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诸葛亮
诸葛亮（公元181年~公元234年），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人把他比喻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辅佐，刘备则很难建立蜀汉政权。但是，诸葛亮在为创建和巩同蜀汉政权的过程中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概括了他为建蜀汉政权以及统一全国大业而呕心沥血、费尽心机的后半生。
诸葛亮是由于积劳成疾，病逝于疆场的，终年54岁。他的死，使蜀汉统一全同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是，即使他再多活几年或几十年，他就能平定天下吗？答案是不一定。所以，他为自己把目标订得太高，以至在7年内6次出兵伐魏并事必躬亲，连士兵要打几十大板的事都要亲自过问，繁重的军政事务使他心力交瘁，寝食难安。当这些情况被比他仅年长两岁的对手司马懿得知后，司马懿便预测诸葛亮终将被拖垮，于是更加坚定不急于与之决战的战略思想，使诸葛亮终于“过劳死”。
司马懿深谙寿命短长与事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他不但成功地将诸葛亮“逼”死，而且还耐心地等到71岁高龄时，择机杀死皇族专权的曹爽，使政权归司马氏，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诸葛亮是位良相，所以他虽然熟读百家书，这其中肯定不乏荟萃养生精华之论的宝典，而且他聪明无比，领悟力超强，但却无暇顾及医道与养生，也没听说有什么出色的医生为他保健，这也是他出师未捷身先亡的诸多原因之一。
关于司马懿采用的延长寿命以获成功的“时间”战术虽然不一定谁用了都有效，但的确有许多采用这种战术而成功的事例：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曾在与吴国作战时大败，被同于会稽，面临生死的抉择，他选择了屈辱的生。在近20年的等待后，经过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便卷土重来，大败吴国，吴王夫差自杀，他又北进中原，迫使晋齐：等中原诸侯国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
战同时期的军事家孙膑，面对庞涓的迫害，装疯弄傻，虽然被断足，但逃得性命。后来在马陵之战中大败庞涓，逼其自杀，报了断足之仇。
时间是最厉害的杀手。所以古代的这些聪明人，都是利用时间来对付对手，在对方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自己身体的时候，他们往往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以此来获取最后的胜利——对手被时间杀死，而自己还活得好好的。
记得有一位外国的掷铁饼的女运动员这样说过：“我不到20岁就参加奥运会，直到快40岁时第5次参加比赛才获得一枚金牌。虽然我掷铁饼的成绩并没有提高，但以前那些比我水平高的运动员都因年龄和身体的关系而不能参加比赛了。”
2.朱元璋
朱元璋（公元1328年~公元1398年），明朝开国皇帝。出生于安徽凤阳一个农民家庭，当过和尚并要过饭，过着穷困的生活。后来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郭子兴病死后，其子和另一名大将也阵亡了，朱元璋就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但这支义军的力量还不甚强大，在这个时候他的性格变得格外多疑起来，提心吊胆的生怕被别人暗算。由于他采纳了儒士朱升提出的“缓称王”的建议，处于困境的朱元璋部义军得到了暗自壮大的机会。最后南征北战统一全国夺取帝位。自从当上皇帝之后，他原先的猜疑病、恐惧心理又在作怪，总担心有人危及他的统治，于是就把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勋和足智多谋的文臣毫不留情的斩尽杀绝。使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到处充满着恐怖气氛。他不仅对文武重臣大加斩杀，对一般官吏和底层庶民也定出种种酷刑。他在遗嘱中说“腾膺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息”。“日勤不息”是说他用全部的精力开创和守护大明汀山的劳苦；忧危积心”则道出了他这个从当将领开始到当皇帝的日子是在猜疑和恐惧交加的心情下熬过的。
熟读史书可以发现，皇位是不好坐的，稍有不慎便被推翻，流亡或被杀。所以，朱元璋的多疑正是敬畏生命的表现，这往往能防患于未然，即使出现危险，也会及时消除。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历史上诸多帝王将相、总统大臣被谋杀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死难并非都无防备心理，但有些事情防不胜防。如被导弹炸死的前苏联车臣武装总司令杜达耶夫，他是在用手提电话与外界联系时被卫星追踪并将电话发射电波的位置定位，继而两枚导弹呼啸而去，这位反政府领袖至死都不明白是什么把他送上了西天。
3.梁启超
梁肩超（公元1873年~公元1929年），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举人出身。倡导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后向中国介绍西学，对当时的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曾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后又反袁，与段祺瑞合作，出任其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肩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学识渊博，精力过人，思维敏捷……但是，55岁就离开人世，他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然而，你若知道梁启超死亡的真相，那么就不仅仅是惋惜了。
梁启超先生在1928年早春发现自己尿中有血，曾积极就医并治疗，但没有效果，然后他到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结果诊断为一个肾有病变需要切除。但1928年3月16日手术后，他尿中依然有血，且病情有增无减，终于在1929年1月19日逝世。其长子梁思成在父亲逝世两天后于《大公报》上发表障念的文章，第一句话便是“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
