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

    一

    大概是1920年，我在湖南长沙一所高小读书，当时旧制的高小是三年制的。当我读到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陈子展先生，带一位学生来插班，他就是田汉先生的五弟田沅。这样，田沅就成为我的同班同学。我和他一见如故，平时过从很密，从田沅那里，得知他大哥田汉先生的一些旧事。田汉先生是长沙师范第一届毕业生。三年后我也考入长沙师范，而我是第十一届学生，我们前后相差十个年级，陈子展先生与田汉先生是同班同学，据说在校时，田汉先生就才华出众，他常常在自习室的玻璃窗上贴出他所写作的诗歌、文章和同学比赛，奇文共赏。他不仅擅长诗文，而且爱好编写戏曲，曾经在长沙报刊上发表新编或改编的戏曲脚本，一时传为佳话。

    记得一次课后，我正在教室里习字，那天恰好轮到田沅做值日生清扫教室，当他扫到我的座位旁，一下把我写的字碰坏了，我们发生争吵，并动起手来。真有意思，经过这次交锋，我和田沅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真是不打不成交。当时我们都只有十三四岁吧！田沅小学毕业后，没有和我一起升学，我考入湖南长沙师范，他则陪伴母亲和三哥田洪到上海去了。那时田汉先生已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职，并在上海一些大学兼课。

    我在长沙师范读书的时候，经常接到田沅自上海寄来载有田汉先生作品的报刊，也寄来田汉先生的译著的一些单行本，如《少年中国》、《南国半月刊》、《创造季刊》等。单行本则有田先生创作的《咖啡店之一夜》，翻译的莎翁名剧《哈姆雷特》，法国剧作家王尔德的《莎乐美》，还有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我得到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书刊，如获珍宝，爱不释手，昼夜读之不休，但这时我只闻其名，读其书，而未见其面。

    二

    1924年秋冬之间，田汉先生全家都回到湖南长沙，寄住在黄芝冈先生家里，当田沅到长沙师范来看我，我向他提出要求，请其带引我与田汉先生见面。数日后，一天田沅伴我到黄芝冈先生家去拜访田先生。我们掀帘入室，见到一位身着夹长衫，瘦瘦的中年人，他正俯身床头轻声向一位病人询问什么。病人就是田汉先生的夫人易漱瑜。我们的脚步声使他回身一瞥，田沅拉着我趋步向前，轻声地向他介绍，他挥手示意，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是叫我“请坐”，当时环境如此，所以我只停留很短时间即行辞去。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敬仰的田汉先生。易女士随后不久即逝世，田先生一家在长沙没有久居，又回到上海去了。

    1927年大革命中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派在长沙开始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我也被列入黑名单。正在此时，我接到田沅从上海寄来的信，暗示我：如在长沙待不下去，可到上海托大哥谋生。这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即筹借路费，奔赴上海。当我到上海后，囊袋中只有仅能买点大饼油条的钱了。我辗转找到金神父路日晖里田汉先生家。就和田沅同住在“亭子间”里。此后我曾在上海艺术大学聆听田汉先生的讲课。他循循善诱，繁征博引；也常常听他演讲，因之田汉先生确是我的良师，我总以汉师相称。在经常的接触中，我得出一个总印象：田汉先生不是一位雄辩家，而是一位“敏捷诗千首，挥笔走龙蛇”的一代才人。

    三

    和田汉先生同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记得他家的客人，真是川流不息，经常高朋满座，户限为穿。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各界的朋友如欧阳予倩、徐悲鸿、洪深、周信芳、唐槐秋、史东山、孙师毅、叶鼎洛等。文学界的有郁达夫、蒋光慈、钱杏邨等。有些爱好文学和戏剧并对田先生十分倾慕的青年如陈凝秋、陈明中、陈白尘、唐叔明、金焰、吴作人、郑君里……人数众多，举不胜举。他们相聚，畅谈艺术之革命应以社会运动为主，艺术运动为次。主张艺术必须走为政治、为革命服务的道路。有时相聚慨叹国事之杌陧，民生之憔悴，外侮之频临，深感救国救民匹夫有责。记得创办长沙师范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在八一南昌起义后，经上海往苏联时，也曾抽空来看望他在长沙师范的高才生田汉。可见他老人家对田汉先生是十分器重的。

