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戏剧班头怀才志，笔战阴霾写忠心

    田汉在与他同辈之中，人们总是叫他寿昌，或称呼为“田老大”。老大者，无非是年长（他在他家兄弟之间排行为老大）。可是在戏剧界论年龄他并不比欧阳予倩年长，实际不过是在新兴的戏剧运动中，他常常出头露面，居于牵头的地位。在元朝，人称关汉卿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那是因为他在当时深受侪辈间的尊重。田汉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事新兴的戏剧运动，同样也深为侪辈所爱戴。比如三十年代，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过一部美国影片，其中有一段是侮辱中国人民的，洪深教授看了后，非常气愤。他准备抗议，找到了田汉商量。当时田汉一方面让张曙、廖沫沙等陪同去大光明看电影，另一方面准备出事后营救。洪先生等几位到电影院后，等电影放到这些镜头时，洪先生跳到台前，揭露这部电影反华的恶行，听讲的群众也义愤填膺。这样一个举动可惹恼了影院的外国老板，他们把洪深弄到经理室围攻，还准备动手打人，但有张曙等两位大汉保镖，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和在场观众支持的压力下，老板无奈何了。从这一小小事例可以看出，田汉和前辈们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每一次斗争，都是担着风险，豁着性命去干的。

    为了写戏、演戏，他同样地要担风险，而且靠撰稿、办剧团、创办南国社来维持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不愿意依附官府，因为拿了他们的钱，就不能不受其牵制。当然不拿他们的钱，也要受他们的管。这个戏不能演，那段台词要删，这句话对“党国”不利，那个情节和思想带有“危险分子”的论调。不拿他们的钱，尚且如此，如果拿了津贴，还不知要费多少周折，轻则不准演出，重则派军警弹压，甚至抓人。

    由于我党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成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表面上暂时结束了“剿共”、反共的政策，使我们的同志（包括田汉在内的这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如鱼得水一样，又获得了发挥才能的机会，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为民族危亡奔波于战地和后方。

    1937年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侵沪战争，田汉同志于中秋节后由南京到了战火中的上海，这时恰逢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在女青年会举行的纪念会上，田汉同志百感交集，赋七律一首载于《救亡日报》：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敌，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树翁。

    这首诗，写出了田汉在左翼联盟时的“抒忠”，也歌颂了文艺旗手鲁迅先生的高风亮节，尽管在祖国存亡之秋，自己已两鬓霜白，有百万旌旗祭奠爱国先驱，内心是无限欣慰的。

    铁窗方破硝烟里，沙场纵横鼓唇舌

    田汉不只是个剧作家和诗人，他更是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当时他听到谢冰莹谈到前线守军浴血抗战的情况时，非常兴奋。他通过著名记者范长江，组织了刘保罗、谢冰莹、胡萍等人驱车走访大场前线。他在前线写下的诗句，现在读来，使我们仿佛又回到抗战初期的烽火硝烟之中。

    一带红光烛碧空，驱车直过大场东。

    炮声如吼枪如沸，全线今宵又总攻。

    作者还描写了他们在枪林弹雨声中行进的情况：

    谢家才调信纵横，屡向枪林策杖行。

    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

    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儿女，正像作者在今天的国歌中所描述的一样，有千千万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走出学校，走出工厂，拿起刀枪，远离家乡奔赴战场。在沪郊的前方，他亲眼看到了投笔从戎的女学生，挎起救护包奔赴前线。志愿抗日的将士，同仇敌忾，衔枚疾走，赶赴沙场……这些情景，在当时是多么激动人心啊！难怪作者写出这样的诗句：

    寸土安能委虎狼，拼起血肉作铜墙。

    月明露冷衔枚走，无限森严压战场。

    这并不是作者一时的冲动和诗兴大发，而是他一片赤诚的爱国心。就在大场前线回来不久的10月25日，他又同郭沫若等赴嘉定前线慰问守军，宣传祖国东南半壁的安危与抗战成败之利害关系，勉励守军务必坚持抗战到底。田汉赠守军将领罗卓英诗句，郭老亦步韵相和。11月初，田汉又奔赴上海南市，同许幸之、沈西苓、周钢鸣、吴印咸等乘车去前线慰问，但由于道路泥泞，汽车抛锚，不得不摸黑在泥泞不堪的路上步行了三十里，直到后半夜，才回到城里。因有“踏破泥河三十里，电灯厂里待晨钟”的诗句，沈西苓和诗韵却说：“泥途推车煞费力，回到南市两点钟。”

