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复

    昙花林畔轻骑发，

    越秀山前玉爵红；

    百战相看犹未老，

    再为时代作先锋。

    这是田汉同志在1962年3月参加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时，应与会的和在广州的一些原演剧队同志们邀请聚餐时的即席赠诗。当时阳翰笙同志、安娥同志也在座，有赵寻、吴获舟、费克、刘高林、海风和我，分别代表六个队，以及到场的各队同志二十余人，向二十四年前在昙花林建队时的领导田老与翰老表示，要继续坚持革命戏剧传统，为发展社会主义戏剧，进一步努力反映时代精神而奋斗。田汉同志在越秀宾馆餐厅酒后挥笔，以此诗鼓舞大家再接再厉。

    当我们在田汉同志这一真挚地回顾过去、激励未来的诗情鼓舞下，大家想起当年在昙华林建队时的情景。演剧队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由中共三厅特支的党组织具体领导，田汉同志与洪深同志作行政的具体安排，按照周公、郭老的计划，被分发到国统区的各个抗日战地去，宣传党的主张。经过或短或长的战斗历程，这支革命队伍，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活跃在全国各地。这次难得相聚在广州，大家带着田老的诗意，回到各自工作岗位，正为贯彻广州会议精神迈进，没想到距此四年以后，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诬陷周恩来总理，把党领导的演剧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把广州会议打成“黑会”，把这首诗也打成“黑诗”，把田汉同志打成“叛徒”，妄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迫害，致使田汉同志最后于1968年12月10日屈死在冤狱之中，怎不令人万分惋惜与愤慨。

    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十年动乱时的冤假错案给予拨乱反正，演剧队的冤案得以平反，田汉同志也得以昭雪，历史事实不容篡改，1979年在八宝山举行的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茅盾同志在悼词中，痛斥了林彪、“四人帮”对田汉同志的残酷迫害，历述了田汉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为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无畏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我国早期音乐、电影事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我们敬爱的田汉同志恢复了名誉。

    今天我重又捧读田汉同志这首“赠予演剧队同志”的诗章，回忆往昔，思绪萦怀。自从三十年代左翼剧联活动以来，像我这样的晚生后辈，一直在革命戏剧战线上做一个忠诚于党的小兵，除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就是革命戏剧运动的前辈们的指引，其中得到田汉同志的教益、关怀和激励良多，是我永志难忘的。

    我受田汉同志的影响、教导与关怀，可分几个时期，在未认识他时，心目中就有一个田汉；认识他以后，称他为田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称为田老。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我还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时，田汉同志已是左翼文坛上著名的戏剧家了。田汉同志创办的南国社和他主编的《南国半月刊》，曾吸引了我们许多中学生。南国社从上海到南京公演，对我们也有影响。1930年夏，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舒强、张水华、许之乔、王逸和我，刚从初中毕业，即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艺社，很想效法南国社，也来演戏。我们捧起《文学月报》上刚刚发表的田汉剧作，围坐起来对台词，当时我们谁也不会导演，不得戏门而入。到了1933年夏，我们参加南京中学的学生剧团——南钟剧社，请了南国社的左明和左翼剧联的陈鲤庭从上海来帮我们导演排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台演戏，第一个戏就是田汉的《乱钟》。我们从田汉剧本的演出实践中跨进戏剧的大门，同时也表达了爱国青年对九一八事变中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激愤之情。田汉的剧本反映了人民的抗日要求，感动着一代青年。通过这次演出，左翼剧联在南京建立了分盟。我们几个同学为能参加这一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以及我们自发组织的磨风艺社能作为剧联分盟的对外公开活动团体而感到兴奋莫名。后来我们演过很多戏，田汉的剧作占着主要部分。我们还演过田汉为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作的《战友》，还有他写的《一致》和《母亲》。1934年夏，上海左翼剧联的新地剧社以大地剧社的名义来南京公演，我们南京分盟参加演出了田汉翻译的日本戏《父归》，这次他们来还在“大世界”露天舞台上演田汉的《名优之死》。当时田汉同志的剧作富有战斗性，反映了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田汉同志，也没有见过面，但知道他是左翼剧联的主要负责人。是他和左翼剧联的领导，指引我们走上了革命的左翼戏剧的战斗道路。

    我第一次见到田汉同志，是1938年春，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周恩来副主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了国统区的武汉，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日，他参加了新建立的军委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调动了广大的文化界力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筹组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政治部第三厅，田汉任第六处（艺术处）处长，戏剧家洪深任戏剧科科长，我是他们领导下三厅所属的抗敌剧团团员。记得是4月1日成立第三厅，5日开始扩大宣传周，我被调到宣传周办公室去印发歌曲，6日传来微山湖旁的鲁南台儿庄捷讯，7日凌晨捷讯在报纸上传开，8日是宣传周的歌咏日。就在这时，田汉同志以极快的速度写出了“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洪波曲》歌词，张曙同志立刻谱曲，此曲列入扩大宣传周编排付印的歌曲中，在宣传周的歌咏日就已经唱开了。

