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科学家到商人

    牛顿决定离开学术界转往伦敦工作，这是他事业生涯的转型点，而他余生所居住的城市，也在那时代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型。1666年的大火毁灭了13000户民宅和87座教堂，华丽的旧圣保罗大教堂也未能幸免。城内的莎士比亚、乔叟、罗利、伊丽莎白一世和马洛等著名人物的遗迹已不复存在，财物损失估计约达1000万英镑，而那时期的年市政收入只不过12000英镑而已。

    但是重建的工作几乎是即刻开始的。约过了20多年，到了威廉和玛丽就任英王和王后之时，已重建或修复了8000户民宅和36座教堂。约翰·伊夫林曾于1671年在他的日记中作如此叙述：回到伦敦，我一上岸立即看到海关大楼，那是在可怕的大火灾之后新建的。重建好的基尔德大厅于11月被市长用以宴客，皇家交易所和布莱克威大厦已经落成，迁入营业的公司有温特纳、德瑞普尔、库珀、帕立希克勒克和斯金纳等。修复的范围一路到皇后码头的河梯和老天鹅等地。另外开工修建中的，有4座新造教堂，还有舰队运河和鱼街冈，分布的范围从纪念碑到最后被大火吞噬的地方。新建筑与新街道的风格和过去完全不同。大火之前，伦敦市区充斥着一大片挤在圣保罗大教堂四周的木屋——一种东倒西歪如火柴盒般的民居，其中有些老得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的年代（1509~1547）。新的宏大计划包括修造宽大的马路、路两边整齐排列的楼房、改良的卫生下水道设备，以及坚固的地基等等。

    到了17世纪的最后10年，距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火灾才不过30年，伦敦已变成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有75万（约占不列颠群岛居民总数的1/10），马上就会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商业中心。到接近威廉王朝的末期，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又称威廉之战），牵动了英荷大同盟，将权力中心自荷兰移至英国，这是让伦敦变得非常兴盛的部分原因。随着资金、银行和欧洲商业的涌入，伦敦成为富裕繁荣的城市，市政当局和巨商都因意识到这个国家即将进入一个更新、更繁盛的时代而鼓舞不已。

    伦敦也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城市，整个大都会依赖下层阶级的劳工和佣仆，这些人大部分住在城市东面的“自由区”。自由区是市政府不管的地区，事实上伦敦市长大人的权力也不容易伸展进去。著名的弗利特监狱附近的弗利特自由区是个贫民区，是无法无天的地狱，大重建计划中最后才会碰到的区域。这个地方住的是娼妓和窃盗，他们依靠数公里外富人区的丰富生活资源维生。入夜之后这些不法之徒就“向西走”去上班，白天则睡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底下的弗利特河潮水及人们的粪便淹没了街道。

    在自由区几公里之外，则矗立着有钱银行家和商人的豪华大宅，还有肯辛顿和骑士桥各处的公园及空地。气氛优雅的咖啡馆，则是有钱又有闲的人花几小时吃午餐和高谈阔论的地方。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名字，就是起自于伦敦城内一间同名的咖啡馆，谬思咖啡馆是胡克、弗拉姆斯蒂德等人谈论天文学的聚所，而当代的才子和哲学家如德赖登、佩皮斯，则喜欢到鲍街的威尔咖啡室。

    17世纪后期的伦敦是个既拥挤又污染严重的都市，只有一座伦敦桥跨越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就像打了结的灰色彩带，河面上堵满了船只，船排出的污水使河水混浊。在冬天，褐色、轰隆响的烟雾和厚厚污浊的烟云，从10万根燃烧不良的烟囱里喷出来，笼罩整个都市的天空。灰尘降落在豪华的住宅上，使这些豪宅变得和东区一样晦暗肮脏。

    牛顿到达首都之后，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私人事务，然后在1696年5月2日前往伦敦塔的新工作场所。在他去伦敦塔的途中，我们可以想像，在黎明的曙光里，他乘坐马车穿过新的伦敦市中心，沿着针线街，经过27年前以7万英镑的天文数字造价建成的新皇家交易所正门。

    然后马车转个方向走到河边，可以看到伦敦塔城垛的深色轮廓，映在泰晤士河及南岸区的荒地上。越过一道护城河（当时护城河还充满了水），马车进入一条圆石子小巷，马蹄声在穿过内外城墙之间发出清晰的回音。最后来到面向两堵大石墙的四方形广场，一旁就是造币厂的厂房。

    伦敦塔自1300年起就作为造币厂的家。在1279年德特迈尔被任命为英国铸币大臣之后不久，爱德华一世就设立了契约形式的总监职位，近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都把它看成是拿钱不做事的肥缺。除了坐享高薪之外，还从进厂加工的黄金和白银上提取佣金。厂长原本应该是很重要且受人尊敬的职位，但是直到牛顿获任厂长之前，这项仅次于总监的职位仍是空名衔，本来的任务是监督造币厂日常运作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当时每日的大小事务都由一位审计长负责。

    如果说牛顿到伦敦工作正符合他的意图，那么造币厂也同样正需要他来整顿整顿，两者间的差别是牛顿知道他来伦敦是需要新的挑战，而造币厂方面则还未认识到他们很快就会深深依赖牛顿的效劳。

    即使牛顿的朋友蒙塔古是个颇具远见的人，对于牛顿在这个职位上能作出多大的贡献，起先也毫无把握，甚至在财务大臣为全国重建金融架构草拟的计划中，也并不知道牛顿的贡献有多重要。直到事后回顾时，蒙塔古承认在重铸新币的成就中，牛顿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而重铸新币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基石。

    当时，重铸新币已到了近乎不做就完蛋的地步，在市面上流通的金银硬币很多还是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铸造的，甚至连爱德华六世时代（1547~1553）的钱币也不罕见，那已经是150年前的东西了。但是磨损了的旧钱币还不是大问题，最严重的威胁是来自非法的剪钱和伪币。

    英国铸造硬币的技术自中世纪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改进，造币厂的制币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品质管理，钱币的重量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压印在币面上的图像大多是粗糙又易于模仿的，而应用铣边加工制成较细致花纹的技术，要到17世纪60年代，才有小规模的引进。使用贱价的金属或者拼凑的方法制作伪币，是容易且利润丰厚的行业。剪钱是将硬币自边缘剪开，把中心部分拿掉之后，改造成贱价的伪币，所需的只是一把铁剪和足够的勇气。在自由区后街的小屋里，不乏绝望的人，愿意为了几个便士去冒受绞刑的危险。

    牛顿到造币厂工作之前不久，财政部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国家自破产边缘拯救回来，重铸新币是必要的一步。全国的市场和银行的凌乱状况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币制的信用已经完全破坏，市场崩溃，工商业不再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商店无法信赖顾客的现金，又要补偿收到伪币的损失，这一切都使得物价飞涨，工人每个星期拿到的工资尽是些假的锡币和剪得难以辨认的先令，暴乱几乎每天都发生。

    财政部曾经于1662年尝试引进有铣边花纹的新币，来挽回日趋崩溃的情势，便自法国请来了铣床机器（法国已采用）的发明人——布隆多大师。可是这却徒然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伦敦当局在引进新币之前稍欠考虑，没有采取回收旧币的预防措施，于是毫不客气的炒钱客和金银匠（从事该行业的人非常多）将市场上的新币偷偷囤积起来，将它们熔化之后做成金砖银锭，再送到荷兰等欧洲大陆各国出售，因为那边的金银价格比英国财政部所订的还要高。所以在引进铣边的钱币30年之后，金融危机反而比任何时期都糟。屋漏偏逢连夜雨，英国自从于1689年与荷兰结盟，对抗法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以来，即在欧洲大陆全面投入战争，一直到1697年签订不满意且短命的里斯维克条约之前，8年里连一次短暂的休息都没有。到和约签订的时候，国家的库存几乎只差一点点就空掉了，而国家公债（蒙塔古新创设的筹款工具）则膨胀到差点失去控制。

    在牛顿获得造币厂的任命之前，重铸新币的工作已经着手推行，可是造币方面对于这件艰巨的任务，事前没有将实施的细节好好思虑周详，审计长霍尔是个能干的人，但是缺少眼光和想像力。现任总监尼尔是个懒惰的酒鬼和赌徒，自满于不必劳心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很少在伦敦塔出现。财政部因过度惊慌而变得盲目，在发动如此规模且复杂的作业之前，竟然看不出由尼尔这种人掌舵，只会陷进更大的麻烦中。

    英国的货币重铸可能用不着像《原理》那么深的智慧，也没有那么大的宇宙意义，但是如果失败了，会使英国的经济崩溃，到那时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将不亚于一场内战。因此，造币厂、伦敦市甚至英国和荷兰的国王与王后，统统都可说感到十分幸运能找到牛顿为他们推动这项工作。牛顿是这样一位在任何工作上都能以同样的技巧和智慧的双手力挽狂澜的人。几年之前，没有人会想得到，他竟也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员。

    到达造币厂的第一个早晨，牛顿举行宣誓，他的誓词包含如下几句：你将宣誓你不向任何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地泄露或公布，关于圆形钱币及制作钱币边缘文字、花纹的任何发明。你若承诺，愿上帝保佑你。结束这些正式程序之后，牛顿就开始视察他的新环境，研究钱币制作过程的每个细节。

    我们可以想像，牛顿的到来给造币厂的头子带来多大的震撼，因为他是所有人当中最勤快的一个。开始的一段时间，尼尔几乎完全漠视牛顿对工作的态度，而厂里其他人员则立即体验到牛顿的干劲和能力。头几个星期中，每天清早4点钟，当压制机开始启动时，牛顿就在厂房了，夜班开工前他又赶回来监督；有一阵子他甚至住在工厂旁边为他准备的、有个小院子的宿舍里。在历任的厂长中，没有一人做过这些事。

    这宿舍狭隘而拥挤，院子也不过是一片延伸到城墙边、永远被阴影笼罩的草坪。宿舍内吵闹不堪，旁边的工厂日夜两班替换交接，只有每晚从午夜至清晨4点这4个小时停工。每周工作6天，空气潮湿发霉，300个工人和20多匹马（提供动力给压制机）散发出的难以忍受的臭味，令人无法久留。根据造币厂的记录，在重铸新币期间，仅是将马粪自厂中运走的费用就高达惊人的700英镑之多，无怪牛顿担任新职的第一个夏天就将宿舍出租，自己在时髦的威斯敏斯特郊区杰明街买了一户小住宅。

