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之乔

    我初次见到田汉是在南京。那时我是中央大学艺术科西画系的学生，徐悲鸿是我们的老师。见到田汉，是在中大艺术科西画系的模特儿室内。田汉由徐悲鸿老师陪同进来，记得田汉当时脸色很不好，又黄又瘦，始终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我猜想他是刚出狱。他那次出狱是由徐悲鸿和宗白华保释的，徐悲鸿非常重才、爱才，他对田汉的才华是十分赞赏的。

    后来田汉就在南京搞起戏剧活动来，即鲁迅批评的“……在南京大演其戏”。田汉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总要找点事做，于是搞了个“中国舞台协会”。我那时只是个爱看戏的学生，是田汉戏剧的一名观众。记得当时上演的剧目有《复活》（田汉很喜欢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以为他的一些作品在风格上与托尔斯泰有某些相似）、《洪水》和《械斗》，等等。后两部剧的内容是反映灾区人民的痛苦，反对打内战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正因为他从事的是进步文艺活动，上海的左翼力量及马彦祥等都支援过他。

    我同田汉的具体接触是在抗战后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当时郭沫若是第三厅中将厅长；田汉是我们艺术处的少将处长，洪深担任戏剧科上校科长。他们起初都在武汉，后来政治部迁往重庆，郭老等都去了重庆。田老是有名的孝子，不想离开老母亲，就独自留在长沙。我们抗敌演剧九队（也可说是二队，因为九队二队两个队成员常混为一体）来到长沙，见田汉孤零零的，他那艺术家的性格极不擅持家，生活弄得很狼狈，我们就请他来和我们演剧队同住。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政治部有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作我们的“靠山”，我们心里感到踏实。但总政治部以外其他几个战区的政治部多为国民党特务把持，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常受特务的监视和欺侮，大家十分愤慨，但又不便公开闹翻，常在暗中作对，千方百计把派进来的特务“挤”跑。田汉每逢听到特务落荒而走的事，总是哈哈大笑一阵。田汉性格豪爽，高兴起来就爱开怀大笑，“哈、哈、哈”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皖南事变后，大批进步文人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从重庆撤离，许多人纷纷绕道去香港，留下郭沫若、阳翰笙在重庆。田汉向总理表示，他不想去香港，要留下照看老母亲。于是他在南岳山脚下找了一个僻静的农村住下。这是田汉在南岳侍母的时期。

    这一来，重庆成了文化空城，桂林却成了重要的文化城。抗战期间，桂林在文化方面比重庆活跃，文化名流多，出版的书刊也多。由于撤退的人多了，留在桂林的一些人如杜宣、我、许秉铎、严恭、石炎等人，就商议要不要撤。当时我和杜宣在“戏剧春秋”社办杂志，杜宣主张撤，我和严恭等认为不必撤。一时难以决定，杜宣便去南岳找田“老大”——田汉商量。

    田汉久居僻处，一见杜宣来了，欣喜非常，杀了他家喂养的仅有的一只母鸡款待杜宣。田汉说：凡事要有“屏障”（指剧本、编导、演员——作者按），“屏障”在我们手里，可以不撤。凭着田汉所说的“屏障”，我们在桂林成立了“新中国剧社”。“新中国剧社”由田汉挂头名，实际是杜宣负责。我们上演的第一个剧是陈白尘的本子《大地回春》，田汉是名誉导演。演的第二个戏是田汉的《秋声赋》。那时正好有一批演剧队队员来到桂林（其中有石联星等），实力雄厚，我们请他们参加了“新中国剧社”的演出。田汉就此在桂林“落户”。

