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

    我从1927年到1929年追随田先生两年，后来工作变化，没有能在一起，所以我只想讲青年时代的田汉先生。许多文学史把早期的田汉和感伤联在一起，其实恰恰相反，他是一位热情澎湃、朝气蓬勃的青年，是一个青年战士。在他的身上、作品里，有时有一些感伤的东西，但不是主要的，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1927年下半年，那时大革命已经失败，他从南京到上海，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主任。（有些书上说上海艺大是进步的、革命的学校，那是三十年代的事，不是田先生刚到时的艺大）当时的艺大是所野鸡大学，校长叫周勤豪，是个学店老板；维持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黎锦晖。我是慕田汉先生的大名去投考艺大的。当时，艺大的教师只有田汉先生一人住校，睡一张行军床。他最勤勤恳恳，不论文科、画科、音乐科的学生都去找他，得到全校所有学生的拥护。当时，周勤豪因负债累累，把学生交的学费都拿去还了旧债，学生们没有饭吃，学校办不下去了。当时，我是自封的“造反派”，还有陈明中同学，大家起来造反，把校长赶走了。学校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结果百分之百的选票写的都是两个字：田汉。田汉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可是他当时只有二十九岁，也正是一个青年！我们没有把他当校长，实际上像个老大哥；他也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我们。那时，没有戏剧系，我一直是文科学生。同学有陈明中、吴作人、刘汝醒、张曙、王素、张慧灵等。田先生是一团火，他走到哪里，所有学生都被他吸引到哪里。这个学校维持了半年光景就垮台了，后来就办南国艺术学校。

    在上海艺大时，田先生就带领我们拍了电影《断笛余音》，后来片子进了当铺。又搞了文艺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除有郁达夫、徐悲鸿等人外，戏剧界有洪深、欧阳予倩、朱禳丞、余上沅、周信芳、高百岁、王芸芳等。那时的场子是个饭厅，搭个小台演戏，鱼龙会上几大名角如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就是在那么个小台上演戏，演的是《潘金莲》。鱼龙会并没有赚钱，南国学院一直在贫困中支撑。后来没有办法，只得搬家，搬到西爱咸斯路，现在是永嘉路，最蹩脚店铺房子，起先只租了五间门面。周勤豪见我们搬了家，又勾结租界巡捕房派人来把我们的家具、教具抱走。那时的学校空空如也，家徒四壁。我们睡地板、睡稻草铺。田先生这才决心自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于是田三爷（田洪）到北京路一件一件买旧货，搞起了学校用具。还盖了一间画室，把民房的屋顶掀了，铺上玻璃，徐悲鸿先生很满意。我们去请欧阳老当戏剧系主任，徐悲鸿先生当美术系主任。我和陈明中两个学生是校务委员，当时管教务的是黄芝岗，管事务的是陈子展，实际是陈明中管教务，我管财务和事务、文书。

    到了南国艺术学院时期，上海艺大的学生大部分转学过来。那时候才有戏剧系。学生有陈凝秋（即塞克）、左明、唐叔明，后来考进的是马宁。郑君里考进来时，是我给他登记，想到投考的人少太难看了，就把第二本登记簿拿出来，从第五十一号写起。顾梦鹤同志当时不是学生，是师友之间，当年是个风流小生。南国艺术学院的开办真是筚路蓝缕，艰苦备尝。上海后来有个苦干剧团，南国学院是“穷干”。那时田先生一不会找官僚，二不会找资本家，更不多收学费，学校毫无财源，幸亏《中央日报》的主编是田先生的湖南朋友，请他办副刊。副刊名叫“摩登”，这两个字是田先生创造的。因为我是文科学生，田先生也叫我帮助看来稿。有次，收到一篇短篇小说，名字我忘记了，故事写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故事。我看了很高兴，马上推荐给田先生决定。哪知没过几天，这篇小说便在副刊登了出来。主编彭学沛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急忙拍电报到全国各地扣报纸。田先生的这个副刊饭碗——每月三百块大洋啦，就那么敲碎了！这是1928年旧历二月二十日，是他三十大寿那一天。当时，三百元大洋很管用，是南国艺术学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呀！此后就更困难了。我当时管事务兼会计。我们包饭的老板，是个扬州人，几乎每天找我说：“陈先生，今天开不出伙食了！”就这么天天威胁我。我只好去找田先生。田先生说：“征鸿，不要怕嘛，不要怕嘛。”说着叫张思袭即张曙拉起胡琴，唱起《坐宫盗令》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比这比那，比了好久还是没有钱，我只得去找找老板磕头求情。

    我们戏剧界许多前辈搞了不少事业，大半找到一个后台，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或个人来支持。田老，他就是靠苦干穷干，团结一批人，靠自己的力量来干。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上，还组织远征杭州，使话剧的种子在杭州西子湖畔生根开花。那一回，由张师毅、唐叔明、王素、左明演出《湖上的悲剧》、《父归》，一下子风靡了杭州的青年，在体育场，在湖滨，到处有人在朗诵剧本的台词。那些台词写出了青年人的苦闷，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杭州回到上海不久，南国艺术学院便垮台了。我们那时候，就有那么一股劲。我们把学院所在的西爱咸斯路，比之为巴黎的拉丁区。都以穷艺术家自许。陈凝秋头发留得很长（当然不像今天的港派青年那样的长发），大个子，大手杖，高视阔步。我们又都跟徐悲鸿先生学，都穿西装，打大领花，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当时我们穷得厉害，陈凝秋、左明、唐叔明来投考，没有钱。田先生说，来罢，不收学费，吃饭不要钱。我和陈明中也是吃饭不要钱，但是我们两个有职务，算是半工半读。田先生一生不懂得弄钱，他一辈子就是穷干苦干。

    有人说，田汉是1930年参加“左联”前后才转变的。仿佛他过去就是什么唯美主义者，一觉睡醒过来，就变成马列主义者了。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远在1927年，在他身上就存在革命的火种了。

    田先生不是到1930年才变为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他是从1927年下半年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转向革命。他的前期活动就是穷干苦干，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线涌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种子撒遍半片天，而且远及南洋各地。当时人们说“南田北熊”是符合事实的，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功劳也是不朽的。

    田先生一生团结文艺界，特别是戏曲老艺人，是人所共知的。但远在二十年代，田老在南国社时代就说：“南国无以为宝，唯人才以为宝！”从那时起，他就为中国文艺界识别人才、培养人才、提拔人才！南国社时代的顾梦鹤、陈凝秋、左明、唐叔明、吴似鸿、郑君里、金焰、赵铭彝、马宁、陈明中等都成为文学和戏剧方面优秀人物；吴作人、刘汝醴、吕霞光、刘毅却成为美术界的俊杰；张曙、任光、冼星海以及聂耳等更是音乐界英豪；至于电影界的知名人士，由田汉推荐识拔的更不计其数！因此，田汉在1930年参加“左联”时，在他影响和带领之下，是成批成批地投到左翼方面来的！南国社团结的人物先后数百人，这些人物百分之九十几后来都成中国文艺界的骨干，落后和反动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田汉是中国文艺界的最大的伯乐！

    田汉先生以一个人的力量，在中国戏剧界以及整个文艺界，用苦干、穷干的精神干出多少事业，作出多少贡献！田汉先生又以一个人的才智和忘我的精神为中国培养出多少文艺人才！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称他为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此稿根据陈白尘同志在田汉同志学术研究讨论会上的讲话，

    转载自《剧本》月刊198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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