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创，当代西方亦有许多学者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凸显的特点和公共问题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并已提出了“公共哲学”的范畴，即Public Philosophy。但总体来说，公共哲学的主要研究阵营在美国，它是美国战后哲学反思的产物。公共哲学正是得益于美国实用主义的当代运用，使人们把视角从抽象的形而上学领域转回到人的实际生活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为了实现哲学的实际功效，使得人们不得不关注对人生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公共现象和公共问题。可以说，对实用主义来说，公共哲学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因为实用主义所强调的“实用”是指的“人生社会之大用”，不是庸俗的“个人成功学”。沃尔特·李普曼、约翰·杜威、迈克尔·桑德尔并没有刻意建立公共视角或公共哲学方法，但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或其他的立场出发，都将自己的研究变成了公共哲学。
沃尔特·李普曼首先关注了二战之后西方传统具有公共价值的精神原则的失落，意识到传统的价值原则已无法支撑起现代的西方文明。对他来说，一个社会的共同道德标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原则等公共精神或公共意识就是一个时代的公共哲学。重建现代社会的公共信仰、公共标准、公共原则就是重建现代的公共哲学。而约翰·杜威毋宁说就是李普曼所指出的公共哲学重建趋势中的重要人物。杜威强调现代哲学研究的病症就在于总是局限于形而上学领域，总是将哲学研究变成哲学家的私人话语，这都违背了哲学的本来品质。哲学意在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一则用于使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使社会进步，一则拒绝私有，强调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可以说，关注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关注公共问题，保持开放、公开的特征，这应当是哲学话语的本来属性。所以杜威不仅强调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研究，而且将哲学的实际效用付诸公共教育的实践，将教育看作是实现哲学的社会功能的必经途径。实用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哲学对美国后来公共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后世公共哲学研究无法绕过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话题，它的精神也得到传承。迈克尔·桑德尔作为美国当代的政治哲学学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了公共哲学的研究。他强调对于社会现实的公共问题予以研究，并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予以回应，所以他的公共哲学可以看作是“基于政治哲学的公共问题研究”。这种研究的优点在于他使用政治哲学对大量新出现的社会的公共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但是其缺点也正在于此，他的研究仍然是在原来政治哲学基础上的当代运用，于政治哲学本身的研究并未推进一步，更没有提出具有独立意义的公共哲学问题。这或许正是实用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实用性有余，根本性不足。
回到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研究，则首先必须对公共性本身有一个概括性认识。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使人们注意到了社会的公共属性，但是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并非仅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它是历史上的社会公共性逐渐发展到今天的结果。从这个视角出发，必须以总体的视角关注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的公共性的大致特征。这就需要选取每一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和事实，来集中探讨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公共性的典型特征。对于原始社会来说，社会的公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人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氏族社会的组织中，它的共同体对个体的决定作用，共同体组织中的民主原则，以及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归属意识都鲜明突出了公共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以分封制为基础的一系列经济关系、政治治理和文化的特征里。分封制是集分封土地和划分国家治权为一体的制度，从经济上形成了天子与诸侯共有土地、从政治上形成了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分封制所造成的社会等级与官僚体系的统一性，使得社会的身份等级与官僚的权力等级高度合一，造成了私人身份压迫与公共权力治理行为的混同，常常发生以公谋私、以私侵公的情况，造成了公私不分的状况。公私不分是封建时期社会文化的突出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公共化的社会。这首先体现在，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是消灭社会当中分散的、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结果。资本是全社会公共生产的基础，只有它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集中的社会化生产，能够将分散的自由劳动力组合在一起，能够将工人变成普遍化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最主要的特征是各生产部门、各个工人之间协作。生产变成集体活动，所有个别的生产者和生产部门也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生产过程中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项成就是将整个社会的所有内容都变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商品，使之都能还原为抽象价值，这种使得社会中的人、物、思想的本质的普遍丧失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中的一切人、物、思想都获得了普遍的共通性。这实际上为构建更高层次的公共性奠定了基础，因为从此社会发生的任何改变都将是社会内的普遍改变。
但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的根脉依旧隐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与社会观的合一、即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当中。“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性概念，是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最终归宿。“身”、“家”、“国”、“天下”固然有别，但这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重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注重的是“身”、“家”、“国”、“天下”之间一体贯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必然逻辑，天下之“公”必起于一身一家之“私”，修身、齐家必达于国治、天下平。如果国未治、天下未平，就不能看作已经真正地身修、家齐；如果不修身、齐家，国治、天下平也不可能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群己之间的和合关系，注重的群居之中有独立，独立之上有群居，群不离孤，孤不无群。这就与西方文化有着典型区别。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社会之“公”与个人之“私”绝非对立关系，而是公包含私，私达于公的关系。
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纠错和调整机制，这就需要发展社会的自我批判功能。社会的自我批判功能就是社会的公共舆论功能，这主要是由社会的公共领域承担的。哈贝马斯基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途径和主要功能，一方面反映出话语和交谈在当代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指出了民主体制对于公共权力的运用的诊疗功能。现代西方和当代中国都面临着社会多元化的特征和挑战，公共领域的话语功能满足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的需要。同时，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话语平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终究可以概括为价值的多元化，多元价值社会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在价值多元社会中，每一种价值追求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再者，当代社会的失范已成为重要公共问题，但是道德的共同标准却随着价值的多元化而不断遭到解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德固然可以调节私人之间的关系，然而法律却并不能完全规范公共空间中的所有行为。有一些行为就是超出私人生活，但又无法用国家强制力予以调节的。这部分行为就应当由社会的公共道德来规范。
总起来说，人的社会性就决定了人的公共性，社会性的内涵就是公共性。人的身体的生产和精神的满足分别依赖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生产活动都是公共性的生产活动。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依靠的是人类所固有的开发自然的能力，采取的是全球范围内分工与合作的生产方式，而且每个人的消费都需要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私人消费品。社会的公共生产活动和公共产品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同样的，人类的精神生产也是公共生产，这是由于各种知识、思想本身就是人类集体的产物。精神产品的产生过程就是知识和思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不断传播，并且以普遍的接受度作为精神产品的价值的衡量标准。而且，人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即共同体存在，人们总是组织起来并建立一定机构管理自身，而且以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为目的。国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社会的进步与福利，所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的公共意志就是国家意志。同时，在生产的公共性和政治的公共性基础上人们又着力构建公共文化，即形成符合当代社会公共性特点的生活方式，形成公共道德，实现公共价值。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任务得以清晰提出。具体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回应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公共问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也逐渐划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而且个人利益之间呈现多元化趋势，如何处理这些多元利益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被明确提出。这些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具有主体间性，事实上构成了社会公共性的外在表现。处理这些关系就需要依据公共哲学的原则。西方的公共哲学重点强调人的本质生活是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强调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属性，注重以语义学关联形成的现代人际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哲学主张“天下为公”，强调公共利益才是一切其他利益的旨归。这就意味着，当代社会必须在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其并存共赢，防止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倾轧或者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压抑，强调人们在不同的利益关切中寻找共同方面、共通之处，即实现“不同而和”。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才为处理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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