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和平着想

    一度骄傲的德国人对于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深感羞辱，经济萧条的气氛弥漫全国。以前的商人及职工都在街上乞讨，人民在绝望中起来反对新日耳曼共和国的领袖。

    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仍然热心支持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一场恐怖的战争，可惜没有效果。这种日渐严重的混乱情势所造成的第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受害者，就是外务大臣华特·拉铁诺，他被政敌杀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这位好友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派政治家，而他竟遭此横祸，令爱因斯坦深感震惊。他同意大家的说法，拉铁诺之所以遇害，不仅因为他是自由派，更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爱因斯坦知道，反犹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病态。他觉得只不过是因为有犹太血统，就连拉铁诺这样的好人都不放过，那么，这种疾病将会继续扩张，到最后，德国境内每一个宗教及政治的少数民族都将遭到迫害。

    当“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初，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著名科学家及作家共聚一堂。这个委员会是“国际联盟”的组织，希望他们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但一年后，爱因斯坦辞职了。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以为能以这种方式谋得和平，结果却发现，联盟只是利用其影响力照顾其强大会员国的利益，而对弱小国家却没有任何贡献，甚至未曾对他们提供任何保障。

    他觉得，只有经由国际和平才能获得国际正义，如果有足够的青年拒绝参战，战争就不会发生。当他参加“国际反战组织”时，他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请求所有的人……声明他们拒绝参战或者为战争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资助。我请求他们写信把这项决定告诉他们的政府，并请通知我，他们已这样做了……我已获得授权成立爱因斯坦反战基金会。”一连几年，他以大笔金钱及他的声誉，继续支持这项基金。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不爱国行为。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国家再度陷于危险，我们应该时刻准备保护它。”爱因斯坦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领导一项促进和平的活动，使将来不再发生战争。

    但柏林的许多科学家急于发泄他们的仇恨。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访问英国及法国，并和祖国的敌人维持友好关系的行为。爱因斯坦博士的支持者亦遭到同胞们的谴责，因为他们竟然对“杀害我们儿子的外国人”表示尊敬。爱因斯坦越来越为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仇恨心理感到困扰，他的本意是企图通过科学研究，使这些国家能超越仇恨。

    他知道，在某些政治团体里，已经出现了敌人。但一般民众仍然爱戴他，令他大感欣慰。他们仍然前来向他请教以及要求帮助——一位女演员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使她在剧院获得一席之地；一名男子由于得不到签证，无法移民美国，也来请他帮忙。不过，爱因斯坦接到的信件中，并不全是请求怜悯及帮助的。也有一些是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如果可以以你的名字替他命名，我将感到无限荣幸”或“我刚把我最近推出上市的雪茄取名为‘相对牌’，相信你一定感到很高兴”。

    通常，访客上门时，正是他刚忙完一天工作，准备拉拉小提琴，或是阅读一本他喜欢的书的时候。他也许会看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是希腊剧作家的某个剧本。他现在已能欣赏他们那种平静的智慧了。或者，他也会读读《堂吉诃德》（这已不是第一次），因为他对于这位狂热的西班牙骑士的冒险精神永远也不会感到厌倦。许多人嘲笑堂吉诃德，说他疯狂而愚蠢，爱因斯坦则把他当做英雄。他和堂吉诃德同样是充满孩子气的理想主义者，他同情堂吉诃德这位企图向风车挑战却失败的高贵骑士。

    这位教授穿着舒服而宽松的外衣——只要能逃过夫人那双敏锐的眼睛，他经常会不穿袜子——仰靠在客厅中他一贯坐的椅子上。他会耐心地聆听某一位访客畅谈他最近的一次实验，或是听一位经济学家讲述如何使德国免于经济崩溃的一项新计划。某位政治家也许会激动地大谈特谈如何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社会，某些新成立团体的领袖们会要求爱因斯坦支持他们、资助他们。如果来访的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们就打开钢琴，拿出小提琴，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爱因斯坦找到了安详与力量，有时候乐声会从窗户流泻出，飘向宁静的街道。

    爱因斯坦喜欢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爱好旅行。因为他喜欢看看新的地方，以及研究他以前没见过的人。以前的几次旅行都使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1922年）他又急于出发前往东方旅行了。

    伊丽莎和玛戈尔对于未能获准与她们的父亲同行，感到非常失望，但她们的母亲立场十分坚定。

    “你们两个在柏林有这么多的朋友，不会感到寂寞的。”她说，“我平常照顾这个家，还要费心思阻止客人们进入你父亲的书房，已经够忙了，需要出去松弛一下身心。何况，现在我还要费很多心神去照顾一个大孩子呢。”说到这儿，她对她那位总是令她头痛的丈夫皱了皱眉头。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一向喜欢有她陪伴，但也忍不住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在这次旅行中，她将监督他的饮食及服装。

    有一次他抱怨说：“女人在家里是跟家具黏在一起，整天绕着家具打转，擦擦抹抹。当我跟一位女人出外旅行时，我就成了她唯一的一件家具，她整天都在我身边打转，尽量找理由来改进我身上的缺点。”

    艾尔莎对这种揶揄并不放在心上。她可以举出几百个例子，说明每当她不注意时，他就会举止失措。

    她愤愤不平地说道：“每次他出外演讲时，总是我为他整理箱子。有一次他回来后，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箱子里的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好不容易才逼他说了实话，他根本没有打开过皮箱，事实上，他就直接穿着他那套皱得不成样子的旅行装，上台演讲去了。还有一次，他要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每个来宾都穿着晚礼服，有人问他是不是也打算换上晚礼服……”

    爱因斯坦打断了她的话，他双眼发光地说：“我告诉那位先生，我从来不打算买晚礼服，因此我要穿着身上这套晚宴服上台演讲。如果要想使人们更尊敬我，我可以在脖子上挂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套衣服刚刚刷过。”

    不过，爱因斯坦教授非常清楚，正是因为有他的妻子在，他才少了许多麻烦。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决定赏给侍者多少小费。她虽然不懂“相对论”，但对于简单的加减却相当熟练，她可以很快算出总账，并且核对一番。在旅行初期，他很高兴地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在边界我与我的太太走失了，但她立刻就找到了我。”人们说他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但在这样漫长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夫人照顾一切琐碎的细节，他就要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不管到什么地方，印度、中国、日本或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博士总是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他不仅被称赞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视为一个杰出的德国人。当他在抵达上海港口时，当地德国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一齐出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觉得很讽刺：在柏林，那些嫉妒他的声名或是痛恨他的和平主义的人把他当做外国人，而在这里，他的国人却唱着德国国歌来欢迎他。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人相信，他们伟大的祖国将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爱戴与拥护。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国际主义者，他一定也有此想法。

    在日本，天皇与皇后以招待来访皇族的隆重礼节来招待这位德国科学家。皇后领他到皇宫花园里观赏她那些得奖的菊花，一路上用法语和他交谈。爱因斯坦很高兴当时有他的太太在场，因为他对花卉所知甚少，而且很快就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了，对他来说，每一朵菊花都和另一朵一样，没什么区别。但艾尔莎·爱因斯坦喜爱园艺，因此当她经过花团锦簇的花海时，能不断说出合适的仰慕词句。