    过去只听说田汉同志感情丰富，才思敏捷，在剧本创作上构思写作极为神速，有过用蜡纸在钢板上写剧本，边写边印，边印边供导演排戏的佳话。在诗词方面构思写作之快，就不用说了，这次《洪波曲》的产生是田汉同志热情洋溢，迅速反映战斗生活的又一有力篇章。

    田汉同志对深入战斗生活是非常重视，又身体力行的。就在扩大宣传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向我们传达了周公和郭老的指示，要抗敌剧团去徐州前线，到台儿庄去慰问抗日军民。田汉同志在送别开往前线去的队伍时，曾对我们说：“我们戏剧工作者，为抗战服务，首先要去为抗日前线的军民服务。这是周副部长和郭厅长对你们的重托和希望。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当我们抗敌剧团二十多个人，去到台儿庄战场一带参观访问，又到抗日军队中慰问演出后回到徐州的时候，田汉同志果然赶来了。他来到徐州城内中山堂，我们的临时住地，向大家表达了慰问之情，在那充满战争气氛的前线，虽然分别没有几天，但在异地相见，感到分外亲切。田汉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急于去台儿庄战场参观访问，来不及观看我们当晚演出新编的战场活报剧，只同大家拍了张合影，就匆忙握别了。

    我保存了这张照片，每当翻阅此照片，看到田汉同志亲切地站在我们中间，看到牺牲了的赵曙同志蹲在前列，就想起那天同田汉同志分手以后的经历。我们在徐州附近的抗日军队里演出了一段时间，比田汉同志迟一天动身回武汉，不幸全团陷入日寇包围之中。在一次突围中，年仅廿五岁的演员赵曙同志牺牲在日寇的枪弹之下。赵曙同志，山东人，1937年3月考取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为研究生。平时很用功，经常自己准备能担任角色的台词，一旦A角生病，他就能顶上。八一三前夕，他已经能担任《原野》中的主角仇虎，这次来台儿庄前线，表现也很好。他第一次左膀中弹时，我和舒强、石炎就在赵曙身边，也都有中弹的危险，我们在梯田上躺下，帮他用毛巾包扎了伤口，再分散前进，我们走进麦田之中，在农民群众掩护下隐藏到夜晚，等日寇的搜索部队撤走以后，才知道赵曙同志在腹部又中了第二弹，当场身亡。这事发生在徐州以东的庙山子，是我们团里魏曼青同志家乡的农民群众帮助我们掩埋了赵曙的遗体。全团徐州突围后，辗转上海、香港、广州，回到武汉。当前站张客等同志先回到昙花林，见到田汉同志时，田汉同志得悉青年演员赵曙同志不幸牺牲，极为悲痛。当即以《悼我们文化战士赵曙同志》为题，写下这样的诗句：

    啊！同志！你竟做了文化的国殇！

    这是我们的不幸，

    失去了一位有力的战友；

    这是你的幸运，

    你能死在壮烈的沙场！

    你的血肉变成了黄土，

    依然保卫着家乡。

    你的精神化成了星月，

    依然放着战斗的光芒。

    是的，我们进则存，退则亡，

    分则弱，合则强，

    团结一切力量。

    打倒万恶的豺狼；

    恢复我们的失地，

    建立新的家邦。

    啊！同志！你安眠吧！

    久长！

    啊，同志，你安眠吧！

    胜利就在前方！

    胜利就在前方！

    这首悼诗，是田汉同志对死者的深情哀念，对生者的激励期望。

    当我们从徐州突围归来，于7月间回到武汉的时候，田汉同志见到大家，非常兴奋，他紧握着我们的领队副团长瞿白音同志的手，眼看着大家说：“你们辛苦了，大家比我迟一天走，就经历了突围的艰险，比我多长了见识，多受了锻炼。”说着说着他的眼睛就向上空看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讲起话来，边想边说。那双善于思索的眼睛折向空间，想象着什么似的说：“只牺牲了一位同志，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他同归来的每一个人握手。亲切的慰问，热情的关怀，温暖着文化战士的心。“你们都晒黑了，显得更健康了。”他热情欢笑地说：“你们这次取得可贵的经验，就是无论在敌机轰炸、敌弹射击，或是敌人包围的任何困难条件下，你们这支戏剧队伍不被打垮，而始终保持了战斗的整体。这是最难得的。”他越说越兴奋：“我们还要动员许多戏剧队伍，继续奔赴抗日前线。”洪深同志接着说：“我们正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准备分发到各个战区的抗日前线去。”抗敌剧团担任留守的副团长徐韬插了话：“政治部还要组织抗敌宣传队、漫图宣传队、孩子剧团，宣传队伍声势浩大，你们回来就更热闹了。”田汉同志又兴致浓浓地接了下去：“是的，就等你们回来，十个抗敌演剧队就要编队了。并且把第一队和第二队的番号留给你们，这是在我们为你们前线失踪而万分担心的时候，上个月突然得到你们突围脱险到了上海的消息，于是周副部长和郭厅长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们留守团长郑君里马上抢着说：“这也是田处长建议的。”田汉同志对周、郭两位领导从来都是极为尊重的，我们在与田汉同志长期接触中，常常体会到他对党对上级领导的崇敬和尊重，而这完全出自他诚恳谦虚的美德。

