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相对论”

    一位满头黑色卷发、两眼深陷的年轻人站在编辑台前。

    “我又写了一篇论文，准备交给贵社刊登。”他说。

    “哦，爱因斯坦博士，我已经收到好几封讨论你那四篇论文的信件，有些评论对你的研究十分恭维，有的可就相当不客气了。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论文？”

    这位专利局的职员从他皱巴巴的外衣口袋里拿出一包东西。编辑迅速翻阅了这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

    “嗯，共有30页。”

    “印出来的话，会短一点。”爱因斯坦向他保证。

    “我现在所编的这一期，稿子已经相当挤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脸微微一红。“如果能够腾出一点篇幅来，我希望把这篇论文刊登出来，”他说，“我相信读者们一定会对这篇文章兴趣的。”

    “让我来瞧瞧。”这位编辑先生喃喃地说道。他首先看了看标题——《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又看看前面几页，“这儿所说的‘相对论’又是怎么一回事？”

    全世界各地的人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有许多科学家针对相对论写过专门的研究报告，有的提出了很聪明的见解，有的却显得极其愚蠢。在纽约的公立图书馆中，有五百多册有关相对论的书籍及小册子，不是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就是为他辩护。最初，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全世界只有十几个人真正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几位科学家写过很出色的书籍，把这项革命性的理论介绍给那些对科学所知不多，但却有心认识这项理论的读者。因而到了今天，任何一位学习物理学的大学生都可以了解。

    爱因斯坦第一次在美国就相对论发表演讲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理论十分简单。”挤满整个大厅的听众听到后爆笑不已，这令爱因斯坦大吃一惊。他并不是有意以一句玩笑话来冲淡别人对他的注意。他认为，他所解释的一切实在是相当简单的。他当时没有想到，数学有它自己的语言，而只有懂得数学语言的人，才能了解他的理论。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这项理论之后，许多人称赞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最奇怪的是，一项显然已经失败的实验，却因为爱因斯坦提供了这项理论的线索而有了成功的希望。

    在1887年，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是慕尼黑一位闷闷不乐又怀才不遇的学生时，两位美国教授，麦克尔逊和莫雷正在研究一个奇妙的问题。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地球环绕太阳转动的速度。但这两位科学家则试图找出地球在太空中轨道前进的速度。

    一个移动的物体在碰到阻碍时，速度就会变慢。如果你要求一位游泳选手逆流而上，而让他的对手顺流而下，那么他必定会拒绝参加这种比赛。现在，当麦克尔逊和莫雷利用顺逆两方向测量光的速度时，结果却令他们很困惑。

    莫雷教授是化学家，麦克尔逊是实验物理学家，他们不断发明各种奇妙精巧的仪器，以探测大自然的真相。

    为了测出绝对正确的光速，这两位科学家设计了一套最精密的仪器。这套仪器分别仿照了顺流或逆流游泳者的情况。两根管子安置在每一种情况的适当角度里，如果其中一根顺着地球自转的方向移动，那另一个必定是沿反方向移动。每根管子的末端各放一面镜子，然后在绝对相同的时间内把一道光束射入管子内。

    当然，这两位教授预测到，其中必然有一道光束比另一道光束提早反射回来。逆流而上的游泳者将耗费更多的时间，所以逆着空气流动方向前进的光束必然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不管这两位教授把这两根管子移动到哪个方向，这两道光束的速度都没有任何差别，它们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反射回来。

    “是不是我们的实验有什么偏差？为什么两道光束出现在镜子里的时间总是一样？难道空气中没有我们在河流中逆流而上时所遭遇的那种‘逆流’吗？难道地球在其中移动的‘以太流’并未对光线形成阻碍？”

    伽利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证明地球确实在太空中移动，因此他们试了一遍又一遍，企图找出他们所实验的两种情况的光束速度之间的不同，却一直无法发现这两种光速的差别。麦克尔逊和莫雷最后终于感到沮丧了，既然已经证实地球是移动的，为什么他们的实验却指出地球是静止的？这种发现相当新颖，且令人困惑。

    这项问题不仅困扰着麦克尔逊和莫雷，也令当时的一些杰出物理学家大惑不解。爱因斯坦在他的论文中回答了这项问题。这两位美国教授并未失败，他们在十八年前就已正确地测出了光的速度。因为爱因斯坦现在已经证明，光的速度都是相同的，而且，光速是唯一的定值，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测量，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光速在空中移动时不会遭遇任何阻碍？爱因斯坦解释说，这是因为任何实验都不可能测出宇宙的绝对运动。牛顿说过：在遭遇外来的力量之前，每一种物体都维持着其原来的情况，不是静止，而是处于它自己独特的运动中。爱因斯坦现在则认为，在地球或整个宇宙中的任何地点里，没有一种东西是静止的。他指出，每一样东西都是运动的，从原子到星星，每样东西都在相对地运动着。在这样一个宇宙中，一切都在运动，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的，因此，每一样事物和它接受观察时的环境，都是相对的。

    对这个世界来说，相对论是个绝对新奇的学说。大象跟老鼠比较起来，无疑是庞大无比，可是如果把大象放在摩天大楼旁边，就显得出奇的渺小了。这是体积上的“相对”。当一个人按下电梯的电钮“上”或“下”时，他就会感受到空间上的“相对”。

    但是，科学家们一直认为，物理世界中的某些事实是“绝对正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物理学家测量长度、重量和速度，当然，他的量尺、体重计以及时钟给了他正确的答案。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因为他为绝对的物理科学的事实，带来了相对性。他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提出了一项崭新的构想，他也因此赢得了类似魔术师般令人震惊的名声，而且他的理论一项又一项地在其他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获得印证，更增加了他的名气。

    有关“相对论”的一个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物体的运动。当一个人坐在疾驰的火车上时，座位和乘客显然是静止的，而树木和电线杆却从车窗外呼啸而过。一位站在铁轨附近的农村男孩只看到火车呼啸而过，而树木和电线杆对他而言则静止不动。在一列火车以时速六十里的速度移动时，地球正以每秒十八里的速度绕着太阳旋转。与此同时，地球、太阳和整个太阳系一起朝着一颗遥远星球的方向前进。

    如果一个人能够站在太阳上，并以望远镜眺望，他将会看到地球和火车在底下运动。另一个观察者站在最近的某一个星球上，由于它的距离极远，它的光需要四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的星球。那么，这位观察者要在四年后才能看到太阳、地球以及移动中的火车正一起绕着太空运动。火车、地球以及太阳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和观察者的位置相对应的。

    但是，如果在太空中的移动是相对的，那么，时间的相对性呢？

    在爱因斯坦提出他的学说之前，牛顿和其他科学家指出，时间是绝对的，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但时间却是持续不变的。他们同时认为，空间是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无穷无尽。

    但爱因斯坦为我们提出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看法。

    每一物体都有三个空间，但是，由于每件事物实际上都是在运动及变化的，因此，这个世界实际上存在于三度空间中——另外加上一个第四空间。

    爱因斯坦说，时间就是这个所谓的第四空间。旧金山距离纽约大约三千里远。以前，一辆篷车必须花一年的时间，越过河流、草原及高山，才能来到太平洋沿岸的荒凉小垦殖区，但现在一架飞机不到十二小时就可完成这段旅程。

    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中，不管是时间或空间，都不会以一个固定的方式永远持续下去。它们两者将随着观察者的位置和速度作相对性的改变。

    那么，爱因斯坦又如何改变时间的运行呢？

    我们是根据地球自转的演进来计算天数，以地球环绕太阳的时间来计算年数。由于木星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比地球长，因此，木星上的一年比地球上的一年长了许多。

    如果我们能克服一切不可能的因素，而以光速去旅行，那么将没有时间的存在，每件事情都立即发生。在我们接近不可思议的光速时，不仅我们的手表会慢下来，就是我们的脉搏也会变缓慢，即使是在原子内部运转的电子也会越来越慢。如果我们的速度能超过光速，那么我们实际上将在时间上后退，这种情况就如同著名的五行滑稽诗中的那位令人惊讶的女英雄：

    有位年轻的女郎叫光明

    她的速度超过了光

    有一天她出发

    在相对论的方法下

    回到家时却是前天晚上

    爱因斯坦在他有关“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中，又叙述了另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一个物体的质量，必须由这个物体移动的速度而定。当物体移动得越来越快时，它就越来越重。没有人测量过质量在这方面增加的情况，因为这种变化是极其微小的，无法以任何普通的速度来计算。因此，在1905年，科学家们并不能证实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学会了如何测量最微小的电子质量，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加强电子的运转速度，使它们的速度能达到每秒九万三千里，也就是光速的一半。到这时候，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方才发现，爱因斯坦的预测是正确的。