    这样的访问比其他许多酒宴有趣多了。在为这位德国科学家所举行的宴会中，每上一道菜都要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

    “想想看，”有一天晚上，教授对艾尔莎说，“今天晚宴的主人对我说，他已经写了四大册的书，用以描述喝茶时所要举行的仪式。”

    艾尔莎笑了，“这种繁文缛节对你来说，大概相当难吧！是不是？我想，你永远无法使这些人明白，为什么你在洗澡和刮脸时都使用相同的肥皂，尤其是有些仰慕者已经送了一些最昂贵的肥皂给你。”

    “使用两块肥皂，会使生活变得太过复杂，”爱因斯坦坚持说，“如果我必须用我的精力来决定使用哪一块肥皂，或是怎样倒茶，我又怎能专心做我的研究工作呢？”

    令他觉得有趣的是，尽管日本人保留了许多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怪异的习俗，但日本人仍然从其他国家那儿学来了收集签名的热狂。日本人请他拿着长长的毛笔在丝巾上签名，他觉得，这是很愚蠢的风俗，日本人也并不比那些欧洲及美国仰慕者好到哪儿去呀！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几乎已习惯了摆姿势供摄影师拍照了。若在柏林，他不是把刊登他照片的报纸不耐烦地丢在一旁，就是出于一种愉快的幽默心理，假装不认得那张已为大众熟知的脸孔，他会质问说：“这个又丑又胖的假货究竟是谁？”但是，不管他到哪儿去旅行，总有许多人会坚持送给他礼物，使他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

    一群可爱的日本儿童送给他一本彩色画册，另外有人赠送丝巾、刺绣、木刻品等。甚至连一向喜爱漂亮家具及摆饰的艾尔莎，在源源不断地收到礼物时也忍不住感到烦恼，柏林的公寓已经够拥挤了，现在怎能容得下这些东西？

    在日本，爱因斯坦接受邀请，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说。当然，他不会说日语，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全部演讲内容翻译给那些耐心的听众。后来令爱因斯坦大感惊讶的是，他的第一次演说以及完整的翻译，竟使这些极有耐心的听众在大厅里坐了四小时。因为他觉得，对于大多数日本听众而言，以日语再重复一次他的演讲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他决心办点好事，所以第二次演说时就把时间缩短到两个半小时。

    但当他到第二个城市旅行时，他注意到，陪他同行的日本人不断聚在一起，并以谴责似的眼神望着他。这些有礼貌的仰慕者竟然表现出如此无礼的态度，这令爱因斯坦深感诧异，决定找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问一位懂得法文的日本青年说：“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们不断地瞪着我，并且彼此窃窃私语？”

    这位日本青年有点踌躇，他不想解释，但他知道，这位贵宾所提出的问题必须予以回答。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你说，才不会冒犯你。”他终于说道，“既然你问了，我必须要回答你，我们正在讨论，在我们刚刚离开的城市里，你侮辱了很多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越来越觉得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仪式？他不是一直遵照他那位细心的妻子的指示行事吗？他并未要求那些杰出的日本音乐家再演奏一曲，这样做是不是太无礼了？他不喜欢日本音乐，在一次冗长的酒宴结束时，他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任何日本音乐了。

    “我怎么侮辱人了？”他问道。

    “那位安排你作第二次演说的先生受到了深深的侮辱，”这位日本人说，“第二次演说只有两个半小时，而第一次有足足四小时。那位先生认为，你不看重那些听众，并企图轻视前往听你演讲的各位先生。”

    爱因斯坦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他的日本朋友亦礼貌性地陪着他笑笑，不过他们却一直不知道，他究竟是认为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爱因斯坦在回程途中访问了巴勒斯坦，对他而言，这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爱因斯坦博士却比许多现代观光客更了解它。观光客只知道它是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的圣地。

    古耶路撒冷的每一块石头，都写满了丰富的历史与传奇。在“岩顶”处，一位阿拉伯导游虔诚地指着那块大石头说，就是这块石头把他的先知穆罕默德带上了天堂。在“岩顶”附近就是“哭墙”，耶稣当时曾从彼拉多的审判所沿着这条街道，走向各各他（髑髅地）。现在，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已把这条街道踏平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站在寺庙的残壁前，一面哭泣一面祈祷，祈求使分散各地的犹太人能再团聚。

    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新生活，他访问了医院及幼儿园、农业学校、现代化的报纸与银行。他看到了新社区，那儿的年轻男女以福特牌曳引机及最新的农业技术，征服了当地贫瘠的土地。他不仅在希伯来大学发表了愉快的演讲，在特拉维夫市也同样的高兴。特拉维夫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城市，城内的每种工作都由犹太人担任。在这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像在欧洲时那样受压迫。

    但爱因斯坦博士并未被兴奋冲昏头，他对于当地的某些情况感到困扰，并认为那是巴勒斯坦理想生活中的瑕疵。他的批评为教友们所憎恨，但他们仍然赞扬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位工作者，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犹太人。

    爱因斯坦夫妇是萨缪尔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缪尔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尔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心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我对所有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对我丈夫来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位著名的人，他可以不拘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种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越说越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他们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可爱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尔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的美丽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个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谅解的一个良好的象征？他在心里如此想着。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犹太人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为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的态度没有什么特别，和他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他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回到德国以后，他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声名已比以往更为稳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荣获诺贝尔奖

    在1922年秋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旅行途中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个奖项是全世界科学家所梦想获得的最高荣誉。爱因斯坦并不是作为“相对论”的发现者而获得这项大奖的。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目前要正确评估那项引起广泛争论的理论的价值，为时太早。对于他的获奖，诺贝尔委员会只提及他早期在瑞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表现。

    除了获得这项殊荣之外，爱因斯坦还获得了大约四万美元的奖金。他的收入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加上这笔额外收入，却未使他改掉简朴的习惯，他也不知道如何生活才能像一个富人。“上帝并不喜欢奢华的生活。”有一次他说，“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爱因斯坦只在捐款或从事慈善事业时，才会显得特别大方。

    爱因斯坦获得这项莫大的荣誉之后，大部分德国人都把他当做偶像崇拜。德国这个战败的国家正处于饥饿、不安与羞辱的惨境中，现在他们的一位教授却获得了这项世界性的荣誉。爱因斯坦是自大战结束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每个德国人都陶醉在这份荣耀中。

    有时候，他的声誉也为他带来困扰。当玛戈尔出嫁时，她坚持爱因斯坦博士代表她已死去的父亲出席婚礼，并在婚姻注册局的仪式中，牵着她的手将她交给新郎。教授却抱怨这将占去他部分的研究时间，而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他仍然答应了。

    “但是，你可别想要我戴上高高的大礼帽，或是穿上大礼服，”他警告玛戈尔说，“我还是穿平常所穿的那套舒适的便装，你放心，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婚礼上，大家只会注意新娘，谁也不会注意我的。”

    不料报社的记者和摄影人员却全都拥进注册局，成为一群不请自来的吵闹客人。爱因斯坦说没有人会注意新娘的父亲，他的猜测却错了。穿着漂亮结婚礼服的玛戈尔反而被人忽视了。报社记者们围在穿着宽松便服的爱因斯坦教授身旁，并坚持要访问他。他被迫浪费了宝贵的研究时间，真是觉得厌烦无比，最后好不容易设法溜回了家。