    1938年8月下旬，在演剧队刚刚建立不久，田汉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计划，把十个抗敌演剧队分发到广东、江西、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湖南、广西各个战区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宣传工作，他同洪深先生做了大量的行政工作——这是一些专搞业务不屑搞行政的艺术家们所难以理解的。洪深先生从事行政事务工作更是有条有理，田汉同志对行政工作也不轻视。比如一件调配干部的小事，他也是认真处理的。一天，田汉同志把我叫到艺术处处长办公桌前，提笔写了一纸手令：“派吕复同志担任演剧二队队长。”并告诉我，我们二队队长郑君里同志要调往孩子剧团任艺术指导，也是为了照顾他的妻儿都在后方。演剧队还要在战地，所以把这个任务给了当年只有廿四岁缺乏领导经验的我。当他看出我有为难之意时，就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跟乃超同志研究过，我们相信你有了徐州突围的经验，只要能依靠群众，依靠和你共事多年的同志，你是会把工作搞好的。”我从来没有看到田汉同志那样严肃的讲话，使我想起冯乃超同志在我入党宣誓时对我说的话：“不能同意你去延安，我们还要从延安调人来担任演剧队的领导工作。要你留在演剧队，是党给你的任务。”于此，我就明白田汉同志的讲话和下手令是他尊重党的决定，是对一个新党员的培养。这是田汉同志对青年戏剧工作者一贯寄以关心、期望、培养与信任的一个事例。

    田汉同志不仅鼓励我们要勇于上前线，他自己是遇有机会就要上战场的。早在八一三抗日战火在上海燃起后，他就同郭沫若同志、夏衍同志去过淞沪前线，几次奔波于上海郊区的战场，慰问抗日军民。这次在台儿庄前线，以及此后在1939年和1944年还去过湘北、粤北和湘桂前线，每次前线之行，都奔波于炮火硝烟之中，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气概。真是像他写的歌词那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种同仇敌忾的反抗心声，是发自一个诗人、一个始终站在战斗生活之中的剧作家的切身感受。当我们民族濒于危亡的时刻，有多少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了抗战救亡，总是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田汉同志对为革命牺牲的文艺战士，总是念念不忘的。他经常提到牺牲在雨花台的左翼剧联的宗晖，在苏北新四军前线牺牲的左翼剧联前任党团书记刘保罗，在徐州突围中牺牲的赵曙，在桂林遭受敌机轰炸而不幸牺牲的张曙，在新四军受国民党杀害的任光等同志对他们寄以怀念之情，当1944年3月在桂林举行《西南剧展》时，田汉同志为之题诗，就有“壮绝神州戏剧兵……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的诗句，以鼓舞我们这些依然健在者“再为时代作先锋”。

    自从十个演剧队像轻骑兵般的队伍，从武昌昙花林的三厅向各地出发以后，田汉同志总是寄以深切的关怀，他曾搜集各队的活动资料，写出他们的斗争历史与活动情况，在桂林出版的《戏剧春秋》上发表过一部分。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里提到抗敌演剧队时，有过这样一段话：“他们在编成之后，到分发到战区之前，在昙花林受过两个月的军事训练。这些大抵都是意志坚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待遇不用说也是非常菲薄的，然而也一样地甘之如饴，他们在分发到战区以后，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那真是罄笔难书。他们有的在前线阵亡了，有的病死了，有的整个队坐过牢（派往山西的第三队被阎锡山关过很久），经过不少次的改编、淘汰、掺杂、分化，有的番号取消了，有的完全变了质，但有的在七八年的炼狱中一直维持到了胜利以后。这各队历史，假使由各队负责同志写出来，再集合成为一本书，我相信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朋友们联络一下，订出一个计划来，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郭沫若同志这个建议，各队都写了一些，比起田汉同志已经发表的文章来，还不够得很。田汉同志已经认真地给我们开了个头，有待我们进一步完成了。