    以前的人认为，物质和能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物质是固体的，像是一块岩石，而能量则是测定一个物体移动的速度有多快，或是它有什么作用。爱因斯坦则指出，物质和能量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一半光速运转的电子拥有相当惊人的能量，因为它移动得如此迅速，使它的重量大为增加，于是能量变成了质量。

    但是，物质也可以转变成能量。爱因斯坦实际上已能算出隐藏在任何一块物质中的能量。他那个著名的公式，也是我们在书中唯一要提到的一项公式，是这样的：E=mc²。

    分开来解释，它的意义如下：

    E表示能量（每种物质的质粒中的能量）；

    m表示质量（物体中含有物质的多少）；

    c表示光速；

    2表示数字自乘一次平方（例如，5的平方等于25）。

    因此，E=mc²的整个意思就是说，每个物质中的能量，等于物质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光速是每秒十八万六千三百里，把这个数字自乘一次，就可以知道从一小块物质中可以获得何等惊人的能量数字了。仅仅是一千克的物质，如果能将它转变成能量，则其能量大约相当于两千五百万千瓦的电力。

    科学家们把这项惊人的公式应用在令人震惊的两项发展上。

    第一，这个公式解释了太阳的秘密。太阳为什么能够连续几十亿年发出光与热，而不会像一块炭那样烧成一团灰。科学家们以爱因斯坦的理论为研究依据，把这项公式应用在太阳内部的原子上。这些原子存在于几百万度的高温中，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原子不断地将它们的物质转变成能量。

    爱因斯坦的第二项研究结果震惊了全世界，而那时距离他在瑞士发表第一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已经有四十年之久了。科学家们更进一步地研究原子能的其他功用，他们学会了如何把铀原子转变成能量。他们制造了原子弹，在广岛上空引爆。

    重返柏林

    在相对论论文发表之后，爱因斯坦博士继续在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指导爱因斯坦取得博士学位的苏黎世大学教授克莱纳坚持说，这位年轻人应该放弃他在专利局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克莱纳教授宣称，爱因斯坦所发表的论文当然可以使他在大学里获得一份教职。

    但是，按当时的规定，爱因斯坦必须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聘为教授。编外讲师的薪水则来自于来听课的学生所付的听课费。由于听课是自愿的，而听课学生人数的多寡也就取决于讲师的名气。大学部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听说过爱因斯坦，所以最初经常前去听爱因斯坦讲课的只有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朋友。爱因斯坦对讲课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只是把讲课当做一项展览。他经常说，讲课就像是“在马戏团里表演”。有一天，克莱纳教授前去听课，也许爱因斯坦在他的老师面前感到有点不自在，也许凑巧他在当天并没有准备充分。克莱纳教授严厉地对他说，他的课讲得并不好，他怀疑是否应该继续推荐爱因斯坦担任物理系的教授。

    爱因斯坦坦率地回答说：“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被聘为教授。”他的兴趣主要在研究上，而不在成为教授后所得到的高薪及荣誉。

    弗里艾德瑞克·阿德勒是爱因斯坦在理工学院时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此时他是苏黎世大学的副教授。阿德勒不愿和他的老朋友竞争，当他听说自己已被提名为教授时，他立刻向大学董事会说明情况，希望能为自己的老朋友说句好话。阿德勒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担任教授，而我们学校却不肯聘请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才，那未免太可笑了。因为我的能力一点儿也比不上爱因斯坦。”

    因此，在1909年，爱因斯坦获得了副教授的职位。他写信告诉母亲，他终于实现了母亲在多年以前就梦想着的荣誉和自豪。

    “听上去很不错，就是薪水没有增加，”米列娃批评说，“你现在赚的钱比在专利局时还少。”

    爱因斯坦提醒她：“但是，我们的生活总还过得去。”

    米列娃不愿斥责他，也不愿去争辩。他每日痴迷于在宇宙中邀游，因此不曾注意到她必须在很多地方省吃俭用，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从现在起，生活要更加困难了，”米列娃忧愁地说，“你还是专利局的小职员时，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跟我们一样穷的研究生，因此也不必装阔。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位教授，应该穿得像其他教授那样讲究了，而且我还必须举行晚宴，招待他们的太太。”

    “我们可以想些办法来应付这些新的开支。”她的丈夫以惯常的乐观态度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自己想法子？”米列娃嘲笑他。米列娃十分担心，因此尽力四处张罗，很快就使收入增加了，因为她收了几个学生寄宿。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爱因斯坦高兴异常，“现在我可以跟这几个学生一起吃晚餐，并且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们聊天，而不是像教授对学生说话。他们也会开开玩笑，问我一些问题，并且前来向我请教。”

    他很讨厌繁文缛节，在学生时代就是如此。学生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从未要求过他们尊敬他。爱因斯坦十分狂热地讲求民主，因此对于一些资深的教授，也是同样自然而亲切。爱因斯坦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像他这样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人，免不了会在无意间得罪某些人。

    苏黎世的生活过得相当愉快，但是当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给他发来聘书，请他担任正教授时，他接受了，并于1911年离开瑞士前往布拉格。倒并不是薪水多才使他动心，爱因斯坦非常欣赏19世纪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的个性和法拉第十分相似。法拉第曾经说过：“我一向热爱科学甚于金钱……我绝不会成为富翁的。”

    “我现在必须写信告诉妈妈，我就要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正教授了，”他轻轻笑着对儿子说，“上小学时候，我的老师曾取笑我口齿不清，而且害羞，那位老师还说我是她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最笨的一个。妈妈当时就预测我将会成为一名教授。”

    “就像是丑小鸭！”汉斯叫道，“爸爸，把那个故事再讲给我们听，好吗？”

    “让你们的爸爸去收拾他的文件和书吧。”爱因斯坦夫人对孩子说，“他必须自己收拾才行。”如果爱因斯坦不收拾他那一堆一堆的文件和书籍的话，这项工作就要落在她的肩膀上了，而她本来就有很多其他家务要做。

    到了布拉格，米列娃先找了几个房间让全家人住下来，直到他们的家具从瑞士运到为止。很不幸的是，邻居们对于他们的小孩子的吵闹行为提出抗议，房东很有礼貌却坚决地要求爱因斯坦一家人搬走。

    “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米列娃焦虑地说，“两个小男孩吵得要命，又没有办法让他们安静下来。虽租了一间公寓，但是家具还没有运来，我们怎么住呢？”

    第一次，爱因斯坦决心担负起家庭责任。“我去买些简单家具暂时用一阵子，直到我们自己的家具运到。不，不会太贵的，反正只是要用一阵子，我去买些二手货好了。”

    米列娃看到他如此会打算，心里倒是十分高兴。但等到他们一家人在布置简单的公寓里睡了一晚上后，她就不这么想了。某些小东西藏在其中一张旧床里闯了进来，汉斯和爱德华整晚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向母亲展示，他的手上、腿上全布满了可疑的红色小点。

    “臭虫！”米列娃不禁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把它们除掉，然后把那些干净的床搬进来？”

    “不要担心，”爱因斯坦对她说，“它们一定是捷克臭虫，等到它们明白我们是真正友善的德国人时，就不会再咬我们了。”

    他已经知道，布拉格的捷克人是多么痛恨这些外来统治者。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爱因斯坦全家到一家小餐馆吃晚饭。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怪的菜单？”米列娃惊叫道，“瞧，这儿的菜名用德文写的只有半页。把菜单倒过来，就是用捷克文写的另一份菜单。”

    爱因斯坦把侍者叫到餐桌边来，这位教授很高兴地发现，这位侍者会讲德语。爱因斯坦现在能说流利的法语，也学过意大利语。他一向觉得语言是个困难的问题，他也听说过，捷克语并不怎么好学，因此他很高兴能够使用他的本国语言。

    “你们为什么把菜单印成这样？”他问道。他的声调和表情都极其和蔼，因此那位一向以冰冷的态度对待其他奥地利及德国客人的侍者，也对他报以微笑说：“先生，因为我们的顾客包括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全都喜欢见到菜单上印着他们本国的文字。”

    “话虽不错，但是，为什么不把菜色正印呢？先印捷克文，然后印德文。”

    “如果我们的德国顾客发现他们的文字被印在了菜单的下半部，他们就会认为受到轻视。”