    “为什么大家对我的私生活这么有兴趣？”他自言自语道。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一般大众永远不会厌倦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照片，或是阅读有关他日常生活的琐碎报道。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有惊人的成就。”罗素评论说，“但很少有人懂得他的成就。”也许这位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已经解答了爱因斯坦如此受人欢迎的谜底。他像个魔术师那般引人注意，他神秘性的成就更使人对他感兴趣。

    艾尔莎·爱因斯坦继续站在她丈夫和大众之间担任保护墙般的工作。“要当这个人的妻子还真不容易，”她在为数不多的一次访问谈话中说道，“他很顽固，却又像个小孩子，必须要好好管住他，但又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管着他。”

    因此，爱因斯坦夫人继续很有技巧地从许多访客中挑选出他可能愿意接见的客人。当他的胃病又发作时，她亲手替他调制他可以吃的食物。她督促教授及时上床睡觉以获得充足的睡眠，并定时运动。她跟海伦·杜卡斯（她担任教授的秘书多年）处理他的许多来信，把应该由他自己拆阅的信件放在一边，来自其他国家需要翻译的则另放一处。这项工作要占去整天的时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艾尔莎被迫放弃自己喜欢的阅读、音乐及社会工作。

    “他比较重要。”她在这次访问谈话中下结论说，“跟一位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生活在一起，虽然有很多困扰，但也有很多趣事。”

    也许，爱因斯坦夫人对她丈夫最大的帮助，就是她能够用很多巧妙的方法，使他不要在书房内坐太长的时间。每当在书房那张他最心爱且已磨损不堪的椅子上坐下来后，他也许根本忘记了自己究竟坐了多久。有一位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他有时候每天工作八到十小时。爱因斯坦说：“我无法工作那么久。”他相信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五小时。但他有个习惯，在离开书房后，他的脑海里往往仍继续思索一个问题，久久不散。

    他经常专注于计算工作，以致无法回答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当他正在思考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情时，如果有人打扰他，往往会令他大吃一惊。

    经常地，在妻子催促他出去散步时，他也会因为思考一个问题而忘了走到了什么地方。天气变化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也喜欢一面散步，一面让雨点打在脸上。

    很多次，当他回到家之后，立即冲进书房，因为他在刚才的散步时解决了一项复杂的问题，现在正急于把它写在纸上。

    玛戈尔现在是一位专业雕刻家。她的作品曾在柏林、巴黎及伦敦展出，广受赞誉。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因此也陪着他的继女参观过柏林的许多艺廊。这些参观活动及观赏戏剧与歌剧是他的主要消遣。

    平时，音乐是他最大的乐趣，在旅行途中，他最怀念的是钢琴。当他从东方旅行归来后，虽然身上仍然穿着外衣并戴着帽子，却立即在客厅里坐下来，弹奏起莫扎特的音乐，而由爱因斯坦夫人去处理行李。

    有一次，他应邀在德国一个小镇举行的慈善会中独奏小提琴，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问说，这位来访的音乐家是谁？被问的这人感到十分惊讶，德国竟然还有人认不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说：“你真的不认识他吗？他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

    这位新闻记者自认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料，于是在第二天刊出的报道中写道：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爱因斯坦所表现的演奏技巧“是举世无双的”。他又夸张地说道：“另外一些所谓的小提琴天才，如果昨晚也在场聆听这位最杰出的大师演奏的话，他们每个人都会吓得脸色苍白。”

    爱因斯坦读到这篇特殊的音乐评论之后哈哈大笑。虽然他从来不曾炫耀他所获得的荣誉与学位，但这次他却拿了剪报给每个人看。他说：“目前流行的一则笑话，也许还是有点儿道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兹，打算放弃音乐改学‘相对论’，因为爱因斯坦似乎已打算放弃物理学改学音乐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慕尼黑求学时，就不喜欢游戏或任何运动。但当他年岁渐高后，却对航海产生了很大的乐趣。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他的崇拜者送给他一艘游艇，他在驾驶出海航行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乐趣。这艘游艇是根据爱因斯坦本人仔细设计的规格所制造的。他穿着皮质运动夹克（他这副打扮经常出现在照片上），在海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航行时光，有时候与少数几位要好的朋友一起，有时候则是单独一人出海。

    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爱因斯坦博士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他很高兴，艾尔莎已经同意，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不会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在过去几年内，爱因斯坦因为从事太多的工作，不免体力透支。他到过瑞士，在一所疗养院发表了一些演说。院内有些年轻病人因患病与外界隔绝，现在，爱因斯坦为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

    但是，瑞士疗养院的高海拔使他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爱因斯坦因此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之久。要他放弃全部的讲学，以及他为国际和平所作的努力，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难挨，因为他仍然可以靠在垫高的枕头上，研究和思考他的磁能场问题。他以典型的科学家的好奇心，向他的医生提出了许多有关医疗的问题，逼得那位好心的医生只好随便说些好玩的事来哄他，而不必费神去思索合理的答案。

    到了192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一家人决定享受一些小小的家庭乐趣。“我们简直没有一点私人空间，”艾尔莎·爱因斯坦抱怨说，“我们不能上餐馆、旅社或剧院，走到哪里，别人都会盯着我们看，令人很不自在。”他向一位朋友寻求帮助，因为这位朋友在柏林附近的哈维尔河拥有一片很大的产业。这位朋友欣然答应把园丁的小屋子暂时借给他住，因为那间小屋子相当隐蔽，附近还有一个小湖泊。爱因斯坦计划的庆祝节目是：驾驶游艇、在安详宁静的环境里休息、弹奏风琴。

    连续好几天，贺卡和电报不断地涌到柏林公寓，向这位“国家英雄”致敬。送来生日卡的包括德国总理本人、政府官员、各国的学者与科学家，以及受他援助的各个团体的领袖，当然，还有爱因斯坦的很多朋友。然而，最令他感到高兴的却是那些谦卑的无名仰慕者的祝福——学生、缝衣女工及工人。有一张便条还附上一小包烟丝，便条主人写道，他现在失业，但存了几分钱，买了这个礼物。他写道，他的礼物“相对”的小，但这些烟丝却来自很好的土地。

    “好极了！至少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爱因斯坦博士欣慰而感慨地说。他在还没有回复皇室及科学界领袖们的祝贺信之前，就首先提笔，向他众多礼物中最简单的一份表示感谢。

    还有一封信也令他十分高兴，那是美国寄来的。当地的一群犹太主义者募集了一些钱，但不是为了购买礼物送给爱因斯坦，而是要在巴勒斯坦种植一些小树林，并以爱因斯坦的名字为这些树丛命名。玛戈尔为他做了一个蜡像，也很令他喜爱。另外一项珍贵的礼物是一个显微镜，爱因斯坦像小孩子一样兴奋而性急，他故意刺破手指，好奇地透过显微镜，凝视着神奇的血滴。看完血滴，他又转过头去欢迎他唯一的访客——那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男孩，他高兴地把一束从花园摘来的鲜花送给爱因斯坦。