但40多年后，即1971年，梁思成才了解到其父早逝的真相。原来是当梁启超被推进手术室时，值班护士用碘酒在其腹部标错了手术位置，而且主刀的外科教授刘某也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以致把健康的肾切掉，而留下了有病变的肾。这一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被发现了，由于这家美国教会所办的医院怕有损自己的声誉，所以把这一失误当作“最高机密”而隐藏起来。
读者若想再详细地了解每一个细节，不妨看看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作者是费蔚梅女士。
有心人不妨关注一下，任何一所医院都可能有传闻说医生在诊疗中出现失误，所以做手术的医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就要求病人家属在手术前签订协议书，如果出现意外，概不负责任，这样可减轻医生们的精神压力，继而更集中精力进行手术。但是即使这样，仍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有的意外医生可以负责任，这在手术协议书中有明文规定。但像误切肾脏这一类则是人为的失误，属于医疗事故。如果诉诸法律，医院必须负责赔偿损失或者医生受到处罚，所以人们最常听见的一句话便是：“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另一只脚在法院。”无论是医疗中合理的意外还是人为的失误，也不管你获得赔偿还是医生受到处罚，但是，因意外而造成的损失，有的可以挽回，有的却令人遗憾终生。
像梁启超先生这种因医疗事故而导致死亡的悲剧便是令人遗憾与气愤的。对于那些麻痹大意的手术者我们甚至可以指责他们是“刽子手”，但这一切的谴责与诘难都无法令梁先生复生，只好从中汲取教训，希望意外尽可能少的发生在后人身上。
4.鲁迅
鲁迅（公元1881年~公元1936年）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1902年去口本留学，先学习医学，后弃医从文。他从事文学创作非常刻苦，把“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写作上。但他年轻时代就体马马多病，并且对祖国医学抱以悲观态度，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道：“中医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1936年5月中旬开始，他的肺疾日渐加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请来美国肺病专家邓恩为鲁迅诊治，但亦无效果。
6月初，他病情加重，终于不能起坐，连几十年来没有辍笔的日记，也无法续写。于1936年10月19日清晨病逝。
对于鲁迅先生的许多优秀品质我们这里暂且不说，只谈谈他对祖国医学的批评的态度。
中医中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上古时代，人们与严酷的大自然抗争。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因误吃了一些有害的食物发生身体不适症状，甚至死亡，但有时也会因吃了某些食物，使身体不适的状况减轻，也会令濒死的人迅速恢复生机。这样经过无数的实践经验，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医学知识，并册语言或文字的形式相互传授，以便治疗疾病，从而产生了早期的医药学。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中医药学也有很好的发展。经过历代医学家努力地学习与实践，在近代医学（西医学）发展以前，中医学就早已形成自己的医疗体系。它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不仅能凭一些草药治疗一般常见病，就连现在西医难以攻克的疑难杂病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为此，中医学也已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和重用。
我国在三十年代，一度迷信西医，出现取缔中医的现象，认为中医缺乏科学性并采取禁止国医的行动，不仅鲁迅先生曾批评中医，李宗吾先生也在其奇书《厚黑学》中写了一篇《讽刺国医》的文章。这些都反映了他们自身知识的欠缺。
在西医不断发展的今天，它的诊断、医疗体系日益与现代化的先进仪器设备相结合，的确取得了有很好的预防治疗效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巨人对于西医过于迷信，而对中医中药的过分贬低，是与其学问和身份很不相称的。这无疑显示了文化巨人鲁迅生命商数中重要部分的严重缺乏。
据零点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1543户居民调查情况显示：41%的人认为中药与西药在总体治疗功效上平分秋色；有31.2%的人较为相信中药；23.5%的人较信西药，除18~24岁年龄段的人，其他年龄段相信中药效果的百分比均高于相信西药的比例。他们认为中药的特点是副作用较少，调查中又显示在过去1年中有75.1%的居民本人或家人用过中药，说明国人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医药的疗效还是信赖的。我们认为中西方由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各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在中西方各个领域都互为吸收补充发展自己的今天，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共同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其产生的效果无疑会更好。
5.古月
古月（公元1937年~公元2005年），我国著名特型电影演员。
2005年7月6日，古月突然辞世，2005年8月18日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撒手人寰。一个是电影界特型“领袖”，一个是“伟大的女笑星”。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突发心脏病离世。
医学专家分析，古月（为了扮演伟人毛泽东而故意多饮食少运动以达到在体形上桐似的目的）、高秀敏体形较胖，很可能潜伏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高血脂尤其是造成冠心病、脑中风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重要病因，被称为“无声杀手”，因为在高血脂早期血压不一定高，也没心绞痛、偏瘫等症状，人们往往忽略就医，于是高血脂便侵犯心脑血管，使之硬化，以至破裂。
