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

    田汉先生和徐悲鸿先生，是当代两位极有影响的艺术家，也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南国社时代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二十年代初的上海，文艺界聚集着不少进步的人士，作家、诗人、画家、雕刻家等纷纷来到这里，从事新文艺活动。其中有些人是从法国回来的，有些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当然这些活动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多少带有进步性的。我是在苏州出生的。那时，我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附设高中念书，1926年才毕业。记得徐先生在1925年从法国回国一次，他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展览会。那时我恰巧在上海。上海的《时报》还出了个画刊专页，用整个版面介绍徐先生的作品。我当时一看这画刊就感到很惊讶，对徐先生的艺术成就非常崇拜。我原来填的毕业志愿是本校专科的建筑系，1926年高中毕业后（那时正是北伐时期），来到了上海，病了一年，直到1927年的秋天，我还没学美术，也还没有认识徐先生。

    早在几年前（可能是1925年）的一个秋天，田汉先生在上海组织一些朋友搞新文艺活动，他对徐先生的作品和艺术造诣非常佩服，因此，特别为徐先生召开了个“消寒会”，在会上把徐先生介绍给上海文艺界人士。

    要说我认识徐先生，那也是因为田先生的关系。1927年上海艺术大学暑期招生，地址在善钟路（现常熟路）。那时每到暑假，上海报上就登满了招生广告，其中有许多是只有几间房子，也没什么教员，招牌一挂，就办起大学来了。上海艺大登出启事宣传说有好几位名教授任教，其中就有徐悲鸿。我对徐先生慕名已久，就特地去报考。实际上这里不但没有徐悲鸿，连我们初级班的教员都从未见过。

    进艺大不到一个多月，学校被封了。后来听说，因为有地下党组织（瞿秋白）在艺大活动。是否确实，尚待核实。我是住校外学生宿舍的，不知道被封。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学，在关着的校门上交叉贴了两张大封条，但侧门还开着。我再三打听，有人说是因欠房租，房东向“巡捕房”告了，学校就被封了。当时学校的地点属归法租界，没过多久，就听说田汉先生在设法复校。办了一个“鱼龙会”，没钱就演戏，就靠演戏卖座办学，结果赔了本。1927年的11、12月之间，田先生在上海艺人举行全体大会，是在礼堂小舞台上召开的，有百把来人。田先生当时说请名人演讲，原来这位“名人”就是徐悲鸿先生。徐先生就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说对艺术要“诚”，那些吹嘘骗人、盗名欺世的搞法不是真正搞艺术的，是虚伪。由于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诚”字，我听了心里很感服。讲完后，徐先生向田先生提出要看看学生的作业，田先生就带着他到各教室去，最后带到我们那一班——初级班。徐先生看了看每个人的功课。他指着一幅画问：“这是谁画的？”有人告诉他是我画的，他便请田先生叫人把我找去，悲鸿师鼓励了我一番。那时流行用名片，他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写上地址，让我星期天清晨七点半到他家去看画。这样，我才认识了徐悲鸿先生。

    徐先生在上海艺大讲演会后，还发现了后来的著名女演员唐叔明。当然，起初发现唐叔明的是田先生。当时田先生正准备带领她出去演《苏州夜话》。徐先生也赞赏了唐叔明的才华。

    田、徐先生这时想恢复上海艺大，想搞艺术革新，只是几次演戏赔了钱。记得有一次晚场演出，在善钟路学校的小剧场演，主要剧目是菊池宽的《父归》。只有一个观众，他是一位厨师，是主人买了票，不想看，给了他的。我们照样演得很认真。看了《父归》他痛哭流涕，没终场就走了。我们还照样演下去，自己看。

