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第一位真正掌握实权的天皇；

    他是日本第一位终身只有一个年号的天皇；

    他被称为“日本骄子”“强国之君”；

    他就是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简介

    明治天皇（1852-1912年）即日本天皇睦仁。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天皇。1860年被立为皇太子，1867年1月即位。同年10月下达讨幕密诏，依靠维新倒幕派，推翻了江户德川幕府的统治。12月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1868年3月发布《五条誓文》，4月迫使江户幕府投降。7月改江户为东京。8月在京都举行即位大礼，9月改元明治，建立一世一元制。1869年批准奉还版籍，迁都东京。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取消将军领地。1872年废除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承认土地私有制和买卖自由。1873年改革地税，实行征兵制。1881年发布《军人敕谕》。1885年采取内阁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近代天皇制。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这些措施被视为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改革，日本开始实现富国强兵，同时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日本发动的规模较大的战争有：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两次战争均以日本取胜告终，促使日本的扩张野心膨胀，走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正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时期，也是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日本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动荡岁月

    1．小皇子降生

    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1852年11月3日），第一百二十一代孝明天皇家诞生了一个男性婴儿，他是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母亲是英照皇太后。但真正的生母是权大纳言中山忠能的女儿，名中山庆子，又名典侍庆子。

    按照日本宫廷的规定，女人不能在宫廷分娩，睦仁是在外公中山家出生的。因中山家地面狭窄，在想借府邸北面八条殿町的民家之间的一块空地来盖房的请示没有通过关白鹰司政通的批准之后，中山忠能只能以修建产房的名义，提出向宫廷借贷二百两银子。上面还是打了对折，给了一百两，忠能只好另想办法，筹措其余的一百两，总算把产房盖起来了。五岁之前的睦仁除偶尔进宫外，一直住在外公家。

    皇子出生的第七天，要举行命名仪式。天皇在对从中国古代典籍中精心挑出几个候选名字进行仔细考虑后，给这个新生的皇子取名“祐宫”，这个名字曾经是孝明天皇的祖父光格天皇的幼名，光格天皇曾被尊称为“圣天子”。从孝明天皇给皇子的取名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小皇子是抱以多大的期望。命名完毕，还有所谓“浴汤仪式”。这是一场象征性的沐浴。一群宫女把一个桧木制成的浴盆抬到小皇子床前，由最著名的学者隔帘祝福。学者身穿古色古香的礼服，头戴和式道冠，高声朗诵经典辞句，祝未来的天皇健康成长。

    第三十天满月，皇子第一次进宫与父亲见面。天皇和众女官送给小皇子很多偶人玩具。皇子也向天皇敬献了礼品。皇子在宫中滞留了7天，然后回到中山邸宅。在这以后，一直住在外公忠能和外婆纲子的身边长大。

    祐宫完全由外婆纲子一人照料。快满周岁的时候，天皇想见见儿子。祐宫在生母中山庆子陪同之下，坐着板轿进宫了。当日傍晚，祐宫回到了中山邸宅。在这之后，隔三差五被带进宫去。

    所谓的板轿，是用白楂木材做的简便小轿。轿顶和两厢用木板围着，前后垂着帘子，这种板轿其实很窄，人要缩着身子蜷在里面，说是坐轿，倒不如走着舒服。随着年纪渐渐长大，小皇子变得不那么听人摆布了。有一次从宫中回来，他不肯再坐板轿。

    从此，每逢进宫，外婆就让奶妈背着他，大家一道走路。市民听说小皇子要从街上走过，京都的人都聚集在沿途瞧热闹。这一来弄得满街闹闹哄哄骂骂咧咧，祐宫感到很不舒服，随从的人也受不了。好在路程不太远，从中山邸宅到大内后边的门洞，届时采取措施禁止行人通过。道路的两侧拉上帷幕，走起来就方便顺利了。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天皇家族历来短命的人居多。孝明天皇兄弟6人其余的5人都夭折了，只有孝明天皇继承皇位。祐宫也一样，也曾有兄妹5人，但都相继夭折，只剩下祐宫一人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王位的唯一继承人。也正因如此，孝明天皇把所有的父爱都放在了祜宫一人身上，视他为掌上明珠。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皇子越发招人喜欢了。天皇对他的眷恋越来越深，时不时召进宫去住宿。每当这时，外公、外婆也跟着一道住在宫里。

    安政三年五月，小皇子进宫，一开始只打算玩几天。可是进去后一住整整30天，直到7月5日才回到中山邸宅。回来的次日，才得知孝明天皇的生母逝世了。

    9月22日，小皇子迎来了4周岁生日。按照古礼，由天皇赏赐祝馔以及海鳗、甜鲷、鲜鲷、山药、百合等物。祐宫则献上“小戴”（祝贺糕点）、鲜鱼、酒壶。当然，有关各宫、诸卿、事务、医官以及家臣们都互有赠送。

    安政三年（1856年）九月，刚过完4周岁生日的祜宫告别了中山府邸，搬进了皇宫，因为那里才是他生活的地方。原本生于中山府邸，并且在这儿一直生活了4年的祜宫，以皇子身份来说，仅仅是寄宿而已。搬回宫廷去住，也有一定的规矩礼节。其中有一条：必须坐轿子。祐宫坚决不坐轿要走路，由多年来侍候他的亲属和佣人陪同随行。但古礼万不可违背，于是在小轿中放进了他的御赐宝剑和护身符之类东西，再由生母以护卫的名义坐在里面。

    这样，在皇子本人不曾参与的情况下，由别人代行礼仪，终于完事大吉。

    进入皇宫后，祐宫开始熟悉宫中生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并且按照孝明天皇的旨意，祐宫开始接受彻底的帝王教育。

    万延元年（1860年）九月，孝明天皇赐名祐宫为“睦仁”，从此宫中人称小皇子为“睦仁亲王”。

    此时的睦仁已经成为了王位的唯一继承人。不仅要有伴读，而且还要任命新的教授人员。汉书由伏原宣明讲授，习字由有柄川宫父子担任，和歌（日本的诗歌体）则由英照皇太后亲白教授。