高脂血症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肥胖，一般人对自己究竟有多胖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单纯以面部或腹部肥胖程度来估计，这往往不准确；单纯测体重也不科学，体重必须与身高结合起来。因此，体重指数是比较可靠的指标，它的计算方法是：体重指数=体重（公斤）÷[身高（米）×身高（米）]。成人体重指数小于25为正常；25—30为轻度肥胖；30一40为中度肥胖；大于40为重度肥胖。
但以上的数据是根据西方人群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制定的，对亚洲人群不太适宜，因此，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有关数据的汇总分析报告，首次提出了适合中国承认的肥胖标准：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为超重，大于或等于28为肥胖。
比较简易的计算方法是计算标准体重；男性标准体重（公斤）=身高（公分）-100；女性标准体重（公斤）=[身高（公分）-1001×0.9。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虽然体重超重不多或不超重，但腹部的脂肪很厚，即所谓“中心性肥胖”，这种肥胖危害性较大。如果男性的腰围÷臀围大于1，女性大于0.85，就属于中心性肥胖，不管他是否超重，都要按肥胖治疗。
另外，可以用测腰围的办法来观察是否超重，即男性腰围大于或等于85厘米，女性大于或等于80厘米为肥胖标准。
高血脂是无声的，但体胖是有形的，控制体重有助于降血脂，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6.文兴宇
文兴宇（公元1941年~公元2007年），196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中国著名导演，表演艺术家。代表作品有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灵与肉》，电影《爱情麻辣烫》《天涯歌女》，电视剧《我爱我家》《西部警察》等，并导演电视剧《城市稻草人》《电脑之家》《活个精神头儿》及舞台剧多部。文兴宇有深厚的导演、表演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是当今中同喜剧演员中最受观众喜爱的超级明星之一。
2007年7月，文兴宇在北京左安门肿瘤医院去世，享年66岁。据院方介绍，文兴宇辞世的致命原因就是右肺小细胞肺癌转移。
文兴宇烟不离手的习惯是演艺圈朋友们人人皆知的事情，他患上肺癌与他长期吸烟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名人都是吸烟的，如前苏联领袖斯大林，他是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无论阅读斯大林的传记还是看他的电影，都给人一种难以忘怀的记忆——手持着烟斗，这成了他的独特形象。
在他所处的年代，反吸烟运动还未大规模兴起，人们对烟草的危害还不甚了解，而且烟草中含有令人上瘾的物质确能给人兴奋作用，可让一部分人的疲劳、沮丧等情绪得以缓解或消失。现在科学家们也证实，在精神病院中吸烟的病人要比不吸烟的病人情绪要好得多。所以，斯大林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中以吸烟祛除疲劳与烦恼是可以理解的。不仅是斯大林，像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人物也都有吸烟的嗜好。然而，吸烟又确能导致诸多疾病的发生，比如：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白内障，以及各种癌的发生。斯大林最终死于脑溢血，这与他吸烟有着密切关系。正如乌歇尔·沃罗西罗夫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对毛泽东说，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他不至于逝世得那么早。毛泽东闻听此言，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强行戒掉吸了几十年的香烟。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重新吸了起来，并说：“我们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毛泽东最终病逝于心血管与肺气肿的疾病，这自然与过量吸烟有关。
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烟草对人体有害还是要吸呢？这除了对吸烟导致的后果轻视之外，再就是那种能减轻疲劳、烦闷的“好处”，可令嗜烟者以“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为堂而皇之的理由大吸特吸。其结果是与饮鸩止渴无异。吸烟的危害是严重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98年全球每年至少有：350万人由吸烟和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死亡。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全球每年由吸烟诱发疾病死亡的人数可达1000万人。我国人民吸烟者越来越多，每天有2000多人驾烟西去，每年死亡接近100万人，其死亡人数居世界首位。据研究吸烟可致20多种疾病，因吸烟而死亡的人员中，慢性肺部疾患占45%。肺癌占15%，食道癌、胃癌、中风、心脑病及结核病各占5%至8%左右。还发现被动吸烟的人，更易致癌。据统计，在日本、希腊、联邦德国和美国吸烟者的配偶患癌症的人数二至三倍于不吸烟者的配偶。因此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能痛下决心的人是戒不了这毛病的。被毛泽东称为具有民族硬骨头精神的文豪鲁迅，对敌人充满着战斗的恒心和勇气，但是对于危害他肺部健康的烟害就非常的软弱，最终由于烟害加重了他的肺部疾病，过早地与世长辞。马克思也是一个烟瘾极大的人，但他竭力克制自己，下决心把烟戒除了。他高兴而自豪地说，只要医生不许可，就决不再抽香烟。但戒除吸烟这个事，总是困难很大的。这说明戒烟要有决心，有毅力，才能把既害自己又害别人的烟毒戒除掉。
7.侯耀文
侯耀文（公元1948年~公元2007年）。我国著名的相声作家、艺术家、一级演员。他自幼受父亲侯宝林大师的熏陶，深得相声艺术的真谛。