    “我想，如果你们先印德文菜单，你们的捷克客人也会认为受到了侮辱。”

    这位侍者点点头，然后急急赶去侍候另外一桌的客人。

    “现在就能看出来，布拉格的气氛是多么恶劣！”米列娃说，“我比较喜欢瑞士，在那里，各个种族的人都能相安无事。”

    从那次以后，爱因斯坦经常去那间小餐馆，并常和那位侍者及他在那儿遇到的捷克朋友谈天。爱因斯坦教授跟在布拉格的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没有种族歧视的观念。他并不轻看那些被统治的捷克人。他发现，德国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一股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仇恨的感觉。

    有几位捷克学生前去听爱因斯坦讲课，并接受指导从事研究。因为其他许多德国教授对他们的态度一向很傲慢，起初这些年轻人还怀疑过爱因斯坦如此和善是否别有企图，等到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这位德国人——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之后，这些学生就对他谈起他们的民族长久以来对自由的争取，这种奋斗的热诚一直未曾消失。

    虽然爱因斯坦远离犹太人已经有好多年，但在布拉格他开始觉得与他的同胞越来越亲近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规定，任何一位大学教授必须属于帝国所承认的任何一种教会，否则教授资格就不予承认。爱因斯坦自己登记为犹太人，但这纯粹只是表面上的。他沿着狭窄的圆石街道，走入以前的犹太人聚集区，站在那儿，他仿佛回到了几世纪前的时代里。高墙上的时钟用希伯来文标明时刻，教堂的石墙坚固得如同堡垒。当年布拉格的犹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而逃到教堂时，就把教堂作为抵抗的据点。附近有处墓园，从里面崩塌的墓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圣徒及学者成为了牺牲者。

    走在这些烈士的坟墓之间时，犹太人的历史对爱因斯坦来说，变得比他以前听慕尼黑的犹太教士所讲述的还要真实。

    “犹太主义”——这项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国，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就是从那里被驱逐出来的——爱因斯坦第一次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一些新朋友，都是犹太主义者。某些晚上，他们就坐在家中，讨论在古犹太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爱因斯坦坐在一旁，抽着他的烟斗，默默地沉思。

    表明宗教信仰，并不是爱因斯坦获准进入布拉格德国大学执教所必备的唯一手续。另外有一项要求，使这位憎恨战争的科学家深恶痛绝，那就是要求他购买一件制服。这种制服跟奥地利海军军官的制服十分相似，三角形的羽毛帽、饰以金带的外套和长裤，以及一把长剑。跟所有的奥地利教授一样，爱因斯坦被要求穿上这件华丽的制服，宣誓效忠，然后才获准在大学执教。当然，他以后再也不曾穿过那件制服。

    这使他的大儿子汉斯十分忧虑。

    “爸爸，”他请求说，“在你卖掉或送走那件可爱的制服之前，我希望你把它穿起来，佩上你的剑，然后带我出去走一走。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到你穿上这件制服。”

    “好的，没问题。”他的父亲笑道，“他们会以为我是巴西海军上将呢。”

    爱因斯坦认为布拉格另一项十分愚蠢的风俗，是新任教授必须去拜访与他在同一学校任教的每一位教授。爱因斯坦感慨地说，天哪，要连续去拜访四十个人，多么讨厌呀，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心里愉快地想道，在从事这种令人厌烦的拜访时，可以顺便欣赏一下布拉格各区不同的风景，也是挺不错的。因此，他开始愉快地展开漫长的拜访活动，他总是挑选可以供他散步的风景优美的街区。当欣赏完所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后，爱因斯坦立即把访问名单撕掉，不再继续这种正式的访问。他未拜访的那些教授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是他们怎会知道，爱因斯坦博士之所以不去拜访他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区引不起爱因斯坦的兴趣而已。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也会经常一再拜访某些教授，这些人都是科学家，或者是同样爱好音乐的朋友。爱因斯坦曾接受邀请，加入了一个由极有天分的业余音乐家所组成的四重奏。

    爱因斯坦住在布拉格期间，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他不仅在书房里思考和研究，甚至在曲折蜿蜒的街道上散步，或是漫步在可爱的小山丘时，他那大脑袋里也在不停地思索新的问题。有一次他告诉与他共同工作的一位物理学家：“我所从事的工作，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定居后不久，他的母校——苏黎世理工学院——却在这时请他回去担任教授。回想过去，他未能通过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后来这所学校的部分教授又不愿推荐他担任最低级的教职。如果爱因斯坦的天性中存有一丝一毫的褊狭，就一定会对这项胜利抱着骄矜自喜的心理，但爱因斯坦并没有这样想。

    理工学院比苏黎世大学规模更大，也更有名。他一直怀念那个可爱的瑞士城市，而且他在那里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米列娃在布拉格生活得始终不愉快，当爱因斯坦正犹疑不决之时，她主动说服他回到那个她深深喜爱的城市。于是在1921年，爱因斯坦教授离开了布拉格，接受理工学院的教职及研究工作。

    几年以前，杰出的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曾这样说：“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证明为正确的话——我预料定会如此——他将被推崇为20世纪的哥白尼。”虽然爱因斯坦只有三十出头，但他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他已获得每位科学家终生所追求的最高荣誉——应邀前往萨尔斯堡及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大会上发表演说。他的新理论引起全球科学家的最大兴趣。

    1922年，普朗克教授前往瑞士苏黎世拜访爱因斯坦博士。这两位物理学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好朋友，当时普朗克教授已经成名，对比较年轻且默默无闻的爱因斯坦也给予了很多鼓励。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很久，不过，除了同样具有科学天分及喜爱古典音乐之外，这两人却有着很多显著的不同。

    普朗克出身于一个政界高级官员的家庭，爱因斯坦只是一位小商人的儿子。普朗克个子很高，举止优雅，他的衣服烫得笔挺，爱因斯坦则略微矮胖，不拘小节，甚至在社交场合中的穿着也很随便。普朗克是天生的领袖，他喜欢主持委员会，或是担任某项会议的主席，爱因斯坦则拒绝出席任何会议，除非是他极感兴趣的。一个是贵族化的普鲁士人，一个则是来自德国南部的犹太人，爱因斯坦仍然不喜欢德国北部的寒冷及繁文缛节。

    但是，由于普朗克博士对爱因斯坦的成就衷心赞赏，因此他在见到爱因斯坦时，立即提出一项邀请。他邀请爱因斯坦接受柏林的三个职位，注意，是三个而不是一个。若是换上一位年纪较大且资格较老的教授或是研究人员，一定会把其中任何一项职位当做终生事业，而当时的爱因斯坦却只有三十四岁。

    普朗克所提出的第一个职位是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科学院创始于1700年，是德意志帝国当时最古老及最杰出的科学研究机构。该院的正院士只限七十人，另外有两百名通讯院士。普鲁士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从事科学研究。普朗克相信，像爱因斯坦这样已经在科学研究方面创造出极高声望的科学家，必能增加科学院的声誉，因为该院本身已拥有许多德国的最优秀学者。

    第二个职位是柏林大学的教授。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不必从事他所痛恨的“马戏表演”式的授课，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讲课，而大部分时间可用来从事研究工作。

    第三个邀请来自柏林的威廉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是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创立的，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这家研究所还没有单独成立物理研究所，准备在物理研究所成立后，由爱因斯坦出任这个研究所的主任。同时，他也将在其他研究所的研究中担任顾问。

    爱因斯坦年轻时在德国生活得并不愉快，他一再寻思，是否有必要再回去，而成为那个僵化的、由政府控制的教育制度中的一分子？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德国首都，可能自由呼吸吗？

    爱因斯坦虽不在乎这些职位的丰厚薪水及重要地位，但又很快为能有机会和能斯特、哈伯及普朗克这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化学家及物理学家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而动心。普朗克向他保证，不会让他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他的研究，于是他决定前往柏林。在苏黎世及布拉格担任了短暂的教职之后，爱因斯坦终于接受了后来他一连担任长达二十年的工作，而且表现杰出。

    1914年春天，爱因斯坦在柏林过着寂寞但又繁忙的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并未跟他同住。这时候，米列娃和爱因斯坦两人一致同意，他们的婚姻失败了。米列娃拒绝住在瑞士以外的任何地方，因为她已深深爱上那地方。虽然后来他们终于离婚，但他们两人仍然维持着很好的友谊。爱因斯坦经常回到瑞士探望他的孩子，汉斯和爱德华在放假时也到德国和父亲生活一段时间。