    重铸新币推动程序的第一阶段，是要在发行新币之前收回旧币，这工作主要是单纯地以旧币换新币来执行。自1696年的1月1日起，所有被剪过的克朗（相当于25便士）和半克朗（相当于12便士）都不可在商业买卖中使用，但还可以用来交税和纳赋。被剪过的先令则可以用到2月13日，而6便士的硬币用到3月2日为止。到了4月2日后，所有被剪过的钱币都将作废。

    这个计划又几乎酿成灾难，因为新的钱币流通得慢，而老百姓也未能完全了解法令。这使财政部不得不将截止期限后延了几次，以免社会发生动荡。造成情况益加恶化的是动作迅速的炒钱客，他们欺骗穷人和不识字的人，用远低于钱币面值的价格收购他们的旧币，回过头来兑换全值的新币。市场交易进一步崩溃了，1696年的春夏之交，全国一度采用酷似黑暗时代的以物易物制度，代替传统的商业行为。伊夫林在他的日记中记述过这件事，尽管语气带点嘲弄味儿，却几乎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国会在改革钱币措施上的奇妙设计，把老百姓搞得糊里糊涂。”

    自1月至4月的第一次截止期之间的3个月里，收回的旧币总值只约30多万英镑，但是当造币厂全力投入生产，它的压制机都快要磨平时，新币亦开始在市面上流通，旧币在此时大量回收。据当代的观察家勒特雷尔说，到6月24日为止，财政部收回的旧币总值已达4706003英镑。

    于是造币厂成为旧币再生的机房，每件事都要讲求效率——吃进旧币吐出新币的效率。古老的方法是用人力锤击来制造硬币，是一种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式，工作进度缓慢且效率低；而新式的压制机原理是由法国的布隆多引进的，自查理二世时代开始即以小规模操作。由50匹马供应动力的10个机房中，巨大的滚筒轧出厚度精确的金属薄片，自薄片剪下空白硬币送进压制机中，那压制机是用几个工人推动的一支大转轴，轴两端各有一个重锤，一个无助的少年硬币工将空白硬币一次一个地送进压制机下的机槽内，然后那重锤随即击下，把皇族的肖像压印在硬币面上，可怜的少年工做不了几天就会损失至少一根手指头。最后再由铣工将硬币的边缘铣出不易剪开的花纹。

    二、科学化的改革

    牛顿最关心的事是提高工作效率。他仔细观察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制定工作系统的时间一动作分析表，找出在何处以何种方法可以加以改善。他发现如果压制机的重锤运动与少年硬币工的动作相互配合适当，一个硬币工可以每分钟做50~55次的入料和取出。他有几本记载造币厂工艺的记事簿，对制造钱币的过程作了最详细的分析：两间机房里有4部机器、12匹马和2个马夫、3台切割机、2具平台、8个量具，1台钳床、3座清洗台、2个压印槽、2台压制机，14个工人共同操作这些设备，每班可以生产1000枚或价值3000英镑的钱币。据一个在造币厂工作的职员海恩斯所写的钱币铸造经过，他认为牛顿所下的工夫是使那项作业成功的根本原因。他的数学技巧使生产的过程流畅，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他能评定工人的勤惰”，这点可以想像得出来。

    为了减轻铸造钱币工作的负荷，牛顿在全国不同地区分别设立5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分别是设置在布里斯托尔、约克、埃克塞特、诺威奇和切斯特，这在他抵达伦敦的第一个夏天和秋天就陆续完成了。可是结果令人失望，那些分厂全都没能达到预期的产量，原因是（我们可以作如此解释）它们不是由工作认真的厂长亲自率领的。

    无能、欺骗和内争是造成那5个分厂绩效不彰的原因，其中布里斯托尔分厂算是能力最好的一个。在全国钱币生产的巅峰时期（1697年夏天），该分厂6月份铸造的钱币不足77万英镑，仅达到产量的最低要求；同一个月份伦敦总厂的产量则为33万英镑（下个月份更达到36万英镑）。

    另外4个分厂的状况差得更多，最显著的例子是1697年整个夏天，它们每个月的产量只介于15万至257万英镑之间。切斯特厂是体制最不健全的一个，也是让第一个为牛顿出版《原理》的哈雷头痛的问题。原来，牛顿得知哈雷仍然有财务上的困难，终于设法将他安插在切斯特厂担任年薪90英镑的审计员，以酬谢他当年协助出版《原理》。而很不幸的是，哈雷立刻与一位名叫克拉克的代理总监卷入纠纷中。这位代理总监勾结了两个不诚实的职员，将回收旧币的金额灌水提高，把差额占有平分。哈雷起先十分感激牛顿给他一个待遇不错的工作，让他有机会暂时离开伦敦，并且他相信会有时间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为了补救低效能下属工作量的不足，他自己必须日夜不停地工作，同时，他企图将不法的顶头上司送去接受法律制裁也未能成功。因此切斯特厂终于在1698年关闭时，哈雷十分高兴他的短暂而痛苦的产业界经验，从此成为回忆。

    牛顿之前的科学大师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说牛顿对下属真的严格，那么他对自己比对下属要求更苛刻，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个闲差职位变成全职的工作。就在来到弥漫着狂狷之气的造币厂和财政部之后，短短几个星期内，牛顿已成为这些机构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在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工作16小时，牛顿仍然有时间和精力去取回本来属于他的职权——他视为当仁不让的权力。

    造币厂的总监尼尔并不是真正的阻碍，他极满意于他那终身任职的舒适工作，根本不在意牛顿逐渐加强自己的权责。在牛顿看来，由于多位前任厂长对工作的疏怠，以致这职位一度拥有的权力逐渐失去。牛顿一生总是喜好权力与地位，会去争夺或计取，如今他既然握有了那一点权力，就要尽力再往上构筑。造币厂厂长的头衔只是踏脚石，是他攀登社会阶梯计划中的第一步。

    虽然对牛顿这个将自己与外界隔绝30年、全心全力追求纯学术境界的人而言，往红尘不染的形象上涂抹竞逐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妆彩，可能显得奇怪，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驱动力量看成和他穷究科学的干劲一样。牛顿对于长时间迷恋他的研究工作已尽了他的所能，如今，在展开新生涯的初期，他把用在炼金术和自然哲学的热情转而用在了新事业上。过去住在剑桥的30年中，大部分的时光他可能是孤独的，但他仍和一般人一样熟知政治手腕的重要，也很能运用心无旁骛的精力达成目的，犹如他以前揭开自然秘密时所作的努力一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牛顿同时开始向两个方向行动。首先他把老旧的法令规章和政府文案找出来，研究造币厂内部的职权划分。然后他把职权扩大解释，只要曾经属于厂长职责的，他都不会放过。这里隐约可看见阿里乌的阴影作祟，当他向“三位一体”的说法挑战时，即是先阅览一遍《启示录》，从《但以理书》中参悟出预言；此刻他再度为需求寻找支持的证据，但是这次不是为了圣言之战，而是为了权力之争。造币厂的文件中找不到上帝，但确确实实可以找到提高牛顿自我的东西。

    他一找到事实真相之后，就立即呈送给财政部里受到蒙蔽的长官，向他们详细解释造币厂的功能和组织，指出厂长应有的权力几十年来因无知而被剥夺。他甚至还研读了能拿到手的每一本经济学论著，吸取最先进的财政思想家的见解，包括布鲁斯特、朗兹、布瓦扎尔，以及他的朋友洛克。他特别珍惜由法国政府出版、装订成一套的《货币制作》，里头收录了180份官方文件。当后人整理牛顿的图书室、进行编目的时候，依工作人员所描述的书本状况，我们觉得它像是牛顿最常翻阅的书籍之一（他去世后归纳出最常用的书籍中，有31册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论著）。

    就如早年追寻点金石和追究“三位一体”论为谎言的时候一样，牛顿一旦收集到足够有用的资料就开始写作，用他有限的空闲时间写满一页页的经济史、商业理论、各国的钱币制度及原理等等。他将造币厂里的组织系统和已被混淆的权责关系用图表来说明，并仿效他的哲学记事簿和实验室记录的做法，在每一页上都有分门别类，例如在“关于造币厂的观察”的大标题下，又有“成分分析”、“熔融技术”、“制造钱币”等次标题。他雇用了几个抄写员整理他的草稿，并将他写好的每一篇文章都做了副本。据康杜伊特说，18世纪20年代期间，有一箱箱的文件被烧毁，其中有许多箱是他向财政部的上司进行复杂争论时，所写的各种文件的副本。

    可想而知，财政部当局一定被他的大量宣传品弄糊涂了，但并没有完全否认他所争取的权力。他们对尼尔的信任基本上可以确定已被新任厂长所表现的高效率给动摇了，因为很明显地，造币厂最近的成就和总监无关。牛顿也很可能得到蒙塔古的勉励，蒙塔古则尽力为牛顿的许多请求铺平道路。

    三、打击对手

    牛顿于1696年底向财政部呈递了第一份报告，名称为《造币厂的现状》，报告中清楚表达了他的立场，他声称：原来的体制设计是厂长监督三个行政单位，由它们为国王和陛下的子民履行责任，但是厂长的职权未被承认，因而无法执行。当造币厂的统辖权力被褫夺之后，这几个行政单位反其道而行，要造币厂随它们之意为它们牟利。因此，惟有恢复原立法的精神，才能更适合并且更容易将此偏差纠正回来。牛顿认为另外一种收回权力的方法，是向每一个与造币厂有关联的高级官员直接挑战。在每一次争执中，他都能清楚地表现出他是为了保卫法令典章和财政部的声誉而战，所以能够将他对政府的忠心与价值完全展露出来。

    最先发生的冲突是对付贪婪的政府承包商，他们是受雇来监督熔炼合金作业的人员。经过多年使用各种不同的熔炉，牛顿积聚了许多实际操作的经验，能够算出来每熔化一磅制造硬币的合金，就需要生产成本7个半便士。因此当出纳员弗洛耶和谢勒斯来申请付款，声称每磅合金的费用支付12个半便士为公平价格时，牛顿指责他们虚报，要求他们降低价格。