    睦仁还喜欢练武，最喜欢在草坪上练相扑。

    睦仁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

    2．西力东渐与开国

    19世纪中叶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岛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西方列强怀着谋求海外市场与原料的共同目标，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日本位居远东航线的末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此时的日本仍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过着孤芳白赏的生活。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所写的《樱花歌》，把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来：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最早打破日本“痴人看花”之梦的西方列强，是沙俄。沙俄东邻日本，是西方列强中向日本伸手最早的国家，早在18世纪初叶就开始不断向千岛群岛扩张势力，造成了日本延续至今的北方领土问题。1792年沙俄率先向日本叩关，拉克斯曼奉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携西伯利亚总督函及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并以护送因海难漂流到俄国的几名日本人为名，乘“卡塔琳娜号”轮船从鄂霍次克出发，抵达日本北海道的根室，要求开港通商。此行未获成果，十一年之后（180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又遣特命全权使节雷扎诺夫赴日交涉。雷扎诺夫率舰开进长崎，递交了沙皇国书，要求通商。但幕府以不能违背锁国祖法而予以拒绝。1812年因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沙俄无暇东顾，放松了对日本的侵扰。但日本的“北边之警”从未停息。

    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也多次试图入侵日本。1808年，挂荷兰国旗的英国军舰“菲顿”号闯入长崎港。1813年企图夺取荷兰在日本出岛的商馆，未能如愿。1818年，英船驶入浦贺港要求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24年英国船员携枪在水户藩常陆大津滨登陆，要求通商，与藩兵发生冲突。同年，英船停泊萨藩宝岛，射杀水牛，并与岛民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命令对靠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一律开炮驱逐，强行登岸者捕杀不殆。

    当时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王朝的鼎盛时期，为阻止沙俄势力南侵，1853年全力投入克里木战争。而美国却随着1848年占领加利福尼亚，横断太平洋的东方贸易之梦想成为可能。由于当时的轮船续航能力比较差，必须设立中继站。另外活跃的捕鲸业也急需补给基地。日本就成为美国扩张的理想目标。在多次遣使要求建交均遭拒绝后，美国决意诉诸武力。于是后进的美国，成为了西方列强中强迫日本开国的急先锋。

    2003年，依山傍水、清秀怡人的浦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是一个叫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的美国将军。日本对佩里的“感恩”始自明治时代，佩里公园纪念碑上的碑文就是由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从这些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让这个岛国走上了一段充斥着悲剧和奇迹、混杂着屈服和刚强的历史。

    1853年7月8日，刚刚跻身于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大船，闯入了浦贺港。

    佩里代表美国总统提出了开港通商的要求。这位不久前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海战中大获全胜的将军十分自负，他对前来交涉的日本使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抵抗，因为一旦开战，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胜。

    面对冒着黑烟的蒸汽战舰和盛气凌人的美国将军，日本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此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时光，但是，它对外面的世界并非一无所知。在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长崎，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与荷兰被允许往来通商。17世纪的世界霸主荷兰，让这个两千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兴起了“兰学”。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

    而13年前在鸦片战争中受到英国军舰攻击的邻国大清帝国的遭遇，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日本统治者一个新的信号。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的消息，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

    长崎的高岛秋帆最先做出反应，他向幕府提交了关于改进炮术以加强武备的意见书。围绕该意见书，形成了改革与保守之争。保守派认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在于两百余年歌舞升平造成武备松弛所致，日本若贸然采用西方炮术，只会迎合俗人好新之弊、学者好奇之病，最终导致“平日风俗习尚”的变革，为害非浅。改革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兵败之情由，是由此种空论所招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他接到高岛秋帆的意见书后，对高岛颇为赏识，将其提拔为与力，并召至江户，传授西方炮术。幕府于1842年7月23日，下令废“异国船驱逐令”，改行“薪水给予令”。与此同时，《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闭关锁国政策。

    鸦片战争在日本知识界也掀起了波澜。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一批介绍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籍，通过中国商船源源流人日本，广为流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被誉为“天下武夫比独之书”。白1851年传人，即被翻刻，至1856年各种翻刻本竟达二十二种。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浦贺当局拒不受理美国总统国书，要求依照日本国法，开往长崎。佩里断然拒绝，派遣“密西西比”号人江户湾测量水深进行示威，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屈服于威压，不得不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佩里无视幕府立即离去的请求，反而将舰队开至羽田附近示威，直逼江户，江户市内群情哗然。不过佩里明白要幕府迅速回复是困难的，加之在琉球另有紧急任务，声言明年春天前来听取答复，然后撤离日本。坚守200余年的锁国体制危在旦夕。

    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佩里舰队的叩关通称为“黑船事件”。

    如何处理对外开放的问题，幕府破天荒地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这件事情过于重大，幕府自己失去信心，拿不定主意。也就是说，幕府的权威开始削弱；对于王室，幕府的态度变得软弱了。

    德川幕府本来是不许天皇过问政治的。天皇及公卿长期受到冷落。康有为曾经形容过当时日本天皇的真实状态。“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但是，“黑船事件”改变了这一事态。

    3．幕末社会政治形势

    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天皇专权、贵族专权和幕府将军执政三个阶段。日本过去是一个闭关白守、封建落后的国家，号称“神国”，是所谓“诸神保护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报国”    “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

    幕府是12世纪末至19世纪日本武家政治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该词出白汉语，意为将军出征时的帐幕。从公元1192年到1867年，在日本历史上是武士阶级掌握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的“幕府政治”时期，幕府将军挟天皇而令天下。王室被架空，天皇的权力旁落。日本出现了二元政治：实权尽人将军手中，天皇不过一介傀儡而已。由此日本开始了长达600多年的幕府统治时代。

    日本历史上曾先后有镰仓幕府（源氏幕府）、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德川幕府）。

    10世纪以后，公地、公民制解体，皇权式微，社会动乱，武士阶层随之崛起。1185年，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相争，前者胜，控制中央政权权。1192年，源赖朝从朝廷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置幕府，武士贵族专权自此始，天皇形同虚设。1333年，镰仓幕府亡，政权复归皇室。

    1335年，足利尊氏弟兄起兵镰仓，1336年，两度攻入京都，废后醍醐天皇，立光明天皇，设幕府于京都。1338年，北朝天皇授足利尊氏“征夷大将军”称号；1378年，第三代将军于京都室町街建新幕府，故名室町幕府。在室町幕府时代，日本形成了地方分权的封建政治形态。