    爱因斯坦博士现在已把柏林当做自己的家，但对于一个已习惯了德国南部的温暖气候和风土人情的人来说，柏林则显得有点儿陌生而冰冷。在这个德国最进步的城市中，已经发展出了“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时期所讲究的高效率。好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领导的政权，颇合俾斯麦的理想。僵直有如枪管的军官们走在宽阔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则排列着壮观的建筑物及英雄雕像。如果人行道上很拥挤，平民会立即走到街道上，让军官们大步经过。从政府官员一直到小孩子，每个柏林人都遵循着正确而严谨的步伐踏步前进。小孩子们很小就知道，在公园里丢一张纸是严重的罪过。

    在大学圈子里，爱因斯坦处处遭遇到礼节的困扰。不可以把教授的太太称做某某夫人，一定要称她为某某教授夫人，若是称呼别的，将会被当做对她的一种侮辱。一位正式教授必须拥有好几套服装，比方说，讲课时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需要换上晨装或正式外出服。虽然爱因斯坦已经不是瑞士那个只能穿破衣服的穷学生，但爱因斯坦仍然觉得，如果把领子放松，并使裤子宽松自然，就会更为舒服。已经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他的皮鞋从来不擦。

    爱因斯坦一向不理会这些批评。事实上，他一向拒绝顺从他不能理解的世俗陈规。例如，参加大学宴会以及定期擦亮皮鞋，这些小事情他一向不放在心上。他的一位同事形容爱因斯坦时这样说过：“在柏林，只有两种物理学家，一种是爱因斯坦，另一种则是其他所有的物理学家。”

    不过，这么一来，爱因斯坦总算能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的理论物理学了。这位科学家遵循两种方法来研究及追寻真理。他的工作属于大家所知的“纯科学”。在纯科学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像爱因斯坦这类理论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努力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来解释一些现象及规律，他们所使用的只有铅笔和纸张，没有任何工具。在纯科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像麦克尔逊及莫雷这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这些科学家负责证实新理论的正确与否，他们的方式是在实验室中做实验。

    在柏林初期，爱因斯坦仍然继续研究他在1905年提出的“特殊相对论”理论。当时，他的这项理论曾引起全世界的骚动，现在他则忙于撰写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将使他的早期学说的范围扩大，且更为普遍化。他很高兴可以不必定期讲课。他在跟他的同事或是比较优秀的研究生讲话时，他可以讲得十分精彩。因为这些人即使不接受教授的看法，仍然可以很容易理解他所说的话。但是在讲授一连串事先仔细计划好的课程时，由于所讲授的东西通常不是他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所以他经常讲得不好。

    他对大学部的学生十分友善，经常抽空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因为害羞而不愿意提问题的学生说：“不会的，你绝不会打扰到我。”但是，站在讲台上讲授校方所规定的知识，对他而言却是一项很讨厌的任务。在柏林的这段期间，爱因斯坦很高兴能将大部分的精力及时间用于研究。他已不必再向听课的每一个学生收取费用了。事实上，由于他生活简单，没有任何嗜好，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如何花掉他的薪水。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妹妹玛雅嫁给了一位瑞士律师，母亲和妹妹一家住在一起。他的一位舅舅也住在柏林，舅舅的女儿艾尔莎也跟父亲住在一起。起初，他根本认不出这位优雅、端庄的妇人就是妹妹当年那位喜欢玩闹的小玩伴。艾尔莎现在是个寡妇，有两个女儿。

    爱因斯坦很喜欢小孩子，他很高兴地带着艾尔莎的两个女儿伊丽莎和玛戈尔出外散步。这两个小女孩也非常欢迎他的来访。在晚餐桌上，她们发现，母亲和这位年轻的教授高兴地谈着当年慕尼黑的童年生活。身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大博士，当年竟是一位羞怯、说话结巴的小男孩，这可能吗？她们忍不住提出一些问题。

    伊丽莎问道：“你为什么老是避开妈妈，躲到你的‘洞穴’中去？”

    “因为我当时很笨，”爱因斯坦回答说，“现在不会这样做了。”他发现表姐在倒咖啡时，脸都红了，不禁十分高兴。

    “妈妈说，你跟她同样喜爱音乐。”玛戈尔也追着问，“那你为什么不练习你的曲子呢？”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笨男孩。”爱因斯坦对她说。

    玛戈尔缠着他说：“我能否请你在吃完晚餐后，为我们演奏小提琴？”

    “非常乐意。”爱因斯坦教授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母亲能够以钢琴和我合奏，我想我们一定可以演奏得很好。”

    从此以后，爱因斯坦越来越多地逗留在舅舅家里。吃完晚餐后，他们通常来一次音乐会。然后，两位小女孩上床睡觉，爱因斯坦则坐在他最喜爱的椅子上，抽着他的烟斗，艾尔莎则忙于家务或缝缝补补。如果这位客人愿意谈谈他刚刚讲过的课程，或是他在实验室中未曾解决的问题，艾尔莎就会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仿佛已经忘了她明天还要预备三餐，或是还要替玛戈尔设计一件新的宴会礼服。当她的客人陷入沉思时，她知道最好不要说话。如果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就会冲杯咖啡，并且送上一块刚烤好的蛋糕。

    “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人烤过这么美味的蛋糕！”爱因斯坦高兴地说。

    艾尔莎笑了，“如果我能拿到波林姑妈的食谱，那就更好了。”她回答说。

    当他伸手去拿帽子时，她说：“等一下，刚才你进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的帽子需要刷了。还有，站着别动，我帮你弄好领子。”

    爱因斯坦笑了笑，把帽子交给她。他说，这真有点像当年在慕尼黑的情形，他的母亲总是坚持在他出门上学之前，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使他有个“受人尊敬”的外表。

    日食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人能够对牛顿的理论提出任何质疑，因此世人认为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的地位已经永远确立了。然而现在，爱因斯坦却研究出一项更广博的情况，对牛顿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有人称他为“20世纪的牛顿”。爱因斯坦并不想破坏牛顿的世界，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的宇宙形象，将牛顿的世界扩大，使其更为适用。

    爱因斯坦说，现在我们也同样可以把万有引力想象成在太空中的一个场。像太阳或星星这些巨大的物体，都会建立巨大的引力场。即使是小如地球的星体，也能吸引二十五万里外的月球。这种万有引力的大磁场威力十分强大，足以使光线曲折。从来没有人想到光线会受到万有引力的影响。

    更具革命性的是爱因斯坦的另一项理论：太空是呈曲线形状，星球只不过是遵循最简单及最自然的轨道旋转。每条河流，不管大小，到最后都流入大海。它所流经的地面并不平坦，河水顺着最容易行进的路线流动。天体运行的路线也是相同。

    如果一位飞行员想要从美国飞往中国或印度，他最短的飞行路线并不是如世界平面图所显示的，一条直线横渡太平洋。他必须在极区上空绕一个大圈子，然后沿着地球的另一边飞下。星球及流星在太空中旋转，它们进行的路线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度很大的曲线，就如同飞行员飞越极区一般。

    直线并不永远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这是许多人都难以相信的一个新观念。

    爱因斯坦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并不只是因为他称太空是曲线形的，而且他还认为，太空是有限的，并不是永恒无垠的。他说，从太阳或其他许多星球发出的一道光线，沿着曲线前进，在十几亿年之后，这道光线将会回到它原来出发的地点。这表示，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球体的表面，是有限的，但没有明确的界线。

    对于这些惊人的发现，爱因斯坦提出过几项证据，经由科学性的观察便可以获知这些理论是否能站住脚，其中一项实验是经由分光器研究从星星发出的光。这样的研究证明爱因斯坦的学说是正确的，其他的证据则有待天文学家去证明。

    牛顿定律可以解释很多星球的运转，但水星的一项小运转，却是牛顿定律无法解释的。

    水星这种极其微小的偏离轨道的运转，使爱因斯坦非常感兴趣。最后他认为，水星每年以极微小的距离偏离其轨道，因为水星比我们的地球更为接近太阳。这也表示，太阳引力场对水星的影响更为强烈。天文学家做过无数艰苦的统计实验，终于证明爱因斯坦的预测是正确的。

    但是，爱因斯坦说，光线受到引力的影响，又有什么证据呢？爱因斯坦认为，跟太阳位于天空同一地区的星星，它们的运行路线可能会有所偏差，因为它们的光线经过太阳时有点儿弯曲。在普通情况下，我们看不见这些星星，因为太阳光线太强了。我们只能在全日食时借助望远镜才能观察。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急于观看这种景象，以证明爱因斯坦有关于光线曲折的设想，是正确还是错误。