    田汉同志在慰问抗日将士时，闻有郝梦麟军长者，北方人，曾驻军贵州，闻华北危急，请缨御敌，在大白水村之役，以身殉国。郝军长生前尝称“国家既以重任托予，决不惜一死报国，誓当以沙场为归宿”。田汉闻之，写诗悼之曰：

    男儿端合沙场死，况在家危国难时。

    白水村去哭军长，东方从此去雄师。

    田汉、郭沫若和夏衍等曾代表上海民众到张发奎军中进行访问，当时张向华（即张发奎）将军驻守上海一带。张在北伐时和郭老有旧，那时张领第四军，该军是以我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该军在两湖战场接连攻克长沙、岳州等地。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的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军主力。而后又乘胜占领武汉三镇，故获“铁军”称号。这时在战火纷飞的东南战场重逢，感到格外亲热。当时正是深秋季节，捉了一些肥蟹，张将军以蟹酒飨来客，并纵谈抗战展望，田汉题七绝以鼓励士气。诗曰：

    把酒持螯咤战云，一时饮者尽输君。

    浦江两月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

    八一三的炮火，保卫大上海的八百壮士英勇抗日的事迹，震撼着田汉火热的心，他握紧笔杆，配合枪杆为抗战救亡而奔波。

    京沪炮火催泪别，风尘仆仆奔长沙

    不久，南市陷落，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金陵已是烽火连天。这时，田汉告别了南京，搭乘陈铭枢的车经宣城、徽州，再转屯溪。在去屯溪的路上，因路途不熟，误走黄山，本来长途跋涉，都很疲劳，却意外地得以一览名胜。这时的黄山已在紫云白雪之中，雄奇灵秀之姿，令人神往。同行都很焦急，田汉却暗自幸得数分钟的余裕欣赏黄山，并宽慰同行人说：“俾知中国山川之可宝爱实如此，盖励抗战救亡之志，亦未尝无益也。”不久到达南昌，南昌是行营所在地，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前不久敌机曾轰炸百花洲，投过数弹，这时湖中已无游艇，确令人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第五天晨五时离开南昌西行，入湖南境，经浏阳，不两日到达长沙。田汉说，离长沙十三年矣，亲友相遇，多以国事相询。予谓只要大家速取胜利的道路，最后胜利仍属我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况今日不愿作亡国奴者，固不止三千户耳。因题诗志之：

    轰炸声中到远人，故乡景物倍堪亲。

    长沙岂止三千户，众志犹堪御暴秦。

    长沙是他成长的地方，那时作为抗战的后方，正是需要作抗敌宣传和动员的地方。他约了廖沫沙、张曙、田洪等人，办起了小型的《抗战日报》。说是报馆，实际是寄居于一家电影院前厅的小楼上，中间的大房间还兼作过道和食堂，显然不能作为撰稿和编辑的场所，只好把办公、编撰、会客和睡觉都挤到东头的长条房间里。既然是日报，当然要报道有关民族危亡的大事，也有前方战况的消息，但这些并不是这份抗战日报的特色，而它的抗日宣传、评论以及关于抗战中可歌可泣的事迹的特讯，却是别家报纸所不多见。这是由于这份报纸是文化人、音乐家、诗人办的，自然文艺的色彩很浓。

    田汉在故乡办报，虽然不是孤立无援，因为有许多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进步的青年、有志抗战报国的军人，都是它的后援。但是从经济上、物质上来说，在那战争年代，物力财力都很艰难。当时报馆同人，不但谈不上发工资，连伙食的开支也不富裕。在这艰苦奋斗的时期，田老大总是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想法寻来钱，拉着大家去改善生活。