    艾尔莎把这束鲜花插在餐桌上的一个花瓶里，她为丈夫准备了他最喜爱的汤，以及鱼和馅饼。她觉得很抱歉，但又不得不禁止他在愉快的生日里喝咖啡和酒。她甚至很想念那几瓶送到他们柏林公寓的珍贵而稀罕的陈年葡萄酒。但由于爱因斯坦最近刚刚生过病，他无法享受这些美酒。

    玛戈尔和伊丽莎，还有她们的丈夫一起前来参加这个生日大餐。大家快乐地说着故事，并愉快地举杯祝贺这位“过生日的小孩子”。

    爱因斯坦喃喃自语道：“德国的每个人对我实在太好了！”

    不仅只是个别的德国人，甚至连整个日耳曼共和国都在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当天，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柏林郊区波兹坦的一处小山上，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高塔建筑，是用来观测星星的。这座天文台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为了对他表示更进一步的尊敬，现在他们又在那儿举行了一项盛大的仪式，在仪式中安置了一尊爱因斯坦的半身铜像。

    但是，柏林市所赠送的一份正式礼物，为这位教授所带来的苦恼却多于快乐。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驾驶游艇，因此柏林市送给他一处靠近哈维尔河的小产业，距柏林不远。这处产业包括一栋漂亮的房子，一家人在此度假似乎是最理想不过了，为此爱因斯坦一家人都很高兴。房子的照片刊登在当日报纸上，柏林市民羡慕地看着照片，也觉得这是送给这位为他们带来如此多荣耀的科学家的最佳礼物。

    但是，居住在河边这栋舒适房子的居民并不如此热心。当爱因斯坦夫人提出想要看看这栋房子时，并未受到房子主人的欢迎。他们告诉她说，当柏林市政府买下他们居所四周的那处小公园时，曾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继续住他们的老房子，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他们表示可能要住很久，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搬出去，即使是为了取悦伟大的爱因斯坦博士，他们也不打算这样做。

    赠送给的爱因斯坦的产业竟然不包括房子在内，市政府为此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有人提议说，市政府所拥有的这一处公园面积很大，可以建好几栋房子。再说了，这地方位于哈维尔河流经的湖泊旁边，风景十分宜人，最适合喜爱驾驶游艇的人。可是不久后市议员们又说，由于他们并未打算在此盖一栋新房子，目前只能把土地送给他，爱因斯坦必须自己盖栋房子。

    爱因斯坦一家表示不满，但原来那栋房子的主人——他的房子现在被称为“爱因斯坦之屋”——却宣称，市政府曾答应过他，不在他的房子附近搭建任何新房子。他似乎担心，其他房子可能挡住他的视野，使他不能尽情观赏湖边的美丽景色。

    当市政府准备选定第三处地点时，市民们纷纷嘲笑市政府的可笑行为，堂堂的柏林市政府竟然没有合法权力处理他们所赠送的财产。

    这一次，市政府的一名代表告诉爱因斯坦：“为了确定我们赠送给你的土地真正属于我们，你可以选择一块你自己喜欢的，而且确实准备出售的土地，然后我们可以买下来送给你。”

    爱因斯坦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他却忍不住开始怀疑，为什么一向以高效率著称的市政府，现在却一错再错？他无奈地告诉妻子，要她选一块她所喜欢的土地，爱因斯坦强调新住址一定要靠近水边，说完又回书房研究去了。艾尔莎·爱因斯坦选定了距柏林不远的卡普斯村内的一处地点。市政府立刻同意了，并认为她的选择合乎各方面的要求。

    但这件事并未就此结束。市议会有一名民族主义党的代表，因为爱因斯坦一向反对他们的党派，所以这位代表公开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声称爱因斯坦教授并不配拥有如此贵重的礼物。但市议会中有一些人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他们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结果竟然引发了一场政治争论，并在所有的报纸上争执不休。市政府不敢贸然作决定，准备在市议会下一次会议时再提出讨论。

    这时候，即使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本人也忍不住发起脾气来。他终于明白，虽然柏林许多最具影响力的人都站在他这一边，但他在议会里的敌人肯定从一开始就反对赠送他这份礼物。他把桌上的文件推开，开始写下这封信：“亲爱的市长先生，人的生命极为短暂，而政府的办事效率却相当的低。如果按照你们的方法去做，由于我的生命可能太过短暂，我可能无法享受你们的馈赠，我再次谢谢你们的盛情。现在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你们的美意我心领了，请不必再提礼物的事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任何政治争论的中心，也为了冻结这件不愉快的事，爱因斯坦自己买下了他妻子所选择的那块土地，自己花钱建了一幢简单的房子。报纸上登了一幅有关这次事件的漫画，跟大多数柏林人一样，他觉得那幅漫画相当有趣，那上面画的是他自己、“礼物房子”以及“痛苦的市政府”——由于市政府做事拖泥带水，才赢得这个不雅的称号。

    卡普斯村的房子是一处纯家庭式的建筑，艾尔莎·爱因斯坦将它布置得简单而舒适。和优雅的柏林公寓正好相反，教授选了楼下的一个房间做卧室、书房和工作间。四周墙壁摆满了书。他的书桌就放在一扇大窗子前，只要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窗外的美丽景色。

    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码头，而他那艘作为礼物的游艇就停在港内。但是当他出海航行时，常有其他船上的陌生人驶近拍摄他的照片，这件事令他感到不大愉快。但村民们并没有索要他的照片或签名，这令他感到十分高兴。村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位神情愉快、衣着随便的城里人。每当他走进村民当中时，他的银发随风飘动，并且从不忘记回应村民们的招呼。他会很愉快地说“你好！”并且经常停下来和小孩子说话，拍拍他们的头。

    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夫人深爱着四周宁静自然的美景。艾尔莎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花掉了大部分积蓄，现在我们虽然没有钱，但有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使我们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她比自己的丈夫更有信心。

    爱因斯坦很少谈到他对德国及整个世界的恐惧。各国虽然已经签署了《凡尔赛条约》，但一直未能达成真正的和平。从东方旅行回来之后，他才知道在马赛街头说德语非常危险，这件事使他很难过。如今法国人与德国人已经开始互相攻击，德国城市中的不安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能奢求安全？

    在那次漫长而愉快的旅程中，他一直思考着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现在他转过头对艾尔莎说：“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在我们清醒之前，且先享受眼前的一切吧。”

    拜访美国

    1930年，爱因斯坦博士接受邀请，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讲学。爱因斯坦很高兴要在这里见到爱伯特·米契尔森博士，博士现年已经七十八岁了，仍深深热爱科学研究，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许多年前，他的有关光波的实验曾对爱因斯坦产生过极大的启示。因此，中年的爱因斯坦仍然把这位美国物理学家奉为自己的老师。

    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时，忍不住大吃一惊，因为船东已经把船上最豪华的套房分给他们使用。他看着那些豪华的家具、闪亮的酒杯、巨大的水果盘，以及高高的花瓶，忍不住转过头，愤怒地对妻子说：“艾尔莎，这是不对的，让我跟那些劳苦工作的工人坐在一起旅行，我反倒会高兴一点。而跟这些昂贵又没用的家具待在一起，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们去告诉船长，让他替我们换一间小的、简单的房间。”