    还有一次是我自己演戏的笑话。本来田先生，还有左明，曾想培养我演戏，我竟然也大胆上台了。同台的有陈凝秋（塞克）、顾梦鹤、孙师毅。那时，这些同志都是大角色，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也去了。在下面台词背得好熟，上台一紧张，我就忘词。先是饰老画师的陈凝秋给我提词，提了还接不上，孙师毅又提，勉勉强强演下来了。演的是《未完成的杰作》，唯美派的作品。顾梦鹤演一名犯人。那次是在西爱咸斯路南国艺术学院小剧场演出，观众才一百多人。田先生等就南国社的底子另外办了南国艺术学院，主要是三个系。田先生主持文学系；欧阳予倩先生主持戏剧系；徐先生主持美术系。他们三位的交谊非常诚挚，又有共同的艺术观点：艺术要扫除陈陈相因、大破因循守旧媚俗的低级趣味，建立革新艺术。所以，在追求这个革新艺术的运动过程中，他们是十分默契、十分亲密的。田先生为徐先生精心布置了美术系的画室，悲鸿先生看了也很满意。徐先生当时开始创作两幅大油画的稿本——《田横五百士》和《徯我后》，徐先生所画田横头像的模特儿是李石曾，田横对面的五百壮士群中前排的一人头像是以田先生为模特儿的。徐先生对南国美术系是无条件支持的。本来他回国后的工作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这时，他一个月里，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半个月，而他在南国是完全不取报酬的。

    1928年初，寒假结束，南国艺术学院开学。到春假就去杭州了，有的演戏，有的写文章、画画。田先生还给大家照《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写了几叠西湖划船歌。田先生这时编剧本。他一边想，一边就直接刻在钢板蜡纸上。刻了就印，印了就发给大家排。田先生的这支快笔是很少有的。为了戏剧活动的需要，许多短剧都不打草稿，《湖上的悲剧》就是直接用蜡板刻出来的。主要演员王素、唐叔明等的像就是直接在蜡板上刻画出来的。田汉师真是不但能写还能画。他说他没有学过画，但爱画，当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写剧本上，要是主要放在画上，那完全可以是同徐先生齐名的画家了。

    说到画画，田先生在上海吴淞火车站就画了个候车的人物速写，那形象今天看起来不是太美的了，是个一般的老百姓，戴着顶小尖帽壳。因为我那时就是画画的，手里老拿个速写本。田先生就从我手中拿了速写本，画了一幅很生动的速写。这说明田先生在艺术上的才能，不光局限在文字方面。

    南国在杭州演《湖上的悲剧》，女主人公是王素演的；陈凝秋（塞克）、万赖天先后演诗人这个角色。还有唐叔明演弟弟。他们还演了《古潭的声音》。演出之中，收到从留守在上海院本部的陈明中寄来的一封快信——告急：说蒋碧薇（当时是徐的妻子，后来离婚了）带了几个人到南国艺术学院，把美术系画室里徐先生的作品和从国外带回的美术品，一齐都拿走了，还扬言，从此以后再不许徐先生跟这般共产党鬼混了。其实那时谁都没有入党。田先生就急忙让左明、陈白尘回上海，接着全体都回来了。我们美术系的学生看到画室里这一场残败景象都很难过。过了几天，我到南国艺术学院，在门口，刚好徐先生从外面进来，他对我说：“我女人和我捣乱，我今天找田先生把事情说清楚——我们的关系、友谊、艺术观点是始终不渝的。今后，我虽然不能来了，但我们的友谊还在。”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回答住在日晖里一家理发店楼上亭子间里。他说：“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再来找你。”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来找我，他说已见到田先生，说了心意：“我女人威胁我，要是我来南国，就和我离婚。多年的夫妻，也算是共过患难……虽然暂时不能来，但今后艺术、戏剧运动上有什么问题，我始终要支持南国的。”他还鼓励我到南京去，我有点迟疑。他说：“没有问题，就说是我的学生，哪个宿舍有空床，你就住进去。”我就按他的办法到南京待了一年多。

    南国社第一次到南京演出，是1928年初。当时南京下了好大的雪。先是唐叔明、郑重（郑君里）和陆惠之给我写的信，告诉我南国要到南京演出，要我做准备工作。我就向在南京教书的徐先生说：“南国来演出了，我也想去参加演出，我想请个假。”徐先生平时对学生是很严格的，我担心他不准。这回，他一听说南国的事，就连连说：“好哇，好哇，去多久？”我说：“至少三个礼拜。”他答应：“行，行。”我便参加了南国在南京的演戏活动。

