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法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我上中学而后升入大学的时期。那时军阀混战，列强瓜分国土，日寇强占东北，正是国难当头，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凡是稍有血性的青年，没有不想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而奔走呼唤的。由于自身的处境和出于爱国的热诚，我对于从事戏剧救亡运动的前辈和导师格外地尊重和景仰，这时田汉同志的大名早已铭刻在我的心田。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念书，南京学联号召学生绝食一日以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这个号召得到许多学生的响应，我也参加了这次绝食活动。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天，我在徐悲鸿先生的画室里，初次与田汉邂逅相遇，他头蓄短发，口操湖南乡音，和徐先生正在高谈阔论。那时徐先生的画室建在南京城北傅厚岗，面积三四十平方米，很豁亮，画室里堆满了美术书籍、画册、画卷和大小不等的油画。与田汉数次相见，才逐渐知道他就是蜚声中外的救亡话剧运动的前辈。由于国民党反对抗日，因此实行“爱国有罪”的反动政策，田汉和阳翰笙同时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狱，后来，由于徐悲鸿与宗白华两位先生力保，才被释出狱。释放之前，国民党当局还给他下了两条禁令，一是不许离开南京城，只许在限制的范围内活动；二是不许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田汉没有被两条禁令所吓倒，而是用他饱满的热情和坚决的行动，谱写了坚持抗战和坚持革命的篇章。

    昙华林高举抗日艺术的大旗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因长期推行亲日反共的政策，在日寇得寸进尺的进攻下，兵不能战，节节败退。南京陷落后，抗日的中心转移到武汉，郭沫若主持三厅工作，田汉领导三厅所属的艺术处工作，艺术处下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科，工作搞得很出色。戏剧科由洪深负责，成立了九个抗敌演剧队（后与四个抗敌演剧队合并，改为十个抗敌演剧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音乐科由张曙负责，歌咏队在前后方演唱，抗战救亡的歌声响彻四方，激发着人们的抗战热情；美术科原是徐悲鸿负责，由于他遭到国民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冷遇而辞谢，改由倪贻德代理。美术科成立了抗战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带队，画了许多打击敌人、宣传抗日的漫画，拿到街头和武汉市郊巡回展览。美术科还成立了一个战地写生团，由吴作人带队，赴第五战区信阳等地写生慰问前方战士，受到李宗仁司令的接待。1938年7月，还举行了抗战一周年的“抗战宣传画展”，展品中有歌颂台儿庄大捷、平型关大捷的巨幅宣传画，还有漫画，这次画展受到群众的赞赏。大量宣传抗日的连环画、宣传画还印发到前方，鼓舞着抗日的军民。记得黄鹤楼城墙上有一巨幅宣传保卫大武汉的壁画，隔江遥望，引人注目。在当时形势下宣传工作千头万绪，忙乱繁杂，但田汉同志却处理得井井有条，从容不迫。他精神抖擞，脸上不时泛起可亲的笑容，接待着每一个前来向他求教的人。我和刘寿增、钮因棠，还有一个鲁夫一起来到艺术处所在地昙华林，要求田汉给我们分配工作，田汉让我们拟定一个美术工作队的计划，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他是那样耐心倾听我们的意见，从不感到琐碎和厌烦。后来，我经徐悲鸿先生介绍，正式参加三厅美术科的工作。当我们准备纪念抗战一周年的画展时，他亲自来到画室，询问并关怀作画的情况，对我们画出来的宣传画、连环画、漫画等作品是那样的喜形于色，大为赞许。1938年8月，我不安于长期关在画室里作画，想到生活中走走，就向田汉提出去延安“鲁艺”学习的请求，他采取说服的方式劝我留下，他说，延安是天堂，人人想去天堂，但是，地狱也是需要有人去工作的。后来，由于我执意要去，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去延安“鲁艺”学习。

    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武汉沦陷了。学习结束后，我回到重庆，同行的还有王琦同志。在重庆我又见到田汉同志，经过他的介绍，我在柳州参加了演剧四队，他介绍我去演剧队时，担心我不能吃苦，怕我在队里待不长久，可是一年以后，在一次庆祝演剧队成立周年的晚会上，他见到我时，十分高兴。那一次晚会，是四队和五队联合在柳州中学举办的。在演出的节目中，我表演了武术——单刀，他观看这个节目时，兴奋地说，演剧队真能使人年轻，法祀过去的愁容，现在消失了。我在演剧队里演戏、唱歌、慰问伤兵、动员群众、出壁报等做宣传工作。画画是我的本行，在写美术字、画海报、设计舞台美术等工作之外，还在空隙的时间里画了大量的写生作品，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确实像田汉同志说的那样，演剧队能医治一筹莫展的政治病，我从此焕发了艺术的青春。1943年，我将自己在演剧四、五队画的作品，经过队领导的同意后，在桂林举办了首次“黔桂铁路工程写生画展”。预展时，田汉同志最早莅临，他看完了全部作品后，见到准备为来宾签名的一张白纸，立即为画展写了一个标题“冯法祀先生黔桂铁路开辟工程写生画展”。随后又即席赋诗，当众挥毫，写了下面的诗篇与题记：