    跟往常一样，艾尔莎劝说他不要冲动。她对爱因斯坦说：“船东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向你表示敬意，你是他们的贵宾。如果你坚持要换间小套房，他们一定会觉得没有面子。你一向体谅别人，当然不会让他们伤心的，是不是？”

    确实如此，他一向不愿伤害任何人的情感。不管对方是轮船公司的百万富翁船东，还是餐厅的侍者。爱因斯坦有些不安地告诉妻子，希望他不曾冒犯了这些可爱的美国人，因为在他搭船之前，曾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中说，在他停留在纽约的这段时间内，将拒绝接受一切邀宴。他说，他到美国是来休养与做研究的，而不是去参加酒宴和接待会的。他以罕见的坚定口气说，他绝不接受任何访问。

    在这艘大邮轮向西航行的途中，爱因斯坦接受劝导，向美国民众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他说：“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我脑海中想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贵国已在世界上获得极为重要的地位。……贵国今日的政治与经济情况，已足以使你们清除军事暴力的整个恐怖传统了……这也是贵国眼前的重大任务。”

    爱因斯坦认为，这篇声明应该可以满足大家了，报纸也将因此不会再要求他接受恼人的访问了。没想到，他还未下船，立即被一群兴奋的摄影师及记者团团围住。爱因斯坦形容“他们是一群狼，每个人都企图咬我一口”。这位赴美访问的贵宾本人也很有看头……他的满头银发四处飞扬，两眼炯炯有神，时而愉快地眨眨眼睛，时而陷于专注的沉思中，高高的额头上布满智慧的皱纹。他脸上的神情相当怪异，混合了睿智与天真。

    爱因斯坦夫人花了一番心血，把她的丈夫打扮得颇为体面，他的衣服经过特意的搭配，黑西装，白衬衫，老式的褶纹、类似于艺术家形式的外套，以及黑色宽边帽。这群“野狼”望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则皱着眉头回望着这群“野狼”。

    即使是一向聪明伶俐的艾尔莎·爱因斯坦也无法把这些人赶走。教授终于承认失败，他面带微笑，表示愿意接受十五分钟的访问。记者们迅速而激烈地提出了问题。

    “能否请你用一句话为你的‘相对论’下定义？”提问的那位记者停下笔等待爱因斯坦的回答。

    爱因斯坦笑着回答：“即使花上三天的时间，恐怕我也无法替你下一个简短的定义。”

    “你为什么没带着你的小提琴来？”

    “我们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前往加州，我担心那儿潮湿的热带气候可能会伤害我的琴。”

    记者们还提出了其他许多问题，有的是很琐碎的小事情，有的则是合理的问题。

    “你在美国会过得快乐吗？”一位新闻记者问道。

    “如果你们各位能给我点空间让我看看它，我将会很高兴。”爱因斯坦笑着告诉他们，“但是由于你们一直挤在我身旁，我只能从你们的头顶望出去，捕捉一点儿天空的景色。”

    “十五分钟已经到了。”爱因斯坦夫人看看手表，提出警告说。

    “再问个问题，”一位记者抢着问，“你是否认为，美国妇女……”

    “我不再回答问题了，”爱因斯坦宣布说，“即使是一头乳牛，也只能挤出这么多的牛奶，你们已把我榨干了！”他试着从热烈的人群中挤出去。记者们开始把笔记本收起来，但摄影师却拿起了他们的照相机，挤到爱因斯坦和他的译员身旁。他们用不着说：“请露出愉快的神情。”尽管爱因斯坦已感到很不耐烦了，他仍然耐着性子露出微笑，照相机咔嚓作响。一位摄影记者把爱因斯坦上次访问美国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拿给他看。“你们冲洗照片可真快！”爱因斯坦开玩笑说。然后，他哈哈大笑地突然以橄榄球选手的速度突出重围，冲入他在船上的房间。

    一位记者紧跟在他后面，并轻轻敲着房门。爱因斯坦把门打开，像是对一个顽皮捣蛋的小孩子说话一般地轻声说道：“走开吧！拜托，请马上走开吧。”

    “很抱歉打扰您！”这位年轻人喃喃说道，“但我今天来晚了一步，刚才没有能够采访到您，如果明天纽约每家报纸都登出了访问谈话，而只有我没有，我可不愿被炒鱿鱼。”

    “你虽然烦人，但我不希望你为我而惹上麻烦。”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进来吧，我会回答你那些愚蠢的问题。”

    他还没来得及把房门关上，又有另外一位年轻人溜进舱房来。在爱因斯坦发表谈话时，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匆匆为他画了幅素描。画完之后，画家把画像拿给他看，并请求他在画上签名。爱因斯坦犹疑了一会儿，他相当生气，因为他特别痛恨这种素描。但他却喜欢写写打油诗，这时也忍不住手痒。

    这位“相对论”的作者向记者借了一支笔，然后在画纸上迅速写下一小段评论，大意是说：

    你所看到的这头肥胖的猪，

    大概就是爱因斯坦教授本人。

    这两个年轻人欢天喜地离去了。爱因斯坦转过身子看着他的妻子，扮了一个鬼脸。

    “我还说过不接受访问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恐怕没法在纽约过个宁静的假期了！”

    果然，这个“假期”被证明是最累人的一次。最开始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一次正式欢迎会。参加这次专门为爱因斯坦举行的聚会的人，有市长华克、德国领事、洛克菲勒、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博士等。

    巴特勒在致欢迎词时，形容这位来访的科学家为世界树立了一座“智慧的灯塔”。爱因斯坦很高兴巴特勒在演说中强调的国际主义。巴特勒说：“他（爱因斯坦）所统治的领域并不受高山大海的限制……他的声名远播之处，以及他的权威所行之处，既没有飘扬任何一面国旗，也没有通行哪一种特定语言。这是一个至高的理想，每个民族的男男女女，不管尊贵或卑贱，在他的国度里，都一视同仁。

    “人类一向急于寻求光明及领导人，以便能更为妥善地处理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及困境。在现在这一时刻，我们聪明而坚决地举手向这位影响力超乎一切的人致敬。这位来访的思想君王和这些神秘的思想、关系及方式有直接关系，也唯有天才人物，才能清楚了解及完全遵循。”

    巴特勒校长向大众说，爱因斯坦已经拒绝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邀请，因为他思乡心切。那位德国领事听到这话，禁不住露出骄傲的笑容。当乐队演奏起德国国歌时，爱因斯坦突然怀念起故乡来。他十分反对德国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但在那一刻，他觉得德国将永远是他的祖国。

    爱因斯坦原以为，在纽约这种大城市里，他应该不会受到注意。可事实却是，不管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认出他来，照相机也一直不断跟着他咔嚓作响。他去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大批群众紧跟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根本无法欣赏博物馆内的艺术品。他被安排去参观唐人街时，也是同样的情形。他去剧院看歌剧，引起观众注意的也是爱因斯坦，而不是剧中的女主角。在表演途中，全体观众站起来鼓掌欢呼，逼得爱因斯坦也只好从他的包厢中站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

    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妻子很高兴地发现，他们在帕萨迪纳可以获得宁静与休息。他们都很喜欢加州，跟柏林阴冷的冬天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加州的天气温暖湿润，美丽的海岸景色及山坡更是令人心旷神怡。爱因斯坦很高兴地发现，即使是在好客的美国，他也可以在这里安静工作，不必离开书房去参加烦人的酒会和观光旅行。