    田汉同志随着三厅从武汉撤退到长沙以后，一直有很长时间留在湘桂。与西南的几个演剧队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是1938年11月13日凌晨的长沙大火，他和洪深先生带着西南的抗敌演剧队一、二、八队和抗敌宣传第一队，回到灾后的长沙，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善后工作。在掩埋尸体、抚慰灾民、恢复秩序、发放灾款等方面，田汉同志和洪深同志，进行了具体指挥，田汉同志有时还身先士卒，亲临现场。一次，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领着一批演剧队队员，绕过断墙残壁、碎砖破瓦的街巷，寻找已不见痕迹的粮店米仓，当他在余火未尽的硝烟之中发现米堆时，他一面不顾手遭灼烫，俯身挖掘，一面高兴地嚷道：“快来动手，咯米够我们工作队吃的还有多，可以挖回去煮粥救济灾民啊！”他心里总是想着人民群众。后来，我们真的设摊施粥，灾民深为感激。还有一次，我们在残垣余灰中发现了印刷机与铝字，当即运回编印小报，定为《新长沙报》，田汉同志任主编，他为此报纸每天忙到深夜，重要的社论和消息，都送到周公和郭老那里审批。田汉同志曾在当时写过一首《重返劫后长沙》的诗中描写长沙大火后的情景，其中有“市烬无灯添夜黑”的句子。全城被焚，电厂俱毁，夜来一片漆黑，凡是当时在油灯下听过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在油灯下向郭沫若同志汇报过工作的，看到过田汉同志在油灯下写过稿的，以及见过洪深同志在油灯下向各演剧队队长布置工作的人，才能领会这诗句的情趣，也才能懂得田汉同志在诗尾所表露的“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的心怀。

    田汉同志在1939到1940那两年，曾留在长沙，当时与我们抗敌演剧队的二、八两队同住长沙北门的留芳里。我在这里见到了田汉同志的母亲，我们称田老太太为“娭毑”（湖南人对祖母的称谓），这位老人历来支持田汉同志的生动故事，我们听得一些，这次同住留芳里，看到她非常疼爱田汉同志，也非常信赖田汉同志，这位母亲同儿子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当儿子能在身边住上几天，她就为之烧菜做饭，让儿子能安心写作。当她听说儿子要去前方，她就为之整理行装。田汉同志对母亲也是素具孝心的，写作之余，总要跟母亲攀谈一阵子，田汉同志是好客的，田老太太也很好客，无论是田汉同志的宾朋好友，或是田汉同志的后辈学生，她都一律和蔼相待。我们去了，就留下吃饭，待如亲人。日寇几次进攻长沙，以及1944年的湘桂撤退，田老太太也成了我们演剧队的成员，经常一道行动。田汉同志却经常外出奔忙，归来时，老人高兴，外出时，老人担心。她对儿子因公外出经常不在身边也总能耐心等待，我们从她的言行中，感到这位老人很能顾大局、识大体，懂得革命的道理，支持革命的儿子，是一位可敬的革命母亲，我们常见她倚门坐待儿子归来的身影。后来，听说她活到一百零一岁，神智依然清晰，那已经是1972年初了，听说她老人家每天都坐在当门的椅子上，像从前一样等待着儿子的归来，直到寿终，她哪能知道田汉同志已经早在四年前的1968年12月就屈死在“四人帮”的冤狱里了呢。我在被“四人帮”关押和隔离期间曾有丧母之痛，我母亲也是1968年12月病故的，当时关押我的人不让我知道，更谈不上让我奔丧了。我母亲死时也是不知儿子的去向，和田老太太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我事后得知母丧信息时，已是四年以后的1972年了，我以未能在母亲临终前得见一面为憾。因此，我对田汉同志曾在临终前要求能见母亲一面而未得允许，那种饮痛难消的心境是深能领会的。为了怀念田老太太，我们在1979年的田汉追悼会后，又为田老太太举行了追悼仪式，我以无限怀念的悲痛心情参加礼拜时，流了泪。这泪水是为百岁老人流的，也是为田汉同志流的。

    记得田老太太和田汉同志同住长沙留芳里时，那是1939年，我们二、八队为了给田汉同志解决写作环境，曾在留芳里的东首另外找了一间农舍茅屋，我们和田老太太一道安排好田汉同志的生活，这位老人只要看到儿子能一心扑在工作上就心安。在这个时期，田汉同志几次深入抗日前线去了解军民生活。有时带着演剧队的创作人员去湘北，到粤北，不辞辛苦地在战地奔波。一旦回到长沙，来不及休息，顾不得同母亲聚谈，就到了演剧二、八队的住地，向大家做报告，讲形势，讲战地见闻，以增强演剧队员们的抗战信心。当他了解到演剧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与刁难，为了坚持这个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经常要排难解困，有些队员心中难免有些苦闷，总在担心个人前途时，就对大家说：“只有抗战有前途，我们个人才有前途。”许多演剧队员常用田汉同志的这句话，勉己励人，一心扑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工作之中，端正了个人与抗战的关系。