2007年6月23日，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猝死，享年59岁。他突然离世几乎在同一时间震惊了所有人。
侯耀文去世的当天早上就不舒服，吃东西就吐，但是也没太在意，因为他身体一直“很好”，当下午的时候，身体严重不适的他叫了一个邻居过来照看。邻居发现情况不对，帮他打的999，但因为他的住处离市区太远，999救护车花了近两个小时才赶到，医生发现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因为难以置信，当时医生为他做了6遍心电图，最终确证其已经死亡，遗体直接送往北医三院太平问。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也是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家中，据救护人员讲，他们接到求救电话再驱车赶到时马季先生已经去世。
从他们的死，我们能联想到许多因各种急性病症发作而又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致残或死亡的人们。究其原因，大都因为脱离了能及时进行医疗急救的半径。有资料表明：“健康的6小时之内死亡者，88%是在家中发病，美国每天猝死者1200人，其中2厂3在发病2小时内死于院外。所以，医务人员在与死神较量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时间不够，再就是一些先进的急救设备无法及时送到病人身边使用”，诸多不利的因素使医务人员无奈地看着病人被死神带走。“时间就是生命”，为此，医务工作者加强了急诊运转措施，不但增加救护车的数目，而且在救护车上增添先进的救护设备。有些医院甚至配备了直升飞机。在美国，其心脏病协会正在发起一场运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紧急救治的重要性，以免延误治疗。
布什总统在执政期间，曾在早晨跑步时因心房颤动倒在地上，幸好得到及时救治，化险为夷。但布什毕竟是总统，保卫及保健人员是不离其左右的，而许多也在跑步中发生心脏病的人，当然没有布什那么幸运。针对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仅美国就有三十五万）因突发}生心跳骤停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问题，医学专家做了不懈的努力，终于研制出一种快速急救设备。这种设备称为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具有简单、有效、快速、便携带等优点，可像灭火器一样作为急救装备置于公共场所（飞机、轮船、电话亭、候车大厅、电影院等），以利于对急性心跳骤停者进行及时的抢救。
类似的先进急救设备的发明，无疑是在扩大医疗救护的半径。不仅是心跳骤停，就连感冒、腹泻等常见病也不要等闲视之，尤其是在出差、旅游等远离医院的地方。现在，无论是自体疾病还是外伤事故，都呈急剧上升之势，加强急救意识已成必然。不要离开医疗救护的半径！
8.陈晓旭
陈晓旭（公元1965年~公元2007年），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中林黛玉一角的扮演者，其对黛玉这个人物的诠释，深受众多中国观众的喜爱。后来，她又走上经商之路，多年的奋斗换来了过亿资产。
2007年5月13日，陈晓旭女士因患乳腺癌而去世，年仅42岁。她不仅是一个天才演员，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她的世邦公司连续4年获得中央电视台优秀广告代理公司称号，2004年获得中同生产力学会颁布的“中国十佳诚信广告机构”和“中同十大策划专家”称号，中国广告协会“广告人中国案例”品牌策划金奖。而她被评为“2005~2006年度中国十大最具风采女性广告人”、“中国2005年度经济风云人物”“2004~2005年度中国30位杰出女性广告人”。对于她的死，众人惋惜之余，不禁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乳腺癌是不是患病后必须死？回答是否，如果早期发现，乳腺癌是最好治疗的一种癌症，而且现在治疗癌症的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完美，2007年卫生界已经认为癌症不再是死亡的代名词，而将其定义为慢性疾病。那么，有两亿资产的陈晓旭为什么早早死去，是因为她违背了忽略了早期体检。
美国癌症学会（Acs）对2003年版“癌症早期发现指南”作了修订，不再推荐“定期乳房自检”作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手段。而是推荐B超等先进仪器的早期介入，以提高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自检与普查结合，强调不可触及乳腺病变的诊断治疗，重视特殊体征，提出了强调早诊专业化的新理念。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出，用手触摸乳房自我检查的手段已经过时，在商海中鏖战的陈晓旭不可能知道这个“新理念”，所以等她一旦触及乳房有硬块时，已经属于中晚期。我们可能感到奇怪的是：美国为什么要修改标准？回答是：医学的进步使然。我们必须适应它，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问题不只是有关乳腺癌的标准，很多新的标准在更新中。我们不妨再举高血压标准修改的例子。
全球心血管的研究人员为之瞩目的《美国预防、检测评价和治疗高血压全国联合委员会第七次报告》（JNc7），于2003年5月14日由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公布，5月21日正式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
JNc7将血压正常值定为<；120/80mmHg。这无疑是在宣布世界上又多了很多高血压病人。因为未修改之前的高血压诊断标准是高压超过140毫米汞柱，低压超过90毫米汞柱被视为高血压。在高压130—140毫米汞柱之间，或低压在85—90毫米汞柱之间，被视为“准高血压”，而今后高血压在120—140毫米汞柱之问；或低压在80—90毫米之间，将视为“准高血压”。
在更早些年，如198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诊断学基础》上规定：正常成人血压收缩压（高压）与舒张压（低压）值为140/90毫米汞柱或以下，收缩压达到或超过160和/或舒张压达到或超过95毫米汞柱者为高血压。而大于140/90而小于160/95毫米汞柱者为临界性高血压。