    “开辟崎岖作坦途，

    大军从此纵驰驱。

    江山人物寻常见，

    谁遣工程入画图。

    画笔常随足迹遥，

    廿年情史写红瓢。

    南荒一例成前敌，

    喜见精诚结汉瑶。

    瓦砾堆中生气在，

    千轰百炸又如何？

    龙州城里木瓜树，

    巨干今年一丈多。

    法祀于悲鸿高足中最为特异，武汉时代参加三厅工作，以其艺术贡献抗战宣传，已而舍去，漫游西北，重入剑门，又见之陪都，托介绍演剧队，予恐其不耐苦，而殊不然，在柳州相见时，则在四队已及三年，尝步行数千里至龙州靖西劳军，一般工作外，画囊收获亦丰，昨又随演剧五队遍访黔桂路，不仅勤劳者血汗尽入画材，笔力亦更雄健而坚实。法祀前途殆不可量。非徒能把学苑手法带到前方工作也。今在桂林举行个人画展，喜为题记。田汉1943年7月31日。”

    田汉事前毫无准备，来到会场，不假思索，提笔赋诗、题记，文思茂密，才华横溢，过去有过才子一说，实在令人信服。

    田汉写的三首诗，第一首是指画展作品中描写开山筑路的工程场面，第二首是指一幅油画《红瓢溪的故事》，汉族人与瑶族人同在开筑隧道，彼此昔有仇隙，在一次塌方的险境中，汉族同胞不顾自身安危，救出埋在岩石下的瑶族同胞，从此前嫌尽释，团结友好。第三首是赞油画《木瓜树》，从瓦砾堆中茁壮生长的木瓜树象征抗战力量是千轰百炸消灭不了的。

    在桂林开画展期间，田汉曾对我说：“悲鸿自诩掌握造型的能力，达到了无遁形、无遁色的地步（意思是世界上万物的形与色，是逃不开悲鸿的眼睛的）。”田汉接着说：“我们的责任岂止于无遁形、无遁色？应当做到无遁事！世界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大事，不应当逃出画家的眼睛和画笔。”

    田汉这番话，当然不是说徐先生仅仅做到了“无遁形”、“无遁色”。实际上徐先生的巨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以及后来的《愚公移山》等借古喻今之作，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的“无遁事”。田汉作为一位革命的戏剧家，出于对美术创作的方向和道路的关心，出于对后辈殷切的希望，说的这番话，给予我的教益匪浅，坚定了我在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决心与信心。

    田汉对演剧队的关怀与支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过两次。一次是皖南事变后，演剧四、五两队从韶关、长沙宣传访问归来，当时政治形势险恶，演剧队随时有遭受迫害、解散的可能。四、五两队属柳州四战区管辖，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与政治部有矛盾。司令长官张发奎非蒋介石嫡系，政治部主任梁华盛是蒋介石的亲信。田汉及时抓住他们之间的矛盾，注意做张发奎的工作。有一次四队举行队庆晚会，晚会是以化装舞会方式进行的，表演得非常出色，张发奎与田汉都在场，田汉喝得酩酊大醉，还呕吐不止，大家都担心田汉的身体。张发奎坐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我和他是老朋友，不要紧，一会儿就会好的。”田汉乘着酒兴，带着醉意在会上大声地说：“大家请司令长官答应，在任何政治环境下，要保证演剧队的安全！”这句话，田汉大声重复了多遍，最后要求张发奎当众保证，张发奎被田汉再三请求所迫，最终不得不宣布：“在任何政治风浪中，我张发奎保证大家的安全。”随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再一次是1943年的一天，政治部的梁华盛召集四、五两队队员训话，田汉首先对大家讲话，内容是勉励大家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现实主义文艺道路。这一下恼怒了梁华盛，他接过话头训斥大家说，我们这里只有三民主义，没有什么现实主义！当时，同志们的情绪十分紧张，敏锐地感觉到矛盾很尖锐。不过，同志们深刻地铭记着田汉谆谆的教导和肺腑之言！

    关怀民间艺人的疾苦，休戚与共

    四十年代初期，有一位孙氏组班的马戏团，原在苏联巡回演出，素负盛名。抗战爆发后，经东北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但是，由于国民党根本不重视杂技艺术的发展，对之不闻不问，使得庞大的马戏团难以维持生活，逼得他们不得不把大型野兽如熊、狮、虎、豹等屠宰殆尽，以减轻负担。这个马戏团来到桂林、柳州一带表演，他们的飞刀和空中飞人等绝技，受到广大群众狂热的欢迎。可是，由于他们的事业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造成演员营养不良，以致在一次空中飞人的表演中失手，摔死了一个女演员。对这个团的不幸遭遇，田汉十分同情。他著文呼吁，四方奔走营救；并发动了演剧四、五队队员，和马戏团的团员们交朋友，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田汉对于民间艺人的关怀与支持，又何止这一件，他作为一个革命戏剧运动的耆宿，团结了不同剧种和难以数计的从事救亡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期而至，来自解放区的信使