    田汉同志鼓励演剧队员们要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后来，我们二、八队在1940年9月联合编演了一个描写1939年湘北前线第一次战役的军民合作抗日的戏，初名《保卫大湖南》，剧本写得很粗糙，由于导演赵明和二、八队的演员们都有战地生活，对湘北的农民有过长时间的接触，对抗日军队与日寇的刻画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没有脸谱化，演来颇为生动感人。1941年春夏之间，抗敌演剧队都更改了队名，八队改为六队，离开长沙调往恩施，二队改为九队留在长沙。两队合演的《保卫大湖南》就由九队单独演出。1944年，九队以此剧去桂林参加《西南剧展》，改剧名为《胜利进行曲》。这是因为田汉同志应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史东山之请，以1939年湘北战役为题材，写了个电影剧本，这个电影名为《胜利进行曲》，我们就借用了田汉同志的电影剧名。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改写了序幕与尾声，更剧名为《劫后余生》，此剧前后六年，演出一百五十余场，成为九队的保留剧目。这个话剧并非是同名电影的改编，但这个戏中的两个情节，一是农妇揪敌投河同归于尽，一是小学生在日寇面前抨击汉奸投降派，宁死不屈，都是取材于田汉同志湘北前线见闻的真实故事。这个戏二、八队在长沙写作与排练时，田汉同志已去桂林，也未见到田汉同志的电影剧本。从田汉同志与演剧二、八队的亲密关系，和平时对演剧队创作人员的教育与影响来说，这个话剧也可以说是田汉同志培育出来的。因此，田汉同志对这个话剧借用他的电影剧名，并不计较，是一笑同意的。而“四人帮”为了达到阴谋陷害的目的，在这个话剧与电影上却做了不少文章。但事实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田汉同志在那个时期，还经常把演剧队的话剧演员，带到戏曲领域里去，要求话剧演员向中国戏曲传统学习。田汉同志当时扶植一个平（京）剧宣传队，上演他的新作《江汉渔歌》，让我们结识了京剧演员徐敏初，二、八队的演员，向他学京剧唱腔：“这一支八哥儿定要赔偿”的四平调，“老朽我只有破鱼网，带领女儿隐汉阳……老朽还有篙桨，岂肯让敌人逞疯狂”的二六，都在演剧队队员中唱开了。当时田汉同志还扶植一些湘剧队。让我们看了不少湘剧的传统剧目，我们又结识了吴绍芝、欧元霞、罗裕庭、徐绍清等湘剧名演员，这些老艺人功底甚厚。田汉同志曾把湘剧《抢伞》，改编为抗战戏《旅伴》，戏一开始，那“任凝眸，东洋强盗乱神州”的唱词，就把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展示出来，我们又学唱过湘剧，田汉同志要求演剧队的话剧编、导、演，向传统戏曲学习，要求戏曲演员学唱革命歌曲。这样，我们二、八队的同志们，经常到湘剧队去学艺，去教歌，彼此增强了相互间的交流与团结。戏剧团队之间的团结友爱，是最可宝贵的。在打通话剧与戏曲间的藩篱上，田汉同志给予我们的影响是很有益的。田汉同志常对我们说：“话剧创作一定要学习戏曲传统的特点和艺术手法，要使外来形式的话剧艺术，具有民族风格。”田汉同志一生创作的上百部剧本中，就有二十多部戏曲剧本。他曾向我们介绍过他学习戏曲传统的编剧法，自己编成口诀：“有头有尾，脉络清晰，环环扣紧，字字铮锵，观听咸宜，雅俗共赏，无话则短，有话则长。”可见他自己在学习戏曲传统上是很下功夫的。田汉同志的话剧创作，在吸取戏曲传统的特点上最为突出的，要算话剧《丽人行》，而这个戏是演剧九队首演的。

    《丽人行》写于1947年初，田汉同志在此剧中写了三个女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遭遇。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构思中，把当时在北平发生的美军污辱中国女学生的“沈崇事件”，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迫害人民的“摊贩事件”，列入戏的突出情节，为了使反美反蒋的内容能在当时的国统区上演，作者把戏的时间背景从解放战争时期移到抗战时期的上海，通过事件把三个不同职业的女性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尽可能比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采用了多场次的表现手法，全剧分二十一场，在话剧形式上，当时还是少见的，也可以说是借鉴戏曲传统表现手法的一种创新。

