曾在1919年绞杀过一次人犯。
用这个“洋”刑具绞杀李大钊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人，激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也充分反映了军阀的倒行逆施的本性。
李大钊身着棉袍，镇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蹬上了绞刑架。
就义前，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还有与他同时被捕的十九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谭祖尧、路友于、张挹兰（女）、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柏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力、谢承常、莫华、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七、各界人士捐钱公葬李大钊
李大钊及十九位同志牺牲后，军阀当局从西单同顺木厂订购了极其廉价的棺材装殓，并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反动政府为了迷惑人心，在报上宣传说，他们已经为死者装殓，与李大钊一起牺牲的十九位同志每人给一口价值四十元的棺材，唯独李大钊被格外“优待”，给了一口七十元的棺材。
赵纫兰听说当局在棺材之事上“优待”了自己的丈夫，愤怒地说：“这些牲口们！人都叫他们害了，还假惺惺地给棺材！谁要他的棺材！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买！”
4月29日清晨，梁漱溟先生匆匆从西郊赶到李大钊家中，劝慰哀泣不起的赵纫兰，留下十元钱后即赶往停着李大钊灵柩的长椿寺。梁漱溟先生见李大钊的棺材菲薄不堪，当即在寺内给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女士打电话，因为大钊生前曾作过章家儿女的家庭教师，且与章士钊有过多年的友谊。多年以后梁先生在他的回忆中说：“待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亦陆续而来，便共议改行装殓之事，直至商妥为止。”
梁漱溟、吴弱男等人出资，在前门外三里河大街路南德昌杠房为李大钊定做了一口坚固实惠的柏木“四、五、六”（即棺材底四寸、两梆各五寸、盖六寸）棺材。这口棺材应售价二百五十元，但只收了一百四十元，并用二十多斤松香、几斤桐油，熬在一起，工人仔细地将棺材刷了里。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先用红土子把棺材涂一遍，风干后，用砂纸把棺材擦光。前后共上了五道漆，刷完漆的棺材不仅黑中透亮，而且防潮、防腐。五十多年后的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移灵时，这口棺材完好坚固如初。
棺材漆好后，5月1日上午八时，因为赵纫兰悲伤过度，不能起床，李大钊的远族李采言、李凌斗两人带着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李艳华前往长椿寺为李大钊改殓。漆好的新棺材由德昌杠房的少东家伊少山指挥，用十六人杠抬到长椿寺，李大钊的亲属给他换上新衣服后，伊少山亲自指挥工人给李大钊改换了装殓。上午十一点，装殓结束后，将灵柩移到离长椿寺不远的浙寺停灵。
李大钊的亲友原本打算将灵柩移到西山寺院内暂厝，或者运回原籍安葬，但吴郁文指挥下的侦缉队员，并没有因为李大钊已经牺牲而终止对他亲属的迫害。李星华在《光荣牺牲——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烈士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到：“父亲牺牲后，在我们朝阳里住宅的大门口，流氓、暗探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有时甚至公开到我们家搜查。我们无法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们重新把父亲装殓过，将灵柩暂停在宣武门外的浙寺。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回到乐亭乡下，哥哥也离开了北京。我们的家庭就这样分散了。”
1933年4月初，赵纫兰携子女重来北平，想料理李大钊的后事。中共地下党得知此事，即派人与赵纫兰商量如何办理丧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同盟、中国文化总同盟北方同盟等发起，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组织募捐，准备公葬。
虽然北京执政的北洋军阀早被国民党所取代，但当局对共产党的仇恨却未有稍减。白色恐怖中，北大故交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生前好友发起公葬李大钊活动并捐款，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也每人捐了五十元。而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未忘并肩作战的旧情，当年同时被军阀政府通缉的国民政府部长级干部也同时出现在公祭仪式上，甚至就连汪精卫也派人送来了钱，以志慰唁。
国民党政府没有想到，李大钊的公葬活动成了被压迫者反抗情绪的一场大宣泄。
4月23日一早，浙寺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为李大钊送葬的人。寺里搭着灵棚，灵堂设在昆卢殿，供着李大钊遗像。送花圈、挽幛的有北平文化总联盟、革命互济会、文学杂志社、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社会科学作家联盟、日本人山田太郎，还有朝鲜朋友等。参加公祭的有易培基、李书华、马裕藻、周作人、黄少谷等，团体方面有北大公祭李大钊先生同学会和文艺前线社等。李大钊的四个子女环列祭堂侧，李夫人赵纫兰则因悲痛过度，卧于灵堂之则。李大钊的灵柩下葬后的第三十天，赵纫兰即随夫而去。她死后两个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丧葬仪式均按北平旧俗进行。上午九点半正式起灵，参加送葬的有北平各界人士约七百余人。高昂、悲壮的国际歌声在寺庙里回荡。伴着歌声，送殡队伍缓缓移出浙寺。殡仪队伍最前列为旗伞等执事，接着是供有李大钊遗像的影亭，影亭后是吹着笙管笛箫的和尚、道士和乐队，然后是灵柩，身穿孝服的李大钊子女执幡走在灵柩前，抬灵杠夫用普通的三十二人杠，灵柩后是几辆马车，坐着李大钊的亲属，最后是送葬队伍。
送葬的人都胸佩白花，举着三十余幅挽联。最前面一副挽联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落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妇女抗日救国会联为：“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烈？”（“南陈”指陈独秀，此时正在国民党监狱，北李即李大钊）清华大学史学教授张崧年（即张申府）也送了布幛。
送殡队伍从浙寺出发，途经下斜街、菜市口，过宣武门，奔西直门。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沿路观者塞途，车辆拥挤，不能通行。”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向大路两旁散发传单，传单上有的印着李大钊烈士的革命事迹，有的影印了列宁的肖像，李大钊的亲属们把刻印有“共产党万岁”的圆形纸钱和传单《李大钊事略》撒向天空。
队伍进入宣武门后，送殡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有工人、学生、士兵，声势浩大，情绪也越来越热烈。到西单牌楼时，有西城区学校的学生路祭，到达西四牌楼时，有李大钊生前友好和乐亭同乡路祭，北平高校的数百人也拦路祭奠，国际歌声响彻京城上空。突然，有几辆满载军警的大卡车驶来，军警们直扑送殡队伍和路祭人群，宣读祭文的人首先被打倒，和尚、道士和杠夫被冲散，送殡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口号声和搏斗声响成一片，结果，魏恩吉等二十多名学生被捕。送殡队伍只剩下烈士家属和部分友好，杠夫们重新抬起遍地白花中的棺材，和尚道士们也集合起来，继续前进。出西直门后，仍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的师生路祭。直到下午，李大钊的灵柩才到达西郊万安公墓。
灵柩正准备下葬时，一辆骡车匆匆驶来，停在墓地，赶车人拉开布帘，抬下一块石碑，碑的正面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刻着碑文。
这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革命互济会赶送来的。迫于白色恐怖，这块碑连同李大钊烈士的灵柩一起被葬入地下。1983年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原址建成，这块碑终于重见天日，成为陵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李大钊牺牲二十二年后，“青春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宛如青春之火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着。1983年10月29日，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共五百余人，参加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并对外开放典礼。邓小平为李大钊陵墓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1989年10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李大钊当年曾经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如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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