    但是在造币厂和他纠缠最久的对手，是一旁伦敦塔的督长卢卡斯。麻烦发生在铸造新币最紧张的那几个月，有许多工作不得不扩张到伦敦塔的守卫区去做，卢卡斯对这样的侵犯立刻表示不悦。尼尔对卢卡斯的抗议持不理不睬的态度，可是牛顿喜好冲突，每一回碰到卢卡斯都会剑拔弩张。

    当伦敦塔的督长强要搜索厂中一个主任刻模师罗提尔斯的工作室时，牛顿认为那是对他职权的侵犯，也可能给他们的作业带来危险，于是抓住卢卡斯的外套，把他拖出屋外，愤怒地说：“如果我们任由军人不经我们同意进来搜查，那我们不可能再为模具、舂具、压印机器等制造工具，以及散乱于屋内各处的金银材料负保管之责了。”

    当造币厂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任何再好性情的人都会被疲劳磨出脾气来。有一次，一个卢卡斯的士兵被指控攻击造币厂的工人，牛顿遂向财政部正式告状，而财政部也站在牛顿这边。因此卢卡斯十分不悦，对造币厂加以报复：借口安全有疏漏，将造币厂的大门封锁，连食物和饮水都不允许送入。愤怒的工人威胁要罢工，到了最后一刻罢工的危机才得以化解。

    牛顿把造币厂的作业细节及他与同事问冲突的经过都建成档案，目的是为了事业更上一层楼，不过在造币厂前几年的工作中，他的一些其他欲望也获得了满足。他亲自出去查出并起诉剪钱和造伪币的嫌犯，这些人应当对重铸新币的混乱和危机首先负一部分责任。

    重铸新币阻挡了剪钱者的财路。新的钱币在边缘上铣了花纹，他们无法将铣过边、精心雕琢的钱币，改造得既廉价又逼真。然而，伪造钱币的技巧则不太受到影响，于是牛顿转而热心于追查专门制造假钱的不法商人。

    将冒犯皇家法令制造假钱和骗钱的罪犯缉获，送往司法审判是造币厂厂长的职责之一，但是正如其他厂长一样，很早以前这项权力就旁落到别的职员手上。财政部没有经费去执行这项任务，因此他们只好依赖没收而来的钱，从中抽取佣金，但通常数量仍旧不多。一开始，牛顿对这件工作不太热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项任务既危险又得不到人感激。而且，尽管后来重铸新币的记录显示，回收来的旧币熔化之后，实际重量只有法定重量的54%，财政部仍然对遏止假钱的罪行不予重视。

    但是，不仅那些非法行为和回收账面上的损失令牛顿感到烦恼，新制订的打击假钱和诈骗的法案更发生了反作用，使造币厂的官员甚至成为嘲笑的对象。在重铸新币开始之前，国会匆忙通过一条法律，规定任何人提供线索并使得官方逮捕一位剪钱犯的，都可获得奖金40英镑；并且如果一位剪钱犯检举两个同党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赦免。牛顿在写给财政部的报告书中，详细说明这条法律：如今，法庭上的法官和陪审员都不愿相信证人，警方又刻意讨好陪审员，以致我的调查员和证人都很泄气。他们被诬指是为了绩效、为了奖金而告发罪犯的，他们对各种指责感到厌倦。我的下属和证人所受到的嘲骂反射到我身上，使我极为困窘，这些必须及时排除，否则我的声誉将遭受损害。结论中，牛顿请求把指控罪犯的工作转移到国王的检察首长身上，他简略而唐突地说：“他们担任这件工作最为理想。”

    这一次财政部对他的意见不感兴趣，拒绝了他的请求，惟一的让步是准许他多雇用一个职员。牛顿气极了，重新引燃热情，全力反击。他激愤于权贵人物的无知，于是翻出一件久被遗忘的敕令，特别指明伦敦的行政司法长官现抓在手中的，原是造币厂有权没收的东西。牛顿终于以这种手段获得了所要的缉查经费；有时候开销仍不足时，他甚至从自己口袋中拿出来补贴。

    这些斗争除了提供他管道发挥新的热情之外，也刺激了他的欲望。既然他已经切断了连接学术的脐带，索性将自己立足于高层的财政与经济理论之上，现在他进一步扮演了全新的角色——私家侦探兼检察官。

    四、兼职私家侦探

    重铸新币的高潮于1698年逐渐减退之后，牛顿逐渐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追捕他的新敌人，他把搜寻罪犯当做个人的责任，在11个郡里布下天罗地网。这位老道学先生，当年对同学的喧哗、酗酒、赌博和追逐女人感到不齿，如今却出现在首都最污浊的酒店里，在自由区的中心追查线索，到娼妓馆与线民秘密会晤。造币厂的记事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付给霍尔5英镑购买一套衣服，打扮成一个能被一群炒钱流氓信任的样子。”另外又有一段记载了报销120英镑的账目，用于“租用马车，在小酒馆、监狱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缉捕剪钱犯和炒钱者。”还有一项记载牛顿“花费数英镑把自己变成伦敦周围7个郡内的治安法官，刺探一个有名的地下社会头子的活动情报。”

    侦查只不过是追缉罪犯的开始，从事伪装的侦探工作让他身处于执法者的危险中，跟着而来的审讯疑犯，使他更加了解和印证了隐藏在伦敦偏僻街道中的堕落和污秽。然而，牛顿很认真地执行清扫罪犯的工作，从很斯文的剑桥大学生涯轻易地转变，进入外面的恐怖世界生活中。从1698年6月至1699年圣诞节之间，他一共与嫌犯、线民和证人交差质询不下200回；仅在1699年2月的其中一个星期内，他7次出席这类的会谈，并下令纽盖特监狱内的10名囚犯等候执行死刑。他对待小窃贼和汪洋大盗都一视同仁，他曾经说：“罪犯犹如狗，永远改不了吃屎的习惯。”

    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手握实权，而且是一种生杀予夺之权，手一挥就能送一个人上绞架。不过，他对匍匐于他脚下求饶的人也会表现恻隐之心，救人一命。

    如今保存在造币厂图书室中的供词记录簿（1697~1704）里，有每一次审问的详细记录，从中显示出牛顿全程参与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审讯和线民指证。这些指证的大部分是在造币厂内取得的，有些则是在纽盖特监狱一对一审讯被告、犯人而取得的口供，另外也有贪图奖金及黑吃黑的下层社会人物所作的报告，以及牛顿在小酒吧和兵营等地秘密会晤的记录。这些记录记述了千百个不幸的生命所遭遇的令人悲痛的故事，使人读后感慨不已。

    1699年7月25日，线民身份的伊丽莎白·萨顿，指控她的朋友伊丽莎白·皮尔金顿，其内情由一位调查员记录下来：她说她被捕之前约20天，结识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皮尔金顿的妇人，她在绍斯瓦克的造币厂租了一间房间，在她租得房间之后不久，她告诉这个线民，她必须撩起她的裙子。这口供透露出这个不幸的妇人被查到在她的月经带里藏有几个便士。

    1699年8月19日的记录中，又有另外一段记载，塔芬指控皮尔斯伯里企图使用一枚伪造的6便士硬币，皮尔斯伯里的小女儿便被人全身检查：这个线民带同一些人进入厂长的办公室，搜查皮尔斯伯里和她的小女儿，这个线民在该小女孩身上找到包在纸中的钱币，有总价值5便士的法寻，还有四个6便士的钱币，其中有两个是伪币。反过来在另一方面，邪恶的投机取巧者多半都能颠倒证据，或者钻法律漏洞而逃过惩罚，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被自己的贪得无厌所害。一个名叫吉本斯的英国政府机关的佣仆，专以检举三流的剪钱犯和伪币犯而得享受有钱的生活，那些被他举发的通常都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单亲妈妈。

    所有罪案中最著名的是牛顿与一个名叫查洛纳的坏蛋斗智，他们之间的缠斗长达3年。查洛纳是一个外貌和善的恶棍，是用罗曼蒂克的模子塑造出来的劫匪，用小说人物——维多利亚时代的神偷拉弗尔斯来比拟或许更为贴切。他喜欢被追逐的刺激感，尽可能地去捋权威的虎须，胆量大到极点。

    然而，在牛顿来到造币厂尚未满一年，就已经运用他超人的智慧，专门选择案底最多的罪犯下手。查洛纳遇到这么一个讲求方法的对手时，他的余日屈指可数了。牛顿于1697年9月以大规模伪造钱币的罪名，将查洛纳送进纽盖特监狱；但是令这位厂长又惊又怒的，是查洛纳通过他在司法体系内外的关系网，居然有办法获判无罪释放。18个月之后，被一位囚于纽盖特监狱的犯人检举，查洛纳这位伪币大师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被牛顿送回铁牢。

    随后的两个月里，查洛纳在黑暗湿冷的纽盖特牢房里写了许多信给外面的朋友，不断向他们吹嘘不久之后他就可以重获自由。可是查洛纳这次并没能活着离开。1699年3月，他被执行死刑，在执行的前夕，他的意志崩溃了。他最后的一封信不再像以往那样自信，那是一封写给复仇者牛顿的信，求牛顿发发慈悲。牛顿在他伦敦塔里的办公室中阅读了这封信：霍洛韦太太做了不利于我的假证，否则我不会去见伟大的上帝，同样地，若是阿博特不做假证陷害我的话，我也不致于蒙冤而死。全能的上帝知道我是冤枉的，所以我求求长官您也考虑我被冤枉的理由，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被判有罪的。求您替我向大臣说情，不要把我处死。喔！敬爱的长官啊！没有人会听查洛纳的请求，因为牛顿总共搜集了34个口供详述这个人的恶行。他伪造钱币的操作过程，都由厂长那群无所不在的密探做成详尽记录，而这群人则连牛顿的秘书海恩斯都称之为是一群“无耻的逐利者”。那些证词足以用最重的叛国罪来判刑，而不是尽属伪造钱币的轻罪名而已。3月22日，这个不幸的死囚被套上了枷锁、带到泰恩勃绞刑场。他先被绞至几乎完全失去知觉，然后在仍有呼吸的情况下，被大刀劈成4块，膛开肠流而死，旁边围绕着嘲笑和嗜血的群众。

