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长的环境不同
1．难逃那拉氏股掌的光绪皇帝
四岁的光绪入宫后，远离生身父母，缺少父母的疼爱。从慈禧太后那里又得不到温柔如水的母爱，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做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做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
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只为让他低眉顺眼地听从她的一切安排。不但白己丝毫没有母亲的样子，还禁止载湉的亲生父母、甚至他的奶妈、宫女、小厮和他接触。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
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即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光绪帝，性格懦弱，缺乏自信。
2．武士道精神熏陶下的明治天皇
据说明治天皇体弱多病，非常胆小，这与幼时的光绪很相似。在1864年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队激战时，12岁的明治被隆隆的炮声吓昏过去，这引起朝廷上下的忧虑。在列强争霸、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如果作为日本的一国之君，没有勇武的阳刚之气，那是十分可悲的。为了避免继位后类似事件的发生，决定改变天皇侍臣必须出身公卿的习惯，而由各藩士族中少壮勇武之士担当，其中有萨藩的高岛辆之助、村田新八，长州的有地品之允、太田左门，越前的堤正谊，雄本的米田虎雄，土佐的高谷佐兵卫，佐贺的岛义男，旧幕臣山冈铁太郎等年轻武士，他们取代了原来宫中柔弱的公卿和女官。并且让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教习明治剑术、马术、角斗术等，加上明治当时正处喜好武勇的时期，在这样的训练下，20岁时的明治已经成为崇尚武功、好勇擅斗的人了。他体质很好，甚至超过一般人，他喜欢相扑、骑马等一些粗犷的运动，成为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帝王。
二、皇冠下的不同面孔
1．无权无势的光绪皇帝
光绪帝的一生都是在慈禧的掌握之下，在“亲政”之前，就一直对此事持消极态度，在养心殿或乾清官，如有召见大臣奏对，光绪帝如泥塑木雕般的正襟危坐。慈禧或是在光绪帝身后垂帘，有时干脆与光绪帝并坐，应答政见，发号施令。光绪帝偶尔对国家大政参与或发表点意见，也很难引起大臣的重视。在大臣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个穿着龙袍的傀儡而已。
即使在他临朝亲政后，慈禧太后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事实上却权势依旧，裁决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办理；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人暗中监视光绪的行踪。并规定：光绪每隔一日，必须亲往颐和园向她汇报政务，听候训示。以致光绪经常披着星星来，头顶月亮去，饱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示，名为皇帝，实为傀儡。
光绪帝和维新派脱离中国社会，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正如谭嗣同所讲的，“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绅与士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无不自相为隔。”
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守旧势力一旦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谭嗣同在壮烈牺牲前，也只得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我白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更是被慈禧囚禁在瀛台，成为不戴枷锁的冈徒。
2．大权在握的明治天皇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大权独揽，天皇不过是个傀儡而已。
明治天皇于1867年登上王位不久，就开展了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依靠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维新势力，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包括商人、手工场主、农村富农在内的町人阶层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并通过次年的“王政复古”迫使德川庆喜交出政权。至此，德川幕府结束了对日本长达300多年的统治。
从此，明治天皇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专制政权。
明治天皇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运动中，极力利用日本的封建遗制。
在政治上，树立其绝对权威；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在经济上，通过确定“皇室的财产”，到1889年，天皇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白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正式确立。
通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得明治天皇作为日本民族英雄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
明治天皇成为“日本骄子”“强国之君”，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明治天皇是神，、
三、相似的国家命运
1．落日的帝国
从公元1644年入关后，由于清初统治者相继施行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措施，保证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安定，劳动人民得以安心生产，从而使社会经济从明末清初战争的疮痍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发展，登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治世局面——康乾盛世，清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防薄弱，财政拮据，国势日衰，到了19世纪以后，嘉庆、道光王朝更呈江河日下之势。
经济上，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全国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大量耕地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广大农民在封建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陷于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政治上，清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专横独断，骄妄白大；臣民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全国上下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
军事上，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编制上虽有八九十万人，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主要使用刀矛弓矢等冷兵器，而且军务废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国防力量十分虚弱。
思想文化上，清朝统治者还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力提倡空疏的理学和脱离实际的汉学，并大兴文字狱，钳制和禁锢士人的思想。当时思想界处于一种相当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只有龚自珍等少数人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抨击时弊。
在对外关系上，清王朝沿用明朝的闭关政策。只有在广州设置“十三行”专营对外贸易。闭关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但是从长远、从全局来看，这一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起到抵制殖民侵略的积极作用，反而限制了中国自己，到头来是作茧自缚了。