    田汉同志在抗战时期写了不少戏曲剧本，特别是抗战戏曲和新编历史剧较多，话剧与电影剧本写得较少。其中话剧，前期有《卢沟桥》等剧，后期在桂林为新中国剧社写过《秋声赋》等剧。抗战胜利后，他才写了《丽人行》。我们演剧九队在抗战时期一直上演进步作家的剧作，有郭沫若、夏衍、于伶、阿英、陈白尘、曹禺等同志写的戏，除了抗战初期，没有演过田汉的剧作。因此，1947年春，我们从于伶同志那里拿到《丽人行》的本子，得到田汉同志同意给我们首演权，又得到洪深同志应允来队导演，我们是多么高兴啊！田汉与洪深是话剧在中国有史以来长期合作的老战友，他们两位又是我们演剧队的老领导，他们在三厅的行政管理工作上合作得很好。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关系如何？我们不太清楚。记得洪深同志作为《丽人行》的导演，在1947年2月下旬来到演剧九队的无锡住地时，对我们说：“我已经跟田先生讲好了，我排戏的时候，不让他来看，等我排好了，再请他来。”此后，洪深同志用了十二天的时间，一鼓作气地把戏排出来了。大约是3月3日请田汉同志从上海到无锡看总排，洪深同志一反导演时的权威气概，谦虚得像小学生似的在一旁等待田汉同志的意见。而田汉同志一直很严肃地在看戏，到戏结束时，田汉同志笑了。站起来同洪深同志紧紧地握手，表示对导演成功的肯定，并说了一句：“我没有在你排戏时来打扰你。”以表示作者对导演的尊重。洪深同志也笑了。他们当然还交换了一些进一步加工的意见，但我们看出了这两位老战友，在艺创术作上的合作有着各自的独立思考，有着彼此的互相尊重，也有着政治立场和艺术见解上的美好默契。他们交换意见以后，洪老又在排练场上经过几天加工，3月9日就正式公演了，在无锡一连演了十四天、二十六场。田汉同志在此期间，曾四次来无锡，先后邀请过阳翰笙、于伶、陈鲤庭、叶以群、夏康农、吴天、孟君谋等同志从上海来观剧，听取他们的意见。无论是肯定的赞美或是改进的意见，田汉同志都能虚怀若谷，听得认真，有时也插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总是那么诚恳、谦虚和坦率。田汉看总排的那天，还为演剧九队将上演《丽人行》题了诗：

    举世争和战，

    全民迫死生。

    愿将忧国泪，

    来演丽人行。

    只见他大笔一挥，墨走如神，兴犹未尽，再题一首。他看看洪老和在座的演员中扮演三个女性的朱琳、田野、于因，稍一沉思，下笔即成：

    岂学陈思写洛神，

    只因三月未知春。

    若英苦斗阿金殉，

    唯有新群独绝伦。

    以小字题款为：“与洪深先生及诸友分析《丽人行》人物性格后”签名处写了一个汉字。

    田汉同志曾经告诉我们《丽人行》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剧中的新群，是取自上海地下党员在抗击敌伪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茅丽英。金妹这个人物的遭遇，是取自北平的“沈崇事件”和上海的“摊贩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田汉同志在创作上的激情，是来自他对党的崇敬之心，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之情，对人民，特别是对妇女在旧社会遭受苦难的关怀之忱，以及对敌伪美蒋残害人民的深恶痛绝。田汉同志在艺术创作上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态度是极为鲜明的，使得这个戏的演出意义更为深刻。

    《丽人行》接着由九队以观众演出公司的名义在上海连演了26天，50多个满场，在这期间，田汉同志又邀约了郭沫若、茅盾、欧阳予倩、熊佛西、梅兰芳、周信芳等同志以及上海戏剧电影界的朋友们来看戏。田汉的剧本，洪深的导演，演剧队的演出，使大家深感兴趣。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为新的演剧形式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大家看到，三十年代左翼剧联的领导人田汉，经过八年抗战，又回到上海，写出了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话剧新作，保持着话剧的革命传统。大家又看到，三十年代左翼剧联领导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所属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在“八一三”战火中编成上海救亡演剧第三、四队，从上海出发，到武汉，一支去重庆，一支又编为抗敌演剧第一、二队（后改为四、九队），经过八年抗战，仍保持话剧的革命传统，以一支演剧队的战斗姿态回到上海。说也凑巧，1937年离开上海的这支队伍，在沪宁线上演的是田汉剧作《回春之曲》，正好过了十年，到1947年回到上海，还是这支队，完成了抗战任务，在解放战争期间配合民主运动，演的又是田汉剧作《丽人行》。因为这支队伍，始终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演变过来，是在党的安排下沿着革命的道路走回来的。