    由于牛顿的作为，无怪乎他会被等候执行的死囚诅咒，被受追捕的非法买卖者恐吓和谩骂，也无怪乎他受到知情者的警告和死亡威胁。1698年9月16日那天，有一封信寄到造币厂来，是一位外科医师寄来的警告，他告诉牛顿在狱中医治囚犯时所听到的话：他（指一个囚犯）说，约于一个月前，由于债务被关进纽盖特监狱，在那儿他听到一位姓鲍尔的人指责造币厂厂长对于钱币犯十分无情，还说：“以我的血发咒，如果不是他，我现在还在外面。”另外一个叫做惠特菲尔德的囚犯接着咒骂造币厂厂长是个混蛋，如果詹姆士国王回来就要射死他。鲍尔接着说：“我以血发誓，我也要杀死他，虽然不认得他，但我会找到他。”然后惠特菲尔德又说：“那厂长也找我老婆的麻烦，只不过在她大衣里找到几枚剪过的硬币，我们花了500个几尼，她才没被关起来。”五、不再孤独一人。

    除了从钻研科学的学者变成造币厂厂长之外，牛顿的生活还有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迁居到伦敦之后没多久（可能就在1696年），就有一个女人来照顾他的生活，那是他同母异父妹妹的女儿，即他的外甥女凯瑟琳·巴顿。

    20多年前的1677年12月，牛顿的妹妹汉纳·史密斯嫁给一位牧师巴顿。1693年他不幸突然去世，留下汉纳和年幼的一子一女，家里穷得几乎不能生活。好不容易儿子长大之后成为一个陆军军官，后来不幸于1711年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殉难，他的妹妹就是凯瑟琳·巴顿。

    凯瑟琳出生于1679年，也就是她外祖母汉娜·艾斯库·牛顿·史密斯去世的那一年。她可能在刚满17岁时，大约1696年底到伦敦去的，那时牛顿已经买下杰明街的住宅好几个月了。事实上没有确切的证据指出她抵达的日期，有些人认为她是满了20岁之后、1700年才去伦敦的。然而有件不太重要的事件似乎指向更早的日期。1697年1月，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和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基于妒忌心理，想要使全世界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出丑，因此找出一个后世称为“最速降线问题”，向全欧洲的数学家征求解答。他们并未提供任何奖金，只不过宣称“我们提供一个很合适赠与自由之人的奖品，这个奖品是综合荣誉、赞美和喝彩而成……以此来庆贺我们具有阿波罗般视野的慧眼。”

    牛顿于1697年1月底接到那有奖征答的题目，那时正是他在造币厂最繁忙的时候。他已经听说过莱布尼茨出了那样一道难题，也清楚他们背后的动机，起先他不打算回应，然而我们在此外要指出的是他收到题目时，凯瑟琳已经来到他身边。因为她告诉她后来所嫁的人康杜伊特，关于她舅父对此挑战的反应。康杜伊特在18世纪20年代就开始搜集资料，计划写一本牛顿的传记，资料中有凯瑟琳的回忆：“伊萨克·牛顿爵士正忙着伟大的重铸新币工作，到下午4点钟才自伦敦塔返回家中，回来时已精疲力竭，但他还是工作至早晨4点把问题解答好了才去就寝。”

    她这一段故事显示出两件事情：首先，牛顿当时已经大幅领先于当代的所有数学家。他早于12年以前就发展出能解算这类特殊问题的数学，而同期最杰出的数学家，如格雷果里和沃利斯这两位，连着手的地方都找不到；莱布尼茨曾经试图解答，也应该有能力办到，却被自己的妒忌心态弄得难堪不已。程度较差的数学家则只敢稍做尝试就掷笔投降了。其次，有一点则与数学难题无关，这故事指出凯瑟琳必定于1697年1月就住在牛顿家里，除非这故事是后来牛顿告诉她的。

    凯瑟琳的个性与她的舅父大为不同，她不喜欢离群独居。她自信，易激动，甚而有点卖弄风情，不过她聪明并且对知识有好奇心。传说她来到伦敦的头一年中，牛顿亲自担任她的教师，但这没有什么事实凭据。如果她初到伦敦的时候是17岁，应该已经接受过17世纪时期符合她妇女身份的教育，而她并不像具备超过那水准的教育程度。她在牛顿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伦敦新居的管家，那给了她一个扩大社交范围的基础，也终于有机会遇到一位门当户对的丈夫。

    虽然没有什么记载提到她来伦敦之前曾经与牛顿见过面，可是他们很快就变得十分亲近，纵然两人的性格极为不同。他们之间的信函只有一封留存下来，是在1700年夏天，凯瑟琳染了天花回乡下疗养渐愈时，牛顿写给她的信：我看了你的两封来信，很高兴知道那儿的空气对你适合。虽然发烧还不退，但我相信情况会逐渐减轻，而残余的痘子也会迅速脱落。约瑟夫爵士将要离开托尔先生的家，而我很可能会去接替他。我打算用下一班驿车送些酒给你，我会请盖尔先生和他的夫人代收。诺里斯夫人以为你大概忘记曾经答应给她写信的事，希望你会写信给她。下次来信时，请告诉我你的脸孔怎么样了，还有你的烧是否全退，也许挤出来的新鲜牛奶能助你退烧。

    最疼爱你的舅舅牛顿担心外甥女的脸孔，不单纯因为他是个疼爱她的舅舅，凯瑟琳除了聪颖和灵巧之外，也是个出名的美人。注意到她容貌美丽的人绝不只有牛顿一个，一位来访的（且已婚的）法国政府官员德蒙莫尔到牛顿杰明街的寓所晚宴，头一眼见到凯瑟琳就立即爱上了她。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泰勒时竟飘飘然地说：“自从我一见到她，就深深爱上了她，不单是因为她那惊人的美丽令人昏眩，她的伶俐和机智也令人折服，我相信臣服于她是绝对无害的。如果我有幸能与她接近，我愿意从此变成我们每一次相见时那样的笨拙。”

    凯瑟琳没有留下画像，但是一位经由她舅父介绍而认识凯瑟琳的朋友斯威夫特，在他所著的书中曾经描写过她。约于1710年斯威夫特初识凯瑟琳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为伦敦学会的核心会员之一。两人之间虽然没有令人怀疑的、曾经彼此相爱的迹象，却是很快就过从密切，促使斯威夫特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爱她甚于这里的任何人，我必须时常去看她。”

    凯瑟琳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斯威夫特的《致史黛拉书》中，那是他写给埃丝特·约翰逊（史黛拉）和她的女伴丽贝卡·丁利的书信集。信中透露出凯瑟琳喜欢丰富的社交生活，认识了各色各样当代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可能有一天被看到与沃斯利夫人或著名美女安妮·朗一起午餐，又在第二天与斯威夫特及伯克利伯爵的女儿杰曼小姐共同出现。总之，这位牧师的女儿非常先进。

    但是凯瑟琳的个性中，也有较为粗犷、属于乡村姑娘的一面，斯威夫特显然更加欣赏这一点。他会一边喝茶一边随意和她闲谈，然后从她的故事中提炼出文学历史来。有一次凯瑟琳告诉他：两个月之前，此地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妇人去世了，在她的遗嘱中，要求用8个男孩和8个女孩担任她的抬棺者，每人事后可获得2个几尼的酬劳，再另外赠送10个几尼给主持仪典的牧师、2个几尼给教堂执事。可是附带一项条件：抬棺者、牧师和执事统统都必须是真正的处男和处女，在宣誓他们的童贞之前不可进行葬礼。这可怜的妇人至今尚未下葬，恐怕到世界末日还不能入土呢。在《致史黛拉书》中的某个地方，史黛拉听到凯瑟琳略带诽谤的谣言时，就批评她，而斯威夫特则温言替她辩解，玩笑式地说：“年轻的女士，你如此不礼貌地嘲笑巴顿夫人（当时称呼单身女士为夫人是很普遍的），我会马上把你的脑袋打破。”可是他后面又暗示，他有时候也怀疑凯瑟琳的态度，并补充说：“诚实说来，昨天我和她在一起时就在想，她是否能够撇清那些传闻，那的确十分损害我的想像力。”

    1711年里的一个晚上，当凯瑟琳得到她哥哥在魁北克那场战役中不幸阵亡的消息时，正与斯威夫特单独共进晚餐，他对那次聚会的记述透露出凯瑟琳性格的黑暗面。他说：“我让她感到相当愉快，花了3小时辩论辉格党和托利党，她只是表面上哀伤她的哥哥，他，是头可怜的狗。”

    斯威夫特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虽然亲密但很短暂，他在伦敦居住了4年之后就返回爱尔兰故乡，其后几年里他们只偶然通信。凯瑟琳与牛顿的朋友蒙塔古之间的关系倒是重要得多。

    蒙塔古初识凯瑟琳的时候，已经大约40岁了，从画像看来，蒙塔古显然算不上英俊，甚至还是个圆脸胖子。但是身为财政大臣，又是威廉国王的亲信，蒙塔古算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于1700年受封为哈利法克斯男爵。牛顿很喜欢他，据一位自法国来访的神父说，牛顿的房间里还挂了蒙塔古的画像。蒙塔古是个富有且善迎人意的人，并且十分机智和喜欢结交女人，10年之前他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两倍的有钱寡妇曼彻斯特女伯爵，而最近她才遗留一大笔财产给他。蒙塔古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第一次见到凯瑟琳的时候就被她的美貌冲昏了头。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经由什么方式认识的，已不可查考，但是蒙塔古时常到杰明街去拜访，而牛顿已经领会到上层社交的手法，大概深知家中有如此年轻美貌的亲属是值得炫耀的事。所以很有可能在凯瑟琳刚到伦敦没多久，两人就见面认识了，或许就在牛顿的新居晚宴的场合中认识的。可以确定的是，到了1703年，她与他已经是一对爱侣了。

    财政大臣和凯瑟琳之间没有往来信函遗留下来，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个的关系极深，而且一直维持到1715年蒙塔古去世为止。关于这一段恋情的最早迹象，是蒙塔古写的一首打油诗，刻在小猫俱乐部里他的一只玻璃酒杯上。小猫俱乐部是一个很喧闹的绅士俱乐部，当时流行的规矩是会员把他们的灵感写成诗句，在聚会敬酒之前要先将几行诗用钻石刻在酒杯上。在1703年的一次晚宴上，轮到哈利法克斯男爵敬酒了，当时他写下：美丽与黠慧徒然地挣扎。