    这时候，已开始办起了《南国周刊》，后来办了《南国月刊》。我第一次拿了三块钱稿费，高兴死了，去买了“罗宋”餐票[2]。那时就这样，没有钱，十几个铜板，三碗阳春面过一天，有了几块钱稿费，就吃“罗宋”餐，吃得大家很高兴。

    田汉的三弟田洪是剧场老总务。穷，他也得想穷办法。在那个艰苦日子里，大家不觉艰苦，实在吃不上饭了，就到田先生家去。田老太太不论来多少人都管饭，没有米，就上当铺当东西，没凳子就站着吃。那时有些著名戏剧工作者，都不嫌穷而来合作。除前面提到的一些当时名人外，还有洪深（是南国的积极支持者）、万籁天、顾梦鹤、唐槐秋、吴家瑾等（他们在每次公演时都担任重要角色）。至于陈白尘、左明、刘菊庵（今名刘汝醴）、张慧灵等，更是基本队伍了。后来在南京第一次公演时，还有吴似鸿、艾霞等参加。

    为了找场子，我就去找南京民教馆主任赵光涛，他是个话剧爱好者，又是南国倾慕者。他立刻同意，我们就去民教馆住，也在民教馆演。找了两个大屋子，铺了稻草，人和简单的道具，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在南京城里演了些天，当时是轰动南京群众的。后来陶行知先生还请我们去晓庄师范演出。天下了很大的雪，没膝那么深。陶先生不知在哪里找来了一辆车给田先生和女演员坐，我们就徒步走。从晓庄到民众教育馆有三十多里路，我们从晚上九点钟，一直走到深夜三点钟，很有意思。那时我和郑君里、陆惠之、陈凝秋，都只穿着一件单汗衫在雪地里照相、自己觉得很英雄……

    1929年夏，南国第二次到南京。那时来了新演员俞珊。她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田先生发现了她，约她来参加公演《莎乐美》。南国演戏，布景一直用的布片，前后都用颜色冷暖深浅不同配合起来。开幕之后，加上简陋的灯光，让人感到它是有个空间，又很不具体。南国社开始用写实的布景，还是从演《莎乐美》开的头。田先生让我担任舞台设计，我说还没干过哩！田先生还是鼓励我。我想：这可糟了！《莎乐美》中有一场是莎乐美同国王和王后从楼梯上下来，后面是花园，花园有树。后来，我画了个草图给他，田先生说：“行，就这样办。”我问：“楼梯怎么做？”他说：“剧场后面垃圾堆，有别人扔了的破楼梯。”他带我去看，一边指着那些东西说：“你看很多好利用的。”这样，我们把破楼梯拖回来了，还找了一块带圆头的柱子。后面的花园我用了几根木条子钉一钉，树木也用木条子，然后用马粪纸剪了些树叶子往上一钉，上了色，这是南国社演戏以来的第一次写实布景。从那以后，写实布景就渐渐多了起来。

    演《莎乐美》，也是经过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当时借来演出的礼堂是教会学校的，那个金陵大学就很反对演《莎乐美》的，我们不理睬它，照样演。那时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田先生送给我的照片，莎乐美抱着约翰的头的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的。由于三十年代我带到国外，这些照片就成了海外孤本了。我一直保存着。到五十年代，为了写《话剧五十年》，我交给了黎之彦，如今也不知下落了。