这样看来，凡还按照1980年标准执行血压判断的，大多要犯错的，因为1980年的标准已经过时，那时许多“健康人”其实按现在标准都是高血压者。也许你会这么想，1980年的教科书不早该淘汰了吗？怎么还沿用至今？据我调查，上述所说的《诊断学标准》教材至少在1988年还在课堂上作为教材，而培养出的医生现在都是年富力强的骨干力量，假如他没留意现在血压标准的变化，那么很多高血压病人是没有提早得到医治的，也就是说大量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被伤害，很多人在无知中死去。
2007年9月26日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粉红丝带”活动邀请女明星为防治乳腺癌拍摄公益裸照，已进行2年，众多明星都参与过。昨日，三位女星赵雅芝、吴佩慈、李小冉作为2007粉红丝带活动新一任大使，拍摄的杂志封面首次曝光，令人吃惊的是，有“不老美女”之称的赵雅芝，以53岁“高龄”勇敢代言。女星们的大胆只是要提醒当代女性“关怀自己的身体，爱护自己的乳房，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赵雅芝对于这次活动有许多感慨，对于防止乳腺癌有很多建议，但她说过这么一句话让人难忘：“……我从30多岁起每年必做乳房超音波检查。”
大家都知道，超声检查仪器的普及也不过是2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赵雅芝自超声检查仪器普及以来每年都做乳腺检查。
可以说，42岁英年早逝的陈晓旭在爱护自己的身体方面是不及格的。
9.凡·高
文森特·凡·高（公元1853年~公元1891年），荷兰画家。他是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曾做过店员、教师、矿区传教士等。画画主要靠自学，但他是一个天才，其每件作品现在都是无价之宝，主要作品有《向日葵》《农民》《邮递员罗兰》《供应市场之农圃》《囚徒放风》等。
虽然日本安田公司以395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了凡·高的作品《向日葵》，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作品要么无人间津，要么勉强卖得几个法郎。这位被誉为天才的画家在饥寒交迫中因精神病而自杀，死时年仅37岁。
以前经常听到或看到有关凡·高的轶事，尤其是他的死，令人费解，为什么他不再坚持几十年呢？像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90多岁时在欣赏70岁的作品时竞说：“瞧，我年轻时画的画……”这是多么乐观的人。然而真正年轻的凡高却在37岁时就自杀，如果他也能活到90岁高龄，那么他将成为价值极高的人物。因为他在33岁时以5法郎卖出的一幅画有几只红虾的静物画，在他死后不久就有人以数千法郎购下。在他辞世前一年画的那幅当时无一人问津的《鸢尾花》，死后还不到100年，其售价竞高达5400万美元。
其实，凡·高并非天生就是病者，他是相当能吃苦的。流落在异乡的凡高只身一人，身边既无家人又无朋友。尽管他每天都作画14—16小时，但他的画却很难卖出去，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他也只能裹着一条破毛毯。
在他给远方的兄弟提奥写的两封信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迹，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多么希望有个小小的、安定的栖身之所啊！实际上，这是我绘画唯一的必备条件……如果能为一份足以使我能在画室里不受任何困扰地画一辈子画的工资而工作，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了。”
另一封信中说：“这几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星期四我的钱已经花光了，4天里我靠23杯咖啡和一点点面包为生，面包钱还是欠了人家的。今晚下肚的只是一块面包皮了……然而创作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像苦力一样画着我的油画……”
从以上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凡高的生活极其窘迫，虽然他在绘画上有极高的水平，但他的期望值并不高，仅是一个小住所和赖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但这点希望也没能达到，又艰难地过了数年，凡高便因精神病而自杀了。
凡高可能患的是抑郁症，因为长期达不到目标而诱发的抑郁症——一种不想活的疾病。这种病的根源本来就存在于他的体内，与他的天份共存，但不幸的是，这种抑郁症的遗传基因后来由潜在状态开始显露出来，使他产生了死的念头，于是他真的这样做了。
我们一点也不能怪凡高不具备乐观主义精神。他患的是一种病，除非当时有高明的心理咨询医师为他疏导或用药物控制其症状，才可能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能再多创作出一些艺术精品来。
这里牵扯到一个天才与病态的问题。有人这样认为，按照天才与病态的关系去划分，人类则可归为4种类型：一种是具备天才素质而无病态（像齐白石）；一种是不具备天才素质亦无病态（像凡夫俗子）；一种是有天才素质亦具备病态（像凡高）；还有一种是既不具备天才又具备病态（像街头的疯子）。
自然是像画家齐白石这样最好，但是更多的人则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像凡高这种人最可惜，往往来不及认识自我以进行人格再造或用药物弥补就过世了。这真是令人惋惜的。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这样讲过：“都说精神病不好，如果精神病人都不准出生，那我们还会有凡高吗？人类将失去多少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残疾人，是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
他还说：“去掉某个缺点，很可能同时就去掉了赖以生存的优点。”
杨教授是针对基因问题而谈的以上的话，反正基因疗法即使得以应用，也已不可能把凡高的精神病除掉，即使真的能把他的病根除掉，也许他会失去绘画才能，而无法对人类做出贡献。
但是对这些既是天才又呈病态的人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弥补病态。