    这几方面的人接踵而至，遂使田家终日门庭若市。

    田先生对来访者，总是亲切接待。客人倘有所求，凡力所能及者，无不慨然允诺。特别是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和逃亡到上海来的革命者，大多是初到上海，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落、食宿成问题的人，先生毫不踌躇，给以援手。家里有空就住在家里，实在住不下就吩咐田三哥或田沅，到附近里弄找出租空房，但都到田家就食；能安排到上海艺大或以后的南国艺术学院学习的，就安排到学校去免费食宿上学。

    当时田先生的家境并不富裕，也是贫而且困的，常常东贷西借，但是田先生以诚待人，慷慨好义。在他的一生中是一贯如此的。

    尤使我敬佩的是田先生的贤母——我称为“田伯妈”，她真可敬可亲，对我们亲如子侄，对儿子这种博施济众的行为，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含辛茹苦，竭力设法应付这窘困的场面，自奉俭约，性最乐群，宁可自己节衣缩食，却让客人吃饱，实在到了倾囊倒箧接不上的时候，就夏天当押冬天衣被，冬天当押夏天衣物，用以换钱去买米买菜。

    四

    在我和田先生的接触中，清楚地看出：田先生不仅是才华洋溢，舍己待人，而且是一位空手创业的勇健者。他所创办的“南国电影剧社”，上海艺术大学，以及南国艺术学院和以后的《抗战日报》，都是一经决定就干起来，没有条件的就去创造条件，没有经费则邀集几位同志筹措点滴资金，就这样干起来。南国艺术学院，就是依靠举办艺术鱼龙会演出音乐、戏剧筹措经费来维持。1938年初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也仅有很少的资金，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版了，以后陆续得到我们党内“中共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先生，和当时我党参加国共合作谈判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筹措的经费补助。这是一张新型的四开报纸，第一号出版日期是1938年1月28日，即上海抗日战争的“一·二八”纪念的六周年。

    《抗战日报》的出版，在湖南不仅是以一个新型报纸出现，而且它的版面和内容也都在当时的湖南报纸中别开生面，轰动了这个湘水之滨的古城。

    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抗日战役的张治中将军，此时刚到湖南任省主席。为了争取他团结三湘人民坚持抗日，田汉先生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了《一·二八一八一三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印象记》一文，表扬了他的抗日之功，同时也鼓励他在湖南实行开明政治，以团结全省人民，鼓舞抗日士气。同日该报在《创刊之词》中，也“特别声明《抗战日报》是八一三全民抗战的炮火声中，与郭沫若在上海创立的《救亡日报》是姊妹刊”，这是一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报纸。这样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抗战日报》的立场。

    《抗战日报》在长沙和沅陵两度发刊，连续发表过徐特立、郭沫若和其他党和非党左派人士的文章，还发表过中国共产党公开发布的文件与毛泽东同志论抗日战争的几篇名著。《抗战日报》的社论、短评以及日常言论，也往往同当时的国民党报纸针锋相对，这对唤起民众，团结抗日，起着一定作用。

    在此之前，我曾在武汉随田汉和阳翰笙参加过文化界救亡活动的集会，田先生又指派我代理马彦祥编辑过《抗战戏剧》若干期。田汉先生勇于任事，凡利国利民者立即踊跃而起，空手创业，勇往直前。这种精神我迄今记忆犹新，不断激励我前进。

    我可以回忆的往事本来很多，但自从前几年在幽禁中得知田先生含冤去世的悲惨消息后，每一回溯这类前尘往迹，就悲痛难禁，仅就回忆所及的一些片段，概略述之，以抒我对田汉先生仰慕之忱。

    （廖沫沙 口述 陈翀 周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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