    1946年，我随演剧五队从缅甸劳军回到昆明。那时，田汉住在昆明新中国剧社，剧社为我举办的“抗战写生画展”提供了场地。预展就在剧社的住地举办。田汉对这个展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当时，闻一多先生主持了预展招待会。西南联大的教授和社会名流如洪深、楚图南、夏康农、尚钺、李何林、孟超、白澄、赵等多人，也对画展给予鼓励和支持。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剧队员，与这些学者名流素不相识，田汉从宣传抗日工作出发，只要对抗战能尽一点绵薄的力量，他都加以扶植，并为之宣传推广。闻一多先生看到油画《捉虱子》，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真反共假抗日的本质，大为赞许。洪深先生看到素描《铁工厂》时说，戏剧的高潮，往往在第二、三幕时始能出现，这幅铁工厂，一眼看上去就达到高潮。他们对于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是如此赞许，又一次给予我鼓舞和鞭策。会后，闻一多先生邀我去他家做客，和我谈论起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诸如此类的鼓励和支持，许多都是田汉苦心筹划的。这也说明，田汉对后辈的爱护、关怀和培养。

    昆明一别，较长一段时间见不着田汉。1946年，徐悲鸿聘我至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我得到演剧四队的同意，和演剧四队的印家铎（现名李本田）一起，接受了徐先生的聘请。我们两对夫妇同至北平。当时，徐先生明确地对我说，我要将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并要我帮助学校邀请一些进步的教师来校任教。这时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进行了两个年头，一向被认为顽固、落后的北平艺专，师生竟走出校门，参加了“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行列，这件事激怒了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朱来到北平，竟下令开除参加游行的学生，解聘进步教员。这一下艺专训导处的国民党爪牙更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是，他们色厉内荏，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每况愈下，他们不得不做逃之夭夭的打算。正在北平和战未决的紧急时刻，1948年冬的一天，田汉突然来到北平，他戴着一顶风雪帽，帽沿齐眉，两手插在大衣兜里，由音乐家盛家伦陪同，约我带他去会见徐悲鸿。我及时向地下党的联系人仓孝禾同志汇报情况，得到同意，把田先生带领至东城东受禄街徐悲鸿的住宅。徐先生和田汉是老朋友，无须介绍，我们就在徐先生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在场的还有廖静文，寒暄几句后，田汉用手抚摸着头上苍苍白发，一面笑容可掬地对徐先生说，我从解放区来，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让我转达口信给你，希望你不要离开北平，我们就要来了。徐先生听完田汉这番话后，脸上浮起兴奋和激动的表情。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没有磨灭。后来我听到廖静文说，田汉走后，悲鸿兴奋得一夜未能入眠。徐先生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嘱托。1948年冬天他在傅作义将军邀请的当时北京大专院校校长和名流学者的咨询有关时局意见的会议上，勇敢地陈述了北平应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见。他还在国民党策划的学院南迁的院务会议上，明确地表示了保护学校反对南迁的主张，以便迎接北平的解放。

    此次田汉充当信使，传达党对徐悲鸿的期望与关怀，绝非偶然。早在南国艺术剧社时期，两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抗日战争前不久（1935年），田汉从南京国民党的监狱中保释出来后，写了一个剧本名曰《械斗》，隐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强烈地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御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械斗》主题歌的歌词是：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快停止一切的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这首歌词明确地表达了《械斗》的主题思想，不料该剧公演后，卖座率欠佳，使剧团面临解散的困境，大家灰心丧气，这时，徐悲鸿写了下面一段话，为田汉撑腰打气。他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由于他们对我们垂危的民族、苦难的国家，抱有共同的强烈的希望与情感，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抗日救国追求真理的战斗友谊。田汉十分崇敬徐悲鸿追求真理向往民主的坚定不移的志愿，因此，田汉在北平城被我大军包围、国民党当局下令大专院校南迁的动荡时刻，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由田汉出面转达党对徐悲鸿的期望。而徐悲鸿也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在和平解放北平，团结艺专师生迎接解放的工作中做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对我说的“无遁事”一番话，当然也是对徐先生的期待，希望他画出直接反映当代人民的画卷，这也是出于对徐先生在艺术上的爱护和关心。北平解放后，他们俩一同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原计划在巴黎举行，由于当时法国政府的阻挠后改在捷克举行）。会场上，传来了南京解放的喜讯，徐先生激动之余，奋笔画出《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一画。不久又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并起草创作《鲁迅与瞿秋白》。这些当代题材的画，难道不正是田汉寄希望之所致？田汉的一生，确实写下了自己革命的光辉诗篇，他永远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怀念！

    1983年5月27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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