    1441年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照被部下所杀，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各地诸侯互相征战，原来地位很低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得以顺利地以武力进行了统一国内的活动。但其尚未完成统一，就于1583年被他部下叛将明智光秀围困在京都本能寺里烧死了。其后织田信长的部下丰臣秀吉在1590年完成了统一，但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又重新陷入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到了1603年，德川家康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设置了幕府，建立了德川家族的一统天下。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名义上的首脑是天皇，但实权已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当时幕府将军把持着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直辖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并且，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着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独揽大权。最典型的是，幕府并不设在首都，而在江户办公，处理国家大事，往往白作主张，根本不把天皇放在眼里。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德川幕府任意掠夺土地，并把这些分封给270家叫做“大名”的封建领主。各地大名必须宣誓效忠将军，遵守幕后法规，听从调遣。大名的领地和统治机构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并按亲疏关系，把200多个藩分为亲藩、内藩和外藩，将军依靠亲藩、内藩，对边远的外藩大名严加防范。

    大名又把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分赐给自己的家臣，他们属于将军和大名之下，被称做武士。这些武士一般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杀死平民可以不受惩罚，是幕府将军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

    除此之外，幕府将军又按照“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将全国百姓进行分等。农、工、商被划在武士之下，受到等级身份制度的严格限制。另外，还有30多万被称做“非人”和“秽多”的贱民，他们被排斥在士、农、工、商之外，过着悲惨的生活。

    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演说定为国学，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推行闭关白守的“锁国”政策，不同其他国家建立任何关系，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

    德川幕府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18世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苦难的生活，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正当幕府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大举入侵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外货的倾人而纷纷破产，日本人民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处境更加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推翻封建幕府，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在眉睫。

    二、初掌朝政

    1．尊王攘夷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事件，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越三树三郎等8人被处死刑，水户藩家老被迫“切腹”，皇室公卿4名被勒令“辞官”或“落饰”（出家），其他被迫害者近百人，“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

    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就义时，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2．倒幕运动

    1865年12月，长州藩讨幕派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保守派，夺取了藩政权。随后，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权。不久，这两股力量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核心。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抗衡。

    同年12月，压制讨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满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这时，宫廷形势开始向有利于讨幕派的方向发展。1867年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讨幕派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武装倒幕。他们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去。

    明治天皇虽然年幼，可颇有见识，对幕府把持朝政也十分不满，当即答应与讨幕派联合起来，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就写了一份“讨幕密诏”，交到大久保利通他们手里。

    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诏，欣喜若狂。紧接着，他们便召集讨幕派的重要人物，于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天皇宫中的一间书房里，商量具体的对策。

    在此期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已听到风声，觉着形势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辞职，以免与改革派正面冲突。

    西南各诸侯不相信德川庆喜会轻易把政权交出，一眼就看出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大家讨论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决问题，要给德川庆喜一个措手不及。

    1868年1月3日，西南各诸侯率兵包围皇宫，解除德川幕府驻后宫警卫队的武装。他们簇拥着年少的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全归天皇掌握。明治天皇随即颁布诏书，决定建立由他领导的新的中央政府，并委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些改革派主管政事。

    德川庆喜连夜逃出京都，退居大阪，集中了全部兵力，杀气腾腾地向京都进犯。他们打着“解救天皇，清除奸臣”的旗号，兵分两路，准备以钳形夹击京都。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寿等人以萨摩、长州、安艺诸藩的武装，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优见两地迎击幕府军。明治天皇亲自到阵前督战，大村益次郎率领的5000名装备精良、训练西洋化的政府军，早已占据有利地形，架起了巨炮，静等幕府军的到来。

    与此同时，改革派还提出“减免租税”“四民平等”口号，把农民和商人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以壮大自己声势。并有许多市民找出土枪、土炮直接参战。幕府军气数已尽，德川庆喜仓惶撤退，逃到江户。政府军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跟踪幕府残军，迅即包围江户。德川庆喜看到自己的军队已经瓦解，江户的居民又不拥护自己，再战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决定放下武器向天皇投降。随后，政府军便开进江户，这样，统治日本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垮台了。

    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3．定国号迁都

    按照古例，男子16岁要行成人的冠礼，谓之“元服日”。但因上一年年底孝明天皇驾崩，睦仁在居丧期间，所以明治天皇的元服日，定在庆应四年的元月十五日。

    元服那天，睦仁来到南殿北厢落座在一张大床上。由两名掌侍捧着宝剑与玉玺。宫廷总务头儿甘露寺胜长给睦仁剪了发，挽成一个发髻，包上头巾帻。再由式部卿献上冠戴，换掉童服，成人仪式就算结束。

    为了祝贺元服，颁诏大赦天下，宽恕罪犯：惟独反抗君主者例外。而今平定了幕府，于同年8月27日，举行了即位大典，昭告国内外，成为了日本第122代天皇。

    1868年，是庆应四年，因改元明治，也是明治元年。“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

    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征兆等因素，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即一世一元制。一世一元制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性。按照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皇帝可以支配时间，一代天皇如果年号不断变化会给人造成天皇政权不安定的现象，所以，一代天皇应只有一个年号，因此也可以用年号来代替天皇的称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等。一世一元制象征着天皇政权的稳定。

    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率公卿诸侯祭祀天地神祗，宣读了“五条誓约”：一、广兴会议，万机取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打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这五条誓文，每一条都洋溢着清新蓬勃的朝气。尤其是第四条“打破旧来之陋习”，以及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更显示出日本这个国家，自从1853年佩里叩关之后，经过15年的思考与摸索，终于觉悟白己样样不如西方，而下决心拜西方为师的谦虚态度。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与谦虚，日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亚洲各国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东方国家。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

    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白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

    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日：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明治天皇接受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等维新派人士的建议，决定把国都由京都迁到江户去。那里才是日本真正的中心，后来改名东京，从前的将军府邸扩建成为皇宫。此一举措，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受到极高的评价。

    德川幕府执政的数百年间，天皇受到幕府的监视，一步不能离开京都。甚至连皇宫也不允许出，长年累月就生活在不足一平方日里（1日里约等于3900米）的圈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后水尾太上皇想去参拜山城、大和神社佛寺。配备在禁中的武士高木伊势守提出了异议：“请先报告幕府，征得同意后，您再去。”太上皇大怒道：“我又不是去策划坏事，不过是想去寺庙朝拜。太上皇希望这样做，却遭到臣下的阻挡。实在太无理了！”“臣下不懂得深奥的道理。只是领受了关东（即幕府）之命令，一定要保卫皇宫。如果太上皇要强行外出，臣下只好挡住去路阻止您。万一您仍要破坏规定外出，臣下不惜甘冒逆贼的恶名，也会朝着凤辇射箭！”