毛泽东无疑是个天才，他在政治、军事、诗词、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都是常人难以比拟的，但他也有精神方面的病态。正如1938年，毛泽东对梁漱溟先生说，他不时地为神经衰弱所困扰。在过去，神经衰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疾病名称，它是以慢性疲劳、情绪不稳、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并突出易于兴奋和易于疲劳或衰竭为特点，并伴有许多躯体性症状和睡眠障碍（但是现在已经把神经衰弱这个名称抛弃不用，代之的是更准确的疾病名称）。神经衰弱所带来的“易于兴奋”这一点是所谓“天才”的根本，“天才”只有在这种兴奋的作用下才能使大脑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完成常人难以完成的事情。但是这些病态的天才在极度兴奋之后而陷入疲劳或衰竭状态，非病态的天才则具备迅速消除疲劳或衰竭的天赋，像著名画家达·芬奇则让大脑充分兴奋而进行创作后，又能及时地使大脑很好地休息，这样就避免了因兴奋过度而带来的身心疲劳。
无疑，像达·芬奇这种既是天才而又无病态的人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伟人毛泽东亦没让病态难住，他对健康有独到的见解。据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记载：“他（毛泽东）认为，疯狂的希望有时会使人战胜一切而生存下来。”毛泽东为了既发挥他的天才作用又弥补病态，于是在长征时，便在当时著名的医生傅连璋的帮助下，大胆服用镇静安眠药，以便在精神亢奋状态下拼命工作，需要休息时则用药物强迫大脑休息，以保证精神处于良好状态。否则，如果对兴奋的大脑不加以控制的话，人的思维会整日处于浮想联翩中，虽然能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终因脑细胞过度的活跃而使人体处于疲劳与衰竭状态，继而感到痛苦与不安，甚至使症状加重而产生以死来摆脱痛苦的念头。凡高就没能摆脱疾病的恶性循环，虽然他创造出了不少辉煌的名作，但终于被疾病折磨而自杀。毛泽东则成功地抑制了疾病，并充分地发挥出了天才的作用，成为一代伟人。
99%的医师是不赞同依赖药物的，尤其是镇静安眠药等。一般人都宁肯忍耐失眠与焦虑的痛苦，也不肯服用这类药物，甚至宁愿放弃工作，许多病态的天才也没逃脱这种误区。我曾看到一篇题为《棋王为何放弃比赛》的文章，其中记述了一位数次夺得象棋比赛冠军的世界级大师，在一次对弈前夕因焦虑过度而头昏脑胀，不得不退出了比赛。此文作者在叹息之余，还对他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指责是没有用的，除非服用抗焦虑药物等。
如果你害怕药物的副作用，也可以不吃药，只消放弃工作即可。像胡乔木先生在为毛泽东当秘书期间，也因思虑过度而产生诸多不适感，他不像毛主席那样非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于是请病假休息数年，还有两名警卫员陪他骑自行车锻炼身体。病愈后，仍然能为革命继续工作，发挥他超人的才智。
然而，我们有太多的人没有胡乔木先生那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只能拼命动脑或者出力。像凡高连一间陋室也没有，亦获不到企望的工资，只好像苦力一样作画，最终熬不下去而自杀。这种疾病（也可称之为心理疾患）的增多是社会由崇尚体能向崇尚智力转变的结果，也与人和人之间智力竞争加剧有关，这是导致诸如“神经衰弱”、心理疾患等等增多的缘故。这是大脑的病变，虽然科学家们尚未揭开其中的全部奥秘，但是这些疾病是绝对区别于用锄头除草不小心碰伤了脚所引起的病痛的。这种疾病的诱因也较复杂，甚至给人一种“无形”的感觉。以至于一些医师对染上这种病的人不理解，甚至斥责他们“没有骨气”。
在对于医师们过分强调药物（尤其是镇静催眠药）副作用的问题上，这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医生认为药物会给人体带来危害，希望病人不吃药也能病好（正像胡乔木先生以锻炼身体和休息为主一样），岂不知许多病人对于如何去挣钱养家糊口更觉重要（像凡高），所以，医生的好心（劝他们少吃药物，强调其副作用），使病人（包括有病的天才）不敢吃药或尽可能少吃药，就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既治疗又非治疗，使病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亦就不能使他们发挥出应有的工作（创作）水平。
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大中学生们。据国家教育部统计，全国有20.23%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障碍或疾患，其自杀率为万分之二，且呈上升趋势。还有调查表明，1982年以前学生因病休学、退学的原因主要是传染性疾病，而10年后则一直为精神疾病，其中焦虑、恐惧、强迫、抑郁等神经症占74.38%。在这些退学的天之骄子里有多少天才并没有看到详细的数字，但肯定其中有类似凡高那样的天才，可是精神疾病也可能使他们落到不能完全实现自我，甚至自我毁灭的地步。
社会学家指出：“日益增多的神经症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经济转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碰撞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巨大变革，必然会冲击人们的心灵。心理学家也说：“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那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
面对引起心灵痛苦的诸如焦虑症之类的精神病人们又是什么良策呢？
答案不尽如人意。因为现在人们在对于这类疾病的认识上还是一片混沌。现在，还时时听到许多医师给这类病人冠以已经过时的名称——一神经衰弱。也看到许多病人即使焦虑过度、痛苦万分也不去寻医问药。
不仅像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就是像美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做得不令人满意。《中国医药报》国际快讯专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讯息：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最近发起一项运动，教育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焦虑症，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小事。这家研究所专家指出，美国目前大约有23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其中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这是因大脑失调所引起的，因而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病症，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治疗。该研究所发起这项运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情绪异常是一种疾病，需要及时有效的治疗。