    其实田汉在正式“落户”之前，也曾来过桂林。有一次，他从长沙到桂林，住在环湖旅馆。机敏的严恭马上发现田汉的“左邻右舍”都被茶房一个个“请”了出去，一会儿又换进一批新“旅客”。我和严恭边散步边观察这些人，偶然发现一个穿便衣的男旅客抽出一把佩刀，正恐吓、欺辱一名妇女，佩剑上刻有“蒋中正敬赠”的字样。我们明白了这些人的来路，从他们的举动也晓得了他们没多大能耐。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田老，他知道自己已被监视了，但只是笑笑而已。当天吃晚饭时，便衣们来访田汉，声称“久仰”田汉大名，在寒暄一通后，即拿出早已备好的宣纸、笔墨，要田汉为他们题诗留念，以便拿回去裱挂起来，好好炫耀炫耀。田汉毫不推却，接过笔来一挥而就。大小特务们得到田汉的亲笔题诗，如获至宝，个个欢天喜地捧着条幅回屋去了。他们哪知道原来田汉写的这些诗完全是嘲讽、俏骂他们的。遗憾的是这些“诗”一首也没保存下来，我至今也记不得一句了，只觉得那些句子都狠狠地捉弄了国民党特务。这是田汉的一批“失去了的诗”，没有发表过的诗。

    田汉为人豪侠仗义，饮酒赋诗，广交朋友，颇有李太白风度。据我所知，田汉交往的人很广，除了尼姑，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当时有些进步而单纯的青年对田汉这样交友不能理解，尤其对他居然还同国民党军官来往不以为然。听到青年朋友们这些议论后，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理解吗？到《救亡日报》社去问问夏衍吧。之后，他们果然去找夏衍。夏衍告诉他们说：让他去饮酒赋诗么，恩来说的，田汉三教九流都有朋友。他给那些人写诗，杯酒交欢，为的是鼓励那些人去抗战。他们参加抗战总比打共产党好。所以田汉的饮酒赋诗是有目的、有作用的。在此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田汉有个喜好，只要军队跟日本人打了胜仗他就要去“劳军”。严恭和高重实自告奋勇充当他的随从“副官”。一次粤北大捷，田汉一行三人同余汉谋饮酒庆贺，当时报上还发表了消息，为此将军们甚感光荣。

    我记得严恭还说过一件事，田汉同一个姓阙的师长有来往。阙师长在广西军事要地昆仑关打了胜仗，夺回了被敌人占据的关口，田汉大喜，亲自去柳州会阙师长，严恭同行。据严恭说，阙师长曾自言他已二十年未返故乡了，田老为阙吟对道：“廿年未归××县（阙的家乡，具体地名我记不清了——作者按），一仗直下昆仑关。”阙师长激动得把桌子一拍，当即叫来勤务兵，让他乘车去买宣纸，一定要田汉重墨题签。田老的交友作用可以想见。

    田汉跟那时任西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也有交往。我亲眼见到田老在那些“大官”跟前确实是不卑不亢的。

    记得一次周钢鸣（原任广东省作协主席，已故，那时是地下党员）突然来通知我说，国民党桂林市党部决定当天深夜要来逮捕我和杜宣。杜宣事先得到消息已隐藏起来，要我迅速撤离。我得到此信时已是傍晚，手头一大堆刊物、书稿来不及收藏，我正着急时，杜太太神色慌张地来找我，紧张得浑身直哆嗦。我宽慰了她几句，便同她到“新中国剧社”去，请剧社一位同志留她在剧社暂住一夜。田老一听说此事，马上去找李济深。李济深的习惯是清晨四时至六时会客，田汉三点钟就去等见。及至见到李时，田汉说“你们的人要抓我的朋友……”李回答田汉说：“你放心好了，我绝不用这些人的血来染红我的顶子。”我和杜宣果然平安无事地渡过了这一关。事隔很久，杜宣才听我说起这段经历。回顾以往，我们对田老的为人感触颇深。

    田汉同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张发奎也有交往。张在北伐时任第四军军长，打汀泗桥时立过功。抗战后因打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跑到香港做生意。田汉同他来往是为了保护演剧四、五队，因为第四战区的政治部主任梁华盛经常欺压演剧队。后来逢有“动静”，我们的人几乎都能得到消息，事先便采取了措施应付。这是由于张发奎手下有人给我们通风报信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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