    太上皇没有再往下说。天皇也罢、太上皇也罢，三百年从来没有出过宫门一步。

    如今江户城回到皇室手中，睦仁要借迁都之机，明明白白向国内外昭示：日本国的天皇重新君临天下。

    三、维新时代

    1．走出国门

    在美国舰船叩开日本国门时，佩里将军在展示武力之余，用电报机、钟表、望远镜、蒸汽机车和大炮向日本人展示了T业革命的成果。当一部小型蒸汽机车在专门搭建的轨道上开动起来的时候，围观的日本官员从飞转的车轮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和大洋彼岸那个世界的差距。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世界状况，日本如果白闭锁国是无法得到发展的，必须进入国际社会，并从中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一天夜里，两个日本青年偷偷地爬上了美国黑船，用手比划着告诉佩里将军：他们想要随船到美国去，看看美国究竟为什么强大。这样做在当时的日本按律是要杀头的。

    他们的举动让佩里非常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日本人的求学精神令我感动，如果日本人都像他们一样，日本一定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强大。”

    这两个渴望了解世界的青年人最终还是被送下了船。但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关注起外面的世界。

    14年后，一个名叫涩泽荣一的年轻人获得了一次前往欧洲的机会。1867年，27岁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到了法国，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

    新奇的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作坊的机械设备，西方的工业化程度让涩泽荣一大为震惊。他决定留下来，仔细考察欧洲各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

    涩泽荣一先是到了法国，后来又到了比利时，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接见他们的时候讲，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工业，特别是钢铁的使用非常重要，欢迎日本到时能够购买和使用比利时的钢铁，涩泽荣一大为感慨，他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会见外国客人时，都不忘记推销本国的产品，可见工商业对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涩泽荣一，和当时所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传统日本人一样，认为商人就是一副惟利是图的形象。比利时国王的一番话，让他固有的观念慢慢开始转变。

    1868年11月，涩泽荣一带着全新的思想回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国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60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

    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大，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交往的历史上，岩仓使节团的出访都可称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

    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俾斯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2.变法维新

    由京都迁到东京后，建立起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以天皇宣誓的形式发布施政纲领。接着，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宣布“奉还版籍”，废藩置县。

    1869年实行“版籍奉还”，取消大名对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大名被命名为藩知事，成为新政府的地方官。1871年“废藩置县”，打破藩界，重划全国行政区。全国划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管理，完全取消大名的封建领主权。大名离开藩国，迁居东京，从国家领取俸禄。

    在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下，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将军）通过承认各个藩主（大名）的藩地所有权及其对藩民的统治，换取各藩主对幕府统治的顺从，从而在政治上建立起一种上下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

    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条件。

    第二，允许土地买卖，改革地税制度。

    1871年，取消种植商品作物的各种限制，允许作物栽培自由。1872年，解除买卖禁令，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并颁发土地执照。1873年，改革地税，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额和交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按地价的3%（后改2.5%）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货币地租的新税法。

    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地税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及其税收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刚刚成立的明治政府无论从维护政权的稳定还是从抵御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的任何角度出发，都必须建立稳固的财源，这种财源在当时的日本只能从土地中寻找。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生地主及豪商的要求，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压力，又决定了明治政府不可能沿袭幕藩时代的土地政策，而是必然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土地制度及其地租形式进行近代化的改革。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地税改革使明治政府获得了统一稳定的货币地税，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收入是实物而支出是货币的矛盾，从而建立了正常的国家预算制度和稳定的财政基础。地税改革基本结束的1881年后，地税收人大体稳定在4000万日元左右。这笔收入对于担负着百废待兴任务的明治新政府来说意义重大。

    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地税改革的成功成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保障，资金和劳动力的相对稳定保证了殖产兴业事业的展开，使日本迅速发展为资产阶级国家，逐跻身世界列强之林。

    第三，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工业。

    1870年设立工部省，掌管矿山、冶铁、铁路、通信等建设工作，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建立国营为主、铁路和矿业为重点的近代工矿企业，同时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并且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    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七分之一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第四，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

    提倡学习欧美资产阶级文明，吃西餐、穿燕尾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化风靡一时，但注意民族传统教育。1872年颁发“学制令”，建立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近代学校体制；规定送儿童人小学受教育是家长的义务，小学的建立和维持费用由居民担负。

    日本历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这一点在中日两国古代的交往史上有深刻的体现。到了近代，儒学地位不断降低，使得日本逐渐加强了对洋学的引进。对日本影响较早的洋学主要是“兰学”，即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因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兰学”书籍大量流入了日本。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日趋转向了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重要表现。

    要文明开化，首先就要抓好教育。明治时代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早在幕府末年，日本的教育就已具有一定的普及程度，那时已经有专门以平民百姓为传授对象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教授洋学的学校。至明治维新前，日本国内已有40%的男孩和10%的女孩获得了读写能力。这就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教育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期间，倍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国家的教育改革，参照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还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到1918年，日本全国共有大学和专门技术院校118所；改变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普及具有实用性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强调学问为立身之本。“从现在起，教育应该普及于全体人民（贵族、前武士、农民、手工艺人、商人和妇女），要使农村中没有文盲家庭，家庭中没有文盲成员。做父母的应该充分了解这个政策，并且要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们的教育，决不能使孩子们受不到教育。”

    通过教育改革，完成了从“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对出国留学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日本近代化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优秀人才。明治初期，政府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弥补本国教育资源的不足。187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有外籍教授就有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其中1／3左右，有的外籍教授工资甚至远远超过政府大臣的薪金。日本政府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日本本国师资的培养，所聘请的外国教师人数也逐步减少。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据统计，明治维新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内容有关教育的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发扬，到1910年，小学教育经验已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至国民收入的3%。日本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 8%。到1910年，日本95%以上的男子，90%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公历取代了农历，元旦取代了春节：天皇带头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上了燕尾服；理发馆的生意开始忙碌起来，男人们剪掉发髻，修剪成西式短发。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形容：“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同一千多年前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一样，如今的日本人又在东京的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燃。

    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主要目的是向日本国民灌输国民道德的根源、国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倡导忠君爱国思想，成为此后日本推行天皇制的精神及道德支柱。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就开始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第五，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