    田汉的《丽人行》，当时在上海的演出气氛相当热烈，报纸上的新闻消息和评论文章也相当热闹，试举新闻报上一篇夏康农先生写的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丽人行〉的第一个印象》附题中说：“《丽人行》的作者是一代赤子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记录着一代人的风雨生活，从他那里找得出一代人的大呼吸来。”“《丽人行》的演出，我是在无锡看过的……那一次前台后台给我的印象，是仿佛又退回到抗战时期的热情的集体性的生活……这或者正是‘演剧队’之所以不溃的理由吧！”“‘九队’这集体名字的坚持存在，在今天就是久战未溃的说明，看他们那热情、朴素、专注、合拍，乃至于无明星痕迹的气息，教人今天还可以仿佛看得出抗战当初，人们是怎样过法的那一角景象，‘胜利’了而这一批剧人仍然凝聚不散。”当时还有叶以群、何满子的文章与此文一样，大都赞扬《丽人行》作者田汉同志，和他与洪深同志扶植的演剧队。

    《丽人行》去上海演出的前夕，正值田汉同志五十寿辰，他自己是不要做寿的，上海文艺界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团结活动，就举行了“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五百多人，讲话和演出都体现了上海戏剧电影界的大团结，这对于配合民主运动还是必要的。田汉同志致了答谢词，他回顾了话剧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对当时处于低落时期的上海话剧界，提出了希望，他希望大家“不要为当前的困难而沮丧，要永远为人民服务”。“话剧最好的传统是团结，不脱离现实，通过其艺术改造中国，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这种精神”。

    当时，为纪念田汉同志创作三十周年并祝其寿，在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与诗词，其中有郭沫若同志的贺词：

    肝胆照人，风声树世。

    威武不屈，贫贱难移。

    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葸。

    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难比。

    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

    春风穆若，百世无已。在3月13日《大公报》上刊有“演剧九队为田汉先生祝寿”，几乎每人都有祝辞短句，摘录几则：“冰冷的地方有了您，就有了热。——肖凡”。“我永远听到一种洪亮的声音：‘我们有办法的啰！’您说。——冯旭”。“有一年秋天，我们和您上南岳山，我们男的女的在后面叫：‘田先生慢一点走啊，我们年轻人太赶不上您了。’——于因”。“话剧、平剧、湘剧、楚剧、桂剧……在田先生领导下团结了起来。——张金鼎”。“希望与力量与您同在。——陈家松”。“‘光明和黑暗决斗着，全世界需要您哟，光明的勇士’，这是您为郭沫若先生祝寿的诗句，我们拿它来献给您，不是一样的恰当吗？——朱琳”。这些祝词都表达了演剧九队同志们心目中的田汉同志，是一位热情、乐观、豪放、诚挚、爱憎分明的长者。田汉同志对党一贯无限忠诚，对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给我们这些晚生后辈的影响是深刻的。

    演剧九队在党的领导和安排下，是在上海迎接解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考虑在九队的基础上建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要我去邀请黄佐临同志共同筹建。佐临同志曾告诉我，他曾观看过九队演出田汉剧作《丽人行》，印象良好，才乐意与我一道建院的，根据他的建议，请夏衍同志来兼院长，他与我任副职。1950年全国文工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又见到田汉同志，他听到周扬同志在会上宣布，在党领导下两支戏剧队伍，解放区的文工团和国统区的演剧队会师了，兴奋地对我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演剧队的战斗历史，演剧队的成员一定要总结经验，坚持革命传统，要向解放区来的同行学习，要向文工团的同志们学习，大家搞好团结，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共同努力。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上海人艺演出了田汉的新作《关汉卿》，主演关汉卿的高重实同志，和北京人艺首演此剧扮演关汉卿的刁光覃同志，都是在田汉同志领导下的演剧九队的主要成员。北京人艺后来第二次演出《关汉卿》的主角扮演者田冲同志也是演剧队员，他是演剧二队（原三队）的主要演员，田汉同志对此也很高兴。高兴的不仅是演剧队出了这么些关汉卿，而且每个演剧队都出了不少杰出的演员、导演、编剧和舞台美术各方面的人才，这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队伍，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培养的后备力量。今天又与解放区文艺队伍培养出来的文艺骨干在并肩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他在1962年赠诗中写道：

    百战相看犹未老，

    再为时代作先锋。

    这是他一贯对我们的期望。

    每当田汉同志回顾历史的时候，特别是每次去上海，他就会想起这里是话剧的发祥地，是左翼戏剧活动的中心。一次他在上海讲话时，说他还记得“八一三”抗战开始，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是在浦东大楼开的会，组织了十多个救亡演剧队，用戏剧艺术为抗日救亡服务。大部分力量是在长江两岸演出，并向内地发展。有的到黄河区域，到陕西，有的进延安。“鲁艺”的成立与好几个上海救亡演剧队进入延安有很大关系，进入内地的集中到了武汉，变成了“抗敌演剧队”。追溯起来，都是从党领导下的左翼戏剧联盟所属的戏剧团体，随着革命形势的演变，发生着不同的变化，能坚持下来的是一直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完成历史任务的。田汉同志在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要求大家总结经验，不能忘记进步戏剧的革命传统。