2．风雨飘摇的幕末政局
当清王朝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时候，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领国日本也未能幸免。
当时的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幕府将军不仅把持着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着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大权独揽，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军事上，德川幕府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任意掠夺土地，建立由武士组成的直接听命于德川幕府的军队，他们一般都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杀死平民可以不受惩罚，是幕府将军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幕末政府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分为士、农、工、商四等，武士为第一等。另外，还有30多万被称做“非人”和“秽多”的贱民，他们被排斥在士、农、工、商之外，过着悲惨的生活。
思想文化上，德川幕府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演说定为国学，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
在对外关系上，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
18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苦难的生活，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四、变法维新
1．百日维新
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实行变法，同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前后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也称为“戊戌变法”。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勖、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日、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人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2．明治维新
以武力推翻德川幕府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 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以和平方式废除了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从此白耕农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经济上，集中财力“殖兴产业”，加紧资本的原始积累。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个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1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教育敕语》，灌输孝道、忠君爱国等思想。并于1870年发布了《海外留学生规则》，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建立起以“武士道精神”装备起来的效忠于天皇的军队。此外大力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在日本建立起近代天皇制度。
五、“秀才遇上兵”
1．书生维新派
戊戌维新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法突破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做动员群众的工作，普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他们成长于书斋，饱读经书，有才学热情。维新前都未从事过社会管理工作。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政变后，维新派纷纷浪迹日本，萍踪四海，连一度作为维新派大本营的湖南省，也无立足之地。
中国维新派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其指靠重点为为清廷中的帝党和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这些人改革封建政权的愿望不强烈，对封建制度则加以保护。他们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至于富商大贾，保国会虽有列名，但至今未见足够材料说明他们给维新运动以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资本家中，张謇同维新运动关系较深，但不是其核心人物，政治态度比康梁更软弱。
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事变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经历，也相对较少坎坷，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与日本维新派相比差距甚远。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
维新派有才学热情．却缺乏谋略。梁启超就承认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思想者”。谭嗣同虽豪爽任侠，却无法掩饰书生本色。戊戌变法103天，奏议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在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的时候，就下令裁撤旧衙门，裁撤绿营，令旗人白谋生计，遭到群起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难度。
维新派又不懂得争取同盟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在处理翁同稣问题上，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龢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
从曾朴《孽海花》透露的材料看，急于以帝傅自居的康有为，多少负有责任。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剧烈政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他非后党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维新派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害怕农民斗争，把维新运动作为阻止农民革命的手段。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并没有唤醒麻木的人们。相反，他们在此后更是臣服于专制主义的强大威力之下，做皇权制度下的顺民。
中国，仍旧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沉沦下去。
2．武士倒幕派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幕府末期，大约有40万武士，连同同家属大概共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武士大都文化程度比较高，维新前夕，“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外的发展大势”。
由于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恶化，曾长期享受特权待遇的中下层武士的经济地位日益低下，有时甚至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不少武士沦为浪人：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他们深受政治压制，难有出头之日，福泽谕吉白幼“对门阀制度表示愤恨”；加上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面对开国后的内外交困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