    1873年颁布征兵令，在“国民皆兵”口号下，强征大批青年，建立常备军。这支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并贯彻“武士道”精神。同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制度。

    富国强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梦寐以求的目标，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治国纲领中，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的总目标，其他两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这也更加凸显出其重要地位。日本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建设成为当时日本压倒一切的任务。

    早在幕末开国之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内心。在恐惧、愤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下，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陷于矛盾之中：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改变受列强压迫的局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考虑，就如《五条誓文》所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因为这样，“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演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有朋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提倡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武士道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使日本具有了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天皇的《军人敕喻》教育，使得所有官兵的骨子里都渗透着“大和民族神圣”“大日本帝国军人无坚不摧的武士道”精神。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工业技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充分保障了日本自身的军事和国防安全。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已经掌握了独立设计建造军舰的能力；1883年，大阪兵工厂实现了火炮生产的自主化；1885年，在法国技师的建议下，日本建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艘舰船，专门用于应对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巨型战舰。

    从1874年到1890年这段时间，日本政府中的军费开支在“强兵”国策下大量增加，军队编制机构和人员也急剧膨胀，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的统计资料看，日本自1878年以来，军费开支就已经一直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6%以上，1889年，则已经达到了29. 6%。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军国主义的急剧膨胀。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掠夺他国财富，实现本国的富强，这是近代多数西方列强崛起的“成功经验”。以西方为师的日本对此心领神会。随着日本军事实力的日益增强，明治政府逐渐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周边邻国，开始了侵略扩张的“富国之路”。

    3．争霸东亚

    明治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明治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代军队，这是明治维新的目标。

    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

    所谓的西洋各“文明国”，当时正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历史上一直选择与强者为伍的日本，这一次选择了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当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力的增长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就是逐步向日本西边的大陆进行军事扩张而妄图征服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扩张计划。“大陆政策”分五期战略措施，第一期是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是征服朝鲜，第三期是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是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是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而且，日本天皇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实现这五期“大陆政策”战略，已经从1870年就做了大量的国内准备，特别是在全国推行了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军事制度建设和国民军事教育制度，同时，日本在军事装备上也做了长期精心的准备。

    1874年，日本出兵入侵台湾，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在获胜无望的情况下，仍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专条》。中国除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外，还轻易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实际统治。

    当时旅居中国的一位英国人评价指出：“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绝不进行战争，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清政府的举动不仅降低了大国的威信，动摇了长期维持的东亚封贡体系，也让日本尝到了恃强凌弱的甜头，看透了中华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从而助长了其军事冒险心理。

    1876年，日本以美国佩里叩关的方式敲开了朝鲜的国门，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从事实上否定了中朝两国间的宗主藩属关系，使日本势力进驻朝鲜，为日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做好了铺垫。

    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采取了掠夺式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把朝鲜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大量套购朝鲜的金银，以增加本国的财富积累。据统计，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朝鲜运回本国的黄金约合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总量的68%，这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1882年，不堪忍受日本盘剥压迫的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高潮。愤怒的士兵和群众杀死了日本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发动了“壬午政变”。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平息了事态，同时也阻止了日本趁机吞并朝鲜的企图。日本国内便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煽动民众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也为继续扩军备战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理由。

    山县有朋鼓吹说：“时至今日，若不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做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经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警告指出：“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言语间，把强兵与富国自然联系在一起，似乎合情合理，却难以掩盖狂妄白大的心态和急不可耐的侵略本性。

    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强扩军力度，提出：“今欧洲各国远离我国，痛痒之感并不急迫，然而近察我邻邦之势，正在迅速勃兴，决不可轻忽。”无疑将战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针对性的准备，不仅加快了扩军的步伐，建立了战时大本营，还千方百计地搜集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

    为了扩大税收以增加军费，明治天皇亲自出马，召见地方官员，对征税进行动员指导，强调：“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从1887年起，天皇每年从白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于补充造船费用。

    在政府的诱导和鼓励下，日本国内支持侵略扩张的情绪高涨，推动了扩军计划的顺利实施。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40%，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日本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提出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认为，在当时列强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人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

    当时的日本正陷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心浮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都空前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发动对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既符合其侵略扩张的战略传统，也希望借此达到转嫁国内矛盾的目的。

    1893年春，朝鲜“东学党”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所谓“东学”，即是与“西学”相对抗而取的名字。它以儒教的教理为根本，也将佛教、道教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尊崇国粹、排外倾向性极强的组织。东学党的旗号是个宗教团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极大的民众运动，是因为它号召人民“尽灭权贵”，“逐灭洋倭”，即反对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在东学党的影响和领导下，朝鲜各地都发生了暴动。

    1894年1月，在全臻准的领导下，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南部和中部各道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响应。起义伊始，朝鲜国王及当政的闵妃就意识到只靠政府军是镇压不了东学党，想请求中国来援助。清政府出于宗主国的责任，也表示了要出兵的意思。

    根据中日《天津条约》，不管哪个国家向朝鲜出兵，都要将其内容向对方国家通报。因此，清政府在向朝鲜出兵的同时，向日本做了详细的通报。

    中日两国先后出兵进驻朝鲜后，因此时的东学党已经烟消云散，双方都没有了出兵的理由。但只要是对方不撤兵，就不会单方面撤兵。于是，开始了两军险恶的持续对立状态。

    1894年7月25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和朝鲜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这一战争，对于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

    开战之前，日本积极备战。当时，明治的口号是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他也能做到。可是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却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长期占领了台湾、澎湖和朝鲜，加紧了对那里的剥削和掠夺，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日本还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有权开矿设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沉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日本从中国索取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加上掠获的战利品共计约合4.6亿日元，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从此，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蹶不振，而日本的国家实力则为之大增。

    早稻田大学教授依田喜家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曾明确写道，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开端”。依靠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实现了与欧美国家的金融接轨，给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募集了大笔外债用于发展经济和进行战争，这与实行金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借助战争赔款，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备战。依靠从中国掠取的巨额财富和大量资源，日本国内掀起了兴办企业的新高潮。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日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为贪婪的强盗因利益争夺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为拓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动工。日本政府敏锐地感到这将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因此决心趁俄国立足未稳，夺取中国东北和朝鲜。