    被饮乐之神及其侍从彻底征伐

    但是巴顿自箭袋内取出的武器

    是那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魅力

    无所适从的神献上他的藤蔓

    挥手退让匍匐在地

    这只平凡的酒杯印上她权力的印章

    在酒国中有通行无阻之力

    将人间的美丽薪火相传

    将她的光艳影像压铸在我的心房蒙塔古向来以文思著称，可是在这种场合里，他的天分似乎完全不见了，他诗歌中的人物要辨认并不困难，“巴顿……那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魅力”是不必再多作解释的，甚至这句“将她的光艳影像压铸在我的心房”，也只能影射某一位“非常爱你的舅舅”。

    可是哈利法克斯男爵对牛顿那位美丽外甥女的爱慕之情，远比在餐桌上开的玩笑深得多。1706年，在写了那首歌颂她的打油诗3年之后，哈利法克斯男爵用附加书来修改他的遗嘱，使她能够因此获赠他死后遗留下来的全部珠宝另加3000英镑，“作为长久以来我对她的伟大爱情所给的小小纪念”。6个月之后，他又为她增加了终生有效的年金200英镑。到了1713年2月1日，他再度更改遗嘱，除了要遗赠牛顿100英镑，“作为我对这么一位伟大人物极大的敬意的一点表示”，又把凯瑟琳的继承部分增加到5000英镑，还有他在布希公园的庄园和萨里郡的阿普斯科特庄园，凯瑟琳都拥有终生保管权。遗嘱上这样写道：“这些礼物和遗产，作为长期以来我对她诚挚的爱情和尊敬的纪念，也是对我这一生得以享受有她做伴的欢乐及幸福，所愿奉上的小小酬谢。”

    今天大家都承认，凯瑟琳在担任牛顿管家的时期，至少有一段时间和哈利法克斯男爵同居。事实上，这件事在当时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在《致史黛拉书》中，曾经有无数次提到凯瑟琳的名字，但是斯威夫特从来没有提到哈利法克斯与她一起出席社交场合，这或许是为了保护他与凯瑟琳之间的情谊，同时也是顾及与蒙塔古及牛顿之间的友谊。事实上，1711年的一封信中（那时凯瑟琳与哈利法克斯可能正在同居），斯威夫特竟然明确指出她是“我的近邻”，尽管他搬到莱斯特广场的圣马丁街仅不过两个星期，这是牛顿自1710年9月起的新地址。

    在能显示凯瑟琳和蒙塔古同居的资料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一封短简，那是在她爱人死后即刻写给她的舅父的。信上说：“我要知道您想要我在此地等候……还是想要我回家……听您话的外甥女和谦卑的仆人，凯·巴顿。”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些模糊不清。凯瑟琳是在她爱人的病榻旁写的信吗？而她所说的“回家”是指回圣马丁街的家，还是指蒙塔古在伦敦的哈利法克斯男爵府呢？

    有一些人将蒙塔古与凯瑟琳的婚外情进一步绘声绘色地发挥，说他们曾经秘密结婚，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各种利害关系都已经不存在之后，伦敦大学的第一位数学教授德·摩根写了一本书，叫做《牛顿：他的朋友和他的外甥女》，德·摩根从牛顿的一封信中看到有那么一行，就用它创造出一个八卦说法，表示那位大臣与当代大数学家的外甥女，曾经在上帝面前恳求批准了他俩的关系。

    这儿所指的牛顿那封信，是蒙塔古死后第四天，1715年5月23日寄达牛顿的远房亲戚约翰·牛顿爵士的手上，是牛顿因为缺席一场原定要参加的会议而写的致歉信。牛顿在信上说：“此刻我因失去我的哈利法克斯男爵而难过，且我与他的家人关系亲密，在他的葬礼之前我都不宜远行。”

    然而，牛顿与蒙塔古是大约35年的老朋友，他曾于早几年协助蒙塔古起草遗嘱，并得到这位前任大臣作为纪念的一点小遗赠，种种迹象皆足以表明他在信中的措辞中所透露出的一家人的味道。再说，当凯瑟琳于两年后宣誓成为康杜伊特太太时，她所签署的结婚证明书上也表明了她当时的身份为未婚。

    凯瑟琳与哈利法克斯男爵结过婚的说法，可以毫无疑虑地排除，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不是他法律上的妻子。当时所有知情的人都守口如瓶，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两人乃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哈利法克斯是不可能正式迎娶凯瑟琳的，尽管她是牛顿的外甥女，但毕竟只是乡村牧师的女儿，而哈利法克斯男爵则是备受尊崇的蒙塔古伯爵一世的儿子。到了哈利法克斯死后，真相仍然被掩盖，原因是牛顿不愿因这层关系而蒙受难堪。凯瑟琳方面也是一样，在她的舅舅去世之后依然保守过去的秘密，为的是维护家族的名声，以及她丈夫康杜伊特的名誉。

    牛顿对于这件事的经过必定曾经与闻，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善意传记作家为了写出圣人传，把这些不甚光彩的事情都扫到地毯下面，将棘手的问题和牛顿搞炼金术的怪事，用相同手法处理，也就是故意忽略，因为这些事会引起太多的难堪。因此，连令人尊敬的20世纪历史学家希尔也表示，牛顿未曾牵涉这件他的外甥女和他密友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说他“只不过从未注意到而已”。

    舅舅与外甥女之间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破坏。蒙塔古死后，凯瑟琳回到牛顿家住了一阵子，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即使牛顿不曾饶恕这件婚外情，为了种种原因，他也很可能一直容忍下来。

    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牛顿应该很重视婚姻的神圣，不过他以往也曾经数度放松他坚持信仰的态度。早一些日子正当他和卢卡斯斗争之际，就曾捍卫酒醉的工人；为了调查伪币案件让调查员报销酒馆中的账单；更早在剑桥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还曾经短暂沉迷于赌博和饮酒，但很快又恢复到斯巴达式的孤独生活。蒙塔古不但是牛顿最熟识、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还是促成他出任造币厂厂长的权势人物，而他当时正值丧妻，凯瑟琳又未婚，在足够的理由之下，牛顿对于自己的道德规范给予了相当的回转空间。

    曼纽尔在他充斥弗洛伊德观点的牛顿传记中指出，牛顿之所以容忍他的外甥女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那可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性欲需要。凯瑟琳是他母亲的外孙女，借由准许他的好朋友与她发生肉体关系，可看成是他恋母情结的代替，那是他自孩童时期遭受遗弃之后，一直深植于内心的潜意识。

    无论我们是否信服弗洛伊德心理学，这种兜圈子论述的可靠性，就算以最低标准来衡量都成问题。牛顿的孩童时代诚然受到痛苦煎熬，但是他对付这痛苦的方法是攫取权力和掌控他人，他在科学上的动力是求知欲，在他的眼中，知识就是权力。同样地在官场上，牛顿打压弱者以争取权力，驱使他成为一位成功的官僚。显然，牛顿可以为了他所追求的更高使命而调整内心的道德标准。

    主角越想保守秘密，谣言就传得越凶。英国最受尊重、最守规矩的数学家牛顿，他的外甥女与财政大臣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几乎在他们两个一见面就成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材料。谣言随着关系的延续越来越夸张，被各怀鬼胎的各方人士毫无顾忌地宣扬。

    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在哈利法克斯男爵去世前后，正与牛顿进行一场恶斗（详情见第十二章），他公开讥笑前财政大臣的遗嘱受益人。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如果传言属实，哈利法克斯的遗产值15万英镑的话，从中他赠与巴顿夫人（即牛顿爵士的外甥女）的5000英镑、一栋房子连土地，外加珠宝、银器、金钱和家具等，价值共达2万英镑，甚至超过，所有这些赠与，仅为了酬谢她‘出色的谈吐’。”

    甚至连伏尔泰，这位牛顿科学的伟大变节者，也忍不住加入嚼舌行列。他一方面跑遍欧洲大陆传播牛顿力学，另一方面却又散布牛顿的谣言。而宣扬苹果下落故事的人，正是这位伏尔泰先生。他也应该对一些狠毒又毫无依据的谣言负责，因为他居然说牛顿是因为蒙塔古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才取得造币厂的官位：我年轻的时候以为牛顿是因他伟大的功绩而获得财富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宫廷和伦敦市是因敬佩而任命他为造币厂总监的。非也，乃因伊萨克·牛顿有一位美貌的外甥女——康杜伊特夫人，她尽全力去讨好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爵士，若是没有一位美貌的外甥女，什么微积分、万有引力，统统都没用。这段叙述中，每一句话都是荒谬的。牛顿是被任命造币厂的厂长，不是总监，一直到1699年尼尔去世之后，他才继任为总监。牛顿与哈利法克斯男爵是有了十几年的友谊之后，才担任造币厂厂长的，而他们两人在17世纪90年代的初期，就一起为牛顿争取一个巩固的社会地位。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牛顿得到厂长的任命时，哈利法克斯和凯瑟琳绝对还未见过面。

    我们相信伏尔泰是被一本很没格调的书所误导的，那是专门影射真人实事的小说，名为《欧洲旧事》，是1710年面市的书，作者是一个极端的托利党人政治作家，叫做曼利（1663~1724）。曼利的父亲是一个保王党人，而她自己非常厌恶辉格党人的统治，尤其痛恨哈利法克斯。她写了一系列略微加以掩饰的指桑骂槐的书，受到大众的欢迎，说穿了，她只是把一些极端的怪念头伪装成故事罢了。

    她早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几位高贵男女的举止和秘史》，但书一出版她就被捕了，被控以诽谤罪且不准保释。后来获释之后，她继续写出这本更加讽刺性的《欧洲旧事》。最为伤害牛顿的，是曼利在她的新书中编造一个配角，使用一首哈利法克斯男爵的打油诗来嘲弄她书中主角的淫乱，甚至在索引中，还特别列明主角为“芭蒂卡——伊萨克·牛顿的外甥女”和“索吉亚——哈×法×斯男爵”。

    在书中较前面有一段描写芭蒂卡和索吉亚在一起饮酒作乐的情节，然后另有一位人物叙述索吉亚如何形容他对芭蒂卡的爱：

    “我的索吉亚爵爷，”我继续说，渐渐地靠近他，“我想，在这有如天堂般的幸福中，爵爷您不可能是她惟一的爱人，那会使妩媚的芭蒂卡受不了的。没有您在身旁，她能活一天吗？一小时吗？”“你说得我眼睛充满泪水，亲爱的伯爵，”这位英雄饮泣着说，“她是个叛徒，是个口是心非的婊子，但是我深深地爱着她，我已经为她挥霍了无数的金钱，并且还为她知名的父亲，谋得一个官职。”