    1938年的2月上旬，郭沫若从武汉来到了长沙，用他的话说是“避难”来的，原因是郭老被筹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陈诚请到武汉去做官。可是在第一次宴会上，就暴露出国民党内部无时不在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说是叫郭老任第三厅厅长，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既没通知周恩来副部长，也没事先和郭老商量，就委任了第三厅的副厅长。凭郭老多年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这样耍手段，就没法保证合作。因此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逃到长沙避难了。刚到长沙时，正赶上田汉约了同人到著名的回民馆子“李合盛”去改善生活。在去“李合盛”的路上，郭老和田老有这样一段对话：

    郭老：……我是为避难而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来干我们的文化工作。

    田老：（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计划还值得深思，我们正在号召团结抗战，不能走分裂的路，不能逃避，也不能退却。要团结，不管他们怎样，我们要拿出真意来。事实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关系，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这段对话，说明田汉在这里办报，并不是一帆风顺，对“需要利用政治上的关系”是深有体会的。他对郭老的这番劝说，虽然当时没起多大作用，但对后来，经过斗争组成的三厅，还是有着影响的。

    入朝仍做戏剧官 握笔从戎掌宣传

    自从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我党即发表宣言，提出联合抗日，与南京政府联合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出周恩来副主席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请出郭沫若、田汉等知名的文化人来主持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2月，于立群接受了周恩来和一些朋友们的意见，到长沙来请郭老回武汉去。并告诉郭老，陈诚对周公明白表示，请郭老尽快去武汉，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副厅长的人选也没问题了，那位刘健群惹起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这时因为郭老正在观察于立群的反应，所以还在迟疑，田老便在一旁催促着，仍旧是他在去“李合盛”初见面时的意见。说：“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你，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吗？”

    郭老也幽默地说：“那么，你是愿意入‘地狱’的喽！”

    田老肯定地说：“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受罪！”

    郭老看着于立群，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好吧！那我们就去受罪吧！不过，我的问题很简单，要说走，随时都可以走。你呢？现在就要看你的了。”郭老知道田老在这里还有一摊子事，报纸停刊，也没那么简单，反倒来将田老的军。

    这时田老却爽朗地大笑起来。转向于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田老既答应一起入“地狱”，就不能推辞，也不能拖延，只要求给他一两天的宽限，好让他把《抗战日报》的事交代清楚，并且还准备再动员一两位朋友一起去“受罪”。就这样，田汉也算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入朝做“官”了。和张曙、田洪等随郭老于1938年2月28日去武汉。

    田汉到了武汉，等郭老和陈诚谈好了条件，“约法三章”之后，就开始筹备政治部三厅的事。三厅下分三处，按政治部一、二厅次序排下来，三厅第一个处应是原先的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少将处长，下设三科，第一科是戏剧宣传科，谁能胜任这个科的科长呢？田老想到的是能征惯战的老战友洪深，这时他正率领着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在前方的襄樊。在2月底和3月初，田老就先后发了三封快信和两份电报，催促洪老赶快到武汉来，并且讲了戏剧在抗战中的教育宣传的作用。前方部队和后方乡村都需要刻苦而且有能力的工作者，不断供给文化“粮食”，增强士气民气，此正吾人厉行宿志的机会，因此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科学的组织者，望来武汉与全国戏剧从业者合作，统筹全局。这些急切的言辞和道理，说服了洪深，就这样又拉来了个进“地狱”的人。