    1911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关于万有引力对光线传播的研究》。他本人呼吁天文学家们应该验证他所发表的这篇论文，以证明接近太阳的光线是否都会弯曲。他承认说，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他的这些设想往往缺乏充分的证据，甚至是出自幻想。但如果他错了，他也会很高兴有人证明他的错误。

    像这样的研究及调查为什么不能立即进行，有许多原因。其中一项原因是，全日食发生的概率相当小，而且，全日食时，地球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正确地观察到。天文学家们已经知道，1914年将发生一次全日食，从俄国可以看到这次日食。

    就在那一年，一群德国天文学家筹集了一笔可以进行这项漫长而昂贵旅行所需的资金，整理好他们珍贵精密的望远镜，动身前往俄国。1914年夏天，爱因斯坦学说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在焦虑地等着这些天文学家所发现的真相。这次全日食会带来什么呢？

    这群德国天文学家安全到达俄国，但却一直无法带回他们所希望观察的日食的结果，因为变得黑暗的不仅是太阳，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整个地球的表面。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法国和英国一起向德国宣战。

    在这群德国天文学家刚踏上俄国土地上不久，他们马上被当做间谍抓了起来。不管有没有日食，他们都没有机会使用他们的望远镜，这群天文学家看不到可能解答他们疑惑的群星满布的天空，只能凝视着牢房里空洞的天花板。一直等到四年后战争结束，和平来临，他们才获得释放，回到德国。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位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许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迫使他参加战争。现在他发现，住在像德国这样好战的国家里，要坚持原则十分为难，尤其是战争期间，这种处境更加尴尬。幸好，他已取得瑞士国籍，瑞士仍然保持中立态度，所以爱因斯坦暂时不会被当成敌人看待。虽然也有人在背后指责，爱因斯坦教授对他出生的土地缺乏忠诚，但没有人能够指控他不忠。

    化学家瓦尔特·能斯特由于研究、制作及使用毒气，而对德国的作战能力作出了具体的贡献。另一位叫弗里茨·哈伯的人，经由化学实验，发现了制造人造肥料及炸药的方法。由于他们的贡献，这两位科学家分别获颁德国陆军少校的军衔。这对哈伯具有很大的意义，哈伯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他一直不停地努力，不仅希望被视为科学界的领袖，更希望被当做一位杰出而爱国的德国人来对待。他不断地催促他的朋友爱因斯坦，要求他接受他的国家主义理想。

    但爱因斯坦崇尚和平，他只想然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他对政治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为他写传的一位作家说，爱因斯坦喜欢把自己看做世界舞台前的一名观众，冷静地观赏着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现在他请求能让他继续在实验室中工作，而不必参加血腥的战争。

    然而，那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最愉快的工作莫过于担任灯塔管理员。那样他就可以远离现代社会的喧嚣及竞争，从事简单而有用的工作，完全投入到他所感兴趣的有价值的工作中。

    但在目前，怒吼声如此之大，这位物理学家想不予理会是不可能的事。所幸，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会和战争发生联系。他很高兴自己不是实用科学家，虽然由于对毒气及炸药有杰出的贡献，一些科学家获得了莫大的荣誉，但爱因斯坦却一点也不想得到这种殊荣。不过，在舆论方面，有关方面却希望他站在德国这一边。

    1914年，德国宣称，他和孤独无助的小国比利时所签订的条约，只不过是一张废纸。德国后来入侵比利时，造成了无数无辜平民的伤亡及城市的毁灭，世界各国对这种情形深感震惊。全世界的舆论一致谴责德国：“只有野蛮人才会这样做。为我们带来文学、科学和音乐的德国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这并不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这是野蛮人的德国。”

    德国政府企图在世界舆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们企图证明不仅是政治及军事领袖支持这项军事行动，甚至连作家、音乐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支持。德国政府为此特别准备了一份文件，由九十二位德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联合签署的声明书。爱因斯坦早就同意法国科学家巴斯特的“科学不分国界”的说法，因此拒绝在这张德国自辩书上签名。由于爱因斯坦不再是德国公民，所以德国政府也就对他无可奈何，也不能把他称做叛国者。但有许多德国的偏激分子却不原谅他，希望有一天能使他为这种“不忠”的行为付出代价。

    对于这位爱好和平的教授来说，在战争期间另一项不方便之处，便是战时很难买到烟丝，而他又特别喜欢他的烟斗。这个不便对他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仍令他感到苦恼。许多年以后，在一次晚宴上，一位宾客说到战争时期的一件趣事，由于没有烟丝，爱因斯坦如何呆坐一个多小时，让空空的烟斗悬垂在他的嘴角上。可能是因为很难买到烟丝，无法享受真正的抽烟乐趣，咬个空烟斗多少能满足一下他的烟瘾。这也可能是艾尔莎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企图使他戒除少数几个坏习惯之后所养成的一种习惯。基于健康的考虑，艾尔莎曾经限制他每天抽烟斗的次数，所以爱因斯坦才会养成叼着空烟斗的习惯。

    在艰苦的学生时代，爱因斯坦因为饮食不规律而落下了胃病，现在他的胃痛更厉害了，不过他的食欲仍然不错，但战争已使德国各大城市很难买到食物。他的表姐艾尔莎是位天生的烹调能手，设法为她的父亲及孩子们准备出好吃又营养的三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是经常来访而又受到欢迎的客人。

    “我很清楚，我们的阿尔伯特是位十分杰出的物理学家。”她笑着唤他的小名说，“现在，我们不得不买些没有人知道怎么打开的各式各样的罐头。这些罐头通常都是不曾见过的外国牌子，或是生锈，或是扭曲了，而且没有开罐的工具。”她以骄傲的口气说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罐是我们的阿尔伯特无法打开的。”

    在爱因斯坦教授想法子打开这听顽固的罐头时，艾尔莎则切着面包片或煮马铃薯，他们一起谈论着许多事情。有时候，他们讨论书籍和音乐，并经常谈到他们的家庭琐事以及谈玛雅的来信，真难以想象当初那位快活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了。爱因斯坦的儿子是不是还有点小，谁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成功的科学家？阿尔伯特是否觉得玛戈尔刚刚制成的泥土人像显示这个小女孩具有艺术天分？

    在那个为战争所破坏的世界中，这位愉快、能干的妇人为他带来了和平安乐的生活，使他的寂寞得到慰藉。对其他人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对艾尔莎而言，虽然没有人比她更为爱因斯坦的声名感到骄傲，但艾尔莎仍然认为他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者，他需要一个妻子来照顾他、管束他，使他能按时吃饭，以及记得穿袜子。在日常生活上，他开始越来越依赖她的协助。

    艾尔莎所居住的公寓里摆着她所喜欢的书籍、图画与鲜花，显得舒适漂亮，爱因斯坦在那里和艾尔莎闲谈、听音乐，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后，他几乎不愿回到他那间寂寞、凌乱的房间。爱因斯坦认为，像这样愉快的一位家庭主妇，虽然她对物理或高等数学丝毫不懂，却仍是一位理想的妻子。因此，他毅然地向她求婚。

    有一次有人问这位教授，爱因斯坦夫人是否了解相对论？爱因斯坦笑着回答：他也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因为他一直不曾向她解释过这个理论。他从来也不会为她无法分享他的科学知识而感到失望。她对物理学的无知，正好可以帮助他放松一下心情，在研究某些困难问题太久之后。她温暖的笑容、轻松的幽默感，都可以使一个疲倦的男人觉得舒适而惬意。

    艾尔莎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他需要休息松弛的时候，把他从书桌上拉起来，让他参加一群经过仔细挑选的宾客的聊天。有时候，当她感觉到他一定不希望受到打扰时，她会为他准备一盘美味的餐点，送到书房去，使他能继续工作。艾尔莎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使他感到满足和安定。只有在她去世的时候，他才感到了深深的悲伤及打击，那是她唯一伤害他的一次。

    结婚之后，爱因斯坦夫妇住在柏林一栋宁静可爱的公寓里。艾尔莎把家里布置得窗明几净、舒适无比，她挑选了一些高雅的家具、素雅的窗帘、精美的餐巾，这一切都显示出艾尔莎身为家庭主妇的骄傲。爱因斯坦是否会注意到这些摆设，还很值得怀疑，不过，爱因斯坦倒是相当欣赏他的书房，它孤立而隔离了一切可能打扰到他的事物，那是一个朴素的房间，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

