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

    少年中国学会酝酿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4月，由于北洋军阀与日本寺内签订中日军事秘密条约，这一卖国行为引起我国留日学生的强烈愤慨，相继罢课表示抗议。当时田汉才二十岁，正在东京高等师范念书，他也参加了这一斗争。罢课两周后，留日学生选派代表回上海、北京从事宣传和请愿活动。在这期间，李大钊等人和一些留日归国学生，就酝酿要成立团体。1918年6月至7月，李大钊、王光祈等七人在北京几次商议，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当时我在上海同济学校学习德文已经四年。我由同学魏时珍（嗣銮）介绍，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1919年1月21日王光祈到了上海，23日在吴淞同济学校召开筹备会议，我也出席了。当时，魏时珍和我都担任了学会筹备处的临时编译员。我们就着手写文章并且约稿，准备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在《少年中国》创刊号（1919年7月15日出版）上，主要刊登了田汉、魏时珍和我（署名宗之櫆）的文章。

    田汉大约是1919年五六月间在东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因为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在东京的筹备者易家钺跟田汉是湖南同乡，又是同学，这样，田汉跟他们一同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

    我跟田汉先是在《少年中国》上的文字之交，然后才见面的。《少年中国》月刊的第一、二期由李大钊主持，王光祈、魏时珍跟我共同分担编辑、撰稿和约稿工作。田汉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诗学论文《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就是先寄到上海给我们几个人看过的。田汉在东京谈话会后不久，即乘船回国度暑假。他的舅父，也即后来的岳父易象（字梅园）是同盟会员、南社诗人，当时在上海担任《上海时报》的主笔。林伯渠先生跟易梅园先生是好朋友，又曾同在东北吉林共过事，这时也住在上海。他们两位老前辈都很关怀田汉。田汉一到上海，就来找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们。

    当时田汉在上海常随同易梅园、林伯渠等前辈去看京戏，有时我也同去。田汉对于我国传统戏曲是非常爱好，而且是很有研究的。难怪他后来成为我国新戏曲改革的大师。田汉在上海期间，还校对了他在《少年中国》第一、二期上的文稿。以后他的诗歌、文章、戏剧等，都是从日本东京直接寄给我，然后在《少年中国》上一一予以发表的。当时，《少年中国》月刊从第三期起采取分组轮流编辑的方式，第一组编辑员为李大钊、康白情、王光祈等，第二组编辑员有田汉和我还有黄日葵等人，第三组编辑员有魏时珍等。《少年中国》前四期系由本会自行经营印刷发行诸事。从第五期起，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每一期又由我和左舜生担负校勘责任。当时我已不去同济学校，平时在家读书，所以有充裕时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种种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的青年朋友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期望，并以胸怀坦白相示，大家一见如故。田汉跟我就这样相识了。浪漫精神和纯洁的爱国热忱，对光明的憧憬，对新中国的追求，创造的欲望，弥漫在我们这些青年的心中。田汉跟我就以这样的基调而相互共鸣。

    五四运动以后，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北京大学的许多同学到上海等地鼓动罢课、罢市、罢工。我还记得在上海西门外大体育场全市学生及市民大会上，许德珩、刘清扬等人在台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我和田汉还会见了黄日葵、康白情等人。大约在7月中旬，田汉和易家钺准备乘长江轮船回湖南。这天，我们少年中国学会在沪会员黄日葵、康白情、张梦九、周炳琳和我一同在半淞园给他们饯行，然后又送他们上船，大家很亲热地交谈，一直谈到半夜十二点才分手。康白情还专为这次相会写了一首诗《送客黄浦》。（原诗刊载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田汉回长沙后，我们通过信件往来，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同年8月，田汉携表妹易漱瑜由湖南老家经武汉乘船抵上海，住在他的舅父易梅园先生家里（在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那里离我的家（西门黄家阙）不远，我们过从甚密。田汉在《三叶集》通信中曾自述：“我和漱瑜也经历一些苦痛来的。我同她到日本来，除开她的父亲（易梅园），她家中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一路来，旅费都不济，幸喜得她父亲——我的舅父——帮助才能来哩。这中间所经家庭的风波，我过上海时曾与白华细谈过。”当时田汉常到我家跟我长谈，说起他长沙老家的苦难生活，以及留学日本的种种情况。我们还讨论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准备组织一个中德文化研究会。田汉一再鼓励我出国深造，使我坚定了从事文艺和美学研究的决心。当时我们还一同到“新世界”游艺场看京戏、听京韵大鼓，讨论新戏剧的问题。这对以后田汉从事创作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年10月，田汉携易漱瑜东渡日本。不久，田汉即介绍同在日本留学的郑伯奇、李初梨等人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如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高君宇、赵世炎、杨贤江和黄日葵等人，其中不少人惨遭反动派残酷杀害。黄日葵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英雄形象，应当受到后人永远的怀念。