    附近一些有名望的人却无法了解教授渴望独居的心情。幸而爱因斯坦博士懂得如何用英文及其他多种语言说“不”。

    有位社交界的名媛想在晚宴上款待爱因斯坦，以增加她个人的荣耀。

    “星期一可以吗？”她问道。

    “星期一，我另外有约会。”爱因斯坦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他痛恨说谎。

    “也许，星期二，或星期三？”她追问道。

    “星期二和星期三，要到学校去开会。”

    “真可惜呀，难道你不能改个日期吗？”

    爱因斯坦无力地摇摇头。

    “不过，”她仍然充满希望地说，“也许你星期五晚上有空。”

    “星期五晚上，”爱因斯坦耐心地告诉她，“我已答应陪我的朋友米契尔森博士前往威尔逊山天文台，用望远镜观测星星。”

    这位女士依旧不依不饶地说道：“但是，你要知道，加州现在正是雨季。”她提醒爱因斯坦博士说，“星期五晚上可能会下雨，到时候，如果不去观测星星，应该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吧。”

    爱因斯坦笑着说，想必那位女主人也一定知道他是在说笑。“不会下雨的，”他肯定地说，“米契尔森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但他不会拒绝放下工作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在晚上享受音乐。他不常看电影，但对于《城市之光》这部影片却极其欣赏，他曾作为卓别林的贵宾参加了这部电影的首映典礼。他也会抽出时间和其他教授作非正式的会谈，尤其是密立根博士，他以前是米契尔森博士的学生。

    密立根博士给爱因斯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对密立根博士评价颇高。密立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小镇莫里森，1896年回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第二年就被芝加哥大学提为副教授，并继续从事电子学研究，1923年因为在X光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现在他是加州研究所的所长，因此有能力替来自异国的科学家们解决困难。在他的热情接待之下，这位德国科学家立即觉得宾至如归。

    艾尔莎·爱因斯坦发现她在帕萨迪纳的生活也同样愉快。她很喜欢鲜花，而加州南部四季常青的花园永远令她感到惊叹及高兴。她在社交方面的应酬比在柏林时少，因此她有更多时间陪朋友出外观光。在投给一家美国家庭杂志的文章中，她很感激地提到她的新邻居的友善和热情。

    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由于很多家务都可以靠机器操作，因此美国的家庭主妇有很多的空闲，这一点令她感到很惊奇。她也提到了她在帕萨迪纳购物的乐趣——即使是一家小商店，各种货品应有尽有，而且每样东西都明码标价。”她赞扬美国妇人在社会工作方面的努力，赞扬她们能够大方地鼓励年轻的学生及作家，以及她们对艺术的热爱。

    艾尔莎·爱因斯坦跟她的丈夫一样，到了该收拾行李离开美国的那一刻，也觉得万分惆怅。送别的礼物也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成篓的橘子和柚子（这是加州最骄傲的特产）、印第安服饰及篮子、亚利桑那州化石林的漂亮化石、罕见的仙人掌（赠送者坚持说，等到他们回到德国之后，仍然可以把它加以移植）。甚至还有人坚持赠送给他们几把小提琴，其中一把十分贵重，据估计价值在三万三千美元左右。爱因斯坦认为必须予以婉拒，他说，像这种高级小提琴，只能由大师来使用。他非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送他如此贵重的礼物。他又想起了一位好心的英国地主，这位地主听说爱因斯坦非常喜欢烤羊肉，竟然千里迢迢地从英国送了半头羊到帕萨迪纳来。“为什么陌生人也会对我如此好？”爱因斯坦真是想不通，他忍不住这样问自己。

    爱因斯坦在他的离别声明中提到，美国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堡垒。这句话立即提醒了一位记者，在爱因斯坦临上船前，这位记者向他询问有关德国的政治情况。记者说，听说希特勒的影响力已逐渐增加，这是不是真的？德意志共和国是否也将像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

    爱因斯坦思考了一阵子，然后给出了一个谨慎的回答：他虽一直埋头于自己的研究，从未参与德国政治，但还不至于与世事隔绝，以致忽视了祖国的动乱不安正在逐渐扩大中。他担心他所说的话被人误解，因此拒绝讨论希特勒。

    “我并不认识希特勒先生，”爱因斯坦说，“希特勒是因为德国人吃不饱才存在的，等到德国的经济情况改善之后，他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永别祖国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德国过完了夏天，秋天时他又再度访问加州理工学院。1932年春天，爱因斯坦回到德国，获悉最新的选举消息后，不禁大吃一惊，德国共和国的新总统是年老的兴登堡将军。德国大众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胜利而崇拜他，但崇尚民主政治的德国人却感到不安。兴登堡总统和他的同党痛恨共和，德国人民担心这位老总统会加强军备，夺走人民的自由。

    这时已是秋天，爱因斯坦准备遵守诺言，再次前往帕萨迪纳过冬。在卡普斯，一向是模范主妇的爱因斯坦夫人把那间漂亮的小屋子打扫干净，她还得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然后才锁门离开。她忙着穿梭于每一个房间，重新排列她的碗盘，然后把高大的碗橱锁上，把她并不想带到美国去的衣服收拾起来。在这个时间里，她的丈夫或是到湖上去驾游艇，或是在书房里坐上几小时，双眼凝视着窗外的大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艾尔莎关闭最后一扇窗子，拔出大门的钥匙。他们夫妇相偕走下小山，走向村子。

    突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转过身子，站在那儿望着那栋他曾经度过许多愉快岁月的房子，他的脸色沉重。

    “怎么了，阿尔伯特？”艾尔莎·爱因斯坦有点儿着急，“如果不快一点，就要赶不上到城里的火车了。”

    “现在应该是我们向这幢房子道别的时候了！”爱因斯坦博士回答说，“我希望你好好看它一眼。”

    “为什么？”她有点困惑。

    “我有种感觉，好像永远也看不到它了！”爱因斯坦回答。

    他们走向车站的路上，艾尔莎·爱因斯坦在心里嘀咕，我除了不了解“相对论”之外，有时候，我还真有点不了解我的先生呢！

    但到了当年年底，艾尔莎终于明白了，丈夫的忧虑并非毫无根据。1932年，消息传到美国，兴登堡总统已任命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这时候，深爱祖国的艾尔莎也不得不同意她丈夫的决定：最好不要回德国了。

    对于这个曾经为祖国带来无比荣耀的大科学家来说，德国已经不能给予他安全了。在希特勒眼中，爱因斯坦犯了几项不可原谅的罪行：他是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更是一位犹太人。

    希特勒总理曾对群众大声咆哮，说是其他各国曾在凡尔赛缔结联盟，企图使德国永远不能抬头，任何一位企图和这些国家和平相处的德国人都是叛徒！

    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已成为纳粹党的“圣经”，他在书中对德国犹太人作出了最严厉的指责。他宣称，在和平主义者及共产党的协助下，犹太人使德国在一战中失败。虽然犹太人在德国总人口中还不到十分之一，但希特勒却指责他们控制所有的工商企业，造成德国人的失业与痛苦。他宣称，不管这些犹太人或他们的祖先已经在德国居住多久，他们都不能被视为德国公民。