    洪深也是不愿做官的人，他认为：官是替人家做的，读书才是为自己读的。所以从大学毕业起，他宁愿出国留学而不去做官。为了防范做官才改学戏剧。可是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亲戚还是劝他做官，为了他的前程，为了门庭，还给他介绍官宦家的女朋友，望他作为官宦门第的佳婿，以便进身。但他都没干，还是选择了作戏剧编导这个行当。现在要他入朝做官，还要“还他规矩”、“立着见”上级。自然心里矛盾很大。可是田汉的信又是那么急切，不能不回武汉去见他。等到了武汉，田老又以“今日我辈应只问工作，不计官阶待遇，并不要只想个人一时之委屈”。也有人这样说：“你和田汉是多年好友，郭老和我们都同你一向相熟，我们何尝不可以做你的部属，你亦何尝不能做郭沫若、田汉的部属。”洪老心里想：往日是不愿做官，才去做戏；今天却是因为要做戏，才来做官；真可算是人生的“哀乐钮”了。大家都在相勉。他为了抗战，自然不应一人独异，就只好在田汉手下当一名“立着见”的上校科长了。洪老为人做事一向认真，做戏做官都一样认真，他这上校科长，见了少将处长，自然要立正敬礼，一丝不苟。不过在“立着见”之后，还是坐着谈，至于排起戏，进行艺术创作的合作，他可就依然如故的不客气了。

    田汉也是个认真的人，大概也是为了应付上差，为了在战争年代有张“老虎皮”在社会上活动方便起见，从1938年4月1日三厅正式“开锣”起，他就穿上了少将服，大马靴、白手套，俨然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文官少将。三厅的这些文武双全的文化人马，在合法的旗帜下，展开了宣传战。

    昙花林里巧运筹 武汉市间闹宣传

    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开张了。正像郭老说的，“这个万愚节，倒真真正正成为了我们这一群愚人的节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两个月，才成立起三厅，好不容易把这些不愿做官、不愿受罪的人，聚集昙花林，可以说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容易的，可他们要请这些左派的文化人来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为了抗战，为了救亡，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这些人要干起来，也能大显身手，会干出翻天覆地的事来呢！

    就在4月1日，郭老把周恩来副部长和部长陈诚都请来了，并请陈诚“训话”。政治部成立了两个月还无声无息，这对陈诚来说也不好交代，于是陈诚对郭老说，好不好来个扩大宣传，把恢复政治部的意义很快地宣传出去。郭老就问：“很快的，怎样快法？”陈诚迫不及待地说：“三几天之内！”郭老为了不示弱就答应他，和大家商量。

    田汉是搞戏剧运动的，各方面的熟人多，当然觉得还有把握，至于洪老夫子做组织工作最有本事，作为科长当仁不让。连沉着稳健的阳翰笙主任秘书也表示了应该干一番，过去是地下搞，民间搞，这次是自己当权，以官家名义搞，一定要把抗战的意义大大宣传一下，于是筹划举办个宣传周。

    田老发挥了他“老大”的作用，打电话、写信动员在上海左联业余剧人协会的老朋友，凡是到了武汉的，都动员起来了，厅里利用各种关系，把武汉三镇各重要机关、团体，包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汉口市党部、市政府、警备司令部，都叫他们出个名，以利工作进行。同时也组织在武汉的进步团体和广播电台、报纸、刊物。具体的任务就落到主任秘书阳翰笙身上了。他安排了整个计划，而洪深则发挥他科学的、周密的计划才能，具体安排了七天的宣传形式和内容。宣传周布置有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还安排一个晚上举行火炬游行，最后以示威大游行来结束。

    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一份爱国心，更何况一些从事抗战救亡的民众团体和进步的文化人呢！所以在宣传周里还组织报纸每天都出特刊。各民众团体举行街头演讲，在影剧院里举办演讲会。又由于三厅有对外宣传科这个机构，所以还组织了中、英、日文的对外广播节目。这一总动员不要说昙花林里的厅长、处长和科长紧张得直冒汗，就是悲观氛围笼罩的武汉也像“开了锅”。这是抗战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宣传抗战。

    事也凑巧，在宣传周的第三天传来了台儿庄大捷，这给宣传周的高潮增添了光彩。这也是抗战几个月以来，国民党战线上破天荒的一次胜利战役。所以当晚就乘胜发动火炬游行，原来担心群众不愿参加火炬游行。但在台儿庄大捷的鼓舞下，真是户户出人，家家火炬，游行的队伍越走越多，越游越浩荡。武汉三镇街道火炬成龙，把长江两岸照得通红，爆竹声、口号声、高歌勇进的人流，焕发了抗战救国的觉醒，黄鹤楼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长江的轮渡几乎不能通行。武汉三镇沸腾了。宣传周的火炬游行成功了，远远超过原来的计划。不要说陈诚，谁也不能说这不是政治部三厅发动的功劳。起初政治部其他厅，有些人认为三厅是卖膏药、放空炮的厅，可是在这次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祝贺宣传周的成功。大家都承认“这是郭老的运气好”，“三厅的运气好，正好碰上了台儿庄的大捷”。