以上这则信息，说明此病在美国尚未得到良好的防治，所以，我们无论医生还是病人都应高度重视这种精神疾病，这对于那些具有天才素质的人来讲更显得格外重要。
10.卓别林
卓别林（公元1889年~公元1977年），英国电影艺术家。他以拍摄喜剧片而闻名。其影片大都自编自导。影片中创造的常常是一个被轻蔑、被损害的小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一人物的喜剧性遭遇来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塑造成功，使身材矮小的卓别林成了世界著名的大人物，他积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备受各国人民尊重。可惜的是他于1977年在瑞士的一个宴会上饮下数杯酒后，当晚就离开了人世。难道谁在他的酒中下了毒？经过调查，发现酒中并没有毒，但卓别林晚上服用了安眠药。一般情况下，服用常规剂量的安眠药不会有什么危险，可如果与酒精一起服用，就会加倍地发挥药效，甚至会致人于死命。其原理是，酒精可抑制肝脏的分解某些安眠药的酶，以致这些药物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延长，会因毒素蓄积而中毒。因此，卓别林饮酒后又服用安眠药这就不啻于服了“毒药”。不仅某些镇静安眠药禁止与酒同服，另外像一些抗疑血药、抗过敏药、抗心绞痛药、雌激素类药、降血压药、降血糖等都不宜与酒同用。
更要紧的是，酒精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搅昏，使我们在这个本来就难以辨别是非的世界里搞得更加糊涂，不仅难以控制飞驰的车辆，而且影响对自身行为和理智的把握，使人们做出一些可能殃及生命的蠢事。
对于酒之为害，我国古代的名人也早有认识，如《战国策》中所记鲁共公劝诫耽于饮酒的魏惠王时说，以前大禹饮了仪狄酿造的献给他的美酒，确实感到好喝极了。但大禹是有伟大理想抱负的人，从那次以后，他疏远了仪狄，不再喝酒，并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同者”。陶渊明也是好饮酒的诗人，他写了《述酒》诗，提到了一切朝政的荒废与君王的昏庸与贪酒忘忧有密切的关系。他还觉察到好嗜酒者对子女的聪明才智损害很大，他的这个朦胧之见比起西方人士对饮酒后致孕所生弱智、痴呆之“星期天孩子”的认识要早若干年。那千古盖世奇才诗仙李白，其子女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聪明，一篇诗文也没有传世，是否与李白过量豪饮有关呢？这仅仅是猜想。但说李白醉酒后于汀中捞月溺水而死当是可信的。至于文学巨匠曹雪芹饮酒伤身早逝，没有完成《红楼梦》巨著的事实，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11.戴尔·卡耐基
戴尔·卡耐基（公元1888年~公元1955年），是美国著名成人教育学家，他成功地运用心理知识，对人类共同的心理特点进行归纳与分析，开创并发展了一种融演讲术、推销术、做人处世术、智力开发术为一体的独特的成人教育方式。他著有《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光辉》、《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伟大的人物》、《语言的突破》等载誉世界的名著。其中《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几部著作，成为《圣经》之后人类出版史上第二大畅销书。卡耐基专门成立了成人教育机构，遍布世界的分支机构多达1700多个。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数多达几千万（甚至还有数位总统），这种教育影响了本世纪的几代人。迄今为止，卡耐基成人教育机构还没进驻我国大陆，但台湾的黑幼龙先生已取得了亚洲地区的代理权，并在台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位黑先生认为在祖国大陆发展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主要是顾虑政治因素），故而迟迟没率卡耐基教育大军进入大陆。
卡耐基的教育思想和他的著作，产生和发展于本世纪初、中期的美国，他针对人们寻求成功致富的强烈愿望而制订教育方针，并以其节奏快、而且非常实用和迅速成功为特点，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渴望走向事业巅峰的人们。
但是卡耐基先生的成功理论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过分强调了心理作用，而对于一些物质因素却往往忽视。比如，在对待人们遇到的烦恼方面，他的确教授了许多提高心理素质、忘却烦恼的方式方法，但这是对常人而言，如果一个人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那么卡耐基的方法则不十分灵验，甚至可能失败。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抑郁症患者脑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病变，由于病变而使脑组织的某些部分萎缩，以致分泌某种激素不足，而这种激素的缺乏则是导致抑郁症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单纯强调心理与精神作用则往往使病人贻误病情，这种疾病往往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物来进行治疗。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便是：精神病院内有大量的精神失常的人，如果你向他们传授卡耐基理论一定徒劳无功，绝对不如抗精神病的药物有效。
有精神症状者只有服用药物，才能像常人或超过常人那样工作，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必须热爱工作，如果功德圆满“离休”之时，可以戒掉药物。但是，青壮年时期为了生存和生活，我们必须借助于外力——包括药物在内。
卡耐基先生出生于1888年11月24日，逝世于1955年11月1日，享年67岁。然而，这位巨人之死留有深深的遗憾。