    到了1929年下半年，中大艺术系开了一个全系学生大会，我只是旁听生，当然不能参加。会后，班上有一位一向对我们同情的同学，就忙来告诉我们：会议上决议要把从上海来的学生都驱逐出学校，说我们是上海共产党派去的“捣乱分子”，真是天晓得。回忆起来，那时他们可能怀疑的有两点：第一是我到南京不久，在上海被捕的张恩袭（张曙）被押到南京监狱后托人送出给我的一个条子，说缺钱花，那时我们年轻胆子大，就给他捎了十块钱。另外在晓庄师范演戏时，有个热情的学生，他对我们演出帮助很多，后来我们过从很密。他就是谢伟棨（宗辉）。他经常进城来找我，我们一谈就是一个晚上。有时让他坐在教室里，我们给他画像。不久他也参加了南国社。谈到这里，我不得不沉痛怀念我们南国社的好成员谢伟棨。后来南国社演《卡门》时，他接着金焰的角色演，等演到最后一场时，国民党特务来捣乱，组织流氓来砸场子。这时我已离开上海去巴黎了，可能是郑君里写信告诉我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直要抓宗辉，他住在租界一边，那里一半边是公共租界，一半边是华界，中间有一条马路，就是北四川路。国民党警察不能过去抓人。有一天，一个被抓之后又放出来的叛徒陪他一起散步，他不知道这个叛徒要暗算他。结果散步到北四川路，也就是上海大戏院对面，那个叛徒突然说：“大戏院演的是什么新片子？我们看看海报去。”宗辉这时放松了警惕，就跟那人过到人行道那边去，马上给特务抓走了。后来被解到南京，在雨花台壮烈牺牲。这两件事，国民党学生都给我们记上了，硬说我们是上海派去的捣乱分子，是“共嫌”。

    当系学生会会长来找我传达决议时，说：“学校没有旁听生的制度，你们不是正式生，所以要尽快离校。”这个谎言说得令人发笑，因为系里旁听生多着呢。我把情况告诉了徐先生，他极为愤怒，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到法国去学！”我从来没想到去法国，他说没关系，找工作，半工半读都可以的，巴黎有他的老同学，有许多华侨，可以坐最便宜的“水手舱”去。后来，一切弄好了，就缺护照。要先经过教育部，要有大学文凭，才能发“自费留学证”，我哪里有这东西呢？徐先生说你回上海去看田先生。我找了田先生，他说：“那容易呀！”南国艺术学院印的文凭一张也没有发过，我领得了南国艺术学院文凭就把它寄到南京徐先生那里去了，这时还有一位也是被迫离开艺术系的南国同学吕霞光，也想同去法国，徐先生也同意了。就凭着这张南国艺术学院的文凭，徐先生给我们办来了教育部的自费留学证和外交部的出国护照。到了起程那天，田先生、田洪、金焰还有姜治方等都来送我们。

    比我早一班船去法国的还有冼星海。（那时，星海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他未出国前，已参加了南国社。《莎乐美》中的一段舞蹈伴奏曲子，用的是贝多芬的Menuet，就是由星海和我一起合奏的。他弹钢琴，我拉小提琴）我记得田先生送我时，还说过：“前一班船送走了星海，这次送你们了，不知将来谁来送我们呢！”

    时间过去得很快，1935年的秋天，除悲鸿先生从南京给我一封“快信”（那时有这种加急的信件），要我及早回国，给我安排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讲师的任务。我回到南京，首先去看徐先生，他当然很高兴，谈了些情况，接着就告诉我：“田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来关在南京又有病，由我（徐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力为奔走保释，监外治疗，前天才出来，你快去看望他吧！他住在丹凤街百子亭。”我去看田先生，他比六年前显得苍老清瘦，头也剃光了。又看到田老太太，她依然如往日那样慈祥。我很激动。田先生也没谈别的，就说：“太好了，你回来，我们要演《复活》，你还得搞设计嘛！”

    在抗战初期，台儿庄大捷，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我在重庆组织了几位青年画家和学生，成立一个“战地写生团”，也是在徐先生鼓舞下，给田先生写了信到武汉联系的。

    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前，记得是1948年的初冬，正当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平津是朝不保夕，就对在北京的著名学者名流，威逼利诱，妄图把他们裹胁南逃。这时田汉先生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从解放区兼程到北平给徐悲鸿先生带口信。是××通知冯法祀，和徐先生约在一个晚上会晤，传达了党对徐先生的信任和希望。徐先生当时就表示了决心为党为人民坚持留在北平，保护北平的文物和校产。接着徐先生给我打电话，我和萧淑芳同去见田先生并和他们晚餐。那次还有安娥，餐毕他们又来到我们家里，田先生再传达了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和指示。当夜，他和安娥化装成老乡出北平城区返解放区。

    南国时代田、徐二位先生对我们青年人在艺术上的成长是多么关怀！南国时代到现在已过去近六十年了，这两位我尊敬的先辈也先后去世了，然而我对他们在内心深处怀着深切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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