    4月8日是歌咏日，按计划上午在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举行广场歌咏会，会后举行歌咏游行，在讨论计划时，郭老担心效果不好，不大赞成，可是田汉、冼星海和张曙三位同志认为有把握，坚持开下去，终于还是决定在广场上举行，开大会时田汉以歌词作者和三厅处长的身份，主持这个会，郭老到会看到那么多的歌咏队，立即消除了原来的顾虑，惊叹地向田汉等同志说：“你们真有本事，从哪里动员这么多歌咏队来。”田汉微笑着说：“这是几年来所播下的种子，今天是我们收获的日子。”的确，新音乐运动，革命歌曲在九一八之后确有新的发展，作为歌词作者，他是心中有数的。田汉接着请郭老致开幕词，郭老也是个容易兴奋的人，他借用“四面楚歌”战胜楚霸王的意思，以“四面倭歌”为题，滔滔不绝地作了一篇动人的演讲，这个开幕词，至今还保留了下来。田汉同志说的这个“收获”，正是来自党领导的文艺播下的种子。

    但是好事多磨，国民党的顽固派就是害怕人民，害怕群众运动，更害怕群众上街。戏剧日也好，歌咏日也好，漫画展览也好，甚至演讲活动，这些他们都可以记到政治部成立后的宣传功劳簿上，可是最后一天的游行示威，他们就有点害怕了。连主办的单位国民党市党部、警备司令部都打了退堂鼓，也许是陈诚的示意，他们害怕自己要砸自己的锅。但是游行的计划是经他们批准的，又不好收回成命，陈诚只好亲笔写了封信，威吓一下郭老，说什么“据情报：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望兄注意，弟已同时关照兆民兄（即特务头子康泽），请渠协助，妥为戒备”。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做了圈套，把特务们请来，借口防“奸人”来捣乱来破坏游行。

    这次游行集会是由郭老和阳翰笙主持的，不用说，他们对陈诚这封信憋了一肚子气。但是他们自己也有打算，经过六天全厅的努力，确实把武汉的民气鼓起来了。把这个最后的大会开好，就大功告成了。开会那一天，十多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汉口的会场，五光十色的旌旗、横标像火龙一样翻动着，《中国不会亡》、《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武汉三镇。就在这时，国民党借口防止“奸人准备捣乱”，出动了军、警、宪、特务打手布满会场，又遇上天公不作美，天空乌云滚滚，真有“城欲摧”之势，接着滂沱大雨淋向数万人群，但是大家情绪更高，雨声、歌声、口号声交响着，激动着人心。奇怪得很，就在瓢泼大雨声中，居然有人拉响了警报，难道日本飞机也得到了“情报”，配合“奸人”来捣乱会场吗？这时，宪兵团长抢过话筒，不管这警报是真是假，他按照“排好的戏”，立刻下命令要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游行队伍就不能不凌乱了。这游行队伍一散，康泽奉命来防“奸人”的任务也完成了。他演的戏的最后一句台词也念出来了，“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他带来的乌云，已经成雨了。三厅发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周，在假警报声中结束了。