    爱因斯坦的家很快成为柏林许多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的聚会所。只要有人告诉爱因斯坦，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几位音乐家，就不难使他离开他的书房。他讨厌参加正式的宴会，他发现，在家中度过一个有音乐的晚上之后，工作起来能更得心应手。除此之外，他的另一项娱乐就是欣赏歌剧或好的戏剧。

    到柏林的最初几年里，他开始对犹太人的遭遇发生兴趣。参加世界大战的每个国家都尝到了苦头，而犹太人更是战争中最悲惨的受害者。许多犹太人居住在波兰及乌克兰，经常受到入侵军队的骚扰。全区的犹太人经常被迫集体迁徙，或是全部被消灭。古老而著名的犹太文化中心也遭到了毁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恐怖无比，却为犹太人带来了一线希望。当英国军队征服土耳其并占领巴勒斯坦之后，即使在撤退的土耳其军队的枪声仍然清晰可闻之际，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一群犹太人已经开始为希伯来大学奠放基石了。世界各地的犹太学者欣喜若狂，并且答应贡献财力物力协助建校。爱因斯坦也支持“犹太人的大学也应该具有国际性精神”这一建校宗旨，并对希伯来大学的建立表示了诚挚的支持。

    他一向认为，科学家应超乎国界，而成为世界的公民。他的研究理论是在许多国家、许多人的思想基础上搭建而成的，其中包括了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及丹麦等。政治可能把他们的国家引向战争，但科学家应该只追求真理。不管真理出现在何处，都应该对它表示欢迎。

    显然某些科学家也同意爱因斯坦的这种看法。在大战进行期间，英国的一群科学家仍继续研究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论文。虽然作者是一名德国大学教授，但这些英国人并不把他当做敌人，他们只对他的理论感到兴趣。

    跟那群前往俄国研究日食，并被逮捕下狱的德国科学家相比，英国的同行在研究工作方面显然幸运多了。1917年，战争仍在持续中，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向一群科学家报告说，1919年将会发生一次日全食，这是他们绝佳的观测机会，以验证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否正确。到那时候，黑色的太阳正好位在十分明亮的金牛座的正中央。巴西北部的某处及西非几内亚湾的一个海岛上是最佳观测地点。

    这些科学家听到这项报告之后，一致同意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有谁能够获准通过潜艇横行的大海呢？德国潜艇的威胁，使当时没有人敢离开英国本土，除非是从事纯军事行动。

    但是，虽然没有人能够预测战争会在何时结束，皇家学会及皇家天文学会仍然充满希望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安排这次的观测任务。委员会筹集了旅行所需的基金，选定了团员，并买妥望远镜、照相机及所有必需的设备。委员会主席是阿瑟·爱丁顿爵士。身为爱好和平的奎克郡人，爱丁顿爵士并不认为前去调查敌国科学家的理论是不爱国的行为。

    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第二年年初，两支探险队出发了。为什么派出两支探险队？因为日食为时短暂，而且很可能因为天色阴霾，无法拍下日食的情景。英国皇家学会认为，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在地球上的两处不同的地点拍摄日食情况——一处是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Sobral），另一处是非洲几内亚海湾的普林西比岛（Principe）。爱丁顿爵士率领第二支采测队，在日食的前一个月抵达普林西比岛。

    这些英国科学家取出他们的望远镜（是当时最精确的），以及照相机（将使牛顿嫉妒不已）。当地的土著向这群陌生人提了许多问题。还有人很担心地问道，如果太阳真的变黑了，他们怎能确定太阳还会恢复明亮？太阳的黑暗持续几分钟？他们希望这些聪明访客的回答是正确的，希望不要产生不良后果。

    日食当天的黎明，天气阴沉而多云，许多科学家担心会白跑一趟。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候，乌云遮住了星星，那么他们的长途跋涉等于是白费了。

    根据爱丁顿爵士的描述：

    月亮遮住了太阳，太阳成了一个黑球。它的周围是一个亮圈，日全食开始时，仍然可从云间清楚地看到被日冕环绕的月亮黑色圆盘的部分，很像是在一个没有星星的晚上，月亮从云间出现的情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并希望获得最好的结果。一位观察员以最快的连续动作更换相机底片，另一个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块遮光板控制每次曝光的时间……

    天空的景象十分壮观，据后来冲出的照片显示，一道太阳火焰高悬在太阳表面几千里的高空中，我们根本连望一眼那种景象的时间也没有。只感觉到地上景象时明时暗，十分诡异。只有观察者的喊声以及计时表的滴答声打破长达三百零二秒的日食期间的一片沉寂。

    曝光时间从两秒到十秒不等，共获得十六张照片。最初的几张照片看不出星星，因为有云，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就能把星光挡住。

    但在接近日食末期时，云层变淡了，少数几点黑影子出现在后面几张照片上。有时候，一颗或几颗最基本的星星被云层遮住，在相片上没法显示，不过有一张照片却很清楚地显出了五颗星星，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他们终于获得了这珍贵的照片。爱丁顿和他的工作人员把这些照片中最好的几张，拿来和在伦敦所拍摄的同一星球的照片互作比较，发现在伦敦拍摄时，由于这些星星距离太阳很远，因此不受其直接引力的影响。

    几个月之后，两支探险队分别返回伦敦，他们把所拍得的照片在实验室里经过很仔细的测量，并考虑到一切可能的错误。天文学家以很长的时间严肃地讨论这些可能性，观测人员也时时提防发生错误。

    1919年10月初，在伦敦一个阴沉而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天文学家们参加了一项期待已久的会议。他们全忘了屋外潮湿而恼人的天气，静静地倾听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长作的一项报告。他报告说：“两支探测队所作的观察已经证明了光呈现出一点六四秒等值的偏离弧度，而爱因斯坦以纸笔所做的预测弧度则为一点七五秒等值。”

    参加了这项伟大会议的数学家怀特海，留下了这篇记录：

    ……皇家天文学会会长宣布说：照片已经证实爱因斯坦的预测——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都会曲折。

    ……牛顿的画像（挂在会长背后）提醒我们，最伟大的一项科学法则，在通行了两个世纪之后，终于接受了第一次的修正……这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皇家学会会长汤姆逊爵士，他本人是位物理学家，他在演说中，描述现在已获得证实的爱因斯坦理论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不是发现一个小岛，而是发现新科学思想的整个大陆。这是自从牛顿发表其万有引力原则以来，与其有关的最大发现”。

    在伦敦街头，《泰晤士报》在告示牌上以巨大的字体标出当天的头条新闻。就在1919年11月7日当天傍晚，行人透过浓雾，借着昏黄的灯光，可以看到告示牌上写着：“阵亡将士纪念日，各地实施停火。”

    在那天早上，已有许多人不需别人提醒，就已把鲜花放在无名英雄的墓前。当他们将满含泪水的眼睛转开时，也许会稍微停下脚步，瞄一眼第二个标题：“科学革命：宇宙新理论！牛顿学说被推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坐在柏林的公寓里，小心地打开刚刚从伦敦寄来的一个包装得很好的包裹。他的家人坐在身边，他静静坐着，凝视着放在膝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示出阴影中透露出的闪烁光芒，终于证实了他的学说。也许在那一刻之前，他并不了解这种证实对他有多大的意义。

    有好长的一阵子，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轻声地自语：“很好，很好！”

    他再度研究那些照片。

    艾尔莎的小女儿玛戈尔兴奋得不得了。她说：“好极了，现在大家都将知道那是一项了不起的理论，因为已经获得了证实。”

    爱因斯坦告诉她：“我并不是说我的理论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没想到有人能够拍下如此好的照片。”

    明星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很准确地预测出了星星接近太阳时会有什么反应。但在1919年时，他对她的妻子说：“现在他们全都知道我了！但是过不了三个月，他们就会忘记我，就像忘记一个过气的明星一样。只有物理学家会来问问我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各大日报继续刊登有关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消息，不仅有他的照片，有关于“相对论”的评论，还有他的趣闻轶事，包括不少胡乱捏造的。杂志上也频频出现有关他本人及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所以无论他走到哪儿，大家都能立即认出他来。

    他一向是个友善的人。但是现在，在每天都有无数访客登门拜访的情况下，他再也不能维持那温和的脾气了。过去，他对每一位客人都很欢迎，不论是德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还是刚从波兰来的穷苦学生（多半是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协助他进入大学就读），他都一视同仁。