    田汉同志常常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求我们执行党的方针，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写现代戏，也要写历史剧；既要向传统戏曲学习，也要向外国戏剧借鉴；既要懂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要了解布莱希特。1956年田汉同志在剧协上海分会成立会上曾谈到现代剧与历史剧的问题，他说：“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任何时候，任何剧种也不要把表现现代生活的艺术和表现历史生活的艺术、表现现代的伟大的英雄事迹和表现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对立起来。”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他不赞成“京剧只适宜表现历史故事，不适于表现现代生活”的说法。过去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曾做过很多尝试，也不完全是失败的。比如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称帝，京剧演的是上海本地风光。新中国成立后，在京剧方面，云南演《阿诗玛》，北京演《三座山》，部队演《罗盛教》，都是较好的现代剧，他接着说：“这至少表现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是可能的。所以，不能把表现历史生活跟表现现代生活绝对化。”“人民的要求是多样化的，既要看现代的东西，也要看古代的东西。”

    田汉同志还向我们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我们当然要生活气息强烈的许多现代剧，但同样也要有许多历史剧，有些历史剧的教育意义是不下于现代戏的。不要把历史剧的教育意义估计太低了。例如《十五贯》这个历史剧，就能够教育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可以用来克服我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田汉同志说了他自己的意见——一个好的历史剧，只要真正抓紧了一个历史问题，有很强的艺术性，很高的思想性的话，它的教育意义是不下于一个现代剧的。

    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现代剧与历史剧的问题上，田汉同志的主张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田汉同志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剧作家要更多地写出表现现代生活的，表现同时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的剧本，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同时也应该下很大力量来写历史剧。今天要对我们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就必须把我们现代的东西搞出来，也要把历史上的东西搞出来。我们不懂过去就不懂现在，不懂现在也就不懂得将来。这是一个常识。到了1962年广州会议上，讲到如何表现时代精神问题时，田汉同志发言中说：“现代剧可以反映时代精神，写历史剧也可以发出时代精神，写得不好，现代剧也不一定发出时代精神；反过来，历史剧写得好，也可以回答这个要求。”“要反映时代精神，要发出时代的声音，也引起一些紧张。因为1958年以来，搞现代题材的多，三次文代会把偏向纠正了。我们总是扶得东来西又倒，一度以现代戏为纲，把历史剧丢掉了；搞历史剧了，又不搞现代剧。这是负责同志向我们发出的时代声音，反映时代精神的理由，可是有的地方把历史题材放下搞现代剧了。像上海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引出这么多田汉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完全一致的这些见解，为的是想对比一下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上海举行华东话剧会演提出的一个“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就可以分清是非了。现在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大写十三年”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前奏曲，这个极左的高调，是针对周总理在剧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而提出的。主持这次华东话剧会演的主人，为什么对待去上海观摩会演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田汉同志，不请他赴宴，不邀他上客座，不让他上主席台，而是骄横地把田汉同志冷在一边呢？他们的居心是很明白的。我当时是这次会演的副秘书长，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到机场迎接应邀前来观摩会演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席，这是很正常的事，不幸后来也成为我的罪名了。原因很简单，来的剧协主席田汉同志是三十年代左翼剧联的领导人，“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张春桥，最怕暴露他们自己的反革命历史和他们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们就竭力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的成就，竟耍弄诬蔑陷害的阴谋。推动华东话剧会演的主人，用“大写十三年”来对抗周总理在剧目工作会议上的正确主张，用各种手段把追随周总理的田汉同志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田汉同志逐渐看出主人用心的不善，只得以沉默相对抗，庄严的自尊，表现出他的忍劲，正是他一贯的无产阶级战士特有的坚毅、自信和原则立场。他只有以拒绝参加闭幕式，以无言的沉默表示抗议。在凌晨的绵雨之中，他乘火车离开上海。当我在车站为田老送行时，他没有讲一句话。在离别时，我好像听他说了句什么，我一时未听清楚。后来他到苏州写了一首颂古柏的诗，其中有“暴雨飙风总不移”的句子，表现了他在任何恶势力打击面前，坚贞不屈的气概。我才恍然领悟到他临别时对我说的那句当时我未曾听清楚的话。

    怀念田汉同志对演剧九队的深情，要学习他永远为人民服务的不畏困难的精神，要记住他临别赠言的诗情。这就是他在1962年1月27日游苏州，在观司徒庙时，为清、奇、古、怪的大柏树题感：

    裂断腰身剩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垂。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飘风总不移。

    198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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