卡耐基先生有诸多优点：质朴、谦虚、热情、友善、忠诚，并且具有坚强的信念、充沛的精力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因此，他颇受人尊敬并取得事业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他的著作以及其传记中则很少（几乎是没有）见到关于他讲究合理饮食、体育锻炼的养生之道，他在1953年时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以至这位从来不用演讲稿的语言大师，也不得不在母校授予他荣誉学位时拿起演讲稿读了起来。这次演讲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1955年11月1日，戴尔·卡耐基去世。起初，医生宣布他的死因是尿毒症，这就意味着他在去世前一直在按尿毒症治疗。而后来，他的夫人桃乐丝才明白尿毒症的诊断是错误的，而真正的死因是动脉硬化。
卡耐基的夫人桃乐丝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对于动脉硬化（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的认识，上世纪30至40年代都认为是一个病理学名称，40年代后医学家们才开始着手研究如何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如何减慢其恶性化进度以及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后如何使之消退。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70年代正式写入教科书，把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定为一个确切的临床医学的病名。
从中不难看出，卡耐基在50年代发病，正是科学家们努力研究此病的时候，卡耐基如果多询问一些医师则可能避免误诊。因为传统思想的作用，众多的医师仍按照原来陈旧的治疗方式诊治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但还是有一些医师对医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有所掌握的。所以说，对于一些病人只认年龄大的医生这一观念，不能说是最恰当的选择。
如果卡耐基先生对待健康的态度如同开拓他那宏伟的事业一样积极而且有效，那么他可能不会被误诊误治，寿命将会延长，也能再写出许多影响力巨大的作品。
12.尤里·安德罗波夫
尤里·安德罗波夫（公元1914年~公元1984年），前苏共总书记。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身体就很糟糕。患有糖尿病、心肌梗塞、’肾功能衰竭等疾病。其中肾功能衰竭在他去世前十几年就已存在，但由于医务人员护理得当，病情一直能得以控制。医生们也曾考虑过给他做肾移植手术，鉴于七、八十年代重要器官移植总体水平欠佳就只好暂不手术而采用保守治疗。但安德罗波夫还是没有等到移植手术成熟之时就于1984年2月9曰离开人世。唐曾在克里姆林宫中央医院工作的医生普拉斯科维亚·莫申采娃回忆说，安德罗波夫并不是死于棘手的肾病，而是去很凉的海水中游泳而招致感冒，继而引发全身病变导致死亡。
对于这位总书记的保健条件我们认为是非常优越的。为他服务的医务人员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这些保健医生都没有回天之术，足见病情之重。但也不能不谈一下安德罗波夫死亡的诱因，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着凉。不用说是早已重病缠身的安德罗波夫，即使正常之人也有因着凉诱发大病而失掉生命的。像这种毫不在乎的麻痹意识所引起生病或事故而伤及生命的事屡见不鲜，只不过其类型不同罢了。
13.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公元1935年~公元2007年），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被许多人誉为当代最伟大男高音。
2007年9月6曰帕瓦罗蒂逝世，这令无数歌迷伤心，但是大家似乎有一个疑问，歌王为什么手术后只活了一年多？为什么死得这么快？我认为他死于误诊和误治。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被确诊为胰腺癌之前的医疗过程：
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12月6日，帕瓦罗蒂在70岁生日后来到上海大舞台。当时他身体就不太好，坐着唱完了整场。2005年12月10日在首都体育馆帕瓦罗蒂也是从头至尾在钢琴旁坐着演唱。
我认为这时他已经有“病”，但不知“病”在何处。此时胰腺癌就已在吞噬他的肌体，这时他表现的是乏力。
有关媒体报道：“帕瓦罗蒂原定于2007年4月21日在里斯本举行的演唱会将改至9月29曰举行，原定在奥地利、瑞士、挪威以及巴西和智利等国家的演唱会被暂时取消。帕瓦罗蒂的经纪人罗宾森称，帕瓦罗蒂目前正在美国纽约接受背部医疗，整个疗程预计到5月底结束。帕瓦罗蒂计划于6月3日在加拿大继续举行巡回演唱会，完成剩下的行程。”
我认为这时他已背部不适，肯定是比较严重的不适，否则是不会接受治疗的。他这时所谓的“背部不适”其实是胰腺癌导致的疼痛，此时的治疗是在误治。
没有几天媒体又报道：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经纪人日前宣布，因背部旧病复发，帕瓦罗蒂不能继续举行其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原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演唱会被推迟，在欧洲及拉丁美洲其他7个国家的演唱会也暂被取消。
我认为此时，他的胰腺肿瘤已经开始扩散，他疼痛难忍，医生们不得不广泛会诊，终于有高手怀疑到胰腺癌。
于是在2006年7月，帕瓦罗蒂在纽约一家医院经医生诊断，确认患上了胰腺癌。他当即在纽约进行了手术。胰腺癌手术期间，他不得已取消了未完成的巡回演出。
帕瓦罗蒂有数亿美元的资产，他绝对不是没有钱治病，而是诊断及治疗不当。帕瓦罗蒂肯定在感觉不适时作了体检的，可能由于他太胖的原因，一般的超声机难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胰腺的病变，因为胰腺是腹膜后器官，病变较难确诊。为什么当作背部疾病治疗呢？因为胰腺癌（以胰体癌多见），由于其侵及腹腔神经丛后，沿腹膜后神经周围的淋巴管转移（实际上是淋巴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而导致顽固的后背疼痛。
这种误治是有其“道理”的，正是这个“道理”使癌细胞趁机扩散，也就是手术后仅一年多，帕瓦罗蒂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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