    但现在，似乎每个来到柏林的人都想来拜访这位害羞的天才教授了。有一天，一位活泼的年轻人前来拜访，请爱因斯坦写篇介绍自己的文章给他所服务的杂志，他们愿意提供一笔优厚的酬劳。

    爱因斯坦发火了，他咆哮着说：“你们那份流行杂志的读者是不可能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而我个人的故事与大众毫无关系，我不是职业拳击手，人们不会对我个人的琐事感兴趣的。”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位不速之客轰跑了。

    接着有个胆大的小男孩偷偷地溜了进来，他希望爱因斯坦博士在他所准备的签名簿上签名。爱因斯坦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把他打发走了，那个小男孩非常高兴。“这样做真是有点蠢！”爱因斯坦自言自语道。但是，谁能忍心让一个孩子扫兴呢？

    随后来访的是位眼神飘忽、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腋下夹着一个纸夹子，里面是一些文件。他向爱因斯坦夫人请求，要见教授几分钟，“我要把我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他，我知道他一定会感激我的”。

    艾尔莎尽了最大的力量，从每天来访的众多客人中选出几位她知道她丈夫愿意接见的客人。当某个客人真的获准去见爱因斯坦的时候，她又要设法使访问的时间不要拖太久。因为爱因斯坦为人和善，一旦有客人进入他的书房，就不好意思催人家走。

    有一天，有位学生获得接见。半小时后，他站起来时显得有些不愿意走的样子，爱因斯坦友善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妨告诉我。”

    那位年轻人有点踌躇地说：“您太好了，愿意抽出宝贵的半小时来接见我。我不敢有什么奢求，只希望您能送我一张您的签名照，我会把它放在书桌上。当我工作时，也许能给我一点灵感。”

    “好的。”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但我有一个条件，你也一定要给我一张你的签名照。”

    几年以后，这位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时，眼中满是泪水。“我当时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则是伟大的爱因斯坦博士。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我的照片，但当他说那句话时，我还是觉得无比的骄傲。”

    还有一天，爱因斯坦耐心地聆听一位并不著名的物理学家花了两小时的时间向他说明某些新而惊人的理论。最后，爱因斯坦婉转但肯定地告诉他的客人，研究这项永远无法证明的理论是浪费时间。这位访客的妻子在丈夫说话期间，一直坐在一旁，本来渴望能够听到这位大科学家夸奖自己的丈夫一番，现在却听到这些，因而很生爱因斯坦的气。

    她质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相信我丈夫的理论是正确的。”

    “夫人，”爱因斯坦说，“我之所以听你的丈夫说话，是因为虽然他的有些观念是错误的，但看得出来，他对物理学还是有几分了解的，因此他有权表达他的观点。但我相信我对物理学的认识和你差不多，所以我拒绝听你的。”

    虽然每天都有大量来信，但爱因斯坦夫人只挑选其中的几封交给她丈夫，由他自己回信，因此爱因斯坦不需要去看某些来信者的荒谬意见。例如，有个人写信说，他相信，只要获得爱因斯坦的协助，他必能减少购炭的价格。还有一些爱因斯坦也无法回答的回答，比如告诉一位想要当探险家的小男孩如何加入非洲探险队。对于“相对论”，许多人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比如“请你简短地将‘相对论’介绍一下，以使我可以向我的朋友们解释一番”等，最多的还是索要签名。

    爱因斯坦博士认为，至少他可以满足这些令人烦不胜烦的索要签名的仰慕者。他公开声明：任何人只要在信封里附上他所规定的一定数目的钱，他就会把亲笔签名寄过去。他把收到的钱全部转交给了一个基金会，资助维也纳的战争孤儿。虽然为这个基金会筹得的款项不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使他暂时摆脱了人们向他索要签名的困扰。

    许多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也纷纷来信，但并不是所有来信的人都认同爱因斯坦的理论。有些人自称是为他们所谓的“常识物理学”辩护，他们宣称“相对论”根本无关紧要。许多谴责爱因斯坦研究工作的人则根本不肯承认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也有人因为成就不及他，而对他所获得的荣誉表示嫉妒和不满。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科学家竟然也会有嫉妒之心！在学术界，教授们之间往往产生很大的敌意，但爱因斯坦从未有过些许争夺地位或荣耀的欲望。一位跟他相当熟悉的人曾经说过，爱因斯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而且这和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什么关联。他的人格自然而伟大，从来不会嫉妒或者怨恨别人。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新思想的科学家所发表的批评，爱因斯坦并不觉得烦恼。他知道，创立新理论的人多少都会遭到批评和质疑。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会习惯接受他的新宇宙观。学者及教会人士以前就曾谴责、否定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爱因斯坦认为，他本人也可以等待，直到被所有的人接纳为止。有人告诉他，物理学家马赫——爱因斯坦曾以他的学说为基础，进行多项研究工作——曾激烈批评他最近的学说，爱因斯坦唯一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他已经老了。”

    对于那些对他进行非科学性攻击的人，他往往没有太大的耐心，有一次爱因斯坦博士参加一项他也是主讲之一的柏林会议，竟然需要动用警察来保护，这真是令人难过的事。爱因斯坦在答复对他个人所作的一项最严厉的人身攻击时，仅仅说，这种攻击不值得回答，因为就科学来说，这项争论并不具有任何科学意义。

    许多科学家憎恨爱因斯坦既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类攻击深深伤害了爱因斯坦，他一直希望德国人能消除好战的思想，因为德国皇帝已经流亡国外，德国现在已是一个共和国，爱因斯坦认为现在可以恢复以前所放弃的德国国籍了。他所出生的这块土地因为战争的摧残，已经变得残破而穷苦。身为德国公民，爱因斯坦利用他与日俱增的声名，多少可以恢复祖国日渐衰落的荣耀。跟其他自由派人士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新领袖身上。但他知道，在失败而贫苦的人民当中，正激荡着一股怨恨而绝望的暗流。“我的情况，”他说，“就像是正躺在一张漂亮的床铺上，但备受臭虫的折磨。”

    他的名气迅速传播到德国以外的地区。当“相对论”的新闻成为柏林报纸的头条新闻时，柏林市的一位美国记者收到了纽约编辑的一封电报：“请以一千字说明这项理论，速回电。”

    一位数学教授答应写这篇说明文字，结果文章竟长达一万八千字。这位教授坚持文章无法压缩，于是只好把整篇文章以电报发到纽约。纽约十几位一流的学者企图把它压缩成合理的长度。不过当他们承认实在无法予以压缩时，这位纽约的编辑也认为，这个题目拥有浓厚的趣味性，值得把它全文刊登出来。

    黎波·英菲尔德曾经说过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故事。他当时认为，在他服务的那个波兰小镇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爱因斯坦本人或他的研究工作有兴趣。但由于他本人是个物理学家，对于这个项目极感兴趣，于是他宣布说，他将就“相对论”公开发表一次演说。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站在冬天寒风中等待演讲厅开门的人实在太多，有关部门只好开放镇上最大的体育馆，以便容纳这些听众。

    似乎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希望看到这位“相对论”的创立人，即使只有极少数人能懂得这项理论的真正意义。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荷兰演讲，并获得莱顿大学的一项教职。当他在莱顿大学向一千四百名学生讲课时，回想起在苏黎世上课时只有两位老朋友前往捧场的教学情形，不禁哑然失笑。

    他很高兴重访布拉格（现在是捷克新共和国的首都）。一向看不起捷克人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现在却由于战败而显得沮丧和不安。这些泄气的德国人热烈欢迎爱因斯坦的来访，以重拾他们的自尊。当地的一家报纸骄傲地宣称：“现在，全世界都会发现，一个能够产生像爱因斯坦这类人物的德国民族，将永远不会受到压迫。”

    跟平常一样，在众多的观众当中，有许多人只是来看一眼这位著名人物。一位安排这次演讲会的人低声对身边一位教授说：“请你用一个字回答我，爱因斯坦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只是骗人的？”虽然爱因斯坦已经尽可能使演说的内容简单易懂，但这位先生仍然对“相对论”一无所知。毕竟，“相对论”是无法以一个字或是一次演说，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那天晚上所举行的一次聚会中，爱因斯坦被邀请上台讲话。他说：“如果我不发表演说，而是为各位演奏小提琴的话，也许会更令人愉快，也更容易了解。”当他拿起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时，他的疲倦似乎全部消失了。

    就在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时，一位兴奋的年轻人请求爱因斯坦抽空看一看他的一篇论文，大致内容是：如果使用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做基础，是不是可以利用原子中所包含的巨大能量，来产生引力的爆炸？