    甲午战争的结局无疑使日俄矛盾更加激化。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打得一败涂地，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的扩张野心，而丰厚的战争收益更增强了它同其他列强进行争夺的信心和动力。但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觊觎东亚的图谋深深地触动了沙皇俄国的神经。沙俄导演的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让日本感觉蒙受了“千古未有之大辱”，决心卧薪尝胆，伺机报复。俄国策动的“干涉还辽”，将中国东北彻底拖人了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此后十余年间，日、俄双方在中、朝两国境内又发生了多次冲突，矛盾对抗不断加剧，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言称：“日俄战争对于帝国而言，乃是前古未有之大事，关系国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虑，以周密确定庙谟。”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对于日俄战争准备的重视。但俄国对日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这个东亚小国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不过是虚张声势，曾有俄国官员轻言：“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这种麻痹的思想给俄军的备战工作大打折扣。

    1904年，经过长期备战的日本决定对俄开战。1904年2月8日午夜日军不宣而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率军舰突然袭击驻在旅顺的俄国舰队。其后，日俄两国宣战。

    尽管日本在前几个回合中取得胜利，但是在巨大的战争消耗中，已经筋疲力尽，加上当时俄国国内爆发俄国1905年革命，无心再战。

    因此双方在美国总统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日本取得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俄国库页岛的南部，并享有了对朝鲜的占领权和中国南满铁路的修筑权，在东亚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开创了世界近代史上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先例。居于东亚一隅的弹丸小国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纵论短长的霸权国家，令当时世界为之惊叹。从此，日本开始跻身于争夺亚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列强行列之中，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

    四、天皇之死

    1．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编纂而来的日本国家发源史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即现出人形的神），神武天皇是日本天皇谱系上的第一代天皇。许多日本人据此认为，日本是“天皇万世一系”的“万邦无比的神国”。事实上，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天皇并非总是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最高象征而存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天皇制向近代天皇制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由民权运动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明治初期，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曾经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为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统一全国的意志，推行白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种专制统治毕竟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因此变革是迟早的事情。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已经渐成气候，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日本启蒙思想的早期传播者。福泽谕吉素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他所著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较早地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独立等思想。在《劝学篇》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册以上，在日本影响十分广泛。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整个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都浮出水面。特别是破产农民和丧失了经济来源的没落武士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大，而新兴的中、小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对藩阀专制的政局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享有的特权深感不满，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些来白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出于反对政府、争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要求而汇集到一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日本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1月，因“征韩论”意见分歧而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爱国公党”，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设立国会，给人民以选举的权利。此后，板垣退助又领导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权运动组织“爱国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所谓“国会期成同盟”，号召群众以向天皇请愿的方式实现“开设国会”“减轻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等政治要求，从而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最终不仅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迫使天皇在1881年10月下诏宣布于1890年以前开设国会、颁布宪法。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民权运动的兴起可谓忧心忡忡，担心欧美国家革命的历史会在日本重演，但是迫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又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如伊藤博文所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洲之事端。”井上馨也断言：“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这反映出日本明治政府思想开化的一面，与身处“戊戌变法”浪潮之中的中国清政府相比，他们的确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锐意改革的胆识。

    但日本统治者终究难以彻底摆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着手准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对自由民权运动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镇压的措施，使其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导致日本民主政治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日本近代政党制度的起步和发展，也加速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形成。

    为了兑现在1890年之前开设国会的承诺，明治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由伊藤博文率领的日本政府“宪法考察团”奔赴欧洲，又一次开始了学习之旅。其实，早在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之时，就对欧美列强的政治制度进行过研究。当时的考察结果认为，尽管英、法、美等国最为繁盛，但其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在日本，既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也不能简单地模仿欧洲各国的君民共治之制，“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而“建国之大法，唯在专制”。

    出于对普鲁士的发展模式和崛起经历的钦佩，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老牌君主专制国家的宪政情况，并认真请教了普、奥两国的法学教授，“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致旁落的大道理”。他认为：英国宪法中的国王只有王位而无统治权，这不符合日本的国情，而“普鲁士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动大权”，比较适合日本的情况。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考察之后，伊藤博文回国，决心以普鲁士为样板，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政治。为此，他还专门聘请了德国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指导日本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与此同时，为防止在实行立宪后出现危及天皇政权统治的局面，老谋深算的岩仓具视又向政府提出建议：“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日本政府在充分借鉴普、奥两国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

    在经济上，为了保证皇权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避免受到未来国会和政党的牵制，“皇室的财产扩大到了和全体人民的财产相差无几的程度”。有资料显示：1872年，皇室的土地只有1000町步，1885年已迅速增至3.2万町步，1894年更激增至365.3万町步；明治天皇即位时仅继承了约10万日元的财产，到1889年宪法颁布时，他拥有的财产总数已达1000万日元。甲午战争后，明治政府从掠得的中国巨额赔款中，一次就拨出2000万日元给天皇。明治天皇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

    在政治上，模仿德国贵族制度，巩固并扩大了日本的华族制度，封授了一批爵位，为加强统治基础培植了一个忠心维护皇权的权贵阶层。1885年重新改组政府机构，废除太政官制度，按欧洲模式成立了内阁制。此后不久，又设立了枢密院。内阁和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和领导，保证了天皇拥有超然于议会之上的独立地位。

    在思想上，以大中小学生和军人为主要对象，加强国家主义、天皇主义和神道思想的宣传和灌输，强化他们效忠天皇的意识。《幼学纲要》《军人敕谕》以及《教育敕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颁布的。同时，政府还采取严厉的措施限制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活动，依靠国家强力阻挠民权运动、维护皇权统治。

    通过这些措施，日本皇权得以扩大，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统治的权力得到巩固，宪法出台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读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诏书，并把宪法授予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这一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纪元节，就是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选择这一天颁布宪法也的确是别有一番深意。按照宪法的规定，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成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文规定：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等等。

    总之，天皇几乎将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统帅等一切大权集于一身，与专制君主相差无几。其中还强调：“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并传之子孙”，以此表明天皇的地位和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神的后裔，具有神的权威，并且世代相袭，不可动摇。这对于深受神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明治宪法其实是一部封建君主思想与近代西方立宪主义相互混合、相互妥协的产物。它一方面要“以皇室为中心”，以“使人心归一”，确保天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性和统治力；另一方面，又要赋予人民主要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以缓和对立情绪，稳定社会基础，反过来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宪法有很多白相矛盾的地方，包含了强烈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封建残余思想。