    希特勒利用一种共同的民族仇恨心理使纳粹党更为强大、团结。他还没有准备好对法国、英国和俄国这些强大的敌人宣战。但德国境内的少数犹太人却近在眼前，而且又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他们所受到的苦难和迫害，是德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爱因斯坦晚年虽曾协助他的同胞建立以色列，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或是哪一种宗教的信徒。他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对此作过简单而明确的解释：“这世界上没有比服务人类更崇高的宗教。我们这些同在地球上生活的人，肩负着相同的生命任务。人类的一般福祉乃在于对一切人类的一视同仁，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贫穷还是富裕、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印度教徒……真正的宗教就是真实的生活，生活在善良与正直之中。”

    但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而言，爱因斯坦却是一名犹太人。由于他曾获诺贝尔奖，声名显赫，因此成为在德国遭遇攻击的第一位犹太后裔的科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嫉妒爱因斯坦的地位及其声誉的许多位科学家，在纳粹党的鼓动下，开始不遗余力地谴责他的理论是“犹太物理学”。1935年，爱因斯坦多年来在科学界中最主要的反对者——雷纳德博士，在一所新的物理研究所揭幕式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虽然目前德国人在知识方面不如某些犹太人，但我们不愿追随犹太人的脚步，今天，德国人必须自行摸索走出黑暗。”他在演说完毕之后，照例来上一个标准式的敬礼并高呼：“希特勒万岁！”

    所有的德国大学分别来了一次“种族清肃”。最初，那些曾在一战期间为德国或其盟国作战的犹太籍教授，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职位，后来连这些例外都被取消。曾经加入任何和平团体或任何非法团体的教师们全都被免职，甚至连娶了犹太女子的教师们也要撤职。虽然有少数德国知识分子领袖大胆地为他们的犹太朋友辩护，但大多数人却沉默不语，有的甚至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态度。

    在美国，爱因斯坦听说希特勒已开始逐步实现他很早以前在书中所提出的种种疯狂计划，于是前往拜访德国领事。德国领事尽责地把现政府打算公平对待每一位公民的纳粹谎言又重复了一遍。他说：“如果你没有犯错，你在柏林将如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爱因斯坦礼貌地回答，“我只愿留在一个政治自由、包容，而且在法律上对所有人民一视同仁的国家里。但是，目前德国并没有这种氛围。”

    领事馆的一名馆员紧跟着爱因斯坦博士走出领事的办公室，他紧张地回头望了一眼，然后低声说：“他——领事先生，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尽他的责任。但我愿意冒险地向你坦白说一声，你留在这里是很聪明的决定。”

    爱因斯坦教授对他的实言相告深表感激。难道祖国的情况真的如此严重，任何崇尚自由的人都无法安全待在国内吗？但他觉得必须等到这些都确定是事实后，才能公开谴责德国新政府。当记者们要求他对德国政府迫害行动的报道予以评论时，爱因斯坦只是回答说，他不能只为自己辩护。他说，他离德国如此之远，他所知道的有关德国的情况并不比任何一位美国记者多。但他接着表示，他无法住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且有种族及宗教歧视的国家里。

    1932年春天，爱因斯坦博士和他的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比利时。他们在海滨小镇勒科克找到一栋舒适的住宅。玛戈尔亦前往那里与她的父母同住。她结婚以后继续从事雕塑工作，并前往布里吉斯上课。

    比利时国王具有学者气质，而且一直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国王经常邀请教授前往皇宫做客，两人在宫中无所不谈，从爬山一直到世界和平。伊丽莎白王后则是一位极有成就的音乐家，曾跟音乐大师伊莎叶学过琴。王后本人、爱因斯坦以及另外两个小提琴手，四人组成了四重奏。伊丽莎白王后也是一位女雕刻家，有一次她把一件刚完成的作品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认真地告诉她：“你实在不愧是一位王后。”她听了十分高兴。

    友好的比利时人很快就知道了他的私人生活，比利时仍然是一个民主而和平的国家。如果不是几乎每天都有恐怖的消息从纳粹德国传来，爱因斯坦可以说是生活得相当快乐。

    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教职，或是等待被逐出科学院。邀请爱因斯坦前往柏林的普朗克博士仍然身居要位，并拥有相当大的权势。普朗克既不是犹太人，也未发表过任何一句足以令纳粹党反感的自由言论，因此他能保住他的地位及声名，是不足为奇的。爱因斯坦觉得，如果普朗克被要求出面为他的老朋友辩护，一定会感到为难的。因此，爱因斯坦教授写信到柏林，要求辞去他在科学院的院士职务，因为他觉得，在目前政府的统治下，他无法为德国提供任何服务。

    科学院的一些院士希望爱因斯坦不要作这项决定。他们一直以身为无党派的科学家而骄傲。一位思想比较自由的教授问道：“为什么要求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非得是一位民族思想强烈的德国人不可？那我们岂不成了向武力屈服的懦夫？”

    但在1932年，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许多懦夫。纳粹的报纸继继谴责爱因斯坦，声称他在国外期间背叛了祖国。科学院为了表示对希特勒政府的忠诚，特别发表了一篇声明，断绝与这位二十多年来为学院带来无数荣耀的科学家的一切关系。

    “对于爱因斯坦的辞职，我们用不着感到遗憾。”这份正式声明说，“科学院对于他在国外的活动感到不耻，科学院的会员一向忠于国家。”

    爱因斯坦认为他有必要就这项罪名为自己辩护。“有人指责我在海外散布有关德国的不实报道，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他写道，“我已经注意到德国新政府成员所发表的一些声明，尤其是有关企图毁灭德国犹太人一事……报纸对我作了许多不利的报道，而科学院所发表的声明，更助长了这种形势。”

    科学院的一名代表回答说，就算爱因斯坦不曾侮蔑德国，但他身为科学院的一员，看到不公平的报道，应该替祖国辩护，这显然是他的责任。这封信说：“像阁下这么著名的人物，只要能替德国说句好话，就可以在国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这位流亡海外的科学家知道，这样争论下去毫无用处。他的某些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在科学院内完成的，要想打破这二十年来所建立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突然觉得衰老而沮丧，于是他提笔向以前的同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他说：“你们要我为德国现在的作为说一些‘好话’，无疑是要我否认我终生所奋斗追求的每一项公正与自由的信念。我的证词对德国人民来说，将不会是你们所说的‘好话’，相反，这样的声明只会破坏那些曾使德国在文明世界中赢得一席之位的观点和原则。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地正确。”

    虽然爱因斯坦曾公开批评苏联，但现在却被视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被指控在卡普斯的避暑小屋中贮存了许多武器供共党叛军使用。纳粹警察冲入那栋漂亮的小屋去搜寻弹药及武器，经过彻底的搜查，只找出家具及科学书籍。爱因斯坦曾花费大部分积蓄所建造的这间小屋，以及他在柏林银行的存款全部被没收。德国政府通知他说，他的财产已被没收，因为这些财产很显然会被用来资助共产党发动革命。