    在另外一节里，曼利又利用非英雄人物的索吉亚，从他嘴里说出关于凯瑟琳更难听的话：她还另有盘算，并且越来越异想天开，她要我娶她，不然我就不能再拥有她。真的，“她一向是个骄傲的荡妇”……他告诉我的，如同把自己刺死一般的痛苦。他觉得她过于狡黠，决定不娶她。当然，真实的哈利法克斯绝对不是圣人，他喝酒、赌博、玩女人，并很容易就接受由职权带来的馈赠和欢乐。他与上议院大臣萨默斯，于1701年因渎职罪受到弹劾，不过后来又被宣判无罪。然而曼利把他描写成一个荒诞的卡通人物，那是为了政治而设计的。至于凯瑟琳的真正性格，却缺乏可据以准确分析的资料可查。如果斯威夫特的书信可以作为参考的话，那么她应当算是个时髦而且解放的女性，但是若指称她勾引哈利法克斯、利用他来达到目的，且她著名的舅舅也和她一样的话，那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言。

    另一则同样荒诞却也十分有趣的说法，指称牛顿于18世纪初和一位诺里斯夫人有过罗曼蒂克的关系。这种猜测起自一封求婚信，据说该文件是康杜伊特从牛顿的原稿抄录下来的。文件的顶端写着：“致诺里斯夫人的一封信的副本”，以及有另一种笔迹注着“由伊萨克·牛顿爵士致……的一封信”。这情况看起来是康杜伊特发现一封牛顿手写的求婚信，便将它抄录下来，但是旁加说明是写于牛顿之手的字，则是后来被神秘地加上去的。

    诺里斯夫人是牛顿的朋友，曾经做过几次寡妇。她的第三任丈夫诺里斯爵士牛顿在还是三一学院教授时即已认识，他于1702年去世。她就是本章前面牛顿给他的外甥女信中提到的那位“诺里斯夫人”。

    如果牛顿真向她求过婚，那么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没有其他证据留下，这是很奇怪的事。若牛顿的求婚是很明显地被拒绝的话，也很奇怪，因为当时的牛顿，是个既富有又著名的人物。这位世界闻名的数学家、后来的造币厂总监，与那位神秘的诺里斯夫人之间，会有些什么牵连呢？而一向行事低调的牛顿，又掩饰得了多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呢？我们只能百思不得其解了。

    六、政治权力下滑

    当这些罗曼蒂克的喜剧陆续演出的时候，牛顿的事业有了新的进展。事实上于1699年12月23日（牛顿57岁生日之前两天）尼尔去世之前，这位造币厂的厂长除了名衔之外，已经攫取了总监的全部权力与责任了，因此他要继任总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技术性问题。终于，牛顿得到了蒙塔古原来承诺他的年薪500英镑，此外他又可以赚取佣金，但佣金的计算是看造币厂能敲出多少个硬币为准。然而到了1700年的时候，钱币的需求量剧降。因此，很可笑的是，尼尔在总监任内无所事事捞进来的钱，比努力奉公的牛顿要多得多呢。

    同时，在伦敦塔城墙之外，政治情况也迅速在改变。有了新的造币厂总监身份的牛顿，逐渐清楚了自己在社会和政治上取得更高地位的野心。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代表剑桥大学竞选国会议员。1701年11月，牛顿再度获选进入国会，三个星期之后他辞去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务，切断了他一向珍惜的与学术界的联系。

    但牛顿又一次在威斯敏斯特这个地方毫无建树，显然他只把国会看成攫取更大社会影响力的工具而已。辉格党仍然执政，议员拥有的权力与尊崇带给他更多机会。在他担任第一任议员期间，英国那时还是传统国会的年代。他是一位受尊敬的学者，在大学里担任教授，而这次他已经是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除了骄人的工作成就之外，还有与权贵相交的关系及友谊。牛顿最大的资产仍是他不衰的学术声望，若加上小心经营的政治影响力，那么，建立一座无人能攻的跳台，并从那里跳到更高的权力之峰，也是指日可待的。

    至少，那是一个计划。可是十分不幸地，牛顿最新的政治进展受到了挫折，他的盟友威廉三世于1702年3月崩殂，继承王位的安妮却不认同辉格党的路线。牛顿向来对政治潮流保持警觉，立刻意识到这个变化可能对他的前途产生影响，甚至担心他造币厂的官位是否保得住。

    虽然牛顿在1700年12月23日担任总监一周年时与政府签订了协议，但他还是害怕他那突然变得不合时宜的政治观点可能使自己受到排挤。1702年5月，国会遭安妮女王解散，牛顿也就不再竞选连任，情愿采取较低的姿态应变。

    这可能是牛顿的政治行动中决断最精明的一次。安妮女王是一个固执的宗教传统主义者，在那次选举中，全部辉格派的领袖都落选了，这一点也不意外。一夜之间，托利党占据全部权力，以前曾是威廉最亲信的萨默斯，和曾任财政大臣的哈利法克斯男爵等重要人物，统统被逐到政治的荒野中（虽然哈利法克斯只是暂时丧失政治权力）。

    七、皇家学会会长

    1687年，牛顿曾将自己所著的《原理》一书献给英国皇家学会，当他迁居伦敦时，对此已忘得一干二净。在牛顿定居伦敦的最初几年里，皇家学会正处于低潮。17世纪70年代，学会会员曾一度达到200余人；而今，会员几乎不足100人。学会每次会议，几乎总是闲谈，毫无科学性可言，与40年前学会刚成立时，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1703年3月，胡克去世，这为牛顿当选皇家学会会长清除了障碍。11月30日圣安德鲁节这一天，他顺利地当选为皇家学会会长。

    牛顿当选会长后不到两年，安娜女王便亲临剑桥，授封他为爵士。于是，造币厂厂长、皇家学会会长——牛顿爵士成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牛顿对饰有纹章的外套很上心，表明他同样意识到自己已是非同寻常的人物了。早在他被选为学会会长的前一年，就由内勒为他绘制了一幅画像。而他一当选为会长，又由查尔斯·杰维斯再次为他绘制了一幅画像。如今，被授封为爵士的牛顿又分别由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和威廉·甘地为他绘制了两幅画像。

    牛顿当选为会长后，学会在12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可当时牛顿并没有参加。直到12月15日，他才出现在会场上，之后即执掌了帅印。他把在造币厂所表现的品质以及管理才能带到了皇家学会。

    牛顿非常清楚，学会当时的问题在于会议议题缺乏严肃的内容。于是，他就任会长后，便本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制定了一项“皇家学会建设规划”。该规划声称：“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尽可能地将其归结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定律——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法则，从而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有了这一目标的指导，学会便很容易确定两个乃至三四个擅长于哲学主要学科的专家，并给以他们一定的资助，而他们也一定会积极参加学会所召开的周会。接着，牛顿又确定了自然哲学的5门主要学科，为每门学科任命一名示范员，并给以一定的资助。这5门学科为：数学与力学；天文学与光学；动物学（按我们今天所称）；解剖学与生理学；植物学以及化学。他还明确指出，学会只任命那些在各门学科中享有盛名的学者。在实际操作中，牛顿建议延续学会成立时就有的一个设置——实验管理员，以保证每周的例会上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牛顿很快付诸于行动，让弗朗西斯·霍克斯比接替胡克。

    1703年12月15日，当牛顿主持第一次会议时，霍克斯比首次在皇家学会亮相，尽管他当时并不是学会会员，但他却在会上展示了自己新近改进的一台空气泵。之后，他接连出席学会召开的会议。几乎在每次周会上，他都向会员们展示如何使用他新改制的空气泵。2月，学会投票决定为他的努力向他支付2个几尼。7月，学会暑期休会，理事会又决定再次支付他5个几尼。就这样，整整10年，直至1713年霍克斯比去世，他一直为学会服务，为其所召开的会议提供了大量具有科学性的内容。虽然有牛顿的“规划”指示，但学会始终未曾授予他任何职位。每年，理事会都会投票支付他一笔经费，就这样，从1704到1705年，理事会共支付给他15英镑，此后有些年份，资助多达40英镑。

    1707年，牛顿又找到了一个示范员，让他暂时协助霍克斯比在学会会议方面的工作。就这样，詹姆斯·道格拉斯博士经常在会上进行解剖示范。同年7月，理事会提供了他10英镑资助金，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道格拉斯的这一安排未能固定下来；虽然他还是不断积极地参加各项会议，但他再也未能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任何资助。

    我们不能说牛顿被选为会长后，皇家学会的会议就突然之间变成了充满浓厚哲学气氛的深奥的讨论会。学会猎奇的胃口大得毫无止境，道格拉斯博士便趁解剖实验的间隙向会员们展示过“一只10天前产下的、没有嘴巴却营养良好的、活生生的小狗”。一周之后，他又将其头颅带来。1709年，“展示了从一头被宰杀的大母猪体内取出的四头连体小猪。亨特先生奉命奖励这头母猪3个半克朗，并把它们浸泡在酒精中保存起来”。对于那些永远会使严肃的科学讨论无一席之地的奇谈怪论，牛顿也毫不例外地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这次告诉会员们某人因喝白兰地而死，下次又告诉大家说一条狗因毒药而致死。在一次会议上，牛顿对学会的会员们说：“糠一旦受潮再加热之后一定会生虫，而这些虫子一定是从那些产在糠里的虫卵发育而来的。”不管怎么说，在牛顿担任会长期间，学会周会的质量在稳步提高。学会会员的人数从17世纪90年代的最低点开始不断地增长，在牛顿执掌政务期间，会员人数翻了一番多。学会的振兴当然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是牛顿极力倡导提高各种会议的水平，无疑是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原因。

    牛顿在致力于处理各种繁杂管理琐事的同时，还尽可能以有效的方式提醒皇家学会会员们时刻不要忘记学会的基本宗旨。1704年2月16日，牛顿以皇家学会会长的身份，给学会带来了他的第二部巨著——《光学》。