    楚都罹难千古无 火后救灾抚无辜

    自从武汉陷落后，周恩来副部长率部到了长沙，几个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先后到了长沙，稍作休整后便展开了演出和宣传活动，大家一边总结前段工作，一边交流演出经验，这时日寇已近逼汨罗。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副部长作了形势报告，他分析了岳阳前线战况和抗战形势，指出我们的任务仍是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他宣布要准备撤离长沙。并讲了撤退的周密计划和行军注意事项。他说，敌人距此还远，可以吃饱饭再慢慢走，沿途还要开展工作，要注意行军纪律，留心敌机空袭，红军能走二万五千里，我们还走不到湘潭！因为三厅没有几部车，所以除了一部分押运沉重公物的人坐火车，还有做善后工作的洪深（作总提调），以及郭老（坐镇）等人坐车外。其余大部分人就要步行了，走路的由田汉领队，这是周公和郭老以及三厅各处科领导人事先预计好的，所以当周副部长和大家讲话的时候，田汉已经是戎装待发，他还不时迈着矫健的步伐移动几步，气宇轩昂，好像跃跃欲试的样子。田汉是以能爬山涉水、善于走路闻名的，这位文官少将，真的要领兵出征了。

    但是，这些文化兵，自从在昙花林受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之后，都还没有实际的行军经验，那时除演剧一队（后来的四队），刚从阳新、大冶一带的前线突围回来的人之外，大家还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厅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文化人，更缺乏战斗生活锻炼，我们的田汉“将军”要带领这支队伍真是不容易的。

    各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在市内还争取时间，分头写了动员民众和对敌宣传的标语之后，就唱着“飒飒深秋风，煦煦斜晖日”的歌声出发了。因为大件行李已经由汽车运走了，同志们身上除了随身衣物外，只剩下演出的器材、宣传工具、乐器、颜料桶、画具等物品，大家虽然都穿军服、佩武装带，但身上背着什物五花八门，看来真像个杂牌军，先头部队从水风井过火车东站，走上公路，队伍还是整齐的。各队你的歌声刚落，他的歌声又起，还真有点军威呢！这个景象显然和长沙逃难群众的扶老携幼，呼儿唤女，哭哭啼啼的气氛截然不同。从中可以看出田汉同志领队有方。田老自己也沉浸在悲愤、壮烈的情绪里。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来描绘这个场面：

    猎猎秋风卷柳丝，将军慷慨誓雄师。

    画囊在背琴悬肘，齐向乡村出发时。

    当大家刚刚走上征途，还带着几分激奋的心情，唱唱歌也还可以抒发些怨气，冲淡些晦气。田老却有他的感受，也写了首诗：

    雄歌一片出长沙，断瓦颓垣几处家。

    廿载未知离别苦，乡关回首暮云遮。

    没走上几里路，队伍已被陆续不绝的逃难群众冲乱了。演剧一队行军是有经验的，他们被派去打前站，找到了宿营地，而其他队伍和领队的将军随着夜幕的降临而不知去向。最后，田处长和任光、辛汉文、田洪四位保镖，夜半到了大托铺，住在农家的草屋里，大概田老还想念他的队伍，睡不着，也写了首诗：

    尘高石碎夜风寒，信有人间行路难。无被始如春草暖，张家厨下五军官。

    在三厅去衡阳的路上，田老沿途还是兴致勃勃，当过衡山时，还在警报之余游了镇南寺。经南岳市时，还留有诗句，当车到渡口宿营时，在石桥边见一位年轻小兵，惫卧石上，呻吟不止，经询问，知是四十九师某连长的勤务兵，湖北汉阳人，年仅十六岁，在湖北阳新作战时因病落伍，寻找队伍已数日，不曾进食，挣扎在死亡线上。田老看到对敌作战战士的这种惨状，动了恻隐之心，扶他走了很远，帮他找到该团宿营地。还以诗记录了这一事迹：

    停车九渡铺边道，流水潺潺接小桥。

    桥上何人泣岐路，可怜饥病已连朝。

    三厅到衡阳，周恩来副部长到南岳参加蒋介石的军事会议，向蒋提出要严惩长沙放火的罪魁，拨款救济灾民，并征集民工修建民房。其实，长沙大火是蒋介石亲自下令烧毁的，怎么严惩首犯呢？于是只好下令枪毙警备司令酆悌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以及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个替罪羊。拨款十万元，交周副部长办。所以三厅到衡阳还没站稳脚，于11月17日，周副部长下令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和三厅以及分散到湘潭、衡阳等地的各演剧队，立即返回长沙，开展救灾活动。周副部长指定洪深率队出发，田老也不甘落后，自告奋勇，也跳上驶向长沙的卡车，回到已连续烧了三天三夜的长沙，这时的长沙正是焦雾弥漫，废墟生烟，一片惨状，连最高的建筑天星阁也已成焦土。