    美国的日本学家赖肖尔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的因为推翻德川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是，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一语道破了日本宪法的本质，天皇不过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

    但明治宪法毕竟公开承认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建立了具有近代立宪国家特征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相互分离的政权体系，“古老的亚洲，从此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等限制君权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而明治宪法亦曾为当时亚洲其他封建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憧憬或效法。”以1889年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直接领导军部，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事问题，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天皇很少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白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光环中，军部成为真正的“权力核心”。由于内阁中设有陆海军大臣之职，而两者又都听命于军部，因此军部势力自然地延伸到内阁之中，对国家政治构成干预。

    在近代日本的历史上，因军部阻挠造成内阁垮台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比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军大臣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由此可见军部在日本内政中的地位和影响。正是由于宪法赋予军部的特权，导致日后军部势力独大，从而造成军国主义泛滥，最终演变成殃及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灾难。所以，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政的延续和发展，其实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政阀、财阀的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和贵族实行的寡头专制。

    2．天皇可评说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七月三十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驾崩，享年61岁，在位46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国家诞生的同义语。

    明治天皇在位期间，很少卧病不起，只是偶尔得过感冒腹痛什么的。他体质很好，甚至胜过一般人。他那魁梧的体魄内充满活力。他喜欢相扑、骑马等一些粗犷的运动，是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帝王。

    1912年7月20日的《宫廷录事》中这样写道：大约从明治三十七年起，天皇陛下患了糖尿病。三十九年一月底，又并发了慢性肾炎。从那以来，病状时好时坏。本月又得了胃肠炎。从15日开始，常有贪睡的现象。到18日，嗜睡更为严重，食欲不振。19日下午，精神稍有恍惚状态，得了脑病。尿量减少，尿蛋白明显增加。当天傍晚突然发热，体温达到了40.5度，脉动为104次，呼吸为38次。今晨体温为39.6度，脉动108次，呼吸32次。晚上9时，医学博士男爵冈玄卿，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教授医学博士青山胤通，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教授三浦谨之助3人会诊，诊断结果为：天皇得了尿毒症。

    护理天皇的都是缺乏医学知识的女官们，因此有很多地方是照顾不到的。但是按照规定，功勋在五等以下的人员是不允许进宫的，又没有在五等以上的护士。所以只能由这些女官们在天皇身边轮流照顾。而且明治天皇很厌恶医生，加上当时战争频仍，为了鼓舞国民士气，只有少数人知道天皇的病情，这也导致了明治天皇的病情日益恶化。

    明治天皇驾崩后，新天皇继位，即大正天皇。

    葬礼为3天，即9月13日、14日和15日。在葬礼的第一天，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与妻子静子追随天皇而殉死。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个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现过六个女帝。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总揽大权于身。皇室典范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制定。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

    现行皇室典范，是于日本国宪法制定时同时修改，并以一般法律施行。与旧典范之最大相异处，首先在于皇室继承只限于嫡出，不承认庶出。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是庶出。此改变乃为尊重婚姻制度而来。其次，现行典范承认平民之皇太子妃。战前，皇太子妃必从皇族或三大贵族家庭中挑选。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允许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继承皇位。

    随着他的死，一个人消逝了，一种时代精神成为了历史。

    明治时代结束了。

    明治天皇大事年表

    嘉永五年（1852年）    九月二十二日，睦仁出生于权大纳言中山忠能官邸，称祐宫。其母权典侍中山庆子，是日本第121代天皇孝明天皇众多的嫔妃之一。

    嘉永六年（1853年）    2岁，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抵达江户湾的浦贺港，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黑船事件”。

    嘉永七年（1854年）    即安政元年，3岁，和美国签订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关闭了近200年的日本国门被打开。

    安政二年（1855年）    4岁，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友好条约》。吉田松阴提出“补偿论”。

    安政三年（1856年）    5岁，与美国驻日本第一任领事签订《通商条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畅销，在日本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

    安政四年（1857年）    6岁，开始从欧洲国家购买小型军舰，日本近代海军开始形成。

    安政五年（1858年）    7岁，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建名门大学——庆应大学，是日本最古老的私立综合性高等学校。

    安政六年（1859年）    8岁，开始以“攘夷论者”有柄川宫炽仁亲王父子为教师练习书法，和歌则由英照皇太后亲自教授，汉书由伏原宣明讲授。

    万延元年（1860年）    9岁，成为孝明天皇唯一仅存的王位继承人，九月诏命亲王，孝明天皇赐于祐宫小皇子“睦仁”，被确定为皇太子。

    文久元年（1861年）    10岁，德川幕府在长崎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长崎制铁所，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更换船具等维修工作。长崎制铁所后来拨给三菱财团，成为未来日本造船业主力——三菱长崎船厂的发祥地。

    文久二年（1862年）    11岁，德川幕府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官船“千岁丸”。

    文久三年（1863年）    12岁，随孝明天皇在御花园主持精心安排的神道仪式。

    文久四年（1864年）    13岁，坂本龙马协助海军幕臣胜海舟创办“神户海军操练所”。

    庆应元年（1865年）    14岁，德川幕府在横须贺开创了“横须贺制铁所”。

    庆应二年（1866年）    15岁，正值青壮年纪的36岁孝明天皇突然暴病而亡，传闻是倒幕派领导人岩仓具视所毒杀，真实情况已经无据可考。

    庆应三年（1867年）    16岁，明治天皇继位，人京都，在清凉殿的小御所举行登基仪式。同年，向萨、长两藩发布“讨幕密诏”。德川庆喜上奏“大政奉还”，掌握日本“天下大政”265年之久的德川家族终于在表面上把政权归还给朝廷。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

    明治元年（1868年）    即庆应四年，17岁，颁发了实施复古神道的“神佛判然令”，在日本掀起排佛毁释浪潮。明治天皇率公卿、诸侯及文武大臣在紫宸殿向“天神地祗”宣誓的形式公布《五条誓文》，宣称日本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改江户为。东京”。八月正式举行即位仪式，改年号为“明治”，取中国古籍《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订定一世一元制。一世一元制提高了天皇的权威性，象征着天皇政权的稳固。

    明治二年（1869年）    18岁，迁都东京，实行“版籍奉还”。参拜伊势神宫，伊势神宫是祭祀神武天皇的神社，在日本它的地位最高。一条忠香的女儿寿荣姬被册立为皇后。