明治维新领导人多为长州、萨摩藩的中上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对藩内政治也有较多发言权，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动向。他们大多参与了藩政改革，于五六十年代掌握了藩内实权。受过比较长期的政治锻炼，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日本维新派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同中国维新派大不一样。日本维新派不仅公然同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结盟，而且以町人阶层（商人、手工场主、农村富农）为其靠山。
町人大力支持维新派，安政大狱逮捕的维新志士梅田云滨，得到了全国豪商富贾的资金捐助。他本人也借助他们的财力，经营长州藩物产买卖。
对倒幕运动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樱田门事件，金融支持出自水户地区的制造主樱岗腰包。
不少町人直接出面参加维新事业，如绉纱机主利喜藏、棉布批发商菊地教中等，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而《船中八策》的起草者坂本龙马，自己就是个酿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更有力的证据，则系乌羽伏见之战的军饷（这一仗为维新派军事胜利的关键）及明治政府的财政，主要支柱靠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的借贷。
明治政府军所到之处，大商人都缴纳了所谓“御用金”。虽然并非自愿，也说明在维新派与幕府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为自己的利益代表。农村富农也多支持维新派，由他们为主干组成的长州“农兵队”，在戊辰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仅小郡宰判一地，就拥有10支农兵队，兵力2340人。新发田藩新兴地主富农也组织了“草莽队”，同维新军队一起作战。
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批出色的政治家、权术家、军事家。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死咬住夺取政权这个环节不放。在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行事。
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文》，却实实在在的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正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
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从1869年正式谈判开始，到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条约，基本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争得国际贸易最惠国待遇，花费25年时间。
到1910年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次年签订新约，完全取得关税自主权，前后花了42年时间。这表现出明治维新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也表现出明治人物的坚韧毅力。在策略上步步为营，选择了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
明治人物还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长州藩“奇兵队”“农兵队”，是倒幕武装的主力队伍。
维新成功后，明治人物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
本来，日本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其贵族僧侣人数占全国人口10%，超过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阶级在法国人口总数中的5%~6%的比例，破坏性很大。
明治政府的赎买政策，显著减小了封建阶级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当然，这又是很大的妥协，是明治政府借口巩固同封建贵族的联盟，扼杀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手段。
靠着实干的武士维新派，明治政府一步一步地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成为当时亚洲唯一未被侵略的国家，并称霸东亚，接着“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
六、迥异的个人命运
1．瀛台囚徒——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4岁登基，在位34年。年号光绪，意为继承光大咸丰统绪。
光绪帝是清朝第一位以非皇子身份而人继大统的皇帝，是清王朝的第11位皇帝。虽为皇帝，却无实权，是慈禧太后的“垂帘听证”下的傀儡皇帝。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光绪帝受维新思潮推动，深知“非变法不能立国”，决心改革。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开始变法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维新党人，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被冈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直至1908年去世，在那里度过了10年的冈徒生活。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在被囚瀛台期间，光绪帝尽管不灭东山再起的愿望，但终究没有斗过政治老练成熟的慈禧太后，终其一生，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把“瀛台囚徒”的形象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能左右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光绪帝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2．民族之父——明治天皇
历史舞台留给光绪的空间实在太少。大清日暮途穷，他乱世为帝已属不易，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太后，他注定只能当傀儡。而明治天皇通过倒幕运动夺取实权，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君臣协力，上下齐心，并且成为日本的民族之父，这是光绪所望尘莫及的事。
日本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身人间的神。天皇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所唱的：“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这种传奇的政治形态，具有惊人的超稳定性。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权威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
明治天皇作为日本第122代天皇，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期间最多事的天皇之一。他的时代，正是日本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在日本由弱到强、由穷而富、由一个落后的岛国到成为先进的工业大国，由受人欺凌到称霸亚洲、甚至妄图称霸世界的过程中，明治天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是倒幕运动的象征力量，是维新运动的总后台，是动员全国精神力量的源泉。死后作为神被贡人明治神宫，被称为由人到神的天皇。
明治天皇患有糖尿病，伊藤博文之死使他遭受猛击，病情恶化。1912年7月并发尿毒症，深受病痛折磨。他经常念叨说：“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他讲这些话，不仅是病痛之故，显然也是出于对日本未来风云莫测的担忧。
明治天皇被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奉为“旷代圣主”，其所推行的对内残酷压榨、对外疯狂侵略的政策对其后的日本政府影响颇深，直到二次大战战败，日本的军国主义迷梦才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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