    田汉重返他的故里，和大家同住在财政厅的楼上，这是仅存的几所楼房之一，夜宿楼上，遥望劫后废墟悲愤至极，因而挥笔题句曰：

    长驱尘雾过湘潭，乡国重归忍细谈。

    市烬无灯添夜黑，野烧余焰破天兰。

    携雏挈妇人千百，断瓦颓砖户二三。

    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

    三厅和各队到齐后，周恩来同志立即宣布成立善后工作突击队，召开动员大会，组织抢救尚在防空洞里和街头的灾民和伤病兵员。并且从事清理认领、掩埋尸体、扑灭余火、抢救物资、动员灾民回城、开设粥站等工作，还要办个《新长沙报》，并准备向十几万灾民发放十万元救济金。总的工作自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郭老当然是照应全面，而洪深则连踢带打地直接组织各队发放十几万人的赈济金，田汉则分管文字宣传和组织办《新长沙报》。后来田老又把长沙的戏剧团体组织起来，举办湘剧短训班，给他们讲文化课，宣传抗战意义，讲述历史知识。后来又组织成立了三个湘剧抗敌宣传队，之后发展到七个队。有些湘剧宣传队随着战火流亡到四川，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各县，坚持抗敌宣传，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四川解放。

    当然，这里不是全面记录长沙大火的前后经过，仅是略述长沙大火期间田汉的活动。

    讴歌胜利登舞台，义演群星谱壮怀

    1937年12月，武汉已成为抗战期间政治、文化中心，从上海、南京以及天津等地来的戏剧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为了加强戏剧界的团结，为了有个名义开展抗战救亡活动，遂于12月19日成立了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洪深主持了这个会，并致了词。戏剧界理论家张庚、胡风和胡绳等人都参加了这个成立会，就在这个会上宣布了举办中国戏剧界援助各地抗敌军募捐联合大公演，组织了演出委员会，委员有二十三人，包括王泊生、田汉、洪深、阳翰笙、光未然、安娥、马彦祥、万籁天、唐槐秋、廖沫沙、赵丹、应云卫、俞珊、沉云陔等人。参加联合公演的十三个团体是：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这是由上海救亡演剧三、四队改编成的，团里主要成员有郑君里、瞿白音、王为一、水华、舒强、沙蒙、吕复等人；其他单位有国立戏剧学校同学会、首都抗敌剧团、广西国防剧团、山东省立剧院、拓荒剧团、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社、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南京剧人等。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是当时影剧界的明星，如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顾而已、沙蒙、吕班、应云卫等人。

    其实，在开这个会之前，筹备工作早已进行好多天了，并已决定排演田汉的《最后的胜利》，这出剧由洪深导演。可是剧本并没修改好。这样多团体、这样多名演员，剧中的人物虽多，但是剧中的重头戏却不多，那样多名演员可怎么安排呢？这就要由两位权威人士来想办法了。一个是田老大，他要把剧本修改得每个人都有戏；另一个是洪深，就是要发挥导演的才能，安排好角色，使那些明星在台上发挥演员的创造性。好在那时大家都没有明星架子，也不争名利，为了抗战救亡，大家已经在战地和农村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对演主要角色、次要角色还是扮演群众都不放在心上。当然，有洪深这个权威导演，他会把大家说得服服帖帖。再加上应云卫和郑君里这两位善于做细致组织工作的人的协助，把这一百多名演员、工作人员都安排得十分得体。