    牛顿当上皇家学会会长之后，与以前的一位老熟人——约翰·弗拉姆斯蒂德开始了不愉快的交往。牛顿刚刚当选后的几个月，也就是在1704年4月12日那一天，他去了格林威治，了解弗拉姆斯蒂德的观察进展情况。当弗拉姆斯蒂德将自己的观察结果给他看过之后，他便提议将这些资料呈送安娜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过目，以便获得将其发表的经济资助。根据牛顿后来的做法，对他的这次访问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仍在因自己未能研究出有关月球理论而耿耿于怀，并深信那正是由于弗拉姆斯蒂德的缘故造成的。于是，他决心好好利用一下自己作为皇家学会会长的职权，以便获得弗拉姆斯蒂德的观察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要对月球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一个完整的月球理论会为《原理》第二版锦上添花。因此，虽然弗拉姆斯蒂德心存戒心，但是牛顿在4月的这次出访中还是显得十分友善。临走时，他告诉弗拉姆斯蒂德说：“尽你的能力好好干吧！”后来，弗拉姆斯蒂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人一贯如此。”在弗拉姆斯蒂德这一番辛辣的评论之前，牛顿的仁慈之心就已充满了专横的怒火。

    同年秋天，经过初步的谈判，弗拉姆斯蒂德将自己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牛顿。11月上旬，他草拟了一份“估算”，罗列出将要出版的《英国天体史》所包括的内容。实际上，这份“估算”是弗拉姆斯蒂德在格林威治所获成就的一个客观的反映。写好之后，他将它交给了自己以前的一名助手，他的侄女婿——詹姆斯·霍奇森，让他拿给皇家学会会员们看，以作为自己所获成就的见证。任会长之职的牛顿赶紧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成功地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观察结果。在两周之后召开的年会上，学会将弗拉姆斯蒂德这部有待出版之书的页数估算送至亲王手中。亲王看后，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高度赞扬了这一做法。为了使事情办起来更顺利，学会马上召开会议，投票选举乔治亲王为皇家学会会员。于是，在12月之前，学会便收到了一封由亲王的秘书所致之函，“盼会长关注此事，有必要考虑将此有用之书尽快出版发行……”，在以后的10多年中，弗拉姆斯蒂德心中充满了难以言状的苦楚，但在临终之前，他还是成功地阻止了牛顿干预自己的事情。

    牛顿在皇家学会取得了各种成功，但有一次失败却让他久久感到不安，那就是出版有关弗拉姆斯蒂德观察结果的书《天体史》。乔治亲王于1708年去世，审核组委员会的成员们的职权随之中止，整个计划也不得不停止。两年来，出版之事没有任何进展，弗拉姆斯蒂德趁机按照自己的意愿最终完成了恒星的目录。牛顿与弗拉姆斯蒂德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交往。在弗拉姆斯蒂德看来，牛顿曾利用职权阻挠了一本将会使牛顿的声誉有所下降的著作的出版。而牛顿对此事的看法则与弗拉姆斯蒂德完全相反。最后，因弗拉姆斯蒂德不让牛顿看他所需要的观察结果而令牛顿大为恼火。事实上，牛顿当时非常需要那些资料，因为他正忙于出版《原理》第二版。1710年12月14日，在理事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巴斯诺特博士——前审核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安娜女王的私人医生——突然出示了一份授权令，其中，女王指定学会会长以及理事会为适合担任皇家天文台“常任视察员”的人选。“视察员”一词的用法得自于基督教教会，用来指由官方委派，对某一机构进行审查及监督，以防止或消灭该机构滥用职权或发生其他不正当行为。视察员既可以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受委派前去巡查，也可以对某一机构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因此“常任”这个词将天文台长期置于皇家学会的控制之下。但弗拉姆斯蒂德毫不怀疑授权令是牛顿一手策划的，目的是要将他和天文台全部置于会长的操纵之下。牛顿不断地利用该授权令以期达到这一目的，并且还超出授权令所规定的权限，对弗拉姆斯蒂德的账目表示怀疑。

    授权令生效伊始，1711年3月14日，阿巴斯诺特博士致函弗拉姆斯蒂德，告诉他说女王“命令”他完成《天体史》一书的出版工作。阿巴斯诺特还让弗拉姆斯蒂德交付那份主要在恒星的目录方面尚不完备的材料。弗拉姆斯蒂德并没有马上回复，他一定是早就暗中慎重地查明了事情的原委。根据5月中旬他给亚伯拉罕·夏普的信看来，他在3月25日就得知目录的印刷工作已经开始。同一天，他终于给阿巴斯诺特寄去了他早已写好的回信。在信中，他告知阿巴斯诺特，他对出版工作得以继续感到非常高兴，并告诉他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成了恒星目录。与此同时，他还说，“上帝良好的愿望（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我所有的工作，我毫不怀疑将会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引导他完成进一步的新发现。当他发现所观测到的行星位置与现有的表格相距甚远时，他又开始绘制新表格。他希望把这些表格绘制成功，并使该著作无愧于女王的资助，无愧于作为纪念亲王之物。他要求阿巴斯诺特与他面谈此事。此刻，弗拉姆斯蒂德收到一封愤怒的信，这封信不是阿巴斯诺特写的，而是出自牛顿之手。从该信可以看出，甚至在他们重新点燃这场战火的第一阶段，牛顿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弗拉姆斯蒂德先生：

    通过与阿巴斯诺特博士谈论关于如今正在印刷您的观察结果一书，我才知道他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已经给您写了信，因为那些观察数据对于完成恒星目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您却只给他回了一封闪烁其词的告状信。您知道亲王已指派5位绅士来审核书中内容是否适于在殿下的资助下出版发行，并确保适宜的内容得以出版。他们的职责仅仅是发行那些他们认为无愧于亲王声誉的内容，而您却按照您自己的意愿行事，给他们密封的材料，而您真正的观察结果却放在印刷所。之所以设天文台，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在格林威治的观察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目录，而您的职责就是提供观察到的数据。可是您寄送过来的却是不完整的目录，且多数恒星的观测数据也不完全。我听说印刷所目前由于目录不全而暂停印刷，所以您应该将您其余的目录交给阿巴斯诺特博士，至少将完成目录所欠缺的观察数据交给他，也好让印刷所继续开工。如果您有异议，或找借口进行不必要的拖延的话，那么这将被认为是间接地反抗女王陛下的旨意。希望您能迅速做出直截了当的答复，并希望您能服从安排。虽然弗拉姆斯蒂德显然是在拖延时间，但他在1710年写给夏普的信却表明那些新的行星表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虚假之作。

    《天体史》的出版是牛顿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事。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让人们了解了他的为人，而且也清楚地知道了他和英国科学界的关系。对于牛顿而言，他无法忍受不同意见。他年轻时就对众人所公认的权威，如胡克，不顾一切地进行挑战，到了晚年更是专横跋扈，这是他性格中不容忽视的一大缺陷。在弗拉姆斯蒂德这件事上，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牛顿居然因此而失去了他在英国科学界说一不二的领导地位。

    千万不要以为弗拉姆斯蒂德向牛顿在英国科学界的地位进行了挑战，谁也未曾对他的地位进行过挑战。他高高在上，仅凭他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本可获取比现在更为牢固的地位。但皇家学会每年的选举情况，却像这两次职位补缺一样难以如愿以偿。年复一年，很多人在竞选理事会成员资格时都比牛顿得票多。记录表明，1714年有50多人出席理事会，牛顿获得45票。1715年有49人出席理事会，牛顿获得35票。威廉·德勒姆以46票重新回到理事会。牛顿没有参加1716年的选举。1723年，也许由于牛顿年迈的缘故，在得以继续担任理事会成员的11人中，仅他一人得票少于前一年。年复一年，将近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成员投票反对他。当然，学会中大多数成员不是科学家，而且选举也不与候选人的科学成就挂钩。但通过这些选举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由于牛顿对学会独断专行，使他疏远了那些本来对他卓越的科学才干毫不怀疑的人。

    八、《光学》出版

    1703年11月30日那天，皇家学会终于停止了继续沉沦，当天的年度理事会改选中，牛顿先被选为理事，接着又当选为皇家学会的新主席。这是早该采取的行动，过去由于人为的阻碍而无法办到，如今挡路的石头已经不在，并且外界对牛顿的吸引力也渐渐消失，而且，尽管牛顿为数众多的敌人中仍有许多对此任命表示遗憾，但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皇家学会转枯为荣的一刻。假使选举当晚揭晓的是别人而不是牛顿，这个机构必定在10年之内完全解体。

    当自大和嗜权的性格发挥于正面时，牛顿表现出杰出的行政能力，而这使皇家学会得以获救。同时，因自己身为终身研究科学的模范，他几乎立刻就替学会立下此后的走向。

    1704年2月16日的《日志》中，有一则斯隆博士的报道：“主席把他的《光学》送给学会，哈雷先生将于细读之后向学会提出摘要报告。学会为主席的慷慨赠书及出版此书的意愿，敬表谢忱。”

    《光学》中讨论的材料大部分都以30多年前的讲义为基础，它远远偏离了那些由医学怪人所写的牛溺和变态的解剖学文章，这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光学》的编纂和出版皆由牛顿一个人处理，并没有大肆宣传，书的扉页上没有任何献词，既不奉献给学会，也不奉献给个人。不同于《原理》的是，牛顿是用英文而非拉丁文写成此书的，而且他极少使用数学。洛克于1704年去世前不久才读完此书，他告诉牛顿他把那三册都念完了，“十分高兴……能了解书中所述的每件事。”

    不过，第一版的《光学》是牛顿将他自17世纪70年代到离开剑桥大学之前写下的文稿经大量修改编成的。胡克在1672年对《光与色的理论》大肆攻击，使得牛顿30年来对此题目保持缄默，只是到了现在，胡克已经入土为安，而牛顿自己也担任学会的主席了，他终于有机会将这第二本巨著献给世人。

    纵然如此，牛顿依旧不愿公开承认拖延了他30多年的真正原因，只有在书的序言中用一段话写出最接近他心情的文字。他暗指由于那位才刚过世的同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他“为了避免继续在这个题材上争论，我一直拖延未将此书出版，若非今天许多朋友再三劝我，恐怕还会继续拖延下去。”

    就某种程度上而言，牛顿的确是受到朋友的鼓励才出版这本书的。格雷果里是知悉一些资料的人，而这些资料最终也成为该书内容的一部分。在该书出版之前两年，他记录下来一件事，说牛顿“曾经答应罗伯茨先生、法蒂奥先生、哈雷先生和我，出版他的积分学（计算曲线之下涵盖的面积）、光学论文以及他的二次方程曲线的论文。”即使如此，当牛顿决定出版此书之时，还是有两个理由使他对已有的文稿作出重大的删减和修改。