    明治三年（1870年）    19岁，成立工部省，标志着“殖兴产业”政策的开始和走向正轨，对扶植日本资本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治四年（1871年）    20岁，推行宫廷改革，改萨、长、土三藩藩兵为亲兵。颁诏“废藩置县”。开始吃西餐，率先喝牛奶。派遣岩仓具视率使节团到欧美考察。设立学部省，掌管全国教育事务，同时确立在全国设立学校。创办了第一张日报《横滨每日新闻》。

    明治五年（1872年）    21岁，率先吃牛肉。在巡幸大阪时穿上西装，与元田、山冈、中山忠能等共进晚餐。颁布《学制令》，开始有计划、有措施、有纲领的教育改革。

    明治六年（1873年）    22岁，颁发征兵诏令，对兵役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3年义务兵役制，全民皆兵，每一个人都成了武士，武士阶层开始失去特权。开始采用太阳历。发布《地税改革法令》《地税改革条例》，允许一切人都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土地私有制。但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以发对地税改革为中心的农民起义。

    明治七年（1874年）    23岁，出兵侵略台湾。参拜招魂社，该社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并作为日本军部的宗教机构，划归陆、海军省共同管理。靖国神社后来成为日本军国分子鼓吹为天皇献身、为侵略战争卖命、死后成为万众敬仰的神和英雄的重要政治工具。

    明治八年（1875年）    24岁，发布《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新闻纸条例》和《谗谤律》。

    明治九年（1876年）    25岁，明治天皇发布废刀令，禁止庶民佩刀。发行金禄公债，废除俸禄制，引起士族的不满。引起“神风连”“秋月之乱”和“获月之乱”，最大规模的士族叛乱是西乡隆盛在鹿儿岛举兵的“西南战争”。

    明治十年（1877年）    26岁，平复西乡隆盛叛乱，西乡隆盛剖腹自杀，西南战争结束。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成立，受文部省直接管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

    明治十一年（1878年）    27岁，日本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必须以“武士道精神”为军人的根本。

    明治十二年（1879年）    28岁，实行学制改革，废除学区制，制定教育令。嘉仁（即日后的大正天皇）出生，生母是明治天皇的典侍柳原爱子。

    明治十三年（1880年）    29岁，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近代的土地所有制。提出在教学中要突出教授历史，培养尊王爱国志气的重要性。

    明治十四年（1881年）    30岁，罢免大隈重信参议等人，“明治十四年政变”。发布开设国会诏书，自由党成立。

    明治十五年（1882年）    31岁，颁布《军人敕谕》，宣扬军人必须绝对地效忠于天皇，所宣扬的“武士道精神”，被军国主义者视为“皇国军队永久之圣典”，奉为建军的方针。

    明治十六年（1883年）    32岁，为了迎合西洋达官显要，特别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豪华宾馆——鹿鸣馆。

    明治十七年（1884年）    33岁，颁布《华族令》。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日本以此为借口，出动军舰7只，兵临汉城。

    明治十八年（1885年）    34岁，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共同保护朝鲜，迫使清政府默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废除太政官制，建立起只对天皇负责的内阁制。

    明治十九年（1886年）    35岁，开始改着大元帅服。

    明治二十年（1887年）    36岁，发布《文官任用令》，制定了《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从而刺激人人竞相走上官途。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    37岁，专门对抗中国北洋水师的“松岛”“严岛”“桥立”巡洋舰开始制造。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    38岁，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制定《皇室典范》，宣告近代天皇制的不可逆转而名正言顺地存在。立嘉仁亲王为皇太子。

    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    39岁，颁布具有强制性的国民道德规范《教育敕语》，以此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敕语确定天皇是国民精神、国民道德的源泉，要求人民把对天皇的忠诚放在首位，为天皇献身。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了“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君主立宪天皇制确立。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    40岁，《小学敕令》规定：节日须向天皇、皇后的巨幅照片敬礼，并宣读《教育敕语》等国家神道仪式。

    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    41岁，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    42岁，颂歌天皇的歌曲《君之代》被推广到学校节庆祭祀仪式中。日本天皇建造军舰费的预算完成。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    43岁，朝鲜全罗道、忠清道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矛头直指洋人和日寇以及本国腐朽王朝。朝鲜当局无力应付，请求清政府帮忙镇压。日本也借口镇压叛乱同时出兵，并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明治天皇把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在此滞留225天。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    44岁，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战败。李鸿章赴日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侵占台湾省。在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下，“归还辽东”。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    45岁，与清政府缔结《日清通商航海协定书》，增设八处租界，成为列强在华获得租界最多的国家。

    明治三十年（1897年）    46岁，皇太后崩逝，谥号“英照皇太后”。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47岁，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争夺渐趋激烈。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    48岁，与清朝政府签订福州、厦门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    49岁，派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嘉仁皇太子与九条范子姬成婚。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    50岁，皇孙出生，即日后的裕仁天皇，生母是大正天皇的皇后良子。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    51岁，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让一直垂涎中国东三省的日本愤愤不平，同时，与俄国的矛盾日趋紧张。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    52岁，明治天皇前往大阪，参加“劝业博览会”的开幕式，并讨论与俄国的关系等问题，日本与俄国的战争危机已经潜伏下来。明治天皇亲自主持了有元老及内阁主要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想以“满韩交换”为条件，谋求与俄国的暂时和解，但没有得到俄国的允许。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    53岁，日本政府与俄国绝交，明治天皇曾有退缩的打算，但为侍从所劝阻。以中国为战场，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宣布“中立”。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    54岁，向全国国民，特别是陆海军军人，颁布和平胜利诏敕。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失败而宣告结束，签订《朴次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的势力从中国东三省和朝鲜全面撤出，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成为朝鲜的保护国。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    55岁，在大连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专门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国策部门。

    明治四十年（1907年）    56岁，明治天皇的亲生母亲中山庆子去世。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    57岁，向全国国民颁发奖励勤俭诏书。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    58岁，公布摄政令、皇室登极令等。伊藤博文在中国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暗杀身亡。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    59岁，制定皇室财产令。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    60岁，发布关于贫民救济敕语。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    即大正元年，61岁，明治天皇因患糖尿病去世。同年，嘉仁亲王继位，年号“大正”，奉明治天皇追号，在青山葬殿举行大葬，奉葬于伏见桃山陵。明治天皇的爱将和重臣，后为裕仁天皇老师的乃木希典与妻子静子为明治天皇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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