    “请你冷静一点，”爱因斯坦告诉他，“我的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如果我不讨论你的研究作品，你并没有任何损失。这是相当愚蠢的，因为我已经读过将近一百篇像你这样的‘发明’报告。”

    这次，爱因斯坦却预测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的公式内，竟然隐藏着发明原子弹的原理。

    爱因斯坦向这位失望的发明者微笑道别，然后搭乘火车前往维也纳。他发现，一度极其伟大的奥匈帝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挣扎中的年轻共和国，古老美丽的首都现在已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他在维也纳向三千名听众发表演说，虽然他的这些听众遭遇了战败与绝望，但在聆听他的演讲时，他们却忘掉了悲哀。他们一度熟知的那个古老而愉快的世界已在他们的头顶上坍塌，爱因斯坦就像一位魔术师，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个新世界。

    就在从维也纳回来后不久，爱因斯坦要求妻子收拾行李，因为他准备作一次为时较长的旅行，他们要到美国去。他对耶路撒冷大学的兴趣，在这几年内已大为增加。根据自身的观察与体验，爱因斯坦教授知道，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学生要想进入一所大学，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许多这类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功和有才能，当他们竭尽所能来到柏林之后，会发现柏林著名大学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希伯来大学的创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爱因斯坦的说法，这所大学可以作为东方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

    英国化学家及多年来担任犹太主义党领袖的威茨曼亲自来到柏林，要求爱因斯坦陪他一起前往美国去筹募基金。威茨曼的募款活动有两个目的：他希望募得金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使更多的犹太人能在当地的农场及社区中工作；同时，他也打算请求资助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似乎愿意协助他进行这项活动。

    爱因斯坦知道，由于他与日俱增的声望，美国人将会乐于参加有他演讲的任何犹太人会议，甚至只要有他坐在讲台上就可以了。他认为，这种热诚的活动虽然很愚蠢，但对替希伯来大学募款有莫大的助益。他同时也急于看看美国。爱因斯坦于1921年4月起程前往美国，在起程之前的一次访问谈话中，他告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蔓延欧洲各地的国家主义风潮其实是一种病态。国与国之间应该有一种合理的关系。科学家，尤其是自由美国的科学家们，一定要成为超越国家主义的先驱。

    纽约市的市民们以迎接总统、探险家或电影明星的盛大场面来欢迎这位羞怯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教授和他的夫人登上码头之后，立即被摄影记者及新闻记者们包围。每个人都急于知道有关这位杰出人物的消息。爱因斯坦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首席女高音。”他知道，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真正感兴趣。大部分群众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使宇宙变得乱七八糟的人物。

    爱因斯坦带着他心爱的烟斗及小提琴盒，配上他满头蓬松的乱发，十足一个音乐家的模样。他耐心地聆听人们提出的有关“相对论”的问题，例如，这项理论能否能用几句话加以解释？世界上真的只有十二个人了解这项理论吗？这时有位记者转身对爱因斯坦夫人说：“也许你了解‘相对论’。”

    艾尔莎早已学会如何应付新闻记者。

    “不，我不了解。”她玩笑似的回答，“不过，他曾经对我解释过许多次，但我很高兴我并不了解这项理论。”

    爱因斯坦虽然拒绝向记者们讲解，但却很高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相对论”。由于他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此，他仍以德语演讲。后来他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并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发表一篇德语演说欢迎他，并把他形容为“科学界的哥伦布，独自航行过奇异的思想大海”。

    每一位德裔美国人对于这位来自祖国的访客所获得的荣耀，无不感到骄傲；美国的犹太人更是感激他为同胞所带来的荣耀。当威茨曼和爱因斯坦到达克里夫兰时，城里的犹太商人全部关上店铺，排成一长列，紧跟着他们的座车从车站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两位访客在市政厅受到隆重的接待。跟平常一样，爱因斯坦倒宁可躲在后面。在一次筹募基金的会议上，爱因斯坦在威茨曼之后上台讲演，他说：“你们的领袖，威茨曼博士已经讲过话了，他也说出了我们心中的话。追随他，你们将获得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位伟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的谦虚和单纯总会令他交到许多新朋友。访问哈佛大学时，他留在物理实验室里和学生们谈话，讨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并对每个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当他听到一位纽约市议员曾反对纽约市对他作正式的欢迎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觉得很有趣。这位市议员宣称，纽约市以前曾给了库克博士许多热烈的欢迎及荣耀，结果让纽约市为此丢尽了脸。这位市议员质疑说：“库克是个骗子，夸口说他发现了北极。或许这个德国人也是一个骗子，他并未真正发现‘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回程中接受邀请，决定在英国逗留，并发表几场演说。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而且许多英国的物理学家并不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哈达尼爵士长久以来一直是爱因斯坦的支持者，他告诉一群英国科学家，他的这位德国朋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的墓前献了鲜花。哈达尼爵士说：“牛顿是18世纪的天才，爱因斯坦则是20世纪的天才。”

    英国教会领袖——坎特布里大主教，曾读过几本有关“相对论”的书籍。但他承认无法了解里面的意思。他急于要见见这位来访的科学家。在一次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他很高兴地发现，他就坐在爱因斯坦的身旁。这位大主教在此提出一个不仅令他自己感到困惑，也使哥白尼及伽利略时代的教会人士疑惑不解的问题：“你的理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回答说——后来，他的回答受到广泛的引用，“‘相对论’是纯科学事物，跟宗教没有丝毫关系。”

    法国也跟英国一样，仍然因为战争而对德国抱有敌意。1922年，当爱因斯坦被邀请前往巴黎演讲时，有许多人提出反对。几位前往比利时边界迎接爱因斯坦的法国科学家听到谣言，说某些团体的成员正计划在巴黎火车站对付他们，这令科学家大为惶恐，为了安全，他们只好提前下车，把爱因斯坦送往旅馆。对爱因斯坦来说，他很高兴可以避开新闻记者及摄影人员的疲劳轰炸，更令人欣慰的是，后来他获悉，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实际上并不是充满敌意的示威群众，而是仰慕他的学生们正等着欢迎他呢。

    但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访问的那个委员会仍然相当小心。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是想听演讲，而且不会制造动乱，否则休想获得入场券。在拥挤的听众中，有一位最受尊敬的巴黎市民，一位衣着朴素的小妇人——她是居里夫人，镭的发现者，两度诺贝尔奖获得者。

    尽管有些法国科学家因为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而痛恨他，甚至故意冷淡他，但爱因斯坦却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友善。许多人见过他的照片，并十分容易地就从他那满头蓬乱的灰白头发及深陷的眼睛中认出他来。他十分感动地发现，当他在巴黎乘坐公共汽车时，车上的工人彼此以肘相触，面带微笑，羞怯地朝他看。他评论说：“在美国就不是这样子。在那儿，每个人都会用力和你握手，同时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你很快就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但‘握手’累积下来的效果却存留在你的手指头上。”

    当然，在巴黎也跟在纽约、伦敦及维也纳一样，仰慕者坚持问些愚蠢的问题，使他觉得无法作答。一位漂亮的少妇问他：“教授，我在报上看到，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不对呢？”

    爱因斯坦十分严肃地回答说：“我想，这种说法缺乏科学根据。”

    由于爱因斯坦的主动请求，他去参观了曾经遭受德军侵略的偏远地区。就在距巴黎不远的郊外，几年前用来对抗侵略者的战壕，现在已长满小麦，在春季的天空下，充满希望地摇摆着。但在几里之外，却可见到被毁坏的房舍尚未重建，受德国毒气影响的树木已经枯萎。

    他们一群人在一处烈士公墓前停下来，爱因斯坦摘下他那顶没有形状的软帽，他的双肩松垂在宽大的外衣下。他伤感地望着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木十字架——黑色代表德国军人，白色代表法国军人。

    爱因斯坦轻声地说：“我们应该把德国所有的学生及全世界的学生都带到这里来看看，使他们认清战争的嘴脸。”

    他对整个遭到毁灭的村庄，以及雷姆斯大教堂被破坏的情景，感触至深。当他站在返程的火车上时，他的声音由于情绪激动而略带颤抖。一位法国人看见他站在那儿，手中抱着小小的黄色小提琴盒时，说道：“从来没有人曾经和这样一个人一起旅行过，一位睿智而又带着如此简单行李的大人物。”

    爱因斯坦告诉他的朋友说：“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常并不容易见到。回到家里后，我要把我见到的情景告诉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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