    黄日葵是广西桂平人，我在上海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个热情多感的南方青年，非常纯洁可爱。田汉在《三叶集》通信中写道：“黄日葵兄依马鹤天先生的介绍与汉订交……我和日葵的笔和口的谈话，都是人格公开。我和日葵订交的信，要算是真善美的萃点。”1918年5月，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为了要求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山东，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遭受日本警察当局的野蛮镇压，逮捕一百余人。于是全体留日学生举行罢课，一部分回上海组织了学生救国团。黄日葵也积极投入了这一正义行动。我跟黄日葵相识就在此时。

    此后不久，黄日葵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指导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员。他对于田汉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好的影响。田汉的文艺论著《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就是跟黄日葵长期通信的产物。三十年代，黄日葵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田汉曾极力营救，保释他出狱，并帮助他东渡日本。后来，黄日葵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田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不久，在东京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多幕剧《梵峨璘与蔷薇》，发表在《少年中国》月刊第二卷5、6期上面。他后来又在《创作经验谈》中说：“同宗白华去听过一次京韵大鼓，刘翠仙唱的，给了我很大的感动。这反映在我最初的话剧本《梵峨璘与蔷薇》中。我才开始真正的戏剧文学研究。第一次尝试——《梵峨璘与蔷薇》自然是缺乏现实性的失败的作品，但在《少年中国》发表也曾引起一些反响。这鼓励了我，才继续写出了以李初梨兄的经验作题材的《咖啡店之夜》……从此才走上了我的戏剧创作的康庄大道。”田汉在上海时，曾跟我谈过要写一部“新浪漫主义”的话剧，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文艺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个剧本中，他在琴师这个形象中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情，同时，也赞扬了他的岳父易梅园先生慷慨解囊、仗义助人的德行。当然，剧中的人物并不就是按照某人的形象复制的，但是田汉的早期话剧大多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作模特儿的。

    田汉在日本从事创作活动时，还有一个相互切磋的好友——郑伯奇。他在《三叶集》通信中提到：“现在腹稿中的脚本第一是《歌女与琴师》。这剧是一篇鼓吹平民艺术的新浪漫主义的戏曲。地方是上海（后来发表时改为北京）。时代是民国某年。题材是描写一歌女与她的琴师的恋爱。女主人公的模特儿就是现在上海唱梨花大鼓的女郎刘翠仙。可是上海的社会和某女郎都没有这样高尚优美，所以此剧是通过了现实主义熔炉的新浪漫主义剧作。此剧的情节曾对郑伯奇兄说过，他很赞美。”郑伯奇由田汉介绍认识了当时在福冈学医的郭沫若，并且相互通信。《少年中国》月刊曾刊登郑伯奇在1920年6月16日的一封信，其中说：“我春假赴东京和田寿昌谈过一番话……我和寿昌决心提倡Romantism（浪漫主义）。”后来，郭、田、郑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在少年中国学会关于“主义”的争论中，田汉与郑伯奇曾联名发表意见，主张“共同的趋向”应该是社会主义。他们一同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郑伯奇也向《学灯》投稿，从此就跟我相识了。当时田汉的戏剧创作中，有不少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中的朋友为模特儿的。他在《三叶集》通信中就说过，黄（黄仲苏）、左（左舜生）、周（周太玄）、李（李初梨）……“诸君都免不得请他们优孟衣冠起来啊”。

    田汉在他早期剧作中还描写过左舜生。在少年中国学会中，主张过“国家主义”的左舜生，跟田汉和我都有些交往。左舜生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职务。他曾在上海帮助创造社联系出版事宜。1920年5月，我接受了田汉的怂恿，去德国留学。到柏林后，我还通过少年中国学会跟田汉继续保持联系。当时每月一期的《少年中国》刊物，我都仔细阅读，在上面经常看到田汉的译作，就像跟他促膝谈心一样。我在跟田汉通信中，得悉1922年10月田汉由日本归国到上海，经左舜生的介绍，跟他一同在中华书局任职，同时也参与《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工作。田汉的独幕剧《乡愁》是描写他自己同易漱瑜在东京归国前的生活；而《落花时节》则以左舜生为模特儿，写他对于痴心女子的爱情的幻灭。

    田汉跟左舜生虽是同学，但政治见解不同，当时田汉并未接受曾琦、左舜生所主张的“国家主义”观点。田汉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回顾说，“我于1923年（笔误，应为1924年——陈按）秋送漱瑜归湘养疴，未三月漱瑜卒不起。翌年（1925年）暑期归沪……从老友左舜生劝，于《醒狮周报》副刊《南国特刊》略写悲怀，我那时并没甚注意《醒狮》本身的政治倾向。”田汉一直没有成为“国家主义者”。相反，《南国》很快地跟《醒狮周报》脱离关系，从而进一步走上革命文艺的道路。

    还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在1920年至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对全体会员发出了“终身志业调查表”，记得田汉跟我都填了这张表。后来，少年中国学会曾把所有的表格都搜集在一起出版过。那是一份很珍贵的历史资料，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青年们的理想和抱负。

    田汉填写的“终身志业表”，可与他1920年2月29日写给郭沫若的信相互参证。田汉在那封信中表白了自己的愿望。

    “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戏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cs（戏剧家）。”

    这一段话，也就决定了田汉一生的发展方向。确实，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田汉是一身兼为诗人、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的。

    （陈明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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