    关键问题还是剧本和排练。时间紧、要求高，这么多剧界名人，这么多团体，这么大的演出活动，当然不能把戏演砸了。这就要看剧之“本”和导演如何创造，把它搬到舞台上了。不过，田先生和洪老夫子是老搭档，他们把修改提纲商量好，约法三章，田老只管写剧本，不准到排演场，要允许洪老和演员的再创造。戏排出后再请作者看。于是田老就边改、边写，直接刻在钢板上，写好一张印一张，印出一场排一场。洪先生排这样的戏，是有气魄有办法的。他先召集全体参加演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开了个动员会，宣布了角色、讲解了剧情和主场戏，也说明了导演的整体构思和具体要求，再把他要掌握的基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以及进行的旋律、节奏都讲得清清楚楚。他的讲解可不是做报告，他简直是想一个人把全部戏都演出来，可他拿的却是田汉还没修改出来的剧本底稿。也许是提纲，因为他手里常常挥舞着的那卷纸的页数并不多。

    当时，我虽然参加了演出，但并没看到过剧本，仅有的台词是抄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是在排演场上连戏一块儿记下来的。但后来看到这剧本，和我在舞台上留下的印象却出入很大。比如第二场的汽车夫，剧本上就只有“您下来一下吧！车子陷得很深，恐怕要耽搁好一会儿工夫呢”的台词。可是扮演汽车夫的吕班在台上戴个鸭舌帽有好多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再如：现在看到的剧本林之先那慷慨激昂的几大段演说，当时在演出中好像并没听到“言论小生”那大段的演说词，也许是洪老把他精练了，也许是在那抗战的激情中，我们自己讲演讲惯了、听熟了，不以为然了。

    戏，应该说是演得很活，很真实，很有生活气息的。这主要是因为剧本中的事，都是田老亲自看到、亲身体会的。他很有生活，很有激情。其次是洪深很了解田汉，知道他戏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他不准田汉干涉他排戏，使他敢于再处理、再创造。比如第二场的开头描写演剧宣传队员和农村妇女上场的时候，先是从远处传来一阵莺声燕语般的欢笑声和喧哗嬉戏声，又夹杂着歌声，接着就是一群女孩像燕雀飞下高坡似的跑到了前台，这种情景不但描绘出城市女孩子跑出来参加抗战宣传的风貌，同时也描绘了农村姑娘那朴实热情、迎接演剧队员的欢欣心情，渲染出抗战中那种乐观的精神状态。看得出这些表现都是为后场那激昂的讲演和第四场敌人占领后的激烈斗争作了铺垫。为了表现戏发展中的起伏和跌宕，剧本安排在第一场里，描写战火尚未燃遍的平静乡村，他们却在心坎里埋下了准备战斗的种子，农村姑娘大毛在河边唱着：“一根棒儿两尺长，姐在溪边洗衣裳，红叶落在溪水里，不知飘流到何方？叶啊叶，你别忙，奴家有话托你寄情郎，若是见了情郎的面，就叫他收拾行李早还乡，大家一起赶豺狼。”这是多么美好的描写，可爱的河山，美好的情趣，既有小河流水，又有浣纱意境，俨然一派山村的风光。但人们心里却惦记着赶豺狼。接着她那个“情郎”从对面山上呼应着唱出了这支山歌：

    “太阳一出满天霞，对面山上来了一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头上插了一朵山茶花，哪个山上没有树，哪个田里没有瓜，哪个男子没有意，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这是多么有情有理的歌词啊！这些歌词不但揭示着人物的内心，也预示着剧情将要发生的一切，同时也描绘着那典型的环境。这些歌不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社会上也流传得很广。这些场面是那么自然，生活气息是那么浓郁，这不能不说是赵丹等名演员的本事。

    这里不是做剧评，也不是介绍田汉的剧本，因为田老一生的戏剧活动，都是和群众、戏剧界的演员、导演联系在一起的，无法撇开别人来谈田汉。

    这次的演出，是1937年12月在武汉的光明大戏院。在《武汉日报》上从12月24日到26日登了广告，不但登了编剧、导演，还登了舞台监督应云卫，后台管理郑君里，也登了演出委员和演员表。但是这张演员表和实际演出时的情况又不太相同。比如我演的是日本兵，登报的演员表却是商民，赵丹演的是宝生，登的广告却是农村青年A。在演员表中还有朱穆之和光未然等同志。

    这段田老剧作演出情况的材料还是很有用的。我觉得记录在这里是有益的。

    1983年1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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