    第一，自从1684年他做了那组钟摆实验之后，即了解重力的作用不需要借以太才可发生效果，这点让他在光的理论中，摒除以太作为传播光线的介质。然而，在他那个时代，这是无法验证的假说。第二，也是该书定型的关键，牛顿想建立物质与力的统一场理论完全失败，为此他转而将1/4个世纪的光阴，花费在炼金炉边。

    原来的《光学》共有四册，最后的第四册原定把前面三册所介绍的光学现象、《原理》所讨论的力学理论和全部的已知自然力综合起来，成为统一的理论。牛顿于1687年到1696年间，没能成功创造综合了所有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全能理论，这意味着他的第四册只是提出假说，不具备可作验证的理论，这是他自己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正如他在新著的开头几页里所说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用假说来解释光的性质，而是用说理和实验，来证明我所指出的属于光的性质。”

    九、量子力学呼之欲出

    牛顿将炼金术、数学和物理学融会贯通起来，业已展现出万有引力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他无法解释万有引力运作的机制是什么。他预期《光学》第四册能够说明所有的自然现象，是如何以一些基本力场为基础互相作用，他在《原理》结论的片段中，提出来了发展方向：地球、太阳、月球和一颗颗的行星，这些庞大的个体如何彼此相吸，它们在远近不同距离下的吸引力、所依据的定律，以及这些物体的所有运动如何受重力的规范等疑问，我都已经在我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为读者一一给出满意的说明。如果大自然是最单纯且又完全一致的，她对大物体所遵行的方法，会和规范小物体（也包括光的粒子）时一样。牛顿那惊人的假说认为，规范较大尺度、宏观宇宙物体的力和定律，应该可以反映出次原子粒子（牛顿称为较小颗粒）、微观宇宙之力的行为，但那些论说和他的炼金术论文，以及大部分他对宗教及神秘主义的推测文稿一样，都是相同的命运，失传于世约达250年之久，只有一些由追随者保存的核心文件，留传了下来。1693年较晚时，牛顿为《光学》第四册写了一些资料，才写完就藏起来了，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1694年5月，格雷果里曾经到剑桥去拜访牛顿，只看到了那部巨著的前三册，不过，即使只有三册，他立即反应“如果将它发表，应可与《原理》媲美”。

    尽管《原理》是最重要的科学巨著之一，《光学》则因其普遍化、可以目见的题材，和较少难懂、令人不快的数学，也带给后来若干世纪至为深远的影响。

    它从解释反射和折射开始，接下来是彩虹和干涉的现象，以及镜子和棱镜的作用。这些全都以牛顿自1664年开始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为基础，并迅速扩大讨论范围，囊括了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重力现象、新陈代谢、感觉器官、眼球的功能，最后甚至还出现如大洪水和上帝创造宇宙等题外话。

    然而，不管牛顿有多大的决心绝不提纯属假说的论点，也不谈他尚未成功达成的统一场论梦想，牛顿还是不禁叙及一些他猜测出来的东西。在三册遗留下来的《光学》里头，他在一些不甚显著的地方加入了随意的判断，认为光和万有引力一样，有超距作用的力。在第二册（主要是讨论反射与折射）中，针对光可能是由看不见的粒子组成的观点，他提出了辩解：此一问题殆无他法可以解释，只能说光线的反射不是只受到反射物体上一个点的影响，而是受到该物体均匀扩散于整个表面的某种力，隔空作用于光线上。关于物体对光线可发生超距作用力的部分，将于此后证明。尽管还存有这些明显的失误，牛顿已经在全书的内容中小心谨守着戒条，只叙述可以验证的假设。但是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言，“我此时无法思考这些问题”，而决定在第四册中将所有问题集中起来，写成他称为“质疑”的部分。

    “质疑”的目的是方便他提出较为极端的看法，不至于将它们写成普通问题的形式，而致有遭受批评者嘲笑之虞。在第一版《光学》的附录中，他一共列举了16则质疑。第一则质疑中，他直奔会被许多人认为属于半秘术的论点：质疑一，物体能有超距作用，而此作用会使光线弯折吗？若是如此，此作用在距离最短时会最强吗？对于18世纪早期的人而言，这种观点可能令人觉得有些秘术的味道，可是在几乎整整两个世纪之后，恒星的重力效应使光线偏折的说法，已成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根据广义相对论，时空的扭曲造成光线沿曲线前进。

    接下来牛顿又问：质疑五，物体与光线不是互相作用的吗？也就是说物体以射出、反射、折射和偏射作用于光，而光则是加热于物体，以及使发热的部分产生振动而作用于物体吗？这种思想与量子力学（物理学的一支，专门讨论原子以下层次的物质与能量的关系）的基本观念相去不远。量子力学于20世纪之初开始发展，今天在次原子的层次中，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已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教义了。

    1905年，就在第一版《光学》出版之后约整整200年，爱因斯坦提出光电效应的理论，指出光线如何能影响原子内部的构造。光电效应也让我们认识到，物体所表现的颜色一部分是由物体内部的分子结构而决定的。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牛顿质疑“物体与光线不是互相作用的吗”是非常具有远见的。

    英文版《光学》发行两年之后，又发行了拉丁文版，在拉丁文版中牛顿有机会增加了一些质疑。除了增加了7则质疑之外，更在附录中增添3项推测。过了几年英文版第二版发行，这个版本有牛顿最后的一组8则新质疑。在这些新加入的资料中，最令人感到震撼，也是牛顿自己所能允许发表的最前卫预测，乃1706年出的拉丁文版中第31则质疑：物体内部的小粒子是不是具有某些力，凭借它们，物体可以有超距作用，不仅使得光线发生反射、折射和偏折，并且还会互相作用以致产生大部分的自然现象？犹如我们熟知的，物体因地心引力、磁力和电力而互相作用，这些例子显示出大自然的旨意和方法。除了上述之外，有更多的其他吸引力存在，是十分可能的。因为大自然是恒常不变且自我保持一致的。单独这一段就完整涵盖了牛顿的统一场论观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统一场论的理念，那就是将所有微观宇宙（通过量子力学的例证）和宏观宇宙（由相对论予以规范）的全部线索绑在一起。这是牛顿所说过的话中最接近于他的期望的，也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各种力的简单集合体，除了能说明重力现象之外，也对这个看得见的宇宙中的几乎所有物理现象负责。

    十、后世的赞誉与贬责

    《光学》一书的影响，超越了科学范围。博学的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在诗人的科学万神殿（他将历史上的智者组成一个虚拟社团）中，将牛顿放在首位，他说：看牛顿的眼睛正在闪烁，

    标示时代的巨轮走进最辉煌的周期；

    在大自然的景观中不断搜索，

    她潜隐着的原因与效应，

    都一一显耀出天赋的定律。诗人蒲柏也对牛顿将宇宙系统化的才智印象深刻，却担心人类下一步将走往何处。蒲柏在1733年发表他的《人论》，那时牛顿去世已经6年，他说有人认为牛顿代表人类的最高优越性，但他却认为在众神的眼中，牛顿仅比猿猴好些：至上的天神，他们最近看到。一个凡人将自然之律揭晓，赞美着如此智慧，尘世终于可求。

    一个牛顿的出现，犹如一只猿猴的露面。蒲柏反对牛顿主义纯粹是出于宗教的理由，他认为《原理》中的数学推演、《光学》中的实验说明及数十则的质疑属于纯理性主义，摧毁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和意义。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许多文艺作家和艺术家也都持有类似的观念。伯克利主教和柯勒律治两人都是反牛顿主义者，而威廉·布莱克则是牛顿死后的敌人中名声最大的一个。他在诗作《耶路撒冷》中写道：我看……人性已经沉睡不醒……

    因为培根和牛顿，纵然覆盖于阴郁的钢壳下，他们的恐怖犹如鞭笞阿尔比恩的铁器悬挂，我遥望欧洲各大学的校园里，见到洛克的纺车受牛顿的水车冲洗，染成悲惨的污黑织布，一圈圈地将每一个国家包住。我见到许多个巨轮无情地运行，被暴君的轮齿，一轮又一轮地推着不停。那是逼迫，那是胁从，不再像是伊甸园中，那里的一轮牵动一轮。

    在和谐与平静中自由地转动。然而，布莱克私底下也赞美牛顿在创造18世纪的“时代精神”中所担任的关键角色。他的诸多画作“牛顿”自从展出之后，招来了大量的批评，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在矛盾。在一幅画中，布莱克将牛顿画成藏在一块巨石里（应该是隐喻无法撼动的理性主义障碍），而另有一幅画描写的是这位科学家坐在海边。每一幅画里的牛顿手中都拿着一把圆规在量不明所以的尺度。另有一幅图，似是从《光学》第一册抽取出来的，画中的牛顿虽然被塑造成坚毅的形象，象征纯理性主义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他也被画成一副高贵，甚至美丽的模样，有人指出他脸孔的神韵极似布莱克自己年轻时的相貌。

    布莱克对教授古物很有兴趣，这从他的许多蚀刻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圣约瑟（亚利马太人）”，就被认为是受到斯蒂克利的《石柱群：复原不列颠德鲁伊特教派的庙宇》一书引发的灵感。最近替这位诗人写传的作者为他描绘出令人惊奇的熟悉面貌，这位作者说：“布莱克一生都信服远古的鬼魂信念，经常有意或无意地谈论古代的传说和密学的迷思，认为可以从那儿发现久已失去的真理。”

    于是，牛顿的个人世界不断地扩张，从僧侣般的剑桥学术生活，到活跃于伦敦社交圈的宴席上，跟随着他而至伦敦的巨大影响力，在对话已经静止、剪币者及君王的幻梦消退之后，仍继续存在至少两个世纪之久。牛顿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将自己转型，从被世人行将遗忘的边缘回过头来，全心全力投入新的生活。取出尘封已久的《光学》并加以重整，使他得到更高层次的尊敬和声誉，大步跨入第七个10年。面对前程，他未曾踌躇，他还要攀登数座大山，还有更多的历史等待他去创造。牛顿已经拥有他冀求的权力和影响力了，再往上升达到圣者的地位，显然已经无人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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