    就在恐怖气氛日益增加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一大堆的书籍。亲手放火的并不是无知的暴民，而是身穿制服、纪律严明的纳粹党人。海涅的歌曲很久以来一直深受德国人的喜爱，但现在他的乐曲却被破坏了，只因为海涅是犹太人。像雅各布·伦敦及海伦·凯勒这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因为雅各布·伦敦除了撰写冒险小说之外，还曾撰文为社会主义辩护，海伦·凯勒则被指为是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亦被投入烈火中，使火势更为猛烈。

    但是即使是在纳粹德国，要想消除爱因斯坦的影响力也是不可能的。新帝国的一些胆怯的教授在上物理学时，不敢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因为这样会比较安全。但结果证明，在讨论时要想不提及“相对论”这个非法的字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非常为难，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将他们纳粹主子的政治思想和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明确地分开！

    犹太科学家统统被赶出德国大学，即使他们中有很多人不曾发表过不忠的言论，仍不免要遭受厄运。不同意粹纳做法的一些德国人也很快遭到了迫害。普朗克曾利用他的影响力庇护很多不受纳粹喜爱的科学家。他一直希望纳粹党人有一天能停止他们的疯狂行为，使这些曾为德国带来许多荣耀的科学家不再受到伤害。但是，迫害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普朗克曾进见希特勒，但那位疯子拒绝聆听他为同事们所提出的请求。很显然的，希特勒认为，德国的任何人都必须同意驱逐犹太人。

    起初，爱因斯坦的某些朋友认为，这场暴风雨将很快过去，教授会安全回到祖国。但很快地，即使是这些乐观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德国已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在这所疯人院里，除了管理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当年爱因斯坦出于对德国共和国的忠诚，重新申请了德国国籍，这是他的一个错误。如果他继续保持瑞士国籍，或许可以保住现在被纳粹政府所没收的财产。

    “我们不会为了被抢去的那栋可爱的屋子及存款而忧虑，”艾尔莎·爱因斯坦勇敢地说，“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的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已经安全逃出德国，比利时政府将会尽力保护我们。”

    但是，不断有谣言困扰着他们安宁的流亡生活，并使她越来越感到焦虑。有一份报道说，一个纳粹组织愿意提供五千美元的奖金，征求爱国志士刺杀德国这位最杰出的敌人。

    “我还不知道我这颗脑袋值那么多钱！”爱因斯坦摸着自己的头哈哈大笑。

    但艾尔莎·爱因斯坦可笑不出来。她知道，纳粹德国的秘密工作人员在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活跃。幸好，比利时政府及王室已经答应保护他们，才使她放松了一点。

    当然，这种保护措施也曾闹出过一些笑话。1933夏天，替爱因斯坦撰写传记的物理学家菲力普·佛兰克就曾陷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当他前往比利时旅行时，他决定去访问爱因斯坦，但他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地址，当他到达勒科克之后，便向路人打听爱因斯坦的住处。

    路人毫不犹疑地给他指明了详细的路线，他很快就找到矗立于沙丘之间的一处小别墅。佛兰克博士知道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因为当他走近别墅后，立即认出正坐在屋前走廊上的爱因斯坦夫人，两个高大魁梧的男子站在台阶前，正兴高采烈地谈话。

    那两人看到佛兰克走上小路，立即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粗鲁地把他拖到爱因斯坦夫人面前。爱因斯坦夫人吓得脸色苍白，她仔细看了很久，方才认出来者是佛兰克博士。

    “呀，是佛兰克博士！”她叫道，“很抱歉！”她转身对那两名男子说：“请放开他，他是我丈夫的一位老朋友。”

    那两名男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转身走开，爱因斯坦夫人赶忙向佛兰克解释说：“那两人是负责保护我们的警卫。他们刚跑来告诉我，村子里出现了一名陌生人，他们在匆忙中把你当做了刺客。”

    “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她问道，“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我丈夫的安全，已经下令不许任何人说出他的住处。”

    佛兰克博士对她说，他到达勒科克后，向路上遇见的一个人问路，立即得到了准确的回答。爱因斯坦夫人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多了几分担忧。爱因斯坦却觉得很好笑，显然比利时警方的保护已失去了作用，但他不在乎。

    “德国人为什么会认为我的丈夫是个危险的敌人？”艾尔莎·爱因斯坦惊叫道，“不久以前，我们还接到一封德文来信，我们根本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可他坚持说要和教授见面谈谈。我写信请他来这儿。当然了，由于最近常有人提到暗杀，我不希望让一个陌生人见我丈夫。”

    “那人告诉我，他以前是纳粹部队的人，如今已背叛纳粹党。他想要出售纳粹党的秘密情报。他甚至希望爱因斯坦博士能出高价来购买这份有价值的情报。”

    “我问他，”爱因斯坦夫人继续说，“你怎么会认为爱因斯坦教授有兴趣知道纳粹党的秘密呢？”

    他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是反纳粹分子的领袖，所以我才打算把这么贵重的情报卖给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觉得妻子的惊恐非常可笑。当他准备前往伦敦发表演说时，曾接到过一封威胁信，信中表示，如果他在伦敦演说，将会遭到谋杀。爱因斯坦把那封信丢到一边，继续撰写他的演讲稿。结果他在伦敦发表演说时，演讲厅里挤满了听众，被派去保护他安全的伦敦警察也跟着群众们热烈鼓掌。流亡海外的爱因斯坦博士为那些被希特勒政府驱逐出境的难民大声呼吁，希望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能对他们施以援手。他的演说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支持，最后共募得五百万美元的基金，以协助这些不幸的难民在国外展开新生活。

    跟那些被迫流亡国外的同胞相比，爱因斯坦自然是幸运得多，当他已经不能再在德国立足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聘请他前去任教。西班牙古老的马德里大学特别派了一名代表亲自邀请，巴黎大学亦想聘他担任教授。不过，爱因斯坦并不希望留在欧洲，他认为纳粹的恐怖行动将会蔓延到邻近各国，欧洲亦将不得安宁。朋友们觉得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为爱因斯坦提供安全保护，因为纳粹已决心置他于死地。

    虽然爱因斯坦几年前曾访问过巴勒斯坦，并对那儿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邀他前往任教的请求。他知道，被纳粹党驱逐出境的那些较年轻而且知名度不高的科学家，一时很难找到新的教职。他说，巴勒斯坦的希伯来大学应该优先考虑这批人。

    爱因斯坦毅然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已结交了许多热情的朋友。

    早在几年前，美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博士，曾前往卡普斯的爱因斯坦那栋愉快的小屋与他会谈。当时，弗莱克斯纳博士邀请爱因斯坦加入刚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成立的高级学术研究所。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当时他说，他已经答应过，必须在第二年的冬天前往帕萨迪纳，并且坚持每年必须在柏林服务几个月，他无法背弃他的德国老朋友们。

    现在，他再度考虑起弗莱克斯纳博士的邀请。

    当讨论到未来的工作酬劳，爱因斯坦提出的数字竟然出奇的少，令弗莱克斯纳博士感到很吃惊。弗莱克斯纳博士建议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自己和爱因斯坦夫人共同来决定。弗莱克斯纳博士认为，爱因斯坦夫人才是家里的财政主管。爱因斯坦很高兴把合约事宜移交给他太太。

    因此，在1933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在英国的一个港口等待搭船前往美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